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栋与母亲合影）
文/赵志琦
题记---
那是一段异乎寻常的经历，那是一怀刻骨铭心的记忆。 医者仁心和父母大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京华大地上，共同演绎一出修复生命延伸生命的悲喜剧。剧幕虽已落下，然而，舞台飘出的余音至今萦绕不绝……
第一章 再举柳叶刀
喷印在门扇玻璃上的“手术室”三个朱红大字，瞪着阴森森的眼睛，无情地冷视着徘徊在它面前那一副副焦虑、忧伤的面容。手术室门前狭长的通道内昏暗沉闷。周围的一切似乎都熟睡了，唯有那单调、杂乱的踱步声，无精打采地丈量着难熬的时间。
我又一次抬腕看手表，还不到十点钟。今天的时间过得可真慢。小小的一个看表举动，下意识地引来了楼道内七八个幽灵似的男男女女，接二连三地扬起胳膊看时间。不难理解，像我的小东东一样，他们的亲人此刻也正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外科大夫们对躲藏在“内心深处”凶恶病魔的追杀与清剿。
三个多月前，在饱尝无尽周折之后，小东东终于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因为一时半刻安排不上手术，我便返回了单位上班。五天前，接到了妻子发去的孩子要动手术的电报，当即从青海南部的那座小县城出发，坐卡车，换班车，乘火车，心急火燎地朝着北京赶来。
送走了三个黑夜，迎来了四轮太阳，今天早上终于赶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在手术前见到了独自住院多日的小东东。还是那间朝南的房子，还是那张简陋的病床。变化最明显的，是孩子因长期见不到太阳，脸色显现出病态的苍白。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辅以丰富的表情和动作，小东东兴高采烈地给久别的爸爸，讲述着病房里小病友之间的趣事。让我欣慰的是，病魔并没有摧残他的天真活泼。
记得刚住院时，他怎么也习惯不了医院里的陌生环境，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围着一圈栏杆，像铁笼子一样不到两平方米的病床上度过。他出生后就没离开过父母亲一步，可自打住院后，儿童病房的封闭式管理，使得他与大人见一次面需要等待好几天。每当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两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快要结束时，他就抱着母亲的腿不放手，哭着喊着硬是不让妈妈离开他，弄得大人们揪心的疼痛，一边耐心哄孩子一边偷偷抹眼泪。做母亲的何尝忍心丢下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呢？他毕竟是一个才两岁多的小孩。据护士讲，小东东每天坐在床上，除了与邻床的小朋友闲聊交谈，便是拿起饭勺有节奏地敲打着钢管，然后就东一句西一句地放声歌唱。
随着时间的推移、护士们耐心地引导教育和周到护理，他慢慢地适应并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很快变得听话了，活泼了，也懂事了。往日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是乱抓乱扔，现在他知道把纸屑、果皮放到门背后的垃圾桶里去。过去吃药时，不是连哄带吓唬，就是捏着鼻子硬灌；现在吃药时，护士一喊“赵栋，吃药”，他是闻声而至，一手接过杯子，一手抓过药粒，动作利索地把药吃下去，完了还张开嘴让护士阿姨查看一下。特殊境遇里的特殊环境，使一个天真幼小的心灵对它由陌生到熟悉，由不习惯到能适应，稚嫩的童真里过早地流露出那么一点点成熟，是叫人感到欣慰呢，还是觉着心酸？
咔、咔、咔… …略显疲惫的脚步声，与楼道内寂静的环境是那么的不协调，沉闷的空气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心烦意乱。“上帝保佑我儿平安，”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有些苍白的祈祷。让一个频遭病患弱不禁风的孩童经受如此巨大的心脏手术，我感到恐惧，一种任人宰割而我却丝毫不能挣扎的恐惧。
“请大家到社会服务部休息一会儿。”一道清亮柔和的男中音提起了众人耷拉着的脑袋。我循声一瞧，来者是社会服务部的负责人杨宝琦。这位祖籍山东，自幼生长在北京的老者，始终以他那慈祥的笑容，热忱的态度，伶俐的口齿，熨帖的语言为病人家属拂去心头的阴霾。他那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的热心肠，会让陌生人一下子跟他拉近距离，萌生一种亲近感。
这时的老杨，一脸的安详和蔼：“现在病人离下手术台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围在手术室门口也没什么作用，请你们先到服务部休息等待，我会把手术进展情况随时通报给大家的。”
社会服务部，是安贞医院服务患者的一个创举。主要是为接待当天手术病人家属和手术后未脱离危险病人家属而设立的。病情见好的患者也常来这里看看报纸，翻翻杂志。它的功能不仅仅是为心急如焚的患者家属提供一杯开水，一份消遣的杂志和一处休息的地方，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友好和善的服务态度，千方百计为患者排忧解难的工作作风，是这个服务部的基本特色。他们把医院的意图、医生的安排以及手术病人的情况及时完整地转达给家属家长们，同时又把家属家长们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医院。他们给你释疑解惑，他们给你出谋划策，尽力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方便。他们甚至连购买饭票、领取汇款这样的小事也给你承揽起来。无疑，这是一座连接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桥梁。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下，午饭时间到了。尽管有两天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饱饭了，可一想到手术台上的小东东，饥饿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朝着手术室门口姗姗而去。光线严重不足的楼道内，如同灌满了银灰色的液体，我正吃力地浮游在其中，胸部充满了憋闷感。偶尔有几个穿着天蓝色工作服的护士，从手术室进出。也不知到手术现在进行到哪个环节，心里老是空落落的。
时间在煎熬中蹒跚而行。一名包裹严实的外科大夫从手术室走了出来。人们一下子涌向门口。我透过手术室门玻璃朝里一望，护士推着一个病人正朝另一端的外科监护室里走去。我还没辨别清楚这下手术台者究竟是谁，忽闻身旁一人长长吁了口气。听得出这是憋了半天才吐出来的一口长气。可以断定，刚才推过去的这人是他的亲属。
这么说，小东东也快出来了吧。我把眼睛瞪圆了，心也提得更高了。于是，往手术室门口一立，干脆不动了。
时间老人在慢慢往前磨蹭着。任你心急如焚也好，火烧眉毛也好，它始终是那样的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在熬过了一段非常缓慢，如同凝固了的时间后，终于，第二个人被推了出来。我踮起脚尖急瞥一眼，不像是东东。赶忙揉了一把眼睛，再看时，人已过去。我急得喊了一句，“是谁？刚才推过去的是谁？”护士的回答的使我失望了。我颓然地往旁边的墙壁上一靠，闭上了眼睛。
手术室门口只剩下我和妻子，以及专程从保定赶来的内兄三个人。谁也不言语。一阵小小的骚动过后，这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我只觉得心头压上了一块重物，越来越沉。
时针指向下午两点，仍没动静。妻子已是神情焦炙，坐立不安。我只觉着周身狂躁，心神不宁。还是内兄老成稳重，他神色泰然，举止自若。
大约三点钟，手术室内有了微弱的响动，接着，一辆小推车过来了。这次，我隔着玻璃看到了在手术台上躺了七个多小时的小东东。虽然只是穿门而过的几秒钟。
他静静地躺着，白布单盖着下半身，头侧向里边，看不清他的面容。他被护士缓缓地推进监护室去了。
积郁在胸腔里的一股闷气，终于一泻而出。同时，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也被推了下去。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社会服务部。刚才还好像泥塑木雕的人们，脸上一下子都晴朗了，话语也多了起来。“大家在这里休息等候，有事医生会来找家长。如果病人平稳正常，医生也就不来麻烦各位了。”经老杨这么一说，我心里可嘀咕开了：千万千万别来找我们。
几天来的了劳累、奔波、饥饿、担心，化作浓浓的睡意，顿时把我的眼皮拉在了一起。当然，这种时候的睡觉，怎能是高枕无忧的沉沉死睡呢？旁边的一点响动，甚至一声咳嗽，也会把你惊醒，迷糊迷糊而已。
社会服务部的门被推开了。四病房的张主任探头搜视一番，目光落在我们这里不动了。“赵栋的家长，请出来一下。”咯噔！心被吊起来了。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主任立在门口一旁，他显然刚做完手术，连工作服也没来及更换。“我把手术情况概略地给你们讲一下，好让你们心中有数。赵栋的手术比较顺利。孩子目前血压平稳，心率基本正常，就是呼吸稍微有点困难。”张主任虽然声音不高，然而字字清晰。
“什么原因，那该怎么办？”我压低声音问大夫。“看来是积痰阻塞咽喉。孩子小，不容易把痰咳出来。我们准备用吸痰器把痰给吸出来。这种情况常见，不必过分担心。其他没什么。”
他让我们放心，却给我们留下了不放心的因子。他步履蹒跚地朝着医生办公室走了。五十多岁的人，在手术台旁忙乎七八个小时，真难为他。
积痰阻塞，呼吸困难......我的脑海里老在闪动着这几个叫人不舒服的字眼。渐渐地，我觉着自己的嗓子眼，好像也堵上了一块怎么咳也咳不出的浓痰。随即，一怀悲戚戚的愁绪，伴随着冷冰冰的凉意，从心里直压下去。
墙上挂钟的时针已经穿过了六点。也就是说，小东东下手术台已经三个多小时了。“赵栋的家长，请出来一下。”医我生的呼叫声，又一次从门口传了过来。
唰！我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三个人一阵风似地卷了出去。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中等个头，头发微卷，眼睛闪烁着机警光芒的青年医生，姓张。这一次，我们行动迅速，但语言迟滞，谁也不愿意开口问医生，只怕问出什么坏消息来。
张医生向前移了半步，便以和婉的口气述说小东东这几个小时在监护室里的状况。看得出，在他和蔼慈祥的目光后面，隐藏着一丝非常冷峻严肃的东西。没容我细细琢磨，他的两句简短但却令人惊心的话语，把我的耳鼓撞得嗡嗡作响。 “赵栋的积痰阻滞气管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血压一直在下降，升不起来。”
