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贵人”
——重读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编辑》
张兴源
窗外的世界安静得不像话。
2020年初夏，延河两岸本该是人来人往、车辆塞道时节，此刻却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衬得这片黄土高原的小城愈发空旷。疫情把所有人都关进了“家”的笼子里，我这个向来喜静的人，倒也没觉得日子难熬——我的藏书，足够让我读上几辈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季节，我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买了许久却迟迟未能细读的《天才的编辑》——一部由美国传记作家司各特·伯格撰写的编辑家的著名传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很朴素，直译过来就是“麦克斯·珀金斯：天才的编辑”。译者在书名后加了一个副标题：“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老实讲，正是这个副标题最终打动了我，使我下定决心要将这本厚达六百多页的传记认真读完。“一个文学时代”——这是一个多么宏大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字眼啊！我们这些以笔为生的人，谁不曾在心底无数次想象过自己所能亲历的那个“文学的时代”呢？
一
那是一段传奇到近乎离奇的故事。
美国现代出版史上，几乎没有比麦克斯·珀金斯更具传奇色彩、更像谜一般的人物了。在他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珀金斯致力于寻找时代新声、培养青年作者，单枪匹马地挑战几代人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一场绝决的革命，并重新定义了“编辑”这一职业的意义。正是他，发现了美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量级作家，他们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等，他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菲茨杰拉德称珀金斯为“我们共同的父亲”，海明威把《老人与海》题献给他，以表敬意。他是作者们“矢志不渝的朋友”，他将天赋贡献给作者，与他们共渡难关，推动他们的写作事业，激励他们写出下一部好的和更好的作品。
说实话，看到这些描述时，我端着杯子的手有些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激动于珀金斯那些难以企及的光环，而是我在他那份近乎赤诚的信条中，看到了一份亲切——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一个有职业操守的文学编辑，从他着手编辑第一部文学作品起，就应当自觉地立在作者的阴影里，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去抢夺别人田地里的收成。这一点，我在自己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是有切身体会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编辑——有的编辑懂得尊重作者的灵魂，有的却恨不得把你作品的每一页都贴上他自己的标签。区别全在于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道理：他是否真的把书看作是作者的。在这个意义上，珀金斯无疑是真正的大师，也是真正的君子。
美国著名小说家、《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他的长篇杰作便是在珀金斯的辛勤耕耘下才得以最终问世的。珀金斯第一次看到沃尔夫的手稿时，对方送来的是一个多达数千页、近三十三万字的庞然大物。那时候的沃尔夫还是文学圈的无名之辈，脾气暴躁，神经质，充满了自我怀疑和燃烧的野心。别的出版社都拒绝了他。只有珀金斯，在这堆庞杂而混乱的文字中，隐约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的可能。他花了一整个夏天来读这部手稿。要知道，珀金斯读稿是出了名的认真——他每天乘火车上下班的路上在读，深夜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在读，周末回到康涅狄格州的家中陪伴五个女儿时，也在一刻不停地读。更难得的是，他不仅要读，他还要判断：哪些段落必须保留，哪些部分必须删削，哪些人物必须前置，哪些情节必须重新梳理。珀金斯以他精准的文学直觉和非凡的编辑智慧，硬生生把一部被很多人断言“无法出版”的庞杂手稿，改造成了一部后来照亮整个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璀璨经典。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文字的长跑中相互缠绕，一个咆哮如暴雨中奔腾的洪水，一个沉静如洪水退去后安然倒映着天空的湖面。这大概就是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编辑与作者关系的极其动人的写照了。
还有海明威。珀金斯帮助这位脾气暴躁的硬汉作家修改稿子里那些满篇的粗口，永远耐心地等待海明威一拖再拖的手稿。他甚至还帮助海明威做“心理建设”，使这位在文字里强悍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男人中的男人”，得以更有勇气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败和挑战。《太阳照常升起》初稿曾被珀金斯判定为“无法出版”，可正是在他和菲茨杰拉德的共同帮助下，这部小说最终奠定了海明威“迷惘的一代”代言人的不朽地位。海明威从此成了海明威，成了无数后来者仰望的那座山峰。
而那个写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呢？
