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鱼文化探讨/李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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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24 07:02:55 590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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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世宏--大庆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苏东坡与鱼文化探讨

文/李世宏

摘要：苏轼一生与鱼结缘极深，其诗词、饮食实践与精神关怀中均有丰富的鱼文化印记。本文从诗词书写、烹鱼实践、放生行为与当代传承四个维度，考察苏轼鱼文化的基本面貌。研究发现，苏轼的鱼文化呈现出“吃”与“放”共存的独特张力：他既是精于烹鱼的“老饕”，又在多地有放鱼善举；既在诗词中赋予鱼以归隐、悲悯、生态等多重意蕴，又在日常生活中将鱼的滋味转化为文字与人生的体悟。这种张力恰恰源于其融通儒释道的人生态度，使鱼成为他观照生命、安顿自我的一个独特入口。苏轼因此被后世研究者视为中国古代鱼文化的重要宗师之一。

关键词：苏轼；鱼文化；饮食文学；放生；儒释道

一、引言

在历代文人中，苏轼对鱼的“情有独钟”是公认的事实。研究者指出，“在历代文人当中，苏轼可谓是对鱼最情有独钟的一个”，他一生嗜鱼、赞鱼，留下了大量与鱼相关的诗文，被朱振东在《苏东坡的鱼文化》中称为“我国古代鱼文化的宗师之一”。其诗词作品中描写的鱼种众多，有关鱼的形态、动作和其他情景，形容得相当细致生动。然而，苏轼的鱼文化并非单一的“爱吃鱼”所能概括。他既是精于烹制鱼肴的美食家，也是有着明确放生实践的慈悲者；既在诗中以鱼寄托归隐之志，也在谪居生活中与渔者同处、观鱼自省。这种多面性构成了苏轼鱼文化的独特质地。本文拟从诗词书写、饮食实践、放生行为与当代传承四个维度，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一整体性的考察。

二、诗词中的鱼：从咏物到寄怀

苏轼咏鱼诗词的数量与题材之广，在宋代文人中十分突出。从早年任凤翔签判时所作的《渼陂鱼》，到谪居黄州时期的《鳊鱼》《戏作鮰鱼一绝》，再到为惠崇画作题写的《惠崇春江晚景》，鱼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丰富的面貌。《渼陂鱼》作于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期间，以鄠县渼陂所产鱼类为描写对象。诗中“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以破竹喻剖鱼，将鱼身比作横卧的剑，凸显其修长挺拔；“紫荇穿腮气惨凄，红鳞照坐光磨闪”则细致刻画了烹制前的鲜活状态。全诗不仅写鱼的形态与滋味，更以“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将眼前之鱼与早年荆州食鱼的记忆形成时空对照，在咏物中融入了人生际遇的感慨。《鳊鱼》一诗则承载了更深的情感重量。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武昌鱼（鳊鱼，古称“缩项鳊”）成为他谪居生活中的一道日常滋味。诗的开篇“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写景赏物，笔调轻松；但后四句忽然转折，借杜甫《解闷》中孟浩然隐居垂钓缩项鳊的典故，发出“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的悲叹。这里的鱼已不再仅是盘中餐，而成为诗人自我命运的镜像——孟浩然以隐逸终老，自己却以贬谪漂泊，鱼之“贪饵每遭烹”恰恰映照了文人因言获罪的困境。

《惠崇春江晚景》中的“正是河豚欲上时”，则展现了苏轼对鱼的另一重观察视角。河豚由东海逆江而上，肉味鲜美却含有剧毒，苏轼不仅熟知其洄游规律与捕捞季节，还在《物类相感志》中记述了河豚的食法：“凡煮河豚，同荆芥同煮五七沸，换水则无毒。”这首题画诗短短二十八字，将时令物候、鱼类习性与饮食经验熔于一炉，正是苏轼“以诗记知”的典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诗中的鱼并非全然指向饮食。在杭州任太守期间，他写下“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附槛散斋余”，记录了对六和寺与南屏山池中金鲫鱼的观赏。学者指出，这首诗是我国考证金鱼观赏养殖历史的最早记载。而在徐州所作《永遇乐》中，“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鱼在这里成为清景无限中一个灵动而寂寥的音符。

三、烹鱼之艺与东坡鱼的形成

苏轼的鱼文化中，饮食实践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不仅爱吃鱼，而且精于烹鱼，留下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在黄州期间，苏轼将烹鱼经验写入《煮鱼法》一文，其法为：“以鲜鲫或鲤鱼治斫，冷水下。入盐于堂法，以菘菜笔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桔皮片，乃食。”这种烹法讲究冷水下锅、葱白不搅、姜萝卜酒三物等量调和、临熟入橘皮，步骤细致，显示出他对火候与调味的精确把握。后世眉山一带百姓所保留的“水煮鱼”做法，正源于此。关于“东坡鱼”的由来，流传着多个版本的典故。较为流行的一则与佛印和尚有关：苏轼烹好鱼后见佛印来访，将鱼藏于书架之上，佛印以问“苏”字写法为名，步步引导——“草头下面左边是‘禾’右边是‘鱼’呢？”待苏轼答“那么鱼搁在草头上边呢？”苏轼急忙说“那可不行”，佛印便笑道“那就把鱼拿下来吧”，苏轼恍然大悟。这则轶事虽未必属实，却生动地折射出后世对苏轼与鱼之关系的想象——鱼既是美食，也是文人之间智趣往来的媒介。另一说则与“五柳鱼”的得名相关。相传苏轼在鱼身上斜划五刀以便快熟，刀痕交错恰似柳叶，故名“五柳鱼”，此鱼也有“东坡鱼”之称。无论是哪种说法，“东坡鱼”作为一个菜名，其意义已不限于具体的烹饪方法，而成为苏轼饮食文化人格的一个符号。四川眉山一带至今保留着以“东坡鱼”为名的传统菜肴，选用黑龙滩的鲤鱼或鲫鱼、草鱼，以泡菜丝为底汁烹制，被视为对东坡饮食遗产的在地传承。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苏轼烹鱼时“凡买来活鱼，必须要等待鱼慢慢死掉，过一段时间再进行烹制”。这一习惯常被解读为某种朴素的“不忍”之心，与他后来的放鱼行为之间存在隐约的呼应。

