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剑吼长城东》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章 山雨欲来
第一章 锣声
第二章 九间房
第三章 山洞里的三个字
第四章 坝台上的日头
第五章 八百人
第六章 长城上的月光
第七章 盘山
第八章 白草洼之前
第九章 白草洼（上）：尖兵
第十章 白草洼（下）：蛤蟆石
第十一章 血债
第十二章 人圈
第十三章 果河沿之前
第十四章 果河沿（上）：夜渡
第十五章 果河沿（下）：憋姑寺
第十六章 果河沿（终）：打天下
第十七章 野瓠山
第十八章 名字
第十九章 蒲城
第二十章 归葬
第二十一章 家书
第二十二章 一九九一，盘山
尾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华北。
消息传到冀东的时候，正是麦收刚过的时节。遵化、滦县、丰润、迁安，各县的庄稼人从地里直起腰来，听见县城方向传来隐隐的闷响。有人说是打雷，有人说是开炮。过了两天，确切的消息来了——日本人在北平西南边跟中国军队打起来了。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夜里摸营，砍了不少鬼子。
冀东的老百姓对这个消息并不陌生。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把冀东划成“非武装区”算起，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跟日本人打了四年交道。长城抗战的时候，他们在山海关、冷口、喜峰口亲眼看见过中国士兵的血淌在长城砖上。后来仗不打了，协定签了，中央军撤了。再后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从那天起，冀东二十二个县、六百万人，名义上还是中国的，实际上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后院。
什么叫“后院”？滦县的老人会告诉你：日本人来了以后，县里、镇里、矿上，到处都是日本顾问。伪政府里每个科都坐着一个日本人，他说什么，县长就签什么。开滦煤矿的工人最清楚——井下干活的时间越拉越长，拿到的工钱越来越少。日本人在矿上搞了个“井下计工制”，工人下井一整天，算下来拿到的粮食不够全家吃三天。
更要命的是“保甲法”。十家为一保，一家有事，十家连坐。夜里有人敲门，你不敢不开；开了门，你不知道是查户口的还是抓人的。唐山、古冶都设了日本宪兵队，矿区四周拉起了电网，建了炮楼。老百姓管这叫“电篱笆”。篱笆里头是亡国奴的日子，篱笆外头也是。
但冀东人不是没反抗过。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通州。就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二十来天，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几千人在张庆余、张砚田带领下宣布反正，攻打日军和伪政府机关，活捉了殷汝耕。这件事日本人管它叫“通州事件”，在冀东老百姓嘴里叫“保安队起义”。起义最后被镇压了，但消息传遍了冀东每个村子。庄稼人在打谷场上低声议论：连保安队都反了，这世道要变了。
到了秋天，又一个消息从西边传来——共产党派人来了。
来的人叫李运昌，乐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早年跟着李大钊干革命。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他到冀东，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任务只有一个：在冀东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李运昌到冀东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办训练班。在迁安、遵化一带的山村里，一批又一批的农民、教员、学生被秘密集中起来，学打枪，学埋地雷，学怎么在鬼子的眼皮底下传递消息。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个名字开始在滦县、乐亭一带的庄稼人嘴里传开——高志远。
高志远是滦县多余屯人，家里是当地富户，但他从小喜欢玩枪。据说他双手双枪，百发百中，院子里的榆树上落的鸟，他想打哪只打哪只，打下来的鸟还是活的。因为枪法好、为人仗义，他被推举为滦县三区民团大队长。一九三五年，汉奸刘佐周到了滦县，要收编民团。高志远不干，在马城起兵跟刘佐周打了一仗，败了。刘佐周把他家洗劫一空。高志远没有跑，他等了大半年，等到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滦县火车站设伏，一枪打死了刘佐周。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冀东。老百姓私下里说：高志远是条汉子。
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又一个消息从唐山方向传来——开滦煤矿的工人罢工了。
这次罢工是从赵各庄矿开始的。工人的要求很简单：取消“井下计工制”，增加工钱。罢工的领导人是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工人纠察队的大队长叫节振国。节振国是山东逃荒到赵各庄的矿工，十四岁就下井，在井下干了十几年。罢工的时候，他带着上千名工人纠察队员，手里拿着斧头、镐把，在矿上跟日本人和资本家的护矿队对峙，最后硬是逼着资本家签了协议，取消了那个吃人的“井下计工制”。
但事情没有完。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大批日本宪兵包围了节振国的家，要抓他。节振国刚从井下回来，看见哥哥被宪兵抓住，冲上去跟日本人拼命。搏斗中，他夺过一个日本宪兵队长的军刀，当场劈死了那个队长和好几个日本兵，然后负伤冲出了包围。
“节振国刀劈日本宪兵”的消息，几天之内传遍了冀东所有的矿区和村庄。延安也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节振国是民族英雄。”
矿工们奔走相告。庄稼人在田埂上议论。县城里的教书先生们偷偷把这件事讲给学生听。那些原来觉得“日本人惹不起”的人，也开始想一件事——也许，不是惹不起。
到了一九三八年五月，事情又进了一步。
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一群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来的人有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有国民党员洪麟阁，有无党派人士高志远，还有杨十三、李楚离、王仲华等人。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在冀东发动抗日暴动。
会议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暴动的日期，定在七月十六日。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六月底，日伪军得到了风声，开始在各县搜捕可疑人员。暴动不得不提前。七月六日夜里，滦县港北村率先打出了旗。第二天，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冀东。
遵化、丰润、迁安、乐亭、玉田、滦县、昌黎、抚宁——一个村接一个村，一个镇接一个镇。扛着锄头的，拎着杀猪刀的，攥着老式汉阳造的，从庄稼院里走出来，从矿坑里爬出来，从县城的角落里钻出来。他们不知道这场暴动能走多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锣响了，该动了。
而西边，一支队伍正在往东赶。
那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他们在五月下旬从平西斋堂出发，一路向东，克昌平、下延庆、破兴隆，目标只有一个：冀东。
冀东的暴动已经烧起来了。四纵还在路上。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支队伍一到，冀东的天就要变了。
天要变了。但天变之前，风先来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的风里，有麦茬烧焦的味道，有矿井里带出来的煤灰味，有铁锈味，有汗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是几百万人在同一个时刻，同时屏住呼吸，又同时呼出一口气的味道。
山雨欲来。
而这场雨，要下很久。
第一章 锣声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入夜。
冀东的七月本该是溽热的，但今年有些不一样。天黑透之后，从北边山里头吹过来的风带着一股子凉意，把白天晒透的麦茬地里蒸腾起来的热气一层层压下去。蝉声从日头落山就停了，田埂上的青蛙叫了一阵，忽然也静了。只剩风吹过麦茬的沙沙声，细碎，持续，像有人在暗处一直翻动一页永远翻不完的纸。
柳河村在遵化县城东南，往南三十里就是丰润地界。村口打谷场上堆着去年秋天的玉米秸秆垛，还没沤完，外头一层已经发了黑，里头还带着干爽的甜味儿。打谷场东边立着一面墙，说是墙，其实就是几块夯土摞起来的照壁，上面用石灰刷过，原本写着“王道乐土”四个字。字是前年秋天伪县公署的宣抚班来刷的，白底黑字，笔划端端正正，一看就是念过书的人写的。
但此刻那四个字已经不太看得清了。风吹日晒了两年，石灰剥落了大半，加上有人在字上抹过几把泥，又有人拿炭条在“王道”下面划了两道横杠，旁边歪歪扭扭添了三个字——
“乐土呢？”
字迹粗陋，像是不常写字的人用指头捏着炭条硬划出来的。没有人擦掉它，也没有人再往上写什么。它就那么留在墙上，白天过路的人看一眼，不吭声，低头走过去。
打谷场西头是李老栓家。李老栓五十六了，老伴前年冬天没的，咳了一冬，开春人就没了。儿子李文远十九岁，去年秋后被县城里的伪保安队拉了夫，去修从遵化到丰润的公路。走的时候是十月底，天已经冷了，李文远穿着一件单褂，李老栓把自己一件半旧的棉袄脱下来塞给他。儿子说“爹你穿啥”，李老栓说“我在家，冻不着”。
那件棉袄，儿子穿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过。公路修了三个月，完工之后壮夫被放回来一批，李文远不在里头。李老栓去县城问过，保安队的人说“兴许留在别处干活了”，又说“兴许跑了”。李老栓问往哪跑了，人家不耐烦，把他轰出来。
从那以后，李老栓每天傍晚搬个小板凳坐到门口，面朝东边。东边是去县城的方向，也是李文远被拉走的方向。他不说话，也不叹气，就坐着，看着那条土路出了村口，拐过一片高粱地，然后消失在远处的树影里。有人从他身边过，叫他一声“老栓”，他嗯一声，不回头。
但今天是七月六日，傍晚他没有出来坐。
打谷场上有人。不是很多人，七八个，蹲着的，站着的，靠着秸秆垛的。天太黑，看不清脸，只能看见各自手里那一点东西——有的是烟锅子一明一暗，有的是磨刀石上刀刃蹭出来的火星子。
磨刀的是张二愣。张二愣其实不愣，三十来岁，以前在村里给人杀猪，手稳，一刀下去猪叫不了第二声。他磨的是一把杀猪刀，刀身有一尺来长，背厚刃薄。磨了有一阵了，磨一会儿，拿拇指在刀刃上刮一下，再磨。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块粗布，他接过去擦了擦刀面，映着烟锅子的火光，刀身上有一道细细的血槽。
“二愣，你那刀，杀猪使的，打鬼子也使？”蹲着的一个人问，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笑。
张二愣没抬头，继续磨：“猪脖子也是脖子。”
那人笑了一声，不说话了。
秸秆垛北边，靠着墙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赵先生，村里唯一的教书先生，四十来岁，瘦，戴一副缺了一条腿的眼镜，用麻绳系着挂在耳朵上。另一个是个后生，姓周，叫周德山，以前在县城念过两年中学，后来家里供不起了，回来种地。周德山手里攥着一杆枪，老式的汉阳造，枪托上裂了一道缝，用铁丝缠着。枪是三天前从邻村一个联庄会的人手里弄来的，那人把枪递过来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别说是从我这儿拿的”。
赵先生靠在墙上，仰着头看天。天上有云，月亮在云后头，偶尔露一下脸，把打谷场照得灰蒙蒙的。赵先生忽然低声念了一句什么。周德山没听清，问：“先生你说啥？”
赵先生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在想，明天这时候，咱们还在不在。”
周德山攥枪的手紧了一下。他想说“在”，但嘴张了张，没说出来。
这时候，从村东的土路上，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很轻，但打谷场上所有人都听见了。张二愣停住了磨刀，李老栓家的门“吱呀”响了一声——他还是出来了，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门框。周德山把枪端了起来，枪口对着脚步声来的方向。
一个人影从黑暗里走出来。是个年轻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灰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脚上全是泥。他走到打谷场边上，站住了，喘着气，看了一圈黑暗中这些模糊的人影，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在夜里听得清清楚楚：
“西边来的队伍，昨天到蓟县了。”
打谷场上安静了一瞬。然后，蹲着的一个人慢慢站了起来。张二愣把刀往磨刀石上一搁，刀和石头碰出了一声脆响。赵先生从墙根下直起了腰，那副缺腿的眼镜在暗中晃了一下。
李老栓站在门口，攥着门框的手松了。他没有走过来，也没有说话。他只是转过身，回了屋。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但没有插门闩。那扇门，留了一道缝。
灰褂子的年轻人又开口了。他说话的时候，嘴里的气还不太匀，像是跑了很远的路：“还有，滦县那边，港北村，昨天动了。打出了旗。人不少。听说——”他停了一下，咽了口唾沫，“听说有好几百。”
“好几百”三个字落在打谷场上，没有激起任何欢呼，也没有掌声。人们只是站着，或者蹲着，各自攥着自己手里的东西。磨刀石上的火星子灭了，烟锅子也灭了。黑暗变得更浓了，浓到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没有人走。
赵先生把眼镜摘下来，在衣襟上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他低声说了一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所有人听：
“该来的，来了。”
周德山忽然问了一句：“先生，你说那队伍，多少人？”
赵先生摇了摇头。他不知道。灰褂子的年轻人也不知道。四纵队从平西过来，过了平北，进了冀东，一路克昌平、下延庆、破兴隆。但这些地名对于打谷场上的人来说，太远了。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事。他们只知道一件事——西边来的兵，是打鬼子的。打鬼子的兵来了，就该有人跟上去。
张二愣把杀猪刀插进腰后头的布带子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铁屑。他看着赵先生说：“先生，你去不去？”
赵先生没有马上回答。他看了看打谷场上的人——蹲着的，站着的，攥着枪的，攥着刀的，空着手的。然后他说：“我家有三斗小米，埋在后院。明天起出来，磨成面，带上。”
没有人再问什么了。
灰褂子的年轻人走到秸秆垛旁边，靠着垛子坐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块干粮，咬了一口。他跑了太远的路，从蓟县边上一直跑到遵化，一路上没怎么停。此刻他嚼着干粮，看着打谷场上这些人，忽然觉得嘴里发干。不是干粮太硬，是别的什么。
打谷场东边的墙上，那三个歪歪扭扭的字——“乐土呢”——还在黑暗里。没有人去看它。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在。
夜越来越深了。风从北边山里头吹过来，带来了远处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听不真切，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什么东西。也许是锣。也许是铁轨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也许只是风吹过了什么。
但打谷场上没有人睡。
周德山把汉阳造靠在秸秆垛上，自己蹲下来，从兜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几颗子弹。他一颗一颗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还是那些。
张二愣重新坐下去，把磨刀石搁在膝盖上，但没有再磨。他只是坐着，手搁在腰后的刀柄上。
赵先生走到墙根下，找了块平整的地方，用脚尖在地上划了两个字。周德山凑过去看了一眼。地上写着两个很浅的字，被月光照得模模糊糊。周德山认出一个“抗”字，另一个没认出来。
“先生，第二个是啥？”
赵先生低头看了看，用脚尖又描了一遍。
“日。”
他说完这个字，没有再解释。他抬起头，看着东边的天。东边的天还是黑的，但最底下那一层，似乎有了一点极淡极淡的灰白。也许是月光照在云底上，也许是别的什么。但天快亮了。
打谷场上的人还在等。
等天亮，等人来，等一个他们说不清楚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后天，不知道这个夏天过完的时候，这个打谷场上站过的人，还有几个能站在这块地上。他们只是知道一件事——
锣响了。
港北村那边，锣已经响了。蓟县那边，西边来的队伍已经动了。滦县、丰润、迁安、乐亭、玉田、遵化，到处都有人在磨刀，有人在起枪，有人在把埋在地里的东西刨出来。
李老栓家的门又开了一道缝。这次他没有出来，只是站在门里，看着打谷场上那些黑乎乎的人影。看了一会儿，他转身回去。过了一会儿，门缝里透出一点光——油灯的光。很暗，摇摇晃晃的，但打谷场上的人看见了。
那盏灯一直亮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灭。
天亮之后，打谷场上的人散了。各回各家，拿上各自的东西。有人扛着锄头，有人背着旧枪，有人手里什么也没有。他们往村口走，往东边走，往那个年轻人来的方向走。
走出村口的时候，有人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王道乐土”还在，那三个炭条写的字也还在。
没有人擦它。
以后也不会有人擦。
三天之后，消息传遍了冀东二十二个县。
七月六日夜里，滦县港北村打出了第一面旗。七月七日，滦县安各庄、高各庄、铁局寨同时起事，几百名庄稼汉举着锄头、镐把、老式步枪，攻下了安各庄伪警察所，缴了三十多条枪。七月八日，丰润、迁安、遵化同时动手。七月九日，乐亭。七月十日，玉田。七月十一日，昌黎。到七月中旬，冀东二十二个县，除了铁路沿线和几个日军据点，几乎全部翻了过来。
暴动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起事的是港北村那几十号人，过了三四天，变成了几千人。到了七月底，整个冀东拉起来的抗日联军，超过十万人。他们手里有什么就拿什么——锄头、镐把、鸟铳、老套筒、汉阳造、打猎用的火枪，甚至有人把庙里供着的关公刀都扛了出来。
抗联的旗子是红的，上面缝着黄布剪的五角星。旗子做得粗糙，有的针脚歪歪扭扭，有的五角星剪得像一团火。但旗子插到哪个村口，哪个村的男人就往外走，女人往屋里跑——去烧水、烙饼、纳鞋底。小孩子跟在队伍后头跑，一直跑到村口，被大人喝住，站在那儿，看着队伍走远。
七月十二日，高志远率滦县、乐亭一带的抗联队伍攻下了滦县县城。七月十三日，李运昌率部攻下迁安县城。七月十四日，洪麟阁率部攻下玉田县城。同一天，遵化县城也被攻下了。伪县公署的牌子被摘下来，扔在街上，有人上去踹了两脚。
遵化城攻下的那天下午，柳河村的人进了城。张二愣走在队伍里，腰里别着那把杀猪刀，头上裹着一块红布。赵先生跟在后头，没拿枪，手里攥着一卷纸，是他连夜写的标语。周德山扛着那杆汉阳造，走在赵先生旁边，枪托上的铁丝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他们走过遵化城的十字街，看见伪县公署门口站着一个八路军干部模样的人。那人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手枪，正在跟几个抗联的头头说话。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他说：“暴动起来了，下一步就是巩固。队伍要整编，政权要建立，鬼子不会坐着看。”
周德山停下来，看了那人一眼。他不认识那个人。但他记住了那人的话。
那天晚上，柳河村的人在遵化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回村的时候，赵先生在路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暴动容易，守住难。这十万人，能打的不知道有多少。鬼子来了，要是顶不住，咱们还得散。”
张二愣说：“散就散，散了再聚。”
赵先生没有反驳他。他只是摇了摇头，看着远处的长城。长城在遵化北边，蜿蜒着往东去，消失在雾蒙蒙的山影里。
他看了很久，然后说：“但愿吧。”
八月过去了。九月来了。
九月，日本人调来了一个师团，加上东北的伪满军，从三面往冀东压过来。飞机在遵化、丰润、滦县的上空盘旋，炸弹扔在暴动队伍集结的村庄里。日军的坦克沿着公路推进，炮声从早响到晚。
抗联的队伍太散了，没有统一指挥，没有足够的枪，没有打过仗的兵。面对日军的正规部队，像一把散沙撒在铁板上。一个村一个村地丢，一条路一条路地断。
九月下旬，冀热边特委在丰润九间房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最后决定：抗联队伍随四纵西撤，到平西去整训。