“血压下降，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妻子的话语中明显带有焦灼的颤音。“我们采取了一些回升措施，但没能奏效。事属非常，不能不告诉家长。不过，也不要过分紧张，我们正在想其他办法。”说罢，他匆匆而去。
这重重的一敲，使我半天没醒过神来。情况不紧急，医生不会来找我们。血压一直下降的后果，究竟危险到什么程度，我一时弄不清楚。但如果血压下降到零呢？那不就意味着心脏停止跳动了吗？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妻子迷惘的目光相碰。顿感凄楚惶惑。我自觉虽未到方寸已乱的地步，但心里已经像一锅粥一样。
“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内兄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劝慰别人。“最近有好多比这复杂，比这大的手术，人家都平安地过来了，何况咱小东东的病并不十分严重。手术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咱们应该相信医院，且把心放宽。”
今天给小东东做手术的大夫，除儿科张主任外，尚有擅长小儿心内外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赵副院长临阵，保险系数还是挺大的。但是目前小东东的现状是血压直线下降，谁能预料最终的结果呢？难道说那百分之几的失败率，要摊到这孩儿的头上来？这怎能叫人接受得了呢？
晚八点刚过，夜幕已经覆盖了整个医院。走廊过道里慢慢安静了下来。总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这么慢，或许是墙上的那部老挂钟年龄太大，腿脚不灵便了。
才回到社会服务部不久，儿科张主任又来了。这一次，谁也沉不住气了。急不可耐地向张主任发起了连珠炮似的追问。一双双焦虑惶恐的眼睛，在张主任脸上来回扫视，极力想从那里捕捉到一点什么。
张主任没有正面作答。他用木然的目光把我们逐个打量了一番，然后低沉地说，“到办公室去说吧”。观颜察色，事情再也明白不过了。小东东已然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或者说，没有什么希望了。
轰！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爆开了。炸得我的指挥系统失灵，炸得我的身体摇摇晃晃，爆炸后的滚滚硝烟弥漫了过来，使我眼前一片迷蒙。
我们风风火火来到四病房医生办公室。张主任往桌前一坐，右手扶了扶眼镜架，便以负疚颓丧的口气低缓地说，“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采取了各种措施，但赵栋的血压始终没能回升，一切努力都落空了。”我只觉着全身的血液直往脑门上猛冲。舌头干的搅不过来，双腿酸软，有些站立不稳。
神色悲戚的妻子颤声哽咽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不是说他的病不算重吗？怎么会是这样呢？”妻子拖着变了调的哭腔，失态地抓住张主任的胳膊，苦苦哀求他救救小东东。
“就室间隔缺损而论，手术的难度不算太大。关键是赵栋还伴有肺动脉高压，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因素。”张主任接着说，“如同一条通道，本来可以同时行走三四个人，现在要让它通过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能不拥挤吗？而且，时间一长，这通道是会被撑坏的”。
“血压上不去，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我口干舌燥，嗓子眼直冒烟，这话像是硬挤出来的。张主任说，“现在说不准，有可能是刀口缝合不严而渗血，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在作怪。刚才，我们几个医生分析研究了一下，认为目前只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继续使用升压药，观察其变化。第二，重上手术台，打开胸腔，探查原因，再行处置。两种方案，请你们选择”。
没有思考的余地，我急接话头，“医生您看哪个方案更可行？”“那好，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们。第一种方案，继续用药，观察变化，从这几个小时的用药情况看，很难有什么奇迹出现，只能延长几个小时的生命。”这无疑是在等待死亡的降临。“第二种方案，重上手术台，再次打开胸腔，检查心脏，查找原因，这样，或许有一点希望。说实在的，这希望不太大。”
我不自觉地瞟了妻子一眼，她泪珠莹然，一副绝望的神态。我把眼睛转向内兄，看得出，当小外甥的生命面临极大危险的时候，他也露出了不可遏制的着急与忧心。但他极力使自己冷静、沉着，他在给我夫妇鼓劲。
火烧眉毛，千钧一发。形势已至握蛇骑虎，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张主任，我同意再次手术。”稍作权衡，毕竟第二种方案中尚存一丝希望。很明显，两种方案都是险象环生，绝少成功的把握。然而，身陷滔天巨浪中，哪怕一根稻草也要把它抓住。
“请在这里签字”。张主任把同意二次手术的单子推到我面前。
笔，一支普通的笔，它是那样的烫人，它是那么的沉重，烫的不敢让人挨手，重的叫人拿捏不起。
笔在抖，字在抖，我的心再抖。我在无法描述的心境中写下了这一生中最潦草的三个字。
“还有，”张主任深沉地盯着我说，事到如今，丑话说前头，手术成功的希望虽然渺茫，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会尽全力的。另一方面，即使手术成功了，说不定出现术后并发症，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比方呆痴、聋哑等等情况。”
当此情景之下，我还能有有别的什么企望：“张主任，请你们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孩子的性命就成，其他，我别无所求。”
孩子，倘你将来异于常人，这是父母亲的无能；假如能让你苟以活命，已是为父为母良心上最大的慰藉。其余的，管不了啦。孩子，谅解你父母亲的抉择吧！
一位全副武装的护士飘然而至，人未见而声先至：“张主任，手术还做不做？”
不待大夫发话，我当即抢过话头，“做！做！”八点钟刚过，小东东又一次被推进手术室。我倚在手术室门口，朦朦胧胧地望了一眼躺在手推车上的小东东。我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硬生生压了下去：“这是最后的一眼？”
我瞟了一眼板着冷漠面孔的手术室大门，一腔苦酸愁水堵住了喉头。孩子，你还能回来吗？你还会搂着爸爸妈妈的脖子要酸奶要冰激凌吗？爸爸答应过领你上北京动物园看熊猫爬滑梯，看大象吹口琴。我们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啊！
唰！伤心的泪水再也遏止不住，任其顺着脸颊滚滚而下。感情的大门一旦被悲酸的浪头撞开，竟是那么的难以控制。
内兄在一旁极力劝慰我们，开导我们，像哄小孩子一样给我们轮番擦泪。他那幽婉的劝解，真切的安慰，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多大作用。一个精神支柱被厄运折腾的摇摇欲坠的人，竟是这样的固执。
历尽千辛万苦，从数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城看病，好不容易走进医院大门，满怀期望让孩子摆脱病魔的折磨，过上一种正常儿童的生活，谁知，命运将我们逼迫到这种地步！谁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不接受现实，我们又能怎样？
对于心脏手术的风险，我们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真正的风险一旦降临到头上时，我发现，自己的承受力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心脏手术，非比寻常。长久以来，心脏一直被认为是外科手术上的一个禁区，是一点也不敢触动的器官。医生们迟迟不敢用手指碰它一下，更不要说在心脏上面使用手术刀和缝合针了。著名的维也纳外科学创始人比尔罗斯，曾经警告说，“企图做心脏手术的人，难以指望能保持同事们对他的尊敬”。英国医生佩吉特也曾写道：“心脏外科可能已到达大自然为整个外科所规定的界限。” 然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技术，很快就打破了这个界限。现在，他们几乎能用手术刀和缝合针，来修补各种类型的心脏缺损。原来注定要成为残废或过早死亡的男男女女，尤其是婴幼儿，经过心脏修补手术后，正在愉快的生活和工作着。
进入八十年代后，医学外科技术在国内发展很快，白衣天使们的手术刀，已伸向许多不治之症的禁区。虽然如此，未被人们认识的领域仍然不少，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小东东所患室间隔缺损，通俗一点说，就是左右心室之间的隔膜穿通了，而正常人的左右心室是被隔膜封闭起来的。手术的目的就是把它缝合或者修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可不是缝补衣裳。像小东东这样已到大型室间隔缺损的心脏修复手术，要来个二次探查，能有多大的把握？况且还没真正弄清头次手术失败的原因。在手术台前劳累了一天的医生，再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去细细地检查这部发动机的毛病，希望能有几分？修理机器，一天不成，两天三天都成，人的手术，容不得打开胸腔后慢慢研究。一个刚满三岁，奄奄一息的瘦弱病孩，能经受多长时间的第二次开膛破心？
越想越茫然，越想越恐惧。渐渐地，仅有的一丝希望也变成失望，失望几乎变成了绝望。一切似乎将要成为过去。这孩子，我们还能把他活蹦乱跳地领回青海吗？
想到此，如同一把锥子在我的心上猛扎一下，使我顿觉血流不止，气郁难畅。
如果说，过去我们仅仅把小东东理解成家庭的一个普通小成员的话，那么，生死关头，我夫妻二人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深厚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为何不丈夫？”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他必须活下来。假设非要付出一个生命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冲向死亡，把他换回来。
他有权利活下去，他还小。在这个充满春光令人留恋的时代里，他才刚刚度过了短短的三年，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他的路应该很长很长，色彩斑斓的明天，在等着他。
孩子，你理解父母亲的拳拳之心吗？你能听见父母亲对你的声声呼唤吗？
孩子，是你前世造孽，导致命运多舛，举步维艰，吃尽苦头，还是由于恶劣的高原环境，和无知父母不懂得科学育儿而带来的恶果呢？总之，三年来你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的艰辛，承受了常人没有承受过的苦楚。
