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6）

                        乡愁

                    文/刘乙苏

     好多朋友提议让我写写在基层工作的故事，说：“那是你今生最辉煌的时光”。然而，每当提起笔，想起那些曾经的过往，想起和我一起奋斗过的领导、同志和乡亲，想起岁月漫漫我与父母近在咫尺却相见匆匆的场面，那支笔便沉重的像灌了铅怎么也写不出。一股浓浓的乡愁喷涌而出。

     1986年第二次返回故乡已是中年，我35岁。

     或许对故乡过于留恋，或许有着未了的心愿，当组织让我到故乡的乡政府任妇联主任时，竟然舍下我热爱的教育事业转到行政。环境变了，服务对象变了，工作性质也变了。不变的是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既熟悉又亲切。

     我心中的妇联，就是和女人们联合起来，管好婆婆妈妈的事：家庭，孝道，邻里街坊，相夫教子，自立自强等。我们请师傅成立缝纫班；组织家庭养殖培训班；帮助乡总机普及各家各户的小喇叭，开展周末少儿故事会。乡总机玉堂发愁小喇叭入户任务完不成，我就每周末利用现有的小喇叭为孩子们讲故事。嘿嘿！这法子真灵，孩子们为了听故事，吵着闹着催父母安喇叭，不到一个月全乡的小喇叭就普及了。小喇叭的普及使邻里和睦，夫妻恩爱，婆媳融洽，尊老爱幼等声音时而传遍邻里乡间。

     水暖小鸡是我和两个村妇女主任的杰作。

     为了让妇女省钱搞养殖，看了科技报水暖小鸡的技术资料，我突发奇想：让妇女们用自家的鸡蛋暖小鸡，也是一件不错的选择。

     说干就干，实验开始了。

     那是1987年秋初，我小儿子刚几个月大。当时我是妇联主任兼办公室秘书，宿舍在办公室里间屋。暖小鸡用的水瓮就在办公室墙角，盛半瓮热水，水温保持40度，水上放一脸盆儿，盆儿里垫一层厚厚的棉花，棉花上放60枚鸡蛋，再盖上厚厚的棉花，放上温度计，盆儿内温度开始保持38度左右，往后逐渐降一点点，暖小鸡的家当有两个妇女主任提供，一切准备就绪。

     白天还好，雇人看着孩子，又有东、西两个上庄的村妇女主任帮忙，每两个小时看温度计调节水温，每天翻两次鸡蛋，并将每个环节作了记录。到了晚上可就难了，得把盆儿放到床上脚底下，捂上被子，便于晚上翻鸡蛋。既要管孩子又要看着盆里温度，一夜要翻腾好几次。孩子也邪门，不翻鸡蛋不醒，只要翻鸡蛋准醒，每次都是正翻着鸡蛋，孩子醒了，我急里慌忙将翻着半拉子的鸡蛋一个个扔回盆儿盖住。嘴里哼着催眠曲儿，手不停地拍打，好不容易哄睡了，又重新翻鸡蛋。还剩几个没翻完，儿子吭哧吭哧又醒了，这样翻来覆去每夜好几次。每次翻鸡蛋我都会卷个纸筒在阳光或者灯光下转着照，看到里面一团黑影，就知道变成小鸡儿了(也有晾坏的）。

     “鸡儿鸡儿二十一儿”，这是老祖宗的经验。等到第19天时，蛋壳里有”叽叽叽”的叫声，我们兴奋至极。20天时，盆儿里”叽叽叽”乱作一团，角角落落挤满了叽叽声。有好几个正在“叭叭！叭叭”啄蛋壳，它们要出来了。晚上，我激动的怎么也睡不着，怕小鸡出了壳被闷死，就先为它们准备好新房（一个小纸箱），等着小鸡们出来。果然，半夜时分，有5只小鸡钻出蛋壳，浅黄浅黄，尖尖的小嘴儿，毛茸茸的，像个小绒球，可爱极了。第21天时，有百分之七十的小鸡都出壳了，盆儿里横七竖八躺满了鸡蛋壳。第22天时只出来一个，剩下10多个胎死腹中。我数了数，整整43只活蹦乱跳的小鸡，熙熙攘攘在一块儿挤着，叫着，让人喜不自禁，我们成功了，水暖小鸡的事由此成为一段佳话。

      后来发生的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开始我只说自己命不好，净干些难的不能再难的事，后来才明白，是自己性格所决定。本来有些事眼看办不成，却偏偏背其道而行之，硬着头皮也要干，全凭一腔热血，先把前面的路堵死，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

     比如：白凡石村筑坝打水库的事。

     那是89年年初，县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我是那个村的包村干部（副乡长兼村副主任）。住在副支书宋天魁家，每天挨户吃派饭，按照规定每天给老百姓一块五角饭钱。

