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多苏联音乐家结下深厚友谊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东区，冼星海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冼星海大街与加加林大街的交汇之处。
碑身以荷花造型，下层荷叶层层舒展，上层荷花亭亭绽放。荷花象征着纯洁高雅，亦是东方文化的美好象征。碑文以中文、哈萨克文、俄文三种文字镌刻：“谨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
▲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冼星海纪念碑
纪念碑上，还刻有冼星海的生平简介，以及他谱写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开篇乐谱。这部作品，是他献给哈萨克民族英雄的颂歌。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时说：
“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1939年，抗战烽火席卷华夏大地之际，延安的文艺事业蓬勃开展。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导演袁牧之点名要求冼星海为影片配乐。在延安，谱写了《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的冼星海闻名遐迩。但当时的延安缺少设备，不具备影片后期制作所需的条件。中央委派冼星海等人前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
一段充满未知的远行就此开启。1940 年 5 月 4 日，冼星海化名“黄训”，与袁牧之等一起带着《延安与八路军》的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离开延安，踏上赴苏之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11月，冼星海一行才到达莫斯科。在苏联方面帮助下，《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很快全部洗印出来，电影后期制作进展得十分顺利。
冼星海则一边构思《延安与八路军》的影片配乐，一边积极投入到学习交流中。那时的他，像海绵吸水一样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常常走进莫斯科的各大音乐学院或音乐厅，聆听各类音乐会。
也正因如此，他结识了不少苏联杰出的音乐家。他多次与这些苏联作曲大师会面，和他们探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还参与苏联音乐作品的讨论会，在交流中深入考察苏联音乐文化取得的成就。
苏联方面还特地为冼星海安排了一场与几位苏联作曲家的小型座谈会，参与者包括冼星海、穆拉杰里、格里埃尔、卡巴列夫斯基、施奈尔松、别雷、别利亚耶夫等。会上，冼星海弹奏了自己的《黄河大合唱》，在场的苏联音乐家都被作品鲜明的主题与震撼的感染力打动，给予一致好评。
此后，借着一同聆听音乐会、参与音乐作品出版研讨会等机会，冼星海与众多苏联音乐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1940年12月，冼星海在莫斯科（资料图）
平静日子被战火撕碎
冼星海在苏联期间以“黄训”为名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件并不多，其中一封写道：
匆匆别后不觉已届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尤望加衣珍重。别后想必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我在这里身体比以前健壮硕大，精神健全，食欲增加，工作更比以前进步，见识亦较以前广泛，身心非常愉快。
……
我们今后更要进一步地锻炼自己，尤其是外事、待人、接物的各方面。我总有这样的感想，我们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我们在现在的环境，应该更努力去学习和工作。比学习和工作更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苦干和谦虚的精神，我相信你比我做得更好，我时常提及无非就是勉励我们加紧日常生活。的确，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和经验，我想在不久，我们可以见面团聚彼此交换一些过去经验和意见，又是何等愉快的事呢。现在你更要安心工作，我回来时必定带给你许多安慰和愉快。……
在莫斯科最初的日子，冼星海寓居在高尔基大街的第三国际招待所，那是他的临时工作室。他抓紧一切时间，在钢琴上反复推敲《黄河大合唱》的总谱，将其改编成气势恢宏的交响大合唱《黄河》，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苏联版”。他还完成了构思已久的《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那是他创作的黄金期，笔下的音乐像伏尔加河水，汹涌却有序。
凭借扎实的创作实力，冼星海逐步走入苏联音乐界的视野。1941年上半年，他的作品讨论会举行，出席者有卡巴列夫斯基、格里埃尔、穆拉杰里等大家。冼星海作了自我介绍并自弹自唱《黄河》。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穆拉杰里称赞冼星海“胸有成竹地使用复调手法克服了中国调式的关闭性”，描绘出中国母亲河的形象。
珍贵样片不知去向
