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玉读尹玉峰《课本插画》有感丨世界文学艺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

陈中玉读尹玉峰《课本插画》有感丨世界文学艺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精华热点

26-09-28 10:22 674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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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课本插画

尹玉峰（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老厂区的新墙皮掉了，露出

旧墙皮还红着的画，老工人

攥着扳手，站在机床前

脸上的煤灰还没擦干净

嘴角却咧得能塞进半块窝头

那时候的课本插画，连补丁

都画得认认真真，抽

冰尜的孩子棉猴袖口

磨出毛边；戴着狗皮帽子

的车把式吆喝马匹，没人

觉得“土气”是丢人

的事，每一个沾着

烟火气的身影都站在光里

从画面中认出别人和自己

现在的街边电子屏上饭圈

文化得意，各类星腕亮得

晃眼，忘乎所以

精致的青年举着

咖啡站在中央商务区‌。工人

农民的形象被磨得没了棱角

一群网红打卡在工人

农民博记忆物馆一尘

不染的车间厂房、温室田地里

再也找不到半分当年的烟火气

孩子的画本里没有弹弓

和玻璃球；只有上不完

的兴趣班，刷不完

的习题；再也不会

在田埂上疯跑，再也摸不到

带着温度的车间机床，他们

从插画里认识的世界

是被精心包装的成功

模板，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

被画面刻意避开的劳动汗水

那些隐在时代背景里

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痕迹，才是托着整个时代继续

往前走的、最平实厚透的肌理

(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作家诗人）

为那些被遗忘的劳动者形象重新赋光

——读尹玉峰《课本插画》有感

作者：陈中玉

墙皮剥落见旧红，老厂区里忆劳工。

煤灰未净笑犹暖，扳手轻攥立如松。

补丁针脚认真处，毛边袖口烟火浓。

当年插画皆入圣，万般平凡皆是虹。

——陈中玉《七律·读〈课本插画〉有感》

电子屏前星斗斜，何人举盏立繁华。

车间已作观瞻物，田埂空留记忆花。

机器余温谁复问，汗珠坠地自成痂。

须知厚透平实理，撑起乾坤是万家。

——陈中玉《七律·再读〈课本插画〉有感》

玉峰先生的《课本插画》是一首在平静叙述中暗藏惊雷的现代诗。它表面上追忆旧时课本插画的美学风格，实则为一几代人的精神成长史立传，更为当下被消费主义与成功学裹挟的集体心理敲响警钟。这首诗以“插画”为切口，剖开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层变迁。它像一枚楔子，打入集体记忆与当下现实之间的缝隙，逼迫我们正视那些被“精致”包装所遮蔽的劳动、汗水与真实生活。

然而，在进入这首诗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面对一个方法论问题：如何避免让“怀旧”本身成为另一种遮蔽？旧日的课本插画固然有其真诚与温度，但它是否也存在着某种理想化乃至宣传性的建构？“站在光里”的劳动者形象，在赋予尊严的同时，是否也承担着意识形态动员的功能？只有先悬置对“过去”的浪漫化想象，我们才能真正听见尹玉峰诗中那声叹息的复杂回响——它既是追忆，也是警醒；既是对旧日插画的致敬，也是对今日文化生产机制的质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触及了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命题：课本插画作为一种“视觉无意识”，如何塑造了几代人的价值坐标系？此处所谓“视觉无意识”，借自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教育系统通过看似中立的图像、语言与仪式，将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念编码为“自然的”“普遍的”“不言自明的”常识。课本插画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最隐蔽也最有效的部件之一：它不靠强制，而靠审美；不靠说教，而靠感染；不靠禁令，而靠“自然而然”的视觉习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是“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课本插画中的劳动者形象，正是在儿童尚未具备批判意识时，便通过“认出”机制将其询唤为“劳动阶级的后代”或“历史的参与者”。这一询唤在旧日具有历史进步性，在当下则服务于另一种主体化工程。当我们谈论“课本插画”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一幅幅图画，而是一整套关于“谁值得被看见”“什么值得被记住”“怎样的生活值得过”的隐性教育。尹玉峰的诗歌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正因为它将这套隐性教育从集体记忆的暗处打捞出来，置于批评的聚光灯下。本文试图沿着这一思路，对原诗进行逐层拆解，并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对“劳动可见性”这一核心命题的理论思考。

