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一篇转文引发的回忆和追寻

      2026年9月19日傍晚，我的红友、原华北油田退休干部、河北省任丘市如磐红色展览馆馆长高玉辉同志，在《育德中学历史研究群》转发了一篇美篇文章，题目是《追寻七位红军干部到山西牺盟会及晋绥军任职的足迹》，作者是七位红军干部之一、原铁道兵师长、开国大校黄振荣的女儿黄黎女士。文章记述了她和原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开国少将孟庆山的三儿子孟速先生共同考证史料的经过，文中引用了薄一波同志回忆录的记载：“1937年初我经过北方局，向党中央要来陈玉堂、苏鲁、孟庆山、黄振荣、白书琪等十位红军干部”。

       黄黎女士的文章，引用了我写的人物传记《冀中抗日名将孟庆山》，讲述这七位红军干部由孟庆山带队，在延安接受中央领导谈话、领受任务，从延安出发，历尽艰险奔赴太原的经过，重点写了孟庆山从太原前往冀中敌后的传奇经历。

       我在2014年创作《冀中抗日名将孟庆山》的时候，还不清楚除孟庆山之外另外六位同志的姓名，文中只能笼统写“六名同志”。后来孟速先生和我微信交流，把他们考证出来的七位干部名单告知于我。2025年8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撰写发表了《冀中烽火：孟庆山的抗日传奇》，把七位红军干部的名字和他们各自的归宿写进了文章。

照片1：作者与华北油田退休干部、任丘市红色展览馆馆长高玉辉同志合影）

       孟庆山带到太原的六位红军干部，经史料考证分别是：李成芳、苏鲁、黄振荣（黄俊荣）、陈玉堂、白书棋（白树奇、白玉岐）、王维洲。

       这七位老红军里，有四位迎来全国解放，在1955年9月授衔时获得相应军衔：李成芳授中将军衔；孟庆山授少将军衔；苏鲁授少将军衔；黄振荣授大校军衔。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同志，均牺牲在了山西抗日战场，留下的史料记载不多。

 二、中断抗大学业，受命奔赴晋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危难时刻，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作出重要决策：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抽调一批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干部，奔赴华北敌后，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在加紧整编，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七月中下旬的一天，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找到孟庆山等七名学员，向他们传达中央的决定：“河北、山西很快就要被日军占领。党中央要派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去开辟敌后根据地。你们经过长征考验，又在抗大学习了理论，组织决定派你们前往山西、河北开展工作，明天到中央接受任务。”

（照片2：红军时期的孟庆山与战友合影，其中孟庆山胸前佩戴的怀表，则是他立功获得的奖品）

       七名学员听完十分激动，纷纷立正表示领受任务。当晚孟庆山辗转难眠，想到自己要回到家乡河北抗击日寇，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孟庆山一行人来到中央驻地窑洞，见到了毛泽东、李富春、博古等领导同志。毛主席把大家迎进窑洞，博古、李富春交代了中央的部署。毛泽东对他们讲：“现在全面抗战已经打响，中央派你们到敌后发动群众打游击战争，把学到的理论用到实际斗争当中，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七位同志认真聆听指示，内心倍感光荣。

       谈话结束之后，毛主席单独留下孟庆山，两人单独交谈大约半个小时。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孟庆山生前没有对外细说，但从他后来的行动可以判断，毛主席向他交代了前往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任务，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孟庆山后来跟家人讲，主席谈话语气很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照片3：油画，毛主席在延安窑洞接见孟庆山，面授机宜）

       离开中央驻地，他们又到中央军委接受具体工作指示。回到抗大，大家做好出行准备，拿到介绍信与委任状，简单化装。这七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干部：孟庆山、李成芳、苏鲁、黄振荣、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自此从延安出发，他们的命运，和华北敌后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潼关遇险，冲破阻碍抵达太原

      七人当中，孟庆山是带队负责人。孟庆山1906年生于河北蠡县孟家庄，出身贫苦，早年给地主扛活，在天津纱厂做苦工，受尽剥削压迫。1925年，因反抗资本家，他辗转北京，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到1930年，已经是第二十六路军副营长、手枪队队长。 

      1931年2月，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企图借内战消耗这支西北军杂牌部队。二十六路军官兵多是北方人，不愿意打内战，加上多次作战受挫，困守宁都孤城，军心浮动。1931年12月14日，在地下党组织策动下，爆发宁都起义，一万七千名官兵参加红军，孟庆山就在起义队伍当中。

