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子思祠记：
述圣，儒家守正与阐发之象征
南 兵 军
作为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济宁人，对于儒家学说、运河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些年来，我去过孔、孟、颜、曾的庙，儒家“五圣”就差一个，总想去子思庙拜谒，从网上找过，在熟人那里也打听过，都没有得到“述圣庙”的确切位置和其它信息。2026年中秋节前，在去枣庄台儿庄运河的路上，询问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傅现强同志，作为邹城人的他，开始也不知道子思庙的情况，经过打探孟子文化研究专家，对方热情答应亲自陪同拜访。这样，我们便乘车在高速路拐弯，赴邹城子思祠谒见述圣。
一
答案似乎就藏在那个“述”字里。
“述”者，传也，阐也，循旧而开新之谓也。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是圣人的谦辞，也是一种文化姿态——真正的创造者，往往以传承者的面目出现。子思之“述”，却又不同于孔子之“述”。孔子是"集大成"，是从王官之学中提炼出仁的内核；子思则是在孔子身后，在那个“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纷乱时代里，把祖父那些散落在对话中的微言大义，拣起来、串起来、系统化，使之成为一座可以传之后世的思想建筑。他没有另起炉灶，却让孔子的思想有了骨架。
所以我想，述圣，是儒家守正传承与系统阐发之象征。如果说至圣是源头，亚圣是洪流，复圣是深渊，宗圣是堤岸，那么述圣就是那条疏浚河道、引水入田的人——他不制造水，却让水流得更远、更稳、更可灌溉。
二
祠内的子思塑像，面容清癯，目光沉静，不像孔子那样温润而威严，也不像孟子那样刚健而英气逼人。他更像一个沉思者，一个在书斋里把祖父的话反复咀嚼、反复推演的学者。这与史书上的记载是吻合的。
子思，名伋，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孔鲤早逝，子思幼年失怙，又在不到四岁时孔子去世，可谓“父亡母去”，由祖父的门人曾子抚育成人。他一生游历卫、宋诸国，晚年返鲁，做过鲁穆公的老师，享年八十余岁。历史上关于他的行迹记载不多，远不如孔、孟那样有《论语》《孟子》详记其言行。但正是这个看似“存在感不强”的人，在儒家道统中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上承曾子，下启孟子。
儒家的道统谱系，韩愈以后被概括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但在孔子与孟子之间，实际上还站着曾子和子思。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这是一条清晰的学术血脉。曾子以“孝”与“修身”立身，作《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子思承接曾子，把“修身”的根据从伦理实践推向了形上本体，作《中庸》；孟子又从子思的“性”与“诚”中开出“性善论”与“仁政说”，成为儒家思想的第二座高峰。没有子思这个环节，曾子的修身之学与孟子的心性之论之间就会出现断裂，孔孟之间的思想通道就难以贯通。
这正是“述”的力量。传承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在传递中赋予新的形式。子思把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感叹，把曾子“诚其意”的修身要求，熔铸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庸》。这部书不过3500余字，却被宋儒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四书”，成为此后七百年科举取士的基本经典。一个“述者”，其著作的地位最终与“作者”等量齐观，这本身就是对“述”的最高肯定。
三
站在子思书院的廊下，我反复想一个问题：子思的学问，核心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两个字：“诚”与“中”。
《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把天、性、道、教贯通为一，为儒家的道德实践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天所赋予人的叫做“性”，顺着本性去做叫做“道”，修养这个道叫做“教”。这是一个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完整推演。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性的善恶存而不论；孟子道性善，却没有充分说明性善的终极来源。子思在二者之间架起了桥梁——性来自天命，所以人性本具善端；率性而行就是道，所以道德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自觉。这一思路，直接开启了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心性论传统。
而“诚”，是子思思想的拱心石。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道的本然状态，也是人应当追求的境界。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至诚之人，可以掌握天下的根本法则，确立天下的根本，参赞天地的化育。这是何等宏大的境界！在子思这里，“诚”不再只是一个诚实不欺的道德德目，而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据、天人合一的枢纽。一个人如果达到了至诚，就可以与天地相参——这就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至于“中庸”，子思把它从孔子那里的一种处世智慧，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行大道。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没有原则的折中，而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恰到好处，是在复杂的人事中把握那个最合宜的“度”。它要求人“择善而固执之”，要求“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甚至“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这是一种极其坚定的品格，绝非后世庸俗化了的“中庸之道”所能范围。
