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王恩献

                    一、石板滩的晨光

      川西平原的晨雾，总是贴着地面走的。

      天还没有大亮，石板滩的青石板路面上，能听见一两声木屐敲击的声音，清脆，又带着些湿意。一个少女背着竹篓，从茨芭店的方向走来。她的步子轻快，像是能把清晨的露水踩碎似的。篓子里装着刚染好的土布，还带着最后一道漂洗后的潮气，沉沉地压在肩上，但她走得毫不吃力，身姿像一根新竹，挺拔而有韧性。

      这就是廖九妹。

      多年以后，石板滩的老人还会对后辈讲起那个早晨。他们说，那天她在川主庙前停下脚步，把竹篓往石阶上一放，双手叉腰，朝东方望了一眼。太阳还没有出来，天边只有一抹淡淡的红光，像是谁在天幕上泼了一碗胭脂。“九妹，你望啥子哟?"有人问她。她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生生的牙齿，没有说话，背起竹篓又走了。

      人们不知道，那个早晨的廖九妹，心里已经装下了一个念头-一个足以震动整个川西的念头。那道天边的红光，后来真的变成了她手中的一盏灯，照进了清王朝最后一片深沉的暗夜里。

      那是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廖九妹出生在金堂县一个叫茨芭店的村子里。这个村子不大，坐落在石板滩附近，是成都东北郊有名的“东山五场”之一。说是“场”，其实就是集镇的俗称，逢场日的时候，四乡八里的人背着背篓、挑着担子涌过来，茶馆里的吆喝声、铁匠铺的锤打声、染坊里的捣衣声混在一起，让这个小镇显出几分热腾腾的生气。

      石板滩的地势很特别，丘山环抱，形似一个张开的簸箕，把整个镇子拢在怀里。这种地形易守难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镇上商贾云集，集市热闹非凡，但附近又常有土匪出没。于是，家家户户都习武，稍微殷实的人家甚至会请武师来教儿女拳棒。这里的女人也不裹脚，在清末的中国，这是一件稀罕事。石板滩的女人赤着一双脚板走在田埂上、石板路上，脚步坚实，好像在踏着大地的心跳走路。

      廖九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二、一个叫九妹的女子

      廖家的祖籍在广东。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她的祖父参加过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那场斗争失败了，清军四处搜捕参与抗英的乡民，廖家不得不离开故土，辗转流落到四川，最后在石板滩落脚，开了一间土布染坊，以此为生。

      祖父老了，但心没有老。他常常把年幼的九妹抱上膝头，跟她讲当年在三元里的故事。他用粗糙的手指指着村外的大路，比划着当年乡民们如何用锄头、铁锹与英国人交锋。讲到动情处，老人的眼睛会放出光来，像是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依然能看到那面在炮火中飘扬的义旗。

      九妹还小，但她听得懂。

      廖家在族中大排行，九妹在姐妹里排行二，在同族中排行第九，所以邻里亲戚都唤她廖九妹。她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还有弟妹，一个九口之家，全靠那间染坊和一亩薄田过活。日子虽然清苦，但廖九妹的身上有一种天生的热力，像一团小火苗，走到哪里都暖烘烘的。        她长相健壮秀丽，不是那种病恹恹的美人胚子，而是一种结实、鲜活的好看，眉目清朗，皮肤被阳光晒成小麦色，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不带一点怯意。

      习武，是石板滩孩子的必修课。九妹从七八岁起就开始跟着村里的武师练拳。她天生敏捷，手脚利索，而且特别能吃苦。同村的孩子练半个时辰就嚷着要歇，她能练一个时辰，大汗淋漓也不肯停下。到十五六岁时，她的武艺已经远超一般男子，拳脚矫健，身手轻捷，一般人在她跟前根本走不上几招。

      除了习武，她也学女红。洗衣做饭、挑花刺绣，样样拿得出手。石板滩的女人讲究"文武双全"，既要能操持家务，又要能在必要时拿起扁担护家，九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聪慧伶俐，据说背书过目不忘，连那些咬文嚼字的诗词也能朗朗上口。

