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凤莲

作者简介

梁凤莲，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州市社科院二级研究员（专技二级）、一级作家。

岭南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从古代到近代绵延数千年，期间经历了隔绝、对话、融合、引领等等变化过程，在中国文化大家庭中，岭南文化的力量由弱变强，地位由边缘变核心，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发展主脉是清晰明了的——多元一体。许倬云教授在《万古江河》的序言中为中国文化史总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历程并非简单地去中心化，而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四方蓬勃生长，中心日益强大。也正是因为五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持续追求多元化，岭南文化才有机会加入并融入其中。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核心层——社群观念、仁爱原则、王道政治、和谐世界等等价值观、世界观，那些由知识分子以理性和思辨构筑的哲学殿堂、伦理大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奠基，之后数百年，中国人对世界本体和宇宙规律的深入认识，例如汉朝的经学、宋朝的理学也都没有离开黄河流域。

岭南的文化命运注定要与中国文化在天长地久的对话中成长，作为具有发展规律的生命体，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更持久的接受。版图的扩大、生命的裂变终将迎来文化的新生，在与中国文化的千年对话中，“岭南”也随着中国的发展，一步步从蛮夷之地蜕变为文化旗帜。

先秦：不同不通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组互相对应且宏大的地域概念，一组是“东方”与“西方”；一组是“北方”与“南方”。正因为宏大，也就边界模糊。西周时期，南方包括了楚国、百越等等地区；唐宋时期，南方细化为江南、岭南、八闽、潇湘，南粤的轮廓凸显出来，内部裂变式发展是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手段之一。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文化圈的扩大过程概括为三个中国：上世史从黄帝到秦，为中国的中国；中世史从秦到乾隆末年，为亚洲的中国；近世史从乾隆末年到他写文章的1901年，为世界的中国。许倬云教授根据梁启超的三分法，细化为七个阶段，其中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为中国文化的黎明时期，这一时期更是岭南文化的黎明前时期。

不同与不通，是先秦“南”与“北”的文化关系。不同，北方强调的是差异；不通，中原忽略的是联系。《礼记·王制》云：“南方曰蛮，……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正因为不同不通，加上北方文化处于主宰地位，“南”便成为文化偏见的符号，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与“南”相关的是“蛮”、“獠”，是鴂舌之音，是瘴疠之地。明朝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说四夷：“南方曰蛮者，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嫚。蛮者，嫚也。”这种偏见或者说歧视不针对山水、物产、财富，而针对文化。先秦时期，岭南与中原的关系是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华夏与夷狄最根本的文化差异在于“礼”，唐朝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

造成南北文化天差地别、天堑隔绝的主要原因，不是其他而是距离。北宋文学家郑獬在《知广州制》中认为岭南是“交广之地，距京师几万里，其民俗与山獠杂居，固未尝见天子旗旄之美、车舆之音。” 相比郑獬的狭隘轻视，明末清初屈大均的说法就比较中肯：“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

其实，文化的晚熟，广东人自己并不避讳，梁启超到了近代还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检讨：“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

岭南文化汇入中国的起点，后人如屈大均一般选择两汉，以杨孚《异物志》为零公里里程碑，但始终有另类的声音。明朝郭棐在《粤大记》中说“予尝综究粤事，周武王十一年定为蛮杨，此则我粤入中国之始；……显王三十五年，楚子熊商伐越，……此则百粤肇迹之始；……非武王、周公开创于前，孰臻兹哉！”一下子将岭南与中国的关系提前到西周，郭棐的爱乡之切溢于言表。

秦汉：地位悬殊的对话

岭南与中国，相隔的不仅是山岭，而是化内化外之别，“化”是教以效化的“化”，更是文以化之的“化”。

用周朝的文化理论，以地理划分文化区域，以诗书礼乐划分文化等级，岭南自然被归为与中国相对、更低层次的“南蛮”。“蛮夷”与“中国”的对立在东周就已存在，《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熊渠放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时延续到了南越，赵佗来自中原，哪怕岭南是他管辖的疆域，依旧根深蒂固以中原中心论来看待岭南，对于北方强大、统一的西汉王朝，赵佗从政治、文化两个方面定位自己为“蛮夷”。

