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恒健老师

二〇〇六年的秋天，老三中校庆五十周年。上卢中学七三届高二（4）班的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鬓角都染了霜。张国良——当年的同窗，后来成了老三中的语文教研组长——领着我们去见陈恒健老师。那一年，陈老师六十三岁。

推开门的瞬间，我几乎认不出他了。记忆里那个站在讲台上、粉笔灰落满袖口的中年人，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可他一开口，声音还是那样——不疾不徐，像九月里富春江的水，缓缓地流。他叫得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甚至连谁坐在哪一排、谁的作文写过什么题目，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带走的。它们只是沉到了更深的地方，像黑板深处那些擦不掉的粉笔痕。

说起陈老师，便不能不提黑板报。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九月。潮热的暑气还没褪尽，我们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坐在教室里，新书刚发下来，墨香混着汗味，在电扇的嗡鸣里散开。陈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他不急着讲课，先带着我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做文章。

那块黑板，比讲台上老师用的那块大得多，漆成深绿色，嵌在砖墙里，像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陈老师说：“这块黑板，以后就是你们的阵地。”他把粉笔递给我们，让我们自己设计版面、自己写稿、自己画插图。最初我们不敢下笔，他就站在旁边，不说话，只是偶尔用指节轻轻叩一下黑板，像在叩一扇未开的门。

后来我被校团总支书记政治老师罗春健——推荐为上卢中学校团总支“火花”黑板报“总编”高二时由我和各班推荐的“编委”们一起每周出刊。73年初“邓小平”复出欲恢复“高考？”渐渐放开了。有人写诗，有人写时事评论，有人把《大江东去》抄上去，字写得大大的，几乎占了半面黑板。陈老师看了，只批了两个字：“有气。”那两个字用红粉笔写在角落，像一枚小小的印章。我们不懂那算表扬还是批评，但心里都鼓着一股劲。下一期，字写得更用力，粉笔断了一根又一根。

陈老师自己也是写黑板报的好手。他誊稿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粉笔捏得很紧，一笔一划都像刻上去的。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黑板上，和那些粉笔字叠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人，哪里是字。他画插图也好看——简单的几笔，一枝梅、一丛竹、一只立在枝头的雀，都像活的一样。粉笔灰落在他深灰色的中山装上，他也不掸，只是偶尔用袖口蹭一下鼻尖，留下淡淡的白。

有一回，我们为了一篇文章争得面红耳赤。陈老师坐在一旁听着，等我们都说完了，他才慢慢地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你们想过没有——黑板上的字，擦了就没有了；可有些字，是擦不掉的。”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写在这里的，才是真文章。”

那时我们听不懂这句话。我们只看见黑板上的字被抹布擦去，留下一道道水渍，第二天又被新的字覆盖。年复一年，黑板越来越旧，边框的木条裂了缝，漆皮一块块剥落。可陈老师始终守着那块黑板，像守着一块田。我们在上面种下什么，他便浇灌什么。

二〇〇六年再见他时，他早已退休。当年的教室还在，黑板也还在——只是漆成了黑色，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已经容不得粉笔了。陈老师站在那块黑板前，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了一下板面，像触碰一件旧物。他说：“现在的孩子，不用黑板报了。”

那天聚会结束，陈老师送我们到校门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拖在水泥地上，像一支未写完的粉笔。他一一和我们握手，手很暖，掌心有薄薄的茧——那是握了几十年粉笔留下的。

回去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他当年写在黑板角落的那两个字：“有气。”高中毕业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才明白，那是他给一个少年最高的评价。人活着，是要有一股气的——对世界的关切，对文字的热忱，对美好的执拗。陈老师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一辈子没离开过讲台，没离开过黑板，没离开过那些方方正正的粉笔字。可他守住的，从来不只是知识。他守住的，是一种精神，是青春该有的锐气，是人心该有的温热。

如今陈老师九十四岁了。听说他身体还好，还能看书读报，偶尔还写点东西。我想象着他坐在窗前，阳光落在他手上——那双手曾经捏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无数个工工整整的字。字都擦去了，黑板也换了颜色。可有些东西，比黑板更经得住时间。

那就是他在我们心里种下的东西。四十年了，粉笔灰落了一身又一身，黑板擦了一块又一块。可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少年聚在一起，说起陈老师，说起那块黑板，说起那些被夕阳染红的傍晚——我们脸上忽然又会浮起十五岁时的那种神情。

仿佛一回头，陈老师还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微微侧过身来，说：

“来，下一期，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