      但廖九妹的心，不在针线上。她的心里装着一个更大的世界。

                     三、铁匠铺的灯火

      石板滩有一家铁匠铺，铺子不大，炉火却日夜不熄。打铁的人叫曾阿义，外号“曾罗汉”。他身材敦实，胳膊粗得像树根，整日里光着膀子，在炉火前抡大锤，铁花四溅。

      曾阿义年轻时在龙泉驿的"兴隆号"铁铺当过学徒，学会了打铁，也学会了看世道的不平。他暗中加入了红灯教，后来又成为华阳县东山五场一带的首领。红灯教是白莲教的支派之一，传到四川后吸收了义和团的教义，主张"反清灭洋"，在贫苦农民中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曾阿义注意到廖九妹，是在一个赶场天。

     那个背着一篓土布的少女从茨芭店方向走来，腰板挺直，步伐如风，走过川主庙的石阶时，顺手扶起了一个摔倒的娃娃。曾阿义蹲在自家铁匠铺门口，正往炉膛里添炭，抬眼看见这一幕，手里的火钳停了一停。

     后来他在武场上见过她与人过招。不是花拳绣腿，是实实在在的拳脚出手利落，脚下生根，一转身一拧腰都带着力道。曾阿义是练家子，一眼就看出这姑娘身上有股子不寻常的东西。不是武艺，是心性。是那种看见不平事就忍不住要拍案而起的血性。

      他试着跟她搭话。起初只是说些家常:石板滩逢场的行情，染坊里新到的靛蓝，乡里谁家的牛又被人牵走了。九妹应着，不多话，但眼睛亮亮的，听得很认真。

      后来话头慢慢转大了。曾阿义跟她讲北方那些头戴红巾的人，怎么跟洋人的枪炮硬碰硬;讲庚子年朝廷签了条约，四川要赔二百二十万两，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连刚出生的娃儿都欠着洋人的债:讲教堂怎么占了良田，教士怎么欺压良善，乡民怎么有冤无处伸。

      他一边说一边偷偷看九妹的脸色。那脸色不是害怕，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沉沉的、像是把每一句话都咽下去、在肚子里慢慢发酵的神情。

      等他说完，九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曾叔，你说的这些，我能做什么?"

                    四、从九妹到观音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年，廖九妹正式加入了红灯教。

      加入之后，她跟着曾阿义学了“神拳”。那是义和团的一套独特拳法，融合了武术与符咒，据说练了可以刀枪不入。廖九妹天资聪颖，加上底子扎实，很快就超过了师父。她的拳术通过石板滩的乡村市场网络口口相传，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茨芭店出了个武艺超群的廖家九妹。

      廖九妹不只是武艺好，她还有一种天生的口才。红灯教设坛传教，她高坐莲台，诵经说法，声音清亮，句句在理。她讲的不是玄之又玄的神仙法术，而是实实在在的百姓疾苦，贪官怎么搜刮民财，洋人怎么霸占良田，教堂怎么欺压良善。她的话语像一柄匕首，直刺入听者的心窝。

      教众们很快发现，这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有一种特殊的禀赋:她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心地善良，对劳苦群众关怀备至，乐于助人。她会把自家的粮食分给揭不开锅的邻居，会在大雨天帮独居老人修补漏雨的屋顶，会在武场上帮后进生校正一招一式而从不嫌烦。团众们打心眼里拥护她，都说她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下凡”。

      曾阿义见廖九妹威望日盛，胆略过人，指挥果断，便主动让贤。有一次集会，他当众宣布:"廖九妹是观音化身，今后团众活动悉归九妹指挥。"从此，廖九妹身着月白短衫，头顶青巾，一派观音装束，人们便称她为“廖观音”。

      那件月白衣衫穿在她身上，并不是端坐莲台的肃穆，而是一种行走在人间烟火的悲悯。她在武场上穿它，在集会中穿它，后来，在战场上她也穿着它。衣襟在硝烟中翻飞，像一面不属于任何朝廷的旗帜，却又比任何旗帜都更像旗帜。