秦朝覆灭，岭南孤立一隅，与中原的关系是既对立又依存的矛盾状态，既想保持独立，赵佗也深知南越不可能离开大一统的中国体系。南越与西汉的对话，是岭南与中国文化矛盾关系的具象化，表现为长寿君主赵佗一生之中对话了从汉高祖到汉文帝的一系列汉朝天子，中介便是陆贾。

陆贾两次出使南越，都站在大一统中国文化的高度，说服赵佗放弃对抗、归顺中国的怀抱。第一次见椎髻箕踞的赵佗，陆贾便告诫他“足下中国人”，赵佗只好自我掩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第二次陆贾代表汉文帝出使南越，赵佗有《报文帝书》，还是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在文化强势、政治正确、军事优势的汉朝面前，南越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必然处于劣势、位于下风。

如果将中国文化比喻为一条水量丰沛的古老大河，那么源起夏商周三代的中国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岭南文化作为支流，并非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化同行，而是到了秦汉才汇入中国文化大家庭。明朝丘濬在《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中说：“岭南自秦时入中国，历两汉、三国、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八年。”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

汉代之前，岭南被载入史籍的人才寥寥无几，首个在正史中被立传的是东汉经学家陈元，《后汉书》为之立传。不过，对于岭南的好奇与书写一直没有停止，清代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史部风土杂记类中，粤人撰著22部，东汉杨孚著《异物志》居首；非粤人撰著48部，西汉陆贾《南越行纪》在先。这些著作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晋代最多，包括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嵇含《南方草木状》、徐衷《南方记》等。

唐宋：被误读的六百年

古代中国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长期受到北方匈奴、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文化融合很难越过长城，向东南进入吴越，向西南进入巴蜀，向南进入南越，就成为必然选择。

重大的文化格局调整例如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位移，常常源于战争，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了华夏四夷论的解体。在南渡东晋之后，四夷带来的挑战动摇了封建王权的中原中心论。到了唐朝，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帝国建立起来，它以海纳百川一般开放的心态融合四方文化，使之四海一家。而从北宋开始的城市化，使得商业繁荣、市民地位上升，从内部开始孕育文化变革的新生力量。此时，广州和汴梁、杭州一样成为世界级都会。许倬云教授说：“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都会，宋元时代的汴梁、杭州、广州、泉州……都称得上是世界级都会，人口众多，商业兴盛。”

南与北文化的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表现在一直以来，岭南对于中原的认识是精准清晰的；反过来，中原对于岭南的认知却是模糊错误的，想象是中原了解岭南的重要手段。因此，当人们不得不由于战乱、贬谪而翻越南岭时，那种因误读带来的恐慌就弥漫了唐朝。

其实从南朝刘宋开始，众多北方士人就被贬岭南，例如陈朝诗人江总流寓岭南，写有《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是古代文人献给广州的第一首诗歌。唐宋时期，岭南也称岭外、岭表，包括今天两广、海南和云南东南部，据统计，唐代贬谪岭南官员568人，宋代470人，这千余名贬谪官员成为南岭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唐宋两朝延续了之前南北文化势力的不均衡，在传播界出现一大一小“两个岭南“的局面。虽然此时岭南有”粤诗之祖“张九龄、”粤词之祖“崔与之，还有宋靖、李昴英等一众本土名士持续歌颂岭南，但始终敌不过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他者“发出的声音。

此时，粤人对于家乡的歌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岭南山水之美，如张九龄诗作《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唱好广州“水纹天上碧，日气海边红”。二是夸耀千年商都的富庶，南宋末年番禺人李昴英在介绍家乡时，以自豪的口吻写道：“吾州全盛时，巨舶衔尾笼江，望之如蜃楼屃赑……民以饶侈，每岁赋额足以周兵额而羡，故用益而储实。”

很多著名的唐朝诗人都有流放岭南的经历，初唐被贬岭南的诗人主要有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中晚唐是诗人南贬的高峰，有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渤、李德裕、张说等，对于遥远蛮荒的岭南，贬谪诗人普遍有三种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去国“之愁，这个”国“就是中国，被贬的失意之一便是从此沦为”栖客“。