三年来，你常常被疝气的疼痛，折磨得双手捧腹，浑身颤抖，凄厉嚎啕；
三年来，你常常被中耳炎的痛苦，搅得神色憔悴，茶饭不思，通宵难眠；
膝关节的酸痛。多少次把你从甜蜜的睡梦中摇醒，无情地摧残着你的双腿；
肆虐的肺炎害得你满脸透红，喘息不止，叫人目不忍睹；
龋齿发炎引起的剧痛，逼得你跳着哭泣，滚着喊叫；
为止住你的鼻子流血，简直让人挖空心思，百方用尽，颇负盛名的大夫竟也束手无策；
更有甚者，由于可恶的室间隔缺损，在那里肆无忌惮地作践，使你动辄伤风感冒，极度贫血，行动困难，体质急剧下降，最后不得不用手术刀与之抗衡。
三年来，你打的针当以箱论，吃的药足以盈橱，受的苦无法形容。
做父母的，除了东挪西借，八方求医外，剩下的只有被揉搓淌血的苦心和咽到肚里的泪水。
难诉难述，难忍难耐的三年过去了，实指望苦尽甘来，借助北京的神刀，赶走折磨你的病魔，使你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你又面临着生死决于毫发的命运安排。
百无聊赖中，凌乱的思绪便开始无拘无束地漫游。
恍惚之间，时光开始了倒流。我又回到了已经有些模糊的昨天……
（赵栋与妻子的合影照）
第二章 漫漫求医路
十二月的北京，气温已被时间老人毫不留情地拉到零度以下，虽非滴水成冰，却也是哈气凝霜。清晨干冷的感觉，不亚于青藏高原的隆冬季节。
小东东北京求医的序幕，在瑟瑟寒风中拉开了。
第一站，北京友谊医院。到医院时，天刚放亮。妻兄可谓尽心尽力，费时无多，便走完了前期流程，挂上了门诊号。排队等候到十点多钟，我们来到胸外科就医。
耳鬓飞霜的老大夫，微微侧着脑袋发问，“给谁看病”？“这小孩”。我忙把站在一旁的小东东往前一拉。大夫摆正了身子问，“怎么啦？”
“先天性心脏病”。我答。
“原先看过吗？”
“这是三个月前，在青海省儿童医院检查的结果”。我双手递上那张薄薄的纸单。老大夫仔细地看了起来。我趁机观言察色。我当时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医生能对这种愁死人的先心病予以否定。
看完青海的检查结果，老大夫戴上听诊器听了起来。在问过孩子平时的一些症状、反应后，他说，“室间隔的可能性很大。但要肯定的话，还得做几样检查。”
我失望了。看来，这小孩是难逃心脏病的厄运了。“请问大夫，那该怎么治？”我的言下之意，是否能用药物或其他非手术手段保守治疗。若如此，则不但孩子少受疼痛，而且少担很多风险。
“除非手术。”大夫肯定地说。
“这手术你们医院能做吗？”
“十分抱歉，他太小。我院心胸外科目前不收住四岁以下的孩子。只能等大一点再来做。”那大夫见我夫妇露出失望的表情，顿了顿又说，“这样，你们去北京儿童医院，或者阜外医院看看，他们或许有办法。”
看病第一站，不顺。人家不收治，我们只得离开，另寻他途。下一站，我们打算去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海洋。由成百上千祖国花朵们的不同音调、音色、音量组成的大型交响曲，回荡在大厅内、候诊室、通道里。
一个多小时后，看病前的各种手续一应完毕，我们被领到过道尽头的一间诊室内。
“是这小孩？他怎么啦？”姓刘的大夫开始了职业性、程式化的发问。
“今年上半年，在青海的县城医院做过一次检查，据医生说，这孩子的心脏不好。究竟怎么个不好法，牧区医疗条件所限，说不出一个道道来。没办法，才到这里来。大夫您给看看，到底是啥病。”这次我说话时留了点余地。
刘大夫拿起听诊器听了一会儿，便一项一项问起了这孩子，平时哭泣时是否嘴唇发紫，跑动时是否大口喘气，是否发育迟缓，容易感冒等等。这些本来是每一个医生的必问项目，我的回答也就成了固定套式，谁问都是一样的回答。
还算顺利，不到半天时间，我们已把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胸透、B 超等项目做完，需要等待两天才能看结果。
几天前，从驻日本大使馆回国的一个亲戚，曾建议我们去新建成的中日友好医院看看。他说那医院规模宏大，设备精良，且人才济济，我想，不妨用等候儿童医院检查结果的空档走一趟。
坐落在和平里大街北端的中日友好医院，气度不凡，引人注目。它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建成使用，集科研、教学、门诊、住院四项功能为一体，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几乎全部来自日本的医疗设备，具有现代化水平，连护士们的衣帽穿着，也带着十足的洋味。当然，这里的收费标准也是现代化的。
我们慕名而往。途中，与妻子边走边商量下一步的就医突破口。现在不光需要检查病情，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收留我们的孩子住院。因为门诊检查大多数医院都可以进行，要住院，就不是每一个医院都能办到的。
八点半，我们有幸第一批进入心外科门诊室。给小东东看病的，是一位叫丁晶红的年轻女医生，容貌秀丽，文静娴雅。从微露稚嫩的一举一动中，可以推断她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她谦逊地称呼同室的另一位男医生为老师。当他们听说我们来自几千里以外的青海高原时，略带讶然之色。他们仅仅知道，在西北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青海的地方，荒凉、寒冷，罕有人烟，其余的，一概茫然。一种对边远地方不幸人们的同情心，立即化作热情的行动和温暖的言语，他俩同时殷勤地忙碌了起来。一位老大夫走了进来。丁医生把小东东的病情记录递给他。老大夫看完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请问，我们能住上院吗？”我向老大夫提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能。我们这里床位不算紧张，但得做完一系列检查后，根据病情再定。如果确是室间隔缺损，我们可以收住”。大夫肯定地说。
既然能住上院，那就做检查吧。检查结果仍然需要等候两天。
第二天一早，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往肚里一装，我们便急切地乘坐13路公共汽车，去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先心病诊室，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的女大夫，在看完病历及检查报告后，开门见山地说，“你孩子年龄不大，病可不轻啊”！
我一瞥报告单：窦性心律，右室肥厚，心尖上翘，隔面延长，心室扩大，肺血偏多......还有许许多多我看不懂的字母符号。我的心猛地一缩。光看那些字面描述，也够让人心惊肉跳的。
医生继续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早给孩子看病呢？这病再也不敢拖延了。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室间隔缺损，倒也好办，问题是他还合并有肺动脉高压，必须尽快手术。否则，随着肺动脉高压的增加，将失去手术的最后机会。”
失去手术的最后机会，这话不难理解，那就意味着等待死亡。
“大夫，求求你们把这孩子收住下来，给他把手术做了吧。既然病情这么严重，那就再也拖不起了。”我和妻子用最能打动人心的言辞和最温柔的语气，轮番央求着女医生。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和处境。你们千里迢迢赶来治病不容易。照着孩儿的病情，是得马上住院才对。可我们实在没办法收住。目前等待手术的病孩数以百计，马上给你排号也得等一两年。”那神态，那口气，不容人不相信当下住院，存在着确确实实的难处。
“大夫，我们人地两生，困难重重，求人无门哪，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哪怕等上一年半载我们也干。”
“要求帮忙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都有困难，帮谁？不帮谁？我们也为难哪。”
话越说越远，路越走越窄。我努力争取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大夫，假如我去找找你们的院长，说说好话，或者托人向他求情，您看有一点希望吗？”女医生摇摇头，诚恳地说：“不要去，没有用。客观存在嘛，还能有两种解释吗？院长也是无能为力啊。”临末，她建议我们，去北京心肺中心安贞医院试试。
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垂头丧气地走出儿童医院。下一步，只有在中日友好医院碰碰运气了。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中日友好医院的时候，形势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诊室内坐着一高一矮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大夫。高者浓眉方脸，双眼透慈祥之光；矮者虬髯丛生，嘴角呈刚毅之状。不难判断，这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难得的是他二人彬彬有礼，皆具温良恭俭让之风度。
待我与妻儿三人进去时，装有各种检验报告的病历袋，已然恭候在桌子的一端。
“......情况就是这样。”高个大夫搓着双手，结束了他对小东东病情诊断结果的说明。
结果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我现在关心的是住院问题。待医生一讲完，我马上接过话头：“你们的检查结果，和 我们在另外几家医院检查的结果一样。换句话说，治疗室间隔缺损，除了手术别无他法。我们现在最大的要求，就是住院。所以，请求你们收住这个小孩，给他做了这个手术”。
“可目前我们还无法收住4岁以下的孩子。他太小了，过几年再来吧。”又一个不收住四岁以下孩子的医院！
“前天那位老大夫，答应我们可以住院的，要不，我们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检查呢？”两位大夫并不理会前面大夫答应的事，他们有他们的解释：“病床并不紧张，手术也并不是不可以做，只是孩子太小，难与医生配合，势必增加手术的难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我们的心外科，还没有配齐专职小儿护理人员。”医生进一步强调：“对心脏手术后病人的护理，尤其是对小患者术后的护理，需要有专门的训练有素的护士，这可不敢有半点含糊。”
诸般客观条件一一列出，况且都从病人的安危角度考虑起，理由充足得叫你只有听从，而无丝毫申辩的余地。两个医生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看来原有的一点希望十有八九要泡汤了。我心中不禁略过一丝凉意。
“不能灰心，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于是又搬来老一套，诉苦乞求，软化对方的情感堤坝。......渐渐地，两个医生把怜悯的目光，移到小东东身上，细细地端详起来：一张胖乎乎红扑扑的圆脸，俨然一个熟透了的红苹果；滴溜溜转动的俩眼虎虎有神，活泼天真之气，全从那里流露了出来，他似乎在告诉人们，我是一只含苞待放的蓓蕾，我不能枯萎，我要绽放。此时此刻，他正在门诊室内东看看西摸摸，歪着脑袋，在琢磨着这里的既陌生又新奇的一切。任谁也难以想到，这样一个淘气可爱的小孩，竟然身患重疾。