四、放鱼：慈悲实践中的精神转向

如果说烹鱼体现了苏轼对“滋味”的追求，那么放鱼则揭示了他对“生命”的态度。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苏轼鱼文化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元符二年（1099年），六十四岁的苏轼谪居儋州。三月二十四日，一位渔人在城南池塘捕获了二十一条鲫鱼，前来售予苏轼。当时苏轼正与宾客聚谈，众人听闻鱼的来处，“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苏轼以木盎盛水养鱼，随后将这批鲫鱼移送至城北伦江的南面，在吴氏宅旁浣纱石之下放于流水。在场的陈宗道精研佛法，念诵《金光明经》中的流水长者因缘以度鱼，苏轼将经文完整记录于文中。事后，苏轼在文末一一列出参与者名单，会者六人，另有搬鱼者二人及少年仆役九人，加上自己，共十八人。苏轼将此事写入《书城北放鱼》，文字从容而郑重。有意思的是，他并非简单地“放鱼”，而是将一次偶然的日常事件转化为了一个有经义、有仪式、有记录的完整文化行为。鲫鱼被放后“皆随波赴谷”，众人“作礼而退”，苏轼以近乎佛经叙事的笔法收束全文，使一次放生活动获得了超越日常的精神分量。此前，苏轼在知颍州时还曾有过一次更大规模的“迁鱼”之举。颍州西湖东池秋旱，鱼在葑草淤泥中挣扎，苏轼没有“趁机逮鱼、杀鱼、煮鱼饱口腹之欲”，而是与同僚商议，请来网师将东池之鱼迁入水量宽深的西池，看到鱼儿重新欢快游动，“大家不禁高兴地饮起酒来”。

苏轼的放鱼行为，可以从多重思想资源中获得解释。儒家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理念，将仁爱之心从人推及万物；佛教的放生传统则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而苏轼对鱼的悲悯，还带有一种“以己喻鱼”的自我投射——经历过“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与反复贬谪，他对“网罟”与“贪饵”的困境有着切肤的体认。他在颍州迁鱼时写下的诗篇，被研究者认为“以己喻鱼，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之心”。

五、鱼文化中的思想底色与当代传承

苏轼的鱼文化之所以超越一般的美食趣味，在于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底色。在哲学层面，苏轼对鱼的观照受到庄学与佛学的双重浸润。庄子“濠梁观鱼”的知鱼之乐，为苏轼提供了一种超越物我界限的观物方式。有研究指出，苏轼以庄子思想为底色，探讨“同异归一”的命题，通过“知鱼之乐”等意象消解世俗对立，主张超越形骸、精神相同。他晚年所作《鱼枕冠颂》更将此推进一步：“莹净鱼枕冠，细观初何物。形气偶相值，忽然而为鱼。不幸遭网罟，剖鱼而得枕。方其得枕时，是枕非复鱼。”从一条被捕获的鱼中剖出鱼枕，由此展开对“形气偶相值”的万物无常之思，鱼在这里已不再是食物或观赏对象，而成为通向佛学“空相”之悟的媒介。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苏轼的鱼文化在当代仍有清晰的生命力。眉山作为苏轼故里，将“东坡鱼”传统制作技艺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眉州东坡酒楼等餐饮企业将东坡鱼作为核心菜品传承。更重要的是，苏轼在鱼文化中展现的那种“吃”与“放”并存的态度，在当代语境下获得了新的解读可能：他既享受自然的馈赠，又对自然怀有敬畏；他精研烹鱼之法，却不滥杀生命。这种态度与今天所倡导的“反对竭泽而渔”的生态理念之间，存在着跨越时空的呼应。

六、结语

苏东坡与鱼文化的关系，远不止“爱吃鱼”或“写过鱼诗”所能概括。从《渼陂鱼》的咏物之精到《鳊鱼》的寄怀之深，从《煮鱼法》的烹饪细节到《书城北放鱼》的慈悲实践，苏轼在鱼这一寻常物事上，织入了文学、饮食、哲学与生命的层层意蕴。他不是一个“只吃不放”的饕客，也不是一个“只放不吃”的圣徒，而是在“吃”与“放”之间从容往返的人。这种往返本身，正是他融通儒释道、在有限生活中追求无限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的一个缩影。鱼之为物，也因此在他的笔下和生活中，获得了远超其自然属性的文化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