崇高礼赞 红色史记
你能想象吗？一位老先生，躯体残障，行动不便，却手持拐杖，重走长征路，亲身体味红军长征的“苦与累”。他知道，一次性走完长征全程难以实现，但他历时数年，分段分批、按计划前行，最终达成早年夙愿，并饱含泪水、汗水与心血，完成了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以此表达“对工农红军的最高礼赞”，“对长征精神的崇拜和诠释”！ 这部书，叫做《绝唱》。这位可敬的老者，就是憨仲先生。我花了很长时间，认真拜读一遍，心潮澎湃，并为憨仲先生之壮举与坚毅所感动，写下这篇读后感。
这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从字数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下了功夫的。通读全书，作者参观了那么多的红色博物馆、纪念馆，寻访了战场旧址、人物居所、重要会议会址，观摩了数不清的各类文物，走访了许多当年的参与者、见证者。可以想见，这是一件浩大而繁重的工程，需要充沛的时间和体力来完成，更不用说著书创作过程耗费的心血和精力。心中若无一份坚定信念，便难以支撑他完成这件事，更需要有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坚毅品格，才能完成这部著作。
长征，无疑是重大的题材，是各类文艺作品的首选。但人们对它的熟知程度也是很高的。如何表达，却是道难题。尤其是重走长征路，是后人对前辈壮举的追忆，容易形成按时间前后和路线顺序进行重复叙述。安排不好，就容易形成记流水账。
《绝唱》共九辑。前四辑，对红军的伟大诞生，星火燎原，战略转移，生死转折，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抵达陕北，这一史诗级壮举进行了集中表述。
后五辑，把红军成长和长征中的人物和事件，划分成不同的专题，分别进行记述。第五辑，长征战事，选取了长征中的大小十个典型的战斗或战役，予以展示。第六辑，不朽丰碑，通过对九个烈士陵园的祭拜，追忆和歌颂了长眠地下的英烈。第七辑，光昭日月，将那些可歌可泣的感人至深的典型英雄人物，作了深入地刻画。他们中有将帅，有普通战士，有夫妻，有群像。作者将视角，放在了参加长征的普通人中，人物虽然只有几个人，但他们的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我读懂了作者的用心，他想表达的是，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第八辑，叙述了包括界首、丙安等在内的十个古镇以及在古镇发生的红色故事。第九辑，专门记述了那个时代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浓。通过运送盐巴、缸中字条、铁锅和棉被、红军药房、彝海结盟、五块银元、苗家鱼宴等等故事，展示了红军在艰难困苦的绝境中，还能自律，坚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让沿途群众了解到工农红军，是代表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彰显出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描述了各地群众热情邀迎红军战士到家里歇脚，还架起火炉给红军取暖，煮饭给他们吃的故事。红色军队，通过这种严守纪律的实践，播下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洗去了历史的积怨，冲破了民族的隔阂，凝结成一种超越血缘的信任，谱写下红军和各族群众鱼水一家亲的美好乐章。展现了一幕幕军爱民、民拥军的浓情厚意。
作者这样安排内容，具有一定的专题性，显得巧妙而高级。全书在陈述事实，表达思想，抒发情怀的过程中，能相对集中，不重复、不罗嗦。这使得这部书有了超凡脱俗的品位。
对于长征这样的重大题材，写作时，易陷入宏大叙事的套路中，使文章浮于概念、标准说法等既成表达而流于形式。而《绝唱》则不然，而是从历史细节出发，还原史实，展示历史。不是粗线条的陈述事件，而是有血有肉，把红色洪流中的细流、漩涡、激流、浪涌、泥沙、砥石，作了详尽的描述。不重复史实，而是结合各类文物讲具体的细节和生动的故事，因此也就好看，耐看，可读性很高。
全书的内容，有会议，有战斗、战役、劳动，有人物，有生活，有军民情，有仇敌恨，有情感有思想。通过对各种红色文物，文件、建筑、雕像、水井、盐罐、衣物、村庄、城镇等的观察、追忆、解读，回忆历史，引述故事，生发联想，挖掘出事件的真相，描述出一个个生动的红军故事。如，作者一到湘西桑植，便听到了一首民谣，《扩红谣》：“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老百姓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情，以及对贺龙同志的高度信任。还有，写上里古镇的部队有专门的“錾字队”，战士们带着凿子和锤子，在石桥、石坊、石壁、石碑上刻红色标语，宣传抗日，号召穷苦人跟着红军走。红色的印痕无处不在。至今，上里镇还留有红军时期的标语。
这样的细节和故事，比比皆是。可以这样说，整部书，不是表述人们早已熟知的历史梗概，而像是用一根红线，串起了一个个精巧美丽、光彩照人、异彩纷呈的珍珠。由于有了细节，叙事充实而不空洞，内容鲜活、丰富、生动，这部书就有了红色历史的厚重感、严密逻辑的说服力和情深义重的感召力。
书中，作者的叙事脉络，始终是沿着两条线推进：作者的游览线，红军的长征线。长征线路是历史形成的、确定的，是作者重走长征路计划标定的总目标；作者的游览线随着不同时段的行走任务，跨地域，逆时空地变化、跳转，具有不确定性。两条线索相互交叉、重叠、平行，互相衬托、对比、印证。正如文章第二辑，“最远的起点”一节，引用了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下的那句判断——“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然后说“这个‘最远’，就是我此行的起点，也是九十年前红军长征的零公里。”然而，这两个起点，却不是作者行文的起点。历史与现实的来回跳转，空间时序上的前后变化，使得文章增加了变化，起伏跌宕，丰富而不单调，不让读者生厌。