       参加红军之后，孟庆山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作战勇猛，冲锋在前，多次负伤不下火线，先后担任副团长、团长、团参谋长等职务，后来进入红军大学学习。长征路上，他带伤坚持行军，凭着顽强意志，九死一生走完二万五千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同徐海东、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孟庆山任红十五军团75师224团参谋长，先后参加红军东征、西征战役，立下战功。

       七人告别延安，日夜兼程奔赴山西太原。走到陕西潼关时遭遇险情：三名同志上街采购物品，到黄昏也没有返回。

       孟庆山多方打听，得知三位同志被国民党警察局扣押。孟庆山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多方交涉，终于把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脱险之后，七个人继续赶路，最终抵达太原，见到北方局杨尚昆、薄一波、朱瑞等领导同志。

       除孟庆山以外，其余六位同志的任务是留在山西，在牺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开展武装工作。当时山西局势十分特殊，日寇大兵压境，阎锡山迫于形势，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名义归阎锡山管辖，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走共产党的路”。

   四、太原分兵，各赴抗日前线

       在太原，孟庆山一行和北方局、牺盟会接上组织关系，孟庆山向薄一波汇报中央派遣任务，薄一波向他们介绍山西敌我形势以及新军的现状。此时太原已经临近前线，日军沿同蒲铁路步步紧逼，城内气氛紧张。

       北方局按照中央指示，结合战局与每个人的经历特长做出分工：孟庆山独自东进冀中，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李成芳、苏鲁、黄振荣、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六人分配到山西新军各个部队，在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开展军事工作。

       相聚十分短暂，局势紧迫，七人就此分别，奔赴各自的战场。这一次分开之后，有些人再也没能相见。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同志，后来牺牲在山西抗日战场，没有留下完整的生平档案。

五、孟庆山闯过重重险境，点燃冀中抗日烽火

       北方局为孟庆山买好太原去往石家庄的火车票，孟庆山孤身一人奔赴河北。

       在太原开往石家庄的火车上，孟庆山意外遇到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当时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周恩来往返各地开展统战谈判；彭德怀在部队改编前夕，前往华北前线勘察地形，为八路军出师做准备。

       孟庆山见到首长内心十分激动，出于地下工作纪律，不敢主动上前。周恩来、彭德怀认出了他，叫警卫员把孟庆山叫过来。得知孟庆山要去冀中开辟根据地，两位首长在火车上给他作出重要指示。周恩来叮嘱，到冀中一定要依靠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德怀提醒，冀中平原无险可守，要坚持游击战，扎根群众，保存有生力量，不要和装备占优势的敌人硬拼。之后因为工作需要，孟庆山回到自己座位，两位首长在中途小站下车，彼此挥手告别。 

       孟庆山抵达石家庄，找到平汉线省委李菁玉，拿到联络暗号，继续乘车北上赶往保定，时间是1937年8月5日。 

      战火之下的保定城内人心大乱。孟庆山按照指示寻找保定地下党负责人刘秀峰，路上遇上国民党溃兵，差点遭到枪击。日军飞机空袭保定，溃兵四散逃跑，孟庆山躲过一劫。可惜刘秀峰已经转移，无处寻找，孟庆山只能按备用方案，坐船前往安新，去找保属特委书记张君。

       坐船途中，遇上溃散的国民党士兵，孟庆山的行李，包括一枚立功得来的怀表都被抢走。抵达安新县城，又被溃兵误认作日本密探抓起来，关押小屋，险些遇害，恰逢溃兵慌忙撤退，才侥幸脱险。

       历尽千难万险，孟庆山终于见到保属特委书记张君。特委开会，增补孟庆山为保属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之后他转移到群众基础好的安新县北冯村，开办了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来又辗转高阳、任丘、蠡县多地办班。训练班条件简陋，民房当教室，主要传授红军游击战的实战经验，前后培养两百多名游击骨干。这些学员撒到冀中各个县域，就地拉起抗日武装。以此为基础，河北游击军正式成立，孟庆山任司令员，这是冀中平原上我党第一支大规模抗日武装。

       孟庆山在冀中依靠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与战友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以至18年后在北京怀仁堂授勋主席台上，被毛主席叫住，当着众多中央领导和将帅们的面，称赞他“当年有十万大军啊”。

       1938年5月，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和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

（照片4:1938年中后期，孟庆山与黄敬、孙志远在一起）

       孟庆山是党的七大代表，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河北省军区武装部部长、石家庄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孟庆山担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照片5：1955年9月孟庆山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拍摄的标准照）