                  五、红灯照，照川西

      一九O二年春，四川大早。赤地生烟，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多以芭蕉根、榆树叶、观音土充饥。然而官府不顾百姓死活，仍向灾民催逼捐税。官逼民反，川西平原的百姓们终于揭竿而起。

      六月十七日，廖观音和曾阿义的部下在龙潭寺东十公里的文昌宫练拳时，与前来捉拿的地方官兵遭遇。双方交战，官兵受挫。义和团乘胜捣毁了当地的一座福音堂，杀死外国教士数人。消息传到成都，川督奎俊急派重兵前来围剿。

      廖观音和曾阿义当机立断，在石板滩揭竿起义。他们打出“灭清剿洋"的旗号，刊印揭帖，揭露教士霸田占房、欺压百姓的罪恶，痛斥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的行径，发出了“都说要把贪官斩，不上粮来不出捐"的战斗呼喊。

      响应的人如潮水般涌来。队伍很快扩充到数千人，在川西各县的义和团中力量最强。起义军成员头戴红巾，腰系红袋，以棚为基层组织单位，每棚以三角红巾为标志，上绣七星，因而又号称"七星五虎团”。

      廖观音的旗号，是一面红色的三角旗。旗上绣着七颗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亲自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月白色的衣襟在热风中猎猎作响。队伍从石板滩出发，沿着乡间的土路向西推进，沿途百姓夹道欢迎，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加入他们的行列。那红色的三角旗在川西平原的绿野中宛如一团流动的火焰，映红了整片天空。

                       六、逼近省城

      一九O二年夏天，廖观音和曾阿义决定进攻成都。

      他们制定了南北夹击的计划。廖、曾率部从北路进逼，同时派人前往仁寿，联络义和团首领熊青禾，约定在同一天从南路会攻成都。

      六月底，廖观音率部在石板滩击败清军后，挥师西进，进驻院山寺。七月二十三日，义军由二台子、院山寺向龙潭寺发起进攻。龙潭寺位于成都东北面，是一个战略要镇，只要攻下了它，两小时即可兵临省城。经过一天的激战，义军占领了龙潭寺。

      消息传到成都，川督奎俊大为震恐，急调重兵前来镇压。为了避开清军的锋芒，廖观音率部撤离龙潭寺，退至院山寺，随即一路向金堂方向转移。他们的队伍所过之处“不扰良民，惟教民遇之必死”，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义军抵达金堂后，终于与金堂义和团首领唐顺天、仁寿熊青禾、简阳李永洪会合。各路义军屯兵火盆山，整个金堂西部完全被义和团控制。

      这时，这支以十五六岁少女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军，已发展到了上万人。他们在四川腹地如燎原之火，让整个清廷为之震动。

                     七、火盆山的埋伏

      在火盆山，廖观音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清廷派出了水师总兵孙烈全，率炮船溯江而上，直奔双江渡，准备从水路攻取火盆山。孙烈全是二品大员，官威赫赫，他手握精兵强将，根本没把一帮泥腿子放在眼里。

     廖观音早已察觉清军的动向，她亲自勘察了火盆山的地形，设下了一个精妙的埋伏圈。她在山坡上隐藏了数千义军，像一只等待猎物的猛虎，屏住呼吸，静待猎物入彀。

      清军的炮船破浪而来，两岸山势渐陡，河道变窄。孙烈全立在船头，抚须而笑，似乎已经看到了攻陷火盆山后的战功和赏银。

      他没有看到山林间那些隐隐约约的红色头巾。

      当炮船全部进入伏击圈时，一面三角红旗突然从密林中升起。紧接着，漫山遍野的喊杀声震天动地，数千义军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冲出，将清军团团包围。

      炮船上的大炮本是远攻利器，如今被义军逼到近前，顿时失去用武之地。清军只好放弃炮船，下船与义军肉搏。但水军岂是义军的对手?义军手中没有火器，只有大刀、长矛和梭镖，但这些都是他们世代在土地和村落里打磨出来的武器，每一把都带着土地的重量和杀敌的决心。双方短兵相接，刀光剑影，鲜血染红了江水。