这两条线，突出体现为边走边看，边忆边思。因此，分读每一章节，是游记，体现为先看景、进而看文物，再引出历史；或先叙述故事，再接近文物和红色遗址印证史实，进而生发联想，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统观全书，也是史记，通过现代人对长征的记叙，通过对一件件往事的追忆、对细节的描述、对传说的印证，进而还原史实，再现历史情境和人物，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史实感。
本书能从诸多细节中写出令人深信不疑的史实感，我觉得和作者对于这类题材的认识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我不禁要问：历史在哪里？它不在宏大的结论里，而在一个具体的村庄，一座复建的草棚，一块坐过的石头，一份泛黄的电文，和一代代人不懈追寻的目光之中”（会理记忆）。可以说，这部书，是作者关于历史在哪里的思考，在写作上的一个实践，或实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游记或散文集。
两条线都叙述得生动细致，一如本书注重细节的特点，生动、鲜活、不枯燥。如在第五辑长征战事中，讲到“独树”镇名的由来：相传在明代嘉靖年间，一场洪水冲毁了当时的“龙泉镇”，唯有一棵大树幸存，乡民攀附其上得以保命。为纪念这棵树并避讳“龙”与水的关系，后人便将镇名改为“独树镇”。讲得活灵活现。写遵义战役老鸦山反击战，红军猛烈地冲杀，骄狂一时的国民党中央军，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这些家伙远不如黔军跑得快、藏得好。丧魂落魄的敌人，漫山遍野乱窜：有的神情呆滞，惊魂未定；有的趴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作揖磕头，跪地求饶……俘虏实在太多，人手不够，连炊事员、司务长、伤员都上阵去抓。描写得如临现场。
憨仲先生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过相当多的著作，是一位写作大家。其文字功力之深厚，自不待言。通读全书，我能感受到力透纸背的功底。他的语言质朴、简洁，不做作，不矫情。不堆砌辞藻，不卖弄文采，摹状事物细致准确，表达思想深刻清晰，抒发情感自然动人。
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这次来南昌，是带着再次接受红色教育‘任务’来的。正赶上烈日炎炎的夏季当口，天气热得泼辣，也热得诚恳。阳光泼洒下来，像熔化的金汁，淌在中山路的梧桐叶上，又漏成满地斑驳的光影”（南昌起义）。这样的文字，你能感受到那种热，是熔金蚀铁的热，从里到外的热，直截了当的热。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却独特、形象、有力！
再来感受一段作者的内心活动：“手指抚过冰凉的石壁，‘霹雳一声暴动’几个字尤其含有力度，仿佛能触到当年安源矿井下的躁动、修水县城中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的猎猎声”（秋收暴动）。这种表达，首先是作者对事物的独到而深刻的体会，对历史事件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知，才能写出这样的想象与感受。
再看一段我随意撷取的一段景象描写：“早晨，车骑离开若尔盖县城，一路向东南，窗外的景致便渐渐在变化。先是无边的草原，那种苍茫的、让人想放声长啸的绿，慢慢地收拢起来，有了起伏，有了褶皱。等到看见了山，看见了密匝匝的冷杉林，空气里那股子干爽的凉意也滋润了些许”（勇克包座）。辞彩并不华丽，但是，“那种苍茫的、让人想放声长啸的绿”，的感受是独特的，让我记住并学到了！
人常说功夫在文外，我觉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好的文章，真的不在辞彩多么华丽，而在于你能把你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有深刻全面的认知和理解，有融情入理的共情和感受，再选用真挚、通晓的词语，流畅而自然地表达出来。读者看完，感受到了文字中涌动的情感、理解了作者独特的想法，知晓了文章叙述的事件，而忽略了作者所使用的字词，那才是为文之最高境界。如果某一篇文章，人们在阅读它时，只是被华丽辞彩所吸引，被诘屈聱牙的文字所磕绊，只见词句，不见文义和情感，那么，它就不是一篇成功的文章。
憨仲先生是文章高手。他的作品不但质量高，而且还多产。出版专著24部，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多部著作用三部曲来结集，如乡村三部曲、齐风三部曲、杖行三部曲，现在，我评写的《绝唱》，又是他红色三部曲之一。我没有和憨仲先生探讨过这个现象，只是冒昧揣度，这种三部曲结集做法，一是显示先生具有笃定一个目标，坚毅前行的品格。二是显示先生品位高、站位高，始终能高屋建瓴，纵观全局，形成宏大、系统、全面的视野，以开阔的思路，规划自己的写作。这种架构写作计划的习惯，应该是许多有志于写作的人学习的。
作者简介
高宪哲，内蒙古出生、成长，天津工作、退休。一直喜欢在工作之余，写点随笔、感想等东西。参与过多种有关写作教材、教参、专著的编撰工作，发表过多篇有关写作理论的文章及一些决策咨询方面的著作与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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