不知是我虔诚的态度，还是小东东让人既爱怜有心酸的神态，或者是妻子掩饰不住的忧郁情状，触动了医生的恻隐之心，他们终于答应给想办法。只见二人低声嘀咕了一会儿，转过头来说，“我们去找儿科商量一下，我们做手术，由他们来护理，为这小孩破个例。”
此举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惊喜之余不禁连声道谢。
二位大夫跑来跑去，与儿科交涉了两次，终未成功。儿科主任，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推托。人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着两个医生摊开双手做无可奈何状，我理解了他们的难处。毫无疑问，他二人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属于乐于助人一类，只是迫于情势，难以如愿罢了。
“等孩子五六岁时你们再来，我们一定给他做手术。”二人带着歉然的口吻说。“谢谢大夫”。事虽未成，我们仍然十分感激两个热心肠的大夫。
住院的事又一次搁浅。我们拖着困乏疲沓的身躯，艰难地步出医院的大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果真山穷水尽了吗？偌大北京城，再上哪儿去呢？
星期日，特地跑了一趟声名显赫的阜外医院。那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直属的心脏病专科医院。其规模、资历、医术、声誉在国内首屈一指。一个到北京治疗心脏病的患者，能住上阜外医院，那就再也没有其他奢望了。正因为如此，早就听说，在这里住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已经来到了北京，那就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走一走试一试的机会。
门口牌子做向导，挂了门诊号，使我得以和有关医生见了面。如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我见到的这位大夫，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和蔼、亲热，有耐心。但当言及就医住院之事时，他陡现爱莫能助的神情，话语中不无歉意地说：“现在已经登记在册，等待手术的病人就有七千多人，即使马上给你排上号，恐怕也得等个五年六年的。你们还是另想办法吧。”我想，即使没人在这条排队的长龙中间加塞，五六年，我有耐心等，病有耐心等吗？异常严峻的现实，决定了这里根本就没有通融的余地。毫无疑问，一个小小百姓，想在阜外医院住院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心中涌起一阵充满惶恐的失落，默默地、知趣地、不情愿地从权威医院里退了出来。阜外之行，在进京看病的整体计划方案里，多了一次经历，却减少了一个重要的备选项目。除了惆怅、难过，哀怨命运多舛，我们还能抱怨别人什么呢！
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转眼间又是一个多月，我与妻子、儿子三人仍然踯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飘扬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伴随着我们向前禹禹而行，行到哪儿算一站？
就在我们准备去安贞医院碰碰运气的时候，家住西安门大街，外甥的堂叔提供了一条帮助我们的信息。他让我们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他曾在那里结识了几个熟人，或许可以帮点忙。
我们很快到了北医一院。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三天之内，已将几个主要的检查项目逐一做完，下一步就等结果拿住院证了。当然，这次我是先询问后做检查，倘若住不上院，检查我是决计不做的。当时，五十开外，鹤发童颜，身体富态的李树镇医生，给了我一颗定心丸：“能住上院。最多让你等上半个月。我们院是去年下半年开展小儿心外科手术的，截止目前已经做了三十多例，效果良好，无一例失败。”既然能很快住院，又有偌大的安全系数，天赐良机，我的心里为之一宽，心中暗自念诵着阿弥陀佛！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像芝麻粒掉进针眼里这么巧，这么让你难以捉摸。去医院办理住院证的前一天，小东东突然染上了腮腺炎。这是一种由腮腺炎病毒侵犯腮腺，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我和妻子的心里都敲起了小鼓。这小子，你可真会选择时机得病，迟点早点都行，为何非在这节骨眼上？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调侃话。谁愿意得病呢？
第二天，就在李大夫拿过住院证单子，准备填写的时候，发现了小东东敷在脸上的如意金黄散药膏，她放下笔开始查问。当得知孩子患的是腮腺炎时，口气十分决绝地说，“现在不能收住。我这里有百十来个孩子，一旦传染给他们，事情就麻烦了。这病最少得休息治疗两个星期，等病好了再来吧。”
人家的话在理，咱没说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人离开北京，乘火车回到保定孩子舅舅家里养病等待。这真是，房漏偏逢连天雨，阴雨一场接一场。
两个星期不到，腮腺炎基本见好。实在坐不住了，提前来到北京。我们还是去找李大夫，他伸手一摸：“病还没有完全好，还得等几天。既然来了，干脆把超声心动图做了，省得住院后再做。”
超声心动图检查做完了，住院证终于到手了。几个月来的辛苦，不就是为了得到这张住院证吗？当时，我夫妇的欣喜心情，堪比座山雕得到了那张盼望已久的秘密联络图。
我兴冲冲地跑到住院处办手续，想不到，一盆凉水扑面浇来——没床位。急忙掉头请示李大夫咋办。“等呗。”李大夫拉长声调回答。可算扫兴透了。反正拿上了住院证，等就等呗。
我又一想，等，这得等到那年那月？不能死等。于是，我们从后库北医一院的门诊部，又来到府右街北医一院住院部。
负责儿科病房的，是一位已届中年并开始发胖的女大夫，姓马。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那风姿，那气质，让人立刻想到了大饭馆里的掌勺厨师。说起话来不慌不忙，慢声细语，听起来柔然缠绵，十分入耳。她看了看住院证，很痛快答应了住院之事。她说：“床位虽然紧张，但我可以给你调剂。不过现在住上，到没必要。这月的手术计划已将安排满了，等也是白等。你们不如先回去，过上一个月再来，春节前，一定给你们的孩子做手术”。
这本来是一个能到手的住院机会，只因我过分听信医生的意见，没能坚持“即刻住院等待手术”而铸错，便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当时，我们按照马大夫的安排，即刻向我的单位发电报，让他们给我筹钱。给医院留下通讯地址后，我们再次返回河北静候消息。
光阴荏苒，时光如水。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但未能得到医院的只言片语。耐着性子又等了几天，依然杳如黄鹤。我再也坐不住了，再次进京。急匆匆来到北医一院住院部。
“实在对不起，春节前这手术怕是做不成了。看目前这样儿，春节后也危险。”马大夫郁郁而言，一副无可奈何状。
听了这不凉不热的话，我急了：“咋回事呀，大夫？”
“情况有了变化。缺少医生，人手不够，手术没法做啊”。说者轻描淡写，听者却如雷贯耳。
“如果不是主要医生出缺，能不能想法请别的大夫代替？或者春节后再做？哪怕再等几个月呢？也行!”我的条件并不高。
马大夫从容不迫地摆出了一整套与别的医院在不能收住病人时一模一样的推脱理由。理由的完整性与严谨性可谓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不过，她越是说的天衣无缝，我心里越光火。整整四十天哪！费用开支咱不说，不知失去了多少个我在其他医院住院的机会。情况变了，也得给人家说一声。答应了的事，竟是如此轻率的对待。要不是我们专程来询问，还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呢。这些人太不负责任了。你们的门诊部、住院部全然像两个皇帝的臣下，你开你的住院证，收住不收住，则由我说了算。东拼西凑的一大笔住院钱，在征得你们同意后，已经从青海寄到了你们医院，你们又变了卦。越想越生气，真想跟他们狠狠地吵一架，发泄一通怨气。
但是，我毕竟下不了那个决心。我明白，孙猴子再能蹦跶，自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看病八字没一撇，住院遥遥无期限，哪一个医院都不敢得罪。罢了!还是施展“软功”吧。于是，几个月来求爷爷告奶奶的辛酸遭遇，顿时化作充满忧伤哀愁的恳切语言，一泻而出。
人，毕竟都是有些同情心的。听完我的不寻常的求医经历，马大夫长叹一声，“我陪你去找找我们儿科李万镇主任，好好给他说说。”并且特别提醒我，如果主任答应了，事情总归会解决的。找到李主任后，李、马二人即刻商量了起来。我开始听着希望不小，有点门道。但他们说着说着就朝着岔路上跑了。到了最后，干脆一推了之。眼看春节来临，人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你不答应，我就纠缠。我锲而不舍，穷追李主任不松劲。可是，任你说破嘴皮，李主任始终不松尊口。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岂能就此却步。反正为了给孩子治病，什么也顾不得了。正面进攻失利，我采取迂回侧击的战术。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内线关系。
北医一院内科有个叫张树彬的大夫，河北定县人，是我内兄徒弟的哥哥。就是这么一个拐了几道弯的关系，关键时刻也算作一根可资利用的稻草。
这一次我把李主任堵在了楼梯口。当他看清又是我这人时，连连摆手，并想趁机溜走。我什么话也不说，迅速地把张树彬大夫写的说情条子，顺势塞在他还在摆动的手中。我口里不说，心中暗自得意，这回总该答应了吧！
想不到，“王牌”照样打不动李主任的心：“张医生是我的老同学，我自然会看他的面子。但我确有一时的不便。任谁的条子也不行。”话已经说死了。
或许人家确有难处。如若对人家一再苦苦相逼，反而是咱的不近人情了。“那么，李主任，您看最快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住上院”？“或许四、五个月，或许八、九个月，说不准。你们先回去，留下地址，一有机会，我再跟你联系。”很显然，这不过是摆脱我纠缠的托词。
一次一次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住院难，我算是领教到家了。几个月来的疲于奔命，把人弄得焦头烂额，衣带渐宽，最后还是狼狈地败下阵来了。往往是，希望的火花在眼前闪烁那么一下半下，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严酷的现实和处处碰壁的运气，已使我陷于心懒意灰、听天由命的矛盾之中。是进，还是退？进，前景黯淡；退，结局悲惨。哎!回头看看既聪明活泼又瘦弱无助的可怜孩子，我们怎么能向后退呢？
