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王巍》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第一卷 东古丘
第一章 东古丘来了个新老师
第二章 温锡琪的院子
第三章 三县交界
第四章 七七
第五章 上山
第二卷 涞涿
第一章 五台山
第二章 回平西
第三章 挺进冀东
第四章 西撤
第五章 动委会与涞涿支队
第六章 三三制
第七章 悟空寺
第八章 走了
第三卷 延安
第一章 桐峪
第二章 中央党校
第三章 郑律成的婚礼
第四章 十字岭
第五章 朝鲜义勇军
第六章 罗家坪
第七章 七大
第八章 开赴东北
第四卷 东北与回国
第一章 沈阳
第二章 延边
第三章 回国
第四章 副相
第五章 借兵
第六章 三个师
第七章 战前
第八章 特使
第五卷 朝鲜岁月
第一章 志愿军副司令
第二章 前线
第三章 停战
第四章 清洗
第五章 武亭
第六章 1955
第七章 不知所终
第八章 延安派军界群像
尾声
第一卷 东古丘（1935—1937）
第一章 东古丘来了个新老师
那年秋天，东古丘来了个陌生人。
郑君记得清楚，是收高粱的时候。他正在舅舅家里看《三国演义》，听见村口狗叫得厉害。抬头一看，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拎着个旧包袱，正朝村里张望。
那人个头不高，背微微有些驼，脸瘦，颧骨高，一双眼倒是亮。他穿的那件灰布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但干干净净。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底已经快磨透了。
郑君那年十四岁。他后来回想，那天下午的阳光特别刺眼，照在老槐树的叶子上，明晃晃的。那个人就站在树荫和阳光的交界处，半张脸在暗处，半张脸被光照着。他往村里看的时候，目光在每一座土墙上停一下，像是在认路，又像是在认人。
郑君喊了一声：“舅舅！有人来了！”
温锡琪从屋里出来，手里还端着茶碗。他眯着眼看了看老槐树下的人，把茶碗往窗台上一搁，迈步往村口走。
郑君跟在后头。
走近了，那人先开口：“请问，这里是温锡琪先生家吗？”
他的口音不对。郑君听出来了。他说不出哪里不对，就是每个字都像是从舌头尖上小心放下来的，不像本地人说话那么随意，那么土。他说“温锡琪先生”的时候，“先生”两个字咬得很重，像是习惯性的敬称。
温锡琪打量了他一眼：“我就是温锡琪。你是？”
那人放下包袱，拱了拱手：“我叫王巍。从南口来。有个朋友说，温先生在村里办学，缺个教书先生。”
温锡琪没说话。他把王巍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又看了看那个旧包袱。包袱皮是蓝布的，洗得发灰，四角用麻绳系着。那包袱不大，瘪瘪的，像是装不了几件东西。
“南口？”
“是，南口。”
“走了几天？”
“七八天。”
温锡琪沉默了一会儿。郑君站在旁边，看着这个叫王巍的人。他忽然发现，王巍的手很特别，那双手不像是拿笔的手。指节粗大，虎口有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但他穿着长衫，说话文绉绉的。那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随时准备握住什么。
“进来吧。”温锡琪说。
那天晚上，郑君趴在窗台上，听舅舅和那个新来的先生在堂屋里说话。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窗纸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你是朝鲜人？”舅舅的声音忽然压低了。
沉默。
“你怎么知道？”
“我走南闯北半辈子了。你那口音，瞒得了年轻人，瞒不了我。”
又是沉默。
“我在东北待过，朝鲜人见过不少。九一八之后，过来的更多。”舅舅的声音平缓，“你放心，我这人，不问来历。”
“谢谢温先生。”
“叫老温就行。”
停了一会儿，舅舅又说：“你那个朋友，姓什么？”
“姓赵。在北平做药材生意。”
“赵掌柜？”舅舅想了想，“我认得。前年我去北平，在他铺子里喝过茶。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温先生是个讲义气的人。东古丘虽然小，但温先生办学多年，在涿县西边是有名的。他说，要是你走投无路，可以来找温先生。”
舅舅沉默了一会儿，磕了磕烟袋锅：“赵掌柜倒会做人情。”
“温先生，我不白吃饭。我教书，教得好。你让我教什么，我教什么。”
“东古丘不缺老师。”舅舅的声音忽然变了调，“我有李先生他们三位，教了三年了。你来了，他怎么办？”
郑君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才想起来，东古丘确实有三位老师，教孩子们念《三字经》《百家姓》，虽然教得不算好，但人老实，村里人都认他们。
“我知道。”王巍的声音很平，“我来之前，赵掌柜说了。他说东古丘有先生，不缺人。但他也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温先生是个明白人。东古丘缺不缺老师，温先生心里有数。缺的不是教《三字经》的老师。”
屋里安静了。郑君听见舅舅的烟袋锅在桌上磕了两下，又磕了两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抗日的人。”
“什么抗日？”
“打鬼子。”王巍说得很轻，但郑君隔着窗户纸都听得清楚，“我是朝鲜人，真名朴一禹，中国名叫王巍。我的国被日本占了。我流亡到中国，就是想打鬼子。打回朝鲜去，打回我的家去。我听说温先生在东古丘办学，在涿县西边很有威望。我不是来找一碗饭吃的。我是来找一个能一起做事的人。”
又是一阵沉默。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窗纸上的影子晃了晃。
“你凭什么觉得我能跟你一起做事？”
“因为你收留了我。”王巍说，“你刚才问我是不是朝鲜人，问了来历，但你让我进来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还是让我进来了。”
舅舅没说话。
“赵掌柜说，温先生讲义气。我流亡在外，知道什么叫义气。义气不是请客吃饭，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日本人来了，打鬼子就是该做的事。你心里清楚。”
过了很久，郑君听见舅舅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说话不绕弯子。”
“绕弯子没用。打鬼子，绕不了弯子。”
“你教书，我不管你。但你要在东古丘做别的事，得听我的。”
“行。”
“还有。李老师他们那边，我来说。你就说是我请来帮忙的，教高年级。他面子上过得去。”
“谢谢温先生。”
“叫老温就行。”
郑君听到这里，翻了个身。他想起白天看见王巍的第一眼。那个人站在老槐树下，往村里看的时候，目光沉沉的，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这里，又像是还要走更远的路。他的眼睛不大，但很深，褐色的眼珠像两口井，望不到底。
第二天一早，王巍站在了教室门口。
所谓教室，就是温锡琪家西厢房腾出来的两间屋。土墙，土地，窗户上糊着白纸。黑板是块木板刷了墨汁，搁在木架子上。下面坐着十几个孩子，大大小小，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都瞪着眼看这个新老师。
李老师也在。他坐在角落里，手里捏着一本《三字经》，脸色不太好看。温锡琪昨天晚上跟他说了，李老师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但郑君看得出来，他不痛快。
王巍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王巍。”
他转过身，看着孩子们：“这是我的名字。你们以后叫我王先生。”
孩子们没吭声。有人小声嘀咕：“王先生……”
王巍扫了一圈，目光在郑君身上停了一下。郑君发现他的眼珠是褐色的，很深，像是望不到底。他跟郑君对视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今天不上课。”王巍说，“今天咱们先说说话。”
他把粉笔搁下，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的手拍在一起的时候，声音很实，像是干活的人的手。
“你们知道咱们中国有多大吗？”
没人回答。
王巍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一个大一个小。他在小圈里写了“日本”，在大圈里写了“中国”。
“日本就这么大。”他用粉笔点着那个小圈，“中国这么大。”
孩子们伸着脖子看。
王巍又在旁边画了一个长条，写上了“朝鲜”。
“这是朝鲜。朝鲜比日本大，比中国小。”他顿了一下，“但朝鲜现在没了。”
郑君心里咯噔一下。没了？一个国，还能没了？
“日本占了朝鲜。”王巍的声音很平，但郑君听得出，他每个字都咬得很重，“从今年起，朝鲜的孩子不许说朝鲜话。说了，要挨打。朝鲜的大人，要给日本人干活。不干，要坐牢。”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
“你们比朝鲜的孩子强。”王巍把粉笔放下，“你们还能说中国话。还能写中国字。还能坐在这里听我讲课。”
他看着这群孩子，像是要把每个人都记住。他的目光从每一个孩子的脸上扫过，不急不慢。郑君发现，他看人的时候会微微眯一下眼，像是在辨认什么。
“但日本不光要朝鲜。它还要中国。”
郑君后来问过舅舅，王先生为什么来东古丘。舅舅说，别多问。王先生是好人，你跟着他好好学。
但郑君忍不住。
有一天放学，他留下来帮王巍收拾东西。教室里只剩他们两个人。夕阳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王巍脸上，把他颧骨上的棱角照得格外分明。郑君发现，他的眼角有细纹，像是经常皱眉，又像是经常在太阳底下眯着眼。
“王先生。”郑君说，“你在朝鲜有家吗？”
王巍停下手里的活。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有。”
“那你怎么不回去？”
“回不去了。”王巍把最后一摞课本码好，在凳子上坐下来。他拍了拍旁边的凳子，示意郑君也坐。
“我家在平安道。”王巍的声音很轻，“我走的时候，我娘站在门口，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别回来。除非把日本鬼子打跑。”
郑君不说话了。
窗外有风，老槐树的叶子哗哗响。远处传来谁家的羊叫，咩咩的，像是小孩在哭。
“你多大了？”王巍忽然问。
“十四。”
“十四。”王巍重复了一遍，“我十四岁的时候，在平壤念书。那时候朝鲜还在。我们的国，还在。”
他站起来，把包袱系好。系包袱的时候，他的手指很灵活，麻绳在包袱角上绕了两圈，打了个结实的结。
“走吧。你舅舅该等你了。”
郑君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王巍站在夕阳里，瘦瘦的，背微微驼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是孤独的。
从那天起，郑君每天来得比别人早，走得比别人晚。他帮王巍打扫教室，整理书本，有时候只是坐在那里，听王巍讲课本以外的事，讲朝鲜的山，讲朝鲜的江，讲平壤的大同门和普通江。
王巍说，朝鲜的江比涿县的河宽，冬天结冰，冰上能走牛车。
王巍说，朝鲜的山比涿县的土坡高，春天满山开金达莱，红得像火。
王巍说，朝鲜的稻米比涿县的小米香，但朝鲜的老百姓吃不上了。全被日本人抢走了。
郑君听着，心里想，这个人的心里，装着一整个消失了的国。
有一天傍晚，王巍忽然问他：“郑君，你叫什么名字？”
“名郑君，字福顺。君是君子的君。”
“好名字。”王巍点点头，“福顺，好。福气顺遂。”
他看着郑君，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你跟我走吧。”他终于说。
郑君一愣：“去哪儿？”
王巍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落了满地，秋风卷着它们，打旋儿，飘远了。
“去该去的地方。”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舅舅家，舅舅正在院子里抽旱烟。
“舅舅，王先生说让我跟他走。”
温锡琪磕了磕烟袋锅，没抬头。
“走就走。”
“去哪儿？”
“他没说，我就不问。”温锡琪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但你记住，王先生不是一般人。”
“他是朝鲜人。”
“朝鲜人，中国人，都是打鬼子的人。”温锡琪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下，“你跟着他，比跟着我强。”
郑君站在院子里，月亮升起来了，照在东古丘的土墙上，白晃晃的。
他想起王巍在黑板上画的那三个圈。
中国大，日本小，朝鲜没了。
他那时还不知道，跟着这个叫王巍的朝鲜人，他不仅会走出东古丘，还会走出涿县，走出河北，走到一个叫五台山的地方，走到一个叫延安的地方。
他更不知道，这个朝鲜人，会改变他的一生。
他只记得，那天早上，他第一次走进温锡琪学校的教室，王巍站在黑板前，写下“王巍”两个字，转过身来。
他说：“你们以后叫我王先生。”
第二章 温锡琪的院子
郑君后来才知道，舅舅早就知道王巍是什么人。
那是入冬以后的事了。天短，放学时已经擦黑。郑君从教室出来，看见舅舅和王巍在院子里站着。温锡琪手里拎着一壶酒，王巍摆摆手，说了句什么。舅舅笑了笑，把酒壶收回屋里，出来时手里多了两碗热水。
两个人就站在院子里，一人捧一碗热水，说话。
郑君蹲在屋檐下，假装摆弄鞋子，耳朵竖着。
“你那个学校，教得不错。”舅舅说。
“孩子们肯学。”
“肯学的就那么几个。郑君算一个。”
王巍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说：“那孩子聪明。”
“聪明不聪明，看跟谁学。”舅舅喝了一口水，“你来了之后，他回家话都多了。以前闷葫芦一个。”
王巍笑了一声：“你当舅舅的，倒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怎么当村长？”温锡琪顿了顿，“这年头，村长比县长难当。县里的事多，今天要报这个，明天要查那个。”
郑君心里一紧。
“查什么？”王巍的声音没变。
“查学校，查先生，查有没有‘赤化’。”舅舅说得平平淡淡，“我说没有。他们不信。不信就不信吧。反正我这学校，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正经得很。”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风从院墙上刮过来，带着柴火垛的干草味。郑君听见舅舅又说了一句：“你那几个学生，有胆大的。”
“胆大的能干事。”
“干事就得担风险。”舅舅把碗里的水泼在树根上，“王先生，我不管你是谁。你在东古丘一天，我就保你一天。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别把郑君带到太险的地方去。”
王巍沉默了很久。
“他现在还小。”
“十五了，不小了。”舅舅的声音忽然有些沉，“我像他这么大，已经在外面跑买卖了。但那是为一口饭。你干的事，比饭要紧。”
“比饭要紧的事，就得有人干。”
舅舅没再说话。他把空碗搁在窗台上，转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屋里亮起灯来。
王巍站在院子里没动。郑君看见他仰头看了看天。天上有星星，冷得很，像是冻在了冰里。
“出来吧。”王巍忽然说。
郑君吓了一跳，慢慢站起来。
王巍没回头，但明显知道他在。“你舅舅说得对。你现在还小。”
“我不小了。”郑君说。
王巍转过身来。月光照在他脸上，眼睛亮亮的。他看了郑君一会儿，目光沉沉的，像是在掂量什么。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
郑君摇头。
“打鬼子。”王巍说得很轻，“但不是拿枪打。是拿嘴打，拿笔打，拿脑子打。你跟着我，先学认字，学地理，学历史。等你学明白了，我再告诉你怎么打。”
“那得学多久？”
王巍想了想：“看你本事。”
从那天起，郑君的课本换了。白天在教室里教《三字经》《百家姓》，晚上王巍给他开小灶，讲的是中国的版图、日本的地理、朝鲜亡国的经过。有时候讲着讲着，王巍会停下来，在纸上画图。
他画朝鲜半岛，画鸭绿江，画图们江。他在那些江上画箭头，说：“我当年就是从这条江过来的。”
他画平西的地形，画涞水，画拒马河。他在东古丘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圈，说：“这是咱们现在待的地方。”
他画日本，画东京，画朝鲜到中国的航线，画中国的海岸线。他一边画一边说：“日本是个岛国。岛国缺东西，缺煤，缺铁，缺粮食。它要这些东西，就得抢。先抢朝鲜，再抢中国。抢完中国，它还要抢别的地方。”
郑君问：“抢那么多地方，它吃得下吗？”
“吃不下也要吃。饿急了的人，什么都吃。”王巍把笔搁下，“这就是为什么，你光看着它吃，不行。你得让它吃不下。”
郑君那时候不太懂。但他记住了王巍在纸上画的那张图。一个岛国，像一条虫，趴在东亚的海面上，一头咬着朝鲜，一头朝着中国。
转眼过了年，天还是冷。
王巍开始带郑君往外走。先是去蟒石口，再是去王各庄，后来去王村。每到一个地方，王巍都找不同的人说话。有教书先生，有卖货的，有看庙的，有种地的。说的话都不一样，但郑君听多了，就听出了门道。
王巍在做什么呢？他在认人。
他在认哪些人是可以说话的，哪些人是可以办事的，哪些人是可以藏东西的。
有一次从王村回来的路上，郑君忍不住问：“王先生，你是不是在组织？”
王巍没否认。他说：“你知道什么叫组织？”
“就是把一些人弄到一块儿。”
“怎么弄？”
“就是——”郑君想了一下，“就是让他们听你的。”
王巍笑了：“错了。组织，是把你自己交给别人。你信我，我信你。谁有难，其他人帮。谁不帮，其他人就不信他了。这就是组织。”
郑君琢磨了一路。
回到东古丘那天傍晚，温锡琪在院子里等着。他的脸色不好看。
“出事了。”舅舅把王巍拉到一边，声音压得很低，“县里来了个督学，说要查学。”
“查什么？”
“查学校，查先生。说是上头的命令，所有村小都要报备。先生也要报备，姓名、籍贯、来历，一样不能少。”
王巍没说话。
“我替你报了。说是北平来的，姓王，教书的。”温锡琪顿了一下，“但督学走的时候，看了你一眼。那眼神不对。”
“什么眼神？”
“像是记住了你。”温锡琪盯着王巍，“王先生，你得注意了。以后少出去。县里有人在盯着。”
那天晚上，王巍坐在教室里很久没动。郑君陪着他。煤油灯快灭了，灯芯一跳一跳的。
“王先生。”郑君小声说，“咱们怎么办？”
“不怎么办。”王巍把灯芯拨了一下，屋里亮了些，“该教书教书，该认人认人。他们查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
“可督学盯上你了。”
“盯上就盯上。”王巍看着郑君，“你知道督学为什么盯我？”
郑君摇头。
“因为他们怕。”王巍说，“他们怕老百姓醒过来。老百姓醒了，他们就睡不着觉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纸掀起一个角，往外看了看。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郑君。”
“嗯。”
“你记住，越是有人盯着，越要沉住气。你慌，就露馅了。”
郑君点点头。
那天夜里，郑君躺在炕上，听见王巍又在哼那首朝鲜曲子。调子很轻，很慢，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只觉得好听，又有些难过。
过了年，开春的时候，督学又来了。
这回他带了个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个本子。他在教室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孩子们的课本，又看了看黑板上的字。他问王巍：“先生贵姓？”
“姓王。”
“哪里人？”
“北平。”
“北平什么地方？”
“琉璃厂。”
“琉璃厂？”那人推了推眼镜，“我有个亲戚也在琉璃厂。你认得荣宝斋的郑掌柜吗？”
郑君心里一惊。郑掌柜是他父亲。
王巍面不改色：“认得。郑掌柜是大掌柜，我是小教书匠。我认得他，他不一定认得我。”
那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但走的时候，他把温锡琪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
温锡琪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
“怎么了？”王巍问。
“他说你的口音不像北平人。”
“我说话就这样。”
“他还说，现在县里查得紧。办学校要报备，先生也要报备。来历不明的，要查。”温锡琪顿了一下，“他还问了郑君。”
“问什么？”
“问郑君是不是你亲戚。”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外甥。住在我家，跟着王先生念书。”温锡琪看着王巍，“王先生，你到底什么人，我不问。但县里盯上了，你得小心。”
从那天起，王巍减少了外出的次数。白天在教室里教书，晚上给郑君开小灶。他把地图册收了起来，把信件烧了。他教郑君唱了一首歌，是朝鲜的《阿里郎》。调子很简单，但郑君学了很久。
“王先生，这歌什么意思？”
“讲的是离别。”王巍说，“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在山坡上等他回来。”
郑君学会了那首歌。有时候放学后，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哼。王巍听见了，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那是1937年的春天。高粱还没种下去，地里的土刚刚翻过。谁也不知道，再过几个月，卢沟桥的枪声就要响了。
第三章 三县交界
王巍是在东古丘待了三个月后，才把这一带的地形摸清楚的。
他让郑君带路，从东古丘往南走，顺着铜帮铁底运粮河，本地人叫萧太后河，过岐沟，再过一道土岗子，就是高碑店地界。高碑店有铁路，有车站。车站上插着英法的旗子，站台上站着几个穿制服的护路队员，懒洋洋的。
那天有风，从南边刮过来，带着煤烟味。铁路像一条黑线，从东到西，把平原切成两半。火车冒着白烟，轰隆隆地过去，声音传过来的时候已经闷闷的了。
“往南，就是铁路。”王巍说，“英法的。”
郑君问：“英法的，跟咱有什么关系？”
“现在没关系。但日本人盯着呢。”王巍蹲下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线，“铁路是命脉。谁占了铁路，谁就占了华北。日本人早晚要来。”
他又往西指：“那边呢？”
“那边是涞水。”
“涞水再往西呢？”
“山。”
王巍点点头。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王巍走得慢，一边走一边看。看路，看沟，看树，看村与村之间的距离。郑君跟在后面，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只觉得王先生走路的样子跟别人不一样，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用脚丈量土地。
走到岐沟和东古丘之间的那条河沟时，王巍停下来。
“这条沟，能走人吗？”
“能。夏天有水，冬天干。”
“沟有多长？”
“从岐沟到东古丘，再往北，能到王村。”
王巍蹲下来，用手在沟边划拉了一下。沟底的土是软的，踩上去有脚印。他把手伸进沟里，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捏了捏，又松开。土从指缝里漏下去，风一吹就散了。
“这条沟，能藏人。”他说。
郑君不太明白。王巍站起来，看着他：“你记住，打仗不光靠枪。靠的是地形。哪个村能住，哪条路能走，哪条沟能藏人，哪棵树能当记号——都得记在心里。”
从那天起，王巍开始带郑君走更远的路。
往西，走到涞水边界，看山。他说，山里有八路军，将来咱们的人也得往山里撤。他站在涞水边界的土坡上，往西看，山一层一层的，青灰色的，越远越淡，最后化在天边。他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往北，走到蟒石口、王各庄、王村，看那些村子里的庙、场院、地道。他说，这些地方将来都能用上。他在王村的一座破庙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庙里的结构，又看了看庙后面的树林。他问郑君：“这庙里能住多少人？”郑君说：“二三十个吧。”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往南，走到高碑店铁路附近，远远看一眼，记住车站的位置、护路队的岗哨。他让郑君数岗哨，数完了记在心里。郑君数了三遍，第一遍数了五个，第二遍数了六个，第三遍还是五个。王巍说：“记五个。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他一步一步地走，一步一步地记。郑君跟在后头，也一步一步地走，一步一步地记。
有一次从涞水边界回来，天快黑了。两人走在一条土路上，两边是收了庄稼的田野，空空荡荡。郑君忽然问：“王先生，你是不是在准备打仗？”
王巍没回头：“准备什么？”
“准备打鬼子。”
“鬼子要打，但光打不行。”王巍停下脚步，看着远处。暮色里，东古丘的轮廓模模糊糊，几缕炊烟从土墙后面升起来。“你得先有地方住，有饭吃，有人帮你。你得让老百姓觉得，你是自己人。”
“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觉得你是自己人？”
“替他们做事。”王巍转过身来，看着郑君，“你帮他们种地，帮他们看病，帮他们跟日本人周旋。你做多了，他们就信你。信你的人多了，你就有根了。”
“根？”
“对。树有根才能活。人也有根。你的根在岐沟，在东古丘。我的根在朝鲜，但回不去了。所以我在涿县找根。找着找着，就找到你们了。”
郑君不说话了。他想起王巍在黑板上画的那三个圈——中国大，日本小，朝鲜没了。
“王先生。”
“嗯。”
“等你把鬼子打跑了，你回朝鲜吗？”
王巍沉默了很久。天彻底黑了，星星一颗一颗冒出来。他站在路边，瘦瘦的身影融在夜色里，只有烟头的一点红光忽明忽暗。
“回。”他说，“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的根在涿县。”
他迈步往前走。郑君跟在后面，踩着他的脚印。
那晚回到东古丘，温锡琪在院子里等着。桌上摆着饭，高粱米粥，贴饼子，一碟咸菜。三个人坐下吃饭，谁也没说话。
吃完了，温锡琪忽然说：“王先生，你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吗？”
“东古丘。”
“东古丘，岐沟，往南是高碑店，往西是涞水。”温锡琪用筷子在桌上比划，“三县交界。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儿办学？”
王巍摇头。
“因为这儿没人管。”温锡琪把筷子搁下，“涿县管不着，高碑店管不着，涞水也管不着。三不管的地方，好藏人。”
王巍看着温锡琪，两个人都没再说话。
郑君坐在旁边，忽然明白了。舅舅选在东古丘办学校，不只是为了教孩子认字。他在给王巍找地方。
那天夜里，郑君睡不着。他爬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很亮，照在东古丘的土墙上。他往西看，那边是涞水，是山。他往南看，那边是高碑店，是铁路。他往东看，那边是涿县县城。