其次是瘴疠之乡，检索《全唐诗》，“瘴”共出现288次，其中与岭南相关的超过200次。贬谪诗人笔下，岭南处处皆瘴，山、川、云、雾、烟、气是瘴云、瘴烟、瘴气、瘴江、瘴海、瘴山。屈大均在《广大新语》指出：“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

故乡是岭南的张九龄在诗里只有一处提到瘴字，被贬岭南连州的刘禹锡对张九龄颇有微词，说张九龄到了桂林才拿瘴疠说事，其《读张曲江集作并引》说：“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嗟夫！身出于遐，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

第三是獦獠之人，唐朝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唐龙朔元年（661），惠能从家乡北上黄梅拜谒五祖弘忍，弘忍亦轻视地称其为“獦獠“，惠能并不辩驳，而是以退为进，从佛性平等这一根本着手KO了弘忍的轻蔑。

到了宋朝，流放岭南的文人恢复平静从容的应变心态，开始试着享受岭南生活。元丰六年（1083），被贬到广西宾州的王巩（字定国）北归，苏轼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席间，苏东坡问“试问岭南风土应不好”，寓娘以“此心安处是吾乡”作答，代表了宋朝南贬士大夫的心态转化，不再是抗拒和恐惧，而是接受和欣赏。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自海南岛返回，在渡海时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总结自己的岭南贬谪经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回顾唐宋六百多年南与北的对话，文化的碰撞总外化为争论的焦点，焦点之一便是造化对于岭南的恩赐，是不是都给了山水，却没有关照人才，导致岭南缺少享誉天下的英才。

即便是在唐宋，谁也不曾贬低过岭南山水之美。峡山是清远北江一处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峡山寺也是唐宋贬谪文人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韩愈、杨敏中等等曾有写峡山寺的佳作。例如宋之问《宿清远峡山寺》“寥寥隔尘市，何异武陵源”。到了宋朝，诗人依旧青睐峡山寺，苏轼《峡山寺》有“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名句。

对于人物，“他者”的态度截然不同，评论岭南“钟物不钟人“的主要有韩愈和柳宗元。明朝伦以谅是鬼马状元伦文叙的儿子，他在霍韬《渭崖文集序》中提到：“昔韩昌黎送廖道士，叹岭南瑰荤奇伟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物。”明朝中期，丘濬在为岭南先贤余靖《武溪集》所写的序中说：“予尝怪柳子厚谓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柳宗元的原文《送诗人廖有方序》提到交州出产许多珍宝，然后感慨说：“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其实并没有贬低岭南人才匮乏的意思。

即便到了明朝，依旧有“钟物不钟人”的尾音，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说：“天地之灵秀迫于海，欲尽而乃为岭南。岭南之东最为饶奇宏丽，有罗浮、增江之胜……而于文词顾独寥寥寡称，何也？岂所谓灵秀者偏有所寄于物而遂漓于人耶？“

对此偏见，岭南人自然不赞同。唐相张文献公是岭南的骄傲，家乡人与外乡人都不吝赞美，程度与角度却不相同，外乡人为张九龄贴上的是“岭南”属地标签，而家乡人却想撕下这一标签，将张九龄放在大唐朝、大中国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明朝丘濬在《曲江集序》里首先摆明了外乡人的说法：“古今说者咸曰：'唐相张文献公，岭南第一流人物也'。”接着感叹“嗟乎！公之人物，岂但超出岭南而已哉”。丘濬从“科第”、“词翰”、“相业”三个方面类比了唐朝人才库，得出结论，“由是观公，非但超出岭南，盖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由是以观，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

对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偏见，明朝香山人黄佐、南海人伦以谅都有所反驳，但是最终将岭南大旗高高举起的还是清初的屈大均，他并没有否认岭南文化的晚熟，而是在明朝站稳脚跟、不再后退：“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具体来说，屈大均列举了“文庄（丘濬）、文简（湛若水）、文襄（方献夫）、泰泉（黄佐）”这批岭南大师，证明岭南文化“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

