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荷戟独彷徨：论鲁迅先生在寂寞、苦闷与彷徨中的深潜与奋起
李千树
一、两间余一卒
鲁迅先生是否寂寞？答案是肯定的。非但寂寞，他更曾深陷苦闷与彷徨之中。这有他自己的诗为证。1933年，应日本友人山县初男之请，鲁迅在赠予的小说集《彷徨》扉页上题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所载，末句原作“荷戟尚彷徨”，“尚”有“仍在”之意，后收入《集外集》时改为“独”。一字之易，况味迥然——“尚”字见其未曾放下，“独”字见其无人并肩。无论何者，皆指向同一个事实：五四退潮之后，这位曾经的文化旗手，确确实实成了一名布不成阵的游勇，荷戟而立，四顾苍茫。
二、寂寞与彷徨之根源
鲁迅的寂寞，根植于一个特殊而冷酷的历史夹缝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如疾风暴雨，声势固然浩大，但它所摧毁的，不过是表面的某些东西，清扫了某些浮尘与垃圾，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根基，更未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与控制的现状。政治上的分裂与腐朽、军阀混战、豺狼环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格局始终不曾改变。上层统治集团依然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知识界学术界则依旧醉生梦死，鸳鸯蝴蝶，灯红酒绿，或埋首故纸堆，或躲进象牙塔。
更为切近的打击，来自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鲁迅后来在《自选集》自序中坦言：“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伴，或升官发财，或隐退避世，唯独他自己，既不愿高升，又不甘退隐，前进又不知路在何方。这种被时代与同伴同时遗落的感受，构成了他寂寞最直接的来源。
而这一切的底色，是那个著名的“铁屋子”比喻。《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这铁屋子，既是旧中国的隐喻，也是他自身处境的写照——他唤醒了少数人，却发现自己同样困在屋中，既无力破壁，又不忍沉默。正是这种“清醒地被困”的处境，催生了他最深层的苦闷。
三、从呐喊到彷徨
《呐喊》与《彷徨》之间，横亘着一道不易觉察却至关重要的精神裂谷。
《呐喊》时期，鲁迅尚抱“听将令”的觉悟，即便是“虚妄的希望”，也要“大嚷起来”，以慰藉那些寂寞的奔驰者。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那时的创作“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或‘遵命文学’，只不过遵的是‘革命前驱者’的命令”。然而到了《彷徨》时期，他已不再强颜欢笑。1924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十一篇小说，不再为安抚他人而添上光明的尾巴，而是直面那个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祝福》中祥林嫂的毁灭，《在酒楼上》吕纬甫的颓唐，《孤独者》魏连殳的扭曲，《伤逝》涓生与子君的理想幻灭——这些人物不再是阿Q、狂人那样带有寓言色彩的典型，而是一批清醒的受难者，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既无法安身于旧屋，又找不到通往新世界的坦途。
与此同时，1924年至1926年间创作的散文诗集《野草》，更是一部精神自剖的实录。研究者指出，西三条时期是鲁迅“兄弟失和后陷入第二次绝望”的关键时期，写于“老虎尾巴”的《彷徨》与《野草》，是“绝望中梳理矛盾清理自我的过程，经过惊心动魄的生命追问”，鲁迅终于战胜绝望。《野草》追问的终点，恰恰成为“杂文自觉”的起点。
四、深潜与自处
然而，鲁迅之为鲁迅，恰在于他即使深陷寂寞与彷徨，也从未消沉与堕落。他的方式是深潜，是冷静观察，是深刻洞察，是严肃解剖——既剖析社会，更剖析自己。他在积聚力量，以等待时机，再度爆发。
这种深潜的姿态，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绍兴会馆时期，他就以“钞古碑”的方式打发沉默的岁月。研究者记载，1917年前后，鲁迅“经常坐在补树书屋院子里的大槐树下，誊抄古碑，思接千载”，“借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和校勘古书‘麻醉自己的灵魂’”。这看似消沉的举动，实则是一种蓄力的方式——他以古籍金石为媒介，在漫长的沉默中沉淀思想，磨砺笔锋。后来钱玄同到访，一番“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劝说，便点燃了他沉默中积蓄的能量，于是有了《狂人日记》的诞生。
在《彷徨》与《野草》的创作时期，这种深潜呈现出更为激烈与内敛的形态。他不再向外寻求慰藉，而是将目光转向自身，在《野草》中以散文诗的形式进行近乎残酷的自我拷问。《影的告别》《墓碣文》《死火》等篇章，无一不是在与自身的黑暗搏斗。但搏斗的终点，不是沉沦，而是澄明。正如研究者所论，“经过惊心动魄的生命追问，鲁迅终于战胜绝望，完成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
五、从深潜到出击
深潜之后，必有出击。鲁迅的奋起，并非突然的转向，而是长期积蓄之后的自然喷薄。其标志之一，便是他与中国革命者之间日益深厚的“同怀”之情。
他与瞿秋白的交往，是这段精神史中最为动人的篇章。1932年，两人正式订交，此后一见如故，如许广平所回忆，“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又如没有隔阂的骨肉亲人”。鲁迅手书集句对联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十四个字，绝非寻常的文人酬答，而是一个在寂寞中跋涉了太久的灵魂，终于觅得知音的由衷感叹。瞿秋白曾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却与鲁迅在翻译、杂文、编选等多个领域深度合作，鲁迅修改他的杂文后以自己的笔名发表，两人共同编书、选文。这种超越年龄与身份的心灵共振，正是鲁迅从孤独走向结盟的生动写照。
更为震撼的，是鲁迅与方志敏之间的精神联结。1935年，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大量文稿，临刑前通过秘密渠道辗转将遗稿与信件送达上海，交给了鲁迅。据冯雪峰回忆，1936年4月他从陕北到达上海后，“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并说“收到已经有几个月了”。一个被囚禁、即将赴死的革命者，将最后的文字托付给一位素未深交的文人；而这位文人，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日子里，冒着巨大风险为烈士守护、传递了这份遗言。这种托付与守护之间，是无需言说的信任，更是精神上的认同。
鲁迅还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而由衷高兴。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即将冲破黑暗旧中国的曙光。那个曾经在绍兴会馆里“钞古碑”以麻醉灵魂的人，那个在“铁屋子”里犹豫是否要唤醒沉睡者的人，终于在革命的实践中找到了铁壁被打破的可能。
六、小结：反抗绝望的意志
1932年，鲁迅作《自嘲》一首。彼时白色恐怖正炽，正直作家多遭打压，他的处境亦极为险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写下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的句子。这不是激昂的宣言，而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在认清了现实的全部残酷之后，依然选择站立的自白。
鲁迅先生的伟大，不在于他从未寂寞。恰恰相反，他的伟大在于他寂寞而不消沉，苦闷而不放弃，彷徨而不止步。他以深潜为退守，以自剖为武器，以积蓄为蓄势，终其一生，都在“反抗绝望”。他“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早年诗句，竟成了他一生的谶语——无人理解也好，寂寞彷徨也罢，他始终没有放下那杆戟。
他的寂寞，是先行者的寂寞；他的苦闷，是清醒者的苦闷；他的彷徨，是“有进取、有奋斗”的彷徨，而非颓唐的彷徨。正是在这寂寞、苦闷与彷徨之中，一个“骨头最硬”的“民族魂”逐渐锻造成形。这正如他自己所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而鲁迅先生，正是那个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始终未曾放下手中之戟的大写的人。
2026年9月28日晨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