他站在三县交界的这个小村子里，忽然觉得，世界很大，又很小。
王先生从朝鲜来，走了几千里路，最后停在了东古丘。他从岐沟来，走了几里路，也停在了东古丘。
两个人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小村子里碰上了。
这大概是命。
郑君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月亮偏西，才回去睡。
他做了个梦。梦里他跟着王先生走，走过河沟，走过土坡，走过一片一片的庄稼地。走到一个地方，王先生停下来，说：“到了。”
他问：“到哪儿了？”
王先生说：“该到的地方。”
他醒了。窗外天刚蒙蒙亮。院子里传来扫地的声音。是王先生在扫院子。
郑君穿上衣服出去。王巍正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落叶。他看见郑君，笑了一下。
“起了？”
“起了。”
“今天不上课。”王巍把扫帚靠在墙上，“今天跟我去趟岐沟。”
“去岐沟干什么？”
“看看你家。”
郑君愣了一下。然后他点点头。
两个人走出东古丘，往西走。过河沟，翻土坡，岐沟就在前面。炊烟升起来了，鸡叫了，有人挑着水桶从井边走过。
王巍站在土坡上，看着岐沟。
“好地方。”他说。
郑君站在他旁边，也看着。
“三县交界，好地方。”王巍又说了一遍，“藏得住人，办得了事。”
他迈步往岐沟走。郑君跟在后面。
岐沟是个老地方。老到什么程度？郑君小时候问父亲，父亲说，岐沟关立在这儿的时候，涿州城还没修呢。“先有岐沟府，后有涿州城。”父亲说，“咱岐沟人，比涿州人还老。”
郑君跟着王巍站在岐沟的土坡上，忽然想起这句话。他看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村子，第一次觉得它不只是一堆土房、几条土路。它是个关。它打过仗。它比涿州城还老。
现在他又要在这个老地方，干一件新事。
那是1936年的秋天，高粱红了，谷子黄了，王巍在涿县的第二个秋天。
第四章 七七
郑君后来回想，1937年的夏天，热得不正常。
麦子早收了，地里的棒子刚蹿起来，叶子晒得打卷。东古丘的人都在说，今年年景不好，天太旱。但没人知道，更大的事要来了。
那天是七月八号，郑君记得清楚。他正从岐沟往东古丘走，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看见王巍站在那里。王巍手里拿着一张纸，是从县城那边传过来的，皱巴巴的，上面印着字。
“出事了。”王巍说。
郑君凑过去看。纸上印的是号外，说日本兵在卢沟桥打起来了。
郑君那时候还不知道卢沟桥在哪儿。王巍告诉他，卢沟桥在北平西南边，离这儿一百来里地。
“一百里？”郑君说，“那不远。”
王巍看了他一眼：“对，不远。日本兵一天就能开到涿县。”
那天晚上，温锡琪把王巍、郑君叫到屋里。煤油灯点着，窗户关着，三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低。
“北平那边打起来了，涿县早晚保不住。”温锡琪说，“王先生，你得走了。”
王巍没说话。
“你是朝鲜人，日本人不会放过你。你在东古丘待了一年多，村里人都认得你。日本人来了，挨家挨户一查，你跑不掉。”
“我走了，学校怎么办？”
“学校不重要，你的命重要。”温锡琪顿了顿，“再说了，你留着，还有更大的事要做。”
王巍沉默了很久。灯芯跳了一下，屋子里暗了片刻。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尊石像。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我不走。”他说。
温锡琪急了。
“我不走。”王巍重复了一遍，“卢沟桥打起来了，北平在打，涿县早晚也要打。现在我走了，就剩老百姓自己扛。我得留在这儿，看情况。”
“你能看什么？”
“我能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往哪儿跑，往哪儿躲。我能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日本人。”
温锡琪盯着他：“你一个人，能干什么？”
“一个人不干什么。但一个人能教十个人，十个人能教一百个人。”王巍的声音很平，“我在东古丘一年，教了十几个学生。这些学生回去，每个人家里有爹有娘有兄弟。我教的不只是认字。”
温锡琪不说话了。
郑君坐在角落里，忽然想起王巍第一天来上课时说的话——“打鬼子，不分国界。”
“王先生。”郑君开口了，“我也不走。”
王巍看着他，摇了摇头。
“你得走。”
“为什么？”
“你才十六。打鬼子不是一年两年的事。”王巍停了一下，“你得先把本事学好。”
“我跟着你学。”
“跟着我学，在这儿学不了。”王巍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纸掀起一个角，往外看了看。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涿县守不住。日本人来了，东古丘待不住。要学本事，得上山。”
“上什么山？”
“五台山。”
郑君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王巍转过身来，看着他：“五台山有八路军。那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你去了，能学打仗，学组织，学革命。”
“你不去？”
“我先把这里的事安排好。等你们在山上扎住脚，我再去找你们。”
那天晚上，郑君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岐沟的娘，想起在北平的父亲，想起东古丘的舅舅，想起王巍来东古丘的第一天。
过了几天，消息传来，日军占了保定，平汉铁路全线落入敌手。高碑店车站上，英法的旗子被扯了下来，换上了日本的膏药旗。
又过了几天，涿县县城也丢了。日本人进了城，成立了维持会，翻译官带着日本兵下乡清查抗日分子。
那天晌午，翻译官果然来了东古丘。
郑君在教室里领着孩子们念书，念的是《论语》。声音很大，大到他自己都觉得吵。他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有舅舅的声音，有陌生人的声音，还有翻东西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教室门被推开了。一个戴礼帽的人站在门口，后头跟着两个日本兵。
“都别动。”那人扫了一圈，“继续念。”
郑君死死盯着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念下去。他的手在抖，但声音没停。
那人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破绽。临出门，他问温锡琪：“这学校就一个先生？”
“就一个。姓王。昨天去保定看病了。”
“什么时候回来？”
“说三五天。”
那人哼了一声，带着人走了。
傍晚，王巍从后墙翻进来。他身上沾满了碎叶和泥土，脸上被树枝划了一道口子。
郑君看见他，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王巍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手很实，拍在肩上沉沉的。
“没事。你念书念得很好。”
“王先生，你不走吧？”
王巍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土。他看着郑君，又看了看站在门口没说话的温锡琪。
“不走了。”
那天晚上，温锡琪又拎了一壶酒。这回王巍没推辞，两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郑君躺在炕上，听见舅舅说了一句话。
“王先生，你教的不光是孩子。”
王巍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郑君那个孩子，我想让他去趟五台山。”
“干什么？”
“见见世面。”
窗外，风停了。月亮白晃晃的，照着东古丘的土墙，照着温锡琪的院子，照着西厢房里那间简陋的教室。
郑君翻了个身。他不知道自己要去五台山，也不知道五台山在哪里。但他听见王先生说了——去见见世面。
他闭上眼睛，心里忽然不怕了。
第五章 上山
从东古丘往西，走了三天，进了山。
郑君后来才知道，那三天他们走了一百多里路。出涞水，过易县，往涞源方向走。越走山越高，路越窄，村子越少。头一天还能看见平原上那种大片的庄稼地，第二天就变成了山坡上的梯田，第三天连梯田都少了，满眼是石头和野草。
王巍走在最前面，步子不快不慢，像是走惯了山路。他的背微微驼着，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但晃得很稳。郑君跟着，后面还有三个学生——两个东古丘的，一个岐沟的。最小的叫栓子，才十四，走了一天就脚疼，王巍把他包袱接过去，让他空着手走。
第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叫石亭的小村子。村里有个破庙，庙里没和尚，供着个泥像，脑袋缺了半边。几个人在庙里过夜，王巍从包袱里掏出干粮——温锡琪给的高粱面饼子，硬得能砸核桃。就着凉水啃，谁也没说话。
庙里很暗，只有月光从破了的屋顶漏下来，照在泥像的半边脸上。王巍靠着墙坐着，眼睛半睁半闭。郑君躺在地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听见王巍又在哼那首朝鲜曲子，调子轻轻的，在破庙里回荡。
“王先生。”他小声喊。
“嗯。”
“你哼的什么？”
“《阿里郎》。”王巍说，“朝鲜的歌。”
“能教我唱吗？”
“等以后吧。”
第二天晚上，走到易县西边一个村子，叫南管头。村里有户人家，男人在外头当兵，女人在家带着孩子。王巍敲开门，说借住一宿。女人看了看他们几个，又看了看王巍的灰布长衫，没多问，让进去了。
那晚，女人煮了一锅稀粥，一人一碗。郑君喝完粥，觉得浑身暖了些。他看王巍跟那女人说话，问她男人在哪儿当兵，家里几亩地，交不交租。女人说着说着抹起眼泪来，王巍听着，没插话，最后说了一句：“大嫂，日子会好起来的。”
女人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郑君后来想，王先生跟谁都能说话。他跟温锡琪能说话，跟郑君的娘能说话，跟路上遇到的八路军战士能说话，跟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也能说话。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对方，不急不慢的，好像有的是时间。
第三天，开始上山了。
山不高，但路陡。王巍让栓子走在中间，自己和郑君一前一后。路两边是荆棘和碎石，脚底下打滑。郑君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王巍把他拉起来，看了看伤口，从包袱里撕了一条布给他缠上。
“疼不疼？”
“不疼。”
“不疼是假的。”王巍拍拍他肩膀，“再走半天，到了山顶就好了。”
到了半山腰，歇脚。郑君往下看，来时的路弯弯曲曲，像一条细绳子挂在坡上。远处的平原已经看不见了，只有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王先生，还有多远？”
“翻过这座山，还有一座。再翻过去，就是涞源了。”
“涞源有八路军？”
“有。”
郑君不问了。他把包袱往上提了提，继续走。
翻过第二座山的时候，天快黑了。山那边的山沟里，有几个村子，炊烟升起来，细细的，被风一吹就散了。王巍站住了，看了很久。
“到了。”
郑君走到他身边，也往下看。那个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灰瓦顶，跟东古丘的土坯房不一样。
“那就是涞源？”
“那是涞源边上的一个村。明天再走半天，就能找到八路军了。”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山洞不大，能容五六个人。王巍在洞口生了一堆火，让几个人围着烤。他从包袱里摸出最后几块饼子，掰开了分着吃。
栓子吃着吃着睡着了，脑袋歪在郑君肩膀上。郑君没动，让他靠着。
王巍坐在火堆对面，拿一根树枝拨着火。火光在他脸上跳，把颧骨的棱角照得忽明忽暗。
“王先生。”郑君小声说，“五台山在哪儿？”
王巍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下：“从这儿往北，走两天，就是五台山。”
“五台山有八路军总部？”
“有。还有聂荣臻、杨成武、邓华。”
“你认得他们？”
“不认得。”王巍把树枝扔进火里，“但有人认得我。”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借着火光，郑君看见是一张叠成四折的纸。王巍把纸展开，递给他。
是一封信。毛笔字，竖排，写得工工整整。郑君借着火光辨认，信是写给“杨成武同志”的，落款是“邓华”。
“邓华在平西。他让我去找杨成武。”王巍说，“邓华这人你记住，将来你会见着他的。”
“你以前就认得邓华？”
“在北平的时候认得。他那时候在搞学生运动，我教过他的一个朋友学中文。”王巍顿了顿，“世界小得很。转来转去，都是熟人。”
火堆噼啪响了一声。郑君把信还给王巍。王巍接过去，重新叠好，揣进怀里。
“王先生。”
“嗯。”
“你为什么要来中国？”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火光照着他，他的眼睛很深，像是望不到底。
“朝鲜被日本占了之后，我流亡到东北。那时候我在延边教书，心想教几个学生，总比一个人待着强。后来东北也被占了，我就到了北平。”他停了一下，“在北平待不下去，又往西走。走着走着，就到了涿县。”
他看着火堆，声音很轻：“我不是专门来找你们的。我是被鬼子赶过来的。赶着赶着，就赶到东古丘了。赶到东古丘，就碰见你们了。”
郑君没说话。他想起东古丘那间教室，想起王巍第一天在黑板上画的地图。中国大，日本小，朝鲜没了。那个人站在黑板前，瘦瘦的，背微微驼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
“王先生。”
“嗯。”
“你回不了朝鲜，就在中国待着吧。”
王巍转过头来，看了郑君一眼。火光里，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在笑。
“好。”他说，“我在中国待着。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第二天天亮，他们继续赶路。
翻过最后一座山，到了涞源的川里。路宽了些，人多了些，能看见穿灰军装的人在路上走。郑君第一次看见八路军，跟王巍说的一点不差——灰军装，绑腿，草鞋，肩上背着枪，枪上挑着干粮袋。走路走得快，说话声音大，见了老百姓就笑。
一个八路军战士看见王巍，停下来问：“同志，从哪儿来？”
“从平西来。找杨成武同志。”
“杨司令在五台山那边。你往北走，过涞源城，再走两天就到了。”
王巍点点头，带着郑君他们继续走。
郑君走在路上，回头看那些八路军战士。他们背着枪，走在山路上，像是走在自己家院子里一样。
“王先生。”郑君问，“他们就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对。”
“咱们以后也穿这身军装？”
“你想穿？”
郑君想了想：“想。”
王巍笑了。这一次是真的笑了，露出牙齿来。
“好。”他说，“到了五台山，我替你问问。”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到了一个岔路口。往北是大路，通往涞源城。往西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钻进山里。王巍站在岔路口，停了一下。
“往西这条路，通五台山。”他指着小路说，“得走两天。”
郑君看了看那条小路。路很窄，两边是石头和荒草，看不见尽头。
“走。”王巍迈步上了小路。
郑君跟在后面。他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从东古丘到涞水，从涞水到易县，从易县到涞源，翻了三座山，走了五天。东古丘看不见了，岐沟看不见了，舅舅看不见了，娘看不见了。
他转过身，跟着王巍走进了山路。
1937年七月末，一个朝鲜人带着四个涿县少年，走进了太行山的深处。他们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要在山里待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们只知道，王先生说，往前走，走到五台山，就能找到打鬼子的人。
山路弯弯曲曲，越走越窄。两边的山越来越高，天越来越小。郑君走在王巍身后，踩着他的脚印，一步不落。
他想起舅舅说的那句话——“你跟着他，比跟着我强。”
他抬起头，看着前面那个瘦瘦的背影。王巍走得很稳，步子不快不慢，像是走了一辈子山路的人。他的背微微驼着，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像是在走一条很长的路。那条路从朝鲜开始，经过东北，经过北平，经过涿县，现在走进了太行山。
郑君忽然觉得，这个朝鲜人，可能真的是在走他自己的路。只不过这条路，从朝鲜走到了东北，从东北走到了北平，从北平走到了涿县，现在从涿县走进了太行山。
他不知道这条路的尽头在哪里。但他知道，跟着这个人走，不会错。
第一卷 东古丘（1935—1937）完
第二卷 涞涿
第一章 五台山
又走了两天，到了五台山。
郑君后来才知道，五台山不是一座山，是一片山。山连山，沟连沟，从远处看，像是大地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鼓起来一大片。山上有庙，庙里供着菩萨。但那时候郑君顾不上看庙。他跟着王巍，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驻地。
那是一个叫南茹村的地方。村子不大，但来来往往的人多。穿灰军装的人进进出出，有的背着枪，有的挎着公文包，有的蹲在墙根底下开会。墙上刷着标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郑君看着那些标语，心里发热。
王巍带着他们走到一个院子门口，跟站岗的战士说了几句话，从怀里掏出那封信。战士看了看信，让他们等着，自己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瘦高个子的人，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手枪。他看了看王巍，又看了看信，忽然笑了。
“王巍同志！邓华同志的信收到了。我是杨成武。”
王巍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杨司令。”
“别叫司令，叫老杨就行。”杨成武看了看他身后的几个孩子，“这是？”
“从平西来的学生。想参加八路军。”
杨成武扫了一眼：“多大了？”
“十五。”郑君说。
杨成武点点头，没再问。他转身往里走，说：“进来吧。先吃饭。”
那天中午，郑君第一次吃八路军的饭。小米粥，窝窝头，一盆白菜炖豆腐。没有肉，但热乎。他和栓子几个人狼吞虎咽，吃得满头大汗。王巍坐在杨成武对面，一边吃一边说话。说的什么，郑君听不太懂，只听见“平西”“邓华”“宋时轮”“开辟根据地”这些词。
吃完饭，杨成武把王巍叫到里屋去了。郑君和栓子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八路军战士。栓子小声说：“郑君哥，咱们以后也穿这个？”
“你想穿？”
“想。”
郑君没说话。他看着那些战士的脸——有的年轻，有的年长，有的脸上有伤疤，有的手上缠着绷带。但他们都一样，走路快，说话响，笑起来大方。有个战士走过来，问他们从哪儿来。郑君说从涿县来。战士说：“涿县？那地方我知道，平汉线上。鬼子多不多？”郑君说：“多。”战士说：“多就对了。多才要打。”
郑君忽然觉得，这个地方跟东古丘不一样。在东古丘，他是学生；在这里，他什么都不是，但他可以变成什么。
里屋里，杨成武给王巍倒了碗水，坐下来，看着王巍。
“王巍同志，有件事，邓华同志在信里说了，但我得当面问你一句。”
“你问。”
“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1930年，在延边。龙井中学。”
“后来呢？”
“九一八之后，组织散了。我流亡关内，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涿县，一直没找到组织。”王巍的声音很平，“但我一直在做抗日的事。”
杨成武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在延边入党，介绍人是谁？”
“金明。延边县委的。后来牺牲了。”
杨成武又沉默了一会儿。他拿起桌上的信，看了看，放下了。
“邓华同志说，你这些年一直在为党工作。在涿县教书，发动群众，搞抗日动员。他说你是个好同志。”
王巍没说话。
“你的组织关系，我们研究一下。你先恢复组织生活，工作的事，回头再说。”杨成武站起来，走到王巍面前，伸出手，“王巍同志，欢迎你回来。”
王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实，握得很紧。
“谢谢组织。”
杨成武笑了：“你这个人，说话不多，但句句实在。邓华没看错你。”
傍晚的时候，王巍从里屋出来，脸上带着笑。郑君正坐在院子里，跟栓子说话。他看见王巍出来，赶紧站起来。
“王先生，怎么样了？”
“成了。”王巍说。
“什么成了？”
“你们留下。参加八路军。”王巍看着郑君，“你，栓子，还有他们俩。明天就去报到。”
郑君愣了一下：“那你呢？”
“我也留下。邓华同志让我到他的支队当民运科长。”王巍说，“咱们一起走。”
郑君心里一热。他以为王巍要把他丢下了。原来没有。
那天晚上，郑君没睡着。他躺在南茹村的一个土炕上，身边是栓子和其他几个学生。炕烧得热，屋子里暖烘烘的。他翻了个身，看见王巍坐在炕沿上，借着油灯的光在写什么。煤油灯很暗，王巍的脸半明半暗，颧骨上的棱角格外分明。
“王先生。”郑君小声喊。
“嗯。”
“咱们以后去哪儿？”
“回平西。”王巍说，“邓华的部队要回平西。咱们跟着走。”
“回涿县？”
“先到平西。然后看情况。”王巍放下笔，看着他，“你想回涿县？”
郑君点了点头。
“会回去的。”王巍说，“但不是现在。现在得先学本事。”
“学什么本事？”
“学打仗，学组织，学怎么建根据地。”王巍把油灯拨亮了些，“你看见杨成武了？他手底下几千人，管着好几个县。他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是一点一点学的。”
郑君没说话。他看着王巍手里的那支笔。那是一支钢笔，笔杆磨得发亮，笔尖已经有些歪了。王巍用它写过很多字，地图上画过圈，本子上记过事，信纸上写过信。那支笔跟了他很久了。
“王先生。”
“嗯。”
“你的组织关系，恢复了吗？”
王巍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火光里，他的眼睛亮亮的。
“恢复了。”
“那你是老党员了。”
“1930年入的党，不算老。”王巍把笔搁下，“但在延边的时候，跟我一起入党的，好多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还能找到组织，已经是命大了。”
郑君不说话了。他想起王巍跟他说过的话——“组织，是把你自己交给别人。你信我，我信你。”他现在明白了，王巍这些年，一直在找组织。从延边到北平，从北平到涿县，他一直在找。现在找到了。
第二天，郑君和栓子被编入了邓华支队的学兵队。王巍当了民运科长。郑君白天在学兵队学习，晚上跟着王巍。王巍教他认人、认路、认地形，教他怎么发动群众，怎么组织抗日。郑君学得很认真，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
学兵队的日子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跑完步学军事，学完了学政治。吃的还是小米粥窝窝头，但比在路上强。郑君认识了很多人，有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有从天津来的工人，有从东北来的流亡者。他们跟郑君一样，都是被鬼子逼出来的。但他们跟郑君不一样，他们有文化，能说会写。郑君觉得自己差得远，就拼命学。
有一天，王巍把郑君叫到跟前。
“郑君，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愿意入党吗？”
郑君愣了一下。他想起在东古丘的时候，王巍跟他说过组织的事。他想起在五台山的路上，王巍说“组织，是把你自己交给别人”。他看着王巍的眼睛，那双褐色的、深深的眼。
“愿意。”
王巍点了点头。他说：“我和邓华同志介绍你入党。”
几天后，在一个小村子里，郑君举起了拳头，对着党旗宣誓。王巍站在他旁边。邓华也在。宣誓完了，王巍拍了拍他的肩膀。
“从今天起，你是同志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说不出话。他觉得那个字太重了，重得他扛不起。但他知道，他得扛。
那天晚上，郑君在油灯下坐了很久。他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王巍第一天写下的两个字，想起舅舅说的“你跟着他，比跟着我强”。他想起岐沟的娘，想起北平的父亲。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但他知道，他走的路是对的。
1938年2月，邓华的部队接到命令，要从五台山返回平西。走的那天，天还很冷，山上的雪没化。郑君背着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本地图册。他把地图册揣在怀里，贴着心口。
部队走得不快。过了涞源，过了易县，进了涞水。越往东走，山越低，路越宽。郑君忽然觉得，这条路他走过。去年七月，王巍带着他从东古丘往西走，走的就是这条路。只不过那时候是往西，现在是往东。
“王先生。”郑君说，“咱们是不是走回头路？”
王巍说：“不是回头路。是往前走。”
“可这路我来的时候走过。”
“走过也得走。”王巍说，“路是走出来的。你多走几遍，就记住了。”
部队走了十几天，到了平西。邓华的部队在涞水一带驻扎下来。王巍被任命为宣涿怀联合县县长，郑君任秘书。
那天晚上，王巍和郑君坐在涞水边的一个山坡上。月亮很亮，照在拒马河上，河水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郑君忽然哼起了《阿里郎》。他跟着王巍学会的，调子很简单，但哼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王巍听见了，没有说话。他坐在月光下，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灰色的，一层一层的，像是叠起来的。
“王先生。”
“嗯。”
“你想家吗？”
王巍沉默了很久。
“想。”他说，“但我回不去。所以我在中国找根。找着找着，就找到你们了。”
郑君不说话了。他看着王巍的脸。月光下，那张脸瘦瘦的，颧骨高高的，眼窝深陷。他忽然觉得，王先生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找根。从朝鲜找到东北，从东北找到北平，从北平找到涿县，从涿县找到五台山，从五台山又回到涞水。他一直在找。
“王先生。”
“嗯。”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跟你去朝鲜看看。”
王巍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月光里，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好。”他说，“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带你去看朝鲜的山。春天的时候，满山都是金达莱，红得像火。”
