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门楼

文|吴娜

沂水县黄山铺镇大高庄村，一个在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地方，我家祖宅的老门楼就立在那里，立了很多年。

那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垒成了两米多的高度。石头是山里随处可见的那种，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石缝里填着灰浆，年头久了，灰浆剥落，露出石头本来的颜色。有的发白，有的发黄，有的上面带着隐隐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

门框和门板是实木的，原木色，厚实得很。小时候的我推门要用全身力气，门轴发出沉闷的吱呀声，在巷子里传得很远。门板最顶上钉着铁链，和门框上的门鼻配着用。小时候我够不着，总要搬一块石头，垫在脚下，然后踮起脚，才能锁上门，指尖会留下一股铁锈味。

门楼顶上啊，是麦秆。一层一层铺上去，压得严严实实。爷爷每年春天都会上去添新麦秆，所以从我记事起，门楼的顶一直是厚实的、新鲜的，带着一股干麦秆的香气。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麦秆往下淌，像一道一道的帘子。

门楼底下呢，有三块大的青石板，罗列着铺着，没有缝隙，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被踩得光溜溜的。夏天光脚踩上去，一股凉意从脚心蹿到头顶。门楼两侧各有一块光滑的大石块，方方正正的，表面磨得光光的，可以坐人。爷爷说，那是他爷爷那辈从山上抬下来的，本来打算凿成拴马石，后来没凿，就一直放着。冬天的时候，爷爷坐在上面晒太阳，一坐就是一下午。夏天傍晚，奶奶也坐，手里摇着蒲扇，和邻居家的老奶奶说话，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混在蝉鸣里。

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还有一盘石碾，樱桃树是奶奶栽的。春天开一树白花，初夏结一树红果。樱桃熟的时候，奶奶站在树下，踮着脚够那些最高的枝，够不着就搬个小板凳。我蹲在树下捡，捡一颗吃一颗，吃得满手满脸都是红汁。

石磨在院子西边，挨着墙根。磨盘很大，圆圆的，奶奶用它碾玉米、碾豆子、碾地瓜干、磨豆沫。推磨的时候，她弓着腰，一圈一圈地走，石墨发出沉闷的咕噜咕噜声，在院子里响一下午。我有时候趴在磨盘中间的缝隙里玩，又时候又站在石磨旁边吃饭，磨盘是凉的，石头粗粝，硌得手疼。奶奶说，这盘磨比她的年纪都大。

我家虽然和祖宅隔了一条河，但每天都要往祖宅跑。那条路我走了无数遍，闭着眼都能摸过去，那是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地方。我爷爷原先排行老四，从小被过继给他的大爷，爷爷后来当了民兵连长，用小推车往淮海战役前线运送过物资，一走就是几百里地。我小时候问他，当兵的时候还干什么了，他只是笑，再多的，他不肯讲了。有些事，他带走了，像老门楼墙上的影子，太阳一落，就没了。

爷爷二十五岁那年，娶了奶奶。奶奶比他小八岁，那年才十七。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嫁进一个陌生的村庄，住进这座老门楼，从此开始了她漫长的一生。她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运气好的了。

爷爷走的时候，我上小学。那天下午，我赶回家，爷爷躺在堂屋的床上，身上盖着那床他盖了一辈子的蓝布被子。他闭着眼睛，很安静。我站在床边，叫了一声爷爷，他没答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死亡竟然如此沉默。爷爷推着小车去淮海战役那年，二十二岁。他从这座老门楼底下出发，回来的时候，老门楼还在。他后来当了民兵连长，娶了奶奶，生了孩子，种地，养猪，盖房子，老了，病了，死了。他这辈子，最远的地方，就是淮海战役前线。奶奶走的时候，我在中考结束。那个夏天很长，长得像没有尽头。我记得七月十六的清晨，我爸打来电话说：你奶奶没了。我跑到奶奶家，站在院子，没有哭。我只是想起她站在树下够樱桃的样子，想起她推石磨的样子，想起她坐在大石块上摇蒲扇的样子。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过，像放电影。我想抓住什么，可什么都抓不住。

奶奶去世后，老门楼所在的房子被一分为二。一半归我家，一半归大爷家。这是奶奶留下的家产，兄弟两个一人一半，天经地义。可房子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无人照管。我爸常年在外务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瓦松了没人换，墙裂了没人补，门框开始腐朽。我爸担心，如果他出面去修，将来会和大爷家产生纷争。修了，算谁的？钱谁出？将来分的时候怎么算？这些问题，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他本就性格软，不擅长和人争，更不愿意因为一座老房子跟嫂子闹得不愉快。于是他就那么拖着，看着。门楼顶上的麦秆一年一年地烂。先是漏雨，雨水渗进去，浸着木梁。木梁慢慢地朽了。有一年夏天下了场大雨，门楼塌了一角，又过了两年，剩下的那半边也塌了。所以至今我的手机里也没有一张门楼完整的照片。