珀金斯一生都在帮他解决各种金钱上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借钱给他，劝他戒酒，在他写作最困难的时刻给予他最坚定的支撑。菲茨杰拉德的才华无人能及，但他的脆弱也无人能及——在成名之后，他的创作陷入了长期的困顿，债务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珀金斯从未放弃过他，即便菲茨杰拉德常常拖欠稿件，即便他的作品销量大不如前。珀金斯总是愿意给他机会，相信他还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种近乎父亲般的信任和坚守，成全了菲茨杰拉德晚年的《夜色温柔》，也在某种意义上，支撑着他走完了自己短暂而灿烂的一生。
二
读到这些段落时，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我的祖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珀金斯这样杰出的编辑家其实也并非绝无仅有。叶圣陶说他一生的职业就是编辑。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他便发表了茅盾的小说处女作《幻灭》。大革命落潮，热血青年沈雁冰陷于困顿之中，叶圣陶听沈雁冰讲述了自己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便鼓励他写成小说，于是便有了《幻灭》的上半部。叶圣陶迫不及待地将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并给沈雁冰改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笔名——“矛盾”改为“茅盾”。这“一笔之改”，改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响彻中国文坛的笔名，更是一个伟大作家何其珍贵的起点。戴望舒的《雨巷》收入其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里，其实此诗最早也是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的。叶圣陶看到戴望舒寄来的诗稿后，击节叹赏说此诗为新诗的音节开了新纪元，戴望舒从此有了“雨巷诗人”的桂冠。一位编辑的慧眼和一句坦诚的激赏，托起了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永不磨灭的经典。
巴金一生把生命的许多时光放在做编辑上。上世纪三十年代做《文学季刊》编委时，他从积稿中发现了曹禺的《雷雨》，第一个主张发表，还做了具体的校对工作，并于一九三四年第一卷第三期上破例一次性全文刊载。之后，曹禺的戏剧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的单行本也都由巴金列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出版。作家萧乾曾说：“如果不是巴金做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这“一段时日”是多少年？谁也说不清楚。但中国戏剧史或许会因为这段“时日”的延迟，而失去一个差可与易卜生、奥尼尔比肩而立的世界级戏剧家。
赵家璧的编辑成就主要体现在两套书上。一套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十集，一套是“一角丛书”共八十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三五年出版，是赵家璧编辑生涯的巅峰之作。这套书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果展示，此前在中国尚无先例。具体编选作者也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鲁迅编辑一部短篇小说集，阿英编史料集，郁达夫、周作人各编选一部散文集等等，蔡元培亲笔为之写总序。这是一套至今仍被学界和出版界奉为圭臬的文化典范。一个编辑，终其一生能策划出一套这样的“大系”，便足以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功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史上，江晓天是不能不提的名字。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之后，带领编辑团队编辑出版了“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有一次得知柳青为了深入生活而去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蹲点，他敏感地立刻派出青年编辑黄伊，风尘仆仆，长途跋涉去找柳青签订未来小说的出版合同。柳青见有青年编辑如此诚意而来，十分感动，从此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长篇史诗诞生的坚实基础。这就是《创业史》写作与出版的真实起点。
我的四卷本选集《张兴源诗选》《张兴源散文选》《张兴源报告文学选》《张兴源通讯特写选》的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室主任朱媛美，也是一位编辑英才。她关于我的《张兴源散文选》所发出的“好文笔”、“写的太好了”，尤其是那句“《张兴源诗选》就是一部诗体的《平凡的世界》”，不啻为炸向出版界的一声惊雷。
中外文学史上像珀金斯这样杰出的编辑家，虽说不是很多，但也都在各自的文学土壤上埋下了无法抹灭的荣光。叶圣陶、巴金、赵家璧，他们的编辑之路走得艰难而执着，他们的编辑成就，足以照亮一个民族的文学记忆。倘若将珀金斯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来审视，我想他定会与这些中国的杰出编辑们有着惺惺相惜的深厚共鸣。
他们，都是作家命中的贵人。
三