郑君点了点头。他往远处看，拒马河的水在月光下静静地流。他想，那金达莱，到底是什么样的花呢？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月光下，说了很久的话。王巍讲朝鲜的山，朝鲜的江，朝鲜的春天。郑君听着，心里想，等把鬼子打跑了，一定要去看看。
他不知道，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第二章 回平西
1938年2月，邓华的部队从五台山回到平西，在涞水一带驻扎下来。
王巍被任命为邓华支队民运科长。民运科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王巍干这个，得心应手。他在涿县教过两年书，对平西的山山水水、村村庄庄，比本地人还熟。
邓华跟他说：“你在涿县待过，平西的情况你熟。你先跑一圈，摸清楚哪些村能用，哪些人能用。”
王巍带着郑君，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他们跑遍了涞水、涿县、房山、宛平的山山水水。白天翻山越岭，晚上住在老乡家里。有时候住在破庙里，有时候住在山洞里。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跟老乡聊天，问收成，问租子，问鬼子来没来过。
郑君跟着王巍，笔记本不离手。他记下了每一个村的地形、人口、地主、保长、穷苦人家。他记下了哪条路能走马车，哪条路只能走人，哪条沟能藏人，哪座山能瞭望。本子写完了一本又一本。
有一天，邓华找到王巍，说：“平西要建几个联合县，把政权架子搭起来。宣化、涿鹿、怀来三县交界，那一带山高林密，鬼子管不着。你去当县长。”
王巍说：“行。”
邓华看着他：“你是朝鲜人，当中国的县长，老百姓认不认？”
王巍说：“老百姓认不认，不在我是哪国人，在我是干什么的。我打鬼子，替老百姓办事，他们就认。”
邓华点了点头：“好。你去。”
宣涿怀联合县就这样成立了。县政府没有固定的地方，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那个村。王巍带着郑君，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他们跑遍了宣涿怀的山山水水：谢家堡、李家沟、孙庄子、董庄子、杨树沟、赵家蓬……每一道山沟，每一个村子，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郑君发现，王巍到了一个村子，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聊天。他不找村长，不找保长，专找那些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他跟老头老太太聊，跟妇女孩子聊，跟扛活的、要饭的聊。
郑君问他：“王先生，为什么专找这些人？”
王巍说：“因为这些人最苦。最苦的人，最想变。你给他们讲抗日，他们听得进去。你给他们讲分地，他们跟着你走。”
“那村长、保长呢？”
“那些人，有的是抗日的，有的是两面派。你得分清楚。”王巍顿了一下，“两面派也有用。你让他给你送情报，他不敢不送。但你得防着他。他今天给你送，明天可能就给鬼子送。”
郑君把这话记在心里。
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叫谢家堡的村子。村里有个姓孙的老汉，七十多了，背驼得厉害，走路要拄两根棍子。王巍跟他在院子里聊了半天，问他家里几口人，几亩地，交多少租。老汉说，儿子被鬼子抓了劳工，儿媳妇带着孙子跑了，就剩他一个。
王巍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大爷，你愿意帮我们做点事吗？”
老汉说：“啥事？”
“帮我们看着村里的路。有生人来，你就告诉我们。”
老汉点了点头：“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干点事。”
从那以后，谢家堡就成了县政府的一个联络点。孙老汉坐在村口，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路上的动静。有人来了，他就咳嗽两声。县政府的人听见了，就知道有情况。
郑君问王巍：“王先生，你怎么知道孙老汉能帮咱们？”
王巍说：“你看他那双手。手上的茧子，是干了一辈子活的手。这样的人，靠得住。”
郑君后来发现，王巍在每个村子都找了这样的人。有的是老头，有的是老太太，有的是年轻媳妇，有的是半大小子。这些人不拿枪，不打仗，但他们管着情报、放哨、送信、藏人。他们就是县政府的根。
宣涿怀的县政府，很快就有了样子。
王巍设了三个科：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民政科管老百姓的事，财政科管钱粮，教育科管学校。他还设了一个情报站，专门搜集鬼子的动向。郑君是政府秘书，兼管情报站。
王巍跟郑君说：“你别小看这个情报站。打仗靠什么？靠情报。你知道鬼子什么时候来，往哪来，来多少，你就能提前准备。你不知道，就只能挨打。”
郑君把这话记在心里。他带着情报站的人，在宣涿怀的各个村子布了点。每个点都有联络员，有的是货郎，有的是走亲戚的，有的是下地干活的。他们看起来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但他们眼睛尖，耳朵灵，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就赶紧报告。
有一次，郑君得到情报，说鬼子要从涿鹿县城出发，到南部山区扫荡。他赶紧报告王巍。王巍说：“知道了。你通知各村的联络员，让老百姓把粮食藏好，把人撤到山里去。”
郑君连夜通知了各村。第二天，鬼子来了，扑了个空。村子里空荡荡的，粮食藏了，人撤了。鬼子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撤了。
王巍站在山头上，看着鬼子撤走。他转过头，对郑君说：“你看，情报多重要。没有情报，咱们就得挨打。有了情报，咱们就能牵着鬼子的鼻子走。”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起王巍在五台山的时候说的话——“打仗不光靠枪，靠的是脑子。”他现在明白了。
宣涿怀的政权建起来之后，王巍开始组织武装。
他先建了一支县大队，有一百多人，都是从各村抽来的年轻人。武器不够，有的拿枪，有的拿红缨枪，有的拿大刀。王巍说：“枪不够不要紧。要紧的是人。有人，就有枪。枪可以从鬼子手里夺。”
他带着县大队，打了几仗。不大，但很提气。有一次，他们袭击了鬼子的一支运输队，缴了几条枪，还有一些弹药。还有一次，他们伏击了伪军的一个小队，抓了十几个俘虏。
王巍亲自审俘虏。他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给鬼子当兵？”
俘虏们低着头，不说话。
王巍说：“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弟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鬼子，才是正路。谁要是愿意过来，我们欢迎。谁要是继续给鬼子干，下次碰上，就不客气了。”
他把俘虏放了。俘虏们走了。后来，有几个俘虏真的跑了过来，参加了县大队。
郑君问王巍：“你为什么放他们？”
王巍说：“放了他们，他们会替咱们说话。杀了他们，他们的弟兄就会跟咱们拼命。你说，哪个划算？”
郑君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他想起王巍在蓟县的时候，放了一个翻译官。那个翻译官后来给八路军送了不少情报。他明白了，王先生做事，总是往远了看。
那段时间，王巍和邓华经常在一起。两个人对着地图商量，一商量就是大半天。邓华是军事干部，管打仗；王巍是政工干部，管建政。两个人配合得很好。
有一天，邓华问王巍：“你是朝鲜人，怎么对平西的地形这么熟？”
王巍笑笑：“我在这里教了两年书，涞涿的每一条路我都走过。”
邓华点了点头：“你这个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当家。”
“不是当家。”王巍说，“是找根。”
“找根？”
“对。树有根才能活。人也有根。我的根在朝鲜，回不去了。所以我在中国找根。”
邓华看了他一会儿，没再说话。他拍了拍王巍的肩膀，转身走了。
郑君站在旁边，把这话记在心里。他想起王巍在东古丘的时候，也说过“找根”的话。他忽然觉得，王先生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找根。
邓华支队本来是要去冀东的。那边李运昌他们在底下搞了很久，老百姓也憋不住了。但部队走到半路，接到通知：宋时轮的部队还没到，得等。四纵在平西集结，要等宋时轮来了，一起行动。
邓华支队停下来，准备在涞水一带驻扎。王巍和郑君说，去涞涿边界去等吧，山里解决不了部队的吃喝问题，平原产粮食，我们也比较熟悉，可以搞到粮食。邓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部队驻到涞涿边界。他一边等宋时轮，一边建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
那段时间，王巍每天都很忙。白天跑村子，晚上开会，深夜还要写材料。郑君跟着他，也是没日没夜地干。两个人常常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写文件，一个整理材料，油灯点到大半夜。
有一天晚上，郑君问王巍：“王先生，你累不累？”
王巍抬起头，笑了笑：“累。但比在朝鲜的时候强。”
“你在朝鲜也这么干？”
“在朝鲜的时候，比这难。”王巍放下笔，看着窗外。窗外是涞水的夜色，黑沉沉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那时候没有队伍，没有枪，没有根据地。就是几个人，偷偷摸摸地干。干着干着，人就没了。”
他顿了一下：“现在不一样。现在有队伍，有枪，有老百姓。只要老百姓跟着你，你就倒不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看着王巍的脸。油灯的光一跳一跳的，把王巍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晃来晃去。他想，王先生这个人，好像什么都能扛。
从2月到5月，王巍在宣涿怀干了三个月。三个月的工夫，宣涿怀变了个样。
县政府有了架子，县大队有了人枪，各村的联络点都建起来了。老百姓知道了抗日民主政府，知道了王巍这个名字。王巍走在山路上，碰见放羊的老汉，老汉会喊一声“王县长”。碰见挑水的媳妇，媳妇会点个头。碰见玩耍的孩子，孩子会跟在他后面跑。
王巍跟郑君说：“你看，这就是根。根扎下去了，就拔不出来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看着那些老百姓的脸，忽然觉得，王先生说的根，就是他跟老百姓之间的那条看不见的线。线连着，根就在。
1938年5月，宋时轮的部队到了平西。两支部队在涞水会合。邓华和宋时轮见了面，商量了挺进冀东的计划。王巍和郑君忙着准备行装。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王巍和郑君坐在院子里。月亮很亮，照在涞水的山山水水上。
“郑君。”王巍说。
“嗯。”
“你记住，冀东跟平西不一样。平西有山，冀东是平原。平原上没遮没挡，得小心。”
“我记着。”
“还有。”王巍看着他，“冀东那边，快要动手了。李运昌他们在底下搞了很久，老百姓也憋不住了。这一动，声势不会小。”
他停了一下，又说：“但声势大不等于能站住脚。你记住，不管到哪儿，先得建政权。没有政权，暴动就是一阵风，刮过去就没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起王巍在宣涿怀的时候，一直在做的事——建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他明白了，王先生不管到哪儿，干的都是同一件事。
那天晚上，郑君又哼起了那首朝鲜曲子。他跟着王巍学会的《阿里郎》。调子很简单，但哼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王巍听见了，没有说话，只是坐在月光下，看着远处。
月亮照着涞水的山，山是青灰色的，一层一层的，像是叠起来的。郑君想，明天就要走了。去冀东。他不知道冀东是什么样子。但他知道，王先生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第三章 挺进冀东
1938年5月，四纵在平西斋堂正式组编。
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支队：邓华支队改为十一支队，宋时轮支队改为十二支队。全纵五千多人，从平西出发，浩浩荡荡往东走。
王巍被任命为四纵敌工科长，郑君任秘书。敌工科的任务是对敌工作，瓦解伪军、搜集情报、争取两面派。王巍干这个，得心应手。他在涿县教书那两年，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打过交道，知道怎么跟人说话，怎么摸人的底。
部队从斋堂出发，过拒马河，往东走。走了几天，到了潮白河边。潮白河是平西和冀东的分界。过了河，就是冀东平原。
过河的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很黑。部队在河边集结，等着渡船。郑君站在河边，听着河水哗哗地流。他往东看，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河那边就是冀东。
“王先生。”郑君小声说，“河那边是什么样？”
“平原。”王巍说，“一望无际的平原。”
“比涿县还平？”
“比涿县还平。涿县还有土坡，还有河沟。冀东是真正的平原，连一块石头都找不着。”
郑君想象不出来。他在涿县长大，见过的最平的地方就是东古丘往南的高碑店一带。但那也有土岗子，有河沟。没有石头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渡船来了。部队分批渡河。郑君坐在船上，看着黑漆漆的河水，心里有些发紧。他不知道河那边等着他的是什么。
过了河，天快亮了。部队在河边的一个村子里隐蔽。郑君站在村口，往东看。天边慢慢亮起来，他看见了，一大片平原，平平整整的，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没有山，没有坡，连一棵高一点的树都没有。麦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
郑君看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平地。
“王先生。”他说，“这平原真大。”
王巍站在他旁边，也在看。他看了一会儿，说：“平原大，是好事，也是坏事。”
“怎么讲？”
“好事是，老百姓多，粮食多，能养兵。坏事是，没遮没挡，鬼子的汽车、摩托车，说来就来。”
他顿了一下，又说：“但平原也能打游击。你记住，平原上打仗，靠的是青纱帐。高粱、玉米长起来的时候，就是咱们的天下。”
部队在冀东平原上行军。白天隐蔽，晚上走。走了十几天，到了蓟县一带。
蓟县在冀东的北部，北边是燕山，南边是平原。县城不大，但位置重要，是冀东的门户。部队到的时候是六月底。四纵主力进抵蓟县以北的将军关、靠山集、下营一线，直逼冀东腹地。
王巍带着郑君，先去了蓟县北部的山区。那里有冀东抗日联军的一支部队，领导人叫李运昌。
李运昌是冀东本地人，黄埔军校毕业，在冀东搞了多年地下工作。他个子不高，脸黑黑的，说话声音很大。王巍见到他，两个人握了手。
“王巍同志，邓华同志跟我说了，你要来蓟县当县长。”李运昌说。
“对。但我得先了解情况。”王巍说。
李运昌点了点头：“蓟县的情况复杂。县城还没打下来，但底下的村子已经动起来了。暴动定在七月，你快马加鞭。”
“来得及。”王巍说，“我在平西就是从头发动的。”
李运昌看了他一眼：“你是朝鲜人？”
“对。”
“朝鲜人，在中国搞抗日政权，不容易。”
王巍笑了笑：“打鬼子，不分国界。”
李运昌也笑了。他拍了拍王巍的肩膀：“好。我支持你。”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郑君。 "十六总队设政委。"又说："让他去。我们的队伍成分很复杂，思想也混乱，从你们总队开始，我们不能总是沿用国民党军队的编制那套，和四纵统一，设政委。"
王巍看了郑君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担心，也有信任。郑君站得直直的，没有说话。王巍心里很是高兴，他想，在他眼里，他的这个学生总是个孩子，可在别人眼里，现在他长大了，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个能独当一面的八路军干部了。
十六暴动总队，是蓟县一带最大的一支暴动队伍。总队下面有三个大队，一千多人。成分很杂﹣﹣有农民，有学生，有原来的保安团，还有从伪军里反正过来的。武器更杂-﹣有汉阳造，有老套筒，有鸟铳，有长矛。甚至还有人扛着锄头来报到的。郑君任政委时，第一次站在队伍前面讲话的时候，他十五岁。
从那天起，王巍带着郑君，在蓟县开始建政。他先找李运昌商量，把暴动队伍里的骨干抽出来，组成工作队，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动群众。他找老乡开会，选村长，建农会，组织民兵。李运昌兼着冀东抗日联军二路总指挥，辖第三总队，蓟县是第三总队的活动中心。
郑君跟着王巍，白天跑村子，晚上写材料。他学会了怎么开群众会，怎么跟老乡说话，怎么把上面的政策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有一次，他们在蓟县北部的一个村子开会。王巍站在台上讲话，讲的是“抗日救国”。他讲完了，台下有个老汉站起来，问：“王县长，你说抗日救国，可我们是老百姓，没枪没炮，怎么抗日？”
王巍看着他，说：“大爷，抗日不一定非要拿枪。你给八路军送情报，就是抗日。你给伤员送饭，就是抗日。你让自己的儿子参加民兵，就是抗日。抗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
老汉听了，点了点头，坐下了。
郑君站在旁边，把这话记在心里。他觉得王先生说话，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讲抗日，讲的是大道理；王先生讲抗日，讲的是老百姓能做的事。
在蓟县期间，王巍还接触了冀东暴动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节振国和马志远。
节振国是开滦煤矿的工人。1910年生于河北故城，十岁随父兄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十四岁起进矿当工人。1938年3月，开滦煤矿爆发了大罢工，节振国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他刀劈日本宪兵的事，在冀东传得很广。
王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带着矿工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在蓟县南部活动。他个子高大，膀大腰圆，说话声音洪亮。
“王县长，听说你是朝鲜人？”节振国问。
“对。”
“朝鲜人跑到中国来打鬼子，不容易。”
王巍说：“鬼子占了我的国，又占了你们的国。打鬼子，不分国界。”
节振国听了，哈哈大笑，拍着王巍的肩膀说：“好！就冲你这句话，我节振国认你这个朋友。”
高志远是冀东抗日联军的另一支部队的领导人。他出生在滦县多余屯村（今滦南县马城镇多余屯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在私塾学习期间，了解到了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接触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爱国思想初步萌生。11岁娶史庄史氏为妻。14岁，中断学业，回家务农。15岁，开始玩枪练武，到20岁时，已练就一手“举枪飞鸟落，顺枪逃兔亡”的好枪法。暴动后拉起了一支队伍。王巍跟他见面，两个人聊了很久。
“王县长，你也是教书出身？”高志远问。
“对。在涿县教过两年书。”
“教书人干革命，不容易。”高志远说，“我从私塾到拉队伍，是逼出来的。鬼子来了，书学不下去了，只好拿枪。”
王巍说：“拿枪也是没办法。带着老百姓打鬼子，想法活下去。”
高志远听了，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拿枪也是教书。”
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全面爆发。
暴动的日期原定于7月16日，但6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从打入伪冀东道警务科的内线那里得到情报：八路军第四纵队已经到达蓟县靠山集一带，暴动计划已被日伪侦知，日军准备全力镇压，并要在暴动前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二十三万支枪。
形势紧迫，暴动不得不提前。
7月6日夜，滦县港北村率先起义。三百多名暴动骨干集合起来，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消息传开，冀东二十二个县的民众纷纷响应。参加暴动的工农兵学商约二十万人，组织起十万抗日武装，先后收复了九座县城。
蓟县是冀东西部暴动的中心。7月5日，中共蓟县县委在梨树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举行暴动，配合八路军四纵创建根据地。7月14日，王建国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苏甦带着抗日救国会会员，利用青纱帐掩护，绕开大道向邦均进发，在晚9点抵达伪警察分局。暴动队员与哨兵用口令周旋的同时，迅速冲入警察分局内部，甩出一颗手榴弹。敌人多处于休整状态，爆炸后乱作一团，很快丢下武器夺路而逃。整个战斗经过30分钟结束，缴枪32支，子弹7000多发，暴动队员无一伤亡。随后他们又一鼓作气突袭了大孙各庄的“戒毒所”和钨钢矿伪据点，一夜之间奔袭敌人三个点位，天亮前顺利到达盘山千像寺。
这就是冀东西部抗日武装大暴动的第一枪。
王巍是在邦均暴动的消息传到蓟县北部山区时知道的。他正带着郑君在一个村子里开会，一个交通员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王县长！邦均打响了！”
王巍站起来，问：“谁打的？”
“王建国。还有八路军的苏参谋。”
王巍点了点头，转头对郑君说：“走。去邦均。”
两个人连夜赶路，天亮前到了邦均。镇子已经拿下来了，街上到处是暴动队员，有的扛着缴来的枪，有的背着大刀，有的在墙上刷标语。王巍找到王建国，两个人握了手。
“王县长，你来得正好。”王建国说，“队伍拉起来了，但怎么组织，怎么建政，我们没经验。”
王巍说：“我来干这个。”
从那天起，王巍带着郑君，在蓟县各区之间来回跑。暴动队伍发展很快，蓟县的抗日武装达到了一万多人。但这些队伍成分复杂，有农民，有矿工，有学生，有绿林，有反正的伪军。怎么把这些队伍组织起来，怎么建立政权，怎么发动群众，是摆在王巍面前最紧迫的事。
李子光率五百人一举攻克了上仓、下仓镇，随后蓟县西部各路暴动队伍纷纷行动，声势越来越大。
7月31日，王崇实率领暴动队伍配合八路军主力一举攻克了蓟县县城，摧毁了敌伪县政权。
蓟县县城拿下来那天，郑君跟着王巍进了城。街上到处是人，扛着红缨枪的农民，背着大刀的学生，拎着铁锤的工人。有人喊着口号，有人唱着歌，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抽烟。县城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但王巍不热闹。县政府成立那天，他没有搞庆典，没有摆酒席。他把几个干部叫到一间屋子里，开了一个短会。
“今天咱们有了县政府。这个县政府，不是给上头看的，是给老百姓办事的。”王巍说，“谁家有难，来找我们。谁受欺负，来找我们。咱们一起打鬼子。”
然后他就带着郑君出了城，往乡下跑。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各个村子，找老乡开会，选村长，建农会。王巍说，县城热闹是暂时的，村子里的工作才是根本。
郑君跟着王巍，跑遍了蓟县的每一个角落。王巍每到一处，第一件事就是找最穷的人聊天。但他找人的方式跟宣涿怀不一样了。宣涿怀是山区，人少，他找的是山沟里的老人。蓟县是平原，人多，路多，他找的是路上的行人和赶集的人。
他让郑君把蓟县的每一条路都画下来，分段找人管。开茶馆的、摆摊卖烧饼的、赶大车的、走村串巷的货郎，这些人天天在路上走，眼睛尖，耳朵灵，有什么动静瞒不过他们。郑君带着几个人，每逢集日就去赶集。他们扮成卖菜的、卖布的，混在人群里听。回来之后，把听到的都记下来，整理成情报。
有一次，郑君在邦均集上听到一个卖盐的说，鬼子的汽车队从唐山过来，要在邦均歇脚。郑君赶紧报告王巍。王巍立刻安排民兵在邦均南边的公路上埋了地雷。第二天，鬼子的汽车队果然来了，压上了地雷，炸了一辆，其余的掉头跑了。
王巍跟郑君说：“你看，集市多重要。你蹲在山沟里，什么也听不到。你到集市上，什么都知道了。”
郑君跟着王巍，忙得脚不沾地。他白天跟着王巍开会、见人、布置工作，晚上写文件、整理材料、刻蜡版。有时候一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但他不觉得累。他觉得，自己终于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
有一天晚上，郑君在油灯下刻蜡版。王巍坐在旁边，看一份文件。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一阵一阵的。
“郑君。”王巍忽然说。
“嗯。”
“你知道咱们现在干的事，叫什么吗？”
“建政权。”
“对。但也不全对。”王巍放下文件，看着他，“咱们干的事，叫扎根。”
“扎根？”
“对。咱们在涿县扎了根，在宣涿怀扎了根，现在又在蓟县扎根。根扎得越深，鬼子就越拔不动。你记住，不管到哪儿，第一件事就是扎根。把根扎下去，把老百姓拢住。老百姓跟着你，你就倒不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把这话记在心里。
窗外，冀东的平原一望无际。月亮升起来了，照着蓟县的土墙，照着县政府的牌子，照着一个朝鲜人和一个涿县少年。他们从平西来，从涿县来，从东古丘来，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在这片平原上扎下了根。
第四章 西撤
1938年9月，冀东的形势急转直下。
日军从华北、东北调集重兵，对冀东进行大规模扫荡。暴动队伍虽然声势浩大，但缺乏训练，缺乏武器，缺乏统一指挥。几万人的队伍拉在平原上，白天被飞机扫射，晚上被骑兵追击，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脱。短短一个月，暴动队伍就垮了一大半。
10月初，四纵党委在迁安县九间房子召开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和冀东抗日联军全部西撤，到平西整训。王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坐在角落里，听着邓华和宋时轮讲话，心里不踏实。