西撤的命令传达到各个支队的时候，已经是九月底了。队伍在遵化、丰润一带集结，准备往西走。但日军已经得到了消息，从唐山、天津、北平三个方向调兵堵截。抗联的队伍走到蓟县附近的时候，被日军包围了。打了三天三夜，队伍被打散了。有的人往西冲出去了，有的人往北撤了，有的人就地散了。
那些散了的兵，有的回了家，有的钻进了山里，有的把枪埋在地里，等着有一天再刨出来。
十月，四纵主力西撤到了平西。走的时候，四纵在迁安莲花院开了一个会，决定留下三个支队在冀东坚持。第一支队，支队长陈群，活动在丰润、迁安一带的山里。第三支队，支队长单德贵，活动在蓟县、平谷、密云一带。第二支队，支队长包森，活动在兴隆、遵化的长城南北。
包森那年二十七岁。他的支队，算上他自己，四十一个人。
主力走的那天，包森站在兴隆的一条山沟口，看着队伍往西去。队伍很长，灰蒙蒙的一片，从沟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梁上。枪扛在肩上，粮食驮在驴背上，有的人背着锅，有的人背着伤员。走得很慢，但一直在走。
石头站在包森旁边。他是队伍路过遵化的时候跟上来的，十五六岁，家里没人了。包森看了他一眼，说“跟着走”，没有多问一个字。
石头看着西去的队伍，问了一句：“司令，咱们什么时候走？”
包森说：“不走。”
石头愣了一下。
包森转过身，往东走。东边是长城。长城在兴隆的北边，蜿蜒着往东去，消失在一片青灰色的山影里。他说：“他们走了，冀东就空了。空了的地方，鬼子会填。我们要是也走了，填进来的就全是鬼子。”
石头跟着他往东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西去的队伍已经翻过了山梁，看不见了。只剩下一条空荡荡的山沟，和山沟里被踩倒的草。
那是1938年10月的事。从那天起，包森没有再往西走一步。
但石头不知道的是，包森“不走”这件事，是在几天前的一个会议上被决定的。那个会议，叫九间房。
第二章 九间房
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丰润县九间房村。
村子在丰润县城北面，只有十几户人家，土坯房，石头墙，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被虫蛀空了半边，但枝叶还活着，秋天里黄了一半。村东头有一间大一点的院子，是村里一户殷实人家的，正房三间，厢房两间，院子中间铺着石板，石板缝里长着枯黄的草。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的联席会议，就在这间院子里开。
包森是前一天夜里到的。他带着石头，从遵化北部翻山过来，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九间房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院子里点着两盏油灯，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昏昏黄黄的。包森让石头在院子外面的柴垛旁边等着，自己推门进去了。石头蹲在柴垛后面，抱着枪，看着那扇门。门缝里透出的光时明时暗，有人影在窗前晃动。
石头不知道里面在开什么会。他只知道，来的人不少。他看见了好几匹马拴在院子外面的树上，有骡子，有驴。他还看见了几个穿灰军装的人，腰里别着手枪，站在院子门口抽烟，烟锅子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暗。有一个年轻的警卫员从院子里出来，走到柴垛旁边，看了石头一眼，问：“你是包司令的人？”石头点了点头。警卫员说：“在外头等着。别走远。”
石头没有走远。他就蹲在柴垛后面，把枪抱在怀里，听着院子里的声音。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什么，但能听出一种紧张的动静。有时候好几个人同时说话，声音叠在一起，然后忽然安静下来，只听见一个人的声音在说。石头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但他觉得那个声音很沉，像是压着什么东西。
院子里坐着的人，石头后来才知道都是谁。主持会的是四纵政委邓华，三十来岁，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不快，但每一句都很稳。四纵司令员宋时轮也在，他比邓华壮实，脸黑，说话的时候习惯用手掌按着桌子。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坐在邓华旁边，四十来岁，脸上的线条很硬，话不多，但一开口就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还有河北省委的马辉之、姚依林，抗联的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李楚离、王仲华。屋子里挤了十几个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墙角。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走，还是留。
四纵是五月从平西过来的，一路打到冀东，配合暴动队伍拿下了十几个县城。但九月之后，日军从华中回调部队，加上关东军和伪满军，从三面压过来。飞机天天在头上转，炸弹扔在暴动队伍集结的村庄里。抗联的队伍太散了，没有统一指挥，没有足够的枪，没有打过仗的兵。打了几仗，损失很大。
邓华先把形势说了一遍。他说得很平，没有夸张，也没有掩饰。最后他说：“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是希望我们在冀东坚持。但目前的形势，主力继续留在冀东，有被合围的危险。四纵党委的意见，是主力西撤平西整训，留下少数部队坚持。”
他刚说完，李运昌就开口了。李运昌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我不同意。”他说，“冀东的群众基础是好的。暴动起来十几万人，老百姓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给我们吃，把儿子送到队伍里来。现在主力一走，老百姓怎么办？鬼子来了，他们找谁？”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可以分散打游击。冀东的山多，沟多，鬼子的兵力不够铺满整个冀东。只要我们在，老百姓就有主心骨。主力一走，人心就散了。”
屋子里安静了一下。有人点头，有人低头。高志远坐在炕沿上，抽着烟，没有说话。洪麟阁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想什么。
邓华听了李运昌的话，没有马上反驳。他等了一会儿，才说：“运昌同志说的有道理。但我们要算一笔账。四纵从平西过来的时候五千多人，现在还有多少？抗联号称十万，真正能打仗的又有多少？鬼子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装备更不用说。硬留在冀东，打光了怎么办？”
李运昌说：“打光了也比撤走强。撤走了，冀东就丢了。再打回来，要死更多的人。”
宋时轮这时候开口了。他说话很直：“运昌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是军人，不能拿几万人的命赌。主力西撤，保存力量，以后还能打回来。主力留在冀东，被鬼子包了饺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李运昌看着宋时轮，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他把手搁在桌子上，手指攥着桌沿，指节发白。
邓华看了看屋子里的人，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洪麟阁睁开眼睛，说了一句：“我同意运昌的意见。但我也知道，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主力要走，就走吧。但留下的部队，要安排好。”
洪麟阁这句话，把会议从“走不走”拉到了“怎么走”和“谁留下”。邓华点了点头，说：“对。留下的部队，我们已经考虑过了。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百余人，在冀东坚持。一支队陈群，活动在丰润、滦县、迁安边界；三支队单德贵，活动在蓟县、平谷、密云；二支队……”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坐在角落里的包森。
包森一直没有说话。他坐在墙角的一只矮凳上，背靠着墙，左手搁在膝盖上，右手攥着那支驳壳枪的枪把。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听着。邓华说到他的时候，他才抬起头，看了邓华一眼。
邓华说：“二支队，包森。活动在兴隆、遵化的长城南北。”
包森没有马上说话。他看着邓华，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李运昌转过头看了包森一眼。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感激，也有别的什么。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说了一句：“老包，长城南北，不容易。鬼子在长城沿线修了封锁沟，人圈也快修起来了。”
包森说：“我知道。”
李运昌说：“你手里就几十个人。”
包森说：“几十个人也是人。”
李运昌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会议又讨论了一些具体的安排——西撤的路线，各部队的集结时间和地点，留下的三个支队的补给和联络方式。邓华让参谋把地图铺在桌子上，指着从冀东到平西的几条路线，一条一条地分析。宋时轮在旁边补充，哪里可能有鬼子的封锁线，哪里可以绕过去。李运昌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说某条路他走过，夏天不淹水，冬天不结冰。
石头蹲在院子外面的柴垛后面，听着院子里的声音。他听不太懂那些地名和路线，但他听懂了两个字——“留下”。他不知道是谁留下，也不知道留下意味着什么。但他从那些人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种东西。那种东西，他在包森身上见过。就是包森决定一件事之后，不再说第二遍的那种安静。
会开到后半夜才散。门开了，人一个一个走出来。石头看见邓华走出来，站在院子里，仰头看了看天。天上有月亮，很暗，弯弯的一钩。邓华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屋。宋时轮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烟，蹲在台阶上抽。抽完了，把烟头摁在石板上，站起来走了。
李运昌是最后几个出来的。他走到院子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然后他看见了蹲在柴垛后面的石头。他走过来，蹲下来，看着石头。石头的脸在月光下很年轻，还带着一点没褪干净的稚气。李运昌问：“你叫什么？”
石头说：“石头。”
李运昌说：“跟着包司令的？”
石头点了点头。
李运昌伸出手，在石头的肩膀上按了一下。他的手很大，很重，掌心有老茧。按了一下，就松开了。他站起来，往村口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亮着灯的屋子。然后他转过身，继续走。他的影子在月光下拖得很长，一直拖到村口的老槐树下面。
包森是最后出来的。他走出院子，看见石头蹲在柴垛后面，走过来，说：“走。”
石头站起来，把枪背好，跟着包森往村外走。他们走的还是来时的山路，但方向不一样了。来的时候是往南，走的时候是往北。石头跟在包森后面，走了一段路，忍不住问了一句：“司令，留下的是谁？”
包森没有回头。走了一段路，才说：“我。还有陈群，单德贵。”
石头又问：“为什么是你？”
包森沉默了一会儿。山路很窄，两边是黑黢黢的树林，风吹过树梢，沙沙响。他走了一段路，才说：“因为长城南北的路，我走过。哪条路通向哪，哪条路上有鬼子据点，哪条路能藏人，我脑子里都有。”
石头没有再问。他跟着包森继续走。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包森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月光照着他的脸，石头看见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两颗钉在暗处的铜钉。
“石头。”
“嗯。”
“你跟着我，怕不怕？”
石头想了想，说：“不怕。”
包森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转过身，继续走。他的步子不快，但很稳。石头跟在他后面，两个人的影子在月光下拖得很长，一前一后，往北面的山里走。
那是1938年10月的事。从那天起，包森没有再往西走一步。
从九间房往北，翻过两座山，就是遵化和兴隆交界的山区。包森带着石头走了大半夜，天亮的时候到了一个叫洪山口的小村子。村子在山沟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四面都是橡树和松树。包森站在村口，朝北面看。北面是长城，蜿蜒在山脊上，灰蒙蒙的，在晨雾里时隐时现。
石头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长城。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问包森：“司令，昨天那个会，李司令说了什么？”
包森说：“他说，冀东的老百姓把儿子送到队伍里来。主力走了，老百姓找谁。”
石头问：“那你怎么说？”
包森没有回答。他看着长城，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才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
“老百姓找谁，我就站在这儿。”
石头跟着他往村里走。村子里的狗叫了两声，然后停了。天亮了，太阳从东边的山脊上爬上来，照在洪山口的石头房子上，把土墙照成了一种很淡的暖色。包森走到村东头的一间空房子前，推门进去。房子不大，地上铺着干草。他把驳壳枪搁在干草堆上，坐下来，闭上了眼睛。
石头蹲在门口，把枪抱在怀里。他想起昨天夜里在九间房，那些人的声音，那些人的脸。他想起李运昌蹲在他面前，手按在他肩膀上。他想起包森说的那句话——“老百姓找谁，我就站在这儿。”
他把这句话记住了。他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觉得，这句话比枪更沉。
几天之后，陈群和单德贵分别派人送来了信。陈群的支队在丰润、迁安边界活动，单德贵的支队在蓟县、平谷一带。三个支队之间隔着鬼子的据点和封锁线，联络很困难。但包森在回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各打各的。能活下来，就能见面。”
石头把这封信抄在本子上。本子是包森给他的，粗麻纸订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两个字——“记名”。字是包森写的，笔画很重，墨透到了背面。石头把信抄完，把本子合上，塞进怀里。布包又厚了一点。家书还在，名字还在。他把布包按了按，胸口沉甸甸的。
洪山口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底，山里就开始下霜了。包森带着队伍在长城南北的山沟里转，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那个沟。鬼子来扫荡，他们就钻山；鬼子走了，他们再出来。石头跟着包森，走了很多路，见了很多村子，记了很多名字。他把那些名字一个一个写在纸上，折好，塞进布包里。
有一天晚上，包森坐在一块石头上，借着月光在看什么。石头凑过去看，是那封家书。包森把信纸展开，铺在膝盖上，用手指点着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很慢。石头跟着他念。念到“不孝”的时候，包森停了一下，说：“这两个字，你要记住。”
石头说：“记住了。”
包森把信收起来，放回怀里。他看了石头一眼，说：“等仗打完，你替我回家看看。”
石头说：“好。”
包森没有再说什么。他靠着石头，仰头看着天。天上有月亮，很亮，照着他的脸。石头坐在他旁边，把布包按在胸口。他知道，从九间房那个晚上开始，包森就走上了一条只有他自己能走的路。那条路很长，很黑，但他一直往前走。石头跟着他。一步都不落。
第三章 山洞里的三个字
主力西撤之后的第十一天，包森带着队伍在兴隆县东南的蘑菇峪一带被围了。
围他们的是伪满军。大约三百多人，从三道河子方向压过来，沿着山沟往南推。包森在拂晓前得到消息的时候，敌人已经离他们宿营的村子不到十里地了。他站在村口的磨盘上往北看，天刚蒙蒙亮，北边的山梁上有一排黑点在移动，走得很快，队形很整齐。
“走。”他从磨盘上跳下来，只说了一个字。
四十一个人从村子里撤出去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村里的人还在睡，有几家的烟囱已经冒起了早烟，细细的一缕，在灰蓝色的天上飘着。包森没有惊动村民。他从村后的小路往南走，钻进了山。
山是燕山。兴隆这一带的山，说高不高，说险不险，但沟壑极深，林子极密。山上的松树和橡树混在一起，树干上都缠着藤，地上铺了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没有声音。这样的山，藏几十个人容易，藏几百个人也容易。但要是被发现了，跑起来也难——沟沟坎坎，一脚踩空就是十几丈深的谷。
包森带着队伍往南走了大半天，晌午的时候到了一个叫石梯子沟的地方。沟口很窄，两边的崖壁往里收，像一道门。进了门，里面反倒宽了一些，有一个废弃的炭窑，窑口被半塌的石头堵住了一半，但里面还有不小的空间。
包森让队伍在炭窑周围停下来休息。他派了两个人爬到沟口两边的崖顶上去放哨，其他人在窑里烧水吃干粮。水是从沟底一个小泉眼里接的，泉水很凉，就着冷干粮嚼下去，从嗓子眼凉到胃里。
石头坐在窑口的一块石头上，啃着一张硬得发脆的玉米面饼子。他啃了两口，觉得嗓子干得厉害，就站起来想去泉边接水。刚站起来，沟口崖顶上的哨兵忽然发出了信号——两声急促的鹧鸪叫。
包森立刻站了起来。
“有情况。多少人？”
“看不清，至少百十来个。从北边上来的，顺着沟底走。”哨兵从崖顶上溜下来，喘着气说。
包森站在窑口，往沟口方向看了一眼。沟口那道窄门，此刻成了唯一的出路。敌人要是堵住了沟口，他们就困在这条沟里了。
“不等了。现在就走。分三路，往南走。到了南边的树林里再聚。”包森说完，又补了一句，“不要恋战。碰上了就甩，甩不掉再打。”
队伍立刻散开。石头跟着包森，还有另外三个战士，一共五个人，往沟底南侧的一条小岔沟里走。这条岔沟更窄，两边的树密得几乎看不见天，脚下是厚厚的苔藓，滑得很。走了不到半里路，身后就传来了枪声。先是零星的三八大盖，然后是歪把子机枪，嘎嘎嘎地响，声音在山谷里撞来撞去。
包森没有回头。他加快脚步，带着人往岔沟深处走。但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中间还夹着喊声。那是伪满军的喊声——“站住！跑不了啦！”
包森停了下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四个人。他说：“不能这么走了。敌人咬得太紧。得找个地方先躲一躲，等他们过去。”
石头四处看了看。这条岔沟窄得只容两个人并肩走，两侧是陡坡，坡上的树虽然密，但坡面太陡，爬上去也跑不远。哪里有能躲的地方？
包森的目光停在了岔沟左侧半坡上的一处地方。那里有一片裸露的岩石，岩石下方有一丛密实的藤蔓，藤蔓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但枝条交错，把下面的石壁遮得严严实实。包森走过去，拨开藤蔓，里面是一个洞口——不大，半人高，宽度大概能挤进去两个人。
“进去。”包森说。
五个人一个一个往里挤。石头最后一个进。他爬进去的时候，肩膀被洞口的石棱刮了一下，疼得他吸了一口气。洞里很暗，只有洞口透进来的一点光。石头蹲下来，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之后，看清了这个洞——不大，大概三四尺宽，一人多高，往里走几步就到底了，是个浅洞，不是深洞。五个人挤在里面，连转身都困难。
包森靠在洞壁最里面，枪口对着洞口。另外三个人挤在中间，石头在最外面，离洞口最近。
枪声到了岔沟里。很近，近到能听见靴子踩在落叶上的声音。石头屏住呼吸。他的手在抖，枪托抵着肩膀，手指扣在扳机护圈外面——包森交代过，不到最后一刻，手指不进扳机。
有人从洞口的藤蔓外走了过去。脚步声很重，踩在石头上，咯吱咯吱响。石头看见藤蔓缝隙间晃过一片灰黄色的衣角。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那个脚步声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走过去。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石头在心里数着。他数到第十几个的时候，脚步声开始稀疏了。往沟底方向去了。
他松了一口气。但他的肩膀忽然被一只手按住了。是包森，从后面伸过手来，按着他的肩膀，很轻，但很用力。石头明白——别动。可能还有。
果然。过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沟底方向又传来了脚步声，这次是往回来的。伪满军搜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又往回走了。脚步声从洞口外经过，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沟口的方向。
又等了很久。洞里没有人动。五个人的呼吸声都很重。石头甚至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地撞着耳膜。
包森的手从石头肩膀上松开了。
“石头。”
“嗯。”
“怕了没有？”
石头没有说话。他的嘴唇有点抖。在黑暗中，包森看不见他的脸。
“说实话。”包森说。
“怕。”石头说。
包森在黑暗中动了一下。石头听见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后背靠在洞壁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包森说：“我也怕。”
石头愣了一下。这是包森第一次跟他说这种话。
“你怕过没？”石头问。
包森没有立刻回答。洞外的天应该已经暗下来了。藤蔓缝隙里透进来的光变成了铅灰色，很暗，很冷。