一直等在北医一院门口的外甥，见我垂头丧气地走出来，心里已然明白。“姨父，看来咱们只有去安贞医院了。我想，为了节省时间，免去从头检查的麻烦，咱们把这里医院的检查结果拿去让他们看看。如能住上便直接住院。”
“哪病历？……”我嗫嚅道。
“在这里先挂一个号，拿上病历，咱不去看病，直接将病历带走。既然住不上医院，病历放这里也没用”。外甥连说带比划。
我蓦然想起，这里看病是先挂号，然后根据编号自己在服务处拿上病历，再去指定诊室就医。我知道这样做不怎么妥当，可情势所迫，没有其他路可走。就这样，我们带着小东东在北医一院的病历，前往北京安贞医院寻找机会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悠悠苍天，终究没负苦心人。我们在北京求医的第六家医院，也就是最后一站------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北京安贞医院，向小东东敞开了大门。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几天，正值人们忙忙碌碌准备过年的时候，小东东住进了现在的这所医院。
……嘎吱吱的一声门响，把我从遥远的回忆中拽了回来。
（赵栋与家人的合影照）
第三章 踏过死亡线
孩子在一天之内，两次躺上手术台，让我们做梦都没想到，带有恐惧性的精神压力让人六神无主。老杨把我们领出社会服务部，来到对门的配膳室。这里是一个非常冷清静谧的地方。
老杨点燃一支香烟，淡淡的白雾渐渐向四周散去。因医院有禁烟的明文规定，所以难得看见他抽一支烟。
“不要伤心，更不能绝望。要挺住，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显然，老杨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并非一次两次。他微笑着盯住我布满愁云的脸说：“紧急关头的慌神失态，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害。天塌下来我敢顶，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你看你，哪像个男子汉！假如小东东的手术做不成功，你就不活了？”
惭愧！刚才的一瞬间，这个念头曾在脑海里闪过一次。“你得为小东东妈妈鼓劲啊”。老杨语重心长地说。
我瞥了妻子一眼：她眼圈红肿，头发凌乱，腮边挂着的泪珠，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一双失神的眼睛木然地注视着房子的一角，嘴角眉梢流露出无限的悲苦与哀愁。本来消瘦的双颊似乎要露出骨头来。无疑，她被最后的一丝希望撑持着。看着她的楚楚可怜相，我的心里不禁一酸。
我揉了一下炽热发痒的眼睛，只听老杨接着说：“二次手术在我们医院有过先例，而且成功率很高。仅年初几个月，就有内蒙古黑龙江的两个小孩从二次手术中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欢势。小东东未必就不是第三个。”循循善诱，情恳意挚，本来是一些老生常谈，一经老杨饱含哲理、妙趣横生的言辞加以润色，直教人心中暖意顿起，十分的受用。我被打乱了的思绪慢慢地又往一块聚拢，心里也渐渐开朗了起来。
老杨一抬手腕，“现在是晚上九点差十分，九点半我给你们去手术室了解情况。以后每过一小时，我便向你们把手术情况介绍一次。”
“您这么大年纪，值一天班了，这......”内兄言吐半截，好生过意不去。
“不说这些见外的话。为家长们排忧解难，本来就是我们社会服务部的职责。”老杨言辞诚恳，毫无做作之态。
望着他出屋的背影，我心里不禁一热。本来这个时候，该是老杨饭后茶余与家人一道坐在电视机前赏心颐神的时候，可他现在竟陪着我们费心劳神，为我们的事奔前跑后。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让我觉着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狄更斯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我不由得在心里赞叹道：北京人，叫人佩服！
屋里只剩下我们仨，谁也不言语。望窗外，一片漆黑，漆黑的令人惶恐不安；看屋里，昏黄的灯光眨着顽皮的眼睛，戏谑地睨视着这几个断肠人。
沙、沙、沙......有脚步声在门外响起。嗖！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三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门口。谁都明白，这时候来人，准没好事。与其带来坏消息，倒不如就这样永远等下去的好。
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周边的一切又静了下来。虽是虚惊一场，心跳却是半天也慢不下来。
九点半，老杨准时推门而进：“医生护士全力以赴，手术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病人无异常表现。”完全是职业性的口吻。
我们连忙站起来，点了点头，以示谢意。
十点半，老杨再次进屋：“手术继续进行，孩子有挽救的希望。”
希望！仅仅这一点希望，也足以抵挡阵阵袭来的绝望情绪。没有希望，就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
十一点半，老杨一见面便自信地宣布，“一切平稳，一切正常，可以说，已有百分之四十的希望。”
希望大增，信心倍长，精神为之一振。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也燃烧了起来。
十二点半，老杨面溢喜色：“情况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手术成功已有八成希望。”
太好了！感谢上帝！想来那冥顽的死神这回要败北了。
凌晨一点，老杨提前半小时来报讯：“手术进展很顺利，预计再有半小时，孩子可以下手术台。”
这才是真正的希望，令人鼓舞、令人激动的希望。
霎时间，空气活跃了，房子宽敞了，连昏黄的电灯也比刚才显得既精神又明亮了许多。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反而急躁了起来，来回在地下踱步。好难熬的半小时。但愿在这半小时里风平浪静，千万再别来段让人不顺心的插曲。
一点半，老杨兴冲冲地推门而入，如释重负地说：“孩子下手术台了，现在已经到了监护室。”
天大的喜事！孩子，你终于在白衣天使的救援下，又一次挣脱死神的羁绊，回来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压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想去手术室外看个究竟，儿科张主任进来了。
张主任是今晚参与手术的大夫之一，才离征鞍，风扑尘尘。他神色疲倦地往旁边木凳上一歪，背靠桌边，开始了他们例行的术后情况介绍：“从二次手术情况看，上次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心部刀口缝合不严，产生渗血所致，与事先的估计基本吻合。眼下病人各方面还算平稳。当然，病情随时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手术做完了，并不意味着就没问题了。准确一点说，现在孩子并未脱离危险。这点，望家长要有思想准备。”
我的心，随着张主任的话渐渐收紧了起来。转眼间，刚才的那几分勃勃兴致已然所剩寥寥。的确，现在还不到高枕无忧额手称庆的时候。
可话说回来，孩子活着出了手术室，就足以使人宽慰不已。这最大的一关毕竟闯过来了。
的确闯过来了。为此，多少热心的亲戚朋友东奔西跑，耿耿难寐；多少医生护士为此呕心沥血，费心劳神。
就说今天一天的经历吧。有谁对医生护士们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无动于衷呢？为了挽救一个患儿的生命，他们付出了太多的牺牲。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知道辛苦疲劳。他们并没有因为如此辛劳而多拿一分额外的钱。其实，这种神圣的工作和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高尚精神，岂能用金钱的尺码来衡量！他们从早上七点多进入手术室，一直奋战到下午三点多。本该休息了，可急剧变化着的病情，容不得他们有半点喘息的机会。为了提升血压，查明病因，他们铠甲未卸，聊补饥渴，便围在小东东的病床头，探讨起病因来。假若他们就此下班回家，又何尝不可呢？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同心协力，认真地研究、分析、观察、处治，忙乎到晚上八点多，直到决定重新手术后，又精神抖擞地向死神冲去。
二次手术经历了五个多小时，其时所付出的劳动和耗费的精力远远胜过白天的十几个小时。可又有谁吐露过半句怨言呢？这不是办公室里的呷茶看报，更不是柜台后的扎堆聊天，这是去迎战死神，这是利用现代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同高尚的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手段，去重新塑造一个生命。形象一点说，这是在用中国医务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去浇灌一朵濒临枯萎的小花朵。今天，他们从这个战场上归来，明天，他们又将精神抖擞地冲向另一处战场。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些普通平凡的医务工作者，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在报纸上留留名，在电视上亮亮相，但他们确实都在人们的心中，特别是在那些病人及病人家属们的心中竖起了一座永久矗立的丰碑。他们的事业在手术室，他们的烦恼在手术室，他们的欢乐也在手术室。他们的光荣历史是用锋利的手术刀镌刻在千千万万人民心中的。赵副院长，王主任，张主任，余大夫，叶大夫，孙护士，王护士，胡莲护士以及杨宝琦老人等等，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这就是安贞医院白衣天使们的精神风貌！
这就是今天北京人的精神风貌。
夜深人静，星斗阑干。
我一躺在社会服务部用两个单人沙发拼接起来的临时沙发床上便呼呼入睡。太疲倦了。多少天来也没有睡一个囫囵觉。
......恍恍惚惚中，叶大夫推门进来。她轻盈地一扬手中的一张纸单，微笑着说：“这是出院证。赵栋手术成功，术后恢复正常，准予出院。”
办完手续结完账，我与妻子抱着兴会淋漓的小东东愉快地朝医院门口走去。
“站住！”一声低沉古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从头顶上直愣愣地砸了下来。
一惊之余，我急回首观望。只见身后站着一个凶神恶煞面目可怖之人。他冷冷地道：“留下赵栋来！”语气恐怖凄厉不容置疑。
妻子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睛，紧紧抱着小东东，下意识地连连后退，我心里也是极度的害怕。但我怎能无缘无故地将经历了千难万劫才呼唤回来的儿子拱手让人？