散了会，王巍找到邓华。
“邓政委，几万人往西撤，不是小事。”
“我知道。”邓华说，“但不撤不行。鬼子重兵压过来，留在冀东就是等死。”
“撤可以。但得有组织。”王巍说，“几万人拉成一字长蛇阵，前头到了潮白河，后头还没动身。鬼子一截，就全完了。”
邓华看着他：“你有什么办法？”
“分批走。先走能走的，后走不能走的。前头有人探路，中间有人带队，后头有人断后。每批之间拉开距离，不让鬼子一锅端。”
邓华想了想，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这件事，你来抓。”
王巍没有推辞。
10月中旬，西撤开始了。高志远部在前，洪麟阁、陈宇寰部居中，李运昌部断后。五万人拉成一条长线，从遵化出发，经蓟县、平谷、密云，过潮白河，往平西走。时值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沿途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粮草准备，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王巍带着郑君，走在队伍中间。他的任务是在各批队伍之间来回跑，传达命令，协调行动。走了三天，队伍到了蓟县马伸桥一带。前头的高志远部遭到日军截击，打了一场恶仗。王巍带着郑君赶过去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人，有的还在呻吟。郑君看见一个年轻人，胸口被打穿了，眼睛还睁着，望着天。他蹲下来，伸手把年轻人的眼睛合上。手在抖。
王巍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还有事。”
队伍继续往西走。走了几天，到了潮白河边。前头的部队已经过了河，但后头的李运昌部还在几十里外。队伍被拉得太长了。
更糟的是，日军已经在潮白河对岸布下了重兵。河对岸架起了九十二挺重机枪，等着暴动队伍自投罗网。
王巍站在河边，看着东边。河对岸是平西，过了河就安全了。但他没有过。
“郑君。”他说。
“嗯。”
“你带着这批人先过河。”
“你呢？”
“我去后面看看。李运昌那边还没上来。”
郑君说：“我跟你一起去。”
王巍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
两个人掉头往东走。走了半天，找到了李运昌的部队。李运昌正带着人在瓦罐头一带跟鬼子打。敌机在天上扫射，两边有日伪军夹击。抗联的人暴露在火力之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王巍找到李运昌，大声说：“李司令！不能再打了！往西撤！”
李运昌红着眼：“撤？往哪儿撤？后面全是鬼子！”
“往西！过潮白河！我的人在河边接应！”
李运昌看了王巍一眼，点了点头。他转身对身边的人喊：“往西走！过河！”
队伍开始往西撤。王巍和郑君走在最后面，帮着收容掉队的人。有一个小战士，腿被打断了，走不动，坐在地上哭。郑君跑过去，把他背起来。小战士在他背上说：“大哥，你放下我吧。我走不了了。”
郑君说：“别说话。抱紧我。”
他背着那个小战士，一步一步往西走。王巍在旁边，替他挡着流弹。
到了河边，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日伪军已经严密封锁了潮白河，河面上子弹横飞。船不够，很多人就蹚水过。十月的河水，冰凉刺骨。郑君把小战士送上船，自己蹚水过河。水没到胸口，冷得他直打哆嗦。王巍在他旁边，一只手扶着他。
过了河，郑君瘫在岸边，浑身发抖。王巍坐在他旁边，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
“王先生，你不冷？”
“我习惯了。”王巍说，“在朝鲜的时候，比这冷。”
郑君不说话了。他裹着王巍的外套，看着河对岸。河对岸还有人在往这边跑，枪声还在响。他想起出发时的五万人，现在过了河的，不知道还剩多少。
过了河的部队在平谷一带集结。李运昌清点人数，脸色铁青。五万人出发，过了潮白河的，不到一半。洪麟阁牺牲了，陈宇寰牺牲了，丁万有牺牲了，还有许多他叫不出名字的人。潮白河水被鲜血染红了，四万余军民的鲜血，染红了那条河。
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在平谷县樊各庄开了一个会。王巍也参加了。
“不能再往西走了。”李运昌说，“前面还有封锁线，还有鬼子。再走，就全完了。”
胡锡奎说：“那怎么办？”
“回去。”李运昌说，“回冀东。那里是咱们的根。根还在，就能再长出来。”
王巍听着，没有说话。他知道，李运昌说得对。冀东的根还在，只要有人回去，就能重新扎下去。但那些过了潮白河的人，那些已经走到平西的人，不能都回去。总得有人去平西，去整训，去学习，将来再打回来。
他站起来，说：“李司令，你带人回冀东。我去平西。”
李运昌看着他：“你去平西？”
“对。”王巍说，“我去平西，把这边的情况报告给聂司令员。将来打回来，得有干部，得有队伍。我去平西，替冀东留一份种子。”
李运昌看了他一会儿，伸出手：“好。王巍同志，你保重。”
王巍握住他的手：“李司令，你也保重。”
第二天，王巍带着郑君，跟着最后一批过河的队伍，继续往西走。李运昌带着剩下的人，掉头往东，回冀东去了。
走之前，王巍把包森叫到一边。
包森是四纵的干部，三十来岁，瘦瘦的，眼睛很亮。王巍跟他说：“包森同志，李司令回冀东，你留下。”
“留多少？”
“你手里有多少人？”
“不到五十。”
“够了。”王巍说，“五十个人，就是五十颗种子。你留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扎下去。等我们打回来。”
包森点了点头：“你放心。只要我不死，冀东的旗子就不倒。”
王巍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往西的路上，郑君问王巍：“王先生，咱们真的不回去了？”
“回去。”王巍说，“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
“等我们在平西扎下根，等我们把队伍整训好，等我们有了力量。”王巍看着西边的山，“你记住，这次西撤，不是逃跑。是保存种子。种子保住了，将来就能长出一片林子。”
郑君点了点头。他看着西边的山，山是青灰色的，一层一层的，像是叠起来的。他想起东古丘的老槐树，想起岐沟的土坡，想起舅舅的院子。那些都是根。根在，就能活。
走了十几天，到了平西。出发时的五万人，到达平西的只有一千多人。王巍站在涞水的山坡上，看着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心里沉甸甸的。
但他没有时间难过。他找到邓华，把冀东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了。邓华听完，沉默了很久。
“李运昌回去了？”
“回去了。”
“包森留下了？”
“留下了。”
邓华点了点头：“好。冀东的根，没断。”
王巍说：“邓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说。”
“冀东回来的人，不能散。得整训，得学习，得重新组织。将来打回冀东，这些人就是骨干。”
邓华看着他：“你想怎么干？”
“办训练班。”王巍说，“把回来的人集中起来，学政治，学军事，学怎么建根据地。我教。”
邓华想了想，说：“行。你来抓。”
王巍没有推辞。
从那天起，王巍在涞水办起了训练班。他把从冀东撤回来的干部和战士集中起来，编成几个队，白天学军事，晚上学政治。他亲自讲课，讲冀东暴动的经验教训，讲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建政权，怎么打游击。
郑君是训练班的辅导员。他跟着王巍，一起备课，一起讲课，一起跟学员谈心。他把自己在涞涿、在宣涿怀、在蓟县学到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教给那些从冀东回来的年轻人。
有一天晚上，王巍和郑君坐在训练班的院子里。月亮很亮，照着涞水的山。
“王先生。”郑君说，“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打回冀东？”
王巍想了想：“两年，三年，也许更长。”
“那么久？”
“久也得等。”王巍看着他，“你记住，打鬼子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咱们这次西撤，吃了大亏。吃亏在哪儿？吃亏在没组织，没训练，没根据地。回去，就得从头来。把根扎深了，再往外长。”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起在蓟县的时候，王巍说过“扎根”的话。现在他明白了，扎根不光是建政权、发动群众，还是培养人。人就是根。
“王先生。”
“嗯。”
“你说李司令和包森他们在冀东，能撑住吗？”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
“能。”他说，“李运昌是冀东人，包森是硬骨头。他们在，冀东的旗子就在。”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往东看。东边是冀东的方向，是蓟县的方向。月亮照着那边的山，那边的平原。他知道，李运昌和包森正在那边，在鬼子的包围中，在青纱帐里，在老百姓的家里，一点一点地扎着根。
“郑君。”
“嗯。”
“你记住这次西撤。以后写下来。写咱们怎么走的，怎么打的，怎么死的。写那些没能过河的人。”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起那个断了腿的小战士，想起那些蹚水过河时被冲走的人，想起马伸桥北边那些躺在地上的年轻人。他想起陈宇寰，想起洪麟阁，想起丁万有。他想起出发时的五万人。
他掏出笔记本，在月光下写了一行字：
“1938年10月，冀东西撤。五万人出发，到平西者千余。”
他合上本子，揣进怀里。他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忘。
第五章 动委会与涞涿支队
1939年2月，萧克来到平西，组建冀热察挺进军。
他来的那天，天很冷，山上还有残雪。邓华带着王巍几个人到村口去接。萧克骑着马，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身后跟着一个警卫班。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脸上棱角分明，眼睛很亮。
“萧司令员，一路辛苦了。”邓华迎上去。
萧克下了马，跟邓华握了手。他看了看邓华身后的几个人，目光在王巍身上停了一下。
“这位是？”
“王巍同志。宣涿怀联合县县长。从冀东撤回来的。”
萧克点了点头：“朝鲜人？”
“对。”王巍说。
“打过仗？”
“打过。”
萧克看了他一会儿，没再问。他转身往里走，边走边说：“进屋谈。”
那天晚上，萧克跟邓华、宋时轮开了个会。王巍也在。萧克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的抗日武装。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马辉之任区党委书记。
“挺进军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巩固平西。”萧克说，“平西是咱们的根。根扎不住，什么都干不了。”
王巍听着，没有说话。他想起在冀东的时候，李运昌也说过“根”的话。现在萧克也这么说。看来，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散会之后，萧克把王巍留下来。
“你在冀东的情况，邓华跟我说了。”萧克说，“你带回来的人，不能散。得组织起来，将来打回冀东。”
“我已经在办训练班了。”王巍说。
“我知道。但光办训练班不够。”萧克看着他，“挺进军要建政治工作团，你当团长。把从冀东回来的人，还有平西本地的干部，都拢起来。平时做群众工作，战时做政治工作。”
王巍说：“行。”
萧克又说：“你在涿县待过，涞涿一带你熟。政治工作团的重点，就放在涞涿。”
“好。”
从那天起，王巍有了两个身份。对上，他是挺进军政治工作团团长。对下，他还是在涞涿建政权、发动群众的那个人。
1939年5月，王巍在涞水县王各庄村，正式组建了涞涿联合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
动委会的牌子挂在王各庄村公所门口。牌子不大，白底黑字，上面写着：“涞涿联合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老百姓路过，看一眼，念一遍：“动委会——哦，动员抗日的。”
王巍站在牌子前，对郑君说：“你看，这就对了。老百姓念一遍就懂了。你要是挂‘政治工作团’，他们念十遍也不懂。”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起王巍在冀东的时候说过的话——“老百姓听不懂，你就白干了。”
动委会成立后，王巍带着郑君，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他们跑遍了涞涿的每一个角落：王各庄、龙安、黄安、马踏营、岐沟、东古丘……每一个村子都有他们的脚印。
这一次，王巍的工作方式又变了。
冀东回来之后，他一直在琢磨一件事：为什么冀东暴动声势那么大，垮得那么快？他想来想去，得出了一个结论：根基不牢。暴动是打天下，但打完了没坐住。光有队伍不行，得有政权。光有政权也不行，得有老百姓真心跟着你。老百姓凭什么真心跟着你？你得替他们办事。
所以到了涞涿，他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办事”上。
他让郑君把涞涿的穷苦人家摸了一遍。谁家缺粮，谁家有人生病，谁家被鬼子抢了，谁家被地主逼了租，都记下来。记完了，一件一件地办。没粮的，从公粮里匀一点。有病的，找游击队的医生去看。被鬼子抢了的，组织民兵去把东西夺回来。被地主逼了的，找地主谈话，让他减租。
郑君问他：“王先生，咱们是抗日政府，怎么管起这些事了？”
王巍说：“抗日不是空的。老百姓凭什么跟你抗日？你替他办事，他就跟你。你光喊口号，他不理你。”
“可咱们哪有那么多精力？”
“精力不够，就挑最急的办。”王巍说，“你记住，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办一件，他记你一辈子。你办十件，他就把命交给你。”
郑君把这话记在心里。他带着几个人，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户一户地办。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半信半疑。有人问：“你们真能办事？”郑君说：“你试试。”办了几个月，涞涿的老百姓信了。他们开始主动来找动委会，说自家的难处，说村里的情况，说鬼子的动向。
王巍跟郑君说：“你看，这就是根。根不是长出来的，是扎出来的。你替老百姓办事，根就扎下去了。”
1939年春，王巍在王各庄办了一个“青壮年知识分子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训练班，学员都是学生和教师。这一次，学员是从涞涿各村抽来的骨干，有农民，有村干部，有民兵队长，有区小队的战士。训练班办了三个月，王巍亲自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还请部队的首长来讲军事课，请文化教员来讲业务课。学员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怎么建政权，学怎么打游击。
郑君是训练班的辅导员。他跟着王巍，一起备课，一起讲课，一起跟学员谈心。他把自己在涞涿、在宣涿怀、在蓟县学到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教给那些从各村来的年轻人。
有一次，郑君在训练班上讲课，讲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讲完了，一个学员站起来问：“郑秘书，你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那地主算不算？”
郑君想了想，说：“地主也分两种。一种是开明士绅，爱国，愿意抗日。这种人，咱们团结。一种是顽固派，跟鬼子勾结。这种人，咱们打击。”
学员又问：“那怎么分？”
郑君说：“看他怎么做。他抗日，就是开明。他降日，就是顽固。不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
王巍坐在后面，听着。散了会，他走过来，拍了拍郑君的肩膀：“讲得好。你比以前进步了。”
郑君笑了笑：“都是你教的。”
“我教的是方法。你干的是实活。”王巍看着他，“你现在能独当一面了。”
郑君没说话。但他心里知道，王先生这话，比任何表扬都重。
这些训练班，从东古丘到五台山，从五台山到王各庄，贯穿了王巍在涞涿的整个时期。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培养人。培养郑君，培养各村的骨干，培养抗日干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涞涿根据地的根。陈琳、肖炳林、董一欧、马抗日，都是从这些训练班里走出来的。他们学会了怎么打鬼子，怎么建政权，怎么替老百姓办事。他们又把这些本事教给更多的人。
1939年底，涞涿动委会开始筹建涞涿支队。
王巍跟萧克商量，要建立一支属于涞涿的地方武装。萧克同意了，批了枪，批了人。王巍找郑君谈话：“你当支队政委。”
郑君一愣：“我？我没打过仗。”
“没打过就学。”王巍看着他，“你在五台山学兵队学过军事，在蓟县跟着四纵打过仗，在冀东背着伤员蹚过潮白河。够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王巍打断他，“你跟着我跑了三年，认了那么多人，跑了那么多路。你知道涞涿的每一个村，每一条沟。你当政委，合适。”
郑君没再推辞。他点了点头。
涞涿支队成立的那天，在涞水县的一个山村里。萧克亲自来了，宣布了任命。王巍是支队长，郑君是政委。支队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涞涿本地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是从主力部队调来的骨干。
萧克讲完话，王巍也讲了话。他站在队伍前面，声音不大，但很稳：“同志们，咱们这支队伍，是涞涿老百姓的队伍。咱们打仗，是为了涞涿的老百姓。咱们吃饭，也是吃涞涿老百姓的饭。谁要是忘了这一点，谁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队伍里静悄悄的。郑君站在王巍旁边，看着台下那一百多张年轻的脸。他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
那天晚上，王巍和郑君坐在支队的院子里。月亮很亮，照着涞水的山。
“王先生。”郑君说。
“嗯。”
“你说，咱们这次能在涞涿扎住吗？”
王巍想了想：“能。”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不是来打一仗就走的。”王巍说，“咱们是来扎根的。办动委会，是扎根。办训练班，是扎根。建支队，也是扎根。根扎深了，谁也拔不动。”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起冀东，想起那场声势浩大却最终失败的暴动。他想起西撤路上那些倒在潮白河边的人。他想起包森留在冀东的那五十个人。
“王先生。”
“嗯。”
“冀东那边，什么时候能打回去？”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东边，东边是冀东的方向，是蓟县的方向。
“等咱们在平西扎住根。”他说，“根深了，才能往外长。”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往东看。月亮照着那边的山，那边的平原。他知道，李运昌和包森正在那边，在鬼子的包围中，在青纱帐里，在老百姓的家里，一点一点地扎着根。跟他们一样，在扎着根。
“郑君。”
“嗯。”
“你记住，咱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扎根。你今天在这个村子里建了一个联络点，就是扎了一根须。明天在那个村子里办了一个训练班，就是又扎了一根须。须扎得多了，根就深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看着月光下的涞水山，忽然觉得，那些山不再是山了。它们是一层一层的根，从东古丘扎到宣涿怀，从宣涿怀扎到蓟县，从蓟县扎到平西。根连着根，须连着须，连成了一张网。
这张网，就是根据地。
第六章 三三制
1940年3月，涞涿抗日政府成立。这个由王巍牵头，2月份就在岐沟酝酿，3月秘密宣布涞涿抗日政府成立，王巍任县长，郑君任秘书，设置了相应机构和武装队伍。
这一次不是“动委会”了，是正式的县政府。王巍说，要搞选举，要搞“三三制”。
郑君问：“什么是三三制？”
王巍说：“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
“让更多的人进来。”王巍说，“光靠共产党，力量不够。把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地方上有威望的人拉进来，老百姓才信你。老百姓信你，你就站得住。”
郑君明白了。他想起王巍在宣涿怀的时候，在蓟县的时候，在动委会的时候，一直在做的一件事：让更多的人跟着走。
但“三三制”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王巍带着工作队，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动，选村长，建农会。这次是选举。不是上级任命，不是工作队指定，是老百姓自己选。
王巍跟郑君说：“选举是件大事。你得让老百姓知道，这个县长是他们选的，不是上头派的。他们选了，他们就认。他们认了，咱们就站得住。”
郑君问：“怎么选？”
王巍说：“每户一票。候选人站台上，老百姓往碗里扔黄豆。黄豆多的当选。”
“黄豆？”
“黄豆便宜，家家都有。你拿选票，老百姓不认识字，看不懂。你拿黄豆，谁都懂。”
郑君觉得有道理。他跟着王巍，一个村一个村地跑，通知选举的事。每到一处，王巍就站在打麦场上，跟老乡们讲：“乡亲们，咱们要选县长了。这个县长，不是上头派的，是你们选的。你们选谁，谁就当。选错了，你们自己认。”
老百姓听着，半信半疑。有人问：“王先生，你当县长，不是上头派的？”
王巍说：“以前是。这次不是。这次你们选。”
“我们选谁？”
“选你们信得过的人。”
“那我们选你。”
王巍笑了笑：“选我可以。但得投票。投了票，才算数。”
选举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村头的打麦场上，摆了一张桌子，几条板凳。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拄着拐棍。场子上站满了人，叽叽喳喳的，像赶集一样。
候选人名单贴在墙上：王巍、李鼎铭、赵老栓、孙德贵、马志远……一共九个。
王巍站在桌子后面。他穿着灰布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脸还是那么瘦，颧骨还是那么高。他扫了一眼台下，开始讲话。
“乡亲们，今天咱们选县长。这个县长，不是上头派的，是你们选的。你们选谁，谁就当。选错了，你们自己认。”
台下有人笑。王巍也笑了笑，然后接着说：“我不多说了。规矩大家都清楚。三三制，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候选人名单贴在墙上，大家看过了。现在，开始投票。”
投票的方式很简单：每个候选人前面放一个碗，老百姓往碗里扔黄豆。一颗黄豆算一票。
郑君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走上前，往碗里扔黄豆。有老头，有老太太，有年轻媳妇，有半大小子。他们走得很慢，很认真。有人扔完了，还回头看一眼，像是在确认自己的黄豆扔对了地方。
轮到赵老汉的时候，他拄着棍子走到王巍的碗前，从怀里掏出一把黄豆，一颗一颗地扔进去。扔完了，他抬起头，看着王巍。
“王先生。”他说，“你给我们打鬼子，我给你投一票。”
王巍点了点头：“大爷，谢谢。”
赵老汉拄着棍子走了。郑君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心里发热。
但有人不痛快。一个姓孙的保长，站在人群外面，冷眼看着。郑君走过去，问：“孙保长，你不投票？”
孙保长哼了一声：“投什么投？一个朝鲜人，当中国的县长。这叫什么选举？”
郑君看着他，说：“孙保长，王县长在涞涿四年了。他打鬼子，建政权，替老百姓办事。你干了什么？”
孙保长不说话了。
郑君又说：“你今天不投，以后别来找县政府办事。你想好了。”
孙保长愣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把黄豆，走到王巍的碗前，扔了进去。扔完了，他没看王巍，转身走了。
郑君站在旁边，看着孙保长的背影，心里想：王先生说得对，三三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都拉进来。拉进来了，就得认。不认，也得认。
投票结束了。王巍当选县长，得票最多。赵老栓当选副县长，李鼎铭当选政府委员。选出来的县政府，有共产党员，有非党进步分子，有中间派。
选举结束后，王巍把郑君叫到跟前。
“你当政府秘书。”
“好。”
“兼七区区长和区委书记。”
郑君一愣：“七区？”
“对。”王巍看着他，“七区是涿县平原，鬼子的据点最多，工作最难。你去。”
“我行吗？”
“你行。”王巍说，“你跟着我跑了三年，涞涿的每一个村你都跑过了。你知道哪个村能住，哪条沟能藏人，哪棵树能当记号。你去七区，我放心。”
郑君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他知道，王巍从来不说没有把握的话。
七区在涿县平原上。那一带是敌占区，鬼子的据点、炮楼、封锁沟密密麻麻。郑君去了七区，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户一户地做工作。他白天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出来活动。他组织民兵，建农会，发展党员。他学着王巍的样子，找最苦的人聊天，找最恨鬼子的人当骨干。
有一次，他在一个叫马踏营的村子活动。村里有个年轻人叫马小六，十七岁，爹被鬼子抓了劳工，娘被鬼子糟蹋后上吊死了。郑君找到他，跟他聊了一夜。第二天，马小六跟着郑君走了。
“你叫什么？”
“马小六。”
“大名呢？”
“没大名。就叫小六。”
“我给你起一个。”郑君想了想，“叫马抗日。行不行？”
马小六咧开嘴笑了：“行。”
后来，马抗日成了七区的民兵队长。他带着一帮年轻人，扒铁路、割电线、打埋伏，把七区闹得红红火火。鬼子恨他恨得牙痒痒，悬赏要他的人头。但老百姓护着他，他一次又一次地脱了险。
郑君在七区干了一年多。他学会了打仗，学会了组织，学会了怎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生存。他不再是那个趴在窗台上听王巍说话的孩子了。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抗日干部。
有一天晚上，郑君在马踏营的区公所里，翻开那本地图册。那是王巍留给他的。地图册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涞涿那一页。上面有王巍画的圈，有王巍标的记号。他在七区的位置上，用铅笔轻轻地画了一个圈。他想，王先生，你看到了吗？七区，我来了。