一、剥落与显露：旧日插画中的“光”及其悖论

诗的开篇极具画面感：“老厂区的新墙皮掉了，露出／旧墙皮还红着的画”。这不仅是建筑的物理现象，更是一种隐喻——时间的剥落让旧日的“底色”暴露在我们眼前。值得细究的是“红着”一词：它不是“红的”，而是“红着”，一个进行时态，仿佛那旧日的色彩仍在呼吸，仍保持着某种未完成的生命力。这种“剥落—显露”的动作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时间性的创伤：新墙皮代表当下的覆盖与遗忘，旧墙皮代表被压抑的记忆的顽强返场。墙皮的剥落是偶然的、被动的，正如我们对历史的回望，往往也始于某种不经意的裂隙。

从诗歌形式来看，开篇两行以跨行断句的方式将“露出”与“旧墙皮”分隔，制造了一个短暂的视觉停顿。这个停顿极为关键：它模拟了“剥落”的时间过程，让读者在阅读的间隙中体验“显露”的延迟。形式在此成为意义的延伸——墙皮的剥落需要时间，记忆的显露同样需要时间，而诗歌的分行正是对这种时间性的模仿。更进一步看，全诗采用口语化、克制、反讽的语调，这种语调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它不煽情、不呐喊，而是以平静的叙述完成批判——这种克制恰恰是最大的力量。当诗人写下“嘴角却咧得能塞进半块窝头”时，他没有使用任何形容词去渲染“幸福”或“满足”，而是让细节本身说话。这种“让细节说话”的语调策略，拒绝将劳动者形象再次纳入某种情感框架，无论是同情的、赞美的还是怀旧的。语调的克制，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最高尊重。

那个“攥着扳手，站在机床前”的老工人，“脸上的煤灰还没擦干净／嘴角却咧得能塞进半块窝头”，这种粗粝而真挚的形象，构成了整首诗的情感锚点。但我们需要追问：这种“真挚”是如何被建构的？煤灰与笑容的组合，恰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中“苦中有乐”“劳动光荣”的经典修辞。它当然包含真实的尊严感——那个时代的劳动者确实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认同——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被精心编码的视觉政治。画者“认认真真”地画补丁，固然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但这种“认真”本身也是那个时代文化生产机制的要求：插画不是个人艺术表达，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载体。

然而，恰恰是这种“被建构的真挚”，比当下的“精致的虚假”更值得我们深思。尹玉峰写道：“那时候的课本插画，连补丁／都画得认认真真，抽／冰尜的孩子棉猴袖口／磨出毛边；戴着狗皮帽子／的车把式吆喝马匹，没人／觉得‘土气’是丢人／的事”。这里的关键词是“认认真真”——它指向的是一种文化态度：对劳动者形象的认真，对生活细节的认真，对历史真实的认真。这种认真，使插画中的每一个身影“都站在光里”。

这“光”是双重的：既是绘画艺术中赋予主体的高光处理，更是那个时代赋予普通人的价值光芒。在那些插画中，劳动者不需要被“滤镜”修饰，他们的价值内在于自身的劳动实践。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光”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它将劳动者置于舞台中央，却也可能遮蔽了劳动本身的艰辛与异化。当“嘴角咧得能塞进半块窝头”成为标准表情，那些疲惫、沉默、愤怒的劳动者形象便失去了表达空间。旧日插画中是否存在对劳动者“去性别化”“去个体化”的倾向？那些永远微笑、永远昂扬的面孔，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个体经验的复杂性？这些追问不是要否定旧日插画的真诚，而是要将“怀旧”从感伤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对文化生产机制的清醒审视。

因此，对旧日插画的追忆，不应是对某种“黄金时代”的简单回归，而应是对一种文化态度的呼唤：那种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置于表现中心的自觉，那种拒绝将劳动者他者化、奇观化的伦理立场。这正是尹玉峰诗中“从画面中认出别人和自己”的深意所在——“认出别人”在前，“认出自己”在后，意味着只有先承认劳动者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建立自我与历史的联结。这个顺序不可颠倒：如果先“认出自己”，则容易将劳动者形象纳入自我投射的框架，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挪用；只有先“认出别人”的独立存在，才能建立真正平等的认同。

二、磨平与遮蔽：当下镜像中的三重消解

诗歌的第二部分情绪骤转，将镜头从旧墙皮摇向“现在的街边电子屏”。这里，“饭圈文化得意，各类星腕亮得／晃眼，忘乎所以”。这是一个被霓虹与流量照亮的时代，但光芒的中心已不再是劳动者。尹玉峰在此展现了精准的社会观察力，他并非笼统地批判“消费社会”，而是呈现了三种不同层面的消解机制。