     这个村400多口人，共有29名党员，几乎每天晚上组织党员开会。评议来评议去，评出故事来了。大家异口同声：“白凡石要想富，滚子沟里打水库”，纷纷要求既然搞评议，就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干些实事。在滚子沟半山腰打一座水库，可解决400亩旱地变水田，且自流灌溉，那是该村几辈人的心愿。看到党员劲头十足，不问村里经济情况，我也随声附和，跟着起哄。这下捅了蚂蜂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村里账户一分钱都没有。可正在兴头上的29名党员摩拳擦掌，支书写了保证书，29名党员在保证书上签字按下红手印，纷纷表示：水库不完工，一个党员都不准出村。随即村支书让29名党员按户分开，给每家每户发明白纸，争取群众意见。结果全村人出奇的统一，全票通过。支书将我的军：“全村百姓发动起来了，党员写了保证书按了红手印，下面就靠你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自己架在了火炉上。

     经测量，坝长72米，底宽14米，高15米，可蓄水4万立方，全用石头水泥筑为一体。资金，物料，拖拉机，柴油等一样也不能少，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干偌大一项工程，其中难度可想而知。

     平生第一次踏上四处化缘的寻资之路。

     我和支书宋为京，副支书宋天魁，步行20多里才到坐车的地儿。

     这么大的事儿只有县委书记县长才能帮助解决。我们一行三人每天不等领导上班就在书记县长门口等候，向领导递交工程方案，争取支持，除了星期天几乎天天如此。就这样软磨硬泡一个多月后，县委张树楼书记终于松口：抽时间去现场看看。

     时间过得真慢，一天比一年还要长。二十多天过去了，仍不见领导踪影，一个个心急如焚，又一次踏上去县政府的客车。这次我们商量好，资金没有眉目决不回村。没有钱坐车吃饭，我们就各自从家拿，晚上住不起旅店，两个村干部靠着邢台的石卧牛睡，夜里冷时蜷作一团，热时蚊蝇叮咬。当时，我老伴儿在乡陶瓷厂工作，邢台旅馆有他们常年租的房间，且很少有人住，我就沾人家光住在那儿。吃饭更是省俭，邢台旅馆对过儿有个包子铺，一个人9角钱就可吃饱（一小笼包子外加一碗鸡蛋汤），早上晚上更便宜，一份小米粥，两个馍馍，一小盘儿老咸菜，5角钱就可搞定。由于这里吃饭花钱最少，我们仨成了包子铺的常客。无论跑多远，都会坐公交到这里吃饭，公交费一次2分钱。

     说实话，我们也真够腻歪的，每天去找领导，县委郭秘书都说话了：“你们来的也太勤了吧！”我们不理睬，照常天天去领导门口等。为了尽快落实启动资金，我不得不使用苦肉计。大雨天淋的浑身湿透，头上的水滴滴答答往下流，往领导办公室一立，地上的水四处流淌。看着我的狼狈样，张书记笑了：“真拿你没办法，是你的精神感动了我！”随即，张书记打了几个电话，问题解决了。给了我们两个扶贫单位（县煤矿和市电缆厂），还让市拖拉机厂支援我们两台半旧拖拉机。刘县长为我们批了爆破物品。之后，为解决平价柴油，我们又找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赵子斌，他是邢台人，对人很亲和。他给我们写了条子，让我们去找市农委段赞主任，当时平价柴油仅5角5分一斤。在市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和两个村干部终于满载喜悦而归。

     当年五月份，全村人像过大年一样，工程在欢呼和鞭炮声中开工了。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那种热闹场面，整座山都在沸腾。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我的记忆里，白凡石村的村支书宋为京，副支书宋天魁，村主任宋天贵是三个硬骨头。哪里活儿重那里有他们，哪里最热他们就在那里；白凡石村的党员个个带头，累活重活儿抢着干；还有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山上的炮声，拖拉机拉石头的砰砰声，群众抬石头的号子声，石匠砌石头的叮叮当当，女人们一边塞支子一边朗朗的笑声连成一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最热烈最滚烫的日子。

     经历了15个月全村人就着凉水吃干粮，齐心协力共同奋战，终于于1990年的深秋，一座承载着市县领导恩泽，承载着全村人心愿的山腰平湖胜利竣工。看着哗哗流泉从山上高处自流于家家农田，全村人无不欢呼雀跃。震天的锣鼓，人们从内心发出的喜悦回荡在村里山间。 

     20年后，我带着孙子们去看那座仰天大坝。然而，睹物思人，当年支持我们的县委书记，靠着卧牛睡的副支书，村主任，还有几个按下红手印的党员们早已离去。泱泱水库，青青水草，一群群闪着光的金鱼，划着圈儿泛起层层涟漪，还有水库边那29枚鲜艳夺目的红手印，像一座不朽的丰碑，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简介：刘乙苏，爱好文学，和老伴著有《大山儿女》一书。在《老人世界》《河北农民报》《清风》《邢台日报》《牛城晚报》发表作品近百篇。散文《婆婆的心里话》获2015年全国报纸副刊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