      这一战，清军几乎全军覆没。总兵孙烈全被当场击毙，其首级被义军割下，祭奠在以往战斗中牺牲的英灵。

      消息传到清廷，举朝震动。一个十七岁的乡下丫头，竟然率众击毙朝廷二品大员，这在天朝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慈禧太后怒不可遏，严令速速剿灭红灯教。

                 八、岑春煊的"攻心计"

      清廷做出了一个重大人事调整: 撤换川督奎俊，调山西巡抚岑春煊率晋军三营入川，全权负责剿灭红灯教。

      岑春煊不是等闲之辈。他曾在北方参与围剿义和团，与袁世凯齐名。此人工于心计，却并非一味冷酷。他读圣贤书出身，知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对付廖观音这种人，硬碰硬是下策，他要用的是“攻心”。

      入川之后，他一边调集大军，一边派人四处张贴告示，言辞恳切，说投降者既往不咎，甚至有赏银可领。        他甚至在私底下对幕僚叹了一句:"那丫头才十几岁，若能为我所用，倒是一员猛将。”

      但叹归叹，该杀的时候，他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这是他的立场，也是他的悲哀。他欣赏她，所以他更要杀她。

      与此同时，他派出密探潜入义军内部，打听廖观音的虚实，收买意志不坚定的人当内应。廖观音的起义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成分复杂，既有坚定的反抗者，也有随大流的盲从者。在官府的利诱下，一些人开始动摇。

      一九O三年一月，廖观音在去简阳与义军首领商议南北两路围攻成都事宜的途中，被叛徒出卖。她在简阳县镇子场(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她的弟弟。她被押解至成都，关在泉司衙门的大牢里。

                         九、公堂之上

      堂审那天，岑春煊端坐公案之后，穿着大红官袍，顶戴花翎，派头十足。两旁刀斧手林立，气氛森严。

廖观音被押了上来。

      她穿着那件月白衣衫，头上没有戴青巾，头发蓬乱，但一双眼睛依然亮得惊人。她站在公堂上，昂首挺胸，没有下跪。

      "大胆反贼，见到本官为何不跪?"岑春煊拍了一下惊堂木。

      廖观音冷笑一声，抬眼直视岑春煊，目光如刀。据当时在场的衙役后来私下传出的说法，她一字一顿地开了口声音不大，但满堂皆惊:

      “大奴才慈禧，小奴才岑老四，都是丧权辱国的东西!  是英雄的，在战场上来取你姑娘的头!”公堂瞬间鸦雀无声。岑春煊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十七岁的丫头，竟敢在公堂上把当朝太后和他一起骂。

      岑春煊强压怒火，但廖观音毕竟是朝廷重犯，他不敢擅自做主，便急奏朝廷，请求处置。他在奏折中写道:“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之人心复因而蠢动，恐外人藉口，当伤正法。”

      朝廷的回复很快下来了:斩立决。

                十、走马街的最后一程

      一九O三年一月十五日，正午。

      成都的冬日，天空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纱。街上的人比往常多，因为那天有一个特殊的刑场 --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要被处斩。

      按照清朝律例，死刑犯不论男女，都要去衣受刑。       

      她被人从监牢里带出来。她的上身已经被剥去了衣衫，但她的脊背依然挺直，她的步伐依然沉着。她的身上没有一丝颤抖。

      从泉司衙门到刑场，要经过走马街、督院街，最后抵达位于锦江下莲池的刑场。这一路上，廖观音泰然自若。她没有低头，没有求饶，没有露出丝毫怯意。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不是因为在发抖，而是因为在骂。

      “慈禧是洋人的大奴才，岑老四是小奴才，红灯教是灭清剿洋的天兵天将!”她的声音清亮，穿透了冬日的寒风，传进街两边每一个围观者的耳中。

      围观的人，有的低头，有的拭泪，有的暗暗点头，但没有人敢出声。街上很静，只有廖观音的声音在回荡。

                        十一、刑场

      锦江下莲池，刑场。

      那是一片空旷的河滩地，冬天的江水青幽幽地流着，不紧不慢，仿佛对岸上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廖观音被押到刑场。

