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家凤

说起泥土的芬芳，我心头硬是忘不掉。那时候村子头，大人们都喊我“凤娃子”“王家丫头”，比我小的叫我“凤姐”。我刚读完初中，十五到十八岁那几年，天天跟田埂打交道，春夏秋冬的农活，汗水流得多，可那股子泥土味儿，香得实在，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暮春初夏，正是插秧最忙的时候。那时候我身子骨还嫩，父亲又在外工作，母亲带着我们五姊妹，她很辛苦的，我又算是家里面排行老二。我必须跟着长辈们下田学插秧，算是正式接过了农家儿女的担子。清早的秧田水还凉飕飕的，泥巴漫过脚踝，软绵绵地裹住脚掌，踩上去温温的、踏踏实实的。我蹲在水田里，弯腰伸手抓起一把嫩绿的秧苗，学着大人的样子，分株、俯身、往泥里插、再扶正。

头回学插秧，手生得很，插下去的秧苗东倒西歪的，不如老把式那么笔直，有的还漂起来了，一棵棵斜歪着立在田里，青嫩的叶子被风一吹就晃来晃去。我瞅着那样子，心里头又急又好笑，暗暗骂自己：“啷个就插不好呢？真是笨手笨脚的！”

这时候，隔壁的二叔公扛着锄头走过来，站在田埂上，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笑着摇头：“凤娃子啊，你那个手势不对。插秧要三指捏秧，轻轻送进泥里，莫用死力气。来，二叔公教你。”他卷起裤脚下了田，粗糙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一边比划一边念叨：“你看嘛，食指中指夹住秧苗根根，大拇指按着，往泥里一送，再顺势一抹，它就站稳了。腰杆要弯下去，但脊梁莫弓得太狠，不然半天下来腰就断了。”二叔公说着，自己插了一排，又快又直，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我红着脸，照着他说的做，果然稳当多了。心里头热乎乎的，偷偷看了一眼二叔公花白的头发，想着：“老人家吃了多少年的庄稼饭，随便一句话都比我自己瞎摸索强。”太阳晒得整片田都亮晃晃的，满眼绿油油。我低着脑壳，一遍一遍地弯腰、插秧，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巴在脸上。鼻尖和额头上的汗珠一颗颗冒出来，脸上也沾了泥点子，手臂酸得不行，腰杆子也僵了，可我还是咬起牙巴骨硬撑，心想：“再多插几把，总能像样些。不能给二叔公丢脸，也不能让旁人看了笑话。”

正累得喘粗气，儿时的玩伴春妮子——如今大伙都叫她“春丫”——从隔壁田埂走过来，手里提着个瓦罐，笑嘻嘻地喊：“凤姐，歇口气，喝口水嘛！这是我娘泡的薄荷茶，凉丝丝的，安逸得很！”她给我倒了一碗，我接过来咕咚咕咚灌了几口，那股清凉从喉咙一直蹿到肚子里，浑身的燥热一下子散了大半。春丫又蹲下来，帮我扶正了几棵漂起来的秧苗，嘴里念叨：“你看你这几棵，根根没按实，水一冲就跑了。”我们两个肩并肩插了一排，有说有笑，干活也不觉得那么苦了。

我望着满田歪歪扭扭的秧苗，心里头又盼着：“老天爷保佑，秋天好生收谷子。”泥土混着秧苗的清香味，闻起来巴适得很，那是我青春时候最熟悉的味道。

暑去秋来，谷子黄了，乡里头就热闹起来——打谷子咯！那阵没得机器，全靠人力，木头的拌桶就是家家户户的主力农具。我年纪小，力气比不上大人，就主动帮忙捆谷草。金黄的稻田里，谷穗压得弯弯的，秋风吹过，翻起一层层金浪子，香得扑鼻。男人们挥舞着谷把子，在拌桶边“砰砰砰”地摔打，谷粒四溅。我就在后头弯腰麻利地捆谷草，一捆捆码在田埂边。