       孟庆山是第一、第二届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63年，孟庆山向中央军委提交离休申请报告，1964年军委批复同意离休。

       1969年2月17日，孟庆山在天津不幸病逝，享年63岁。

      六、山西六位战友的不同命运

       李成芳，1914年4月28日生，湖北麻城人，1984年1月2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是当年奔赴太原的七位红军战友之中，军衔最高、职务成就最为突出的开国中将。他出身贫苦农家，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红军高级政工指挥员，历任红四军第十师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后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百七十一团政治委员，是红四方面军的团级干部，跟随部队转战鄂豫皖、川陕两大苏区，历经多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长征抵达陕北之后，进入抗日红军大学深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成芳作为七名红军干部之一奔赴太原。遵照中共北方局安排，他留在山西，进入牺盟会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开展统战与建军工作，先后担任决死一纵队第三总队副总队长、纵队参谋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决死第一旅旅长。在太岳敌后根据地，他指挥部队开展游击作战，粉碎日军多次“扫荡”，领导著名的沁源围困战，长期坚持晋南敌后斗争，是山西新军当中军政兼备的骨干将领。

       解放战争时期，李成芳驰骋中原大地，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首任军长。跟随陈赓兵团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上党战役、临浮战役、吕梁战役、汾孝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之后率军南下，挺进两广，参与广东战役、粤桂边大迂回作战。陈赓大将曾评价他，是一位具备战略眼光的优秀指挥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成芳担任十四军军长，兼任滇西工委书记，扎根云南边疆，组织剿匪斗争，稳固西南边陲政权。1953年奉命入朝参战，出任志愿军第十五军代军长，指挥部队参加金城战役，在朝鲜战场抗击美军。1954年回国，任西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随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系统学习。1955年9月，全军首次授衔授勋，李成芳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照片6，1955年9月，李成芳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所照）

       此后他历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还兼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调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投身国防工业建设；晚年重返军队，出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被关押六年半，1973年恢复工作，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

       在当年一同从延安受命奔赴华北的七位战友之中，李成芳后来成长为大军区正职领导，军政生涯厚重，既带兵征战沙场，又执掌国防工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多个历史阶段，一身勋章见证他数十年浴血奋斗的历程。他文武兼备，能征善治，为民族独立、国家安定与国防建设奉献了毕生心血。

（照片7，1958年下，毛主席接见李成芳等武汉军区党代表）

      苏鲁，原名苏达余，湖南浏阳人，1902年生，独臂将军，满身战伤的传奇开国少将。1927年入党并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六军营长、代副团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奉派山西，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职，任团长、太岳一分区司令员，参加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中任副师长，在解放太原战役中触雷负伤，失去右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长治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初，组织计划安排他休养，苏鲁不愿离岗，主动要求降职，担任军械仓库库长。1955年授衔时，他虽为团级库长，凭借多年浴血奋战的革命功绩，被授予少将军衔。团职库长授少将，在开国授衔中十分少见，这是组织上对他长期革命奉献的最高肯定。同时，苏鲁还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后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6年12月在山西病逝，享年74岁。

（照片8，1955年9月，苏鲁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所照）

       黄振荣，1915年6月生于陕西长安（今西安市长安区）。他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12月随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曾任湘赣军区电台副台长、红六军团电台队队长，跟随部队经历苏区反“围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在王震麾下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七人小组之一，奉命奔赴山西太原，进入牺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担任军事教官，后任营长、团职干部，投身晋绥敌后抗日斗争，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关家垴战斗中身负重伤，一度被俘，后寻机脱险归队。抗战胜利奔赴东北，历任护路军大队长、团长，铁道兵团第四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全力抢修铁路，保障大军入关作战，在抢修山海关铁路枢纽中立大功一次。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铁道兵三师副师长、代师长，在敌机持续轰炸下抢修大同江大桥，构筑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再立大功，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之后，带队修建鹰厦铁路。

       1955年9月，黄振荣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三枚勋章，分别见证了他从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到敌后抗战、再到铁道兵南征北战的全部革命历程。

