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题材拓展与农民形象再塑

作家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时空选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超大穗小麦”事件、粮食政策变化、农商经营模式悄然兴起，乃至本世纪初年的特定时期。作为作家设定的文学“意象”，其自身就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产物。其发展的曲折历程，映照出乡村生命主体的命运起伏。彼时中国乡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因此，它首先触及的是从新体制中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共和国同龄人刘四九意气风发地登台出场表达了作家的审美诉求。一方面，他从父亲刘十八身上承继了对土地和粮食那种刻骨入血的生存依赖和跨世代的传承纽带；另一方面，身边日益崛起的市场经济赋予他以崭新的意识，使他这个因种粮致富而被誉为“农民大神”的风云人物绝不愿意重复小富即安的小农生活，而把目光投向未来。这两种要素的凝结导致人物将书写崭新人生的焦点聚集在土地和粮食上。一只脚踩着科学的潮流，抓超大穗小麦新品种的推广；一手伸向开放的粮食市场，从走村串乡收购玉米到征得粮站支持开办玉米收购点，从几家几户初涉粮食市场到带动大哥刘四五一家乃至整个“肖河村人十有七八都做起粮食生意”，“最后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粮食生意，成了有名的贩粮专业村。”很显然，在这个艺术典型身上，既折射出当代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又承载着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集体情绪”。“典型人物是普遍与特殊这两极端的混合的成果。”（别利斯基语）

黑格尔说：“凡是以行动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人物的动机就是构成情节的真正基础和起点。”作为有着审美自觉的老作家，梦萌不仅仅展示了生命主体创造新生活的行为和激情，而且十分注意追溯人物行为背后的时代动机。一是他看不惯致富之后，“那些口袋有几个钢镚的人，烧包得坐不住了，嫌弃自家的歪媳妇赖婆娘，光想开洋荤，三天两后晌往歌厅跑”的短视，作为先富起来的“农民大神”，他的心头腾起“必须想办法改变这一现状，让大家从这个黑洞里解脱出来”的使命感；二是在玉米收购点开张后，他及时提出“一要心诚，不能耍秤杆子亏人；二要账算清，不亏人自己也不吃亏；三要态度好，和气生财；四要认真验粮，确保质量；五要吃苦耐劳，坚持到底”的规则。三是当玉米收购的市场不断扩大时，他又注重于玉米外销甚至萌生出建立“公司”的现代企业理念。不难看出，作家赋予笔下的典型人物诸多新的要素：他的思维是前沿的，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他的姿态是时代的，具有鲜明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能够自觉地把握命运的枢机，他是品格传承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体。在他身上，既延续着坚韧与勤劳、诚信与质朴的传统美德，又贯注着现代人所具有的勇于进取、主体意识和包容心态。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作家将笔下的人物与传统乡村叙事中的人物做了美学层面的区分，从而为文学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毫无重复之弊的“这一个”。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按照自己的需求调配颜料，画出符合当下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肖像。”

这种主体自觉，在作品中体现为对“信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的本质认知和“诚实守信”传统美德的双重坚守。这当然与他早年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处处留心皆学问”的知识积累、“步步都踩在时代前进的鼓点上”的思想敏锐，以至成为“农民大神”的人生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父辈那里承继下来的“爱农村、爱农业、爱土地，爱粮食”的价值观，希望在脚下的土地上“弄出最美的文字，绣出最好的绣品”的人生追求。因此，仅仅从“义”字去理解他引领肖何村父老乡亲种植“超大穗”小麦新品种、经营玉米购销市场，乃至当“超大穗小麦”品质被舆论质疑且遭遇失败时，依然决定“全额退款”等行为是不够的。在人文意义上说，那是一种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建立契约精神底线的市场伦理自觉，也是一种建立超越人情的信任标准而重构乡村新型人际关系的文化自觉，更是一种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觉醒和塑造“新农人”身份的使命自觉。在作品中，他不仅是承载时代精神的“镜像”，而且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引擎”，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典型人物是类的样本。”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自由，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梦萌笔下，这是一个从身份到观念、从生活到生产、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迁跃过程，是一种触及灵魂的“蛻茧成蛾”。

一是“熟人社会”与“契约规则”的冲突。曾经担任过村支书的大哥刘四五，凭借当年结下的人脉，将粮食生意越做越大，然而，却遭遇了30万元玉米款的诈骗案。它生动而又近乎残酷地揭露了市场利益至上逻辑对传统伦理的侵蚀和解构，又深刻地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期农民从生产主体转化为“经营主体”的角色焦虑。令人欣慰的是，作家给予了身为共产党员又有着基层干部经历的刘四五以人文美学的书写，即使在案情真相没有大白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应该遵守契约，赔偿父老乡亲的损失。作家以深沉的笔触向现实提出具有历史含量的诘问：当代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期怎样重塑自己的形象，应该坚守些什么，丢弃些什么，重构些什么？正如国内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所说：“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即农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刘四五身上这些复杂而矛盾的精神负累，使他与同胞兄弟刘四九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重义轻利与唯利是图的冲突。作为一位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老作家，梦萌对乡村和农民有着深厚而又个性的审美体验，因此，在铺陈乡村故事时，他十分注意以审美理性引导读者从直观感官冲击上升到结构化理解，感知作品的深层逻辑，完成对美的价值判断。有着古老农耕文明传统的肖河村，从被市场叩开大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一方人性冲突的博弈场。欲望使粮食经营者利令智昏，竟然在刘四五收来的八十吨玉米中“混杂了一架子车砖头石块”；欲望使得石化厂供应科王科长人格底线破防，竟私下接受刘四五送的一千元，导致刘四五产生甩开粮站，直接给石化厂供应玉米的价值错觉。然而，在作家的审美视域内，这一切都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作家的深度就在于，当契约精神和正确的义利观遭到冲击时，它首先导致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人性分裂。当刘四五为赔偿收粮户数十万元货款一筹莫展时，他的二儿子刘承月“却显得很平静，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又像虽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却与己毫不相干。”就在父亲和八大庄主去成都寻找丢失货款的日子里，他已“做好大干一场的准备”，“租赁了麻袋，校准了大秤，修好了验粮插环，备足了缝麻袋口的线绳”。不仅如此，他还没忘用“时尚”和“前卫”包装自己，“买了BB机，给家里装了电话，大有独霸市场的野心”。以致于给处在困境中的父亲刘四五留下“像个能伸能屈的大丈夫”的印象，准备把收粮点的经营权交给承月。作家解剖刀一样的笔锋，将人物人性虚伪的一面解剖在读者面前，而为了短期利益不惜背叛亲情、践踏规则，这正是市场经济初期“丛林法则”的真实写照。在我看来，刘承月这个艺术形象的美学价值仅次于刘四九。他的人格分裂，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浪潮下，传统乡村伦理与现代资本逻辑在人性中激烈碰撞的具象化体现。

三是亲情与法理的冲突。后来，当老四侄儿承辰揭露出成都诈骗案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二哥承月时，刘四九精神崩塌了，当即昏倒在碾盘上。这既是个人情感的崩溃，也是对曾经世代信守的“亲亲故故”传统道德秩序的坍塌，更是刘四五一时不能破解的困惑。如果说，作家通过对刘四九的刻画，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座价值引导的航灯，那么对刘承月的立体刻画，则警示我们，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理”经济，它是亲情所不能代替的普遍属性和规则，市场不相信眼泪，更不容它冲击以至损毁契约所规定的的秩序性；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文化与价值观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