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列车上的巧遇

作为铁路人，火车轮子驮载着几十年的人生，在列车上自然而然地遇到许多人、许多事。这篇短文，记述的是在列车上遇到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在苏州求学，经常乘火车南下，一天，中午的阳光像打翻的蜂蜜罐，黏稠而金黄地流进车厢内。窗外的江南在眼前依次铺开，又飞快地向后掠去，绿浪翻滚，河流纵横，仿佛大地在尽情地呼吸。我手里捧着一部《曹禺剧作选》，认真地阅读着，剧情在心中激起一圈又一圈惊奇的涟漪。

我应该注意到他，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但我又没注意到他，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曹禺的剧本上。当我放下书本稍作休息时，他的身影闯入我的视线，像一枚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袖口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头发梳得整齐，却并不显得是刻意打扮，面容透出一种历经风霜的从容。我的那件摘去领章的军衣，挂在列车的衣帽钓上，他与我的对话，就是从这件军衣说起的。他问我：“你也是军人出身？”我答：“是。铁道兵。脱军装了。”他又问：“你喜爱文学？”我答：“谈不上，只要翻翻而已。”我指的是《曹禺剧作选》。他说：“我是军人作家，我叫梁信。”

闻得此言，半坐半躺的我突然坐起，忙说：“梁老师，失敬失敬！”我没想到与一位杰出的剧作家的相遇会在火车列车的包厢里。他说，他去上海电影制片修改剧本。具体修改什么剧本我没有细问。

 /军旅剧作家 梁信 晚年读书照片/

梁信，原名郭良信，1926年生于吉林扶余县，是著名剧作家，以写《红色娘子军》等经典电影剧本闻名。

梁信向我讲起《红色娘子军》创作的经过。1958年，他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并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当构思成熟时，他在海南岛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用四天四夜奋笔疾书写出了初稿。电影的名字最初不叫《红色娘子军》，而是叫《琼岛英雄花》。1961年，该剧本由谢晋执导拍成电影，轰动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经典记忆。

梁信是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创作员，作为一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身上没有文人的影子，倒是充满战士的铮铮铁骨。他19岁参军入党，然后，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一路打下去，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参加过不少著名战役。他曾是146师武装工作队队长，兼广西柳江百朋区与进德区两区的区委书记，他的师长与政委是王奎先将军与栗在山将军，20多岁就领导当地的清匪建政。他出身贫穷，只念过5年小学。由于从小喜爱文学，爱看戏、听评书，从而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3年，调中南军区成为正式的创作人员。《红色娘子军》使梁信一举成名，改变了他原地踏步的创作状态，使他的剧本创作进入了更高更好的阶段，《碧海丹心》《南海长城》《从奴隶到将军》《特殊任务》《战斗年华》等一部部经典剧本在他笔下诞生。那时，主管文化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情不自禁地说：“电影界如果有五个梁信、五个李准这样的剧作家，电影事业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无疑是对梁信的高度评价。

从那天认识梁信开始，我密切关注着他的创作成果，他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 ，入选中国电影百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

他与伟大的电影导演谢晋是挚友，谢晋去世，梁信身患重病，不能前往上海送别老友，他在纸上写下10个字：“谢晋一走，此生再无知己。”

火车到达苏州，我与梁信先生握手告别，我祝福他的创作，如列车滚动的红轮，一直呼啸向前……

/韩光（1912年3月24日-2008年9月2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1929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加入青年反帝大同盟，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4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书记。/

第二次列车上的巧遇，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那是1993年中秋，铁道部部长在黑龙江省搞路风调研，他先去了佳木斯，后打电话给我，让我从北京赶赴哈尔滨，由哈局安排我去牡丹江等他。后来升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王宪魁同志，时任牡丹江分局的党委书记。

我从北京上车后，四个人一个包房，下铺一男一女，皆是老人，上铺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三人同行是去哈尔滨的。下铺那位老人80岁左右，很有风度。他见列车长把我送至房间，便问我：“你是铁路的？”我答：“是。”“做什么工作？”“做新闻工作。”我回答。

老人指着对面那位老大姐说：“你和我的老伴是同行，都是搞新闻工作的。”对面的大姐微笑着说：“我原来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与刘宾雁是同事。”

谈话渐渐深入，我知道这位领导，原来是中纪委的原常务书记韩光同志。他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1929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加入青年反帝大同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军做政治工作，代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在南满与北满的广大地区，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同志率领抗日联军同日伪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之一。

1942年，韩光在晋察冀边区负责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机关并主持日常工作，开始选派党的干部去东北工作，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后，韩光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工业与城市建设，1954年至1956年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黑龙江省省长，1975年后担任国家建委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那位50多岁的中年人，听说我曾在吕正操将军身边工作过，他说：“我们有缘，我姓胡，曾任过程子华首长的秘书。吕正操首长与程子华首长在抗日战争时，一个任冀中军区司令，一个任冀中军区政委，两位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结下生死情谊。”

一路上，韩光向我讲杨靖宇的故事，讲赵尚志的故事，讲建国之后黑龙江省的建设，讲60年代西南三线的国防科技建设。那时，他是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人。

不知不觉间，到了晚餐的时间。我想，一位抗日联军的老首长坐一次火车很难得，便找到列车长，让他准备晚餐。韩光得知后，严肃地对我说：“你是不是以铁路记者身份搞特殊化啊？”我说：“首长，不是搞特殊化，我是以年轻记者身份请《中国青年报》的老大姐与她的老伴，以吕老身边工作人员请程子华老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我付钱，不违纪，更不犯法。”