第一重是“饭圈文化”对“光”的挪用。饭圈文化中的“星腕”同样被“光”照耀，但这光不再是赋予劳动者尊严的价值之光，而是流量经济中的注意力之光。它的核心逻辑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曝光即价值”。当“亮得晃眼”成为成功的标志，劳动者在机床前流下的汗水便失去了可见性。这不是简单的“世风不古”，而是注意力经济对劳动价值的系统性替代：在流量分配的逻辑下，一个工人的一天劳动，不如一个网红的一秒直播。值得注意的是，“忘乎所以”一词在此具有双重讽刺：它既描述了“星腕”们的自我膨胀，也暗示了“光”本身的异化——当光不再照亮价值，而只照亮曝光度，它便成为“忘乎所以”的帮凶。

第二重是“精致的青年”对“光”的私有化。那个“举着咖啡站在中央商务区”的形象，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新型主体。他的“精致”建立在对“粗糙”的排斥之上：咖啡对应煤灰，商务区对应老厂区，举着对应攥着。这一系列空间与身体的对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劳动被重新定义为“低端”的、需要被“升级”或“转移”的东西。当“工人农民的形象被磨得没了棱角”，这种“磨”不是自然的磨损，而是一种文化暴力——它通过将劳动者形象边缘化、符号化、甚至审美化（如“工人农民博物馆”中的怀旧消费），完成了对劳动价值的象征性取消。诗中“磨”字的选用极为精准：它不是“删除”，而是“磨平”——删除会留下痕迹，磨平则彻底消除棱角，让一切变得光滑、安全、可供消费。这种“光滑美学”的本质，是将劳动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劳动者不再被看见为“生产者”，而是被看见为“怀旧消费品”或“励志符号”。

第三重是“博记忆物馆”对“光”的博物馆化。尹玉峰在此处故意将“博物馆”拆解为“博记忆物馆”，这一文字手术极为精妙。“博物馆”本是保存记忆的场所，但加上“博”字，便暗含了“博取”“博眼球”的消费逻辑。那些“一尘不染的车间厂房、温室田地”，恰恰因为其“一尘不染”而丧失了作为劳动场所的真实性。真正的车间不可能一尘不染，真正的田地不可能温室化。当劳动场所被改造为供人观赏的“记忆物”，劳动本身便从鲜活的实践沦为被消费的景观。“再也找不到半分当年的烟火气”，不是因为记忆消失了，而是因为记忆被包装成了商品。这里的“烟火气”不仅指炊烟、煤灰、机油等物理痕迹，更指代一种未经修饰的生活质感——它是劳动过程中自然留下的痕迹，是人与物之间真实互动的证据。

这三重消解的共同后果，是“劳动”从价值中心退场。在旧日插画中，劳动是“光”的来源；在当下镜像中，劳动成为“光”的缺席者。孩子们在“上不完的兴趣班，刷不完的习题”中成长，他们的世界图景从一开始就被窄化为“成功模板”的复制。而“成功”的定义，已经被流量、精致、消费所垄断。诗中“再也摸不到带着温度的车间机床”一句，尤其令人心惊——“温度”的丧失，意味着身体经验的丧失，意味着人与劳动之间的感性联结被切断。当劳动只剩下“打工人”的自嘲和“搬砖”的无奈，它便不再是创造价值的荣耀，而成为需要被逃离的宿命。

在此，我们触及了原诗一个极为深刻但未被充分展开的命题：“劳动可见性”的消逝。在旧日插画中，劳动是可见的——不仅可见，而且被置于视觉中心；在当下镜像中，劳动是不可见的——不仅不可见，而且被系统地边缘化。这种“可见性”的变迁，不仅是美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为“可见”意味着“被承认”，“不可见”则意味着“被抹除”。当劳动者的形象从课本插画、从电子屏、从公共空间中消失，劳动本身便失去了被讨论、被尊重、被认同的符号基础。

三、从“认出”到“失忆”：精神断乳的深层机制

这首诗歌最深沉的力量，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精神困境：我们正在丧失“从画面中认出别人和自己”的能力。这一能力的丧失，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文化教育机制完成的。

课本插画作为最基础的文化媒介，其功能远不止“美化版面”。它是儿童认知世界的最初窗口，是价值观念最潜移默化的载体。当旧日插画将工人、农民、战士置于画面中心，它实际上在完成一项重要的精神工程：让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劳动”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那个从画面中认出父亲的孩子，那个从抽冰尜的袖口毛边中认出自己的孩子，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审美愉悦，更是一种阶级归属感与历史位置感。他们知道，自己是劳动者的后代，是历史前进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这里需要引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洞见：教育系统通过看似中立的“符号暴力”，完成社会结构的代际传递。课本插画正是这种“符号暴力”的典型载体——它以审美的方式，将特定阶层的形象、趣味、价值编码为“自然的”“普遍的”“值得向往的”。在旧日插画中，这种“符号暴力”服务于劳动者阶级，具有历史进步性；而在当下镜像中，这种“符号暴力”则服务于消费主义与精英主义，具有新的压迫性。尹玉峰诗歌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揭示了这种“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历史性翻转。