“怕过。”包森的声音很平，“那年我二十二。在西安，特务半夜踹门进来。我从后窗跳出去，没跑掉。他们把我按在巷子里的泥地上，后脑勺挨了两枪托。疼。”
石头听着。
“后来在牢里，他们拿烙铁烫我后背。”包森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石头听见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极轻的、几乎听不出来的停顿。然后包森继续说：“我喊了。”
石头没说话。
“喊了三天。”包森说，“不喊了。”
“为啥不喊了？”
包森沉默了一会儿。洞外的风从藤蔓缝隙里灌进来，带着山里的凉意和松脂的味道。
“第四天，他们换了个法子。把我从牢房里拉出来，拉到院子里。院子里吊着一个人。是个女学生。比你还小——十六七岁的样子。他们拿鞭子抽她。问她说不说。”
石头攥紧了枪。
“她一声没吭。”包森说。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只说给自己听，“一下都没吭。”
洞里安静了很久。另外三个战士都没有说话。石头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他能看清包森的脸了。那张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是亮的，在暗处闪着一点很淡的光。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包森说，“有些事，你扛不住也得扛。不是因为你勇敢，是因为你不扛，后面的人就得替你扛。”
他停了一下。
“那个女学生，后来被他们打死了。”
这句话落在洞里，像一块石头沉到水底。
石头忽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他伸手抹了一把，是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的。他赶紧把头低下去，用袖子擦掉。但包森好像看见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伸出手，在石头的后脑勺上按了一下，很轻，像按一个睡着的孩子。
“睡吧。”包森说。
“我不困。”
“闭眼。闭眼就是睡。”
石头把枪抱在怀里，后背靠着洞壁，闭上了眼睛。他的肩膀还在抖，但过了一会儿，抖得轻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慢下来了，匀了。手里的枪还攥着，但手指松开了，搭在枪托上。
包森看着他。看了很久。洞外的光彻底暗了。黑暗中，包森把自己的干粮袋摸出来，轻轻放在石头旁边。然后他靠着洞壁，眼睛对着洞口，没有闭。
夜很长。但天总会亮的。
天亮之前，包森叫醒了所有人。他从藤蔓缝隙往外看了看，沟里没有什么动静。他把耳朵贴在洞口的地面上听了一会儿，只有风声和水声。
“走。天亮之前出沟。往南走。到南边的树林里找陈群的人。”
五个人从洞里钻出来。石头钻出来的时候，冷风一激，打了个寒噤。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洞口。藤蔓上的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晃着，遮住了那个半人高的黑洞，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想起夜里包森说的那三个字——“我也怕”。这三个字比一梭子子弹更重。它让石头明白了一件事：包森不是不怕，是怕了之后还在往前走。
包森走在最前面，步子不快，但很稳。他的后背有一块旧伤疤，石头看不见，但石头知道它在。烙铁烫的。那块疤在包森的后背上，也烙在了石头的记忆里。
天亮的时候，他们翻过了南边的山梁。山梁的那一边，是一片很大的松树林。林子很密，走进去之后，外面的光被树冠遮住了大半，地上铺着厚厚的松针，踩上去没有声音。松脂的味道很浓，浓到让人觉得安全。
林子里有人。陈群的人。他们搭了几个简易的窝棚，用松枝铺的顶，用石头垒的灶。灶里的火刚灭，灰烬还是热的。一个哨兵从树后闪出来，看见包森，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包司令！你们过来了！”
包森点了点头，问了一句：“陈司令在不在？”
“在。在里头。”
包森往林子深处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石头一眼。
“跟上。”他说。
石头跟上去。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山梁在身后，晨光从山梁那边漫过来，把松树林照得一片金黄。那个山洞在十几里外的岔沟里，藤蔓遮着，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
但石头知道。他怀里揣着那把枪，枪托上还留着昨晚攥出来的汗印子。他的脑子里有那三个字。那三个字比枪更沉。
他转过身，快步跟上了包森。
第四章 坝台上的日头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夜。
孟子院村北的张家坟，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自然村。村北有一道土坡，坡上长着几棵老槐树，坡下是一条从遵化通往兴隆的土路，平时走的人不多，但每隔几天就会有日伪军的巡逻队从路上经过。
包森是前一天到的张家坟。他带的人不多，除了石头，只有两个警卫员。但他提前三天就派出了侦察组——支队部的贾振远，五大队队长年焕兴，手枪班侦察员马兰田，警卫员王志民，还有另外三名战士，一共七个人。七个人在四月二十五日晚上悄悄进了张家坟，分散住在两户老乡家里。
包森自己没有住在村里。他带着石头和两个警卫员，住在村北土坡上一间看林人废弃的窝棚里。窝棚很小，用树枝和茅草搭的，四面漏风，但地势高，能看见坡下的土路，也能看见村口的动静。
石头蹲在窝棚门口，看着坡下的村子。天黑透了，村子里只有两三点灯火，很快就灭了。风从坡上刮下来，带着泥土和麦苗的味道。
“司令，咱们在这儿等什么？”石头问。
包森靠在窝棚的柱子上，手里拿着一块干粮，慢慢地嚼。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等一个人。”
“谁？”
“王振西。”
石头不知道王振西是谁。包森也没有解释。他只是说：“睡吧。明天天亮之前，你得醒。”
石头没睡。他靠着窝棚的门框，看着外面的黑暗。风把槐树叶子吹得沙沙响，远处的山脊在月光下像一条黑色的线，横在天际。他想起去年秋天在蘑菇峪的山洞里，包森说的那三个字。那时候他觉得包森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扛。但此刻包森靠在柱子上，干粮吃了一半就搁在膝盖上，眼睛闭着，眉头却皱着。石头忽然觉得，包森也在等，等一个他不能完全控制的东西。
天蒙蒙亮的时候，石头被推醒了。是包森。他蹲在石头旁边，声音很低：“走。跟我下去。”
石头揉了揉眼睛，跟着包森从窝棚里出来。坡下的村子里已经有了动静。贾振远、年焕兴、马兰田几个人已经换上了老乡的衣服——粗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头上裹着白毛巾。他们从老乡家里借了几把铁锹和几个木模子，正在坡下的一片空地上忙活。
包森带着石头走到坡下，站在一棵槐树后面。他看了看那几个侦察员，又看了看坡下的土路，然后对石头说：“看见那个坝台没有？”
石头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坡下的土路从西边过来，在村口拐了一个弯，弯道旁边有一块高出路面两尺多的土台子，台子下面堆着一堆黄土和几捆麦秸。那就是坝台。贾振远他们几个人就在坝台上，用铁锹把黄土铲进木模子里，用石夯夯实，一块一块地脱坯。脱好的土坯码在坝台边上，一排一排的，在晨光里泛着潮气。
“他们在打土坯？”石头问。
“在等人。”包森说。
石头不明白。打土坯和等人有什么关系？但他没有问。他看见包森的目光一直盯着西边那条土路的尽头，那里有一片高粱地，高粱还没长起来，只有半尺高的青苗，露出褐色的土地。土路从高粱地中间穿过去，消失在远处。
日头从东边升起来，照在坝台上。四月的日头不毒，但晒久了也热。贾振远他们把褂子脱了，光着膀子干活，汗从脊背上淌下来。年焕兴用毛巾擦了一把脸，抬头看了看日头，又看了看西边。马兰田蹲在坝台边上，手里攥着铁锹，眼睛一直没离开过土路。
快到晌午的时候，土路的尽头出现了三个人影。
石头先看见的。他蹲在槐树后面，忽然看见高粱地里有人头攒动。三个人，从西边走过来，走得不快。前头一个，穿粗布便衣，走路的姿势有点跛，右胳膊像是受了伤，夹在身侧。后头两个，隔了十来步，穿着大褂，像是买卖人的打扮，一个胖些，一个瘦些。
石头攥紧了枪。但包森按住了他的手腕。
“别动。”
石头看见坝台上的贾振远也看见了那三个人。贾振远没有动。他还在铲土，但铲土的动作慢了下来。年焕兴的手从铁锹上松开了，垂在身侧。马兰田蹲在坝台边上，手里的铁锹搁在地上，一只手慢慢摸到了腰后。
三个人越走越近。前头那个穿便衣的人，走到坝台跟前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他的目光扫过坝台上那几个光膀子干活的人，然后扫过坝台边上的土坯，最后落在年焕兴的脸上。
他认识这张脸。
穿便衣的人——王振西——右手受伤了，不能动，但他用左胳膊肘碰了一下年焕兴。很轻，很快。碰完之后，他的嘴往身后一拱，几乎听不见地说了一句话。石头离得远，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年焕兴的脸色变了一下。石头后来才知道，王振西说的是：“后边是鬼子和翻译。”
两个穿大褂的人走到了坝台下。
坝台高出路面两尺多。贾振远站在坝台上，低头就能看见那两个人的头顶。胖的那个，大褂的料子比瘦的好，走路的时候眼睛四处看，步子很稳。瘦的那个，缩着肩膀，眼睛一直盯着脚下的路，像是在数石头。
贾振远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插。
“注意。听我的。”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坝台上的人能听见。
然后他跳了下去。年焕兴跳了下去。马兰田跳了下去。三个人从坝台上纵身跃下，落地的声音闷闷的，像三袋粮食砸在地上。贾振远的枪口顶住了胖子的腰眼，年焕兴的枪口顶住了瘦子的腰眼。马兰田的手撕开了胖子的枪套，把那支撸子手枪抽了出来。
“不许动。”
胖子——赤本三尼——的手刚刚摸到腰间，枪就已经没了。他的嘴张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的声音。瘦子——翻译——的腿软了，往下蹲，被年焕兴一把拎住后领。
“走。”贾振远说。
王振西从前面跑回来，喘着气，右胳膊还夹在身侧，脸上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滴。他说：“快走！鬼子大队就在后边！”
石头看见包森从槐树后面站起来了。包森没有往坝台那边走。他往北走了几步，站在土坡的最高处，朝东边看了一眼。然后他转过身，对石头说：“去告诉贾振远，往侯家寨方向走。我在这儿等他们。”
石头跑下土坡的时候，贾振远他们已经押着赤本和翻译往北走了。赤本被年焕兴和马兰田一左一右架着，两条腿不配合，在地上拖出了两道印子。他的嘴一直在动，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声音越来越大。翻译被王志民押着，走在后面，瘦子的脸上全是汗，嘴皮子发白。
石头追上贾振远，把包森的话说了。贾振远点了一下头，说：“知道了。你回去告诉司令，别等太久。鬼子的枪声近了。”
石头跑回土坡上的时候，包森还站在那儿。他没有往北看，而是往西看。西边那条土路，从高粱地里伸出来，此刻还是空的。但包森盯着那个方向，眉头没有松开。
“司令，贾振远说鬼子枪声近了。”
包森嗯了一声。他转过身，往北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坝台。坝台上那几个木模子还搁在地上，铁锹插在土里，脱好的土坯码得整整齐齐。日头照在土坯上，泛着一层淡淡的金色。
“走吧。”包森说。
石头跟着包森往北走。他们的步子不快，但很稳。北边是山，山里有路，路通往侯家寨。赤本被押着走在前面，拖拖拉拉，走走停停。石头听见他在喊，喊的是中国话，但口音很重，听不太清。后来石头问翻译说了什么，翻译说，赤本在喊“我要见包森”。
包森听见了。他没有停。他只是对石头说了一句话：“他想见我。我还没想见他。”
走了十几里，快到侯家寨的时候，后面的枪声响了。先是一声，然后是一阵，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倒了一筐石头。贾振远回头看了一眼，加快了脚步。但赤本不走了。他往地上一坐，两条腿伸开，两只手被猪毛绳捆着，眼睛瞪着贾振远，嘴里叽里咕噜地嚷。
年焕兴拽他，他不起来。马兰田推他，他往下坠。翻译在旁边哆哆嗦嗦地说：“他……他说他要见包森……不见包森他不走……”
枪声越来越近。贾振远看了看赤本，又看了看北边的山口。他说：“拖。”
几个人把赤本从地上拖起来，连拉带拽地往山口里走。赤本的身体像一袋湿沙子，沉得拖不动。走了几十步，拖不动了。贾振远停下来，看着赤本，又看了看手里的枪。
石头看见了那一瞬间。贾振远的手攥着枪，指节发白。但枪口没有抬起来。赤本还在喊，声音已经嘶了，但还在喊“包森”。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眼睛瞪着贾振远，像是不相信这些人会杀他。
然后贾振远做了一个决定。他从老乡家里找来一把旧斧子。石头看见斧子的时候，腿软了一下。贾振远走到赤本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脸。赤本不喊了。他看着贾振远手里的斧子，眼睛里的东西变了。不是怕。是别的什么。石头说不清。
贾振远举起斧子。石头转过身去。他听见斧子落下来的声音，闷的，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包森站在山口那边。他没有过来看。他只是站着，背对着这边，看着北边的山。枪声越来越近了，山口外面的路上已经有了伪满军的身影。贾振远他们草草把赤本掩埋了，然后散开，往山里撤。
那天晚上，他们在山里一个炭窑里过夜。炭窑和蘑菇峪那个山洞很像，不大，但能容下十几个人。包森坐在窑口，火光映着他的脸。贾振远从外面进来，把一张纸递给包森。石头凑过去看了一眼，纸上写满了字，是毛笔写的，很大，很工整。
“鬼子送来的。”贾振远说，“说愿意用五十挺机枪、几十箱子弹换赤本。”
包森把信看了一遍。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嘴角动了一下就没了。他把信折起来，递给贾振远。
“告诉他们，”包森说，“讲条件嘛，两条。一是让他们滚出中国去，二是让他们投降。”
贾振远接过信，没有马上走。他站在那儿，看着包森。过了一会儿，他说：“司令，五十挺机枪。”
包森看着他。
“咱们缺枪。”贾振远说，“五十挺机枪，够装备一个营了。”
包森没有马上回答。他拿起一根树枝，拨了拨火堆。火星子溅起来，在黑暗里亮了一下，又灭了。
“贾振远，”包森说，“你觉得赤本的命值五十挺机枪？”
贾振远没说话。
“值。”包森说，“一个赤本，换五十挺机枪，划算。但用五十挺机枪换一个赤本，是告诉他们，我们的人是可以拿枪换的。”他看着贾振远，“今天他们拿机枪换赤本，明天他们拿炮弹换王振西，后天他们拿粮食换你。你换不换？”
贾振远攥着信，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信折好，塞进怀里，转身走了。
石头坐在窑口的另一边，听着这些话。他想起王振西。王振西在坝台上碰了一下年焕兴的胳膊肘，嘴几乎没动，说了六个字。那六个字比五十挺机枪值钱。
包森往火堆里添了两根柴。火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石头看见包森的眼睛是闭着的。但他的眉头是松的。
那天夜里，石头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个坝台上，手里攥着一把铁锹。坝台下走来三个人。前头那个人的胳膊上缠着绷带，走路的时候步子很稳。他从坝台下面走过去的时候，右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石头的手腕。石头听见他说了一句话。六个字。石头醒了。炭窑里很暗，火已经灭了。包森还坐在窑口，背靠着土壁，枪横在膝盖上。他没有睡。
石头翻了个身，又闭上了眼睛。他在心里把那六个字又默念了一遍。
一条大鱼，一条狗。
王振西说的不是六个字。是八个字。但石头觉得，前面那六个字是说给坝台上的人听的。后面那两个字，是说给赤本听的。是说给所有以为中国人可以拿枪换的人听的。
第五章 八百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冀东，冷得早。
茅山在遵化东北，其实算不上山，是一片连绵的丘陵，最高的地方也就百十丈，坡上长满了橡树和荆条。冬天叶子落光了，枝干光秃秃的，从远处看像一片灰色的雾。包森的支队从兴隆一路往南，过长城，进遵化地界，本来是想找个背风的山坳休整几天，但敌人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追上来的是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伪满军两个营，总共一千多人。包森接到侦察报告的时候，敌人已经离他们宿营的村子不到二十里。那天刮北风，风从长城那边灌过来，带着干冷干冷的土腥味。包森站在村口的土坎上，看着北边灰蒙蒙的天际，只说了一个字：“走。”
但已经走不脱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从东北方向压过来，另一路从西北包抄。包森带着队伍往南撤，撤到茅山东麓的一片橡树林里，被敌人的机枪堵住了。左右两面的山坡上都是鬼子，歪把子机枪架在石头后面，子弹打得橡树皮乱飞，碎木屑落在人头上，像下了一场木头雨。
包森蹲在一棵大橡树后面，观察了一下地形。这片橡树林北面是敌人主攻方向，西面是陡坡，东面是一条深沟，只有南面有一条小路通向外面的山坳。但南面的路太窄，几百号人一时半会儿挤不出去。
“二总队往南走，先突出去。一总队和三总队跟我留下打阻击。”包森喊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一总队队长是个老红军，从平西下来的，姓周，三十来岁，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到下巴的刀疤，是长征的时候留下的。他靠过来问了一句：“司令，留多少人？”
“两个总队，三百多人。够顶一个时辰了。”包森说，“二总队突出去之后，在南山坳等我们。”
周队长没有再问。他转过身，朝自己的人挥了一下手。一总队和三总队的战士从橡树林的边缘散开，借着树干的掩护，往北面和西面的坡上爬。他们手里有步枪，有手榴弹，还有两挺轻机枪。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像大年三十的鞭炮，但比鞭炮更沉，更密。
石头跟着包森留在阻击阵地上。他现在是通讯班的副班长，背着包森那支驳壳枪的备用弹匣和一份手绘的地图。包森蹲在他前面三步远的地方，背靠着一棵被子弹削掉半边树皮的老橡树，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攥着一颗手榴弹，拇指扣在拉环上。
“司令，二总队开始往南走了。”石头趴在包森身后，低声说。
包森没有回头。他举起望远镜朝南面看了一眼，然后放下，说：“太慢。让他们跑起来。别背锅，别带伤员——伤员先藏到沟里，等天黑再走。”
石头把命令传给身边的一个传令兵。传令兵猫着腰往南跑了。橡树林里到处都是人，蹲着的，爬着的，拖着枪往南挪的。有的人在跑，有的人在回头看，有的人已经倒下了，倒在落叶堆里，身子是歪的，手里还攥着枪。
北面的敌人压上来了。歪把子机枪的声音越来越近，中间夹着掷弹筒的闷响。一颗掷弹筒弹落在橡树林中间，炸开了，弹片削断了几根小树，木屑飞溅。有人叫了一声，声音很短，然后就没了。
包森把望远镜收起来，对石头说：“去，把周队长叫来。”
石头猫着腰往北面跑。跑了不到二十步，就看见了周队长。周队长靠在一棵橡树后面，左肩膀被弹片削掉了一块肉，血把灰军装染成了黑色。他手里还攥着一挺轻机枪，机枪架在树杈上，枪口对着坡上。
“司令叫你。”石头喊。
周队长回头看了一眼。他的脸上全是土，那道刀疤被血和汗浸得发亮。他朝石头喊了一声：“告诉司令，北边顶不住了。让他走。”
石头站着没动。周队长瞪了他一眼：“快去！”
石头往回跑。跑到包森跟前的时候，包森已经站起来了。他把驳壳枪从腰里抽出来，往北面看了一眼。橡树林北面的坡上，灰黄色的身影越来越密，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已经移到了半坡上。
“周队长呢？”包森问。
石头说不出话。包森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朝北面走。石头跟上去，说：“司令，周队长让你走。”
包森没有停。他走到一总队和三总队剩下的那片阵地上，蹲在一棵被炸断的橡树后面。地上躺着七八个人，有的还在动，有的不动了。周队长趴在一棵树根旁边，轻机枪还架在树杈上，枪口垂着，枪管还在冒烟。他的背上有三个弹孔，血从弹孔里渗出来，把身下的落叶染黑了。
包森蹲下去，把周队长的身子翻过来。周队长的眼睛还睁着，脸上那道刀疤在暮色里像一条暗红色的线。包森伸出手，把他的眼睛合上。然后他站起来，把轻机枪从树杈上端下来，对着北面的坡上扫了一梭子。
“石头。”包森喊。
石头跑过来。
“传令——一总队和三总队，所有活着的人，往南撤。不要恋战。跑出去就是赢。”
石头愣了一下：“司令你呢？”
包森把轻机枪的弹匣换了一个，枪口又对着北面扫了一梭子。子弹打在橡树干上，树皮碎屑乱飞。他的声音从枪声后面传过来，很平，很稳：“我最后走。”
石头站着没动。包森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很淡，但石头看懂了。他转身往南跑，一边跑一边喊：“撤——往南撤——”
橡树林里剩下的几十个人开始往南跑。他们跑过落叶堆，跑过倒下的树干，跑过那些已经不会再动的人。子弹从后面追过来，有人倒下了，有人还在跑。石头跑到南面沟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包森还在那棵断橡树后面，端着轻机枪，朝北面扫射。他的身后，橡树林的北面，灰黄色的身影已经漫上了坡顶。
石头继续往南跑。他跑到南山坳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二总队的人在坳口等着，看见他，问：“司令呢？”