明朝：度越中原

中国文化多元化不仅表现为地方文化的丰富，还表现为文化主体的多样。西周覆灭、“礼崩乐坏”客观上意味着封建贵族垄断文化、以君权和等级为核心的文化秩序产生瓦解，经济在社会、生活、文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宋朝开始起步的中国城市化到了明朝，得到进一步加强，小说、戏剧等市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体裁登堂入室，由经济繁荣推动文化平民化，文化平民化推动文化多元化成为发展潮流。

整个明朝两百七十多年，长江三角洲经济领跑全国，岭南也有不俗表现，佛山的冶炼特别是铁器生产名冠天下，粤东饶平的瓷器也不输景德镇。钱谦益是江苏人，明万历年间进士，他在当时评价“岭南文人蔚起，与吴越争胜”。

到了明朝，岭南的文化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广东人开始张扬兼具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岭南意识。“粤人扬粤”是明朝粤籍史学家郭棐提出的口号，他在《粤大记》序中自我表白“昔云阳氏肇都沙丘，始轩辕分野，厥维荆扬，吾广介焉，是为扬粤。”明朝“粤人扬粤”表现为大量撰修地方通志和集中为本土人物立传，岭南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为梳理过去、总结历史。明朝不到300年间，三部广东通志先后问世，首先是浙江人戴璟编《广东通志初稿》，然后香山（今中山）人黄佐编《广东通志》，黄佐版《广东通志》是第一部广东人自己编写的“广东通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南海人郭棐再纂《广东通志》。

岭南之所以在明朝释放出文化爆发力，潜能来自文化主体——岭南士绅。美国汉学家郝若贝在《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不应笼统化，而应分解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精英或者叫士绅，他强调了地方精英的作用，岭南士绅为岭南文化崛起尤其是教育的兴盛立下不朽功绩。

明朝，广东书院驶上高速路，黄佐的祖父、父亲都曾致力于办书院兴粤学，对于岭南文化来说，教育只是传承，讲学才是发展。明朝广东书院的特点是一批粤籍高官、学者如湛若水、霍韬、方献夫等回到家乡办学，形成明朝书院主理人“群”。教育发展的结果是人才济济，有明一代广东被察举618人，进士874人，举人6437人，凡7929人。超过历代广东上述人才总和。因此屈大均说“明兴，才贤大起。”

从思想史的高度来审视明朝的岭南，两个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是禅宗的顿悟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明代是禅宗“世俗化、综合化”的高峰，也是它深度结合儒家思想的开始，心学的“心外无物”与禅宗主张高度契合，士大夫阶层出现“以禅证儒”的风潮。葛兆光教授评价惠能“以‘自心即佛性’的本原、‘无念无相无往’的‘顿悟’路径和‘空’的无差别超越境界作为自己学说的主脉”，建立了“适合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从宇宙本原、宗教实践到终极境界都彼此管他的禅思想体系。”

另一个高峰是岭南心学，粤秀书院创办于清康熙年间，书院设五贤祠，祀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以张九龄、崔与之、李昴英、陈白沙、湛若水、方献夫、霍韬、黄佐、海瑞、庞嵩、何维柏配祀，配祀十一人中，除张九龄、崔与之、李昴英外，其余8人全是明朝人，都与心学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心学在明朝、在岭南复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南宋之后特别是元朝，陆学不如朱学得宠，明朝特别是嘉靖登基之后，百业兴旺、城市繁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成熟使得士绅热衷传播知识，心学随风而起。清代黄宗羲赞“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吴与弼、陈白沙、湛若水等人推动心学走上历史的中心舞台，王阳明接棒成为集大成者。万历十二年（1584），嘉靖皇帝听从申行时等人建议，将陈白沙、王阳明等从祀孔庙，享受儒者最高待遇。

除了陈白沙，明朝岭南学术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明儒学案》是清代黄宗羲系统总结明朝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其中《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等十二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等十一人；《诸儒学案》十五卷，列黄佐、霍韬等。书中所列，大体初期以崇仁（吴与弼）、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等）、蕺山（刘宗周）为主。