诚与中，一内一外，一体一用。诚是本体，中是方法；诚是根基，中是发用。子思用这两个字，为儒家建构了一个从形上本体到日用伦常的完整世界。
四
从子思祠中出来，日影已斜。子思祠中碑刻的字迹和“子思书院”四个大字，在秋风中微微泛光，我忽然觉得，子思的学问对今天我们学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在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其一，文化传承需要“述”的精神，需要在守正中阐发，在阐发中守正。今天谈传统文化，常常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原教旨”式的复古，以为照搬古人就是尊重传统；一种是“六经注我”式的曲解，以为随意发挥就是创新。子思给我们的示范是：他既不背离孔子的根本精神，又不满足于简单复述，而是在新的问题意识下把孔子的思想系统化、体系化。他“述”孔子之“道”，却“作”了《中庸》之“文”。这种“以述为作”的方式，才是文化传承的正途。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一条活的河流，每一代人既是承接者，也是疏浚者。我们今天讲“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精神内核与子思的“述”一脉相承。
其二，“诚”是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精神资源之一。在一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功利盛行的时代，“诚”字显得尤为珍贵。子思讲的诚，首先是不自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是修身的起点；其次是不欺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最终是与天道合一的真实无妄。市场经济需要诚信，学术研究需要诚朴，人际交往需要诚恳，公共生活需要诚明。“诚”不是迂腐的道德说教，而是一个社会得以健康运转的底层代码。子思把“诚”提升到天道的高度，恰恰提醒我们：诚实不只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本分；不只是对他人的义务，更是对自己天性的回归。
其三，“中庸”智慧是治疗当代极端化思维的良药。今天的公共话语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随处可见。网络上的讨论常常滑向极端，容不得中间地带，听不得不同意见。子思的中庸之道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度”，在于在两极之间找到那个最合宜的点。它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立场建立在对事物全面、深刻的理解之上；它不是妥协退让，而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坚定。中庸要求我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步功夫，从广泛学习到坚定实践，中间贯穿着审慎的思考和明辨的判断。在一个情绪先行、标签先行的时代，这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为学之序，尤其值得我们重新拾起。
其四，子思让我们看到，文化传承往往是由那些“不那么耀眼”的人完成的。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如果没有子思在孔孟之间的承转，没有他在书斋里的默默著述，儒家的道统可能就会中断，或者走向另一个方向。历史上，思想的高峰固然引人注目，但连接高峰的山脊同样重要。子思就是这样一道山脊：他不高耸，却绵延；他不险峻，却坚实。我们今天学习、弘扬传统文化，既要仰望孔子、孟子这样的高峰，也要理解和尊重子思这样的传承者。文化的生命，不只在创造的瞬间，更在传递的漫长过程中。每一个认真读书、认真思考、认真把好东西讲给下一代听的普通人，都是在做“述”的工作，都是在延续文化的血脉。
五
离开子思祠时，我回头望了一眼。祠门不大，匾额上的字在暮色中渐渐模糊，但我知道，这座简朴的祠宇里安放着一个重要的文化密码。
至圣立本，亚圣开流，复圣示境，宗圣立基，述圣承传。五圣各有象征，合起来才是儒家完整的精神图景——有源头，有传承，有境界，有修身，有批判，有弘道。而子思以一个“述”字，提醒我们：文化的伟大，不只在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更在于它被一代又一代人真诚地传承下去、创造性地阐发开来的漫长历程。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子思在《中庸》开篇写下的这句话，既是说给当时的人听的，也是说给千秋万代的人听的。道不可离，传承亦不可断。今天我们站在子思祠前，拜的不只是一位古人，更是一种精神——那种在纷乱中守正、在寂寞中阐发、在传承中开新的“述圣”精神。
秋风过处，祠旁的银杏叶和柳树叶沙沙作响，仿佛2400年前那个在书斋里奋笔著书的人，仍在低声讲述着“诚”与“中”的道理。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9月23日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