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积中苦心经营十年之余的黄崖寨土崩瓦解，万余寨民与附近百姓惨遭屠戮，官府却没有从山寨里找到半点谋反的证据。阎敬铭感到无法向朝廷交代，便责成王正起、王成谦、王心安三人务必寻来证据。三王惶悚返山，遍搜山寨，仍未查到可做谋反罪名的证据。他们无意之间发现一箱戏衣，便借题发挥，命人寻来7位缝工，将戏衣改为太平天国号衣及龙袍等物，又将黄幔改制成太平天国旗帜，而后杀死缝工灭口。于是，张积中谋反便有了"铁证"。

黄崖山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冤案，当时就有人愤而不平。泰安学人汪宝树曾游黄崖山，会晤张积中，闻变后写下《吊黄崖》等诗文，抒发悲愤，为蒙难者鸣冤叫屈①。武定府人李佐贤更是直接称黄崖寨为"桃花源"。他在《焚桃源新乐府》诗中大声疾呼："民言入桃源，初意似避乱，谁知避乱翻蒙乱。有何攀，不可道。不争不斗不抗违，竟从叛逆一例看。旁观侧目呼奇冤、干秋谁断此疑案。" 

北宗太谷学派被打压后，南宗依然存在。40年后，御史乔树楠南下苏州，投师太谷学派，引见人便是太谷学派南宗掌门人李光炘的得意弟子、《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或许因为乔树楠官任御史之故，太谷学派中人就请他代为张积中一案吁请昭雪。乔树楠于次年呈奏了吁请昭雪的奏疏，清廷派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彻查具复。然而杨士骧见事体重大，涉及面太广太杂，把已经草拟的奏稿搁置下来，由此张积中黄崖山案始终未得定论。倒是刘鹗在他的《老残游记》中力图为张积中翻案昭雪。

据诸多专家考证，《老残游记》第八回至第十三回写武城知县申东造派其弟申子平到桃花山访求江湖奇侠刘仁甫，文中隐写的"西峰柱史"便是影射张积中，而申子平恍如走进桃源仙境的描写，即是黄崖山及其周边山色美景的真实写照。

儒家学说经过西汉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经学，又经程朱陆王的第二次改造，发展为宋明理学，被专制政权所采纳，上升为官方的主流文化，在各种文化中起到了主导、统摄和挟制的作用。其他各种文化，要么向专制文化"臣服"，与之融合，得以生存和发展（如佛教、道教文化）；要么就是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排斥打压，逐渐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如墨家非攻兼爱文化等）。经过两次改造后的儒家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三纲五常"，其中的核心是"三纲",而"三纲"的核心又是一"纲"，即"君为臣纲"，父子之纲和夫妇之纲都要服从于君臣之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天子"，是绝对的权威，即"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

一切都要以皇帝为中心、为转移，而经学和理学就是以"三纲"为主要思想武器，忠实地捍卫着帝王的封建统治。这种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各级官吏，以效忠皇帝、剪灭异已为己任，决不允许"王土"之内的独立王国存在，更不允许不臣之人的现身。黄崖惨案表面上看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实质上是专制文化对另类文化的绞杀。封建制度决不会容忍"世外桃源"的存在，专制文化摧残自由文化势在必然。

黄崖山寨的败因，与张积中的文化个性也有密切关系。太谷学派自创立起，就被官方视为旁门邪道，斥之为"妖教"，创始人周太谷因此被捕入狱，死于非命。张积中作为北宗领袖，传承了周太谷的文化个性，敌视官府，仇恨官吏，誓死不相往来，拒绝沟通交流。性格决定命运。张积中的极端文化个性，导致了以悲剧收场。而太谷学派的南宗领袖李光炘却是另外的结局。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面临重大危机。作为太谷学派的南宗领袖，李光炘通过强化与地方社会力量的联系，努力改善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构建全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他还通过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规范学派内部的组织活动，不断加强和彰显其学术属性，淡化其宗教神秘色彩，使太谷学派的社会生态系统得到明显改善。李光析主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太谷学派继续得到发展并发扬光大。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存在着文化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兼容现象。历代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专制政策，是既形之法律，又认真实践的。但是，传统思想文化政策中也夹带着自由主义因素，若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中华文明史上文化的繁荣与思想的发展。封建王朝的专制文化政策具有很强的定向性，它控制与管理的重点是涉及王朝政治、尤其是涉及皇权的那部分内容即政治思想的专制，对于此外的各种思想意识与文化却是兼收蓄。太谷学派南北两宗的成败，就是这种文化政策导致的鲜例。作者：李士民

作者简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作家协会会员、长清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