韩老听了哈哈大笑。

饭后，我拿出餐车所开的收据给他看，他才放心。

到牡丹江后，我将此事汇报给铁道部部长，他说，这事你做得对，对一位抗日联军的老首长、中纪委的常务书记，我们应该尽到铁路人的责任。但是，你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应该请老领导到车厢里走走，看看我们的工作有哪些没做好，请他多多批评，以便列车改进工作。

第三次巧遇名人，是1994年，我由北京去京九建设工地采访，坐的是北京开往广州的15次列车，再从韶关下车，东行去赣南工地。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原名张妙玲，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豫剧演员讨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

列车从北京出发后，车轮撞击钢轨的节奏，像是一曲永不停歇的行板。进入河南，窗外中原大地的秋色正浓，金黄的玉米垛与褐色的村落交替掠过。我望着窗外，无端的多维思绪随着列车的行进飘向远方。我无法梳理纷乱的思绪，因为思绪纷纭，自己也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就在这时，列车驶入郑州，没想到，在郑州站的一次意外邂逅，而使我的这次旅程，变得厚重而温暖。

由于人多杂乱，郑州站台上的喧嚣透过车窗缝隙渗入车厢。就在车门开启的瞬间，一家六口人拥挤上车的情景引起我的注意。一位身着朴素灰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女士走在前面，在软卧车厢，寻找她的包房。包房是给郑州站预留下的，一家六口，将在这个包房里度过漫长的旅程。他们的包房，在我的隔壁。

这位女士面容清癯，眼神中透着一种历经风霜后的从容与坚毅，虽然岁月在她的眼角刻下痕迹，但那独特的气场，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待她们收拾好行李之后，我仔细一看，认出了她——常香玉。那个在豫剧舞台上叱咤风云，更是在抗美援朝岁月里倾家荡产捐献战机的“爱国艺人”。

他们六个人，一位是常香玉的先生，另外两位是他们的女儿或儿媳，两个孩子是她的孙子辈。四个大人，两个孩子，在一个包房里显得十分拥挤，而我所在的包房只有三位旅客，对面的下铺依然空着，我想把常香玉先生调过来，让先生能够好好地休息。

那时，我是《人民铁道》报的记者，且又是跟随铁道部主要领导同志，对一次旅客列车来说，我的建议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大师与丈夫陈宪章合影/

我找到列车长说，常香玉先生是著名的人民艺术家，希望把她调到我这个包房里，一家人途中的吃饭问题，列车负责，我来付账。列车长愉快地答应了。

常香玉先生搬入我的那个包房，坐在我的对面，她轻轻理了一下衣角，动作优雅而迟缓。或许是察觉到了另外两位旅客投来的目光，她微微颔首，嘴角泛起一丝温和的笑意。她没有明星的架子，只有一位长者的谦和。上铺一位旅客探头问道：“你是——常老师吧？”常香玉先生抬起头，目光柔和地点了点头：“是我，河南老乡。”

其实，先生并不姓常，她生于1923年，原名张妙玲，是河南巩县人。9岁学艺，10岁登台，13岁开始演主角。她把豫东调、祥符调、沙河调等唱腔融入豫西调，形成刚健清新、韵味醇厚的“常派风格”。

常香玉先生与我们聊天，她那浓郁的河南乡音，瞬间与我们拉近了距离。上铺的一位旅客说：当年您捐献的“香玉剧社号”飞机，可是大长了咱中国人的志气啊！他又说，我在广播里最爱听您的《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那唱腔，至今还在耳边响着呢。

常香玉先生笑着说：“是吗？我现在给几位唱一段。”她理了理衣服，清了清嗓子，打着手势，声音轻轻地唱了一段《花木兰》。

大家的话题再次转入捐献飞机这件事上，常香玉先生笑了笑，眼神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轻声说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国家需要，咱就得出力。那时候年轻，心里只想着志愿军战土在天上能有个依靠，少一点牺牲。现在看到国家强盛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先生的语言平谈，仿佛在讲过去的一件寻常家事。但那份举重若轻的家国情怀，却如重锤般敲击着我的心。我曾看到资料中记载的那些往事：1951年，28岁的她变卖房产、汽车，带着剧社辗转六省，演出上百场戏，只为捐献一架战机。那时，她有着超越常人的担当。

列车向南飞驶，窗外的景色逐渐由北方的苍茫转为南方的秀美。常香玉先生闭目养神，手轻轻打着节拍，似乎在默念着什么戏文。那一刻，包房里异常安静，没有人说话去打扰她，几个人都沉浸在这份难忘的宁静与敬意之中。

我与常先生的这次巧遇，并非是惊天动地的戏剧性情节，但却如一杯陈年老酒，回味绵长。在南行的列车上，我不仅见证了一位艺术家的晚年风采，更触摸到了那个时代最纯粹的精神脊梁。常香玉先生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戏比天大”，什么是“德艺双馨”，什么是“家国大义”。

列车驶过长江大桥，灯光照亮了常香玉先生安详的面庞。我知道，这段记忆将如同那架翱翔在朝鲜上空的“香玉剧社号”飞机一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风景。

次日，列车抵达韶关，我与先生告别，并去餐车结算途中的餐费。列车长坚决拒绝，他说：“对这位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人民的列车难道不应该表达一下崇敬的心意吗！”

说罢，车长与我不约而同的畅怀大笑起来……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