“你是什么人？干嘛要劫夺我的儿子？”我色厉内荏地嚷了两句。
“哈哈哈哈哈......”怪声震长空，腔调瘆人心。那人一边大笑一边轻舒长臂，倏然间已从妻子手中夺走了小东东。然后扔下一句叫人心惊肉跳的话：“我是死神！”
死神？
我忽地一下从沙发上弹起来，浑身冷汗淋漓，心跳不止，半晌才清醒过来，方知这是一场恶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感慢慢涌上心来。我再也睡不着了。轻轻推开门，向外科监护室方向走去。
外科监护室，不是一般人随便进出的地方。就是值班的医生护士，进出也得换鞋换帽子。
从过道到监护室，得穿过三道门。我几次站在第二道门那条“不得越此”的红线边犹豫，终究没敢越雷池半步。只得怏怏而退。其实，我即便进去，除了看看术后的儿子，又能顶什么用呢？
长长的过道内寂静的令人心里发怵。我往离监护室最近的那爿窗户前一站，歪头侧耳，清晰地听到了从里面传出的呼吸器的哧哧声和心脏监护仪有节律的嘀嘀声。一种想看看孩子的强烈冲动使我打起了窗户的主意。很可惜，每一道窗户上的玻璃，早已被乳白色颜料从里面涂刷的严严实实，除了从那里透出的亮光，什么也看不到。隔一道墙有如隔着一座山。
小东东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苏醒了吗？刀口周围一定非常非常疼吧？胸腔上有刀口，心脏上有刀口，心房里有修补缺口时形成的伤口，孩子，你能顶住麻醉期已过，阵阵袭来的剧痛吗？假如这种疼痛可以转让的话，爸爸妈妈现在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转接过来，由我们来承受。可惜，我们不但替代比了你受疼受苦，甚至连站在你身边安慰你的机会都没有。
想不通，始终想不通，一个天真无邪的弱小孩童，没有招谁惹谁，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遭这么大的罪？为什么痛苦总是纠缠他、折磨他？住院前，在青海、北京的每一个医院做检查，都要抽取大量的血液进行化验。每一次抽血，几个人都要把他按在桌上或者检查床上。遇见业务不太熟练的护士，往往要扎好几次针，才能找见细小的血管。胳膊上抽不够，就从脚腕上抽；脚腕上抽不够，就从额头上抽；额头上抽不够，再从脖子上抽。到最后，针管里抽出的只有血沫。抽血抽得孩子一见针管就惊恐、后退。一个瘦弱的孩子，怎能承受三天两头大量的抽血呢？我们只能看着他一次次声嘶力竭的哭喊和无力的挣扎而爱莫能助。今早上，进手术室前，护士在病房里给小东东插胃管，那场面我是第一次见识，让我有一种不敢直面的心碎和恐惧。一条又粗又长的塑料管，从孩子的鼻孔插进去，通过咽喉食管，一直要插到胃里。第一次插管时，管子还没到胃里，他的鼻腔里早已血流如注。拔出管子，止血，再插。当那条管子最终插到胃里时，脸色蜡黄的孩子已经哭不出声音了。当时，遭遇极度难受和疼痛的，除了孩子本人，还有一旁瑟瑟发抖心头滴血的父母亲。至于随后手术台上两次经历刀割、针穿的疼痛，我们无法猜测，只有孩子自己知道了。
想到这里，只觉着又有一股闯进去看看孩子的冲动驱使着我。才走两步，腿子便迈不动了，站在原地犹豫起来。我终究还是不敢违反医院的规定。
既然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那就往回走吧。刚一转身，妻子早已站在身后，四目一对，默默无语，能说什么呢?她一样在牵挂着儿子的安危。
看着妻子忧伤揪心的表情、沉重迟缓的步履、单薄瘦弱的身子骨，顿时勾起了尘封在我内心深处的历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依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妻子是一个顽强的人。
一九七九年，刚脱下学生装的她，从冀中平原来到青海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没能击溃她，严酷的生活环境没有征服她，教师职业的忙碌没有影响她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培养，小东东的病却给她的精神以巨大的摧残。
多少个不眠之夜，泪水湿枕枕不干；多少次奔波求医，柔肠寸断断肠人。
小东东出生后才两个月，就发现患有腹股沟疝，直到孩子三岁半施行修复手术方得解脱。几年来，疝气给孩子平添了难以述说的痛苦。尤其在受凉、哭泣、用力时，疝包下垂，叫人目不忍睹。妻子常常在泪水淋漓中尝试各种办法减轻孩子的痛苦。改做疝袋，缝制腰围，温砖热敷，或者敞开自己衣服用体温去暖润无情的小肠气。
疝气嵌顿，每次都把她吓个半死。这能怪她胆小吗？这种急症，数小时之内可送人性命。整日价的提心吊胆，搞得她心力交瘁，精神恍惚。
我们生活在青藏高原，那里气温低，风沙大，条件艰苦，氧气不足。恶劣的高原气候条件，为心脏病的恶性发展提供了温床。因此，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东东身体向来羸弱。而羸弱的身体必然使抵抗力大大下降。感冒自是接连不断；而感冒又引起一系列疾病：肺炎、中耳炎、关节炎、腮腺炎、甚至鼻子大流血等等。诸多的病变，将孩子的身体折磨得更加单薄。如此恶性循环，无休无止。作为一个母亲，妻子的心经常被孩子身上的病患揉搓的淌着血。毫不夸张，她的每一顿饭，都是伴随着或多或少的泪水下咽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捉弄着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在她给孩子看病的路途中，上天也要给她安排一段让你烦心透顶的插曲。
一九八七年七月，两岁多的小东东在连续高烧、鼻血不止的情况下住院了。县医院的医生看着化验单上的血色素仅为6克不足正常人的一半时，竟然怀疑化验是否准确。当医生亲自看着做完第二次化验时，才无可奈何地叹了口长气：“上外地治疗吧。可惜我们这里连血也没法输。”是可惜。一个堂堂的县医院。
极度贫血，不敢延误。当下找了一辆便车准备到省城就医。谁知“行船又遇顶头风”，我们所搭乘的卡车在贵南县塔秀乡牧业点装羊毛时，被大雨困在了远离县城道路崎岖的深山沟里无法动弹，直到天黑，大雨没有停歇的迹象。无可奈何，就在人家本来很拥挤的帐房里借宿一晚上。
空荡荡的山沟，孤零零的帐房，黑黝黝的夜空，四周的山头渐渐隐没在灰蒙蒙的夜色里。山沟里本来就没有正规的路，何况现在满地雨水，泥浆翻滚，走是别想走了。这一夜可不好熬啊。
帐房内昏暗的烛光，潮湿的地面，狭小的空间，沉闷的氛围，让人充满了窒息感。倾盆大雨击打帐房屋顶的嘭嘭声，伴随着夜雨刮过的狂风声，与小东东喊叫着要回家的哭闹声搅在一起，化作一片恐怖的乌云，笼罩在我和妻子的心头，我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就在这时，小东东发起高烧来了。天哪!在这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鬼地方，上哪儿去弄药？虽说有车，在这种时候，只是废铁一堆。这下可傻眼了。倒霉事全赶到一块儿了。
帐房外的倾盆大雨一阵紧似一阵地浇来，半空中的闷雷一个接一个地滚过，耀眼的闪电一道连着一道地划去。虽是盛夏七月，午夜从帐房缝隙间挤进的风却是刺骨的凉。
妻子背靠帐房支柱，抱着全身滚烫的小东东，如同抱着一座小火山。其实，那时燃烧在我俩心头的急火，更剧烈更炽热，烧得人几乎没了主意。情急之下，多亏妻子想起了物理降温这一招。于是，我从帐房主人那里弄来半瓶白酒，权做酒精，给小东东擦拭降温。我俩交替轮换，整整折腾了一个通宵。
命运似乎见怜我们，快天亮时，雨渐渐停了，第二天，小东东慢慢退烧了。沾光司机师傅流利的藏话，吃了一碗牧民家的糌粑，喝了两碗奶茶，准备离开山沟。晾晒了一上午的土路，勉强可以行车，中午时分，我们乘坐的老解放牌卡车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山沟，朝着省城方向走去。直到天黑，才到达目的地。找一家便宜旅馆权且安身，第二天一早便急匆匆赶到了青海省儿童医院。从那时开始，我们便走上了小东东异地就医的坎坷路。
妻子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
小东东在北京安贞医院住院后，短时间内安排不上手术，我不得不返回单位上班。妻子单枪匹马照顾小东东，我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
形势逼迫人，形势也能造化人。要做一个合格的母亲，自会在逆境中学会处事与应变之道。而其中的酸涩，有谁知晓有谁懂？
她，利用各种亲戚朋友以及北京的老乡关系，求三拜四，磕头烧香，去打通各个环节，争取早日安排孩子的手术。
她，为了给小东东节约几个吃冰激凌的钱，不是不得已不乘公共汽车。从中国美术馆附近到朝阳区安贞里，甚至从王府井到大屯乡都是步行来往。
她，从城里搬到北京郊区干杨树旅店，是为了省几个小钱；从起初买饭吃到后来自己起伙做饭，仍然是想着减少一点花销。自己啃干馍就咸菜，论堆的菠菜煮汤喝，却换来了孩子在吃上可口饭菜时舒心的笑容。
她，历经艰辛磨难照看孩子，早已身心俱疲。谁料，巨大的人生不幸和超限的精神打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来找她......
那是小东东住进安贞医院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到她的头上。其时，丈夫返回青海，长子寄居甘肃，次子住进医院，她一个人独处医院外的旅馆。亲人天各一方，家庭七零八落。正当她为小东东安排不上导管造影检查而发愁时，一封电报传来噩耗，母亲病逝。
真正的避坑落井，雪上加霜！
谁能承受得了如此接二连三的打击呢？何况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两头放不下，顾哪边？舍哪边？
世间能有谁亲过母亲呢？世界上有哪一种感情能取代母女之情呢？七个兄弟姊妹中，妻子是最小的一个，自然也是母亲最疼的一个。现在，母亲一甩手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去送送老人家。
本来不到探视时间，她来到了安贞医院儿科四病房。望着穿一身小病员服的娇儿，想着再也见不到的母亲，心里犹如万箭穿过。她把头埋在儿子的怀里，真想大哭一场，倒出心中难言的苦水。然而，她还是勉力克制住了自己莫大的悲痛，将苦涩的泪水强咽到肚子里。她深知，再不能给这个在肉体上精神上承受了超量痛苦的可怜孩子，增添一丝一毫的额外负担。
“东东，妈妈有事要离开几天，下次探视来不了。听护士阿姨的话，过一阵子我再来看你。”
“妈妈，你要去哪儿？” 孩子也看出了母亲今天的异样，歪着脑袋发问。
“我去看......看你姥姥。”他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强作欢颜，哽哽咽咽。说罢，她一步一回头，在泪眼迷蒙中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站在病房门口呆呆地目送着自己离去的小儿子。
岳母德高望重，深受后辈们的尊敬和爱戴。她的一手颇为不凡的正骨按摩技术，誉满十里八乡，曾解除过成千上百患者的痛苦。老人家在弥留之际，未能在一大群儿女中找到她始终惦记着的小女儿的面孔，不能不说是憾事一桩。
小女儿回去了，可是晚了一步。
喊叫了几十年的那声“妈妈”，这一次没人答应。
如此的遭遇，如此的情景，谁不动容，谁不心碎!
