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口述人：祁旗 整理人：石群良
石群良（右）在采访祁建华之女祁旗（左）
我的名字，祁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为我起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父亲祁建华在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用来支撑我、也支撑他自己的一束光。
而要读懂我的名字，得先从父亲的名字说起。我们父女俩的名字，一个源于恩师，一个源于领袖，听起来离奇，却都像是某种早已注定的使命——注定要与中国的文字结下千丝万缕的缘分。
恩师张奎光——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父亲出生于1921年。在他16岁之前，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那时家里穷，怕养不活，奶奶随口给他起了个极难听的小名——“狗吣”。
由于天灾人祸，童年时期七口之家遭遇五口人饿死的凄惨变故。无奈的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到了娘家——李庄村。在寄居舅家的日子里，父亲白天上山砍柴，晚上总爱跑到村里的私塾窗外，偷听里面的先生讲课。这份对知识的痴狂最终被私塾先生发现。由于私塾是当地地主开办，老师破例让他坐在教室后排成了一名旁听生。更难得的是，先生深知他天赋异禀，特意把课本提前交给他。父亲靠着这种近乎痴迷的自学，在私塾里学到的文化甚至比那些“正规”学生还要好。
为了验证自己听得对不对，他还会去找李和昌舅爷核对白天的功课。时间长了，李和昌深受感动，便借给他一本《康熙字典》（要求定期返还）。父亲如获至宝，白天上山砍柴，就利用夜晚微弱的月光埋头苦读。仅仅用了几天时间，他竟然把这本近5万字的《康熙字典》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童”。
后来，凭借这份远超常人的自学基础，1939年暑假后，父亲考入三教堂民治中学，并在那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中共地下党员张奎光老师。
张奎光老师是民治中学的教导主任并兼任该校国文、历史教员，在初次考试中，父亲在姓名处画了一只狗，狗下面画了一块石头。张奎光老师感觉很奇怪，大声问这是谁的试卷，父亲红着脸站了起来。
张老师器重他的才华，问他叫什么名字。父亲怯生生地说：“我没有大名，小名叫‘狗吣’。”张老师听后眉头紧锁，说道：“你既然姓祁，怎么能叫这种名字？我来给你起一个。”于是，恩师赐名——祁建华。这个名字不仅洗去了“狗吣”的卑微与屈辱，更像是一颗火种，预示了父亲未来要为建设新中国而燃烧的一生。
张奎光老师不仅在课堂上讲授《阿Q正传》等文章引导进步学生，在生活中更是对父亲倾尽心血。1939年9月，民治中学开学时，父亲家贫交不起学费，是张老师批准他免费上学。在张老师的指引下，父亲的思想迅速觉醒，1939年11月，张奎光老师发展祁建华、朱晨松、卫名扬等六人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民族先锋队”，由我父亲任组长。1942年8月，父亲初中毕业，由张奎光老师介绍父亲到襄县颖桥小学教书。
1944年，日本鬼子侵占中原，父亲从颖桥小学弃教返乡，后去遂平寻找张奎光老师参加革命无果。在百无聊赖与迷茫之中，他又想起张老师讲过的一个读书人“背《字典》”的故事，于是，他就仿效研究起“学生字典”（应为：中华书局《标准国音学生字典》，1941年11版）来。这一次，仅用11天时间，他就熟悉了“学生字典”里8000多字每个字的形、音、义，从中发现“识字”是有规律可以“速成”的。这段经历不仅巩固了他的学问，更让他在动荡岁月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日本投降后，父亲到漯河铁路东天桥街中心小学教四年级，1947年2月，国民党武汉军统特务张海燕在该校当校长，曾搂起腰中左轮手枪威胁父亲“你祁建华在这不成”，父亲被迫离开。之后，因父亲被国民党特务追查为张奎光老师的“党羽”，父亲就回到堂街李庄村，缘于父亲是本村的文化人，当地地主刘央就有意邀请父亲躲到他家的二楼读书，就有村民向中共地下党报告祁建华是大地主刘央的管家，有天就有几个壮汉把父亲祁建华捆绑塞进麻袋中狠狠鞭打，还挖好坑说要活埋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伪装成货郎担的中共地下党要求把麻袋解开，这才发现麻袋里装的是张奎光老师的学生“民先”成员祁建华，确认抓错人后，终于将父亲从鬼门关救了下来。
后来，父亲见到张奎光妹妹张文兰，得知老师在开封，立即随同前往河南大学重逢。后回漯河牛行街小学教书直至漯河解放。
1948年4月，曾经救过父亲“卖货郎”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递给父亲一张纸条，父亲怀揣着这张条子，来到了鲁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4月28日，父亲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政大学。在部队里，父亲曾四处打听张奎光老师的下落，却得到“张奎光已经牺牲”的消息。他不知恩师其实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后被组织安排转到地方工作。
张奎光老师是于1952年看到《人民日报》推广速成识字法社论才知道已轰动全国的祁建华就是他当年的学生，就写信给我的父亲，而父亲祁建华也是从信中得知恩师在广西北海做秘书工作。