然而，平静的日子很快被战火撕碎。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军兵分三路突入苏联。在短短10天之内，德军狂飙突进苏联境内600公里。对于这场战争，苏联缺乏准备，因此在战争初期整个苏联都陷入了混乱。由于战事失利，苏联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机构也纷纷向后方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
得知样片丢失，冼星海万分焦急，多方打听搜寻，终究无果。所幸袁牧之在离开延安时就预判到风险，有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底片留在延安。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安排，保住了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那些八路军珍贵影像。
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苏联的西部防线迅速崩溃。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经新疆回国。可彼时新疆军阀盛世才已经倒向蒋介石，这条回国之路不通。冼星海几经尝试，多方寻找其他归国途径，全都归于失败。归国无望，他只能在异国四处辗转。
长眠于广州麓湖之畔
在离开莫斯科后，冼星海辗转于乌兰巴托、阿拉木图、库斯坦奈等地。在阿拉木图，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幸得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他俩还成为至交，好到轮流穿一双皮鞋去开会。
冼星海此时开始深入研习哈萨克民间音乐。不久，经拜卡达莫夫举荐，前往北部小城库斯塔奈担任音乐馆指导。这期间，他完成了以哈萨克民族英雄为题材的作品《阿曼盖尔德》。1945年6月17日，在库斯塔奈举行的纪念英雄的晚会上，《阿曼盖尔德》演出相当成功，冼星海本人也参加了演出，他用小提琴给一些旋律伴奏。
冼星海当时的女翻译曾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有一名听众异常激动，他走到冼星海的跟前，紧紧地搂住了他……冼星海万分激动地说：‘我十分高兴，因为你们听懂了我，我们能彼此了解。’”拜卡达莫夫后来评价：“星海不是来苏联找饭碗的，他是来把亚洲的苦难谱成管弦乐的。”2019年5月中哈首部合拍影片《音乐家》上映，同年，《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一书以中、俄、英三种语言出版。
冼星海还写过一首不大被人提的曲子，叫《后方》。开头只是单簧管一声闷响，像雪原上谁叹了口气。中段突然进来一组中国唢呐的写法——当然没有唢呐，是弦乐模拟的，尖、倔、土，像陕北赶牲灵的汉子哭了。苏联乐手第一次排练时愣了：“这是什么调？七声音阶里没这弯儿。”冼星海说：“这叫苦音，你们卫国战争里失去亲人的时候，就懂了。”
1945年5月，身患严重肺病的冼星海被送回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是他五年里第二次踏上这座城市，却是最后一次。在病榻上，他依然惦念着创作，要求友人带来五线谱稿纸，想记下脑海里最后的旋律。同年10月30日，他因肺结核、腹膜炎等多症并发，病逝于此，年仅40岁。这位人民音乐家，最终葬在莫斯科近郊的公墓。
他走时，1945年的莫斯科正值秋雨季节，窗外的梧桐落了满地。据说护士听见他最后哼的，不是《神圣之战》，也不是《民族解放》，是一句粤语小调的调门——“月光光，照地堂，虾仔跳，鱼仔藏……”也许在睡梦中，他借着儿时的童谣终于回家了。
在冼星海去世前，发生了一件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莫斯科红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反法西斯胜利大阅兵；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沸腾……
1983年，冼星海的骨灰才被迎回祖国，长眠于他的家乡——广州的麓湖之畔星海园。茅盾先生说：“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
▲俄罗斯红场广场
“我的光荣在中国”
纵观冼星海在莫斯科及整个苏联时期的岁月，那是流浪与抗争交织的五年。他身处异国，却始终心系祖国的抗战。在莫斯科的琴房里，在阿拉木图的冬夜里，他写下《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等不朽篇章。这些作品不仅是音符的堆砌，更是一个中国音乐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用生命发出的怒吼。他没能回到延安，但他谱写的黄河涛声，早已越过国界，成为永恒。
1955年，《黄河大合唱》在苏联首演。在那个红色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的青年精英峰值上的星光。
他曾托人带话给延安：把《黄河》再改一版，第二乐章加一段英国管，要像母亲在河滩上喊孩子回家吃饭。当阿拉木图文化宫要给他发“荣誉驻院作曲家”证时，他拒绝了。来人说：“这是光荣。”他却说：“我的光荣在中国，不在别处。别处给我光荣，我只当借住。”他一生都在世界“借住”：借巴黎的阁楼写提琴，借延安的窑洞写黄河，借苏联的雪原写亚洲的觉醒……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侨联《华夏》杂志总编辑，著有《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等）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6年9月23日A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