选举之后没几天，王巍把郑君叫到县政府。
“郑君，你看这次选举，选出了什么？”
“选出了县政府。”
“还有呢？”
郑君想了想：“选出了老百姓的心。”
王巍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选出了老百姓的心。以前老百姓不知道县长是谁，现在他们知道，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他们选了，就认了。认了，就跟咱们走。”
他顿了一下，又说：“你记住，三三制不光是让老百姓选人。是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政权是他们的。不是共产党的，不是八路军的，是他们的。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会护着。护着政权，就是护着自己。”
郑君把这话记在心里。他想起孙保长，想起那些半信半疑的老百姓，想起赵老汉扔黄豆时认真的样子。他明白了，王巍搞三三制，不光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政权，是他们自己的。
“王先生。”
“嗯。”
“你说，咱们这次在涞涿，算是扎下根了吗？”
王巍想了想。
“扎了一半。”他说，“根是扎下去了。但得等这些选出来的县长、区长、村长，一个一个都替老百姓办事。办成了，根就深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涞涿平原。庄稼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波浪。
“慢慢来。”他说，“根不是一天扎深的。”
那天晚上，郑君在油灯下写了一封信，是给王巍的。信很短：
“王先生：七区的工作开展得不错。马踏营建了区公所，民兵队打了胜仗。但鬼子可能要报复。你放心，我会坚持。郑君。”
他把信封好，交给交通员。交通员走了。郑君站在门口，看着夜色里的涞涿平原。他想起王巍走的那天，想起王巍说的“涞涿的工作很重要”。
他转过身，回到屋里。油灯下，他打开那本地图册。那是王巍留给他的。地图册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涞涿那一页。上面有王巍画的圈，有王巍标的记号。他在马踏营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小小的红旗。
他想，王先生，你看到了吗？马踏营，咱们的区公所，我建起来了。
第七章 悟空寺
1939年5月，韩德义被杀。
韩德义是涿县上念头村人，1908年生。早年在东北军当过兵，升到连长。回家后在涿县展台村开了一家布铺。全面抗战爆发后，涿县被日军占领，展台村附近几个村子的富户看中了他当兵出身，便委托他收集社会上散落的枪支，组织自卫武装，名为涿县第四区联乡自卫团。韩德义为团长，李少卿为副团长，孔繁林为参谋长，下辖4个连，管辖范围为原四区的二十几个村庄，团部先是设在展台村，后迁至马踏营村。
肖炳林在韩德义的自卫团中苦练杀敌本领，学会双手打枪，百发百中。韩德义让他担任自己的副官。
1938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来到北平房山县、河北省涞水县和涿县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将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为配合八路军正面战场的攻势，先遣支队司令员陈正湘召集房、涞、涿交界各路抗日武装首领，在涞水县板城村举行联席会议。韩德义应邀参加。会议决定，共同进行平汉铁路“破交打点”战役，并公推陈正湘为总指挥。
4月2日，各路人马全线出击，扒毁铁路路基，拆掉铁轨，烧毁枕木，平汉线良乡至北河店路段全部瘫痪。韩德义、肖炳林率农民自卫团参加了这次战斗，并打出了声威。战斗胜利后，韩德义的队伍扩充到了300多人。
“破交打点”全胜后，各路司令开始互相吞并残杀。二路军司令白秀亭野心勃勃，自立为王，不仅谋杀了在二路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张振汉和干事姜立群，还持枪威胁将马踏营韩德义农民自卫团和岐沟何灿的联庄会吞并收编为二路军的七、八支队。
9月，日军侵略军数千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了对房、涞、涿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扫荡。华北著名的古刹西峪寺被火烧毁，抗日同盟军第一路军被打散。白秀亭见日本侵略军势不可挡，就投降了，后来帮助日寇打自己的同胞，成为老百姓唾骂的“红眼军”。韩德义、肖炳林岂能与汉奸为伍，毅然脱离了白秀亭控制，仍然在原驻地坚持抗战。
1938年10月，八路军晋察冀邓华支队回师平西。11月，支队派民运科长王巍带领政治工作团进入房、涞、涿县边界进行抗日战地动员。1939年1月，政治工作团干部李晋吾、孙元普来到横岐、西疃、马踏营等村，找到韩德义，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韩德义、肖炳林深感在日寇强敌压境情况下，只有与八路军合作，才有胜利的可能，于是同意改编建议。从这时起，韩德义农民自卫团改编为八路军涞涿游击二大队，作为八路军的外围武装。
紧接着在马踏营村建起区公所，由陈琳担任区长。这是涿县境内第一个抗日政权。肖炳林亲眼看到区公所动员教育下，马踏营村有5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
但谁也没有想到，1939年5月的一天夜里，肖炳林被外面的一声枪响惊醒，紧接着传来韩德义另外一名副官赵作舟的喊声：“八路军把韩德义打死了，我们得赶快逃啊！”肖炳林半信半疑，赶紧起身抓枪跑到外面，随着队伍撤离马踏营，向东跑去。
但是刚走到西城坊村北的拒马河套时，就听到马蹄声呼啸而至，来的是八路军骑兵部队。他们迅速赶来将游击二大队300多人就地包围。原来，韩德义是被早已暗中投敌的赵作舟指使歹徒冯某某枪杀的。韩德义胞弟、联络副官韩德启听到枪响一看，认出那个冒充八路军的凶手，就是赵作舟的一个亲信。他悲痛欲绝，趁人不备，连夜跑到八路军驻地报告，要求为兄长报仇。于是十一支队司令员邓华立即派骑兵营营长姚国君带队追赶。
月光皎皎，刀光闪闪。只见韩德启带着骑兵营几名战士直奔赵作舟跟前，说：“就是他！”几名战士立即将赵作舟绑起来。韩德启哭着说道：“弟兄们，大队长韩德义是被赵作舟亲信打死的，我亲眼看见的。他们想给八路军栽赃，准备带着队伍投降日本鬼子。大家千万别信赵作舟那小子的话。”八路军骑兵营营长姚国君也说：“我们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人民子弟兵，怎么会加害韩大队长，我们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坚决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不能自相残杀，千万别信谣言。有意愿留下抗日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留的，我们也不阻拦。”并当场逮捕了骗局策划者赵作舟。
如梦方醒的肖炳林恨不得一枪把赵作舟打死，转身对弟兄们说：“弟兄们，愿意抗日的，跟着我回马踏营！”
在肖炳林的带动下，游击二大队大部返回驻地马踏营。平西挺进军十一支队对游击二大队进行了整训，又从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抽调了大批干部进行了充实，正式将游击二大队改编为平西挺进军房涞涿支队。
整训地点就在悟空寺。
悟空寺在涞水县的一个山沟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寺里有个和尚叫悟空，手下有一支几十人的武装。悟空当过兵，打过仗，后来出家当了和尚。抗战爆发后，他拉起了一支队伍。王巍之前已经跟悟空谈好了，让他带着队伍编入八路军。
整训结束后，正式成立平西挺进军房涞涿支队。由马踏营区公所杨振任支队长，原三十三大队二营长王德林任副支队长，郑君为政委。支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长由挺进军干部孙庆丰、铁征分别担任大队长和指导员；肖炳林被任命为二大队长，指导员由挺进军干部徐树平担任；三大队长是刘新民，指导员为挺进军干部高自修。不久，郑君调走，改由三十三大队政委李志远任支队政委。
能成为八路军平西挺进军房涞涿支队的一名大队长，肖炳林感到一场恶梦的结束，迎接他的是更艰苦的斗争，也是充满希望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1940年6月，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巍当选县长。他是涞涿县第一任县长，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开创者。
但王巍在涞涿最大的战略贡献，不是收编几支队伍，也不是策反一个伪军中队长。是说服萧克把挺进军的重心向平原倾斜。
萧克到平西后，最初的想法是山区好生存。山高林密，好藏人，好打游击。但王巍和郑君跟他说：平西山区贫瘠，粮食产量极低，养不起那么多部队和机关。要养活挺进军，必须到平原去。涿县、新城、涞水交界的岐沟一带，是从平西进入华北平原的咽喉要道。控制了这一带，就控制了粮食和兵源。
萧克听了他们的建议，把挺进军的重心向平原倾斜。涞涿成了平西的东大门，成了挺进军的前进基地。
1940年冬到1941年夏，岐沟据点一直是平西与冀中、北平、天津秘密联络的交通站，也是大批物资进入抗日根据地的转运站。
李春芳，1909年出生，辽宁省海城市人。13岁时，李春芳到县城里的一家商号当学徒。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李春芳作为中国人，虽有爱国之志，但难寻报国之门，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当上了伪满洲国的警察。他专心习武，参加过武装警察的正规训练，具备一定的军事素质。七七事变后，李春芳辞掉了伪警察署警尉主任的职务，只身入关。他先是来到了北平，1939年5月来到涿县，利用一名旧同事的关系，进入城东屈家街伪警备大队第二中队，当上了准尉司务长。
由于司务长负责生活后勤，经常与社会各界来往，李春芳很快就结识了八路军情报员戴忠成。后经戴忠成介绍，李春芳与冀热察挺进军十一支队的联络员石金山取得了联系。之后冀热察挺进军十一支队司令员邓华曾亲笔写信给李春芳，要他“搜集情报，争取伪军”。
1940年10月，日伪军为了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秋收抢粮，对涞涿县进行“大扫荡”。返程途中，包围了驻岐沟村的地方武装——何灿联庄会，并将其缴械。何灿是个“白皮红心”的人，明为亲日的地方武装，暗地里与八路军联合抗日。日军早已知道了他的两面性，于是对何灿联庄会武装采取了猝不及防的致命打击。
解决了何灿的联庄会武装以后，日军命令涿县伪警备大队派1个中队前往岐沟村驻防。3个中队长没有一个愿意移防岐沟村，因为那里远离县城，地处偏远，还与八路军根据地接壤，既怕被袭击，又不敢轻易去附近村庄搜刮民财，只能固守据点，最后这个苦差事就落到了李春芳的头上。
针对李春芳部，王巍策划了完整的策反计划，肖炳林，郭宗善武装施压，郑君、董一欧内部策反，外部政治公势。
1940年11月初，李春芳带队离开了涿县县城，前往岐沟村接防。途经松林店村，平西军分区敌工部情报员张国栋以松林店乡绅身份设宴款待李春芳的中队。夜深人静时，张国栋安排了李春芳与平西军分区敌工部干事赵雨时会面。会面结束时，李春芳告诉赵雨时：他有个同乡在北平，名叫裴聚武，请赵雨时自拟一封裴聚武的介绍信，等到第二天下午，前往岐沟据点“投亲”。
第二天下午，赵雨时、孙毅二人身着长衫，手提礼物，来到据点“投亲”。李春芳将赵雨时安插在中队部，换上了伪警备大队的军装，戴上了“涿县警备队联络员”的臂章。将孙毅派到新组建的分队当伪军，负责掌握伪军的思想动态。县城里的日伪军指挥官万万没有料到，李春芳刚到岐沟村，岐沟据点就变成了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站。
伪县长杨开明对李春芳不请客、不送礼的行为早就心怀不满，再加上此次关于他勾结八路军的传言，他心中更为恼火。于是计划派他的一个亲信，以增兵岐沟村对付八路军为由，到岐沟据点监视李春芳的行动。李春芳得到情报后，起义的念头油然而生。他找来赵雨时、孙毅二人一起分析形势，认为起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应尽快把队伍拉到山区根据地去，事缓恐变。三人当即议定，赵雨时连夜返回平西军区敌工部汇报，请求军区首长安排接应。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对李春芳的起义非常重视，派7团政委李致远负责具体工作。按照约定时间，李致远和敌工部江石之科长来到岐沟村，在村北的古墓群中与李春芳接了头，三人商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二天，挺进军7团作战参谋仇凌云带领几名连、排干部，化装成商人来到岐沟据点，自称是李春芳从北平来的朋友。李春芳将众人迎进据点，像故友重逢一样热情款待。晚饭后，仇凌云对李春芳详细说明了起义的计划。李春芳当即召集赵雨时、孙毅、秦怀、吴太昌、汪忠阁、张华等骨干分子，部署了具体工作。当晚11时30分，冀热察挺进军7团突击排准时赶到岐沟据点，李春芳命令伪军全部缴械。伪军班长郝崇武拒不交枪，企图反抗，被7团战士一枪打中胳膊。之后部队顺利撤出岐沟据点。
1941年6月1日凌晨1时30分，李春芳完成起义后，安排赵雨时、孙毅、秦怀三人负责善后。冀热察挺进军7团突击排和起义的队伍刚刚向西进发没多远，赵雨时等人便点燃柴禾，将岐沟据点付之一炬。
队伍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后，天已大亮。李春芳命令众人原地休息，并宣布起义，表示要带领他们参加八路军。前来迎接的冀热察挺进军7团团长陈仿仁、政委李致远等人给大家讲了话，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伪警备中队在岐沟村的起义在房涞涿县及附近县镇的日伪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此后，岐沟再也没住过日伪的人。
1941年初，王巍要走了。
他要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开会。走之前，他把郑君叫到跟前。
“我要走了。”
“去哪儿？”
“太行山。开会。”
“什么时候回来？”
王巍没有回答。他看着郑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留下。涞涿的工作，你盯着。李春芳那边，要抓紧。郭宗善的二大队，等时机。”
“王先生——”
“还有。”王巍打断他，“你记住，不管我在哪儿，你都要把涞涿的工作做好。这是咱们一起建的。不能丢了。”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王巍看着他，忽然笑了：“你长大了。”
郑君没说话。他的眼眶湿了。
王巍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手很实，拍在肩上沉沉的。
“走了。”
他转身，出了门。郑君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瘦瘦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的土路上。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王巍从五台山走的时候，他站在村口送他。那时候他十五岁，什么都不是。现在他二十岁了，是涞涿县的政府秘书兼七区区委书记。
他转过身，回到屋里。桌上放着一张纸，是王巍留下的。上面写着几行字：
“郑君：涞涿的工作很重要。你要坚持下去。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王巍。”
郑君把那张纸折好，揣进怀里。他走出门，站在院子里。天很蓝，云很高。涞涿的平原一望无际，庄稼地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波浪。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要一个人干了。
王巍走的时候说：“开完会就回。少则十天，多则半月。”
但王巍没有回来。
半个月后，上级派卜庸来代理涞涿县长。卜庸是冀东蓟县抗日救国总会会长，随邓华宋时轮四纵返回平西的。他只到任3个月就调走了，又回冀东任遵蓟县县长，后遭敌围困，身负重伤，饮弹殉国。
后来又派许烈到任。许烈是黑龙江五常人，曾在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前身——哈尔滨经济司法高等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入关到平西参加了赵僮的学生军。他三几个月也调走了。
后来由于形势严峻了，根据地大大缩小，组成了“房涞涿”县，上级派王天瑞来当县长。郑君他们感觉，王巍县长不回来了。
但郑君没有放弃。他继续在七区坚持斗争。他带着民兵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骚扰。他记着王巍的话——“涞涿的工作很重要。”
1942年秋天，交通员送来一封信。郑君打开一看，是王巍的字。
信很短：
“郑君：我在太行山。工作很忙。你到抗大二分校去学习。学校在完县、唐县边界的神南村。找政治部李志民主任，提我就行了。革命必须学习理论。王巍。”
郑君把信看了三遍。他的手在抖。他想起王巍走的时候说的话——“开完会就回”。现在，王巍没有回来。但他还在想着郑君。还在想着让他去学习。
那天晚上，郑君给王巍回了一封信。他写了改，改了写，最后只写了几句话：
“王先生：信收到了。我去学习。涞涿的工作，我安排好了。你放心。郑君。”
他把信封好，交给交通员。然后他坐在油灯下，看着那本地图册。地图册已经很旧了，封皮都掉了。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涞涿那一页。上面有王巍画的圈，有王巍标的记号，有他后来画的红旗。
他合上地图册，把它揣进怀里。
第二天，他收拾好包袱，离开了龙安村。他要去抗大二分校。他要去学习。
临走的时候，他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涞涿的平原。庄稼已经收了，田野空荡荡的，远处的炮楼在夕阳里闪着光。他想起王巍说的那句话：“涞涿的工作很重要。”
他转过身，往西走。
第八章 走了
1943年2月，郑君在抗大二分校学习结束。李志民找他谈话。
“学校要搬回陕北。我留晋察冀，不走。你呢，回涞涿。”
“回涞涿？”
“对。”李志民说，“涞涿的工作很重要。你熟悉那里的情况，还是回去吧。”
郑君点了点头。他没有犹豫。
临走的那天，郑君去找李志民，说：“李主任，我想去趟涉县。”
“涉县？干什么？”
“王巍同志在涉县。我想见见他。”
李志民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去吧。快去快回。涞涿那边等着你。”
郑君收拾好包袱，上了路。他从神南村出发，往南走。他扒了一段火车，到了邯郸，又走了两天，到了涉县。
涉县在太行山的深处。129师的司令部在这里，朝鲜义勇军的总部也在这里。郑君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王巍。
王巍瘦了。他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脸上的棱角比以前更分明。但他看见郑君的时候，笑了。
“你来了。”
“我来了。”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王巍说：“进来吧。”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一间土屋里。油灯点着，火苗一跳一跳的。桌上放着两碗水。郑君把这几年涞涿的工作一五一十地说了。王巍听着，偶尔点点头，偶尔问一句。
“李春芳怎么样了？”
“跟着咱们干了。他的队伍编入了涞涿支队。”
“郭宗善呢？”
“打回岐沟了。现在岐沟是咱们的。”
“马踏营的区公所还在？”
“在。慧明师父牺牲了。但区公所没丢。”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好。你干得好。”
郑君看着王巍。他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涞涿”，但他没问出口。他看着王巍的脸，看着那些细纹，看着那些白发。他忽然觉得，王巍老了。
“王先生。”他开口了。
“嗯。”
“你什么时候回涞涿？”
王巍没有回答。他看着油灯，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郑君，你要记住，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在哪儿，你都在涞涿。你在涞涿，我就在哪儿。”
郑君不说话了。他低下头，看着桌上的那碗水。水面上映着油灯的光，一晃一晃的。
第二天早上，郑君走了。王巍送他到村口。两个人站在村口的土路上，谁也没说话。
“走吧。”王巍说，“赶紧回涞涿。”
“王先生——”
“回去吧。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郑君点了点头。他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王巍站在村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背微微驼着。他挥了挥手。
郑君转过身，快步走了。他没有再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
那是1943年3月。师生最后一面。
郑君从涉县回到涞涿，已经是1943年3月中旬了。
他回到七区，回到马踏营。区公所还在，民兵队还在，马抗日还在。马抗日看见他，咧开嘴笑了：“政委，你回来了。”
“回来了。”
“学习完了？”
“完了。”
“那咱们接着干。”
郑君点了点头。他站在马踏营的村口，看着涞涿的平原。春天来了，麦子返青了，田野一片新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回来了。
1943年，涞涿的形势好转了。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抗日力量不断壮大。鬼子的据点在缩小，根据地在扩大。郑君带着七区的干部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打了好几个胜仗。涞涿的平原上，“1943年，环境大改变”的说法传开了。
郑君有时候会想起王巍。想起他在涉县的那个晚上，想起他说的话——“你在涞涿，我就在哪儿。”他知道，王巍在太行山，在朝鲜义勇军。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打着同一个鬼子。
1945年，抗战胜利了。郑君在涞涿听到了消息。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天喜地。郑君站在马踏营的村口，看着那些欢笑的脸。他想起王巍第一天来东古丘时说的话——“打鬼子，不分国界。”
他笑了笑。他想，王先生，鬼子打跑了。你该回来了吧。
但王巍没有回来。
抗战胜利后，郑君听说王巍去了东北。又听说王巍回了朝鲜。再后来，听说王巍当了朝鲜的副首相。郑君有时候会想，王巍在朝鲜过得怎么样。他想写信，但不知道往哪儿寄。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君在涿县工作。他站在涿县的城墙上，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他想起王巍，想起东古丘，想起五台山，想起涉县。
他回到岐沟，回到东古丘。岐沟的老屋还在，东古丘的教室还在。他站在温锡琪学校的旧址前，看着那间土房。房子已经空了，黑板还在。他想起王巍第一天写下的两个字——“王巍”。
他伸手摸了摸那块黑板。木板很旧了，上面还有粉笔的痕迹。他不知道那是谁写的。但他觉得，那是王巍的痕迹。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了。他回到涿县，继续工作。他当了涿县的干部，后来当了河北省的干部。他一直没有忘记王巍。
1955年，郑君听说王巍被朝鲜劳动党开除了党籍。他不知道王巍在哪儿。他打听过，没人知道。他想起涉县的那个晚上，想起王巍说的“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想，革命真难啊。
郑君晚年的时候，常常坐在家里，翻看旧照片。有一张是1940年涞涿县政府成立时的合影。王巍站在中间，穿着灰军装，瘦瘦的，背微微驼着。郑君站在旁边，年轻，精神。
他想起王巍说的那句话——“你赶紧回涞涿。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他做到了。他把涞涿的工作做好了。但王巍没有回来。
郑君老了。他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他还是常常想起王巍。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五台山的山路，想起涉县的油灯。他想起王巍哼的那首朝鲜曲子。他学会了那首歌，有时候会轻轻地哼。
他哼着那首歌，看着窗外的涿州平原。平原上，庄稼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他想，王先生，你在哪儿？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王巍在他心里。在涞涿的每一寸土地上。在东古丘的教室里。在马踏营的大庙里。在岐沟的土坡上。
在涿县，他就是王巍。
第二卷 涞涿 完
《王巍》第三卷 延安
第一章 桐峪
1941年1月，王巍离开涞涿，往西走。
走的那天，郑君站在村口送他。王巍骑着一匹瘦马，背微微驼着，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郑君看见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过去，马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郑君以为，少则十天，多则半月，王先生就回来了。
王巍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但王巍没有回来。
他从涞涿出发，过涞源，进山西，走了十几天，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桐峪。桐峪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的会场。王巍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了几天了。