石头喘着气，说不出话。他回头看向茅山方向。橡树林已经看不见了，只能看见北面的天边有一点微弱的火光，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点了一堆篝火。
等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包森从沟里走出来了。他的左胳膊上缠着一块布，布上渗着血，但不严重。他身后还跟着七八个人，有的搀着，有的背着，都是伤号。他走到坳口，站定了，看了大家一眼。
“清点人数。”他说。
清点的结果当天夜里出来了。出发时满编八百多人，茅山一仗打下来，还剩不到三百。周队长牺牲，一总队和三总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二总队因为先突出去，损失小一些，但也少了将近一个连的人。
包森坐在一块石头上，听完了各队的汇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地上的火堆。火堆烧的是湿橡树枝，烟很大，呛人。石头蹲在旁边，往火里添了几根干柴，火亮了一些。火光映着包森的脸，石头看见他的嘴角绷得很紧。
“司令，”石头低声说，“仗没打好。”
包森没有看他。过了一会儿，他把手里那根拨火的树枝扔进火堆里，站起来，走到坳口那片空地上。空地上蹲着、坐着、躺着将近三百个活着的人。他们看见包森过来，有的抬起头，有的还在低头处理伤口。包森站在他们中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仗打输了。周队长没了。两百多个弟兄没了。”
他停了一下。
“但咱们还在。活着的人，把死去的弟兄的枪带上。子弹匀一匀。明天天亮之前，整编。”
没有人说话。火堆里的柴噼啪响了一下。包森继续说：“一总队和三总队剩下的人，编成两个连。二总队编成两个连。再加一个特务排，一个通讯班。从今天起，咱们不叫支队了。叫总队。四个总队，加一个特务排。八百人的架子，现在只有三百人。不要紧。架子不散，人就能回来。”
他说完这些，转过身，走到石头旁边坐下来。石头看见他的左胳膊上那块布已经被血浸透了。石头想说什么，包森看了他一眼，说：“别废话。去给我找点水。”
石头去找水。回来的时候，包森已经靠在石头上睡着了。他的左手还攥着那支驳壳枪，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曲着。火光照着他的脸，石头发现他的眉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那天夜里，石头没有睡。他坐在包森旁边，把包森那支驳壳枪的弹匣一个一个检查了一遍，把子弹退出来，擦干净，再装回去。他想起周队长，想起橡树林里那些倒下的弟兄，想起包森端着轻机枪朝北面扫射时的背影。他不明白包森为什么能在那种时候还站得住。后来他想明白了——不是包森站得住，是包森不能倒。三百个人看着他，他倒了，三百个人就散了。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队伍在南山坳整编完毕。包森站在一块高一点的石头上，看着面前这三百来号人。他们身上的灰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全是土、烟灰和血。但每个人手里都有枪，子弹带都装满了。昨天晚上，包森让人把牺牲弟兄的枪和子弹全部收拢，匀给了活着的人。
“从今天起，冀东军分区第二支队正式成立。”包森说，“总队长还是我。副总队长周文彬。下面四个总队，总队长由各队推选。特务排排长，石头。”
石头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会被叫出来。他站在人群里，看见包森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很轻，但很稳。
“到。”石头喊了一声。
包森没有笑。他只是点了一下头，然后说：“特务排的任务，就是跟着我。我去哪，你们去哪。不许掉队。”
三百来号人站在南山坳里，风从北面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打着旋儿往南飞。包森站在风里，灰军装的下摆被吹得翻动。他看起来比几个月前瘦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像两颗钉在暗处的铜钉。
“走。”他说，“往南走。去遵化。”
队伍开始移动。三百来号人，排成三路纵队，从南山坳里出来，沿着一条冻硬的山路往南走。石头走在包森旁边，背着包森的驳壳枪备用弹匣和那份手绘地图。地图上标注了几个地名，都是包森画的，旁边写了一些字，石头不认识。但石头记得包森说过的话。
架子不散，人就能回来。
走到半路的时候，石头忽然想起一件事。他问包森：“司令，二总队先突出去，是你提前安排好的，还是临时决定的？”
包森没有马上回答。他走了几步，才说：“二总队新兵多。新兵没打过仗，留在阵地上容易慌。让他们先走，不是让他们逃，是让他们先学会怎么活着到下一个阵地。”
石头想了想，又问：“那周队长呢？他知道自己可能出不来吗？”
包森停了一下。他的脚步没有停，但石头的步子跟得紧，看见他握枪的手紧了一下。
“他知道。”包森说。
然后他不再说话了。两个人并肩走在冻硬的山路上，脚下的碎石咯吱咯吱响。北面的风还在刮，把他们的灰军装吹得往后飘。石头没有再问。有些答案，不在话里。
到遵化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冀东的冬天彻底来了，地里冻得硬邦邦的，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山上的树挂满了霜。包森带着三百来号人进了一个叫鲁家峪的山村。村子里只有几十户人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住不下。包森让队伍在村外的山沟里搭窝棚，自己带着几个干部进了村，找保长、找老乡，筹粮、借锅、找药。
那天下午，石头在村口一棵老槐树上贴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四个字，是包森亲手写的，墨迹还没干透。
冀东军分区第二支队。
石头站在那张纸前面看了一会儿。他想起去年秋天在蘑菇峪的山洞里，包森说的那三个字。他想起贾振远手里那把斧子落下去的声响。他想起周队长脸上的那道刀疤。他想起茅山北面那点火光。
他转过身，走回山沟里的窝棚。包森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着什么。石头凑过去看了一眼，是一张地图，画的是遵化周围的地形。包森在几个位置上标了圈，又在旁边写了几个地名。石头认出了两个字——鲁家峪。另外的字他不认识。
“司令，接下来打哪儿？”石头问。
包森没有抬头。他用树枝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从鲁家峪往东，指向一个石头不认识的地名。他说：“先不打。先活过这个冬天。人活着，仗打不完。”
石头蹲在他旁边，没有再问。北风从沟口灌进来，把窝棚上的松枝吹得沙沙响。包森还在画地图，树枝在泥地上沙沙地响，和风声混在一起。石头看着那条从鲁家峪往东的线，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但他知道，春天来的时候，包森会带他们往那个方向走。
现在要做的，是活过这个冬天。
第六章 长城上的月光
一九三九年十月，冀东的秋天来得急。
九月的时候地里还是绿的，高粱叶子宽宽大大地铺开着，玉米棒子刚灌满浆，风一吹，整片青纱帐哗啦啦地响。到了十月头上，一夜北风过来，高粱穗子就红了，玉米叶子从根往上黄，黄到顶的时候，风一刮，枯叶子窸窸窣窣地往下掉，地里就露出一排一排的茬子。
茅山整编之后的这大半年，包森没有打大仗。他带着三百来号人在遵化、兴隆、迁安三县交界处的山里转，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那个沟。鬼子来扫荡，他们就钻山；鬼子走了，他们再出来。像山里的狐狸一样，不跟人硬碰，但一直在动，一直在长。
到十月的时候，队伍从三百人又回到了八百多。新来的兵里有从伪军跑过来的，有从“人圈”里逃出来的，还有在村里活不下去的庄稼汉。包森让老兵带新兵，一个带一个，打小仗练手。有时候是伏击鬼子的运输队，有时候是摸一个伪军据点，有时候只是打一场麻雀战——放几枪就跑，让敌人一夜不得安生。
石头从特务排排长升成了通讯班长。包森说通讯班长要认得字，就每天逼着他学。石头学得慢，一个字要写几十遍才记得住。包森不着急，也不骂他，只在每天行军休息的时候，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两个字，让石头认。认对了，点点头；认错了，再写一遍。石头有时候烦了，说“司令我学不会”，包森就说：“你打仗学会了没有？打仗比认字难多了，你都能学会。”
石头不说话了，蹲在地上继续写。
十月十七日那天傍晚，队伍在遵化东北的黄崖关附近宿营。黄崖关是长城的一个关口，往北就是兴隆，往南就是遵化。关口已经破败了，城墙塌了大半，敌楼只剩下一座还算完整，孤零零地立在山脊上。队伍分住在关口两侧的几间石头房子里，那是以前守关人的住所，屋顶漏了，墙也有裂缝，但比露宿强。
包森那天晚上没有住在石头房子里。他带着石头和两个警卫员，爬上了敌楼。
敌楼是砖石砌的，里面分上下两层，有楼梯通到顶上。楼梯早就朽了，木头踏板踩上去吱吱响，像是随时会塌。包森走在前面，一手扶着墙，一脚一脚踩实了往上走。石头跟在后面，手里提着马灯，灯光照着脚下，能看见砖缝里长出来的枯草，在风里抖。
到了楼顶，包森靠着垛口坐下来。敌楼顶上的楼板有一半塌了，从缺口能看见天。十月的夜，天上没有云，星星很密，月亮是残的，弯弯的一钩，挂在东边的山脊上。月光不亮，但够看清东西——看清北面那些山的轮廓，看清长城从西边蜿蜒过来，从敌楼脚下经过，再往东边的黑暗里伸过去，一道灰白色的线，时隐时现，像一条冻僵了的蛇。
石头把马灯吹灭，搁在脚边。他在包森旁边坐下来，也靠着垛口。垛口的砖是冷的，凉气从后背透到前胸，他把棉袄紧了紧。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风从北面吹过来，穿过敌楼的垛口，呜呜地响。北面是兴隆，是伪满洲国的地界。南面是遵化，是抗日游击区。中间隔着这道长城，一道墙，一道几百年前砌起来的墙，此刻把两个世界分开了。墙北面是“满洲国”的“王道乐土”，墙南面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王道乐土”。两个“乐土”之间，夹着包森和八百多个不想当亡国奴的人。
“石头。”包森忽然开口。
“嗯。”
“你认得字了没有？”
石头想了想，说：“认得一些。司令教的那几个，都认得。”
“会写了没有？”
“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其他的，写不好。”
包森没有接这个话。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叠得方方正正的，借着月光看了一眼。石头凑过去看，是一张纸，已经磨毛了边，折痕处快要断了，上面有字，是用毛笔写的。石头认出了几个字——“父”“母”“不孝”。其他的他不认识。
包森把那张纸展开，借着月光看。他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很亮，像两颗钉在暗处的铜钉。他把纸看了两遍，然后重新折好，但这次没有放回怀里，而是递给石头。
“你看看。”
石头接过来，小心地展开。纸很脆，像秋天的干树叶，碰一下就要碎。上面的字是竖排的，从右往左写，石头的眼睛顺着字走，认得出一些，认不出一些。他拼凑着读：
“父母亲：入冬以来身体安好吗？全家人都安宁吗？自出狱后这多日以来东奔西跑，漂泊无定，以至于不曾给家中写信，使你们老人家替我牵心了，这是我的不孝处，望你们老人家饶恕这次。”
石头读到“不孝处”三个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包森一眼。包森靠着垛口，没有看他，在看东边的山脊。月亮已经爬到了山脊上面，月光更亮了一些，照在包森的脸上，把他的颧骨照得很高。
石头继续往下读。后面的字他认得更少了，但能看出意思。包森在信里说，自己有任务，有志愿，“老实来说，我对我的志愿情愿拿性命来护卫它”。又说请父母放心，让他完成志愿，如果爱他，就“将盼望我回来的念头转变作希望我成人以及成大事的念头”。最后说，“今日是旧历大年”，想象家里过年的样子，“天伦团聚的乐趣”和自己往年在家忘了烧香挨骂的事，说“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是办不到了”，最后写了四个字——“给你们老人家拜年了”。
石头读到“拜年了”三个字的时候，嗓子眼发紧。他把纸折好，还给了包森。包森接过去，重新放回怀里，贴着胸口。
“这封信写了多久了？”石头问。
包森想了想，说：“前年冬天写的。在延安的时候。”
石头说：“那你爹你妈，收到了没有？”
包森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东边的月亮，月亮已经升得高了，从山脊上移开，悬在一片深蓝色的夜空里。长城在月光下看得更清楚了，一道灰白色的线，从西边的黑暗里伸出来，蜿蜒着经过敌楼脚下，往东边的黑暗里伸过去。望不到头。
“不知道。”包森说，“可能收到了。可能没收到。”
石头问：“你想不想家？”
包森沉默了一会儿。风从垛口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北面山里的凉意和松脂的味道。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下巴缩进去。
“想。”他说了一个字。然后停了一下，又说：“我家在蒲城，关中的。你知道关中什么样吗？一马平川，地里全是麦子，风一吹，跟海一样。我出来的时候，是秋后，我爹站在村口，没有跟我说话。我妈哭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就再没回头。”
石头听着，没有说话。
“我爹是个庄稼人，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村子。我小时候他教我认字，用树枝在地上画。后来我上了学，他就不认了，他不认得那些字了。再后来，我去了西安，坐牢，出狱，去了延安。我爹不知道这些事。他只知道他儿子在外面，不知道在干什么。”包森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月光照着他的侧脸，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我给他们写信，说‘这是我不孝’。我爹要是认字，他能看懂这句话。他不认字，我妈也不认字。这封信得找人念给他们听。不知道念信的那个人，念不念得全。”
石头忽然说：“司令，你那封信，能不能教我全认下来？”
包森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石头说：“我学得慢，但你教我，我就能记住。以后……以后要是有人不认得字，我给他们念。”
包森看了他很久。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嘴角动了一下就没了。他在月光下看着石头，石头的脸还很年轻，十六七岁的样子，颧骨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在茅山留下的。眼睛很亮，和包森一样亮。
“行。”包森说，“教你。”
他从怀里摸出那封信，展开，铺在膝盖上。月光不够亮，石头把马灯重新点起来，搁在旁边。灯火很小，但够看清纸上的字。包森用手指点着字，一个一个念。念得很慢，念到“不孝”的时候，停了一下，说：“这两个字，是我心里话。你要记住，以后写给你爹你妈的时候，用得着。”
石头说：“我没有爹妈了。”
包森的手停住了。他看着石头，看了几秒钟。然后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继续念信，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但很清楚。石头跟着他念，一个字一个字地记。
念完了一遍，包森把信收起来。他没有放回怀里，而是递给石头。
“拿着。”
石头愣住了。
“你替我收着。”包森说，“你认得字了，这就是你的了。以后你念给我听。”
石头接过信，叠好，放进自己贴身的衣兜里。纸贴在胸口，和心脏隔着两层布。他能感觉到纸的温度，包森的体温还留在上面。
那天夜里，他们在敌楼上坐了很久。石头靠着垛口，抱着枪，眼睛盯着南面的黑暗。包森也靠着垛口，仰着头看星星。两个人没有说话。北风从垛口的缝隙里灌进来，呜呜地响。
后半夜，石头打了个盹。醒来的时候，天边已经发白了。包森还靠在那里，没有睡。石头看见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看着东边。东边的天很黑，但最底下那一层有了一点灰白，像是一层极薄的纸，裹着一团还没亮起来的光。长城在晨光的前面，显得更黑了，像一道用墨画出来的线，从山脊上斜着往下，消失在晨雾里。
包森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把棉袄的扣子系上。他看了石头一眼，说：“走吧。”
石头站起来，把枪背好，跟着包森往楼梯口走。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东边的天已经不再是灰白的了，变成了一种淡淡的青色，像是一块被水洗过的旧布。长城在青色里变得柔和了，灰白色的城墙和山脊的颜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墙，哪是山。敌楼上那面塌了一半的楼板，在晨光里显得更破了，砖缝里的枯草被风吹着，晃来晃去。
石头忽然想起一件事。他问包森：“司令，咱们什么时候走？”
包森已经下了几级楼梯，声音从下面传上来：“往南走。去盘山。”
石头跟着往下走。走到半路上，包森忽然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那封信，收好了。”
石头拍了拍胸口。纸还在，贴着肉。
他们从敌楼上下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队伍在关口南面的石头房子前面集合，准备出发。包森站在队伍前面，看着八百多张脸。有的老，有的少，有的脸上有疤，有的眼睛还没睁全。他们身上的灰军装补了又补，颜色深浅不一，但枪都擦得亮，子弹带都系得紧。
包森说：“往南走。去盘山。那边有山，有林子，有老百姓。咱们去那边，扎根。”
队伍开始移动。八百多号人排成三路纵队，从黄崖关的关口里走出去，沿着一条山路往南。山路窄，两边的树密，叶子落了大半，枝干上挂着霜。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队伍上，把灰军装照成了一种很淡的暖色。
石头走在包森旁边。他的胸口贴着那封信，纸的温度一点一点地被他的体温焐热，从冷变温，从温变热。他走了一路，想了一路。他在想信里的那些字——不孝、志愿、性命、拜年。他不太懂“志愿”是什么，但他懂“性命”。包森说“情愿拿性命来护卫它”，石头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也知道包森刚才为什么把信给他。不是因为他认得字，是因为他懂“性命”这两个字。
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石头回头看了一眼。黄崖关已经在身后很远了，敌楼在晨雾里变得模模糊糊，只剩下一个灰色的影子。长城从敌楼那里往东延伸，往西延伸，两道灰线，分开了两个世界。
石头转过身，继续走。他跟着包森，往南走。往盘山走。胸口的信还在，贴着心脏。他走了一路，那封信一直没有动。
第七章 盘山
一九四〇年二月，包森带着队伍从遵化南部往西走，过了州河，进了蓟县地界。
盘山在蓟县城西北，属燕山余脉，主峰挂月峰海拔八百多米，山势不算险峻，但胜在“石多、洞多、干妈多”。石头是花岗岩，大块大块地裸露在山脊上，被风蚀水浸了千百年，裂出无数缝隙和岩洞。洞不大，但藏人足够。山脚下的村子密，三里一村，五里一镇，老百姓管盘山叫“京东第一山”，不全是夸风景，更是夸这地方养人——山里有柴，有果，有药材，山外的平原上产粮，养得起一支队伍。
但此刻的盘山，还不完全是包森的。
山里有几股土匪，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规矩。最大的一股，头子姓蒋，手下百十号人，枪比包森的队伍还多。另外还有几个小股，有的几十人，有的十几人，平日里靠绑票、收“保护费”过日子，偶尔也打日本人，但更多的时候是谁给饭吃就跟谁。盘山周边的村子，保长们跟土匪有来往，跟伪军也有来往，跟八路军——他们还不认识。
包森到盘山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叫联合村的小山村里。村子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石头房子，石板路，家家户户门口堆着柴垛。包森让队伍在村外的树林里宿营，自己带着石头和两个警卫员进了村。他找的是村东头一户姓杨的人家。户主杨德山，四十来岁，是个猎户，也是当地地下党的关系户。
杨德山把他们让进屋，关了门，从灶膛里扒出几个烤熟的土豆，搁在桌上。包森拿起一个，掰开，一边吃一边问话。问的不是“山里有多少土匪”，也不是“鬼子据点在哪里”，他问的是——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多少地，去年收成怎么样，交了多少捐税，有多少壮劳力，有多少人识字。
杨德山一边答，包森一边让石头记。石头从怀里摸出一张纸和一根铅笔——那是包森给他的，让他随时带着——趴在桌上写。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能认。杨德山说了十几个名字，石头一个一个记下来。
包森吃完土豆，把皮拢到一边，看着杨德山说：“老杨，你在村里说话有人听吗？”
杨德山想了想，说：“算是有吧。我不是保长，但村里有事，大家愿意找我商量。”
包森说：“那从明天起，你帮我做一件事。把这十几个名字的主人，一家一家带过来，我见一见。不用都来，先来五个。来了不用说话，坐一会儿就走。”
杨德山问：“见他们做什么？”
包森说：“认人。”
第二天，杨德山带了五个人来。有扛锄头的，有背猎枪的，有一个是村里教私塾的老先生。包森没有跟他们讲抗日道理，没有讲八路军的政策。他坐在门槛上，一个一个问：“家里几口人？种几亩地？去年日本人收了多少粮？”问完了，让石头把名字和答案都记下来。然后说：“回去吧。以后有事，找老杨。”
第三天，又来了五个。第四天，又来了几个。到第五天的时候，村里大部分户主都来过一趟了。包森没有做任何承诺，没有发枪，没有动员参军。他只是认人，记名字，记谁家有几口人，谁家有几亩地，谁家去年被鬼子拉过夫，谁家的儿子在伪军里当兵。
石头蹲在旁边，一边记一边想不明白。他问包森：“司令，咱们不是来打鬼子的吗？怎么天天坐在这儿记名字？”
包森看了他一眼，说：“你还记得在黄崖关我跟你说的话吗？”
