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彦博

【编者按】 近年来，关于文学本质的讨论众声喧哗。有论者提出“凡是把文学建立在‘反映’之上的文学观，都是陈腐的”，主张将文学从时代与社会的羁绊中彻底剥离，单纯追求人性的开拓与精神的轻盈。这一观点看似高扬了文学的主体性，实则陷入了“反映”与“人心”二元对立的逻辑陷阱。

本文针锋相对地指出，人心从来不是悬浮于真空的抽象存在，人性的挣扎与光辉无不生长在具体的社会土壤之中。作者通过重读经典与审视当下，辩证地阐明了“反映现实”与“开拓人心”的一体两面关系：现实是文学的根基，人心是文学的向度。唯有向下扎根时代肌理，文学方能向上触达人类精神的苍穹。在快餐化内容泛滥的当下，重审文学的现实根基，对于我们厘清创作误区、坚守文学的厚重与尊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论者断言：“凡是把文学建立在‘反映’什么东西之上的文学观，都是陈腐的文学观。”该论调虽不绝对否认文学的反映功能，却极力剥离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内在血脉，主张文学的至高使命仅在于单纯“开拓人心”，并以此为标尺针砭当代创作、重估文学内核。此论看似高扬了文学的精神高度，实则割裂了人心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精神开拓与现实观照的辩证关系，将“开拓人心”架空为脱离大地的空中楼阁。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在文学宗旨、艺术规律与社会功能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根本性的逻辑偏失。

从文学的本体宗旨而论，“反映现实”与“开拓人心”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一体两面。论者将“反映”污名化为陈腐桎梏，暗含一个错误预设：文学一旦扎根现实，便是对作家的苛求，便会束缚人性探索。殊不知，人心从来不是悬浮于历史真空中的抽象存在。人性的挣扎、欲望与异化，无不生长在具体的社会土壤之中。倘若抽离时代肌理，所谓“开拓人心”只能是剥离血肉的空谈。《红楼梦》之所以具备穿透百年的当代性，固然在于对人性幽微的深刻勘探，但这恰恰建立在对封建家族兴衰与社会结构的精准反映之上；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卡列尼娜的毁灭，既是个体情感的悲剧，更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伦理与阶层偏见共同催生的必然。作家对人心的开拓，必须依托对现实的反映；否定“反映”的合理性，本质上是把“人学”简化为了脱离社会的孤立人性学。

论者还提出“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仍带农民意识、天然膜拜权力”的论断，这一以偏概全的群体标签，恰恰暴露了其脱离具体社会现实进行道德评判的局限。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本就是特定历史环境与社会现实共同塑造的产物，更需要文学通过“反映”来呈现与反思。若文学放弃对这一现实的观照，只空谈抽象人性，便永远无法抵达深层的精神反思。

从艺术性维度审视，该论调混淆了题材选择与文学根本立场，对当代创作的批判流于表层。论者批评部分作家追逐猎奇、玩弄魔幻，或退守乡情亲情、沉溺人之常情，认为这是“欺骗人性的面纱”。这一批判确实点破了当代部分作品堆砌技法、思想贫乏的弊病，但病根并不在于作家选择“反映现实”，而在于创作者的反映浮于表面，缺少穿透表象的思想力量。现实主义书写本身无罪，伟大的作品正是从寻常人情世相中撕开表象、叩问人性。中国文学以诗为正宗，古典诗歌的风骨不止于平仄音韵，更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性是语言的美学，而“反映”是内容的根基，二者相辅相成。

论者主张“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世界的”，强调作品应具备可翻译的普遍性。然而，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必然扎根于具体的时代与地域，以独特的个体经验折射普遍人性。舍弃具体现实的“个人表达”，只会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抒情。正如卡尔维诺追求的“轻盈”，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看透二十世纪沉重历史苦难后的艺术突围；轻盈之下，依旧承载着对现实世界与人类困境的反思。单纯推崇一种审美范式，贬斥扎根现实的创作路径，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艺术独断。

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文学兼具审美、认识与批判功能。论者认为要求文学映照时代是强加使命，但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几乎都在潜移默化中承担着时代记录者与反思者的角色。文学对社会的反映，绝非要求作家成为机械复刻事件的新闻记者，而是以特有的审美方式捕捉时代氛围、洞察社会矛盾。论者担忧文学被影视、短视频取代是民族的沉沦，这一警示极具价值。但必须认清：快餐化视听产品侵蚀文学空间的根源，恰恰在于它们刻意回避真实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人性、炮制廉价情绪。真正能对抗这种快餐化、守住文学不可替代性的，正是那种既能深刻反映时代现实，又能深挖人性的文学。脱离现实土壤、只空谈开拓人心的文学，反而更容易滑向精致的精神自娱，失去与广大读者对话的力量。

当然，我们不必把文学窄化为现实的简单镜像。文学不是机械复刻现实的镜子，它可以变形、想象、虚构与升华。“反映”不是文学的全部，但它是文学无法轻易舍弃的根基。文学既要向下扎根，观照人间烟火、记录时代悲欢；也要向上仰望，探索人性边界、开拓精神疆域。舍弃现实之根基，空谈人性之高远，再华丽的辞藻终究悬浮无根。真正不朽的文学，永远是一边忠实反映它所处的时代，一边向着人心深处持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