直到1985年，父亲带着我前往广西北海，才终于与张老师重逢。二人跨越数十年的光阴紧紧相拥，抱头痛哭。我们在张老师家住了一个多星期。重逢时，年过八旬的张奎光身体已经不太好，他将自己手写并打印的回忆录手稿郑重地交给了我，嘱托我带回郏县，希望将来县里修县志时，能把这段历史写上去。然而，这份珍贵的手稿在约30年前交予郏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后，便石沉大海，至今不知下落。这成了父亲晚年最扼腕的遗憾。
1987年7月，年迈的张奎光从广西北海来到郏县看望父亲，父亲连续十天陪同张老师走访郏县、襄县、许昌、扶沟等地看望老同志。
父亲晚年，其实一直有一个未解的心结。他曾多次向我提起，当年在四川冕宁深山农场劳改时，有一位同样被打倒的老干部，看他实在可怜，偷偷塞给他半块发霉的窝头，还小声对他说："建华，你发明的识字法，老百姓认字都念着你的好，这罪不会白受的。"父亲说，那半块窝头，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让他硬生生熬过了最难的冬天。他总念叨着，等平反了，一定要找到那位恩人，可直到他去世，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
领袖赐名：从“祁旗”到“红卫”
16岁留校教书的祁旗（右）与父亲祁建华
带着"建华"这个名字，父亲成了新中国扫盲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父亲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扫盲运动中被广泛推广，曾帮助了五千多万、甚至上亿的工农兵摆脱了愚昧。毛主席曾称赞他为"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主席赞誉他为"我国继仓颉之后的第二大文人"。因为这份耀眼的功绩，父亲结识了革命老人张文秋妈妈，并被认作第十个义子。
然而，命运在1957年急转直下。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党籍、军籍被开除。他被押往四川冕宁的深山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我的母亲刘世荣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知女性，原在重庆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她深知父亲对扫盲事业的赤诚。在父亲身陷绝境时，母亲为了保全丈夫的心血，更为了给祁建华留个血脉、留个根，含泪写下了一封求救电报，发给了张文秋奶奶。
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成都军区专门派车，跨越数千公里，一路押运母亲来到四川冕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并逼迫我母亲与父亲离婚。我母亲不同意，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那里劳教了三、四个月。后来，母亲对父亲说，“我们一家在农场会被活活饿死的”，便毅然决定独自重返重庆工作。但残酷的现实是，由于她是右派家属的原因，回去后也没有恢复工作。
这段张文秋老人托毛主席起名的过程，后来是邵华姑亲口告诉我的：张文秋奶奶得知父亲祁建华被错划为右派的艰难处境后，亲自找到毛主席，将情况汇报给了他。毛主席这才知道祁建华被打成右派，为了维护父亲，主席遂亲自为我的名字做了定夺——"旗"，希望女儿替父亲把这面红旗继续扛下去。
漫漫归途：用双脚丈量的父爱
1963年，父亲带着我踏上了返回故土的漫漫长途。从四川冕宁到河南老家，数千公里的路程，父亲时而背着我，时而牵着我的手，徒步跋涉了一年。这一路上，父亲就像一只护崽的袋鼠，用单薄的脊背为我遮风挡雨，用双脚丈量着苦难，终于把我带回了河南郏县堂街李庄村。
然而，回到故土并没有等来安宁。那时候，父亲既没有地，也没有户口。后来，还是在舅舅的苦苦说情下，生产队才勉强同意让他去管一个四五亩大的菜园。
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面"红旗"却成了父亲和我遭受迫害的罪证。我永远无法忘记那场荒诞的批斗会。狂热的红卫兵指着父亲的鼻子咆哮："国家是你建设的吗？你凭什么叫祁建华！"他们不仅用这种荒唐的逻辑批斗父亲，还将矛头直指年幼的我，恶狠狠地叫嚣着："你女儿还敢管叫祁旗？这是资产阶级的旗！"在那种令人窒息的高压下，他们强行剥夺了我的名字，将"祁旗"改成了"红卫"。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我们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在四川冕宁的深山农场时，因为长期吃不到盐，严重缺乏营养，我的头发全都白了。到了村里，村民们看到我，都惊呼我是"白毛女"。父亲为了能让我吃上盐，无奈之下，只能拿喂牛的盐巴给我吃。年幼的我看着那些盐，吓得不敢吃。父亲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着对我说："人的免疫力很强大，治愈力更强。你体内有一个医生，在保护着你呢。"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父亲在绝境中为了让我长出黑头发而编造的谎言。可在那个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的年代，正是父亲这句充满童话色彩的谎言，护住了我内心的恐惧。
1966年，父亲又带我去了一趟北京，见到了张文秋奶奶。父亲曾向张奶奶提议，想把我的名字改回"祁旗"。张奶奶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爸爸叫祁建华，你叫祁旗，这在眼下太扎眼了。如今连思齐、邵华她们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你们在下面，更没有人能保护你们。其实，这个名字暂时不叫，避避风头，也好。"