会场设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不大，土墙，灰瓦，门口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院子里坐着几十个人，有穿灰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他们说着朝鲜话，也说着中国话，声音混在一起，热腾腾的。
王巍站在门口，看着这些人。他忽然觉得，自己走了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一个该来的地方。
“王巍同志！”
一个声音从院子里传来。王巍抬头一看，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正朝他走来。那人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脸圆圆的，眼睛很亮。他走到王巍面前，伸出手。
“我是武亭。”
王巍握住他的手。武亭的手很粗，掌心有厚茧，握起来很有力。
“武亭同志。”王巍说，“久仰。”
武亭笑了：“什么久仰。我就是一个放炮的。你在涞涿的事，邓华跟我说过。你在那里干了四年，不容易。”
王巍说：“都是组织上的安排。”
武亭看着他，点了点头：“你这个人，说话实在。进来吧，会还没散。”
两个人走进院子。武亭把王巍带到前排，介绍给在座的人。王巍看见了几个他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人。有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是金白渊，朝鲜独立运动的老前辈，资格很老。有一个年轻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是郑律成，作曲家，写过《延安颂》。还有一个高个子、说话声音很大的，是朴孝三，朝鲜义勇队的老战士。
武亭站在台上，继续讲话。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
“同志们，今天咱们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干什么的？是团结华北所有朝鲜人的。不管你是从东北来的，从朝鲜来的，从国统区来的，从日军俘虏营来的，只要你是朝鲜人，只要你打鬼子，你就是咱们的人。”
他停了一下，又说：“中国抗战和朝鲜解放，是一回事。中国胜利了，朝鲜就能独立。朝鲜独立了，中国就少一个敌人。所以咱们在中国打鬼子，就是为朝鲜打鬼子。”
台下有人鼓掌。王巍也跟着鼓掌。他看着武亭，想起自己在东古丘的时候，在黑板上画过的那三个圈——中国大，日本小，朝鲜没了。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些人，就是在把“朝鲜没了”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擦掉。
会议结束后，武亭把王巍留下来。
“你在涞涿干了四年，有经验。”武亭说，“咱们要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需要人。你来。”
王巍说：“我听组织的。”
武亭看着他：“你的组织关系，在涞涿恢复的？”
“在五台山恢复的。1930年在延边入的党，中间断了几年，1938年恢复的。”
武亭点了点头：“延边。我在延边待过。那时候你在哪个学校？”
“龙井中学。”
“龙井中学。”武亭想了想，“我认得一个叫金明的，延边县委的。你认得吗？”
王巍沉默了一下。
“他是我入党介绍人。后来牺牲了。”
武亭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金明是个好同志。咱们这些人，活下来的，都是命大。”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太行山。山是青灰色的，一层一层的，像是叠起来的。
“王巍同志。”武亭说，“咱们干的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朝鲜独立，得靠几代人。你从延边走到涿县，从涿县走到这里，走了多少年？”
王巍想了想：“从九一八算起，快十年了。”
“十年。”武亭重复了一遍，“十年，你从一个教书的，变成一个县长，又变成一个朝鲜义勇军的干部。你走的这条路，就是朝鲜革命的路。一步一步，从朝鲜走到中国，从中国走回朝鲜。”
他转过身来，看着王巍。
“咱们得把这条路走通。”
王巍点了点头。他看着武亭的脸。那张脸圆圆的，眼睛很亮，但眼角有细纹，鬓角有白发。他忽然觉得，武亭这个人，比他看起来要老。
那天晚上，王巍住在桐峪的一个窑洞里。窑洞不大，土炕，油灯，一张木桌。他坐在炕沿上，掏出那本地图册——他随身带着的，从涿县带出来的。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涿县那一页。上面有他画的圈，有他标的记号。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圈，想起郑君。
他想，郑君现在在干什么？在七区跑村子？在马踏营开会？在油灯下写报告？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郑君一定在做事。跟他一样，在做事。
王巍把地图册合上，揣进怀里。油灯快灭了，灯芯一跳一跳的。他躺下，闭上眼睛。太行山的风从窑洞门口吹进来，带着松木的味道。
他想，明天还要开会。还要建义勇军。还要打鬼子。
他睡着了。
第二章 中央党校
1941年2月，王巍离开桐峪，往陕北走。
他是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去延安的。七大什么时候开，还不知道，但代表们得先去延安等着。王巍从桐峪出发，跟几个八路军干部一起，走了十几天，过了黄河，进了陕北。
到延安那天，天很蓝，太阳很好。王巍站在山坡上，看着延河的水，看着对面的宝塔山，看了很久。他从朝鲜到东北，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涿县，从涿县到太行山，走了几千里的路，终于走到了这个地方。
延安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热闹。街上到处是人，穿灰军装的，穿便衣的，背枪的，挎包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从前方回来的，有从国统区来的，有从海外回来的。说着各种口音，做着各种事情。墙上刷着标语，街上走着队伍，到处都是歌声。
王巍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七大延期了，代表们不能干等着，得学习。
中央党校在延安城北的小沟坪。校舍是窑洞，一排一排的，挖在山坡上。教室也是窑洞，里面摆着木桌木凳，黑板上写着字。学员有几百人，都是从各根据地来的干部。有打过大仗的团长，有当过县长的，有搞过地下工作的，有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
王巍被编入了“七大代表班”。班里的人，都是从各地来的代表。有从晋察冀来的，有从晋绥来的，有从山东来的，有从华中来的。他们聚在一起，学政治，学军事，学党的政策。
王巍在班里不显眼。他个子不高，背微微驼着，说话不多。但他听课很认真，笔记记得很细。他问的问题，常常是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三三制选举的时候，地主不投票怎么办”，“平原上打游击，青纱帐倒了以后怎么打”。教员有时候答不上来，就说：“你这个问题，得问实际干过的人。”王巍就说：“我干过。”然后他就把涞涿的经验讲一遍。
班里的同学慢慢发现，这个朝鲜人，不是来混日子的。他是真干过的，是真有经验的。
有一次，班里讨论“根据地建设”。有人说，根据地建设，关键是军事，没有枪杆子，什么都干不成。有人说，关键是政权，没有政权，枪杆子也保不住。王巍听着，没说话。
讨论完了，教员问他：“王巍同志，你在涞涿干过，你说呢？”
王巍想了想，说：“军事和政权，是一回事。没有军事，政权建不起来。没有政权，军事站不住脚。但还有一样东西，比这两样都重要。”
“什么？”
“老百姓。”王巍说，“你替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跟你。老百姓跟你，你就有粮，有人，有情报。老百姓不跟你，你有枪有政权，也是空的。”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教员点了点头，说：“王巍同志说得对。根据地建设，根子在老百姓。”
那天晚上，王巍在窑洞里写笔记。他写的是涞涿的经验：怎么选县长，怎么建区公所，怎么组织民兵，怎么策反伪军，怎么对待两面派。他写得很细，写了十几页。
写完了，他坐在油灯下，看着窗外的延河。延河的水在月光下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他想，涿县的平原上，月亮也是这样的。
他想起郑君。想起郑君在油灯下刻蜡版的样子，想起郑君在马踏营的区公所里画红旗的样子，想起郑君在涉县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涞涿”。
他掏出那本地图册，翻到涿县那一页。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圈，那些记号。他想，郑君现在应该还在七区。还在跑村子，还在打鬼子。
他把地图册合上，放进枕头底下。他躺下，闭上眼睛。
延安的窑洞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叫，还有延河流水的声音。
第三章 郑律成的婚礼
1941年12月，王巍参加了一场婚礼。
婚礼是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的。新郎是郑律成，新娘是丁雪松。主持婚礼的是周扬，鲁艺的负责人。来的人不少，有鲁艺的教员，有抗大的干部，有朝鲜同志，有中国朋友。屋子里摆着几张桌子，上面放着花生、红枣、粗茶。墙上贴着一个大红的“囍”字，是丁雪松自己剪的。
王巍去得早。他走进屋子的时候，看见武亭已经在了。武亭坐在角落里，跟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说话。那个年轻人就是郑律成，王巍在桐峪见过一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军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但有些紧张。
“王巍同志！”武亭看见他，招了招手。
王巍走过去，跟武亭握了手，又跟郑律成握了手。
“恭喜。”王巍说。
郑律成笑了笑：“谢谢。你坐。”
王巍坐下，环顾四周。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他看见几个朝鲜同志，有的他叫得出名字，有的叫不出。他们都说着朝鲜话，声音混在一起，热腾腾的。
丁雪松从里屋出来了。她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衣裳，头发挽在脑后，脸圆圆的，眼睛很亮。她走到郑律成身边，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瘦一个圆，看起来很般配。
周扬站在前面，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他讲了郑律成和丁雪松相识的经过，讲了他们在延安的曲折，讲了他们终于走到一起的不容易。他讲得很风趣，屋子里的人笑了好几次。
王巍听着，心里想，郑律成和丁雪松的事，他知道一些。郑律成是朝鲜人，1933年来中国，1937年去延安，1939年入党。丁雪松是四川人，抗大女生队的队长，人称“巴蜀才女”。两个人相爱了，但因为郑律成是朝鲜人，组织上有人怀疑他“政治上不可靠”，劝丁雪松跟他断绝关系。丁雪松没有断。她等了三年，等到武亭出面担保，说“郑律成没有问题，他的家是革命家庭”，两个人才终于结了婚。
王巍看了一眼武亭。武亭坐在角落里，脸上带着笑，看着台上的郑律成和丁雪松。他的眼睛很亮，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了家。
婚礼进行到一半，有人提议让郑律成唱歌。郑律成推辞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他唱的是《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亮，像是从延河里流出来的水。屋子里静下来了，所有人都看着他。王巍也看着他。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在黑板上画过的那三个圈。他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岐沟的土坡，想起马踏营的大庙。他想起郑君。
郑律成唱完了，屋子里响起掌声。丁雪松站在旁边，眼睛亮亮的，看着郑律成。
王巍忽然觉得，这个婚礼，不只是郑律成和丁雪松的婚礼。它是所有在延安的朝鲜人的婚礼。武亭在，他在，还有那些他说不出名字的朝鲜同志。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走过不同的路，在这里聚到了一起。他们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唱歌，在这里活着。
婚礼结束后，王巍走出鲁艺的大平房。延安的夜空很干净，星星一颗一颗的，像是钉在天上。他站在山坡上，看着延河的水，看着对面的宝塔山。
武亭走到他身边，站了一会儿。
“王巍同志。”
“嗯。”
“你想涿县吗？”
王巍沉默了一下。
“想。”他说，“但涿县太远了。”
武亭点了点头：“咱们这些人，都回不去自己的家。朝鲜回不去，涿县也回不去。但咱们在延安，就是一家人。”
他看着远处的宝塔山，又说：“你记住，咱们在延安的每一天，都是在为朝鲜独立攒力量。你学的每一课，写的每一份笔记，都是在为将来做准备。”
王巍点了点头。他看着延河的水，想起涿县的拒马河。两条河，一条在陕北，一条在华北，流的是不同的水，但都是中国的河。他在这两条河之间，走了四年。
“武亭同志。”
“嗯。”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朝鲜？”
武亭沉默了很久。延安的夜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带着黄土的味道。
“不知道。”武亭说，“但总有那一天。”
他转过身，往山下走。王巍跟在他后面。两个人的影子在月光里拉得很长，像是两条路，从延安的窑洞，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第四章 十字岭
1942年5月，太行山。
王巍在延安的窑洞里，听到了十字岭的消息。
消息是武亭带来的。那天下午，武亭走进王巍的窑洞，脸色很难看。他坐在炕沿上，半天没说话。
“出事了。”武亭终于开口。
“什么事？”
“鬼子大扫荡。冈村宁次调了三万兵力，对太行山区合围。八路军总部被围在十字岭。左权将军牺牲了。”
王巍的心沉了一下。
“还有呢？”
武亭沉默了一会儿。
“陈光华和石鼎，也牺牲了。”
王巍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屋子里暗了片刻。
陈光华和石鼎，他见过。在桐峪的会上，在太行山的营地里，在朝鲜义勇军的队伍里。陈光华瘦瘦的，话不多，但做事很稳。石鼎个子高，说话声音大，爱笑。他们都是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的骨干，是从朝鲜到中国、从中国到太行山，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这里的。
现在，他们牺牲了。
武亭继续说：“5月25日，鬼子合围十字岭。左权将军指挥最后一批人员突围，被炮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陈光华和石鼎为了掩护突围，中弹负伤，仍坚持战斗。5月28日，他们壮烈牺牲在十字岭。”
王巍听着，没有说话。他想起桐峪的院子里，武亭站在台上讲话的样子。想起武亭说“中国抗战和朝鲜解放，是一回事”。想起武亭说“咱们得把这条路走通”。现在，陈光华和石鼎，把命留在了这条路上。
“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把他们公葬了。”武亭说，“在涉县石门村莲花山。左权将军、陈光华、石鼎，葬在一起。墓碑上写着‘朝鲜陈光华同志墓’、‘朝鲜石鼎同志墓’。”
他停了一下，又说：“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祝捷大会上，赠给朝鲜义勇军一挺轻机枪。枪把上刻着——‘为了共同的理想，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王巍点了点头。他看着窑洞的土墙，看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地图上，太行山、十字岭、涉县，都是一个个小小的黑点。但那些黑点上，有血。
“武亭同志。”王巍开口了。
“嗯。”
“咱们得回去。”
武亭看着他：“回太行山？”
“对。”王巍说，“陈光华和石鼎牺牲了，义勇军损失很大。咱们得回去，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让他们白死。”
武亭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得对。”他说，“但你得先去。我这边还有事。你先回太行山，把义勇军的事抓起来。我随后到。”
王巍说：“好。”
那天晚上，王巍没有睡。他坐在油灯下，看着那本地图册。他翻到太行山那一页，用手指摸了摸十字岭的位置。他用铅笔在十字岭上画了一个小圈，很小，但很重。
他合上地图册，揣进怀里。他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看着外面的延安。延河的水在月光下流着，宝塔山在夜色里站着。他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他想，陈光华和石鼎，他们从朝鲜来，走过东北，走过北平，走过太行山。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停在了十字岭。他们没能走回朝鲜。但他们走在了一条路上。这条路，他也要走。
他转过身，回到窑洞里。油灯快灭了，灯芯一跳一跳的。他躺下，闭上眼睛。窑洞里很安静。但他听见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枪声，有炮声，有朝鲜义勇军的歌声。那些声音，像是从太行山传来的，又像是从更远的地方传来的。
第五章 朝鲜义勇军
1942年7月，王巍回到了太行山。
他走的时候是春天，回来的时候是夏天。太行山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蝉在树上叫得厉害。他到了涉县，找到了朝鲜义勇军的驻地。
驻地在中原村。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灰瓦顶。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坐着几个穿灰军装的人，正在擦枪。他们看见王巍，站起来，敬了个礼。
“王巍同志！”
王巍点了点头。他看着这些人的脸。有些他认识，有些他不认识。他问：“武亭同志到了吗？”
“到了。司令在里边。”
王巍走进院子。武亭正坐在一张木桌前，看一份文件。他抬起头，看见王巍，笑了。
“你来了。”
“来了。”
武亭站起来，走到王巍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回来就好。”
那天下午，武亭召集了一个会。院子里坐了几十个人，有朝鲜义勇军的干部，有独立同盟的成员，有从各根据地来的朝鲜同志。武亭站在前面，开始讲话。
“同志们，今天咱们开个会。有两件事。第一件，悼念陈光华和石鼎同志。第二件，朝鲜义勇军正式成立。”
他先说了陈光华和石鼎的事。他说他们怎么从朝鲜来，怎么在中国打鬼子，怎么在十字岭牺牲。他说得很平，但院子里很安静。有人低下头，有人抹眼睛。
然后他说：“陈光华和石鼎牺牲了，但朝鲜义勇军没有垮。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从今天起，改名为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从今天起，改名为朝鲜义勇军。”
他停了一下，看着院子里的人。
“我，武亭，任司令。朴一禹，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
王巍站起来。他站在武亭旁边，看着院子里的人。他看见那些脸，有老的，有少的，有熟悉的，有陌生的。他们都是朝鲜人。他们都走过很远的路，从朝鲜走到中国，从中国走到太行山。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停在了路上。但他们还在走。
“同志们。”王巍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只说一句——咱们从朝鲜来，打鬼子。打完了，咱们回朝鲜去。陈光华和石鼎，他们没能回去。但咱们得替他们回去。”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鼓掌。掌声不大，但很实。
会议结束后，武亭和王巍坐在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响，蝉在树上叫。武亭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点着，吸了一口。
“王巍同志。”
“嗯。”
“你知道咱们现在有多少人？”
“多少？”
“从各地来的朝鲜同志，加上从敌占区投奔过来的，总共两百多人。”武亭说，“两百多人，就是两百多颗种子。咱们得把他们撒下去，撒到各个根据地去。让他们生根，发芽。”
王巍点了点头。他想起了涞涿。想起他在涞涿撒下的那些种子——陈琳、韩德义、肖炳林、李春芳、董一欧。那些种子都生根了，都发芽了。现在，他要在朝鲜义勇军里，再撒一批种子。
“武亭同志。”
“嗯。”
“咱们在涉县，办个学校吧。培养干部。”
武亭看了他一眼，笑了。“你说得对。办学校。就叫朝鲜青年革命学校。”
那年冬天，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在涉县中原村元定寺办起来了。金白渊任校长，王巍任副校长。郑律成从延安来了，任教务主任。学校不大，但很热闹。每天都有朝鲜青年来报到，有从敌占区来的，有从日军俘虏营来的，有从各地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元定寺里上课，学政治，学军事，学怎么打鬼子，学怎么建政权。
王巍站在元定寺的院子里，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他想起了东古丘的教室。想起了他第一天在黑板上写下的两个字——“王巍”。想起了郑君坐在台下，那双认真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不管在哪儿，不管教什么，他都在做同一件事。教人认字，教人打鬼子，教人怎么活下去，怎么回朝鲜。
这件事，他做了很多年了。从东古丘到涿县，从涿县到太行山，从太行山到涉县。他还在做。
第六章 罗家坪
1943年12月，王巍带着朝鲜义勇军，从太行山撤到了延安。
那一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更残酷的扫荡。朝鲜义勇军的驻地遭到破坏，部队损失很大。中共中央决定，把朝鲜义勇军和朝鲜独立同盟的大部分人员集中到延安，保存力量，培养干部。
王巍带着两百多人，从涉县出发，过山西，渡黄河，走了几个月，终于在1944年4月到了延安。他们到的时候，天已经暖和了。延河的水涨了，宝塔山上的树绿了。
延安给他们的第一个礼物，是一片山坡。山坡在罗家坪，离延安城不远，荒着，长满了野草。王巍站在山坡上，看了看地形。坡不陡，土是黄的，下面是延河。他对武亭说：“这地方能住。挖窑洞。”
武亭说：“行。挖。”
从那天起，朝鲜义勇军的人开始挖窑洞。天一亮就挖，天黑了才歇。有的人用镐头刨，有的人用铁锹铲，有的人挑着筐子运土。王巍也挖。他抡起镐头，一下一下地刨，刨出来的土是干的，黄的，一扬就飞。他刨了一会儿，手上磨出了泡。他没吭声，继续刨。
郑律成也在挖。他一边挖，一边唱歌。他唱的是朝鲜的歌，调子很老，但很好听。挖窑洞的人听着，手上的镐头就快了。
挖了几个月，窑洞挖好了。十七孔窑洞，十八间房子。窑洞是土窑，里面刷了白灰，安了门窗。房子是土坯房，屋顶是茅草的，但能住人。王巍站在窑洞门口，看着那些新挖的窑洞，看着那些新盖的房子，心里想，这就是朝鲜义勇军在延安的家。
1945年2月5日，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罗家坪举行了开学典礼。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罗家坪的山坡上，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挂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开学典礼”。台下站满了人，有朝鲜义勇军的战士，有独立同盟的干部，有学校的学员。朱德总司令来了，林伯渠来了，徐特立来了，吴玉章来了。还有几个美国军事观察团的成员，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
王巍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人。他看见武亭，看见金白渊，看见郑律成，看见那些年轻的脸。他想起在涉县的元定寺，想起在桐峪的院子，想起在东古丘的教室。他走了很远的路，从涿县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太行山，从太行山又走回延安。他一直在走，一直在教，一直在打。
朱德总司令讲了话。他说，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是培养朝鲜革命干部的学校。他希望学员们好好学习，将来为朝鲜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
王巍听着，点了点头。他看着台下的学员。那些年轻人，从朝鲜来，从东北来，从华北来，从各个根据地来。他们走了很远的路，走到了罗家坪。他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成长。将来，他们要回朝鲜去，把朝鲜的旗子重新立起来。
典礼结束后，王巍站在山坡上，看着延河的水。武亭走到他身边，站了一会儿。
“王巍同志。”
“嗯。”
“学校办起来了。”
“办起来了。”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朝鲜？”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延河的水，看着对面的宝塔山。延安的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
“不知道。”他说，“但学校办起来了，种子撒下去了。总有一天，会长出来的。”
武亭点了点头。他拍了拍王巍的肩膀，转身走了。
