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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圣巷续文脉
——记布衣李瑞祺
文/孙治民
周至老城圣学巷，一砖一瓦皆浸润着千年书香。古巷旧称东背街，元大德十一年，文庙与学宫落址于此，圣学巷由此得名。数百年来，这里是士子研经习儒的一方天地。明末清初，私塾义学沿街次第开设；关中大儒李颙年少时便在此启蒙，种下治学向道的种子。清末，对峰书院迁入巷内，改建为圣学巷小学，也就是后来的东街小学，周至县女子小学也曾设址于此。青砖矮垣，长巷逶迤，文脉代代流淌。从这条古巷走出的李瑞祺，以布衣之身奔走乡野，考辨史迹，辑刊存文，接续起故土几近消散的历史根脉。
1949年3月15日，李瑞祺出生在圣学巷。五月底，周至县城解放，解放军一个排驻扎他家。尚在襁褓之中，他听见战士一句质朴祝愿：“这孩子有福，长大定能为新中国出力。”沐浴新社会的时代阳光，他依靠助学金读完周至中学。少年时期便对文史情有独钟，日积月累，为往后深耕乡土史料打下坚实根基。
成年之后，李瑞祺应征入伍。军营艰苦的磨砺，造就他坚韧较真、踏实肯干的品性。退伍回到家乡，农、学、工、商，多种生计他都亲身历练，可心中始终放不下故土的旧人旧事。县档案局、县志办、党史部门看重他的学识，邀他参与文稿撰写与史志编修。一份个人爱好，慢慢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
他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五位创始人之一，连任三届会长，十一年间躬身实务，如今担任终身名誉会长兼党支部书记。二十余载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他奔走在周至的山川沟壑之间，寻访残碑断碣，搜集散佚档案，梳理县域历史脉络，抢救那些即将被时光淹没的乡土记忆。关中基层文史圈多有评价：一生守乡土，白首研周至，以布衣之身，存一方文脉。
这份文史情缘，少年时代已然萌芽。当年其二舅为躲避抓壮丁，逃难到西骆峪。1962年，读六年级的李瑞祺，听舅父讲述古骆国骆明、鲧、大禹祖孙的远古传说，有感而发写下《西骆峪水库游历记》，被先生选为课堂范文。一颗热爱乡土历史的种子，就此破土。
1974年，退伍返乡不久，李瑞祺担任镇东大队秘书。县委在此试点编纂村史，筹办发展史展览馆，撰写村史的重担落到他肩上。彼时旧版《周至县志》难得一见，他辗转在万寿宫借得民国十四年《重修盩厔县志》四册黄纸旧卷，捧在手中如获至宝，不分昼夜研读，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望着书页上泛黄发脆的纸页，他暗下决心，要把周至零散破碎的历史梳理厘清，不让故土文脉随岁月一同消散。
为完整记录解放后二十六年的城乡变迁，他提议发动东街小学全体教师，按照二十八个生产队、十五处街巷堡分片入户走访。那时他仍在校任教，动员六十余名教师分为十五组，利用课余与周末走遍城厢的大街小巷。他负责北庵巷片区，连续十七个夜晚深入街巷访谈。为拉近和乡亲的距离，月夜送粪之时，他跟着社员一道下地劳作。十七个日夜走访，整理完成一百零八页《北庵巷历史调查》，是十五组文稿当中质量最优的一份。本次村史展览的文稿、展板，均由他主笔主编。时任县领导李学德前来视察，对这位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多有赞许。正是这一段经历，正式开启了他毕生深耕周至文史的道路。
早年周至本地史料多有残缺，上古建制记载讹误不少，古地名沿革模糊不清，大量民间口述故事无人采集，山野古遗址缺少系统考证。李瑞祺不愿只坐守书斋翻阅故纸。军人的底色告诉他，乡土历史，必须脚踏大地实地求证。
1997年，县政协《周至文史资料》第六辑刊载《周至古县城考略》，文中提出北周建德三年，周至县城迁址古城村，隋代于此营建宜寿宫。读到这里，李瑞祺心生疑窦。古城村是八一村最西侧的自然村，村名碑记述简略，他专程登门拜访乡贤李清贤，听老人口述古堡过往。