地方文化独步天下必须有自己经久不衰的特色，文学方面，明朝276年间，公安派、竟陵派等各种文学流派竞相登场，岭南诗歌始终不为所动坚守雄直诗风。自张九龄肇开文运，立下岭南诗坛的“曲江规矩”之后，岭南诗歌一直以“雄直”诗风闻名天下，而且不为时尚新声所动。清代陈恭尹说：“粤之诗所以自抒声情，不与时为俯仰也。”梁佩兰也称“盖尝与独漉、翁山论诗，谓吾粤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风气之内”。

岭南诗派，作为一个群体概念，较早由明朝诗论家胡应麟提出，其著作《诗薮》列举了明初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的代表人物，称赞“五家才力，咸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明初孙蕡、王佐等南园五先生结南园诗社，岭南与吴中、浙东、江右、闽中并列，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赞南园五子“轶视吴中四杰远甚”。

陈遇夫是康熙年间举人，广东新宁（今台山）人，他在《岭海诗见序》中说：“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迨过之无不及者，其体大率亦三变：明初南园五先生倡之……嘉靖七子，建旗鼓于中原……驯至启祯政乱国危……黎邝诸君，发为慷慨哀伤之音。”

明末，清军南下，岭南更是高举忠义大旗，诗人勇赴国难、慷慨就义，留下了许多正气浩然、壮怀激烈的爱国主义诗篇。杰出人物有东莞袁崇焕、张家玉，南海邝露、陈子壮，番禺黎遂球、顺德陈邦彦。后人将邝露、黎遂球、陈邦彦并称“岭南前三大家”，区别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面朝大海、融汇东西，西方科技影响中国的案例出现在明朝的岭南，万历十二年（1584），利玛窦登陆广东，与达摩仅仅传教不同，利玛窦带来了地理、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山海舆地图》，掀起了改变世界观的风暴，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不是天下之中而只是万国之一的中国，葛兆光教授称之为“在思想上出现天崩地裂的预兆”。

文化主体具有自主创新意识，而不是一味泥古，中国文化才有新生的动因。岭南才俊的成就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明史》作为正史，有“南园五先生传”存世。《明史·儒林传》是《明史》记载明朝儒林人物的重要篇章，收录有陈白沙、湛若水；庞尚鹏也被列入《明史》的列传正篇。

清代：大器已成，引领中国

清代横跨了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王国维将清代学术历程划为三个阶段，“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王国维精辟地概括了三个时段各自的特点：“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文化的发展也有起承转合，清代并没有延续明朝文化的开明宽容，而是从入关之后就通过禁锢将文化打入两百年寒冬，葛兆光教授认为“从17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思想史仿佛处在一个漫长似乎又很平静的状态中”。

王国维所言“国初”时期，岭南经过千年磨砺，文化之光熠熠生辉，文化自信达到新的高度，岭南的文化自信包含故乡之爱、家国情怀、文化繁盛。一是文化主体的身份更加丰富，文化自信主要体现为传播。屈大均作为代表人物，兼具文化建设者、文化传播者双重身份。岭南文化重要里程碑《广东新语》问世，屈大均树立起岭南文化色彩鲜明的大纛：“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

二是对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尊重、对文化特征的归纳总结、对历史文化的梳理整理更加到位。清代，广东地区诗歌总集的编纂空前繁荣，据骆伟《广东文献综录》统计，现存岭南清诗总集不下两百种。对于本土文化的总结，清代不再满足于修志，而是分门别类进行艺术创作的集成。温汝能编有《粤东诗海》《粤东文海》，张维屏编有《粤东词钞》，清代广东人对岭南诗、词、文的收集整理渐臻完善，张维屏在《粤东词钞》的序言中慨叹：“粤东地位南离，人文炳焕。声诗之道，自唐以逮国朝，大家、名家先后相望，总集、别集远近风行。”