石头想了想，说：“根据地的根不在我们脚底下，在名字里。”
包森说：“盘山不是兴隆。兴隆那地方，山高林密，人少，鬼子管不过来。盘山不一样。盘山脚下有人，有村子，有保长，有土匪，有伪军。你要在这里站住，光靠枪不行。你得知道谁是人，谁是鬼，谁是墙头草。名字记不住，你连饭都找不到地方吃。”
石头没有再问。他低下头，继续写。纸上的名字越来越多，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越来越快。
半个月之后，包森开始见第二拨人。这拨人不是农民，是盘山各股土匪派来的探子。他们有的装成货郎，有的装成走亲戚的，有的什么也不装，直接揣着枪来，站在村口喊：“哪个是包森？”
包森见了他们，不在屋里，在村外的山坡上。他一个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石头站在三步外，手里攥着枪，但枪在腰后，不亮出来。土匪探子走过来，打量他几眼，问：“你就是包森？”
包森说：“是。”
“听说你打鬼子？”
“打。”
“我们蒋爷说了，盘山是他先来的。你要在这儿待着，得跟他打个招呼。”
包森没有生气。他说：“你回去告诉蒋爷，我请他吃饭。地点他定，时间他定。我带一个人去，他也带一个人来。咱们当面聊。”
探子走了。石头问：“司令，你真要去？”
包森说：“去。盘山有百十号土匪，枪比咱们多。他要是不让咱们待，咱们就得走。他要让咱们待，咱们就能多一百条枪。”
三天后，包森去了。地点定在盘山半腰的万松寺。那是一座废弃的寺庙，只有一间大殿还立着，屋顶漏了半边，佛像倒了，底座还在。包森带的人是石头。蒋爷带的是他的副手，一个姓马的大个子，以前在东北军里当过排长。
两个人坐在大殿里，中间隔着一张破供桌。石头站在包森身后，马大个子站在蒋爷身后。大殿里光线很暗，只有从屋顶的破洞里漏进来一束光，照在供桌上，把桌面上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
蒋爷先开口。他说：“包司令，你是八路军，我是土匪。咱们不是一路人。”
包森说：“你是中国人吗？”
蒋爷愣了一下，说：“当然是。”
“那咱们就是一路人。”
蒋爷没说话。他看着包森，看了很久。然后他问：“你想让我干什么？”
包森说：“不干什么。你继续当你的蒋爷，我继续当我的包森。但有一条——鬼子和伪军来了，你得打。你打我，我不还手。你打鬼子，我给你子弹。”
蒋爷说：“就这些？”
包森说：“就这些。你要是愿意，咱们击掌。你要是不愿意，我明天就走。盘山让给你。”
蒋爷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供桌前，伸出手。包森也站起来，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掌在灰尘里拍了一下。声音不响，但石头听见了。
回去的路上，石头问包森：“司令，你信他？”
包森说：“不信。”
“那你还跟他击掌？”
包森走了一段路，才说：“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今天拍了这一掌。以后他打鬼子，我认他。他打我们，我也认他——认他是个该打的。”
石头想了想，觉得这话有道理，又觉得有些地方想不通。但他没有追问。他跟在包森后面往山下走，山风从松林里穿过来，带着树脂的味道。盘山的石头在暮色里泛着暗红色的光，一块一块的，像蹲伏着的野兽。
接下来的两个月，包森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剿匪。但不是打土匪。他让石头把土匪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然后通过杨德山和各村的关系，给这些小股土匪传话——“包司令说了，愿意抗日的，来领子弹。不愿意的，把枪留下，回家种地。不回家的，别怪不客气。”小股土匪里有一半领了子弹，编入了包森的部队。另一半把枪交了，散了。只有一股十几人的，既不交枪也不散伙，还在山南劫了八路军的运输队。包森派了一个连去，打了半个时辰，把人打散了，头子跑了，枪全部收了回来。
第二件是建立随营学校。地点在盘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子里，借了老乡的两间空房。学员是从各连队抽来的，也有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包森自己讲游击战术，讲地形利用，讲情报判断。他讲课的方式很特别，不念稿子，不画黑板，而是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地图，一边画一边问：“敌人从这条沟进来，你在这边，怎么办？”
石头也去听了。他听不懂战术，但他记住了包森讲的一句话——“打仗不是比谁勇敢，是比谁少犯错。你犯一个错，可能就是一个排的人命。”
第三件是瓦解敌军。包森通过蓟县地下党的关系，得知驻蓟县警防队的一个队长姓赵，东北军出身，老家在沈阳，对日本人一直有怨气。包森没有派人去劝降，而是写了一封信，让杨德山通过关系递过去。信很短，只有几句话：“赵队长，东北沦陷快十年了。你家里的坟，谁给你上？包森。”
赵队长没有回信。但半个月后，这个警防队在一次行动中，故意绕开了包森部队的宿营地。又过了一个月，赵队长让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日军一个小队，后天上午从蓟县出发，走邦均公路，去遵化。人数三十七，轻机枪两挺。”
石头把纸条递给包森。包森看了一眼，折好，说：“记下来。”
石头掏出纸和铅笔，把纸条上的字一个一个抄在记录本上。他认得的字比半年前多了不少，但有些字还要问包森。包森一个一个告诉他，然后说：“这个赵队长，以后他的纸条，你来收，你来抄。抄完了给我看。”
石头问：“为什么让我来？”
包森说：“因为你记得住名字。”
石头没有说话。他把纸条叠好，和之前记的那些名字放在一起。那些名字在一个小布包里，贴身的，和那封家书放在一起。布包越来越厚，纸越来越多。石头有时候摸一摸布包，觉得里面的纸比子弹还重。
四月里的一天，包森带着石头爬上了盘山的主峰挂月峰。峰顶的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包森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往南看。南边是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田地被道路和河渠切成一块一块的，像棋盘。更远处是蓟县县城，模糊在灰蓝色的雾气里。往西看是北平的方向，往东看是遵化，往北看是长城，蜿蜒在远处的山脊上，灰白色的。
包森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对石头说：“你数数，咱们来盘山的时候多少人？”
石头想了想：“不到四百。”
“现在呢？”
石头摇头。他记不清了。
包森说：“一千多。三个营，一个特务连，加上地方武装，一千多号人。从四十个人到一千多，用了不到两年。”
石头说：“司令，你是想跟我说，咱们成了？”
包森看了他一眼。风把他的灰军装下摆吹得翻动，头发被风吹得贴在额头上。他说：“不是成了。是刚够格。”
“够什么格？”
包森没有回答。他转过身，继续看着南边的平原。风从平原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麦苗的味道。盘山在他脚下沉默着，石头在他脚下沉默着。远处的长城蜿蜒在暮色里，像一道灰白色的线，把天和地分成两半。
石头站在他旁边，把布包按了按。布包里是家书和名字。名字越来越多，纸越来越厚。他忽然想起在黄崖关那个晚上，包森把家书递给他的时候说的话——“你替我收着。”
他收着了。家书和名字，都在。
风还在刮。盘山的松涛从脚下涌上来，一阵一阵的，像远处有人在敲一面很大的鼓。包森靠着大石头，没有动。他看着南边，看了很久。
石头问：“司令，你在看什么？”
包森说：“看路。”
“什么路？”
“从盘山下去的路。往南，往东，往西。哪条路通向哪里，哪条路上有鬼子的据点，哪条路冬天不结冰，哪条路夏天不淹水。你得把路记在脑子里，就像记名字一样。”
石头把这句话记下了。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路和名字，都记在脑子里。
太阳从西边沉下去了。盘山的石头从暗红色变成了灰黑色，一块一块地隐入暮色。远处平原上的村庄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很暗，但看得见。包森转过身，往山下走。石头跟在他后面。两个人的影子被最后的余晖拉得很长，投在石板路上，一前一后，一步一步地往山下走。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包森忽然停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石头。
“石头。”
“嗯。”
“你记不记得，在黄崖关的时候，我教你念过一封信？”
“记得。”
“那封信最后一句是什么？”
石头想了一下。他把那封信在心里从头到尾默了一遍，停在最后四个字上。
“给你们老人家拜年了。”
包森点了点头。他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往山下走。石头跟在后面，把那四个字又默念了一遍。他想，等打完仗，他替包森回家看看。替他把那四个字，当面说给他爹他妈听。
但这个念头他没有说出来。他只是在心里想着，跟着包森往山下走。暮色越来越浓，盘山的石头一块一块地隐入黑暗。但路还在，脚下的路还在，一步一步，踩得很实。
第八章 白草洼之前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午后。
包森在田家峪村头的一棵老核桃树下啃窝头。核桃树很大，树冠遮了半亩地的阴凉，但七月的日头毒，阴凉底下也闷得慌。包森蹲在树根上，一手攥着窝头，一手拿树枝在地上画。
石头蹲在旁边，膝盖上搁着一张纸，手里攥着铅笔。纸上已经写了不少字——地名、人数、方向。包森每画一笔，他就往纸上记一笔。
“蓟县城，鬼子一个小队，三十来人。伪军两个中队，二百多。”包森用树枝在地上戳了三个点，“大稻地村，骑兵。多少不知道，七八十的样子。”
石头把“大稻地”三个字写在纸上。“骑兵”两个字他不会写，画了一匹马。
包森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昨天夜里，两个侦察员从蓟县县城方向回来了。老侦察员杨泽，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叫高大章。高大章是蓟县本地人，家里被鬼子烧了，人小，不起眼，进城出城不惹人注意。两个人在县城东关蹲了一天一夜，看见一队日军骑兵从大稻地村方向出来，沿大路往西疾进，马蹄踏起的尘土拖了半里地长。
杨泽回来报告的时候，包森正在田家峪村头等平西整训回来的干部。十二团两个连和二百多名干部刚从平西返回冀东，走了一夜的路，在村头集合休息，等分配住房和做饭。人困马乏，枪靠在墙上，背包搁在地上，有人已经靠着背包睡着了。
包森听完报告，把窝头搁在一边，站起来。他没有马上说话。他走到村口，朝东面看了一眼。东面是蓟县县城的方向，土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去，伸向远处的平原。平原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把远处的树和村庄泡得模模糊糊。
石头跟在他身后，看见他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两下。这是包森思考时的习惯动作——手掌在裤缝上蹭，像是要把什么东西蹭掉。
“多少人？”包森问。
杨泽说：“七八十，全是骑兵。马好，枪好，军装也齐整。不像伪军。”
包森沉默了一会儿。石头知道他在想什么。蓟县驻着一股伪蒙骑兵，平时穿日军军装虚张声势，到处吓唬人。包森之前跟这股伪蒙骑兵交过手，知道他们什么成色——马是好马，人是怂人，枪一响就跑。如果来的是伪蒙骑兵，七八十人，打。如果是真鬼子骑兵，七八十人，也得打。但打法不一样。
“曾克林呢？”包森问。
“在村里。跟欧阳波平在一起。”
包森转身往村里走。石头把纸和铅笔收起来，跟上去。走到村中间的一间土坯房前，包森推门进去。屋里坐着三个人：分区参谋长曾克林，十二团参谋长欧阳波平，一营营长杨作霖。三个人围着一张矮桌，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是田家峪周围的地形。
包森在桌边蹲下来，拿起一根炭条，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线从东面过来，经过白草洼，到田家峪。白草洼是一条南北向的山沟，沟口朝东，沟底窄，两边的山坡陡，沟里全是石头，大的有半间房那么大，小的也有一人高。沟长不到六百米，宽不到两百米。
“鬼子从东面来，必经白草洼。”包森用炭条在沟口画了一个圈，“这条沟，马跑不起来。石头多，路窄，两边的坡陡。步兵打骑兵，就得找这种地方。”
曾克林看了一眼地图，说：“沟是好的。但有个问题——鬼子要是进了沟，发现不对劲，掉头就跑。马掉头快，咱们追不上。”
包森说：“所以要堵住沟口。两头堵。”
他在地图上标了三个点。“北面山头，我带特务连一个排、十二团三连一个排、司令部的警卫班和通讯班，占住。鬼子的来路是东面，进了沟往南走，北面山头在背后。”他点了第二笔，“西面山坡，曾克林带一总队一个连，特务连两个排。从西面打，把鬼子往沟里压。”又点了第三笔，“东面山坡，欧阳波平带十二团二连、三连，占住舞剑台制高点。从东面堵住退路。”
杨作霖问：“南面沟口呢？”
包森说：“东面山坡的人分出一个连，等枪响之后绕到南面沟口，堵死。关门打狗。”
石头蹲在门口，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记在纸上。地名他认得，“白草洼”三个字写得工工整整。但“舞剑台”三个字他不会写，画了一个三角，旁边打了个问号。
曾克林看着地图，皱了皱眉。他说：“副司令，有个事得说清楚——来的到底是伪蒙骑兵还是鬼子？”
包森没有马上回答。
杨泽在旁边说：“看马。伪蒙骑兵的马杂，高矮胖瘦都有。今天看见的那队马，个头齐整，毛色也齐整。像是好马。”
高大章站在杨泽身后，插了一句：“我看见马鞍上挂着军刀。长长的，弯弯的。伪军没有那种刀。”
屋里安静了一下。包森看着炭条在地图上画的那些点，看了一会儿。
“可能是鬼子。”他说。
曾克林说：“鬼子骑兵，七八十人，全是老兵。不好打。”
包森说：“不好打也得打。它进了白草洼，就由不得它了。”
他站起来，把炭条搁在桌上。然后转过身，对石头说：“去，把各连的连长叫来。”
石头跑出去。村里到处是人，刚到的干部和战士坐在树荫下、墙根下、门槛上，有的在喝水，有的在啃干粮，有的靠着墙闭着眼。石头一个一个找，把命令传下去。
半个时辰之后，各连连长到齐了。七八个人挤在土坯房里，有的蹲着，有的靠着墙。包森站在屋子中间，把部署说了一遍。说完了，他问了一句：“有没有问题？”
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一个连长问：“副司令，要是鬼子不进沟呢？”
包森说：“它不进沟，咱们就不打。它往回走，咱们就散。但根据情报，它明天早上从大稻地村出来，走的就是这条路。它不进白草洼，没别的路可走。”
那个连长点了点头，不说话了。
包森又说：“明天这一仗，我可能错。”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把伪蒙骑兵当成鬼子打，最多浪费半天。我把鬼子当成伪蒙骑兵打，最多死人。我错的时候，你们谁对，听谁的。”
他说完这句话，看了曾克林一眼。曾克林点了点头。欧阳波平也点了点头。没有人再问什么。
散会之后，天色已经暗了。石头跟着包森走到村外，站在田家峪东面的一个小土包上。东面的天已经变成了深灰色，远处平原上的村庄亮起了几点灯火，很暗，像是被风吹得摇晃。白草洼在村子东面不到一里的地方，此刻隐在暮色里，看不见沟底，只能看见两侧山坡的轮廓，黑黢黢的，像两道合拢的墙。
包森蹲在土包上，拿了一根草茎在嘴里嚼。石头蹲在他旁边，把白天记的纸拿出来，借着最后一点天光看了一遍。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比一年前好多了。
“司令，”石头说，“那个马鞍上的刀，是军刀？”
包森嗯了一声。
“那来的是真鬼子了？”
包森把草茎从嘴里吐出来。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了一句别的话：“石头，你记得去年在黄崖关，我说过一句话吗？”
石头想了想，说：“路和名字，都记在脑子里。”
包森说：“明天这一仗，路是现成的——白草洼。名字呢？”
石头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从怀里摸出那个小布包，布包里是家书和一叠记满了名字的纸。他把布包按了按，说：“都在这儿。”
包森看了他一眼。暮色里看不太清他的表情，但石头的余光看见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很轻，但他看见了。
“明天打完了，把这一仗的名字也记上。”包森说。
石头把布包揣回去，拍了拍胸口。
天彻底黑了。两个人从土包上下来，往村里走。村里已经安静了，大部分人已经躺下，明天要早起。只有几间屋子还亮着油灯，光线从门缝里透出来，细细的，落在地上像一根根金色的线。包森走到那间土坯房前，推门进去。石头跟进去，把门带上。屋里那张地图还摊在桌上，炭条画的那些点和线在油灯下显得清清楚楚。
包森在桌边坐下来，看着地图，没有再说话。石头蹲在墙角，把纸铺在膝盖上，又看了一遍。他把“白草洼”三个字描了一遍，把“舞剑台”旁边的问号擦掉，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山形。
夜很静。东面的白草洼在黑暗中沉默着，沟里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蹲着，等着明天的太阳，也等着明天的马蹄声。
第九章 白草洼（上）：尖兵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
石头趴在白草洼西坡的一块大石头后面，露水从草叶上渗下来，把他的裤子洇湿了一片。他已经在阵地上趴了一个多时辰，膝盖和胳膊肘都麻了，但不敢动。包森的命令是“进阵地之后，谁都不许动，谁动谁就是靶子”。西坡上趴着特务连的两个排和一总队的一个连，一百多号人，散布在灌木丛和石头缝里，从沟底往上看，什么也看不见。
石头旁边的石头——字面意义上的石头，一块半人高的花岗岩——是包森特意给他指定的掩体。石头对这块石头有感情了，昨天夜里摸上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块石头后面蹲着，把枪架在石棱上，反复检查了弹匣和枪栓。此刻他的手指搭在枪托上，指节发白。
天还没亮。白草洼沟底黑黢黢的，两侧的山坡也是黑黢黢的，只有最东边的天边露出一线极淡的灰白。风从沟口灌进来，带着泥土和野草的味道，凉得人想缩脖子。沟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偶尔有鸟叫，叫一两声就停了，像是不敢多叫。
石头侧过头，朝北面山头看了一眼。北面山头上是包森的位置，离西坡大约三四百米，隔着整条白草洼。从石头趴着的地方看过去，只能看见山头上灌木丛的轮廓，看不见人。但石头知道包森在那里，趴在某一块石头后面，端着望远镜，盯着东面的来路。
“来了。”
旁边的老班长几乎是用气声说出这两个字的。石头的心猛地收了一下。他把眼睛凑到石棱上方，朝东面看。
天边那一线灰白已经扩大了一些，把东面平原和山岭的轮廓从黑暗中剥了出来。白草洼沟口就在东面不到两百米的地方，从沟口往外，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伸向平原。此刻，土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黑点。黑点在移动，慢慢地变大。石头眯起眼，辨认出那是一个骑马的人。他看了一瞬，心里沉了一下。然后松了半口气——只有一个。尖兵。
那个尖兵骑得很慢，边走边停，像是在嗅什么。他的马是棕色的，个头不大，但步子稳。骑手穿着灰黄色的军装，背上的枪管在晨光里闪了一下，反出一道细细的白光。
石头盯着那个尖兵，手不自觉地摸到了枪栓。尖兵走到离沟口大约三四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马低下头，在路边啃了一口草。骑手没有下马，只是坐在马背上，脑袋来回转着，看两边的山坡。
石头屏住呼吸。他旁边的老班长也屏住了呼吸。整个西坡上，一百多号人，全部屏住了呼吸。
尖兵看了一会儿，策马往前走。他走进了沟口。马蹄踩在沟口的碎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声音在沟里回荡，从西坡反弹到东坡，又从东坡反弹回来。石头觉得自己的心跳声比马蹄声还大。
尖兵在沟口里面走了几十米，停下来了。他跳下马，牵着马走到沟底，蹲下来看了看地面。石头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看脚印。昨天夜里部队进阵地的时候，踩倒了一些草，虽然包森让人把踩倒的草扶起来、用土盖住脚印，但这个尖兵比石头想象的要仔细。尖兵蹲了一会儿，站起来，牵着马继续往里走。走了十几步，又蹲下来。
石头的手心全是汗。他看见那个尖兵蹲的位置，离西坡阵地前沿不到五十米。如果尖兵再往前走几步，抬起头，就能看见石头前面的那块大石头后面，有一截枪管露在外面。
尖兵站了起来。他没有继续往前走。他翻身上马，调转马头，往沟口外走。马蹄声渐渐远了。
石头松了一口气。他听见旁边的老班长也呼出了一口气，很轻，但能听见。西坡上一百多号人的呼吸声，在尖兵离开之后，像是一起松了闸。
但石头没有完全松气。那个尖兵走出沟口之后，没有往东走。他停在了沟口外面，把马横过来，坐在马背上，朝沟里看。然后他从腰里摸出一个什么东西，举到嘴边，吹了一声。声音很短促，像鸟叫，但比鸟叫更尖。
石头不知道那是什么信号。他转头看老班长。老班长的脸色变了。
“他在报信。”老班长低声说。
果然。沟口外面，土路的尽头，出现了一队人马。先是几个，然后是十几个，然后是几十个。灰黄色的军装，棕色的马，排成两路纵队，马蹄踏在土路上，扬起一片灰尘。晨光从东面照过来，照在那些马刀上，反出一道一道的白光。
石头数了数。七十多个。全是骑兵。全是真鬼子。
他攥紧了枪。指甲掐进掌心里。
尖兵在前面带路。他进沟之后，不再下马了，直接策马往沟里走。后面的骑兵跟着，队形很整齐，马蹄声连成一片，咯噔咯噔咯噔，在沟里撞来撞去，越来越响。
石头盯着那些马蹄。他看着它们从沟口进来，经过尖兵蹲过的那块地方，经过石头前面的大石头下方，一步一步地往里走。走在最前面的骑兵，马刀已经出鞘了，刀身斜斜地指向地面，刀刃上沾着一点露水。
石头的手指扣在扳机护圈上。他没有把手指放进扳机。包森交代过——不到最后一刻，手指不进扳机。但这一刻，他觉得每一秒都像一炷香那么长。