这座城堡实际修筑于清咸丰十一年。渭水泛滥向南侵袭，南落凤村百姓向高地迁移避险，形成古城子、水围城两处村落。城堡顺着地势筑成圆形，当地人俗称“鼓城子”，后来简写为“古城子”，“古城村”这个叫法，不过近几十年才流传开来。为理清落凤村的来龙去脉，他踏遍周边七八个村落，走访一众乡间耆老，又奔赴省市图书馆、方志机构查阅古籍。终于在《后汉书·西羌传》找到线索：东汉永和五年，朝廷为抵御羌乱，自长安至金城沿线修筑三百处坞壁，周至境内的长城戍便是其中之一。自汉至北周，四百三十余年烽火连绵，直至北周建德三年战事平息，周至县治方才迁到长城戍，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五十二年。
至于宜寿宫，康熙《盩厔县志》记载清晰：宜寿宫在县东南三十二里，隋文帝主持修建，遗址位于马召镇仙游寺北侧中楼山下，后世毁于战火，旧址便是今天的金盆村。流传多年的旧说谬误，就此得到澄清。他撰写《周至县城城址考》，2001年刊发于《周至报》，2003年被《三秦文史》转载，2020版《周至县志》正式收录。这次考证纠正了流传许久的史料舛误，也更加坚定他查漏补缺、纠谬存真的治学初心。
往后岁月，一只帆布包、钢笔、笔记本，再加一辆旧自行车，陪伴他走遍周至大地。骆峪古驿残垣、竹峪古碑石刻、首阳山、团标山、翠峰山遗迹，秦岭老县城、渭水沿岸古寨，处处留下他踏勘的脚印。盛夏烈日灼人，山林蚊虫肆虐；寒冬冰雪封路，道路泥泞湿滑。他坐下来听老人讲述旧事，记录村落更迭、民俗源流、地名掌故。遇到不同史料互相矛盾，绝不盲从旧说，坚持古籍、实物、口述多方比对辨析，一点点梳理历史脉络，填补史料空白。数十年积攒下厚厚一摞田野手稿，许多濒临失传的乡土资料，经由他手归档留存。
2019年七十寿辰，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赠予他一块牌匾，上书“文正史直”。短短四字，正是对他治学最中肯的概括：重实地踏勘，凭实物立论，不主观臆断，秉笔直书，求真务实，把学问扎扎实实做在周至这片土地上。
研究会能够一步步发展，离不开李瑞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品格。作为创始人之一，我亲眼见证他对乡土文史发自内心的热爱。研究会初创阶段没有办公场地，各类活动处处受限。他毫不犹豫，把自家新建住宅楼四层无偿让出，用作研究会会址与讲堂。每次开展活动，全家一齐动手打扫布置会场，水电开销全部自行承担。旁人难免不解，房子对外出租一年可有一万五千元收益，放着收入不取，究竟图什么。他只是淡淡一笑：“研究历史文化是我的爱好，为这份爱好，贴钱我也情愿。”朴素一句话，道尽不计私利的赤诚。
2011年研读《汉书·东方朔传》，他注意到汉武帝建元三年划定上林苑边界，书中记载“盩厔以东，宜春以西”，足以证明公元前138年盩厔已然置县。可是民国、1960、1993三部旧县志，都将置县起始定为太初元年，足足往后推迟三十四年。他和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刘乃宗联手考证，订正旧志当中的偏差，研究成果录入《山水盩厔》。
2014年，央视《寻宝》栏目亮相一件刻有“盩厔”铭文的秦代青铜鼎。这件铜鼎有八十二字铭文，国内十分罕见，铭文内容印证盩厔秦代便已设县，直接把周至建县史向前推进近二百年。电视机前的李瑞祺，一眼看清这件文物的重大价值，这是证实盩厔秦置县难得的实物铁证。他立刻联合吕相截取影像留存证据，对接史志、文旅、民政各部门，撰写研究报告，提交政协提案，呼吁县委县政府重视这件流落在外的周至重宝。
此后五年，他始终奔走呼吁。2019年得知县委常委会即将召开，连夜撰写材料，当面递交县委书记杨向喜。在书记协调安排下，县文旅、公安部门数次远赴内蒙、湖南、浙江追查文物下落，最终查清秦鼎收藏于杭州钱币博物馆。虽未能将原物迎回故土，但取回完整铭文照片，保存下珍贵一手史料。李瑞祺会同研究会同仁持续深耕，推动秦鼎复刻与铭文深度考释，相关工作至今仍在推进。
