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  红  薯

文/吕海波

      丙午秋分傍晚，我和老伴带着四岁的小外孙，在咸阳福园巷子闲逛。走到福园戏楼广场，小外孙一眼瞅见卖烤红薯的小摊，仰起小脸说：“爷爷，我想吃烤红薯！”老伴亲昵地说：“我娃想吃，姥姥给你买。”老伴紧脚快步，买回一个裹着纸袋的烤红薯。小外孙捧在手里，蹙起眉头：“姥姥，太烫啦！”一边说，一边嘟着小嘴，对着红薯噗噗吹气。

     北方城市的老街巷里，总能遇见卖烤红薯的摊子。那股浓郁醇厚的烟火香气，悠悠漫开，飘满整条街巷。

     上世纪六十年代，口粮紧张，城里乡下，红薯常常是填补饥肠的食物。待到霜降过后，红薯变得甘甜绵面。既可熬粥下锅，也可上笼蒸食，若论滋味，还属烤红薯最醇香。

      七十年代初，我家住在云阳东街三队。往东隔三户，住着一户从山东菏泽落户云阳的楚姓人家。楚老汉身板壮实，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那时候，吃穿日用全凭生产队分。有一回队里分红薯，每家分到三架子车。楚老汉寻来铁炉子，烤好红薯，拉上架子车走街串巷，或是售卖，或是换些油盐。

     过了两日，三四个戴红袖标的年轻人急匆匆闯进楚老汉院里，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个铁炉子就此闲置，往后再也见不到楚老汉拉着一车热气腾腾的烤红薯往来叫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已到咸阳一家大型央企工作。我们车间有一名技术员，老家是三原新兴柏社村的，西安交大高材生，智商高，情商更高，人长得浓眉大眼、气宇排场。当时，柏社小伙和厂长女儿谈恋爱。一天傍晚，两人亲亲热热逛到咸阳电影院十字。女朋友看见一个烤红薯摊，兴高采烈地说：“咱买个烤红薯吃吧！”柏社小伙儿一听急了，大声喊道：“不吃不吃，我就是为了不吃红薯，才下势考大学的，进了城，咋还吃红薯！”这件事，后来在厂里传开，让人忍俊不禁。

     旧时烤红薯多用铁皮汽油桶改造成炉子，以炭火煨烤；乡下人家更简单，或是埋进灶膛的热灰里焖，或是在野地挖坑烧柴，待炭火褪去明火，覆土慢烘。靠的是草木炭火的余温，火候全凭经验拿捏，烟气缭绕，烤出来的红薯外焦里嫩，带着一股浓郁的土香。如今城里街巷烤红薯的摊子都换成了电烤炉，家里也能用烤箱、空气炸锅恒温烤制，无烟洁净，火候稳定，少了呛人的煤烟，却一样能烤出甘甜绵软的薯瓤。

     不想吃烤红薯的柏社小伙不负岳丈期许，从技术员一步步成长，历经车间主任、厂长，后来做到集团副总。几十年走来，我俩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2024年3月，当年的柏社小伙退休了。有一次，我去他家看望他，他说道：“海波，你猜我最近想吃啥？”我回道：“鳗鱼。”他说：“不对！”我又说：“燕窝。”他轻轻笑着说道：“我想吃烤红薯了！”我听了柏社老小伙儿的话，哈哈大笑。

     听见小外孙叫爷爷，我的思绪飘回眼前，小外孙捧着烤红薯，小心翼翼掰开来，金黄的瓤子冒着热气。他递过来一瓣：“爷爷，你吃！”软糯香甜的滋味入口，一瞬间，时光重叠在一起。

     烤红薯还是当年的烤红薯，滋味依旧绵甜。它不再是饥寒年月迫不得已的口粮，如今褪去沉重的记忆，化作寻常烟火滋润人间日月。

     福园巷子里依旧人声鼎沸，我看见四五个青年男女身着色彩鲜亮汉服、画着淡妆，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烤红薯，边走边吃。

  2026年9月24日

 于锁梦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