捆着捆着，邻居家的栓柱哥跑过来，他大我两岁，膀大腰圆，大伙都叫他“柱子哥”。他看我一个人搬草垛子搬得吃力，二话不说，一手拎起两捆，码得整整齐齐，回头冲我咧嘴一笑：“凤妹子，你去帮着扶拌桶嘛，草垛子我来码。你那小胳膊小腿的，莫把腰闪了！”我心里一热，嘴上却不服气：“哪个说我搬不动？我也长力气了嘛！”柱子哥哈哈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是是是，凤妹子最能干了。那咱们一起推拌桶，总行了吧？”

那木拌桶重得很，我两手抓紧桶沿，身子朝前倾，脚蹬着泥巴，一点一点地推。柱子哥在后面撑着，嘴里喊着号子：“一二——嗨唑！一二——嗨唑！”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使劲，拌桶在泥田里缓缓移动，身后留下一道深深浅浅的泥槽。太阳晒得皮肤发烫，脸上沾满了细碎的稻屑和泥巴，鼻尖冒汗，可我一门心思只想把活路做好，抿起嘴巴使劲，脚趾头在泥巴里抠得紧紧的。

这时候，我爸爸——村里人或全公社都叫他“王神仙”——扛着一捆新谷草走过来，看了我们一眼，点点头：“凤娃子，柱子，你们推的时候要顺着田的走势，莫硬来。拌桶歪了，谷子要洒出来，糟蹋粮食。”说着，他弯腰帮我们把拌桶正了正方向，又顺手在桶沿绑了一根麻绳，让我拉着绳子借力。果然，轻省了不少。我偷偷看爸爸的背影，心里头酸酸的、暖暖的：“爸爸虽然是公社干部，但是一辈子也在跟泥巴打交道，啥子窍门都在他心里头装着哩。”

只听见“砰砰”的打谷声在田坝头响，金黄的谷粒簌簌地落进桶里，那股子泥土和稻秆的清香，闻起心头就暖洋洋的。

再说麦收，那更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麦子熟的时候，白天长夜里短。为了抢农时、把麦子一颗不剩地收回来，天刚麻麻亮，晨雾还罩着村子跟麦田，我就跟着家人出门割麦了。清早的空气凉丝丝、湿漉漉的，带着麦田那股清甜，露水把衣裳裤脚都打湿了，凉悠悠的。我握起镰刀，弓起腰杆，顺着麦垄一排一排地割。手腕一用力，镰刀划过麦秆，发出“沙沙”的脆响。

割了不到半垄，手上就磨了个血泡，疼得我龇牙咧嘴。我妈妈是村里人都喊她“王婶”——看见了，放下手里的镰刀走过来，拉过我的手，心疼地皱起眉头：“傻闺女，你使那么大劲做啥子？割麦要的是巧劲，镰刀放平，贴着地皮拉，不是叫你砍。”她掏出手帕，轻轻给我包上血泡，又把镰刀递回我手里，手把手教我使力。我照着妈妈的做，果然顺当多了，心里头暗暗感激：“妈妈虽然不识字不多，可她手上的活路比谁都精。”

同龄人的互帮也少不了。隔壁田的秋生——大伙叫他“秋娃儿”——看我割得慢，三下五除二割完自己的垄子，跑过来帮我割了一长截。他一边割一边回头冲我做鬼脸：“凤姐，你割麦子像绣花，慢吞吞的，等天黑了都割不完！”我气得抓起一把麦穗朝他扔过去：“你才绣花呢！你全家都绣花！”秋娃儿笑着跳开，又埋头帮我割。我心里头其实感激得很，嘴上却不肯服软。

年轻时候干劲足，心里头给自己打气：“多割一排是一排，多挣几个工分！”认认真真割每一排麦子。整整一个上午弯起腰杆干活，腰酸背痛，指拇儿都磨红了，可我从来没想过偷懒歇气。到了下午，日头正毒，割下的麦子全拉到晒坝。我搬来长条高板凳，站在坝子里，双手抓起沉甸甸的麦穗，一下接一下地在板凳上摔打。饱满金黄的麦粒哗哗地落下来，铺在干净的晒坝上，金灿灿的一片，好看得很。