史料若不加整理，终将随风消散。李瑞祺深知其中道理，联合一众文史爱好者，扛起周至本土文史研究的大旗。初创时期经费拮据，全靠众人一腔乡土情怀支撑。为妥善保存研究成果，他决心创办纸质《周至文史》会刊，满足老一辈文史读者的阅读需求。
办刊之路，满是坎坷。早在2007年，他担任县志特邀编辑，便和李文斌在县志办创办《周至史志通讯》，储备整理大量史料。刊物停办之后，2012年五位发起人先行推出电子刊积累办刊经验。2013年研究会正式成立，纸质《周至文史》终于面世。
没有专职编辑，经费捉襟见肘，审稿、校对、对接印刷，绝大多数工作压在他一人身上。来稿水平参差不齐，他逐字推敲打磨，年代、地名、用字反复核对典籍，不少文稿修改四五遍方能付印。无数寒夜，小屋孤灯之下，他伏案校阅稿件，常常忙至深夜。为压缩开支，他亲自往返杨陵印刷厂核对校样。经费缺口巨大，他四处奔走联络本土企业家，组建理事会筹措资金，保障刊物一年四期，每期印一千册。有人劝他，民间办刊费力不讨好，不如就此停刊省心。他态度十分坚定：“周至人的根脉历史，不能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一十四载春秋流转，《周至文史》按期出刊，从未中断。多少个冬夜，校完稿件，他拖着疲惫身躯乘车归家，饭菜热了又凉。省市文史专家评价，一份民间刊物能够坚持十余年，离不开李瑞祺持之以恒的坚守，为关中县域文化留存了大量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
除办刊之外，他常年筹划组织文史研讨会。2013至2016年间没有固定场地，只能四处借用村部、单位会议室开展活动。2016年翻建自家老屋，他额外举债，加盖一百二十平方米房屋，全部无偿交付研究会，用作办公室与讲堂。自此之后，学术活动才有了稳定阵地。经费有限，一切从简，研究会定下规矩，资金优先保障刊物出版与学术研讨。参会人员午餐标准每人十元，一碗面食简单了事。物质条件虽简朴，却凝聚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
每一场研讨活动，他提前数月谋划主题，拟定提纲，准备分发相关资料。古骆国、先周西周、地名文化等专题会上，他把田野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带到会场，和同仁辨析切磋，不回避学术争议，也不固执一己之见。马召、终南、司竹等千年古镇开展地名评审，他提前查阅史料、实地走访，撰写评审发言稿，纠正不少流传已久的误读：白居易《观刈麦》中的南冈，不在摇头坡，而是县城南侧井沟凹南堎；散氏盘记载的古矢国不在豆村，豆村实为商末古郝国都城；北司竹火星圣母，并非平阳公主，而是明代山西霍州舍身救火的荀氏少女。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赢得各方敬重。
年过七旬，李瑞祺听力减退，腿脚也日渐不便。只要研究会有活动，他依旧亲自到场布置会场、通知人员、记录整理，全程参与研讨。2016年初夏，身体已然不适，仍坚持在马召东火村主持文史专题会，久坐发言，散会后腿脚肿痛难忍。他只是淡然说道，能够把周至历史传承下去，这点辛苦算不得什么。一场场研讨交流，聚拢起县内外文史力量，研究会会员，从初创时五十六人，发展到一百三十五人。
地名，是镌刻在土地之上活的史书。李瑞祺把地名文化保护当作重点工作，走遍全县乡镇村落，考证山水街巷地名的起源流变，挖掘背后族群迁徙、旧时传说。城镇化浪潮之中，不少老地名慢慢淡出大众视野。他整理地名档案，参与地名遗产评审，为新建道路、村落命名建言献策，守护一方乡愁。
对于生养自己的圣学巷，他耗费数年光阴，查阅史料、走访乡贤，梳理整条街巷的人文脉络。2011年除夕夜，圣学北巷西伯宫失火焚毁。巷民集资重建，更名为文王庙。旧庙多侧重祈求人丁兴旺，新庙意在弘扬文王敬天保民、礼贤下士的德治思想。庙委会托付李瑞祺考证文王诞辰，确定祭祀吉日。他遍阅史书，随同乡人奔赴周公庙、竹峪文王庙、周陵，翻阅上百通古碑，最初一无所获。众人打算就此作罢，他却不肯轻言放弃，借来《周陵志》细细研读，终于寻得关键线索，确定夏历九月十五日为文王祭祀之日，为古巷文脉守护，再添厚重一笔。