王巍站在山坡上，看着延河的水。他想起了涿县。想起了拒马河。想起了郑君。他想，郑君现在在干什么？在涞涿的平原上？在马踏营的大庙里？在油灯下写报告？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郑君一定在做事。跟他一样，在做事。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同一件事。
第七章 七大
1945年4月，延安。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会场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是新建的，石头砌的，能坐几百人。代表们从各地来，有从前方回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国统区来的，有从海外来的。王巍作为代表，坐在会场里。
他坐在靠后的位置。他看着台上，看着台下的代表。有穿灰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老的，有少的。他们从中国的各个角落来，走到了一起。王巍看着他们，想起自己从朝鲜走到中国，从中国走到延安，走了多少年。
他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他在黑板上画的那三个圈。中国大，日本小，朝鲜没了。现在，他坐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听着毛泽东讲话，听着朱德讲话，听着周恩来讲话。他忽然觉得，那三个圈，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5月21日，王巍在大会上发言。
他站起来，走到台前。会场里安静下来了。他看着台下的代表，看着毛泽东，看着朱德，看着那些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稳。
“毛主席伟大的《新民主主义论》，完全适合朝鲜人民的要求。这个论断，不仅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解决了朝鲜人民革命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他停了一下，又说：“朝鲜人民要独立，要解放，要走的路，就是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他说完了，鞠了个躬，回到座位上。会场里响起掌声。王巍坐下，看着台上。他想起在东古丘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过“朝鲜”两个字。那时候，朝鲜是一个“没了”的国家。现在，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朝鲜一定会独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踏实的。
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已经在走了。从东古丘走到涿县，从涿县走到太行山，从太行山走到延安。这条路，他走了十年。他还会继续走。
第八章 开赴东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延安。
那天晚上，延安城沸腾了。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了一整夜。王巍站在罗家坪的山坡上，看着延安城的灯火。火光映在延河的水面上，红红的，亮亮的。他想起在东古丘的教室里，他跟孩子们说过的话——“把日本鬼子打跑”。现在，打跑了。
但他没有时间高兴太久。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6号命令。命令说：“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一禹、朴孝三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王巍站在罗家坪的院子里，听着武亭念完命令。院子里站满了朝鲜义勇军的人，有战士，有干部，有学校的学员。他们都看着武亭，看着王巍，等着他们说话。
武亭把命令收起来，看着大家。
“同志们，命令下来了。咱们要去东北，去朝鲜。打鬼子打完了，现在要打回老家去。”
院子里响起掌声和欢呼声。王巍站在武亭旁边，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朝鲜来，在中国打了很多年鬼子。现在，他们要回去了。
王巍想起了陈光华和石鼎。想起了十字岭。想起了那些没能等到这一天的朝鲜同志。他想起在东古丘的教室里，他跟孩子们说的那句话——“打回朝鲜去”。现在，这一天来了。
那天晚上，王巍在罗家坪的窑洞里收拾东西。他把那本地图册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涿县那一页，他停住了。上面有他画的圈，有他标的记号，有郑君后来画的红旗。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圈，摸了摸那面红旗。
他合上地图册，揣进怀里。他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看着外面。延安的夜很静，延河的水在月光下流着，宝塔山在夜色里站着。他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他想，他要去东北了。要去朝鲜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但他知道，他还会回来。因为涿县还有郑君，还有马踏营的区公所，还有东古丘的教室。那些都是根。根在，他就会回来。
他转过身，回到窑洞里。油灯快灭了，灯芯一跳一跳的。他躺下，闭上眼睛。窑洞里很安静。但他听见了，在很远的地方，有火车的声音，有队伍的声音，有朝鲜义勇军的歌声。那些声音，从延安出发，往东北去，往朝鲜去。
他睡着了。
第三卷 延安 完
《王巍》第四卷 东北与回国
第一章 沈阳
1945年9月，王巍带着朝鲜义勇军从延安出发，往东北走。
走的那天，天很好。延安的太阳照在宝塔山上，照在延河的水面上，亮堂堂的。队伍在罗家坪的山坡上集合，三百多人，背着枪，挎着包，站得整整齐齐。武亭站在前面，讲了话。王巍站在旁边，看着那些年轻的脸。
“同志们，咱们去东北。去朝鲜。打回老家去。”
队伍出发了。他们从延安出发，过黄河，进山西，过太行山，往东北走。走了几个月，走了几千里。路过太行山的时候，王巍站在山上，往东看。东边是河北，是涿县，是东古丘。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北走。
1945年11月，队伍到了沈阳。
沈阳很大，比延安大，比太行山里的任何一个县城都大。街上到处是人，有中国人，有苏联兵，有朝鲜人。日本的旗子被扯下来了，换上了苏联的旗子。到处是标语，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欢呼。
王巍带着朝鲜义勇军，在沈阳郊区驻扎下来。他站在村口，看着沈阳城。他想起自己在朝鲜的时候，听人说过沈阳。说沈阳是东北的大城，是朝鲜人过江之后的第一站。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带着一支军队，回到这个地方。
在沈阳，朝鲜义勇军重新整编。队伍从延安出发时的三百多人，到沈阳后迅速壮大。从东北各地来的朝鲜青年，从日军俘虏营里解放出来的朝鲜士兵，从关内各地投奔过来的朝鲜同志，纷纷加入。不到一个月，队伍就发展到两千多人。
武亭站在队伍前面，看着这些新来的面孔。他对王巍说：“你看，这就是朝鲜的力量。咱们从延安带来的三百人，是种子。种子撒下去，就长出来了。”
王巍点了点头。他想起自己在涞涿的时候，撒下的那些种子——陈琳、韩德义、肖炳林、李春芳、董一欧。那些种子都生根了，都发芽了。现在，他又在东北撒种子。
1945年11月，朝鲜义勇军在沈阳郊区正式整编。武亭任司令，王巍任政委兼副司令。下辖七个支队。王巍兼第五支队政委。
整编那天，武亭站在队伍前面，讲了话。他讲了朝鲜义勇军的历史，从桐峪到太行山，从太行山到延安，从延安到沈阳。他讲了陈光华和石鼎，讲了十字岭。他讲了那些没能走到今天的朝鲜同志。
“同志们，朝鲜义勇军走到今天，不容易。从桐峪到沈阳，走了四年。四年里，我们牺牲了很多人。但他们没有白牺牲。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有两千多人。我们要打回朝鲜去。要解放朝鲜。”
台下响起掌声。王巍站在武亭旁边，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他想起自己在桐峪的院子里，第一次见到武亭的样子。想起武亭说“咱们得把这条路走通”。现在，这条路，走到沈阳了。
整编结束后，王巍把第五支队的干部叫到一起，开了个会。
“同志们，咱们第五支队，从今天起，就是朝鲜义勇军的一部分。咱们的任务，是打回朝鲜去。但打回去之前，咱们得先在东北站稳脚。东北有几十万朝鲜人，咱们得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让他们跟咱们一起打鬼子，一起回朝鲜。”
他看着那些干部的脸，又说：“你们记住，咱们是朝鲜人，但咱们在中国打鬼子。中国是咱们的第二故乡。咱们在中国打鬼子，就是为了回朝鲜。这个道理，要跟每一个战士讲清楚。”
干部们点了点头。王巍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东北大地。黑土地一望无际，天很高，云很白。他想起涿县的平原。想起拒马河。想起郑君。
他想，郑君现在在干什么？在涞涿的平原上？在马踏营的大庙里？在油灯下写报告？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郑君一定在做事。跟他一样，在做事。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同一件事。
第二章 延边
1945年12月，王巍到了延边。
延边在吉林东部，图们江边。图们江那边，就是朝鲜。王巍站在图们江边，看着对岸。对岸是朝鲜的山，朝鲜的地，朝鲜的村子。他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从朝鲜走过图们江，到了中国。那时候他是一个人，背着包袱，走了几天几夜。现在，他带着一支队伍，站在图们江边，要打回去。
延边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王巍到了延边，第一件事就是找朝鲜族的老百姓。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跑，跟老乡聊天。他问他们，家里有几口人，几亩地，鬼子来没来过。他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朝鲜义勇军，愿不愿意打回朝鲜去。
老乡们看着他，看着这个说朝鲜话、穿八路军军装的人。有人问：“你是朝鲜人？”
“对。”
“那你为什么要在中国打鬼子？”
王巍说：“因为朝鲜被鬼子占了。中国也被鬼子占了。打鬼子，不分国界。打完了，咱们一起回朝鲜。”
老乡们听着，点了点头。有人报名参军，有人送粮送鞋，有人带路送信。王巍在延边扎下了根。
1945年12月，王巍被任命为中共延边地委委员。他一边做地方工作，一边抓朝鲜义勇军的队伍建设。他带着第五支队，在延边各地活动，组织朝鲜族群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
有一天，王巍在延边的一个村子里，碰见了一个老人。老人七十多了，背驼得厉害，走路要拄棍子。他看见王巍，问：“你是朝鲜人？”
“对。”
“你从哪儿来？”
“从延安来。”
“延安。”老人重复了一遍，“那是个远地方。”
“是远。”王巍说，“但再远，也得走。”
老人看着他，点了点头。“你说得对。再远，也得走。我年轻的时候，从朝鲜走到延边，走了一个月。现在老了，走不动了。但你们年轻人，还得走。”
王巍看着老人，想起自己在东古丘的时候，想起温锡琪。想起温锡琪说的那句话——“你跟着他，比跟着我强。”他忽然觉得，这个老人，跟温锡琪很像。他们都是那种，在乱世里守住一点本分的人。他们不拿枪，不打仗，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大爷。”王巍说，“你多保重。”
老人点了点头。“你们也保重。打完了，回来看看。”
王巍说：“一定回来。”
他转过身，走了。他走在延边的土路上，两边是朝鲜族的村子，灰瓦白墙，像是朝鲜的村子。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朝鲜的村子里跑。那时候他还小，不知道什么叫亡国，什么叫流亡。现在他知道了。但他也知道，他正在走回去的路上。
那天晚上，王巍住在延边的一个村子里。他坐在炕上，看着窗外的图们江。月光照在江面上，亮亮的。他掏出那本地图册，翻到朝鲜那一页。上面有他画的图们江，有他标的记号。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记号，想起陈光华和石鼎。
他想，他正在走回去。替他们走回去。
第三章 回国
1946年3月，王巍以个人名义回国。
回国的手续是秘密的。苏联当局不希望朝鲜义勇军武装归国。他们担心，一支带着枪的朝鲜队伍进入朝鲜，会打破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所以，朝鲜义勇军的骨干，只能以个人身份回国。武装力量留在中国，编入东北民主联军。
王巍走的那天，天很冷。图们江上结着冰，白茫茫的。他站在江边，看着对岸。对岸是朝鲜。是他的家。
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从朝鲜走过图们江，到了中国。那时候他背着包袱，走了几天几夜。现在，他要走回去了。他带着三十年的记忆，带着一身的伤，带着一个朝鲜人的心。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延边，是东北，是中国。他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涿县的平原，想起马踏营的大庙，想起延安的窑洞。那些都是他的根。根扎在中国的土里。但他要回朝鲜了。
他转过身，迈步走上冰面。图们江的冰很厚，踩上去硬邦邦的。他走得很稳，步子不快不慢。他走了一辈子路。从朝鲜走到东北，从东北走到北平，从北平走到涿县，从涿县走到五台山，从五台山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太行山，从太行山走到东北。现在，他要从东北走回朝鲜。
他不知道这条路的尽头在哪里。但他知道，他一直在走。
过了江，就是朝鲜。王巍站在朝鲜的土地上，看着周围的山水。山是朝鲜的山，水是朝鲜的水，村子是朝鲜的村子。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平安道的村子里跑。想起他娘站在门口，跟他说：“别回来。除非把日本鬼子打跑。”
现在，鬼子打跑了。他回来了。
王巍回到朝鲜后，被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阁副首相兼内务相。他站在平壤的街头，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平壤比他离开的时候大了，也变了。但有些东西没变。大同门还在，普通江还在，金达莱还在。
他走在平壤的街上，碰见一个老人。老人看着他，问：“你是朴一禹？”
“对。”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老人看着他，点了点头。“回来就好。”
王巍看着老人，想起自己在延边碰见的那个老人。想起温锡琪。想起那些在乱世里守住一点本分的人。他忽然觉得，他回来了，但他还没有真正回来。他的根，扎在中国的土里。他还要回去。回去看涿县，看东古丘，看郑君。
但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去。
第四章 副相
王巍在朝鲜的工作，很忙。
他是内阁副首相兼内务相。内务相管什么？管治安，管警察，管边防。朝鲜刚解放，什么都乱。有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有从中国回来的，有从苏联回来的。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有想独立的，有想统一的，有想分治的。各派势力搅在一起，乱成一锅粥。
王巍每天从早忙到晚。开会，批文件，见人，处理各种事。他很少回自己的住处，常常在办公室里过夜。有时候太晚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但他心里一直记挂着一件事：朝鲜义勇军的那些人，还在中国。他们的武装，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东北野战军的骨干。他们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打了很多仗，立了很多功。
1949年6月，王巍和金一到中国请求军事支援。
金一是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朴德三是他的化名。两个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提出，希望中国把以朝鲜人为主组建的几个师，移交给朝鲜。
当时，东北野战军中有三个朝鲜族师：164师、166师、156师。164师和166师驻在东北，156师正在随四野参加南方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同意了。他说：“你们把164师和166师先带回去。156师等打完仗再走。”
1949年7月，164师和166师从东北回国。回到朝鲜后，164师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第5步兵师，166师被改编为第1军团第6步兵师。这两支部队，成了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
王巍站在平壤的码头上，看着那些从中国回来的战士。他们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背着枪，喊着口号，走下船。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当年跟着他从延安到东北的朝鲜义勇军的老战士。他们走了很远的路，从中国回到了朝鲜。
王巍看着他们，想起自己在沈阳整编朝鲜义勇军的那天。想起武亭说“咱们从延安带来的三百人，是种子”。现在，那些种子，长成了一片林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第五章 借兵
1949年6月，王巍和金一到中国借兵。
出发前，金日成把他叫到办公室。“朴一禹同志，你去中国，跟毛泽东同志说清楚。我们需要那三个师。李承晚在扩军，我们要有准备。”
王巍说：“我知道。”
他带着金一的介绍信，从平壤出发，坐火车到北京。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朝鲜山河。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稻田里有人在插秧。他想起涿县的平原。想起拒马河。想起郑君。
他想，郑君现在在干什么？在涞涿的平原上？在马踏营的大庙里？在油灯下写报告？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郑君一定在做事。跟他一样，在做事。
到了北京，王巍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朴一禹同志，欢迎你回来。”
王巍说：“周副主席，我不是回来。我是来求援的。”
周恩来笑了笑：“我知道。你们要那三个师。”
王巍把金日成的信递过去。周恩来看了看，说：“这件事，我们研究过了。164师和166师，可以给你们。156师正在南方打仗，等打完仗再说。”
王巍说：“谢谢。”
周恩来看着他，忽然问：“你在涿县待过？”
王巍愣了一下。“对。待过四年。”
“涿县现在解放了。”周恩来说，“那里的老百姓，还记得你。”
王巍没有说话。他看着周恩来，想起涿县的平原。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那些他教过的孩子。想起郑君。
他忽然觉得，自己走了很远的路，从涿县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朝鲜，从朝鲜又走回北京。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涿县。从来没有。
1949年7月，164师和166师从东北回国。王巍站在平壤的码头上，看着那些从中国回来的战士。他们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背着枪，喊着口号，走下船。
王巍看着他们，想起自己在沈阳整编朝鲜义勇军的那天。想起武亭说“咱们从延安带来的三百人，是种子”。现在，那些种子，长成了一片林子。
他想起陈光华和石鼎。想起十字岭。想起那些没能走到今天的朝鲜同志。他想起在东古丘的教室里，他跟孩子们说的那句话——“打回朝鲜去”。
现在，这一天来了。他回来了。但他还没有真正回来。他的根，扎在中国的土里。他还要回去。回去看涿县，看东古丘，看郑君。
但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去。
第六章 三个师
164师和166师回国后，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大大增强。
164师，原东北野战军独立十一师，师长李德山，回国后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第5步兵师。166师，原东北野战军独立四师，师长方虎山，回国后被改编为第1军团第6步兵师。这两个师，都是朝鲜义勇军的老底子，经历过中国解放战争的锻炼，战斗力很强。
156师还在中国南方打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六师，师长邓克明，政委钟人仿，副师长全宇（朝鲜族）。全师朝鲜族官兵占百分之四十。1950年4月，156师打完仗，带着全部武器装备，抵达朝鲜元山。它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第12步兵师。
三个师，三万多人，全是经历过中国解放战争的老兵。他们回到朝鲜后，成了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
王巍看着那些从中国回来的战士，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他的那些年轻人。想起马抗日，想起李春芳，想起肖炳林。他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但他知道，他们还在中国，还在打鬼子，还在做事。
他站在平壤的码头上，看着远处的图们江。江那边是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想起东古丘的教室，想起涿县的平原，想起马踏营的大庙，想起延安的窑洞。那些都是他的根。根扎在中国的土里。
但他回不去了。
第七章 战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朴一禹（王巍）站在平壤的办公室里，听着外面的广播。广播里说，朝鲜人民军正在向南推进，正在解放南朝鲜。他听着，心里不踏实。
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郑君他们打游击。那时候，他知道，打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打完了，还得建政权，还得扎根。现在，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速度很快，但能站住脚吗？
他想起武亭。武亭在1950年被撤销一切职务。他想起那些从中国回来的延安派将领。方虎山、金雄、李权武。他们都在朝鲜人民军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打过很多仗，立过很多功。但王巍知道，功越大，风险越大。
他站在窗前，看着平壤的街道。街上到处是标语，到处是队伍。人们在欢呼，在庆祝。但他没有笑。他想，这场仗，打起来容易，打完了怎么办？
他不知道。
第四卷 东北与回国
第八章 特使
1950年10月1日，平壤。
金日成把王巍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金日成坐在桌后，脸色很沉。他面前放着一封信，是用毛笔写的，竖排，字迹很工整。
“朴一禹同志，”金日成说，“这封信，你带到北京去，面呈毛泽东主席。”
王巍接过信。信封上写着“毛泽东主席亲启”。他打开看了一眼，信是金日成和朴宪永联署的，内容是请求中国出兵援朝。信里说，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南方，敌人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在向北推进。朝鲜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请求中国同志给予军事援助。
王巍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看着金日成，问：“什么时候走？”
“明天。”
“我一个人去？”
“对。你一个人去。你是特使。”金日成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外面是平壤的街道，很安静，没有人。他转过身，看着王巍。
“朴一禹同志，你跟中国同志熟。你在涿县待过，在延安待过，在太行山待过。你认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你去，比谁都合适。”
王巍说：“我知道。”
金日成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封信，关系到朝鲜的生死。你一定要送到。”
王巍说：“放心。”
他走出金日成的办公室，站在平壤的街头。天快黑了，街上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路面上。他掏出那封信，看了看，又放回去。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王巍打游击。那时候，他们也在求援。求老百姓给粮，给情报，给人。现在，他替朝鲜求援。求中国出兵。
他走了很远的路，从涿县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朝鲜。现在，他要去北京。他要求援。他要求中国出兵，救朝鲜。
10月2日，王巍离开平壤，往北走。
他坐的是一辆吉普车，从平壤出发，过清川江，过鸭绿江，进中国境内。一路上，他看见朝鲜的老百姓在往北逃，背着包袱，抱着孩子，牵着牛。他们看见吉普车，停下来，看着。王巍看着他们，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见过这样的老百姓。鬼子来了，他们往山里跑。现在，敌人来了，他们往北跑。