想一想吧！倘若没有珀金斯，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恐怕至今还埋没在无人问津的稿件堆里；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和《时间与河流》，恐怕也早已散失在潮水般涌来的岁月尘埃中；海明威能不能找到他最合适的出版人，能不能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后写出《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恐怕也要打上一个不小不大的问号。幸运的是，这些假设都不需要成立，因为他们都遇上了珀金斯——一个用沉默守护天才、用信念托举文学的伟大编辑。珀金斯“像父亲一样帮助他的‘叛逆的孩子’”，这种父辈般的胸怀与无保留的扶持，是任何一位作家在孤独前行中都最渴望得到的馈赠。
那么，编辑和作家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这些年我写了数百篇各类作品，也和不少编辑打过交道。说实话，好的编辑比好的作家更难遇到。这就好比登山——大多数人只看到山顶上那几个人影，却看不到山腰里默默帮助运粮、搭桥、指路的向导。作家是走到山巅挥舞红旗的那个人，而编辑往往就是那个在风雪中为你护住火种的向导。一位作家可能写出了足以传世的作品，但倘若没有一位好的编辑以他的精诚和敏感去发现、去完善、去鼎力助推，这部作品或许会丧失好几个关键的闪光点，甚至可能根本就无从走进读者的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位作家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能够遇到一位好的编辑，简直就是上天的赐予。甚至可以说，一份伟大的编辑和作家之间的默契，有时候比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还要来得珍贵。因为他们共同孕育的，不是几个人的幸福，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文学记忆。
我当然不是在贬低作家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说到底，好的作品终究是作家用命换来的。但一位好的编辑会在这个“换命”的过程中，陪着作家一同走完那条艰难的求索之路。这对一个编辑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危险的共情——你要设身处地地感受作家的悲喜，却又不能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作家；你要有超越常人的文学直觉，又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书是属于作者的。这种克制的美德，在越来越喧嚣的今天，几乎成了一种精神的奢侈。
正如珀金斯自己所说的那样：编辑要力争当无名氏。终其一生，珀金斯都在避免站在聚光灯下，从不轻易公开谈论自己发掘托马斯·沃尔夫、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名家的光辉过程。严于律己到苛刻的地步，他不洋洋自得，也不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但这当然不是说编辑不重要——恰恰相反，珀金斯认为一个好编辑非常重要，只是重要归重要，应该寂寂无名。寂寂无名的重要人物，这个“隐者”的身份，显然让珀金斯颇为自得，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很出色，要是没有他，就肯定没有沃尔夫，没有《天使，望故乡》。
我想到自己在延安日报社做了近二十年的编辑记者，经手编发了多少稿件，到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始终有那么一些作者愿意把稿子交给我，愿意信任我，愿意在我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认认真真地一遍又一遍去打磨。这种信任的建立殊为不易，它不像银行转账那样能够日清月结，它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是无数个深夜的电话沟通，是无数封来来回回的邮件，是一次又一次坦诚以待、不敷衍、不应付。说到底，一个编辑能让作者信任你什么？无非是信任你的判断，信任你的诚意，信任你是真的在为他好、为他的作品好，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这让我想起作家忽培元在评价我的写作时说的一番话——他说我的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他全部作品始终”。我想，一个编辑如果也能有这样一条贯穿他全部编辑生涯的“河流”，大概也就能赢得他的作者的信任了。
四
回到这本《天才的编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纽约时报》称它为“一部可读性极高的文学史”。《出版人周刊》说它“对于写作者和编辑们来说，是一个蕴藏真知灼见的富矿”。《休斯顿邮报》评价道：“几乎每一页都有精彩的故事。”我完全同意这些褒奖之辞——不，我觉得这些评价仍然无法完全涵盖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它写的不仅是一个编辑的一生，它写的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那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整个欧美社会陷入了普遍的迷茫和困惑。海明威称之为“迷惘的一代”，这个词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标签。但是，就在这样一种迷茫困惑的精神氛围中，珀金斯以一个编辑的身份，硬是把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这群青年才俊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让他们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最坚实的基石。