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现代意义——兼评彭宇案、韩杰案/行知山人

摘要

北宋嘉祐二年，苏轼应试名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核心主张，阐发“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的治世要义：法律划定刚性底线，仁厚哀矜为本心，赏罚惩戒的终极归宿并非报复责罚，而是教化引导、保全人性，予人改过迁善之机。这篇千年策论并未随时代尘封，依旧是观照当代司法的明镜。以彭宇案、抚州韩杰医疗案为样本，可窥见现代法治在严守法度与秉持仁厚之间艰难的价值权衡。

苏轼有言：“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其意是：当一件事处在可罚、可不罚的边界，贸然施以惩戒，便是逾越道义；若长久拘泥于刻板条文，缺失审慎悲悯，司法便容易滑向苛酷。

一、彭宇案：证据存疑之际，抛弃“罚疑从去”的仁厚底色

彭宇案长久萦绕于公众舆论，争议焦点不在于事后对碰撞事实的回溯考证，而在于一审裁判的推导逻辑。案件原始笔录灭失、直接证据残缺，证据链条本就存有重大缺口，裁判却依托所谓“日常生活常理”推演：若非肇事者，何以主动搀扶老人、送医垫付？

将见义勇为的善意之举，直接视作存有过错的旁证，以世俗猜忌代替严谨举证，动摇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根基。

依照苏轼“罚疑从去”的思想内核：事实真伪难明之时，不宜轻易归责定过。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告主张人身遭受侵害，举证不能，裁判便不可依靠主观臆测，将风险转嫁于施救一方。本案虽不属于刑事案件，不直接适用疑罪从无，却与“罪疑惟轻”精神一脉相承：事实朦胧暧昧之时，司法理应守护社会善意，绝不能让伸出援手的善人背负无妄代价。

此案留下最为深远的社会创伤，是重创大众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意愿。普通民众由判决生出朴素的惶恐：好心帮扶路人，竟可能招致赔偿追责。这正是苏轼所警示的“过乎义”——死守形式推演，忘却司法引领世道人心的职能。法条固然冰冷刚性，裁判却必须守护世间良善。后世各地陆续出台“好人法”，为见义勇为免除无端责任，正是吸取本案教训，向着忠厚仁道价值的回拨与纠偏。

赏罚的影响从来不局限于当事人本身，更在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风向。一次司法裁断，既是了结一桩纠纷，更是向全社会树立道德标杆。彭宇案一审之憾，正是价值导向背离忠厚初心。

二、韩杰案：医疗过失的边界辨析，厘清无心疏漏与严重不负责任

抚州韩杰案患儿离世，是令人扼腕的人间悲剧。医疗鉴定明确本案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存在漏诊过错，民事赔偿已然履行完毕。舆论与行业争论的核心在于：诊疗链条多人交接、层层疏漏的背景之下，单独将首诊医生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严重不负责任”，判处实刑，在整个医疗行业激起巨大震荡。

这恰好印证苏轼“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的辩证智慧：医疗规章、诊疗准则理当严谨严苛，此为立法贵严；但是追究刑责之时，务必要审慎研判主观心态，细致区分无心疏漏和漠视生命的故意放任，便是责人贵宽。

医疗天然裹挟不确定性，急诊病情瞬息万变，医者始终受制于认知局限、客观条件。医疗过错本就分层：民事层面过失、行政层面违规、刑事层面的严重不负责任，三者之间应当存有清晰、不可逾越的鸿沟。倘若唯结果论，只要出现死亡的不良结局，便径直启动刑事追责，就会落入结果归责的泥潭：只看结局惨烈与否，不问缘由动机，重惩戒而轻体恤审慎，法度虽严，悲悯之心荡然无存。

苏轼谈及上古圣王惩戒过失，宗旨是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惩戒意在警示纠偏，教人悔改向善，绝非单纯宣泄追责。倘若临床细微疏漏动辄触碰刑事红线，会催生防御性医疗：医者畏责自保，回避危重、高风险病患，救治之时瞻前顾后，不敢放手施治。

相较彭宇案仅仅挫伤民间路人相助的善意，韩杰案判决带来的深远危害，烈度犹有过之。

彭宇一案，动摇的只是普通人路见援手的勇气；而韩杰案冲击的，是整个医疗卫生行业赖以存续的执业安全感。一旦唯结果追责的逻辑形成先例，广大医者心中悬起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刑责之剑，防御性医疗便会大行其道。这是一枚终会折返的回旋镖，终将落到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人世浮沉，没有人可以终生无病、永不求医。当医者人人自危、施治畏首畏尾，整个社会的医疗救治生态随之收紧，最后承担代价的，正是千千万万日后需要就医的普通人。

司法需要平衡患者权益保障与医者正常行医空间，审慎把控刑事追责门槛，这便是忠厚精神在当代医疗司法当中的应有之义。

三、两案共同镜鉴：现代法治，法度框架之内长存忠厚悲悯

时常有人发问：今日的司法裁判，还需不需要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份宽仁审慎？

首先应当厘清：现代法治体系，和古代儒家德治不能等同。古时的仁厚，仰仗执政者个体德行；今天的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分层归责，已经固化为制度准则，依托整套法律体系保障，不依附裁判者个人好恶。但是苏轼流传千年的内核历久弥新：法律的威严，从来不来自重罚苛责，而来自慎刑慎罚。

法律承载两层使命：第一是划定底线，惩奸止恶；第二是护持良善，引导世风。

彭宇案留下的教训：证据存疑，不可揣测加害善意；

韩杰案带来的反思：不可唯结果追责，不能将民事过失随意升格为刑事犯罪。

苏轼所言“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绝非纵容过错、免除责任，而是敬畏事实、敬畏每一个个体。有错必当追责，存疑理应宽宥；过失可以惩戒，善意不可苛责；责任应当厘清，无心之失当和恶意犯罪严格区分。

结语

法度为骨，忠厚为魂。

品读《刑赏忠厚之至论》，于当代司法最大启迪，绝非抛开规则一味宽纵姑息，而是要求裁判者在援引法条之时，常怀哀矜审慎。严定法律之规，宽待人情之失；不冤枉无辜，不苛责良善。

慎刑不是松弛法律，忠厚不是消解规则，二者相辅相成，方为良法善治。法度构筑社会的骨架，仁厚赋予法治温度。唯有严守规则而不失悲悯，我们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整个社会才能够保有源源不断向善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