（照片9：开国大校黄振荣）

       按照组织安排，黄振荣听从王震将军号令，毅然脱下军装，奔赴冰封苦寒的北大荒，投身垦荒大业。1956年，他带领五人踏荒小组，踏着茫茫积雪深入完达山北荒原，实地勘察土地，选定八五二农场场址。之后率领七千多名转业官兵，在荒原安营扎寨，住帐篷、啃干粮，顶风雪、战严寒，抢修虎林至宝清的公路，打开垦区通道，出任八五二农场首任场长。踏荒跋涉之时，他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中冻伤双脚，十个脚趾冻掉九个，依旧坚守开荒一线。短短数年，他带领官兵开出数十万亩良田，后续还参与筹建八五三、八五五农场，昔日亘古荒原，逐步变成万顷粮田。

       以黄振荣的资历与战功，如果继续留在军队，不久之后很有机会晋升少将。但当祖国需要开发北大荒，他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放下战功与军衔，从带兵打仗的代师长，转为垦荒农场的场长。转入农垦系统之后不再保有军衔，他不计个人得失，把余生全部奉献给黑土地。枪林弹雨里他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荒原冻土上他是拓荒耕耘的先锋。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听从党的召唤、不忘初心为国奉献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是北大荒精神生动的写照。1968年，黄振荣含冤离世，年仅53岁，1979年平反昭雪，王震将军亲笔为他题写墓碑。 

       在当年从延安受命奔赴华北的七位红军干部之中，有四位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在1955年大授衔时成为开国将校；而另外三位——陈玉堂、白书棋（又名白树奇、白玉岐）、王维洲，却永远长眠在了山西的抗日战场上，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更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残酷，部队频繁转移，许多烈士的生平事迹未能完整留存下来。时至今日，关于这三位烈士的详细履历，公开史料中记载甚少，连他们的籍贯、出生年份、具体牺牲时间和地点，都难以一一考证。但有几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都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党中央派遣，随孟庆山一同奔赴太原，进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工作，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最终血洒三晋大地，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骨干随山西新军转战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山区，投身反“扫荡”、反围攻作战，在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里浴血拼杀。山西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日军持续发动残酷“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战场环境极为惨烈。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同志，就在这样的殊死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因战时部队多次整编、档案散失，他们牺牲时的具体职务已难以详考，但能够确定，他们都是新军里独当一面的中高级指挥员。

七位自延安一同奔赴华北的战友里，四人迎来新中国诞生，三位永远长眠于三晋黄土高原。他们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没能看见五星红旗升起，也无缘参加1955年授衔、佩戴勋章。他们以鲜血践行了奔赴前线时立下的誓言，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往事，不能忘记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烈士。尽管史料有限，生平细节难以尽数发掘，但他们的奉献永载三晋大地、镌刻在抗战史册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们是从延安播撒出去的抗日火种，是山西抗战的英雄，值得后人永远缅怀敬仰。

在加上最后一自然段，合成为：

在山西敌后艰苦的抗战岁月中，这六位红军骨干随山西新军转战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山区，投身反“扫荡”、反围攻作战，在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里浴血拼杀。山西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日军持续发动残酷“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战场环境极为惨烈。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同志，就在这样的殊死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因战时部队多次整编、档案散失，他们牺牲时的具体职务已难以详考，但能够确定，他们都是新军里独当一面的中高级指挥员。

七位自延安一同奔赴华北的战友里，四人迎来新中国诞生，三位永远长眠于三晋黄土高原。他们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没能看见五星红旗升起，也无缘参加1955年授衔、佩戴勋章。他们以鲜血践行了奔赴前线时立下的誓言，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往事，不能忘记陈玉堂、白书棋、王维洲三位烈士。尽管史料有限，生平细节难以尽数发掘，但他们的奉献永载三晋大地、镌刻在抗战史册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们是从延安播撒出去的抗日火种，是山西抗战的英雄，值得后人永远缅怀敬仰。 

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七位战友当年从延安出发的使命，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他们之中，有人功成之后依旧淡泊名利，转战国防、垦荒等不同岗位；有人埋骨三晋，没能亲眼见证胜利。无论建功立业，还是血染沙场，他们都听从党的召唤，把生命献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回望这段冀晋大地的抗战往事，我们应当铭记这七位老红军的名字，传承他们不畏艰险、不计得失的革命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七位战友当年从延安出发的使命，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他们之中，有人功成之后依旧淡泊名利，转战国防、垦荒等不同岗位；有人埋骨三晋，没能亲眼见证胜利。无论建功立业，还是血染沙场，他们都听从党的召唤，把生命献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回望这段冀晋大地的抗战往事，我们应当铭记这七位老红军的名字，传承他们不畏艰险、不计得失的革命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