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赏月
金阿根
自从搬到南门江畔的安置房，幢与幢的间隔大了，中秋节的晚上，我便站在阳台上赏月，眺望中天那一轮明月，心情豁然开朗，脑子里便涌出断断续续赏月的往事。
如今的城市商品住宅，房子越建越高，间距越来越小，而住户的阳台大多装了不锈钢防盗窗，很难看到天上完整的月亮。前些年我还住在北干二苑时，在八月十五这天晚上，家里阳台看不到月亮，只得到山北河畔等待月亮升起。天空朦朦胧胧的，就是不见月亮升起。时间显示七点二十分了，仿佛失落了什么，我只得怏怏而归。儿女和孙辈上午来家，中饭后各奔东西，我们夫妻俩也没了兴趣，一盒新鲜的榨菜月饼散发着香气，也任它凉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是打开电视机，看看电视台的中秋文艺晚会。
记得小时候，每当中秋节，乡下人家家户户都会举行祭月仪式。那时生活虽然普遍贫穷，但传统节日十分受重视。每当这天父亲一大早去县城，买回不少东西，母亲在家杀鸡宰鸭，晚餐摆满了八仙桌，家人和亲戚坐在各自的位置上，高高兴兴地喝酒吃饭。当圆圆的月亮升起，月光照在门前的道地上，父亲便搬出小桌子放在门口，把红菱、梨、西瓜、月饼摆在供桌上，还放上米饭酒水，点上香烛，恭恭敬敬祭拜月亮婆婆，保佑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保佑一家老小身体健康、平安幸福。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嘴里哼着“月亮婆婆升起来，猪头鹅肉摆上来”的民谣，眼睛却盯着供桌上瓜果和月饼。仪式完成后，父亲分给我们每人一份，大家高高兴兴地跑去小伙伴中间炫耀。
祭月也成了少男少女们的仪式，点三支清香，对着月亮默念心愿，姑娘希望自己找到如意郎君，小伙期盼遇上美貌贤惠女子。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也就没有心思祭月拜月了。“文革”中，祭月被划为“破四旧”内容，这类习俗活动便渐渐消失。
1964年我参军入伍，在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服役，每逢中秋佳节，我站在营房前仰望星空，看月亮穿过棉絮似的白云，洒下一片片银辉，心情便如李白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般。五年后退伍回乡，安排在县城工作。那时住房紧张，厂部在仓库里隔出几个平方的小房间，搭一张小床、放一张三屉桌，连身都转不开。调到机关后，局里安排在“手工业联社宿舍”的老墙门里，这是大户人家的一处老宅。庭院深深，走廊连着一个个天井，大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弄堂，两边住房挤着许多户人家，莫说看月亮，连太阳都照不进来。当时每月36元工资，生活拮据，哪有赏月的心情？
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组织上将我调入一家拥有1500名职工的出口企业浙江工艺鞋厂任职，生活有了改善，还分到家属宿舍一套坐北朝南的两室一厅一卫住房。房子位于城区中心却闹中取静，在阳台上，可以凭栏观望城河的夜色。摆一张小圆桌，放上鲜肉月饼或榨菜月饼，坐着边吃月饼边喝茶边观赏月亮。当时子女还小，他们也学着样子坐在阳台上，细细品味中秋节的味道。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在这家工厂一晃过了十多个春秋。我们厂不断发展，产品远销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销30个省市自治区，经济效益显著，福利不断改善，奖金比工资还多。而我在全国征文中获奖，县政府发文奖励我三室一厅住房一套，晋升工资一级。房子位于城郊，阳台外是一片庄稼地，无遮无挡，于是重拾阳台赏月的习俗。到中秋节晚上，搬出早就买好的月饼、瓜果与饮料，小圆桌摆在阳台上，边吃边赏月。那月亮，在碧蓝的夜空中，是那么圆那么亮。录音机播放着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我给孩子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月华”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还有阳台上花盆沾到月光的益处。在欢声笑语中，一切疲劳和烦恼统统消失在宁静的夜空中。直到很晚，儿子依旧兴奋得不愿去睡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小偷以为我这个当厂长的家里很有钱，有天晚上从阳台上爬到家里，翻箱倒柜搜寻钱财和值钱物件，损失倒是不多。老实说，那时的厂长，不占一分一厘的便宜，只是多出力多出汗，到年底奖金比工人多一点。为了安全，事后阳台和各扇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在赏月。只得约几个友人爬上北干山赏月。坐在“望月亭”，说古道今：说秦始皇在北干山“祭天台”拜月；话徐福率300童男童女从这里出海，为秦皇寻找不老仙草；刘基在山上吟诗作赋；王十朋在这里创作《琵琶记》剧本。随着年龄增长，爬不动山了，于是不再讲究赏月拜月这些习俗。而我自从搬离北干，住在南门江畔的征迁安置房。尽管这里住的大多是农民，他们焚烧银锭元宝对天拜月，我却没有半点兴趣。因为子女和孙辈不在身边，老夫老妻俩人随便吃个晚饭，站在阳台上，月光透过玻璃照射到室内。也许是年纪大了，少了当年那种兴致。偶尔到南门江畔散散步，拍几张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南门江照片，除了自己欣赏，发到朋友圈分享。
年年岁岁，只要天不下雨，那又大又圆的月亮总是从东方升起，然后慢慢移来，凝望着人间，默默地祝福人们中秋节快乐！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