忽然，东坡上响了一枪。声音很脆，很响，在白草洼两边陡峭的山壁之间来回撞了三次。石头看见一个鬼子骑兵晃了一下，从马背上歪下来，脚还挂在马镫里，被马拖着走了几步。那匹马的缰绳乱了，横冲直撞，撞到了旁边的骑兵。队伍乱了。有人喊了一声，是日语，很短，很急。马刀全部出鞘了。灰黄色的骑兵们勒住马缰，朝东坡方向转过头去。
石头看见东坡上冒出几股白烟。那是手榴弹。爆炸声从东坡上滚下来，在沟底炸开，把几匹马掀翻了。马在嘶叫，人在喊，枪声从东坡上打下来，密集得像雨点。
然后石头看见了那个尖兵。尖兵没有跟着大队进沟。他留在沟口外面，骑在马上，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正在朝东坡瞄准。他的枪口冒了一下火光。东坡上，一块石头旁边，一个战士从石头后面翻出来，滚下了山坡。石头认得那个位置——那是东坡二连的阵地，他昨天夜里进阵地的时候，跟着包森去巡视过。那个战士是二连的一个班长，姓刘，石头跟他说过几句话。老班长看见石头在发抖，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别动。等命令。”
尖兵又开了一枪。东坡上没有动静了。二连的阵地上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一排子弹从东坡上打下来，把尖兵的马打倒了。尖兵从马上摔下来，滚到沟边的碎石堆里。他没有站起来。但石头看见他的手还在动，攥着枪，往东坡方向瞄。一个战士从西坡冲下去，跳到碎石堆上，把尖兵按住了。
这时候，包森的指挥枪响了。
三发子弹，从北面山头上打下来，打在白草洼沟底的空地上，溅起三股尘土。石头知道那三发子弹的意思。那是总攻的信号。
西坡上，一百多号人从石头后面、灌木丛里、土坎下面冒出来，枪口对着沟底，手榴弹的拉环一个接一个地拔开。曾克林的指挥旗在西坡半腰挥动了一下，红色的布在晨风里翻了个面。
沟底的鬼子骑兵乱了。前队被东坡堵住，后队还在沟口外面，中间的马匹挤在一起，有人想往前冲，有人想往后撤，马嘶人喊混成一团。几匹马被手榴弹炸倒了，横在沟底，把路堵死了。后面的骑兵跳下马，蹲在死马后面，架起轻机枪往西坡扫射。
石头看见一颗子弹打在他前面的大石头上，碎石溅了他一脸。他低下头，把脸贴在石头上。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嗖嗖地响，像一群被惊飞的蚂蚱。
曾克林的旗子又挥了一下。西坡上，两个排的战士从石头后面跳出来，往下冲了十几步，把手榴弹往沟底砸。爆炸声一排一排地响起来，从西坡到东坡，从沟口到沟底，整个白草洼都在震动。石头觉得脚下的石头在抖，耳朵里嗡嗡地响。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东西。沟底靠西面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有一个鬼子骑兵没有死，也没有跑。他蹲在石头后面，架着一支步枪，正在瞄准西坡上冲锋的战士。他的枪口跟着一个战士移动，那个战士是特务连的，石头认得他，姓孙，山东人，家里还有个妹妹在根据地里上学。
石头没有等命令。他把枪架在石棱上，瞄了那个鬼子一瞬，扣动了扳机。枪托撞在肩膀上，后坐力把他的肩膀顶了一下。他看见那个鬼子骑兵的枪口歪了一下，人往旁边倒了下去，步枪从手里脱开，滑到石头缝里。
孙班长冲了过去，没有回头看。
石头把枪栓拉了一下，弹壳从枪膛里跳出来，落在石头上，滚到他的膝盖旁边。他闻到了火药的味道，很刺鼻，很热。他重新把眼睛贴在枪上，寻找下一个目标。
白草洼的枪声还在响。但石头的耳朵已经不觉得响了。他的心跳得很稳，他的手也不抖了。他在找下一个鬼子骑兵，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瞄。
天亮了。白草洼沟底的石头在晨光里泛着红褐色，像被血浸过一样。
第十章 白草洼（下）：蛤蟆石
战斗打到午后两点，枪声从密集变成稀疏，又从稀疏变成零星的几声。
沟底的鬼子骑兵已经死了大半。有的趴在马尸后面，有的歪在石头缝里，有的还骑在马背上，人和马一起倒在血里。沟底的那条碎石路被死马和死人堵死了，鲜血顺着石缝往下渗，把沟底那条干涸的小溪沟染成了一条暗红色的线。
但枪声没有停。沟底靠南的地方，一块巨大的蛤蟆石后面，还有十几个人在还击。
石头从西坡上往下看，能看见那块蛤蟆石——青灰色的花岗岩，鼓鼓的，像一只蹲伏的蛤蟆，足有半间房那么大。蛤蟆石周围散着几匹死马，马鞍上的军刀有的还挂着，刀刃上全是土。石头后面有人影在动，枪管从石缝里伸出来，隔一会儿打一枪。打得很准，西坡上每一次有人探头，就会被压回去。
包森从北面山头上下来了。他沿着西坡的坡脊走，步子不快，石头跟在他后面。曾克林在半坡上等着，看见包森过来，迎上去说：“还剩十几个，全在蛤蟆石后面。地形太刁，不好打。”
包森蹲在一块岩石后面，朝蛤蟆石看了一会儿。蛤蟆石的位置很要命——背靠南面的陡坡，西面是开阔的碎石滩，东面是沟底，北面是那条被死马堵死的路。要打到蛤蟆石后面，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得先越过一段没有遮挡的开阔地。
“几挺机枪？”包森问。
曾克林说：“三挺。两挺在东坡，一挺在北面。”
包森说：“调两挺过来，架在西坡。不要打人，打石头。把石头后面的碎石子打起来，迷他们的眼。”
曾克林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转身去安排。
包森又对石头说：“去告诉欧阳波平，东坡的人不要再打了。绕到南面沟口去，堵死。不要让他们从南面跑掉。”
石头猫着腰往东坡跑。跑过沟底的时候，他踩到了一滩血，脚底一滑，差点摔倒。他低头看了一眼——血是暗红色的，已经半干了，混着泥土和碎石子，踩上去黏糊糊的。他没有停，继续跑。
东坡上，欧阳波平正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石头把包森的话传到，欧阳波平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你回去告诉副司令，南面沟口我已经放了一个排。”
石头跑回西坡的时候，两挺机枪已经架好了。包森趴在机枪旁边，手指着蛤蟆石的方向，对射手说了一句话。射手把枪口压低了一点，瞄准蛤蟆石前面的碎石滩。
机枪响了。子弹打在蛤蟆石前面的碎石上，碎石飞溅起来，噼里啪啦地打在蛤蟆石的侧面，弹起来又落下去，像下了一场石雨。石头看见蛤蟆石后面的人影缩了回去，枪声停了片刻。
就在这个间隙，西坡上两个排的战士从石头后面跳出来，猫着腰往沟底冲。他们跑得很快，踩在碎石上沙沙响。冲到离蛤蟆石还有三四十步的时候，蛤蟆石后面忽然又打出一排子弹。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战士倒下了。其他人立刻趴下，趴在地上朝蛤蟆石射击。
包森在坡上看着，没有说话。石头看见他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两下。然后包森站起来，沿着坡脊往下走。石头跟着他。曾克林在后面喊了一声：“副司令，太靠前了！”包森没有回头。
他走到坡底，蹲在一块小石头后面。这里离蛤蟆石不到五十步，能看清蛤蟆石后面的动静。石头趴在他旁边，枪架在石头上，手指扣在扳机护圈外面。他能听见蛤蟆石后面有人在说话，说的是日语，听不清，但语气很急。
包森对旁边的一个连长说：“手榴弹。三个人一组，轮流投。不要同时扔，一个接一个，让他们抬不起头。”
连长把命令传下去。第一组三个人从石头后面站起来，同时拉弦，同时投弹。三颗手榴弹落在蛤蟆石前面和两侧，爆炸声在沟底滚了三滚。第二组接着投，第三组接着投。爆炸声一轮接一轮，碎石和弹片在蛤蟆石周围飞溅。石头看见蛤蟆石后面有一个人影晃了一下，想往南面跑，刚跑出两步就被西坡上的机枪撂倒了。
手榴弹投到第五轮的时候，蛤蟆石后面的枪声彻底停了。
石头趴在地上，等着下一声枪响。但没有。沟底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耳鸣，嗡嗡的，像有一只蝉钻进了耳朵里。
包森站起来。
他朝蛤蟆石走过去。石头跟在后面，枪端在手里，手指进了扳机。包森没有回头，但他说了一句：“枪放下。”
石头把枪口压低，但没有松手。
蛤蟆石后面是一片狼藉。十几个人倒在血泊里，有的脸朝下，有的仰面朝天。军装是灰黄色的，领章上还带着血。马刀散了一地，有的插在土里，有的搭在石头上。一挺歪把子轻机枪歪倒在石头缝里，枪管还在冒烟。
包森蹲下来，翻了翻其中一个人的领章。领章上是两颗星。他站起来，没有再翻。他转过身，往北面走。走了几步，停下来，看着沟底那些死马和死人。
石头站在他身后，也看着。沟底已经不像一条沟了，像一间被砸烂的房子。死马横七竖八地躺着，有的肚子鼓着，有的腿还伸着。死人压在死马下面，或者躺在死马旁边。碎石上全是血，暗红色的，一片一片的，被午后的日头晒着，已经开始发干，变成了紫黑色。
石头想起了茅山。茅山那个夜里，橡树林里也躺了很多人，但那是自己人。现在躺在这里的是敌人。可他的感觉是一样的——胃里堵得慌，嗓子眼发紧，说不出话。
包森没有说话。他站在沟底，看着那些死人，看了很久。石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武岛——那个号称“常胜军”的中队长，此刻躺在哪里？也许在想那个尖兵——他打死了两个战士，然后被从西坡冲下去的战士按住了。也许什么都没想。
过了很久，包森转过身，往北面山头上走。他的步子比刚才慢了一些，背稍微有些驼。石头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山。
站在北面山头上，能看见整个白草洼。沟底的石头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白光，死马和死人的影子被日头拉长了，投在碎石上，像一些歪歪扭扭的剪影。西坡上的战士正在往下走，有的在收拢枪支，有的在牵马。马还活着的有几十匹，聚在沟口外面，有的在吃草，有的在嘶叫。东坡上，欧阳波平的人正在往南面沟口移动。
曾克林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统计。“副司令，初步清点——毙敌七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大枪五十余支，战马七十余匹。我军伤亡五十余人，其中牺牲二十余人。”
包森接过统计，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他把那张纸折起来，递给石头。石头接过去，放进怀里。
曾克林站了一会儿，问了一句：“那个跑回去报信的，怎么办？”
包森说：“追不上了。他回了蓟县，鬼子肯定要来。天黑之前撤出白草洼，往北走，回盘山。”
曾克林点了点头，转身去安排撤退。
包森站在山头上，没有动。石头站在他旁边，也没有动。风从南面吹过来，带着沟底的血腥味和火药味。石头觉得那味道钻进鼻子里，黏在嗓子眼上，怎么咽都咽不下去。
包森忽然开口了。
“石头。”
“嗯。”
“今天打死了多少人？”
石头愣了一下。他不知道包森为什么问这个。他说：“七十多。”
包森说：“七十多个人。昨天还是活人。有爹有妈，有的可能还有老婆孩子。”
石头没有说话。
包森看着沟底，看了一会儿，又说：“我打过很多仗。杀过很多人。每次打完，我都会想一件事——我杀的对不对。”
石头问：“对不对？”
包森没有马上回答。他转过身，往山下面走。走了几步，才说了一句：“对。但不轻松。”
石头跟着他往山下走。走到半坡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沟底的石头在日光下白得刺眼，那些死马和死人的影子被拉得更长了。西坡上的战士们正在往下走，有的人扛着缴获的枪，有的人牵着马。他们的灰军装在白草洼的灰白色石头之间移动，像一些很小的、移动着的暗点。
石头把目光收回来，跟着包森继续往下走。他摸了摸怀里的布包——家书、名字、刚才包森递给他的那张统计纸。纸上的墨迹还没干透，他摸到了“七十”两个字。那两个字是包森写的，笔画很重，像是用力刻上去的。
他没有再回头。
天黑之前，队伍撤出了白草洼。走的时候，包森让人把牺牲的战士抬上担架，把缴获的枪支和马匹全部带走。沟底那些鬼子的尸体没有埋。包森说了一句话：“让他们自己人来收。”
队伍沿着山路往北走，翻过一道山梁，进了盘山的林子。天黑透了，林子里看不见路，只能跟着前面的人走。石头走在包森后面，听见他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落叶上，沙沙的，很稳。
走到半夜的时候，石头忽然想起一件事。他白天在蛤蟆石后面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趴在石头旁边，军装上全是血，但他没有死。石头看见他的手指动了一下。当时石头没有说。他不知道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也许死了。也许没有。
石头把这个念头压下去，继续走。林子很黑，但前面的脚步声一直在。他跟在那脚步声后面，一步一步地走。怀里的布包贴着他的胸口，纸和墨迹被体温焐着，慢慢地，从凉变温，从温变热。
第十一章 血债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腊月二十九。
包森是在盘山北麓的梁庄子得到消息的。送信的是十二团的一个通讯员，从丰润那边跑了一整夜的山路，到梁庄子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人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了。他靠着村口一棵老核桃树坐下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递给石头。手在抖，布包上全是泥。
石头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纸，纸上的字写得很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洇湿了，墨迹晕开，但能认。石头把纸凑到油灯底下看，看了几行，手停住了。
包森从窝棚里出来，看见石头蹲在门口，脸上的颜色不对。他走过去，从石头手里把那张纸拿过来。
纸上的字是十二团参谋长欧阳波平写的。很短：
“潘家峪，腊月二十八。鬼子三千多人，围了村。一千多口人，赶到西大坑，又赶到潘惠林家大院。机枪、手榴弹、硫磺弹。烧了。跑出来没几个。十二团赶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村里房子烧光了。尸首堆在院子里，分不清谁是谁。潘家峪的人说，要报仇。”
包森看完了。他把纸折好，塞进衣兜里。然后他蹲下来，蹲在那棵老核桃树底下，蹲了很久。石头站在旁边，不敢说话。他看见包森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攥着裤腿，攥得很紧。风从山坳里灌进来，把核桃树的枯枝吹得嘎嘎响。
包森站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他问那个通讯员：“欧阳波平现在在哪？”
通讯员说：“在潘家峪。收尸。”
包森说：“回去告诉他，我明天到。”
通讯员走了之后，包森走进窝棚。石头跟进去。包森坐在铺上，把那张纸又从兜里摸出来，展开，看了一遍。然后他拿起一根炭条，在铺边的一块木板上写了几个字。石头凑过去看，是三个地名——“潘家峪”“丰润”“王官营”。王官营是佐佐木的据点。包森在王官营下面划了一道横线，又在横线两头各点了一个点。
石头问：“司令，你要打王官营？”
包森没有回答。他把炭条搁下，站起来，走出窝棚。天已经大亮了，但日头被山挡住了，梁庄子还在晨雾里。包森站在村口，朝南面看。南面是丰润，是潘家峪的方向。他的左肩微微歪着，在晨雾里站了很久。
石头站在他身后，把那张纸上的字又默念了一遍。“一千多口人。机枪。手榴弹。硫磺弹。烧了。”他想起东新庄那个人圈，想起那个小孩的脸贴在铁丝网上的样子。他忽然觉得，那个小孩的脸和潘家峪那些被烧死的人的脸，是同一张脸。
石头从怀里摸出那个布包，把欧阳波平的纸条折好，塞进去。纸和家书贴在一起。他把布包按了按，胸口沉甸甸的。
当天下午，包森带着石头和两个警卫员往南走。走到遵化东南的时候，遇到了从潘家峪方向撤下来的十二团的一个排。排长认识包森，见到他，站住了，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他的军装上还有血，不是他自己的。
包森问：“欧阳波平呢？”
排长说：“还在村里。”
包森说：“带我去。”
到潘家峪的时候，是傍晚。村子已经不成样子了。房子烧光了，只剩下一些黑乎乎的墙基和烧焦的房梁。有的梁还在冒烟，细细的烟柱从废墟里升起来，在暮色里直直地上升，像一根根灰色的线。空气里有焦糊的味道，不是烧柴的糊味，是烧肉的糊味，混着硫磺和硝烟，呛得人嗓子发紧。
村子西面的大坑还在。坑很大，平时是村里人洗衣、饮牲口的地方，坑底结着冰。此刻冰面上有血，暗红色的，一片一片的，被冰封住了，像是冻在琥珀里的东西。
潘惠林家大院在村东头。院墙塌了半边，院里的房子烧得只剩下骨架。院子中间的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灰烬，黑的、灰的、白的，混在一起。灰烬里有人骨。石头看见了——一根烧焦的骨头从灰里露出来，分不清是胳膊还是腿。他别过脸去。
院子里有人在干活。几个战士蹲在地上，用布把遗骸一块一块地收拢，放进一口棺材里。棺材是从邻村借来的，已经放了三口了，这是第四口。有的战士在哭，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从脸上淌下来，落在灰烬里。
欧阳波平蹲在院子角落里，面前摊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名字。他在一个一个地核对——谁家几口人，死了几个，还有谁活着。他的字写得很快，但手在抖。
包森走过去，蹲在他旁边。欧阳波平抬起头，看见包森，愣了一下。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写。写了几笔，笔停住了。
“一千二百三十人。”欧阳波平说，声音很低，“三十三户，全家没了。”
包森没有说话。
欧阳波平继续说：“跑出来一些。不多。西大坑那边有几十个，被鬼子机枪扫的时候趴下了，装死。后来跑进山里的。还有一些被烧的时候躲在猪圈里、水缸里。潘二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头上顶着一个死尸，负了伤，跑出来了。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叫金东子，抱着他三岁的弟弟在火里躲，鬼子一枪把他弟弟打死了，他丢下弟弟跑了，身上全是烧伤。”
包森问：“活着的人，现在在哪？”
欧阳波平说：“一部分在邻村，一部分在山里。他们说要报仇。”
包森站起来。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收尸的战士，看着那些灰烬里的人骨，看着那几口棺材。暮色从西边压过来，把院墙的残骸染成了暗红色，和地上的血混在一起。潘家峪的冬天很冷，风从北面山里头灌进来，穿过烧塌的房架，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
包森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石头站在他身后，看见他的背影在暮色里显得很瘦，左肩微微歪着。他的手垂在身侧，手指攥着，没有动。
天彻底黑了。战士们点起了油灯和火把，继续收尸。包森走到村口那棵没有烧死的老槐树下面，蹲下来。石头跟着蹲下来。包森从怀里摸出那张欧阳波平写的纸条，借着火把的光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纸条折好，还给石头。
“收着。”他说。
石头接过来，塞进布包。布包已经很厚了，纸一张叠一张。他把布包按了按，胸口沉沉的。
包森看着南面的黑暗。南面是王官营，是佐佐木的据点。更远处是丰润县城，是唐山。他的眼睛在火光里亮着，像两颗钉在暗处的铜钉。
石头问：“司令，怎么打？”
包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很稳。
“潘家峪的人，不能白死。”
他站起来，往南走了几步。石头跟着他。包森站在村口，看着南面的黑暗。风从南面吹过来，把火把的火焰吹得往北倒。包森的影子被火光拉得很长，投在烧焦的土地上。
“明天回盘山。把各连的连长叫来。”
回到盘山之后，包森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打仗。他给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字写得很工整。石头站在旁边，看着包森写。他认得大部分字了，能看出包森写的是潘家峪的事——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活下来的人什么情况，需要什么。最后一行，包森写的是：“潘家峪的事，冀东不止一个。报仇的事，我来。善后的事，你安排。”
石头问包森：“李司令那边，能安排什么？”
包森把信折好，封上，递给石头。他说：“李运昌是乐亭人。冀东的事，他比我熟。潘家峪的人，很多他认识。谁家有老人，谁家有孩子，谁家跟谁家有亲，他清楚。我去报仇，他来管活着的人。”
石头把信收好。包森又说了一句：“李运昌在冀东干了快四年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来的，比我来得早。暴动的时候他就在。后来西撤，他带人突围回来，又打回了冀东。这个人，命大。”
石头听出了那句话里的东西。包森说“命大”，不是说运气，是说一个人扛过了别人扛不过的事，还在扛。
包森没有再往下说。他站起来，走到窝棚外面。盘山的风从南面吹过来，带着远处平原上的土腥味。包森站在风口上，看着南面。南面是丰润，是潘家峪，是王官营。他看了很久。
石头站在他身后，把布包按了按。纸还在，家书还在，名字还在。他又想起潘家峪那个院子里灰烬里的人骨。他把那些骨头记住了。他把潘家峪的名字记住了。
第十二章 人圈
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冀东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早。
一连下了五天雨，遵化、迁安、丰润三县交界的山沟里，水从山上灌下来，把几条土路冲成了泥沟。队伍在遵化东南的鲁家峪一带休整，没有打大仗，但小仗不断。包森派出去几路侦察员，回来的报告都一样——鬼子在收缩据点，把兵力往长城沿线和主要交通线上集中。原来驻在遵化城里的一个日军大队，调走了两个中队，剩下的全都缩在县城和几个大据点里，轻易不出来。
包森蹲在鲁家峪村东头的窝棚里，面前摆着一堆碎纸条。每张纸条上都是一路侦察员记回来的信息——哪个据点的鬼子走了，哪个据点的伪军增加了，哪个村子被烧了，哪个村子附近有人圈。