周秦上古遗址研究，是研究会长期主攻的课题。毛敏毅、薛俊武两位老先生耗费数十年钻研典籍与青铜器铭文，提出周至地名“盩厔”，并非唐代所说“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源头来自三千年前早周诸盩的宗庙盩室。周先公在周至西南塬开疆拓土，以此为根基东进营建沣镐。李瑞祺最早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全力推动研究会开展深度探究。与此同时，古毛国封地等上古课题，也陆续取得突破性进展。
他常年走乡入户，搜集庙会风俗、农耕歌谣、民间非遗，抢救口耳相传的乡土文化。一生治学恪守文献与实物互证，不牵强附会，不凭空杜撰，每一个论断都有据可查。毕生积攒的手稿笔记，毫无保留交付后辈，手把手传授考据方法，劝勉年轻人沉下心来，摒弃浮躁，扎根乡土。年逾古稀，依旧伏案校稿，谋划刊物，筹备研讨，守护文脉的脚步不曾停歇。后辈学人评价，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卷卷史料文稿，更有求真务实、甘于奉献的治学风骨，骨子里是老兵吃苦耐劳的底色。
文史研究之中，李瑞祺始终秉持唯物史观，辩证看待历史人物与事件。两千年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一直被世人称颂。他客观指出，二人固守旧朝秩序，无视周王朝建立的历史进步性，是逆时代大势的选择。做历史研究，应当站在文明进步、历史正确的立场。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宗旨：从历史中搜寻正能量，在现实中弘扬主旋律，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便是由他首倡。
为让历史先贤走出典籍书册，服务当下文化建设，落实县委“文化名县”战略，他牵头组织评选周至三十大历史名人、十大旅游景区。全县广泛征集，反复斟酌筛选，遴选出本土、客居、神话人物共三十位先贤；选出十大人文、自然景区。这次评选，提升了周至对外知名度，助推文旅融合发展，是一次守正创新的实践。
一辈子，守一件事；一生情，爱一方土。李瑞祺没有显赫职位，没有优厚俸禄，凭着退伍军人的坚韧韧劲，踏遍周至山川，打捞散落史料，捐出私产搭建文史阵地，坚持办刊、组织研讨，追寻外流秦鼎，厘清县域上古源流，抢救濒危乡土文化。数十年默默耕耘，把零散模糊的周至历史梳理清晰，把即将湮灭的乡土记忆妥善留存，接续千年文脉。
从青年军人到如今，圣学巷的青砖记下他奔走的足迹，渭水波涛铭记他深夜校稿的灯火。老兵一腔赤诚，抵御岁月风霜；布衣一份坚守，守护千年文脉。不求浮名，不计得失，唯愿故土往事，不被时光掩埋。
在周至文史界，李瑞祺是当之无愧的守望者。军人的坚毅，支撑他熬过清贫艰辛；经年实地考证，厘清周至建县源流；踏遍乡野，追索古骆国、古郝国、古毛国的历史谜团，在浩渺史海中，一点点拨开迷雾，探寻周至文明的源头。搭建平台，凝聚学人，培育后辈，为周至文化传承筑牢根基。甘于坐冷板凳，毕生坚守，堪称关中基层文化人的实干标杆。
多位名家赋诗题字赞扬他。王安泉提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李水作诗：卄载潜研地志深，盩山厔水费追寻。霜华七秩犹燃烛，芸帙千编自浸沉。考信山川存散佚，徵文桑海辨于今。蓬门倾盖论坟典，感子风徽起朗吟。薛俊武、徐耿华，亦留下诗篇，称颂他数十年深耕乡土史志的赤诚。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李瑞祺，是圣学巷走出的文脉赤子。他留下的文稿、会刊、讲堂，还有一生奔走的身影，凝成绵延不绝的乡土文脉，化作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后人守护故土根脉，传承千年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