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从《舞者》一题想到的（中）
（刘玉伟)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交朋友，在南市大队里，村里的小伙李有娃就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和我同岁，个头也和我差不多，也是一个长相英俊，身体结实的好小伙子。我们从兴平回到西安后不久，我就和李西平等老同学去武汉、南京和上海串联了。我记得1967年春节后，李有娃还给我写信，让我去他们家住了几天。我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也没有见到那位大哥，李有娃对我说，他去了外地的亲戚家，是避难还是去谋生，他也不知道。我从兴平返回西安时，他还把他在北京串联时拍的照片送给我一张。
我上面提到的这个比我大几岁的大哥，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县城中学高六六级的毕业生，他们家成份是地主，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有着近一米八的身高，身体也很结实，人长得也很英俊，他也很喜欢我，经常和我在一起说这说那，还多次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家用猪油和羊油包的包子，是我那半个多月里在村里吃的最香的一顿饭。他还对我说，你唱喜儿哭爹和你唱《就义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前一个就像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后一个就像是一个大义凛然的男儿。
《就义歌》就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里那段:“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歌舞。我看了好多遍《东方红》的电影，也能模仿着把这段舞蹈跳下来。就因为他出身不好，他的姐姐还多次提醒过他，不要和我走的太近，也不要和我关系太好，省得别人说闲话和对我影响不好。
我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喜欢我行我素的人，只要是我喜欢的人和事，我就是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我经常在想，只要是我们走得端行的正，我就不怕别人说啥。那年，李有娃写信让我去兴平玩，我也想再去看看那个大哥，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不在村里，我们无法再叙友情。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我和李有娃还有那个大哥早已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这个世上，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还在想着他们，还在怀念那段难忘的时光。
我在散文诗《舞者》中还写到:“那年我四十六岁，在工务段的舞台上，我跳剑舞《蝶恋花》，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台下观众掌声不断，都说功夫依然不减当年。”剑舞《蝶恋花》是我根据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而自编自演的一段独舞，也是我从兴平跳到旬邑，又从铜川跳到三原的一个，我跳了几十年的舞蹈。
1969年1月9日，我下乡来到陕西省旬邑县崔家河大队，因为喜欢唱歌跳舞，也成了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县里举办文艺汇演时，我跳的剑舞《蝶恋花》不仅大受欢迎，掌声不断，还受到旬邑县中学老师的青睐。我也忘了那个老师姓啥名谁，只知道他也是西安人，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旬邑县中学当老师的。他请我去给县中学文艺宣传队的孩子们教《蝶恋花》的舞蹈，在县上举办的文艺汇演中，孩子们虽说没有手持宝剑，但她们整齐划一的舞步，那青春靓丽的身姿也赢得阵阵掌声，并且还获得了大奖。
1970年8月，我招工到三原工务段，被分在了铜川南站（原来的宜古村站）的道岔工区。1970年国庆节，铜川铁路地区举办文艺汇演，我代表工务领工区上台表演了剑舞《蝶恋花》，不仅受到欢迎，还被地区文艺宣传队要去，参加豫剧《红灯记》的演出。前前后后两个多月，我们去铜川的煤矿到户县（现在的鄠邑区)余下的工厂，去黄堡和耀县（现在的耀州区)的工厂、农村和军营，还在西安的铁路文化宫和胡家庙工人俱乐部也演出过。我虽说是在戏里跑龙套，演了喝粥的群众和游击队员等，但也让我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当演员的瘾。
刘玉伟，2026年9月24日于西安市大明宫铁路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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