慈母归天，爱子命悬一线，死生难以逆料。双重的打击，使那副耗费过多心血的羸弱身躯似乎再也顶不住了。但她咬紧牙关，硬是不让自己倒下去。因为她明白，尽管苍天对她太不公平，但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她必须挺住。
安葬完母亲后，她擦干泪水，告别家人，离“上谷”，进京城，一刻也不敢停留，当即赶到安贞医院。更大更多的事情在等着她去处理，独自住院的三岁娇儿还在封闭的病房里痴痴地等待着她的归来。
（赵栋近照）
第四章 再见了，北京
天亮了，新的一天带着尚未褪去的倦容，来到了安贞医院。
随着上班时间的迫近，出入监护室的医生护士渐渐多了起来。本想向他们打听一下小东东的情况，瞧着那一副副严肃漠然的面孔，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好不容易等着了四病房的余大夫，心急火燎地追上去询问孩子现在咋样了。余大夫惜字如金，只说了“还处在昏迷状态”几个字。这半天来，几乎没获取任何精确、具体一点的消息。有些医生的回答甚至是毫无表情的摇摇头。我推测，这多半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有意冷淡，恰恰证明经过了两次开胸手术的孩子仍然处于十分凶险的境地。
总算捱到了中午，无论如何该打发一下空空如也的肚子了。妻兄领我们到楼下营养部招待所去用餐。
白菜炒大肉，富强粉馒头。从牧区来的人，对肉不稀罕。只是那雪白、蓬松、可口的大馒头勾起了我强烈的食欲。我抓起一个，才要下口，不由得把头偏向二楼监护室的方向。“那里还躺着一个孩子，两天没吃饭了……”想到此，顿时涌起一股无名的酸楚，猛烈地冲击着我的泪腺，只觉眼眶一热，视线随着模糊了起来。这一来，妻子更是控制不住自己，泪水扑簌簌地顺腮而下，低着头一个劲地抹眼泪。
正在举箸进餐的内兄也放下了筷子，长叹一声。如此压抑的氛围，这饭还怎么吃呀！
此情此景，被招待所负责人，我们新结识的石家庄老乡宋旭东看到了。他随即走了过来，往我们旁边一坐，话就接上了：“孩子真算命大，两次这么大的手术居然活了下来，你们应该高兴，应该多吃饭才对。苍天有眼，这纯粹是捡了一条命。假如事不如愿，把孩子扔在这里，到头来人财两空，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话够直率的。尤其是最后两句，直率的叫人听了心里发毛。有人善意开导安慰一番，精神略微轻松了一点。
下午四点多钟，张主任匆匆走进社会服务部，开口直奔主题：“小东东呼吸发生困难。经检查，是积痰出不来，影响呼吸。我们现在正用吸痰器进行处治，倘若仪器不奏效，那就得切开气管，清理积痰，疏通气道。你们同意切开气管的处治方案吗？”一直悬着的心，又遭重重一击！
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同意医生采取的治疗措施。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该切就切吧。”
可怜的孩子，多灾多难的孩子！你就承受这不该承受的一切吧。在强势的命运面前，我们只能是笼子中的鸟、砧板上的肉。
时间向前移动的步伐，是难以形容的缓慢。在这种特殊的境况下，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岁月难熬，什么叫度日如年!
时针指向晚八点。也就是说，小东东从第二次上手术台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四小时了。
医院里又重复着昨天晚上令人心烦的寂静和压抑。昏黄昏黄的灯光，匆匆而过的行人，偶尔从病房传出的响动，一切都是老样子。所不同的是我们这几个机械地踯躅在监护室外的人，焦灼恐慌的心情有增无减而已。
幽幽夜色笼罩下的医院，在时间的长河中缓缓地向黎明流去。与时间相伴随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寥，挥之不去的烦闷，无处发泄的憋屈，心无着落的恐惧。
九点、十点… …一点、两点… …五点、六点… …晨光微曦，让人提心吊胆的昨天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福祸未卜的一天又来到了。
值完了通宵夜班的年轻医生和护士们，脱下白衣白帽，换上时尚整洁的衣着，他们仨一群五一伙，如小鸟，似彩云，欢快地朝楼下飘去。看着那些姑娘小伙的快乐劲，真让我们这些不幸者羡慕。
挂钟的时针喘着粗气吃力地爬过十点不久，张医生姗姗而来。他往我们面前一站，便开始了良久的沉默。不难预料，又有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我再也不觉着惊心了。接二连三的变故，使我心中的希望之光越来越黯淡，感觉上、意识上变得有些迟钝了。
“跟我来！”张医生多一个字也不愿说。完了自顾自地走了。我们随即跟了过去。
走着走着，我突然觉着不对头。张医生这次是要把我夫妇领到监护室去。
外科监护室既然不是随意进出之地，那么，再也明白不过的事实是小东东的生命已临极端危险的边缘。或者… …想到这里，只觉浑身一凛，冷汗从脊梁上渗了出来。
在监护室外第二道门里换上拖鞋后，我们急匆匆地赶进里屋，凭着直觉向小东东床前走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围站在小东东病床周围的七八个医生和护士。他们中间有主管四病房的赵副院长，儿科王主任，张主任，余大夫，护士长等人。显然他们正在谈论着小东东的病情。这么多头面人物聚集在此地关注小东东，足见情况颇为不妙。
我二人一到跟前，众人都把不可捉摸的目光投向我们。有人往旁边一挪，给我俩让开了一点空隙，我迅速地往床前一纵，眼睛不由自主地向仰卧微侧着的孩子望去。
啊！这就是我们的小东东？这就是前天早晨还在活蹦乱跳的小东东？
他，赤裸的身体仅在正胸部包裹着厚厚的白纱布，那里显然是刀口处。刀口下方的腹部插着两根引流胶管，直通床沿下悬挂着的盐水瓶。匆忙间看到瓶内积有深红色液体；口中塞着小茶杯粗细的人工呼吸器软管，胸部随着呼吸器的节奏一起一伏；鼻孔中的输氧管，扎在静脉中的输液管，以及连接心脏监护仪的根根导线，粗粗细细，密密匝匝，有些像打开后盖的电子管收音机线路板。
他，半闭着眼睛，似乎在偷觑着来看望他的父母亲，那眼神，那表情，无疑是在说：“妈妈，你怎么不叫我一声？你抱抱我呀！蜡黄的脸蛋毫无血色，与两天前白中泛红的面容大相径庭；两只圆鼓鼓的小手成自然弯曲状，很规矩地放在两旁，与平时淘气的睡姿相去甚远。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月未剪一次的长头发，遮住了整个耳朵。要说变化不大的地方，恐怕就是胖乎乎的腮帮和圆圆的脸盘。”
我们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倒是非常想扑过去抱住他，亲亲他，哪怕抚摸一下也好。
我把头转过来，正巧与王主任深沉的目光相遇。王主任，这是一个年近六旬，仍然精明干练，英气勃勃的女医生。
“王主任，这孩子… …”我把乞求的目光投在王主任脸上，希望她能吐露真言。
“有希望。”她说话间快速瞥了小东东一眼。声音是平静的，口气、措辞很符合她的身份。简短的回答中大有令人玩味的余地。
我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安慰的成分远远大于成功的把握。今天医院破例让我夫妇进监护室探望孩子，用意十分明白，那就是趁孩子还活着的时候看上一眼。
我自觉心温已经降到了冰点，但仍然不死心地扔下这样一句话：“王主任，求求你们千方百计把这孩子的一条命搭救住。”
“这个，自然。我们会尽心的。”
临出门前，我又无限留恋的看了一眼仍旧保持着仰卧微侧睡姿静静躺在那里的小东东。蓦然间，一股凄凉感透贯全身，冷气逼迫的我踉跄了几步。
一个人真正濒临绝望的时候，心里反倒会平静下来。难熬难捱的是绝望不成，而希望又十分渺茫的时候。
仅仅过去了两天多时间，妻子已是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身子摇摇欲坠，一副吓人的神态。之所以还没有倒下去，那是因为在绝望的黑幔下，仍然还有一丝希望在亮着。反过来说，这一丝希望之光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
哀哉！与其今日遭受如此的不幸，倒不如当初不要小孩来的干脆。如今孩子挨皮肉之苦，大人受精神煎熬，何时了结。遏止不住的胡思乱想在特定的环境氛围中，表现出了肆无忌惮地活跃。
在思绪游离，精神恍惚的浑浑噩噩中，在坐立不安，六神无主的神魂颠倒中，艰难地熬过了一天。
时间已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正值仲春季节。住院部楼南的小花园中，花红柳绿，彩蝶飞舞。一些能行动的病人，在那里伸臂屈腿，或坐或走，尽情地在春的海洋中徜徉，显得十分的悠闲自在。
我无心欣赏这大自然赐予的良辰美景，转悠了几圈，与妻子同回社会服务部呆坐。
一篇书尚未看完，已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口传来了医生的呼唤声。
特殊的警觉和变态的敏感促使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直勾勾的眼神径直向站在门口的医生脸上掠去，俨然法庭上的犯人在听候着法官的宣判。
“赵栋醒过来了，他要吃雪糕。”
“什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直到医生重复了一遍后，我才轻轻地“啊”了一声。似乎有些意外，是真的？回头一看，妻子与我一样的惊讶神态。
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愣神，随即，一股神奇的内力顿贯全身，骤然间精神为之一振：“我去买雪糕！我马上去买雪糕！”说完，我一阵风似的冲下楼，朝着医院外的小卖部跑去。
啊，今天的天空是那样的明朗，今天的景色是那样的迷人，今天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连矗立在对面工地上的大吊车，伸出长长的胳膊，也像是在向我招手祝贺。
当我跑步将两支雪糕送到护士值班室时，护士说她已经从其他人那里给小东东要了一支雪糕，正吃呢。使用了两三天的呼吸机，已将孩子的呼吸道抽得干燥难忍，一旦醒来，他首先觉着要将自己的口腔和嗓子湿润一下，补充水分，缓解不适。
“闷上心来瞌睡多，人逢喜事精神爽”。小东东在两次手术昏迷三天后醒过来，这是从凶恶的死神手中最终挣脱了出来。对我们夫妇来说，无疑是大喜从天降。几天来的伤感、担心、惊恐、疲惫，统统远去。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精神为之一振，心情显出少有的轻松。
虽然现在还见不到孩子，但我们的心里已经踏实多了。
这一天晚上，我们才真正告别了安贞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临时“沙发床”。送走内兄后，徒步四十多分钟后，来到北郊干杨树旅店投宿。
妻子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住在这里。他和旅店里的服务员混得很熟，尤其是和同室“同病相怜”的三个姐妹早已结成了来同形去同影的命运共同体。说同病相怜，那是因为她们三个人的女儿也因先天性心脏病住在安贞医院，并且都在儿科四病房。这是特殊环境下因特殊缘分而形成的特殊聚合。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她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干杨树旅店，除了住宿便宜外，能提供做饭灶具便是我们这些人为了压低开支而远奔投宿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因为有如此优势，到了五月底我们搬出时，安贞医院病人家属在那里住宿的不下数十人。