没有人吵架，没有人争抢，甚至没有人说一句重话。老门楼就这么安安静静地，从整个村庄最气派的门楼，变成了一堆石头。樱桃树也没了。石磨也没了。可每次回去，我都要去祖宅老门楼的位置站一会儿。

这些年我离开山东，去了很远的地方。远到去过八月十五刚过完就开始下雪的新疆阿勒泰，远到去过冬天不下雪的广州。我在外面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随我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没有解释过。祖宅的老门楼是塌了，可是，我还在，不是吗？

前些年，我想给爷爷奶奶立一块碑，上面刻上名字，刻上生卒年月，刻上简单人口的传承，想着哪怕沧海桑田至少还有一个东西，能证明他们来过，活过。我跟我爸说了。我爸说，你跟你堂哥商量。堂哥是大爷家的儿子，大爷走得早，堂哥算长孙。在村里，这种事要长孙点头。我给我堂哥打了电话，说了想法。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算了吧。他说，立碑是大事，要请人看日子，要摆酒席，要通知所有亲戚。他说，你一个出嫁的闺女，管这个事，名不正言不顺。我没有再说什么。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我又想起奶奶推磨的样子，想起爷爷坐在大石块上晒太阳的样子。我想，他们都不在了。老门楼不在了，樱桃树没了，石磨没了。可总得有个东西留下来吧。

我们这个家族，在他人家族眼里一直是“软”的。我爷爷的亲大哥，年轻轻就去世了，留有一个儿子。爷爷的三哥娶了大嫂，又生了两儿一女。爷爷的二哥，年轻患麻风病去世。一个家族，接连出这样的事，在村里是被人看不起的。我小时候就听邻居家的奶奶说我们这一支：人丁不旺。我回去问奶奶这句话的意思，奶奶不说话，只是把灶膛里的火拨得很旺，火光映着她的脸，一明一暗的。

好像亲戚间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彼此之间像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有的人家的日子过得好些，就看不上其他人。逢年过节的时候聚在祖宅里，表面上热热闹闹，可散了席，各回各家，谁也不知道谁心里想的什么。我小时候不懂这些，只觉得亲戚就是亲戚，后来慢慢长大了，才知道亲戚之间也有远近，也有冷热。

至今碑也没立成。去年秋天，我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山东。孩子第一次见我爸，第一次见山东的村庄。她不怕生，跟在我爸身后，在地里跑来跑去。花生熟了，我爸在前面刨，她跟在后面捡。我站在地头，看着他们一老一小，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跟在我爸身后。他刨花生，我捡花生，那时候我爸还年轻，腰板直直的。现在他老了，腰弯了，刨一垄花生的时候要歇好几次。可他还是在刨。那块地，他种了一辈子。他舍不得扔。

我又想起我小时候，站在老门楼底下，踮起脚，够那个铁门环。我想，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门头立起来。我要让我爸抬起头来走路。当我大学及毕业工作几年后，攒钱将我和我爸住了三十年的三间瓦房翻新为一套四合院，我爸站在新房的院子里看了很久，蹲下来摸了摸新铺的水泥地，说终于平了（未翻新前我家地基比路面要低）。

后来我走了。从山东走到新疆，走到离海最远的地方。很少回来。回去了，祖宅的老门楼也早就不在了。可我总觉得，老门楼还在。它站在我梦里，石头垒的，实木门框，麦秆顶。三块光滑的青石板罗列着，我踩在上面，从第一块跳到第二块，再跳到第三块，嘴里念着一二三。两次的光滑的大石块还在，冬天的时候，爷爷坐在上面晒太阳，一坐就是一下午。夏天傍晚，奶奶也坐，手里摇着蒲扇，和邻居说话，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混在蝉鸣里。樱桃树也在。春天开一树白花，夏天结一树红果。石磨也在，奶奶弓着腰，一圈一圈地走，咕噜咕噜的，响一下午。

老门楼塌了，樱桃树没了，石磨也没了。碑也没立成。可那三块青石板，还在我心里，我踩着它，从山东走到新疆，从少女走到母亲，从过去走到现在。

它不在了。但它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