张奶奶的深明大义与无奈，让我彻底明白了当时运动的凶险。从那以后，我便一直顶着"红卫"这个名字生活。后来，我流落到南方，为了生存，我曾找人办过假身份证。但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拒绝使用"红卫"这两个字，我在证件上写的是"祁宏"——宏大的宏，而这个名字反过来念，语音不就又成"红旗"了吗？我用这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夹缝中保全了自己，也守住了心底那份属于"祁旗"的尊严。
三代传承：未竟的圆满
在那些备受屈辱的岁月中，父亲从未放弃过对文化的信仰。他在菜园的草庵里，甚至在草庵下挖出的地窖中，义务教孩子们识字，并在劳动之余潜心为我研究出了“汉语拼音新案”。每当我学得疲惫，父亲依然会像从前那样，轻声提醒我：“你是祁建华的女儿，你的名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赐的，你必须和别人不一样。”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我渐渐明白，哪怕红卫兵把我的名字改成了“红卫”，哪怕我在南方只能用“宏”字来伪装，我真正的名字依然是“祁旗”。这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种使命——要替父亲扛起那面不能倒下的红旗，继续走“扫盲”的路，让千千万万的人能识字、能读书。
然而，命运的二次倾轧猝不及防。我的儿子阳光在四十多岁时因丧妻之痛借酒浇愁，致使脑溢血。为救儿子，我花光了五十万积蓄，倾尽所有却未能留住他的性命，那年孙女仅四岁。在失去儿子、积蓄归零的深渊里，这个顶着“红卫”之名的女人没有倒下。我强忍剧痛，将对父亲的承诺倾注于四岁孙女身上。
祁建华用生命护佑的知识火种，在第三代人身上得到了完美延续。回首这长达60年的岁月，从祁建华当年的“速成识字法”、“汉语拼音新案”，到我祁旗对“拼音新案”的传承，再到如今针对幼儿的“快速识字法”，我们三代人完成了三次伟大的教育迭代。
当年，八岁的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创造了“三天识字、四天读完《毛选》四卷”的奇迹；而今天，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传承，在曾孙女身上迎来了真正的升华——孩子仅用半年时间，便轻松识字三千余；仅仅一年，不仅做到了“会读”，更完美地做到了“会写”与“会用”。如今，这个年幼的孩子已经能熟练写出长达三千字的文章。
5岁孙女智恩为去世一周年的父亲阳光写的信
当年，父亲毕生追求扫盲事业的极致，曾留下过四项未竟的心愿：一是“三天识字”，二是“四天读四卷”，三是“一年写千字”，四是“一生用不辍”。从“认读”到“写用”，当年父亲未竟的四项心愿，跨越了整整60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在曾孙女的身上画上了一个最圆满的句号。
当年，毛主席在得知祁建华被赶到四川冕宁劳改后，曾在某次会议上郑重说道：“祁建华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句话如穿越时空的光，照亮了我们家族最黑暗的岁月。
红卫兵强迫我叫“红卫”，但我的血脉里，永远流淌着父亲赋予的“祁”；我的生命底色，永远刻着毛主席赐下的“旗”。祁建华弯曲的脊梁撑起了我的天空，我又用知识，护住了整个家族的灵魂。
如今，父亲已长眠于故乡的白象山（原名阴山）。这份跨越三代的识字传承，不仅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更是对父亲“当代仓颉”最深情的呼唤与回应。
这面红旗，我扛了下来。
【口述人】祁红卫又名祁旗
本人为建国初期速成识字法创始人祁建华之女，出身军人家庭。自幼随父辗转生活，八岁随父修习拼音新法，五日识字三千，通读《毛选》四卷，一时传为佳话。十六岁高中肄业，留校任教。
1979年，父亲冤案平反，成为河南省政协常委，成都军区为本人恢复户口。1982年考取成人自学大专，毕业于开封师大，随后调入郏县城关镇中学任教。
1986年，父亲突发脑中风偏瘫，巨额医药费无着落。我多方奔走申诉求助，因此被停职、注销户口。为照料重病父亲、维系家庭生计，无奈弃文从医。
自幼承袭先祖、清代御医祁宏源传世医术，深耕中医临床多年。2005年受聘上海金火集团，担任中医养生技术部总监。2009年独创“面部筋膜玉雕”，“扶阳正脊技术”，为大健康行业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今已古稀之年，叶落归根，回乡守祭父辈坟茔，悉心抚育孙女成长。
【整理者】
石群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乡土作家协会理事，平顶山市诗词协会副主席、郏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蓝色星光》《在春天里行走》，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散见《莽原》《奔流》《黄河文学》《时代报告》《河南工人日报》《郑州晚报》《绿风诗刊》《华夏诗报》《中国建材报》《亚省时报》《新大陆》《国际日报》《葡萄园》等海内外报刊。曾编辑《鹰城》《鹰城闽商》《万花山》《广阔的天地》等内刊，并参与编辑《郏县文史资料》。曾获台湾《葡萄园》创刊50年诗奖、《中国建材报》最佳作品奖等多种奖项。被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平顶山市第十批拔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