菲茨杰拉德写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海明威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沃尔夫写出了《天使，望故乡》——这些作品的诞生，几乎都和珀金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以说，珀金斯参与了美国“迷惘的一代”文学群的构建，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珀金斯，“迷惘的一代”在文学史上的高光时刻可能会大打折扣。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珀金斯是那一个时代的“幕后主宰”。我所强调的是：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可以成为文学史发展的舵手，在一个时代的文学版图上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珀金斯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坚韧的信念、那种令人折服的眼光，足以让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作家都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父亲，当作黑暗隧道尽头那束召唤他们不断前行的光。这大概就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传记能够带给人的震撼和感动——你不是在读一个人的生平，你是在读一个时代的诗篇，在读一群人如何用文字对抗虚无、用信念穿越黑暗。
当然，这种文学史“舵手”的角色，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很难想象了。如今我们判定一本书能否出版，往往要经过一整套精密的计算公式：市场预期如何？潜在读者群在哪里？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在这样的精算面前，那种“单枪匹马挑战陈旧的文学品位”的个人英雄主义编辑方式，似乎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珀金斯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在那样一个公式不存在的时代，他用个人的眼光和胆识，搏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是光辉灿烂的一页。这种“以命相搏”的勇气和决心，这种不计报酬、不避风险的文学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辈心怀敬意。
五
这个让我浮想联翩的初夏，窗外依然是安静的。延河的水声听不见了，延安城里的嘈杂也暂时暗哑了，整个世界似乎都慢了下来。就在这样的静谧中，我在我的“十二万卷楼”里重读这本《天才的编辑》，仿佛穿梭在一幕幕可以触摸的文学现场。珀金斯就像一位洞悉天机的不朽工匠，在沃尔夫堆成小山的稿纸矿渣中寻找着属于文学的黄金，在海明威激烈的言辞中捕捉着属于时代的灵魂节拍，在菲茨杰拉德的困顿落魄中守护着他不死的文学野心。他从不要求签名，从不抢功，从不认为自己应该站在聚光灯下。他一生唯一的信条，就是“书属于作者”。
今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写作四十余年，经手编发的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为数也不少。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在漫漫长夜里独自摸索，内心是多么需要一双专业而真诚的眼睛。一双能在你写得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有足够的耐心陪着你一遍又一遍修改的眼睛；一双能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用一句恰到好处的话把你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的眼睛。珀金斯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安心的人——他可能是美国出版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编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笨拙地忠于自己的岗位、忠于自己的作者、忠于自己时代的人。这种赤诚的坚守和隐忍的信念，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是一种无言的感动。
这本《天才的编辑》在中国读书界恐怕还是陌生面孔。但任何书、任何人，都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我以一个写作者和编辑者的切身感受，但愿我的这篇读后感，能够为中国读书界认识这位“天才的编辑”起到哪怕一点点微小的作用。也希望我们的文坛能够涌现出更多像珀金斯一样的优秀编辑家——他们可能寂寂无名，他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畅销书榜上，但正是他们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撑起了文学的星空。
若是没有这些默默陪伴我们写作的人，许多伟大的作品或许就像深埋在地下的树根，永远无法探出它们骄傲的枝叶。
在这片古老而深情的黄土高原上，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着所有与文字相伴而行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贵人。也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那道光，成为别人在黑暗中可以信赖的人。
2020年5月上旬完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2026年9月22日下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