      她依然赤裸着上身，十七岁的少女之躯，在寒风中暴露无遗。但她的神情没有羞辱，没有恐惧，甚至没有愤怒。那张年轻的面孔上，此刻只有一种凛然的平静，仿佛是洞悉了一切之后的豁达与笃定。

      刽子手将一把鬼头刀横在那里，刀身寒光闪闪。有人试图按她跪下，她没有反抗，但她的膝盖触地的一瞬，她依然昂起了头颅。她的眼睛望着天，望着那片灰蒙蒙的天。那片天底下，有她从小长大的石板滩，有她家的染坊，有川主庙的石阶，有铁匠铺里永不熄灭的炉火。

      那里还有她举起的那盏红灯。

      围观的群众中有人开始啜泣。有的女人捂住了孩子的眼睛，有的大汉背过身去，不想看这残忍的一幕。但在黑暗中又有人在悄悄竖起大拇指，在心里说一句:"好样的，九妹。"

      刽子手举起刀。

     廖观音闭上了眼睛。她没有再说话，但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一句话。那句话也许只有石板滩的老人才听得懂。那句话也许只有那些曾经在川西平原上举过红旗的人才能明白。

      刀落下。

     那一刻，河滩地上的灰白色被一片深红浸染，像黄昏的霞光提前落进了锦江。随后，她的身躯缓缓倾倒下去。没有挣扎，没有哀号，像一个终于完成了使命的人，安安静静地，躺进了那片她爱过的土地。

      围观众人无不唏嘘叹息。

      那一年，她十七岁，还不到十八岁的生日。

        十二、最后一盏灯廖观音死了。

      她的红头巾被扔在地上，渐渐被血染透。但她的故事没有结束。在后来的岁月里，石板滩、金堂、成都，乃至整个川西的百姓口口相传，在民谣里、在说书人的口中，那个叫廖九妹的姑娘还活着。她举着一盏红灯，走在川西平原的暮色里，走进每一个讲述者的梦中。

      那盏红灯，从一九O一年到一九O三年，只亮了不到两年。但它照亮过那片土地，照亮过那些在黑暗中匍匐的人的眼睛。它的光虽然微弱，但足以证明，在那样一个晦暗的年代里，曾经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女，用自己的生命给天地点了一盏灯。

      灯灭了。但光不灭。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廖观音的名字不会经常出现。她不是被写进正史的人物，她的名字只存在于野史笔记、地方志书、以及川西百姓的口头传说中。但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束光——她证明了一个道理:当黑暗足够浓稠的时候，一盏灯不会被淹没。

                     十三、回望石板滩

      离开石板滩的那个早晨，那个背着竹篓的少女，曾经停下脚步，朝东方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里有一团火，那团火后来变成了红灯照。

      红灯照，照川西。

      川西的百姓记住了她。

      红灯照过的每一寸土地，至今还在发光。

      那光，不是烟火的喧嚣，不是战旗的烈烈，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脉动，一种穿过百年时光依然能让人心头一震的无言之语。

      在成都走马街和督院街的拐角处，今天的行人可能会无意间放慢脚步，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什么古老的气息。那里有一个十七岁少女最后一次行走时留下的足迹，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还在。

      那块染红了的河滩地，也在锦江边静静地躺着。后人走过下莲池，总有人会俯下身去，望着那无声流淌的江水，轻轻说一句:

      九妹，你走得冤啊。

      然后他站起来，擦擦眼角，转身走进车水马龙的街道里。但在他的心里，有一盏灯已经悄悄点亮了。

      那盏灯，是这个民族骨子里永远不曾熄灭的、对光明的信念。

      石板滩的染坊早已不复存在，铁匠铺的炉火也早已熄灭，但那条青石板路还在，武场的桩坑还在。每年农历的某一天，石板滩的老人还会在村头摆上香烛，对着天空说一句:“九妹，回来看看吧，这世道，天亮了。”

      那不是招魂，那是一种呼唤。一个民族对英雄的记忆不会消失，它像一条暗河，在大地深处流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浮出水面，但它一直在。

      就像廖九妹——那个十七岁的少女——她举起的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