石头蹲在旁边，把这些纸条一张一张地看，再把上面的地名和人名抄到一个本子上。本子是包森给他的，用粗麻纸订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两个字——“记名”。字是包森写的，笔划很重，墨透到了背面。
“遵化城里的鬼子少了。”包森从石头手里拿过一张纸条，看了看，搁在面前的地上，“调到哪去了？”
石头说：“老杨他们说是往喜峰口方向去了。也有人说是去了长城边上。”
包森用手指点了点地上那张纸条，沉默了一会儿，说：“鬼子不出来了。他们想把我们困死。”
石头不懂。鬼子不出来扫荡，不是好事吗？
包森说：“鬼子出来扫荡，你还能跟他打。他缩在据点里不出来，你怎么打？他在长城上挖沟筑墙，把人圈一修，你在山里的地盘就小了。他不用打你，他把人拉走了，你连饭都找不到地方吃。”
石头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摸出另外几张纸条。那是杨德山从蓟县那边送来的。杨德山没有亲自来，是托了一个挑担子的货郎把纸条带过来的。货郎走了三天的山路，把纸条藏在扁担的竹节里。纸条上写了几个村名，后面注了三个字——“并村了”。
包森接过那几张纸条，看了一眼，站起来。
“走。去东水厂。”
东水厂在盘山东麓的一个山坳里，村子不大，二十来户人家，四面都是橡树和松树，进村只有一条小路。包森受伤的时候，曾经在村里的一棵千年古槐的树洞里躲过鬼子的搜山。此刻他身上的伤已经好了，但走路的时候左肩还是微微歪着，碰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石头跟着包森走了半天山路，傍晚的时候到了东水厂。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枝叶繁密，树干粗得三个人抱不过来。树根处有一个裂口，被藤蔓遮着，不仔细看发现不了。石头看了一眼那个树洞，没说话。包森也没有说话。
村里的人少了很多。原来二十来户，现在只剩下七八户，而且都是老人，年轻人和孩子都看不到了。一个老太太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把干菜叶子，看见包森来，抬头看了一眼，嘴唇动了动，但没说话。
包森蹲下来，问：“大娘，人呢？”
老太太说：“圈里去了。”
包森问：“哪个圈？”
老太太抬起干枯的手，往东南方向指了指。她的手指在暮色里微微发抖，指完就落了下来，搁在膝盖上。
包森没有再多问。他站起来，对石头说：“走。去看看。”
东南方向三里多地，有一个叫东新庄的村子。村子周围原本有一道土围子，是早年防土匪用的，塌了大半。现在那道土围子被加高了，用木头和铁丝网重新箍了一遍，门口设了一个伪军的哨棚。围子里的房子挤得密密麻麻，很多人家的房子被拆了，砖石和木料被用来加高围子。围子外面，是一圈被铲平的空地，庄稼全被拔了，露出黄褐色的泥土。
石头蹲在东新庄外面的一片橡树林里，看着那个围子。围子不大，原来大概能住百十来人，现在挤了至少四五百人。他能看见围子里有人在走动，影子在暮色里拉得很长。有个小孩扒着围子上的铁丝网往外看，脸贴在铁丝的网格上，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兽。
包森蹲在石头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他画了一个圈，圈里面画了几条横线和竖线，代表围子里的房子和街道。然后他在圈的北面画了一个箭头，写上两个字——“我们”。
石头知道那个意思。北面是山，是他们的地盘。但这个圈离北面的山太远了。中间隔着三四里的平地，庄稼被铲了，没有任何遮挡。白天过不去。晚上也许能摸过去，但围子外面有哨棚，里面有伪军，硬打就是拿人命往里填。
包森把树枝搁在地上，看着那个围子。他没有说打，也没有说不打。他只是看着，看了很久。
天彻底黑了。围子里亮起了几盏灯，很暗，透过铁丝网看过去，像几颗昏暗的星星掉进了一个笼子里。围子里的声音传出来，听不真切，但有一种嗡嗡的、压抑的动静，像是一群被关在箱子里的蜜蜂。
包森站起来，把地上的土用脚抹平了，画的圈和箭头全没了。
“回。”他说。
回去的路上，石头走在包森后面，一直没有说话。他脑子里全是那个围子——那个小孩的脸贴在铁丝网上，手指从网格里伸出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问包森：“司令，那个小孩，他娘呢？”
包森走在前面，脚步没有停。过了一会儿，他说：“不知道。可能也在圈里。可能没了。”
石头攥紧了枪。他的手指在枪托上按了按，指节发白。
包森走了一段路，忽然停下来。石头差点撞到他背上。包森转过身，看着石头。暮色里看不清他的表情，但石头的余光看见他的眼睛是亮的。
“石头。”
“嗯。”
“你记得白草洼打完那天，我说过一句话吗？”
石头想了想：“你说，杀人对，但不轻松。”
包森说：“还有一句。”
石头想了很久，摇了摇头。
包森说：“我说，让他们自己人来收尸。”
石头不明白这句话跟眼前的事有什么关系。
包森说：“鬼子把我们的人圈起来，不让我们跟老百姓见面。他们想把冀东变成一块空地，上面只有鬼子，没有中国人。他们不是来杀人的，他们是来抹人的。把人从地上抹掉，连痕迹都不留。”
石头问：“那我们怎么办？”
包森转过身，继续往北走。他的背影在暮色里显得很瘦，左肩微微歪着。走了几步，他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不怎么办。让他们抹不掉。”
回到鲁家峪之后，包森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他让石头把杨德山送来的那些纸条全部找出来，把上面提到的每一个被“并村”的村子都标在地图上。第二件事，他派出几路侦察员，专门去摸“人圈”的情况——围子多高，铁丝网多密，哨棚几个，伪军多少人，换岗什么时候，围子里有没有地下水道，有没有能通到外面的暗沟。第三件事，他把各连的连长叫来，开了一个短会，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的仗有一半不在战场上打。在圈里打。”
连长们走了之后，石头问包森：“司令，圈里怎么打？”
包森说：“摸进去。送粮，送药，送消息。告诉圈里的人，我们没有走。告诉他们，等机会，我们会把他们弄出来。一次弄不出来，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十次。只要有一个圈里的人知道我们还在，那个圈就不是鬼子的圈。”
那天夜里，石头把包森的话记在本子上。本子上已经有了很多名字，很多地名，很多数字。他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两个字——“人圈”。这两个字他会写，写得很工整。但写完之后，他盯着这两个字看了一会儿，觉得它们很陌生。
他合上本子，把布包按了按。家书还在，名字还在。他把本子也塞进布包里，贴身放着。纸越来越多，布包越来越厚。他躺下去，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个小孩的脸贴在铁丝网上的样子。
他睡着了。梦里他在一个围子外面跑，围子很高，铁丝网很密，他的手够不到里面。里面有个人在喊他，声音很小，听不清。他醒了。天还没亮。包森已经坐在窝棚门口了，手里拿着一张新送来的纸条，借着晨光在看。
石头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包森把纸条递给他。
“蓟县那边，鬼子的警防队换人了。原来那个赵队长，调走了。”
石头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上面还写着一行字——“新来的队长姓孙，是铁杆汉奸。”
石头把纸条收起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在盘山，包森给赵队长写过一封信，信上只有几句话。后来赵队长送过几次情报。现在赵队长走了。
包森没有说赵队长的事。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对石头说：“今天去丈烟台。看看地形。”
石头站起来，把枪背好。他跟着包森走出窝棚，往南走。晨雾还没散，鲁家峪的橡树林在雾里灰蒙蒙的，像一团化不开的墨。脚下的山路很滑，石头踩着一块湿石头差点滑倒。包森走在前面，步子很稳，像是对这条路已经熟得不用看。
石头跟在后面，忽然问了一句：“司令，那个赵队长，他会不会出卖我们？”
包森走了一段路，说：“他不知道我们在哪。他只知道几个联络点。那几个点，我已经让人撤了。”
石头没有再问。他跟着包森继续走。晨雾渐渐散了，南面的山脊露出来，灰色的石头在日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丈烟台在鲁家峪南面十几里的地方，是遵化和蓟县之间的一处山口。包森要去那里看地形。石头知道，看地形就是要打仗了。
他摸了摸怀里的布包。纸还在，家书还在，名字还在。他加快了脚步，跟上去。
几天之后，石头又去了一趟东新庄人圈。
这一次，他带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几斤炒米、一包盐、一小卷绷带、几包草药。包森的命令是“摸进去，把东西送到，天亮之前出来”。石头一个人进去。人多了容易被发现，铁丝网只有一处缝隙，是他上次侦察的时候找到的。
他等到后半夜。围子里的灯灭了，哨棚里的伪军换了一次岗。他数着换岗的时间——从第一声脚步响到最后一声脚步消失，大约一炷香的工夫。他在换岗的间隙从树林里摸出来，贴着地面爬到铁丝网旁边。
铁丝网冰凉，硌得手疼。他侧着身子，一点一点从缝隙里挤过去。棉袄被铁丝挂住了一个口子，他挣了一下，布扯开的声音在夜里很响。他停下来，屏住呼吸。哨棚那边没有动静。他继续往里爬。
围子里挤得转不开身。房子都是临时搭的，土坯加茅草，有的只有半截墙。过道窄得只能一个人走，地上到处是污水和垃圾。石头摸到一间土坯房门口，用手轻轻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个老汉探出头来，看见石头，愣了一下。石头把布包递过去，低声说了一句：“包司令让送来的。省着吃。”
老汉接过布包，手在抖。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石头按住了他的胳膊，摇了摇头。老汉把话咽了回去。
石头转身要走。这时候，旁边一间矮棚里探出一个小脑袋。是个男孩，七八岁的样子，瘦得颧骨突出，眼睛很大，盯着石头看。石头停下来。男孩没有喊，也没有跑，就站在那里，看着石头。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细绳，绳子上系着一块木牌，那是“良民证”。
石头蹲下来，从兜里摸出最后一块干粮——他自己省下来的半块饼子，已经硬了。他把饼子递给男孩。男孩接过去，没有吃，揣进怀里。石头想问一句“你爹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站起身，拍了拍男孩的头，转身往铁丝网方向走。
男孩没有跟上来。石头爬出铁丝网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男孩还站在那间矮棚门口，隔着铁丝网，看着他。月光很暗，但石头能看见男孩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很干净，像被水洗过。
石头爬回橡树林，喘了几口气。他摸了摸怀里——布包还在，家书还在，纸还在。他坐了一会儿，等心跳稳下来，才站起来，往北面的山路走。
走了半里路，他停下来，回头看那个围子。围子里黑沉沉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个男孩还在里面。他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他在“人圈”那一页下面，写了一个字——“孩”。后面画了一个圈，里面写了一个“粮”字。他知道这个字的意思——那个孩子需要粮食。下一次，他还会再来。
回到鲁家峪的时候，包森还没睡。他坐在窝棚门口，借着油灯在看什么。石头走过去，把这次进去的路线、时间、围子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森听完，问了一句：“东西送到了？”
石头说：“送到了。”
包森又问：“里面人怎么样？”
石头说：“挤。脏。吃的很少。”
包森没有再问。他站起来，拍了拍石头肩膀上的土，说：“去睡。”
石头走进窝棚，躺下来，从怀里摸出布包。他把本子翻到“人圈”那一页，看着那个“孩”字和那个圈。他闭上眼睛，那个男孩的眼睛还在黑暗中亮着。他把布包按了按，胸口压着纸和家书。他知道自己明天还会去。后天，大后天，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会一直去。
第十三章 果河沿之前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遵化南部头道山，黄家山村。
雪是三天前下的，不大，薄薄一层盖在山坡上，被风一吹就露出了底下的枯草和石头。黄家山只有七八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上压着茅草和泥。包森把团部设在村东头一间腾出来的牲口棚里，棚子里的牲口早就被老乡牵走了，地上铺了一层干草，踩上去软塌塌的，有一股陈年的干草味。
石头蹲在牲口棚的角落里，膝盖上搁着那个布包，布包已经鼓得快要合不上了。他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翻出来看——杨德山送来的情报，侦察员记的地名，包森画的简易地图，还有欧阳波平在潘家峪写的那张纸条。纸和纸之间夹着那封家书，家书的边角已经磨圆了，折痕处快要断开，但包森的字还清清楚楚。
石头把家书单独抽出来看了一眼。“不孝”两个字写得最重，墨色最深，像是写的时候毛笔在纸上停了一下。他把家书放回去，又把其他的纸按日期排了排。最近的一张是三天前收到的，上面写着“玉田城内治安军第二集团，近日有北犯迹象”。字是包森自己写的，潦草，但能认。
包森蹲在牲口棚门口，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地上铺了一层薄雪，树枝划过的地方露出湿泥，一道道褐色的线。他画了一条河，又画了一条路，然后在河和路的交叉处画了一个圈。
曾克林从外面进来，跺了跺脚上的雪。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图，蹲到包森旁边。
“亮甲店那边，撤回来了？”包森问。
曾克林说：“撤回来了。丰润那边据点突然增兵，原来只有一个中队，昨天又到了一个中队。伏击打不成。”
包森没有说话。他用树枝在“亮甲店”那个位置划了一道横杠，然后继续看地上的图。前天夜里，他带着七个连在亮甲店一线设伏，准备打从丰润出犯的敌人。但天没亮侦察员就回来了，说据点里灯火通明，汽车进出不断，兵力比平时多了两三倍。包森当机立断，撤。
七个连，八百多人，在雪地里趴了半夜，撤回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战士们又冷又饿，但没有人抱怨。他们知道包森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
石头把布包里的纸一张一张看完了。他凑到包森旁边，看着地上的图。那条河他认得，叫果河。那个圈所在的位置叫果河沿，在遵化县石门镇以南，离黄家山大概二十多里地。包森在圈旁边写了三个字——“蔡老庄”。石头认得这三个字。他把这三个字记在了本子上。
曾克林看了一眼地上的图，说：“玉田那边送来的消息，说治安军明天动。进燕山口，往北扫荡。兵力不详。”
包森说：“玉田城里是治安军第二集团，下属第三团和第四团。三千多人。要出动，至少一个团。”
曾克林说：“一个团，两千多人。咱们七个连，八百人。”
包森用树枝在果河沿那个圈上点了点。“你看地形。燕山口进去，就是燕各庄。燕各庄往北五里，就是果河。这南北五里、东西十来里，没有村子。平原，开阔。敌人从燕山口进来，过了燕各庄，到了果河，再往北就是咱们的地盘。他必须过河。河这边，蔡老庄、蔡二庄、蔡三庄，几个小村子，北高南低。咱们占了北岸，他来了，就得在河滩上展开。河滩上没遮没挡，他的队形展不开，火力优势发挥不出来。”
曾克林看着图，想了一会儿，说：“要是他不进燕山口呢？从界山口进来呢？”
包森说：“界山口在东边。他从界山口进来，就是往遵化方向。那边有咱们的人，十二团的一个连在宫里村。他要是从界山口进来，十二团那边先接火，咱们再从果河沿往东兜过去。来得及。”
曾克林点了点头，但眉头没有松开。他问：“要是他来两个团呢？”
包森没有马上回答。他把树枝搁在地上，站起来，走到牲口棚门口。外面的天已经暗了，雪还在下，细碎的雪粒被风吹着，打在石头墙上沙沙响。远处的山脊在暮色里灰蒙蒙的，看不清轮廓。
“两个团就两个团。”包森说，“他两个团，队形更长，展得更开。果河沿那块地方，他展不开。他越展不开，咱们越好打。”
曾克林没有再问。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我去安排宿营。按临战要求，枪不上架，人不脱衣。”
包森说：“还有，把新缴的那两门迫击炮带上。炮弹不多，省着用。不打人，打他的骡马和辎重。”
曾克林走了之后，石头问包森：“司令，明天真打？”
包森看了他一眼，说：“等情报。玉田那边的人今晚会再送消息来。如果敌人明天动，就打。”
石头把本子收进布包，问了一句：“司令，你觉得敌人会来多少？”
包森走到牲口棚的角落里，在干草堆上坐下来。他的左肩靠着墙，微微歪着，这个姿势石头见过很多次。包森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一个团。也可能一个团加一个营。不会再多。齐燮元把他的兵看得金贵，不会一上来就放两个团进山。但他会先放一个团来试试。试完了，觉得能打，再把另一个团压上来。”
石头说：“那咱们打的就是他试的那个团。”
包森睁开眼睛，看了石头一眼。“对。打的就是他试的那个团。打完了，后面那个团就不敢来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潘家峪的事，你还记得？”
石头点头。
包森说：“潘家峪死的那一千多人，是治安军给鬼子带的路。佐佐木的兵是鬼子，但带路的是治安军。治安军是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比鬼子杀中国人更让人恨。”
石头攥了攥拳头。他想起潘家峪那个院子里的灰烬，想起那几口棺材，想起欧阳波平蹲在院子里核对名字的手。他把布包按了按，纸还在，家书还在，潘家峪的纸条也在。
那天夜里，石头没有怎么睡。他靠在牲口棚的墙根上，怀里抱着枪，迷迷糊糊地听着外面的风声。风从北面山里头灌下来，吹过黄家山的石头房子，呜呜地响。半夜的时候，有人从外面进来，是侦察员，带着一身的雪。石头醒了，看见包森也醒了——他根本没睡，一直靠在干草堆上，眼睛睁着。
侦察员说：“玉田城里的治安军，明天动。第二集团司令部带第三团、第四团，倾巢出动。第四团走燕山口，司令部带第三团走界山口。第四团是前锋，明天凌晨出发。”
包森站起来，走到门口。雪还在下，但比白天小了。远处的山脊在夜色里黑沉沉的，像一道巨大的影子。
“叫各连连长来。”他说。
连长们从各自的宿营地赶过来，挤在牲口棚里。包森蹲在地上，用树枝重新画了图。这次画得更细——燕山口的位置，燕各庄的位置，果河的位置，蔡老庄、蔡二庄、蔡三庄的位置。他在果河北岸画了一条弧线，然后把七个连一个一个地标上去。
“一营四连，驻蔡老庄。二营二连，驻老庄。三营七、八、九连，驻蔡三庄、仓山子。特务连，跟我驻蔡二庄。”他用树枝点了点那条弧线，“按临战要求宿营。敌人来了，四连先接火，把他拖住。其他连队看信号行动。”
一个连长问：“司令，要是敌人不过河呢？”
包森说：“他不过河，咱们就在北岸等着。他过了河，更好。河滩上打，他跑不掉。”
另一个连长问：“要是敌人从界山口那边过来呢？”
包森说：“界山口那边有十二团的一个连。他们先打。咱们从果河沿往东兜。”
连长们没有再问。包森站起来，看了他们一圈，说了一句话：“这一仗，我想打大。但大了就可能出问题。你们各自把自己的连管好。打起来之后，谁丢了阵地，自己负责。”
他说完这句话，连长们散了。石头跟着包森走出牲口棚。雪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一线灰白，是后半夜的月光。包森站在村口，朝东南方向看。东南是果河沿，是蔡老庄，是燕山口。此刻那些地方还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
石头站在他旁边，把布包里的本子摸出来，借着月光看了一眼。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果河沿。明天。”字是歪的，但很用力。他把本子放回去，把布包按了按。
包森没有回头，说了一句：“石头。”
“嗯。”
“明天打完了，把这一仗的账记清楚。多少人，多少枪，多少马。一个数都不能漏。”
石头说：“记着呢。”
包森转过身，往牲口棚里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石头一眼。月光照着他的脸，石头看见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两颗钉在暗处的铜钉。
“还有，”包森说，“明天你跟着我。别离太远。”
石头点了点头。他跟着包森进了牲口棚，在干草堆上坐下来。包森靠着墙，闭上了眼睛。石头没有闭眼。他抱着枪，听着包森的呼吸声，一直听到天快亮的时候。
天快亮的时候，队伍出发了。七个连，八百多人，从黄家山出发，沿着冻硬的山路往东南走。雪地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从黄家山一直延伸到果河北岸。石头走在包森后面，脚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他摸了摸怀里的布包，纸还在，家书还在，潘家峪的纸条还在。他把布包按紧，跟着包森往前走。前面的路很黑，但包森的脚步声很稳。一步一步，踩在雪上，踩得很实。
第十四章 果河沿（上）：夜渡
队伍是后半夜到的果河北岸。
石头跟着包森走在最前面，脚底下踩的是冻硬的土路，上面覆着一层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天很黑，没有月亮，星光也淡，只能勉强看清前面那个人的背影。包森走在石头前面三步远的地方，步子不快，但很稳，像是在走一条他闭着眼都能走的路。
果河不宽，但水不浅。腊月里河面结了冰，中间有一段没冻实，泛着暗沉沉的水光，在夜色里像一条黑带子横在那里。河滩上的卵石被雪盖住了，踩上去滑，石头差点摔了一跤。他伸手扶住旁边的一块石头，手触到石头表面，冰凉刺骨。
包森在河滩上停下来。石头跟着停下来。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就是二连的阵地，战士们已经趴在河岸的土坎后面，枪口对着南岸。没有人说话，偶尔有枪栓被轻轻拉动的声音，很短，很轻，在夜色里像指甲划过木板。
石头蹲在包森旁边，把布包按了按。他摸到了里面的本子，还有那封家书。纸是凉的，和他此刻的体温一样。
“几点了？”包森问。