他想起郑君。想起郑君在涿县的平原上，带着老百姓转移。那时候，郑君还是个孩子。现在，郑君应该是个大人了。他不知道郑君现在在干什么。但他知道，郑君一定在做事。跟他一样，在做事。
过了鸭绿江，就是中国。王巍站在江边，回头看了一眼。对岸是朝鲜。是他的家。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上了车。车往北开，往北京开。
10月3日，王巍到了北京。
他住进了中南海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那天下午，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他跟着来人，走进中南海。中南海很大，很静，院子里有树，有花，有鸟叫。他走在石板路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他想起自己在延安的时候，走在延河边上，也是这样的脚步声。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走在土路上，也是这样的脚步声。
周恩来在会客厅里等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朴一禹同志，你来了。”
王巍说：“周副主席，这是金日成同志和朴宪永同志的联名信。”
他把信递过去。周恩来接过信，看了看，说：“你等一下，我去请主席。”
周恩来走了。王巍坐在会客厅里，等着。他看着会客厅里的摆设——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画。很朴素，但很干净。他想起自己在延安的窑洞里，也是这样朴素的摆设。想起自己在涿县的县政府里，也是这样朴素的摆设。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脸上带着笑。他握着王巍的手，说：“朴一禹同志，你辛苦了。”
王巍说：“主席，朝鲜的情况很困难。”
毛泽东接过信，看了看，放在桌上。他问王巍：“朝鲜现在怎么样？”
王巍说：“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南方，敌人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在向北推进。平壤危急。我们需要中国的帮助。”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中南海的院子，树是绿的，天是蓝的。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看着王巍。
“这件事，我们研究一下。你先休息，等我们的消息。”
王巍说：“谢谢主席。”
他走出中南海，站在长安街上。北京的秋天，天很高，云很白。他看着街上的行人，看着路边的树，看着那些他熟悉的、又不熟悉的景象。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王巍打游击。想起他在涉县的时候，跟着武亭办军校。想起他在延安的时候，跟着郑律成唱歌。现在，他站在北京，替朝鲜求援。
他走了很远的路，从朝鲜走到中国，从中国走回朝鲜，从朝鲜又走回中国。他一直在走。他还会继续走。
接下来的几天，王巍在北京等着。
他住在招待所里，每天看报纸，听广播，等着中南海的消息。他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他把那本地图册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涿县那一页，他停住了。上面有他画的圈，有他标的记号，有郑君后来画的红旗。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圈，摸了摸那面红旗。
他想，涿县现在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还在种地，还在过日子。他们不知道他在北京。不知道他在替朝鲜求援。不知道他走了多远的路，才走到今天。
10月5日，周恩来派人来找他。
“朴一禹同志，主席请你过去。”
王巍跟着来人，走进中南海。这一次，会客厅里坐了好几个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他们都坐在那里，看着王巍。毛泽东说：“朴一禹同志，我们研究过了。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王巍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看着毛泽东，看着周恩来，看着朱德，看着彭德怀。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王巍打游击。想起他们在马踏营的区公所里，商量怎么打鬼子。现在，他在中南海，听见毛泽东说“中国决定出兵”。
毛泽东又说：“我们决定，由彭德怀同志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你，朴一禹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王巍说：“谢谢主席。谢谢中国同志。”
毛泽东看着他，说：“你是朝鲜人，但你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副司令。你回去之后，要跟金日成同志说清楚，中国出兵，是为了朝鲜，也是为了中国。朝鲜和中国，是唇齿相依的。”
王巍点了点头。“我明白。”
他走出中南海，站在长安街上。北京的秋天，天很高，云很白。他抬起头，看着天。天很蓝，蓝得让他想起朝鲜的天空。他想起自己在东古丘的时候，站在教室里，看着台下的孩子们。想起他在涿县的时候，站在马踏营的区公所门口，看着挂上的牌子。想起他在延安的时候，站在罗家坪的山坡上，看着延河的水。想起他在平壤的时候，站在牡丹峰下，看着街上的队伍。
他想起郑君。想起涉县那个晚上，郑君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涞涿”。他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他回不去了。但现在，他要去朝鲜了。他要带着中国的军队，去朝鲜打仗。他要替朝鲜求援，也要替中国担责。他是特使，也是桥梁。他连接了中国和朝鲜，连接了涿县和平壤，连接了他自己的两个祖国。
他转过身，走进中南海。那里有他的希望，也有他的命运。
第四卷 东北与回国 完
第五卷 朝鲜岁月
第一章 志愿军副司令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朴一禹（王巍）站在鸭绿江边，看着那些穿着灰色军装的战士，一批一批地走过江去。他们的脸上带着霜，背着枪，扛着炮，脚步很稳。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王巍打游击。那时候，他们也是这么走的。从东古丘走到五台山，从五台山走到平西，从平西走到冀东，从冀东走回平西。走了很多路，打了很多仗。
现在，他站在鸭绿江边，看着中国的战士走过江去，去朝鲜打仗。他心里想，这条路，他也走过。只是方向不一样了。
志愿军入朝后，朴一禹（王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朝联军副总司令兼副政治委员。他站在志愿军司令部的院子里，看着彭德怀。彭德怀站在地图前，指着朝鲜的地形，跟他说话。
“朴一禹同志，你在朝鲜打过仗吗？”
“没有。”朴一禹（王巍）说，“我在中国打过仗。”
“那你更得了解朝鲜的地形。”彭德怀说，“你是朝鲜人，你得告诉我们，哪条路能走，哪座山能藏人，哪条河能蹚过去。”
朴一禹（王巍）点了点头。他站在地图前，看着朝鲜的山，朝鲜的河。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朝鲜的村子里跑。想起他娘站在门口，跟他说：“别回来。除非把日本鬼子打跑。”现在，鬼子打跑了，但朝鲜又打仗了。他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着中国的军队。
那天晚上，朴一禹（王巍）坐在志愿军司令部的院子里，看着朝鲜的天空。朝鲜的星星很亮，跟延边的一样亮。他想起自己在延边的时候，站在图们江边，看着对岸。对岸是朝鲜。是他的家。现在，他在朝鲜的土地上，看着北边。北边是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忽然觉得，他这辈子，一直在两个国家之间走。从朝鲜走到中国，从中国走回朝鲜，从朝鲜又走回中国，从中国又走回朝鲜。他走了很多年。他还会继续走。
司令部里人来人往。参谋们在挂地图，通信兵在架电台，后勤的人在卸物资。彭德怀站在地图前，一坐就是半天。朴一禹（王巍）坐在旁边，帮他看地图，标注地形，翻译朝鲜的地名。他熟悉这片土地，虽然他离开了很多年。但他记得那些山，那些河，那些村子。
有一天晚上，彭德怀问他：“朴一禹同志，你想家吗？”
朴一禹（王巍）沉默了一会儿。
“想。”他说，“但我回不去。”
“为什么回不去？”
“我的家，在朝鲜北方。但现在，仗还没打完。”
彭德怀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第二章 前线
1950年11月，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朴一禹（王巍）跟着彭德怀，到了前线。前线在清川江边。志愿军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洞口用松枝盖着，从外面看不出来。洞里点着油灯，墙上挂着地图。彭德怀站在地图前，指着清川江，跟几个军的军长说话。
“三十八军，从德川往西插，切断敌人的退路。三十九军，从云山往南打，正面进攻。四十军，从宁远往北，堵住敌人的增援。四十二军，从宁远往南，截断敌人的联系。”
朴一禹（王巍）站在旁边，听着彭德怀的命令。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王巍打游击。那时候，他们没有这么多部队，没有这么多炮，没有这么多枪。但他们有老百姓。老百姓跟着他们，给他们送情报，送粮食，送人。现在，志愿军也有老百姓。朝鲜的老百姓，跟他们一样，恨透了敌人。
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郑君说过的话——“你替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跟你。”现在，志愿军到了朝鲜，替朝鲜老百姓打仗，朝鲜老百姓就跟着他们。
战斗打响了。朴一禹（王巍和）站在山洞里，听着外面的炮声。炮声很大，震得山洞里的油灯一跳一跳的。他想起在涿县的时候，打鬼子据点，也是这么打的。只是那时候的炮声小，现在的炮声大。
战斗打完了。志愿军打赢了。清川江边，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到处都是缴获的武器。王巍站在战场上，看着那些缴获的枪，那些缴获的炮。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缴获一条枪，够一个区小队用半年。现在，他们缴获了这么多，够一个军用了。
他忽然觉得，仗越打越大，人越打越多。但他还是他。他还是那个从朝鲜流亡到中国、又从中国打回朝鲜的朴一禹。他还在做同一件事。打鬼子。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收复了平壤。朴一禹（王巍）跟着部队进了城。平壤的街道上，到处是废墟。房子被炸塌了，电线杆倒了，路上没有人。他站在牡丹峰下，看着这座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他想起自己在平壤的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见人。现在，办公室还在不在？文件还在不在？他不知道。
他走进一条巷子，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废墟上。老人看着他，问：“你是朴一禹？”
“对。”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老人点了点头。“回来就好。但房子没了。”
朴一禹（王巍）看着那些废墟，没有说话。他想，房子没了可以再建。人还在，就行。
第三章 停战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朴一禹（王巍）站在板门店的帐篷里，看着双方的代表签字。美方的代表是哈里逊，朝中方面的代表是南日。他们各自坐在一边，中间隔着一条线。签完字，双方站起来，各自走出去。没有握手，没有交谈。
他走出帐篷，站在板门店的山坡上。朝鲜的天空很蓝，云很白，风很轻。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打完了鬼子，站在马踏营的村口，看着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天喜地。现在，停战了，但他没有看见老百姓欢呼。他只看见双方的士兵各自守在各自的阵地里。他忽然觉得，这场仗，没有打完。只是暂时停了。
他回到平壤，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是关于战后重建的。他翻开文件，一页一页地看。他看着那些数字，那些项目，那些计划。他想，仗打完了，该建了。建政权，建学校，建工厂，建铁路。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打完仗，建政权，建学校，建区公所。那些都是他干过的事。
他坐下来，拿起笔，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他想，他还要做很多事。但他不知道，他还有多少时间。
停战之后，朝鲜劳动党内开始了一场清洗。
第四章 清洗
1953年，朝鲜劳动党内开始了一场清洗。
最先被清洗的是莫斯科派。许嘉谊，苏联派元老，1951年11月因与金日成政见不合，被开除党籍并接受审判。他最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苏联派整体瓦解。
然后是国内派（南方派）。1953年“反间谍事件”后，朴宪永等十余人以“间谍罪”被处决。南方派领袖朴宪永，原内阁副首相、外务相，被枪决。国内派在朝鲜政坛消失。
再然后是延安派。1955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上，王巍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后不知所终。
朴一禹（王巍）被清洗的那天，他没有辩解，没有反抗。他坐在全会的会场里，听着那些对他的指责。有人说他“搞宗派主义”，有人说他“跟中国走得太近”，有人说他“不忠于领袖”。
他听着，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王巍打游击。想起在延安的时候，跟着武亭办军校。想起在沈阳的时候，带着朝鲜义勇军。想起在北京的时候，替朝鲜求援。
他想起武亭。武亭1950年被撤销一切职务，1952年在普通军人医院去世。武亭走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他一个人，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默默地去世。圆了他最后的愿望——死在朝鲜。
他想，他会不会也这样死去？在一间普通的房子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记得。
他不知道。
第五章 武亭
1952年10月，武亭去世。
朴一禹（王巍）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平壤的办公室里。他放下手里的文件，坐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到街上。平壤的街上很安静，没有人。他一个人走在街上，走了很久。他想起在桐峪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武亭的样子。想起武亭说“咱们得把这条路走通”。想起在涉县的时候，跟着武亭办军校。想起在沈阳的时候，跟着武亭整编朝鲜义勇军。
武亭走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他一个人在普通的军人医院里，默默地去世。圆了他最后的愿望——死在朝鲜。
朴一禹（王巍）想，武亭是朝鲜人，但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太行山，从太行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他走了很多路，打了很多仗。他走过长征，当过炮兵团长，办过军校，当过司令。他做了很多事。但他最后，死在朝鲜，死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
朴一禹（王巍）站在平壤的街头，看着远处的牡丹峰。牡丹峰在平壤的北边，山不高，但很青。他想起武亭跟他说过的话——“咱们这些人，活下来的，都是命大。”现在，武亭走了。他还活着。但他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第六章 1955
1955年4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
朴一禹（王巍）坐在会场的后排。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已经白了。他看着主席台上的金日成。金日成在讲话，声音很高，很响。他在讲“主体思想”，讲“党的团结”，讲“反对宗派主义”。
朴一禹（王巍）听着。他想起自己在涿县的时候，跟着郑君他们打游击。那时候，他们也在开会，也在讲团结。但那时候的团结，是真的团结。大家在一起，打鬼子，建政权，替老百姓办事。现在，团结是一个词，是一个工具。谁不听话，谁就是“宗派主义”。
全会上，有人站起来，指着朴一禹（王巍），说他是“延安派”的核心人物，是“反党宗派小集团”的头子。有人附和，有人沉默。他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最后，全会通过决议：撤销朴一禹（王巍）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朴一禹（王巍）站起来，走出会场。没有人送他。他走出大门，站在平壤的街头。街上的阳光很亮，照在他的脸上。他抬起头，看着天。天很蓝，云很白。
他想起自己在东古丘的时候，站在教室里，看着台下的孩子们。想起他在涿县的时候，站在马踏营的区公所门口，看着挂上的牌子。想起他在延安的时候，站在罗家坪的山坡上，看着延河的水。想起他在北京的时候，站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把求援信递给毛泽东。
他想起很多人。温锡琪。郑君。武亭。陈光华。石鼎。郑律成。金白渊。
他想起温锡琪说的那句话——“你跟着他，比跟着我强。”这话是说给郑君的。他走了很多年。从东古丘走到五台山，从五台山走到平西，从平西走到冀东，从冀东走回平西，从平西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太行山，从太行山走到东北，从东北走回朝鲜。他走了很多年。他还会继续走。
他转过身，走进平壤的巷子里。他的背影瘦瘦的，背微微驼着。他走得很慢，但很稳。他走了一辈子路。他还会继续走。
第七章 不知所终
1955年之后，王巍的消息就断了。
有人说他被处决了。有人说他被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被流放到了乡下。有人说他隐姓埋名，在朝鲜的某个村子里，安静地度过了余生。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消息。
涞涿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只知道，1940年，一个朝鲜人，被涿县的老百姓选为县长。他教过书，打过仗，建过政权。他叫王巍。后来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郑君不知道。他只知道，1943年，在涉县，师生最后一面。王巍跟他说：“你赶紧回涞涿。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得更出色。”他回到涞涿，继续打鬼子。他听说王巍去了东北，去了朝鲜，当了朝鲜的副首相。后来，他听说王巍被开除了党籍。再后来，他听说王巍不知所终。
他一直在找。他问过很多人。问过从朝鲜回来的人，问过在朝鲜有亲戚的人，问过去过朝鲜的人。没人知道。王巍就像一个影子，消失在朝鲜的某个角落里。
郑君晚年的时候，常常坐在家里，翻看旧照片。有一张是1940年涞涿县政府成立时的合影。王巍站在中间，穿着灰军装，瘦瘦的，背微微驼着。郑君站在旁边，年轻，精神。他想起王巍说的那句话——“你赶紧回涞涿。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他做到了。他把涞涿的工作做好了。但王巍没有回来。
第八章 延安派军界群像
王巍走后，延安派的其他人，也陆续被清洗。
方虎山，1916年生，朝鲜咸镜北道人。1949年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66师全部回国。朝鲜战争南进作战中，率其部用伏击和袭扰打得美国人狼狈不堪，横扫朝鲜半岛，打到朝鲜最南端的全州。朝鲜战争结束后，卷入了宗派斗争，被金日成打成反革命批斗，开除党籍，后含冤而死。
金雄，1914年生，朝鲜庆尚北道人。原朝鲜民族保卫省副相。抗战胜利后，第三师进入东北，担任改组后的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后李红光支队）司令员。在通化剿匪，不到半年匪患全部肃清。1947年，奉命回国担任总参谋部的少将训练局长。朝鲜战争中，出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兼人民军前线司令官，立下了赫赫战功。1956年，率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华回去后不久，被人刺杀不治身亡。
李权武，1914年生，出生于东北。原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授大将军衔。抗战胜利的1945年底，随同中共中央编组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前往东北，到东北后担任朝鲜义勇军第5支队参谋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任朝鲜人民军第4师师长，在乌山战役中率部打崩了美步兵第24师的“史密斯特遣队”。1957年，出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武亭，1905年生，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人。朝鲜早期的第二号领导人。参加长征的朝鲜红军将领，八路军总部直属炮兵团长。1945年底，和70名来自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干部返回朝鲜平壤。1948年，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接任第二军团军团长。战后因种种原因，在1950年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撤销一切职务。1952年10月，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
延安派，这个曾经在朝鲜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派系，在1955年到1956年之间，被彻底清除。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决。一些人，被关押。一些人，被流放。还有一些人，不知所终。
王巍是其中之一。他是延安派的三号人物，是朝鲜义勇军的政委，是涞涿县的第一任县长。但他最后，不知所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死的。
他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在涞涿的土墙上，在涿县的老百姓心里。在郑君的笔记本里，在王巍的那张合影上。
他叫王巍。在涿县，他就是王巍。
第五卷 朝鲜岁月 完
尾声
2020年，涿州。
一个涿州后辈，在整理旧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是1940年拍的，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的合影。照片上有很多人，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老的，有少的。中间站着一个瘦瘦的人，穿着灰军装，背微微驼着，颧骨高高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精神，干练。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0年6月。”
后辈拿着照片，问家里的老人：“这是谁？”
老人看了看，说：“这是王巍。涞涿县第一任县长。朝鲜人。”
“朝鲜人？”
“对。朝鲜人。他在涿县干了四年。打鬼子，建政权，收编队伍，策反伪军。后来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后辈看着照片，看着那个瘦瘦的人。他问：“他后来去哪儿了？”
老人摇了摇头。“不知道。有人说他回朝鲜了，当了朝鲜的副首相。有人说他被开除了党籍，不知所终。没人知道。”
后辈把照片收好，放在抽屉里。他坐在桌前，开始写。写一个朝鲜人，在涿县的故事。写他怎么教书，怎么打游击，怎么建政权，怎么收编队伍，怎么策反伪军。写他怎么教一个叫郑君的孩子，怎么带着他走出东古丘，走到五台山，走到延安。
他写了很久。写完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涿州的平原一望无际，庄稼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他看着那片平原，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在涿县，他就是王巍。”
他转过身，回到桌前。他在稿纸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他叫王巍。他是涞涿县第一任县长。他教过书，打过仗，建过政权。在涿县，他就是王巍。”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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