望着满地麦子，我眉眼弯弯，嘴巴都合不拢，心头那个欢喜啊，啥子疲惫一下子都没得了。浓香的麦味混着泥土的醇厚，钻进鼻子里头，年年都忘不了。

农忙完了，农闲时候我们也不得歇，响应党的号召，搞农田改造。那阵村里头搞“高田改矮田”、平整良田，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都上阵。我们拿起锄头，挑着粪筐，分工合作。先铲掉高处田地表层的熟土，挖开底下的硬泥巴，把高处挖下来的土一担一担挑到低洼地方，填平了再修沟渠。

那时候，队里的雷队长——大伙都喊他“孙大爹”，五十来岁了，腰板还硬朗得很。他站在田埂上，扯着嗓子指挥：“年轻人挑土，力气大的在前头，力气小的在后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凤丫头，你跟春丫一组，一人一头，换着挑，莫把肩膀压坏了。”我们听了都笑起来，心里头服服帖帖的。孙大爹又走下来，挨个检查我们挑土的担子，时不时伸手帮着扶一把，嘴里念叨：“步子要稳，腰要直，眼睛看前头，莫踩空了。”

有一次我脚底一滑，差点连人带筐滚进沟里，旁边的桂花嫂——我们都喊她“桂姐”眼疾手快，一把拽住我的胳膊，稳住了我。她自己也被甩了一个筋斗，鞋子陷进泥里，拔出来时“噗嗤”一声响，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桂姐拍了我的后背一下，笑着说：“凤丫头，你吓死我了！走路看着脚下嘛！”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心里头暖乎乎的。

太阳底下、微风里头，我们流着汗挖土、挑土、平地。泥巴沾满手、浸透衣裳，脸上挂着汗珠子，可个个都笑呵呵的，干得起劲。日复一日地开荒改田、修沟铺路，原来高低不平、乱七八糟的田地，变得平平整整、沟渠通畅。当年我们一锄一担整出来的良田，大大改善了乡头的耕种条件，后来机械能开进去，庄稼越种越好，家乡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我老家那个地方，土肥得很，啥子都长得壮。一年四季，春天种花生、红苕、苞谷，冬天撒麦子，夏天栽谷子，秋天收稻谷——一茬接一茬，养活了咱一辈又一辈人。春天花生从土里拱出来，红苕抽嫩芽；夏天苞谷挂须、稻谷扬花；初夏麦浪金黄、果实累累。这片土从来不亏待哪个人，只要你舍得流汗，它就给你好收成。

日子过得快，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现在我早就不天天种田了，可青春时候在地头忙活的那些画面，还跟昨天一样清楚。那些弯腰插秧、挥镰割麦、捆谷打粮、平田改土的时光，那些汗水湿透、泥巴满身的日子——二叔公粗糙的大手、柱子哥憨厚的笑容、春丫递来的薄荷茶、妈妈手把手教我割麦、孙大爹的叮咛、桂姐那猛然一拽——桩桩件件，都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乡土不说话，可泥土真有香味。那一股子藏在年年农事里的泥土芬芳，有年少时的热情和韧性，有庄稼人的质朴和欢喜，更有老家最温暖的烟火气。这份只属于故乡的泥土香，暖着岁月，治好心里头的烦愁，永远香在我心头。

写于2026年6月9日石门洞山上

王家凤，女，汉族。从事教育工作，现已退休。

系四川省德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德阳市纪实文学协会会员；广汉市纪实文学协会会员兼副秘书长，广汉市作家协会会员，广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热爱生活，喜欢摄影，擅长用文字记录人文景观及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创业者和劳动者。创作的论文、散文、诗歌及纪实文学作品，发表于多家书刊、报纸及海外诗歌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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