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最柔软的温情地带”

——一位法援律师的信仰与坚守

马  涛

       童年的夏夜，村长家堂屋里小小的14寸黑白电视机前，总是围满了叽叽喳喳坐着乘凉的老少邻居们。《包青天》主题曲的旋律一响起，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里铁面无私、断案如神的黑脸包公。彼时我年纪还小，尚读不懂复杂的人情世故，更不知法律为何物，却深深记住了包公手里那块四四方方的惊堂木，它不畏强权、不欺弱小，能让善恶有报、百姓心安，世人称它为“公道”。

       长大一些，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色，我又遇见了《法证先锋》里的理性光芒。那一点点在案发现场俯身寻找蛛丝马迹的身影，那一次次在法庭上以逻辑与实证捍卫真相的时刻，让我渐渐懂得：公道，不止存在于青天大老爷的惊堂木下，更烙印在每一份严谨的证据材料里、每一次程序正义的坚守中。

       从“包青天”到“法证先锋”，从感性的仰望到理性的追寻，这两粒种子先后悄悄地埋进我的心底、生根发芽，指引着我走上法律之路，成为一名扎根一线的法律援助律师。

       无数个挑灯写辩护词的夜晚，令我渐渐明白，真正的法治从来都不是戏文中的传奇桥段，而是寻常日子里一点一滴的坚守与担当；法律也不是纸上谈兵的空文，而是困境中伸手可及的温暖、绝望时重燃希望的光亮。法在我心中，不再是年少时模糊的向往，早已成为我融入血脉的信仰、刻进职业生命的准则。从业多年，我穿梭于法庭、社区、寻常人家之间，办理过大大小小百余起案件，见过太多无助的眼神、太多难言的委屈，也一次次见证法律如何以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托举起普通人的人生。

       在刑事法律援助的战场上，我曾直面制度探索期的困惑与抉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之初，我承办了一起毕生难忘的案件。受援人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阿姨，一生本分做人、踏实度日，只因将闲置房屋出租给外来务工情侣，便被卷入了网络百家乐赌场案件中。老人善良本分，法律意识淡薄，在对方几句恳求下，偶尔帮忙打扫房间、清理垃圾，从未参与赌场运营，从未分得赃款，甚至连网络赌/博是什么都一知半解。可案件进入程序后，检察机关却将其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主犯。

       无助的老人在恐惧与茫然中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审判阶段我接受指派，担任老人的辩护人。第一次会见，老人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律师，我认罪，我认罚，可我真的不是主犯，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啊……”那一刻，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难题横在我面前：当事人已经亲笔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我作为辩护律师，还能否坚持提出从犯的辩护意见？这是否与具结书相矛盾？是否会让她失去从宽的机会？

       那些日子，我反复翻阅卷宗、研读法条，内心充满纠结与挣扎。一边是当事人亲手签下的文书，一边是不容歪曲的事实；一边是制度适用的探索，一边是可怜老人的清白与尊严。直到深夜静思，我终于看清：认罪认罚，是被告人对自身行为过错的认可，是真诚悔罪的态度表达，而非对法律定性的盲目接受。律师在具结书上签字，仅是见证其自愿与真实，并不因此丧失独立辩护的天职。我们可以尊重认罪，却绝不能放弃对事实的还原、对公正的坚守。认罪认罚的初衷，是公正与效率兼顾，绝非为了效率罔顾公道。

       想通这一点后我不再犹豫，沉下心来梳理证据，力求还原案件全貌，在法庭上既肯定老人的悔罪态度，又以事实为依据，严谨论证其从犯地位。最终，法院全面采纳我的辩护意见，依法认定其为从犯，作出了合乎情理与法理的判决。这起案件，因精准平衡了制度适用与独立辩护权，充分彰显了司法温度，被司法部收录为全国优秀法律援助案例。至此，我更加确信了：法在心中，是不盲从、不妥协、不放弃，是哪怕希望渺茫，也要咬牙为当事人坚守公平的底线。

       如果说刑事辩护考验的是专业与勇气，那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承载的则是法律最柔软的温情。

       然而，正是下面这起未成年人案件，让我第一次在法律最柔软的温情地带，直面人性的复杂与职业的诘问。

       接手案件之初，我的内心便翻涌起难以言说的波澜。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是无辜的、面临房产即将被拍卖风险的未成年人。可当我将目光投向案件的起源——那一纸银行贷款合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孩子父母，亲手将登记在孩子名下的房产份额抵押出去，换来银行贷款。如今，生意失败、贷款逾期、银行起诉，他们又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由，申请法律援助，主张抵押无效。