三是外界对广东的评价日趋公允客观。清代是南北文化密切交流、岭南文化被普遍认可的时期，就个体而言，南北文化界名流开始了平等的交流与对话。王国维所言“国初”，正是屈大均等岭南三大家与江南顾炎武等清初三大儒在抗清旗帜下互相鼓励、并肩作战的时代。到了稍晚的“南朱北王”时期，朱彝尊《明诗综》收录广东诗人达七十余人，他评价：“南海多骚雅之士，其尤杰出者，处士屈大均翁山、陈恭尹元孝、孝廉梁佩兰药亭……数君子者，其诗并传于后无疑。”朱彝尊游历岭南两载，由粤北归时，携屈大均诗集，遍传吴越间。王士禛奉旨代祭南海，他的岭南之行，与粤地诗人交游，成《南海集》诗两卷、《皇华纪闻》《粤行三志》笔记数卷，刷新了此前的岭南认知。

从官方来看，惠士奇、阮元等外来官员在促进文化交流、扶持地方文化发展方面也做出巨大贡献，阮元办学海堂以朴学兴教，岭南书院因此得到长足进步，以总数659所的优势高居榜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但是，清代书院不同于明代书院，梁启超说“清儒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这中间虽有无奈，却不影响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等为全国培养了大量如陈澧、谭莹、吴兰修、林柏桐、梁鼎芬这样的学术名家和政坛风云人物。

经济的发展也从侧面推动了文化自信，财富对于文化的滋养，在清代的岭南显得尤为突出，商人特别是行商、巨富加入文化建设的行列，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突飞猛进。潘仕成在海山仙馆建“文海馆”，藏书数万卷，又斥资刊刻“海山仙馆丛书”共56种485卷；行商伍崇曜出资、学者谭莹主持校勘编订的《粤雅堂丛书》历时25年，共收录魏晋至清代著述185种1347卷。

经过两千多年中原文化的熏陶，到了晚清，融通南北、独具特色的岭南气象已经养成，不仅外化为哲学、文学的“岭学”、“岭南诗派”，而且在戏剧、音乐、绘画等领域，粤剧、广东音乐、岭南画派相继问世，岭南文化结构完整、体系完备。

虽是大器晚成，但岭南文化品格高尚，不媚世俗、不随大流、中庸折中的气质，在乾嘉之后的中国思想史上独领风骚。武内义雄（日）在《中国思想史》中评价岭南杰出的哲学家陈澧、朱次琦：“直至清末陈澧……作《汉儒通义》及《东塾读书记》，取汉学长处亦取朱学之优点。……与他同时的还有九江朱次琦，仿江藩之《汉学师承记》作《国朝儒案》，视汉宋为一体而作学案。”岭南哲学家的真知灼见弥合了清代中叶儒家经学领域以考据见长的汉学与注重义理的宋学之间的学术鸿沟。

即便像中国这样大一统、拥有数千年牢固基础的文化，也会多次经历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颠覆性改写”（余秋雨语），“竹林七贤”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叛逆情绪，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注入了彼岸理想。但所有改写都无法与近代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相比，19世纪末，岭南挺身而出，标举“其命维新”大旗引领文化革命，将变革与创新的基因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

岭南在19世纪末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外部对接西方先进思想，许倬云教授认为“东南沿海地区，毋宁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联络界面”。在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岭南成为思想先锋，担当“联络界面”作用，向国内输送了维新变法主张、民主革命思想。香山（今中山）人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一书，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华民族精英，在书中，郑观应讲述了自己向西方寻求答案的过程“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

二是在内部掀起文化革命的风暴，美国清史研究专家司马富在《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中说：“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的主题是革命性变化”。近代，岭南从封建中国内部开始“破冰”，有识之士以全球视野站在现代化立场审视中国文化，提出怀疑和反思。容闳说“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变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

虽然近代史的起点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但是中国人普遍感受到变革的急迫与紧逼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1898年康梁策动戊戌变法；1899年梁启超发起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五千多年来，古老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文化一直在经历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成长过程，皇权文化变为市民文化；农耕文化变为工商文化；河流文化变为海洋文化，自始至终，中国文化历经劫难却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秘密就在于总能在内部孕育新生力量。岭南文化便是这样的新生力量，广东人“有独立不羁气象”（梁启超语），千年以来，岭南文化受着中国文化滋养，随着中国文化成长，最终独树一帜，推动着中国文化在近100多年里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整理发布：《时代中国》杂志、何媒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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