第二天，我们早早赶到医院，社会服务部的老杨给我们讲，小东东下午可以转到特别护理室。一方面，刀口伤势有所缓和，另一方面，要给后面手术病人腾出位置。目前正值手术黄金季节，每天都有人从手术台上下来。这样，我们便不再享受每天到社会服务部和病房的特别照顾了，而是同其他家属一样，按照规定的日期规定的时间到医院探视病人，每个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到医院病房陪伴孩子两个小时。
两天后的下午，也就是4月16日星期二的下午，我二人领上探视牌，随着老老少少的家长队伍，涌进儿科四病房。
这个时候，病房里几乎都沸腾起来了。你就瞧吧：给孩子换衣服的，洗脚的，削水果皮的，开罐头盖的，摆弄玩具的，讲小人书的，东一团，西一堆。有的人坐在床前跟小病人聊天，更有许多人乘此机会领着小孩下楼到花园里散步游玩。说起吃的东西，那真像搬来了小食品店，五花八门样样有：苹果、香蕉、橘子、大鸭梨；蛋卷、酥饼、罐头、麦乳精；冰棍、雪糕、汽水、冰激凌，等等。虽然医院的膳食是严格按照营养要求配给的，质量花样无可挑剔，但给孩子携带炖鸡、饺子、熟蛋之类食物者大有人在。记得护士长曾数次提醒家长，吃这么多东西对孩子没好处，何况，每次探视结束后，总有几个小孩在那里拉肚子。强调归强调，家长们每次拎来的大包小包内仍是鼓鼓囊囊的。其实，孩子们何尝能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呢？这除了满足孩子们的食欲，希望垫补垫补孩子们虚弱的身体外，恐怕重要的是不至于在别人面前显得寒酸而使自己的孩子伤心罢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小东东刚转来特护室，身体极度虚弱。医生不让打扰他。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窗户偷偷地看看。
显然，室外的喧闹声提醒小东东现在是探视时间。他无心观看枕头旁边的连环画，竭力想坐起来。他慢慢地把插着输液针头的左手挪了挪，带着十分痛苦的神色，伸出右手抓住床沿，用了好几次劲想坐起来，都没有成功。
护士走了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并把我们带去的冰激凌放在茶杯内，让他自己用小勺吃。他神色憔悴、疲惫，双手抖抖索索，费了好大劲，才把小勺放到嘴边。看着他那一副楚楚可怜相，让人心里顿时涌起一股难过的苦涩味。
他一边吃一边转动着不太灵活的脖颈朝外看。终于发现了玻璃窗外呆痴痴望着他的父母亲。他放下杯子，再也不吃了。隔着玻璃，看到他嘴唇在翕动。
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细听，他似乎在喊叫着“妈妈”，声音细微沙哑，语调凄凉。
护士劝止不住小东东，终于答应我们进去看看孩子，安慰安慰他。妻子赶在我的前头快步走了进去，急切而又轻轻地把小东东抱在了怀里。
小东东用凄婉的眼神盯着妈妈，巨型刀口的疼痛使他的面部表情十分痛苦，轻易不敢动一动半僵的身子。然而，一丝不易觉察的欣慰还是从他那充满痛楚的眼睛里透了出来。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他感到安全、舒心。母子分别仅仅五六天，在孩子的心中，恐怕有点恍若隔世了。
妻子斜蹲在那里，轻轻地半托半抱着小东东，从头到脚细细地端详起来。之后，她低下头亲了亲他的脸蛋，柔声说道：“东东，叫妈妈。”他要试试才从死神那里逃回来的儿子的语言和反应。“妈----妈”，声音不像是从声带发出的，倒像是尽全身之力挤压出的气流，在上下嘴唇吃力地一张一合时冲出的两个音节，轻微而柔绵。多少酸楚，多少深情，透过这一声妈妈，毫无遗留地表达了出来。无疑，声音沙哑微弱，是连续三天三夜使用呼吸机带来的副作用造成的。
听着这低沉、喑哑、无力、悲凉的一声呼唤，妻子那无法止住的热泪吧嗒吧嗒的滴在小东东的衣服上，四目久久相视，早已胜过平日的千言万语。
探望时间很快就到点了，护士催促我们尽快离开。孩子根本不愿意与妈妈分开，抓住衣服不放手。除了带泪的安慰，强装欢颜的苦笑，只有狠心的离开。孩子不舍，大人揪心哪！我们不理解，在如此特殊的非常时期，安贞医院为什么不让孩子的妈妈留在病儿的身边给予照看呢？
一步三回头，谁能放心一个仅仅三岁，刚从死亡线上顽强挣扎回来、身体极度虚弱的孩童不在父母身边，孤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虽然有护士的照看，我们心里不踏实啊。父母亲沉重的双腿挪出病房门口的那情那景，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
时间，在痛苦和希望并存的氛围中悄悄流逝。
暮春孟夏的北京，百花争艳，馨香飘逸，气候宜人。小东东术后的刀口在一天天愈合，身体在一天天恢复，精神在一天天向好。许久未听到的小调又从妻子的嘴里哼了出来。
五月初，小东东从特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照此算来，再有十天半月，就可以出院了。胜利在望。
“按倒葫芦（瓢）漂起来”。谁知，意想不到的事又一次找上门来。才到病房两天，刀口感染化脓。外科感染，是指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侵入人体，在体内生长、繁殖，导致机体的正常功能、代谢、组织结构破坏，引起局部组织发生损伤性病变和全身性炎症反应。感染常发生在创伤或手术以后，如治疗不及时，感染还可以蔓延至其他组织或器官，危机生命。感染是手术后最危险最难闯的一关。
无休无止的变故，让我们心中一片惶惶然。多灾多难的孩子。
“小东东并未脱离危险。”医生严肃到提醒道。
“两次手术者，大半会遇到这种情况。”护士长解释说。
“这小子，什么罪，他都得受一遭。”同僚们也为之惋惜。
“放宽心。任它病魔再狂，咱们的医生们照样能降服它。”社会服务部杨宝琦老人的安慰中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吃药、打针、引流、清创、红外线烤灼… …感染长度由二寸缩短到一寸半，由一寸半到一寸，半寸，直至完全愈合。
安贞医院医护人员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精心周到的护理，又一次显示了巨大威力，卓有成效地打退了最后扑上来的顽敌，又一次把小东东从险境中解救了出来。
闯过术后感染这一关，小东东恢复很快，不久便下了床，开始挨着病房去串门，找他的小病友玩耍了。四病房的胡莲护士，尤其喜欢小东东，说他长得虎头虎脑，一见面就叫他“小老虎”。而小东东则把人家顺口叫成了“狐狸”阿姨，“狐狸”阿姨反倒乐得这样的称呼。据胡护士讲，术后的小东东饭量大增，尤其是早餐，自己的一份吃完，不饱，再把其他小朋友吃不完的鸡蛋蛋糕拿过来全吃了。身体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高兴起来，还跑到医生护士办公室，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来几手少林拳，逗得众人发出舒心的笑声。
不错，那笑声是舒心的，酣畅的，真挚的。医生护士面对自己呕心沥血的“成功之作”，怎能遏止发自内心的微笑呢！当时每一个医生护士看见小东东，都会感慨地说一句“这孩子命大，真正是捡了一条命”。
出院前最后一次全面复查结果表明，小东东的室间隔缺损修补手术是成功的。心脏杂音消失，各项指标正常，恢复情况良好，医生护士的心血没白费。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们早早来到了安贞医院住院部。今天，是小东东出院的日子。护士阿姨特地给他换了一身崭新的小病员服，早早地站在门口等着爸爸妈妈的到来。要离开了，要回家了，小脸蛋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欢快与喜悦。
妻子特意带来了一套早已准备好的小军服，一顶冠有“北京”字样的遮阳帽，给小东东穿戴上。办理出院手续的间隙，小东东让我把他领到楼下去玩一会儿。他一到院子里，就像长期圈养在鱼缸里的金鱼放到了大海，踏浪戏水，游来游去，好不自在。
久经磨难后翘首以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等待这一天，真可谓寸阴若岁，眼穿肠断哪！对我们个人来说，上北京看病，何异玄奘西天取经，虽未达九九八十一难，经历的坎坷却多得指不胜屈，让人一回想便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十年的积蓄留在了北京，委屈、难过、痛楚、泪水留在了北京，但我们把一个健康活泼可爱的儿子抱回了青海，我们赚了，我们赢了。
孩子是可亲可爱的。经过了这一场非凡的重大变故，使我明白了一个非常浅显而又非常深刻的道理：孩子不仅仅属于我们夫妻，他也属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战士，他更属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愿孩子茁壮成长，愿安贞医院攀上更高的医学高峰，愿现代化的医疗技术不但安全可靠地解除心脏病儿的痛楚，延长他们宝贵的生命，而且更应该在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方面充分显示威力，力争把绝大部分先天性心脏病扼杀在萌芽状态，让炎黄子孙们一个比一个强壮，一个比一个健康。
同时我希望国家加大医疗卫生投入，给边疆偏远地区更多的倾斜政策，加快提高那里的医疗设施装备和医生诊疗技术，尽量少让病人千里迢迢涌向大城市，就近治病，本地康复，减轻个人、医院、社会压力，让每一个家庭都发出更畅亮更欢快的笑声。
中午时分，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医生护士，告别了这所使人一辈子也忘却不了的医院。
与父母分居，一直生活在病房狭小空间里近半年的小东东，今天如同飞出笼子的小鸟，那份高兴劲就别提了。他看到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奇，东瞧瞧，西望望，觉着眼睛都不够用了。
公共汽车驶过安定门，穿越美术馆，再入繁华的王府井，天安门广场到了。望着天安门的雄姿和城楼前面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一股敬意从胸中升腾了起来。
北京，您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名字，您是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您是一种信仰，您是一股力量，您更是一种希望。
北京，您的优秀儿女遍布神州大地，而您身边这一千多万人民更是您优秀儿女中的佼佼者。或许是我情有独钟吧，那些不辞劳苦，勇于奋进，怀着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去同死亡搏斗的白衣战士，当是您佼佼儿女中更受人爱戴，受人尊敬的出类拔萃者。
北京，您给了小东东第二次生命，小东东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他将立志成为一个有益于家庭、社会、国家的有用之才。
北京，再见了。
北京，向您致敬！
（赵栋出院当天留影）
作者简介
赵志琦，男，汉族，甘肃天水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