       那一刻，我的内心被矛盾与纠结狠狠地撕扯着。一方面，是法律人本能的警觉——监护人明知抵押未成年人房产可能带来的风险，依然为了经营所需而签字画押，如今无法偿还债务，却又试图用孩子的名义切割责任、逃避债务，这究竟是在保护孩子，还是在利用孩子作为“挡箭牌”？另一方面，是法律援助律师的天职——无论背后的成人世界如何复杂，无论监护人的行为如何令人不齿，眼前这个孩子的权益，是否需要有人来守护？抵押合同若被认定有效，孩子名下的房产份额将被拍卖，那可能是祖辈留下的唯一保障，是一个孩子未来成长的安全底气。

        那段时间，我反复问自己：如果帮助当事人争取“抵押无效”，是否等于变相认可了监护人的投机行为？是否会让法律的温情沦为成年人逃避债务的工具？可如果放弃争取，又是否意味着一个无辜的孩子，要为父母的轻率与过错付出一生的代价？

       夜深人静时，我终于想通：真正需要坚守的，从来不是法律之下权衡利弊的妥协，而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核心原则。监护人的行为确有不妥，但银行在放贷时是否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同样值得思考。孩子的权益不应沦为成人世界博弈的牺牲品。即便监护人的动机不纯，即便案件背后有太多错综复杂的人情与利益，法律的天平依然要向那个最弱小、最无辜的生命倾斜。

       想通这一点后我不再犹疑，法庭之上，我既未回避监护人行为的争议，也未被成人世界的纠纷带偏方向，而是始终将目光锁定在孩子的权益上。我依据《民法典》，强调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的基本原则，论证银行未尽审查义务的过失。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驳回了对未成年人房产份额的拍卖请求，守住了孩子的未来。而这起案件所厘清的法理边界、价值导向，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出台与完善，提供了来自一线的实践参考。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法律援助的职责，从来不是简单地站队，而是在纷繁复杂的人性与利益纠葛中，始终守住那条最朴素也最根本的底线——保护弱小，守护未来。哪怕这场保护的背后，有着难以言尽的复杂与挣扎。法在我心中，是对弱小的庇护，是对未来的担当，是不让一个无辜孩童因成人的过错而提前买单的坚守。

       公益法律服务的脚步同样深深扎根于基层治理的土壤里。山东省某市区商务楼业委会任期早已届满，但因业主之间分歧较大，迟迟无法换届，以致管理混乱、矛盾丛生，陷入电梯停运、消防瘫痪、垃圾成堆的困境，严重影响商户经营与周边居民生活。在此困难重重之际，我接受街道委托，努力搭建沟通平台，全方位指导业委会换届工作。从程序规范、文件起草，到矛盾化解、情绪疏导，通过逐户沟通、耐心释法，真正做到了让法治成为破解基层难题的金钥匙。最后，在多方努力下，瘫痪多年的业委会终于顺利换届。楼宇重归有序，业主们的脸上亦重现了安心的笑容。这让我真切体会到：法治不仅能定分止争，更能安邦固本；法律援助不仅能守护个体权益，更能点亮基层治理的万家灯火。

       从年少时仰望包公断案、追寻法证先锋的理性光芒，到如今身处法援一线，岁月虽匆匆，初心犹未改。我渐渐懂得，真正的正义从不拘泥于戏剧电影的惊堂木下之下，也不止步于公检法司的共同维护之中，它更体现在法援律师每一次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里，它活跃在我们一句句据理力争的辩护中、受援人一双双重获希望的眼神里。法律援助之路，平凡、辛苦、鲜有喝彩，也正是这份沉默却有力的坚守，让公道不再遥远，让法律不再陌生，让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都能被法网世界温柔以待。

       法在我心中，是童年种下的信仰，是职业扛起的使命，亦是一生不变的追求。它是迟暮老人不再含冤垂泪的昭雪，是年幼孩童不被风雨侵袭的守护，是寻常百姓从此安居乐业的保障，更是基层社会和谐有序的根基所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慨叹，何尝不是当今我们法律人的真实写照？法治之路道阻且长，但我始终愿意做这条路上平凡又坚定的“修路工”，以初心为灯，以法律为尺，办好每一起案件，守护每一份期盼！

       作者马涛，上海市锦港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