而当这幅画面被替换为“精致的青年举着咖啡站在中央商务区”，被替换为“上不完的兴趣班，刷不完的习题”时，孩子们所“认出”的，是一个被封闭在成功学单行道上的自己。他们无法从这些画面中认出“别人”——那些在田间、在车间、在凌晨扫街、在深夜送外卖的别人。因为那些别人，根本不在这些画面里。这不是简单的“忽视”，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看不见”。当劳动者的形象从课本插画中退场，劳动者本身便从孩子们的认知地图中消失。他们可能每天路过建筑工地，却“看不见”那些建筑工人；他们可能每天收到外卖，却“看不见”那些骑手。这种“看不见”，不是生理上的失明，而是文化上的失语——他们缺乏一套符号系统去理解、命名、认同那些劳动者的存在。

这是一种双重的失忆。对孩子们而言，他们失去了通过课本插画这一最基础的文化媒介，去接触、理解、认同劳动阶层的机会。他们的世界图景从一开始就被窄化为“成功模板”的复制。而对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失去了将“劳动”与“价值”、“普通”与“伟大”建立内在联系的符号系统。当“工人农民”只能以“博物馆”的形式被记忆，当“劳动”只能以“兴趣班”的对立面被认知，我们实际上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悄无声息的“去劳动化”改造。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去劳动化”改造伴随着一种认知暴力：它不仅让劳动者变得不可见，还让“不可见”本身变得自然化。当孩子们“从插画里认识的世界／是被精心包装的成功／模板”，他们不仅不知道劳动者的存在，更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失忆——不仅忘记了过去，更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另一种认知框架。正如诗人所写：“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被画面刻意避开的劳动汗水／那些隐在时代背景里／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痕迹，才是托着整个时代继续／往前走的、最平实厚透的肌理。”这里的“没有人告诉他们”具有双重意味：既指没有教育者去传授，也指没有文化媒介去承载。当劳动从视觉文化中退场，关于劳动的记忆便只能依赖口耳相传，而口耳相传在电子媒介时代显得格外脆弱。

四、“平实厚透的肌理”：一种艰难的重建可能

诗歌的结尾，将希望寄托于对“肌理”的重新发现：“那些隐在时代背景里／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痕迹，才是托着整个时代继续／往前走的、最平实厚透的肌理。”这是一个极具质感的词汇。“肌理”意味着触摸感、温度、粗糙与真实。它拒绝光滑，拒绝“一尘不染”，拒绝被“精心包装”。它是时代皮肤的纹路，是无数普通人生活痕迹的累积。与“肌理”相对的是“光滑”——“一尘不染”的车间、“精心包装”的成功、“磨得没了棱角”的形象，都是光滑的。“肌理”是对“光滑”的反抗，是对“被磨平”的拒绝。

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重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首先，是文化生产机制的困境。在流量经济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劳动者形象很难获得持续的、非奇观化的呈现。即便有“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文学实践，它们往往也被纳入“苦难叙事”或“励志叙事”的框架，难以真正进入主流文化视野。尹玉峰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它虽然深刻，但仍然只能以“纯文学”的形式存在，难以进入课本、进入课堂、进入孩子们的日常阅读。这是“劳动可见性”重建面临的首要困境：批判的声音存在，但传播的渠道被垄断。更具体地说，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将“劳动”限定在两种可接受的呈现模式中：要么是“感动中国”式的英雄叙事，要么是“打工人”式的自嘲叙事。前者将劳动神圣化，后者将劳动矮化，两者都回避了劳动作为日常实践的平凡性与复杂性。

其次，是教育体制的惯性。课本插画的变迁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是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对“成功”的单一定义。只要“兴趣班”“习题”仍然是孩子们生活的主旋律，课本插画的变化就只能是表面的修补。教育体制的惯性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教师的认知框架中。当教师自己也是在“成功学模板”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很难将“劳动价值”的意识传递给学生。这是“文化再生产”的悖论：要打破循环，需要跳出循环的人；但跳出循环的人，恰恰是循环所无法生产的人。这一悖论的破解，不能依赖教育系统内部的自发调整，而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如劳动教育的制度化、课本插画设计的民主化、底层文学的经典化等。

再次，是代际经验的断裂。当越来越多的孩子与劳动者日常生活失去直接接触，他们对“劳动”的理解便只能依赖二手媒介。而二手媒介中的劳动形象，往往已经是被过滤、被修饰、被安全化的。这种“断裂”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直接经验，所以依赖媒介；因为媒介的偏见，所以形成错误认知；因为错误认知，所以不愿接近真实劳动——于是更加依赖媒介。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创造直接接触的机会，而这在城市化、电子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尹玉峰的诗歌本身，就是一种重建的努力。他通过将“课本插画”从集体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通过赋予“平实厚透的肌理”以诗意的光芒，实际上在完成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为那些被遗忘的劳动者形象重新赋光。这光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赋予，而是来自诗歌语言的内部——来自“煤灰”与“窝头”的并置，来自“补丁”与“认真”的搭配，来自“弹弓”与“玻璃球”在诗行中的回响。

这种“赋光”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认知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劳动不是“低端”的，而是“平实厚透”的；普通不是“平庸”的，而是“托着整个时代”的。这个框架不是通过政策宣讲或道德说教建立的，而是通过文化表达——通过像《课本插画》这样的诗歌，通过重新审视我们如何书写、如何绘画、如何拍摄、如何记忆。当尹玉峰写下“连补丁／都画得认认真真”时，他实际上在呼唤一种“认真的”文化态度：对劳动者形象的认真，对生活细节的认真，对历史真实的认真。这种认真，在今天这个“星腕亮得晃眼”的时代，显得格外稀缺，也格外珍贵。

更重要的是，这种“赋光”并非简单地回到旧日插画的模式。它不是将劳动者重新置于“光里”以供仰视，而是将“光”本身重新定义为“平实厚透的肌理”所散发的光芒。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光，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被发现的；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被承认的。它要求我们放下对“成功”的执念，放下对“精致”的迷恋，放下对“土气”的鄙夷，去真正看见那些“隐在时代背景里”的普通人，去承认他们的汗水才是托着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往前走的、最平实厚透的肌理。

结语：谁才是真正的“光”？

读罢《课本插画》，一个问题久久萦绕：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光”？

在旧日的插画里，光打在劳动者的脸上，是一种赋予尊严的、仪式性的光。但这种光并非没有代价——它可能遮蔽了劳动的艰辛，可能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单一的微笑。在当下的电子屏上，光打在“星腕”身上，是一种消费性的、炫目的光。这种光的代价更为明显：它让劳动者变得不可见，让劳动价值变得不可说。

而尹玉峰让我们看到，还有第三种光——它藏在“平实厚透的肌理”之下，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痕迹里，藏在那些被刻意回避的汗水与劳作中。这种光不耀眼，不炫目，但它才是最持久、最恒定的光源。它不照亮舞台，却照亮了舞台得以搭建的地面；它不装饰画面，却构成了画面得以存在的底色。这种光，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被发现的；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被承认的。

这种光，就是劳动本身的光芒。它不需要被“美颜”，不需要被“滤镜”，不需要被“磨平棱角”。它存在于每一道补丁的针脚里，每一抹煤灰的颗粒里，每一滴汗水的咸味里。它是“平实”的，因为它拒绝浮华；它是“厚透”的，因为它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重量。只有当我们学会看见这种光，我们才能真正“从画面中认出别人和自己”——认出那些托着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往前走的、沉默而坚韧的劳动者，认出我们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后代、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真正位置。

这首诗让我重新翻开了自己童年的课本。那些泛黄的插画里，农民伯伯的锄头、工人叔叔的扳手、解放军叔叔的钢枪，曾经是我认知世界的最初窗口。我不知道，今天的孩子们课本里画着什么。但我希望，在某个角落，还有一双手，在认真地画着一道补丁、一抹煤灰、一缕汗水——因为那才是托着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往前走的、最平实厚透的肌理。我也希望，当我们的孩子翻开课本时，他们不仅能看到“成功”的模板，更能看到那些支撑“成功”的、沉默而坚韧的劳动者身影——因为只有当他们学会“从画面中认出别人和自己”，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

那光不在别处，就在每一双劳作的手中，在每一道粗糙的纹理里，在每一个被忽略却从未消失的、普通人的日子里。

2026年9月27日中玉写于雷州鹏庐书苑

尹玉峰：金砖国家国际艺术品数字产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I0—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国际书画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席、Ⅰ0—WGCA国际书画鉴定评估研究院副院长、Ⅰ0—WGCA国际书画首席鉴定专家、《世界诗人之眼》评论社首席至尊评论家、“国际乡村诗歌理事会” 终身名誉主席、世界文学艺苑总编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长、总编辑、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