石头摸出怀表——那是白草洼缴获的，日本造的，表壳上有一道划痕。他凑到眼前看了一眼，看不清。旁边一个战士划了一根火柴，火光亮了一瞬，又灭了。
“一点过一刻。”石头说。
包森没有再说。他蹲在河滩上，看着南岸。南岸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沉沉的平原，远处有几棵树的黑影，再远处是天边一条极淡的灰线。果河沿在遵化南部，往南是玉田，往东是丰润。此刻南岸的黑暗里，石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往这里走。
包森说过，敌人是从燕山口进来的。燕山口在南岸偏西的方向。石头往那个方向看，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如果情报没错，敌人的先头部队此刻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石头蹲在河滩上，脚趾头冻得发麻。他把手揣在袖子里，抱着枪，眼睛盯着南岸的黑暗。旁边的二连战士也都一动不动，趴在土坎后面，像一排石头。
忽然，南岸的黑暗里有了动静。
石头先听见的是马蹄声。很轻，很远，但确实有。马蹄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哒哒哒的，断断续续，像是有人在试探着往前走。然后是人的脚步声，靴子踩在霜冻的地面上，咯吱咯吱的，很多只脚，很多双靴子，声音越来越近。
石头攥紧了枪。
包森没有动。他的身体微微前倾，耳朵朝着南岸的方向。石头知道他在听——听马蹄声的密度，听脚步声的节奏，听那些声音里有没有大部队的行军迹象。
马蹄声到了河对岸。石头看见黑暗里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在移动，是一匹马，马上骑着一个人。马蹄踩到了河岸的石头，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匹马停了一下，骑手在马上探了探头，像是在看河面。
然后，那匹马开始下河。
石头的心跳了一下。敌人要过河。南岸的河滩上，更多的脚步声跟了上来。石头看见了模糊的人影，不是一个两个，是一排一排的，从黑暗里涌出来，朝河岸方向移动。他们走得不快，队形很散，但人很多，多到石头觉得南岸的黑暗本身在往前走。
那匹探路的马走到了河中间。马蹄踩碎了薄冰，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在夜里很响。骑手勒了一下缰绳，马停住了。骑手回头喊了一声什么，声音短促，石头听不懂，但知道是在请示。
南岸的脚步声停了。那些模糊的人影在河岸边上蹲下来，或者站着，等着。
包森在石头旁边动了一下。他低声说了一句话，是对旁边的一个传令兵说的：“告诉二连，敌人不下河，不开枪。有人过河，打马不打人。”
传令兵猫着腰跑了。石头听见包森的话在黑暗中传下去，一个传一个，很快就传到了二连的阵地上。
那匹探路的马在河中间站了一会儿，又往前走了几步，马蹄踩到了北岸的浅水区，水已经很浅了，石头能看见马蹄踩在卵石上。骑手勒住马，往北岸看了一眼。北岸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二连的战士趴在土坎后面，屏住呼吸，连头都没有抬。
骑手拨转马头，往回走。走到南岸，又喊了一声。南岸的脚步声重新响起来，但这次是往后退的，退到了离河岸几十步远的地方，然后停了。
石头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敌人在等天亮。天亮之后，他们看清了北岸的虚实，就会过河。
包森站起来。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对石头说：“走。去七连。”
石头跟着包森沿着河岸往东走。河岸上的路不好走，卵石和冻土混在一起，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半里多地，到了七连的阵地。七连连长姓耿，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兵，以前在东北军里干过，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巴的疤。他看见包森过来，蹲在土坎后面没有起身，只是抬了抬手。
包森蹲在他旁边，问：“看得清对岸吗？”
耿连长说：“看不清。但听得清。南岸的人不少，马也不少。至少一个团。”
包森说：“是一个团。第四团。后面可能还有。”
耿连长没有说话。
包森说：“你带七连，绕到南岸去。从西边上游，那边河窄，水浅，能趟过去。绕到敌人右后侧，等天一亮，从背后打。”
耿连长问：“什么时候动？”
包森说：“现在。我让八连和九连从东面绕，去燕各庄。你从西面绕，去敌人右后侧。天亮之前必须到位。到了之后不要动，等我的信号。”
耿连长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朝身后的人挥了一下手。七连的战士们从土坎后面爬起来，一个接一个，跟着耿连长往西走。他们的动作很轻，脚踩在卵石上几乎没有声音。石头看着他们消失在黑暗中，像一排影子融进了夜色。
包森蹲在原地，看着七连消失的方向。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对石头说：“去八连。告诉八连和九连，从东面绕，过河之后往南走，到燕各庄。到了之后，一个连堵住村口，一个连进村。等天一亮，从燕各庄往北打。”
石头接过命令，转身往东跑。他跑过河滩，跑过二连的阵地，跑过特务连的位置。他跑得很快，但脚底下很轻，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跑到八连的阵地时，他蹲下来，把包森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传给了八连连长。八连连长听完，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朝身后的人挥了一下手。
石头又跑到九连，把同样的话传了一遍。九连连长听完，问了一句：“包司令在哪儿？”
石头说：“在二连那边。”
九连连长没有再问。他站起来，带着人往东走了。
石头往回跑。跑到二连阵地的时候，包森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石头找了一圈，才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他。包森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石头凑过去看，是一张简易的图——河，村子，几条路。他在燕各庄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在敌人右后侧的位置画了一个叉，在二连的位置画了一个三角。
“都传到了？”包森问。
“传到了。”石头说。
包森把树枝搁下，站起来。他看了看东边的天。东边的天还是黑的，但最底下那一层有了一点极淡的灰意，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天边划了一道。
“快亮了。”包森说。
石头也看了看东边。他知道，天亮之后，七连会从敌人右后侧先开火，八连和九连会从燕各庄往北打，二连和特务连会从正面压上去。三面合围，把伪军第四团夹在果河和燕各庄之间的那片开阔地里。
他摸了摸怀里的布包。纸还在，家书还在。他把布包按紧，蹲在包森旁边，把枪架在石头上，枪口对着南岸的黑暗。
南岸的黑暗里，那些模糊的人影还在移动。石头能听见他们的声音，有人咳嗽，有马打响鼻，有金属碰撞的脆响。他们在等天亮。石头也在等天亮。
天边那道灰意慢慢扩大，从一条线变成一片光。南岸的树影从黑暗里浮出来，然后是田埂，然后是河滩。石头看见南岸的河滩上密密麻麻地蹲着人，灰黄色的军装，一排一排的，至少有几百人。河滩后面的田地里，还有更多的人在移动，队形很长，往西边延伸。
包森蹲在石头旁边，看着南岸。他的眼睛在晨光里显得很亮，像两颗钉在暗处的铜钉。他没有说话。石头也没有说话。
远处，燕各庄的方向，忽然响了一枪。很脆，很响，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很远。然后是第二枪，第三枪，然后是一排枪。枪声从燕各庄方向传来，从南往北，越来越密。
包森站起来。
“七连到了。”他说。
石头站起来。他看见南岸的伪军乱了。河滩上的人开始往北跑，往河边跑，但河对岸的二连已经开火了。枪声从正面打过去，从侧面打过去，从背后打过去。伪军挤在河滩上，像一群被堵住了去路的羊。
包森把手里的树枝扔在地上。他转过身，对石头说：“走。去二连。”
石头跟着包森往二连阵地跑。枪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石头跑着，把布包按在胸口，纸和家书贴着他的心脏，随着他的脚步一下一下地跳动。
天亮了。果河沿的河滩上，灰黄色的伪军挤成一团，北岸的枪口对着他们，南岸的枪口也对着他们。他们无处可去。
石头跑到二连阵地的时候，二连的战士们已经从土坎后面站起来，端着枪往河滩上压。包森站在土坎上，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指着南岸，喊着什么。石头没有听清他在喊什么，但他看见包森的手势——往前，往前，再往前。
石头端起枪，跟着二连的战士们冲下河滩。河水不深，但冰冷刺骨。他的裤腿湿透了，脚踩在卵石上打滑。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蹚，枪口对着南岸的灰黄色人群。
南岸的伪军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有人把枪扔在地上，举起了手。石头看见了他们的脸——年轻的，年老的，有的满脸是土，有的眼睛瞪得很大。他们的枪一支一支地扔在地上，落在河滩的卵石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包森站在北岸的土坎上，没有下水。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南岸，看着那些扔在地上的枪，看着那些举起的手。石头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包森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肩膀松下来了，那只一直微微歪着的左肩，此刻看起来平了一些。
石头转过身，继续往南岸走。他的脚踩在水里，冰凉，但他的胸口是热的。布包贴着他的心脏，纸和家书被体温焐着，热乎乎的。他把枪端稳，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前面的河滩上，灰黄色的伪军还在往后退，往燕各庄方向退。
但燕各庄方向，枪声更密了。
第十五章 果河沿（下）：憋姑寺
包森把正面追击的指挥交给曾克林，自己带着石头和特务连的一个排往西南方向跑。
憋姑寺在果河沿西南的一座小山上。说是寺，其实只有一间大殿还立着，殿前的石阶塌了大半，殿顶的青瓦碎了一角，露出里面发黑的椽子。寺的周围是一圈低矮的土墙，墙外是几十级石头台阶，从山脚一直铺到寺门口。台阶两侧长满了枯黄的野草和几棵歪脖子松树，树干被子弹削得露出了白茬。
此刻，三百来个伪军挤在憋姑寺的土墙后面，枪口对着台阶下面。他们的射击很有章法——台阶窄，一次只能上几个人，子弹从土墙后面打下来，把石头台阶打得碎屑乱飞。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战士倒在了台阶中段，一个趴在石头上，一个滚到了旁边的草棵子里，草棵子上染了一道暗红色的血痕。
石头跟着包森蹲在山脚下一块大石头后面。包森没有急着让特务连往上冲。他蹲在那里，看着台阶的坡度，看着土墙的高度，看着子弹打在石头上溅出来的火星子。看了一会儿，他问旁边的特务连连长：“几挺机枪架上了？”
连长说：“两挺。一挺在东面，一挺在北面。西面是断崖，上不去。”
包森说：“迫击炮呢？”
连长说：“两门。炮弹不多，各剩四发。”
包森用手里那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弧线，从寺的东面绕到北面。“迫击炮架在东面。不打人，打土墙后面那间大殿的屋顶。把瓦砸下来，让他们知道我们能把炮弹落到他们头上。”
特务连连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转身去安排。
石头蹲在包森旁边，看着台阶上那两个倒下的战士。一个还在动，手在石阶上扒着，想往上爬，但爬不动。另一个不动了。石头攥紧了枪，手指在扳机护圈上蹭了两下。
包森看了他一眼，说：“别急。急了就是拿人命填。”
石头把手指从扳机护圈上松开。
两门迫击炮架在了憋姑寺东面的一块平整的地上。炮手把炮管调到最高的仰角，炮口对着寺的方向。第一发炮弹落在大殿的东侧，炸开一团灰白色的烟，青瓦碎了一大片，从殿顶上哗啦啦地滑下来。第二发落在殿前的院子里，弹片打在土墙上，把墙头削掉了一截。
土墙后面的枪声停了一瞬。
包森站起来，对特务连连长说：“再打两发。打完了，喊话。”
第三发炮弹落在殿顶的西侧。第四发落在寺后的山坡上，炸开的碎石和泥土溅到了土墙里面。土墙后面有人喊了一声，是日语，很短，带着怒意。然后是伪军的声音，汉语，带着颤音，喊的是“别打了别打了”。
包森对特务连连长说：“喊。告诉他们，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教官，交出来。”
一个嗓门大的战士从石头后面探出半个身子，双手拢在嘴边喊了一遍。喊完了，土墙后面安静了几息。然后里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在争吵，有人在喊叫。石头听见日语和中国话混在一起，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忽然，土墙后面响了一枪。很响，很近。然后又是一枪。然后是死一样的安静。
过了几息，土墙后面晃出了一面白旗。旗是一块白布撕的，绑在一根枪通条上，从墙头上伸出来，晃了两下，又晃了两下。
包森看着那面白旗，没有动。石头也没有动。旁边的战士们也没有动。包森等了一会儿，才说：“上去。枪口对着他们，手指不进扳机。”
特务连的战士们从石头后面站起来，端着枪，沿着台阶往上走。步子不快，但很稳。石头跟在包森后面，走在台阶的中间。台阶上的碎石被血染红了，踩上去黏黏的。那两个倒下的战士已经被抬下去了，但石头台阶上还留着他们的痕迹——一片暗红的印子，几滴溅开的血点。
走到土墙门口的时候，石头看见了里面的情形。院子里站着百十来个伪军，灰黄色的军装脏兮兮的，枪都扔在了地上，码成一堆。他们的手举着，有的举得高，有的举得低。院子里躺着两个人，穿着日军军装，胸口各有一个弹孔，血从弹孔里渗出来，在灰黄色的军装上洇成了黑色。那是日籍教官。伪军们说，是他们自己打死的。
包森走进院子，看了地上的日军教官一眼，又看了那些举着手的伪军一眼。他没有说话。他走到大殿的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殿里很暗，佛像倒了，供桌翻在地上，香炉滚到了角落里。几个受伤的伪军靠着墙根坐着，脸色蜡黄，看见包森进来，往墙根缩了缩。
包森没有进去。他站在殿门口，看着院子里那些举着手的伪军，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把枪放下，坐在地上。等着。”
伪军们坐下了。有的坐得很快，一屁股坐到地上，像是腿早就软了。有的坐得很慢，先把膝盖弯下来，再用手撑着地，一点一点地坐下。坐定之后，院子里安静了。只有受伤的人偶尔发出几声低低的呻吟。
石头站在院门口，把枪收起来，枪口朝下。他摸了摸怀里的布包，纸还在。他把布包按了按，然后走到院子角落里，蹲下来，把本子和铅笔摸出来。他开始记——俘虏多少人，缴获多少枪，日籍教官几个，伪军伤亡几个。字写得很快，但很稳。写完了，他把本子合上，搁回布包里。
包森站在院子中间，朝东面看了一眼。东面是燕各庄的方向，枪声还在响。伪军第四团的主力还在燕各庄一带被围，曾克林正在那边收拢包围圈。更远的东面，界山口方向，还有伪军第三团和集团司令部在往这边增援。
包森转过身，对特务连连长说：“留一个排看着俘虏。其他人跟我走。去燕各庄。”
队伍从憋姑寺撤下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石头走在包森后面，下台阶的时候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头，身子晃了一下。他扶住旁边的松树，稳住了。松树的树干上嵌着一颗子弹头，铜色的，嵌在灰色的树皮里。石头看了一眼那颗子弹，没有去抠它。
走到山脚的时候，东面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比刚才燕各庄方向的枪声更远，更沉，像是有更多的部队在往这边压过来。包森停了一下，听了几息，然后加快了脚步。
“曾克林那边打上了。”他说，“伪三团到了。”
石头跟着包森往东跑。跑过果河沿的河滩，跑过蔡二庄的村口，跑过那些还冒着烟的伪军丢弃的辎重和死马。河滩上的雪已经被踩成了泥浆，泥浆里混着血和碎石子，脚踩上去滑得很。石头跑着，把布包按在胸口，纸和家书贴着他的心脏，随着他的脚步一下一下地跳。
燕各庄方向，枪声越来越密了。
第十六章 果河沿（终）：打天下
包森负伤了。
石头不知道那一枪是从哪里打来的。可能是憋姑寺方向，可能是燕各庄方向，也可能是更远处界山口压过来的伪三团的流弹。他只听见包森闷哼了一声，然后看见包森的左手从叉腰的位置滑下来，按在了左肋上。
石头扑过去的时候，包森已经靠着土坎坐下了。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把灰军装的左襟染成黑色。石头喊了一声“司令”，声音发紧。包森看了他一眼，说：“别喊。小伤。”
不是小伤。石头看见了，弹孔在左肋靠下的位置，血一股一股地往外冒，止不住。他扯下自己的绑腿，手忙脚乱地缠上去。包森没有阻止他，只是靠着土坎，眼睛还盯着南岸。
“一营长呢？”包森问。
旁边的警卫员说：“在燕各庄。”
包森说：“告诉一营长，正面追击的部队由他指挥。特务连跟着我。”
石头把绑腿缠紧了，血从布缝里渗出来，但没有刚才那么急了。包森试了试，想站起来，身子晃了一下。石头扶住他。包森说：“不走。抬着走。”
两个警卫员找来一块门板，是从蔡二庄一户老乡家卸下来的。门板搁在地上，铺了一层干草，把包森抬上去。包森躺在门板上，左手按着伤口，右手还攥着那支驳壳枪。石头和另一个战士抬起门板的前端，两个警卫员抬后端。包森说：“往燕各庄方向走。慢点。别晃。”
门板抬起来的时候，石头回头看了一眼东面。燕各庄方向的枪声还在响，比刚才更密了。界山口那边压过来的伪三团正在往燕各庄方向增援，曾克林带着三营在二道沟南侧的制高点王四顶阻击。石头不知道那边顶不顶得住。他低头看了一眼包森，包森的眼睛是闭着的，但嘴在动。石头凑过去，听见他说的是：“迫击炮。把迫击炮调到王四顶。”
石头把命令传下去。传令兵跑了。
往燕各庄走的路上，石头看见了果河沿的全景。河滩上到处都是死马、丢弃的辎重和零散的枪支。伪四团的人已经散了，有的往南跑了，有的往西跑了，有的蹲在河滩上举着手。特务连的战士正在收拢俘虏，把他们赶到一起。俘虏很多，石头粗略地看了一眼，黑压压的一片，蹲在河滩的卵石上，灰黄色的军装混在一起，像一片被霜打了的枯草。
走到燕各庄北面的时候，曾克林派人来了。来人是个通讯员，跑得满头大汗，看见门板上的包森，愣了一下。石头说：“司令负伤了。前面什么情况？”
通讯员说：“三营在二道沟顶上挡住了伪三团。打退了两次冲锋。伪三团现在退了，往西龙虎峪方向跑了。参谋长说，正在追。”
包森在门板上睁开了眼睛。他偏过头，看着通讯员，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不要追太远。追到西龙虎峪村口就停。天黑之前收拢部队，清点俘虏，打扫战场。”
通讯员说：“是。”转身跑了。
石头抬着门板继续往南走，走到燕各庄村口的时候，看到了俘虏。村口的空地上蹲着几百个伪军，灰黄色的军装脏得看不出颜色，有的光着脚，有的抱着头。枪堆在旁边，码成一座小山。有战士在清点，一个一个地数，数到几百的时候声音就乱了，得从头来。
石头看见一个伪军俘虏蹲在最边上，年纪很轻，脸很白，嘴唇发青，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石头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石头一眼。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石头把目光移开了。
门板搁在燕各庄村口一棵老榆树底下。包森躺在上面，左手按着伤口，右手把那支驳壳枪搁在肚子上。他的脸很白，和平时不一样的白。嘴唇干得起了皮。石头从挎包里摸出水壶，拧开盖子，凑到包森嘴边。包森喝了一口，咽下去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像是扯到了伤口。
“石头。”包森说。
“嗯。”
“把本子拿出来。记。”
石头从怀里摸出那个布包，把本子和铅笔摸出来。布包已经很厚了，纸和纸挤在一起，那封家书夹在中间，硌着石头的手指。他翻到新的一页，铅笔攥在手里，等着。
包森的声音很轻，但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石头一个一个记下来。字写得很快，有的地方潦草了，但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写完了，他把本子合上，搁回布包里。
包森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才说：“伤亡多少？”
石头说：“三十几个。牺牲十一个。”
包森没有说话。石头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东西。然后包森说：“潘家峪的仇，还了一半。剩下一半，慢慢来。”
石头把布包按了按。纸还在，家书还在，潘家峪的纸条也在。
那天傍晚，打扫战场的时候，石头带着通讯班的人在河滩上走了一遍。缴获的东西堆在蔡二庄的晒谷场上——山炮两门，迫击炮四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二挺，长短枪七百多支，弹药十几箱，还有一批骡马、被服、电台和文件。曾克林站在晒谷场边上，看着那堆东西，说了一句：“齐燮元这回要心疼了。”
石头没有笑。他把收缴的武器一件一件记在本子上，记到轻机枪的时候，发现数字对不上。他重新数了一遍，还是对不上。他蹲下来，把机枪摆正，一支一支地数。数到第二十二的时候，曾克林走过来看了一眼，说：“别数了。差不多就行。”
石头说：“司令说的，一个数都不能漏。”
曾克林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
天黑之后，包森被抬进了燕各庄村里的一间土坯房。卫生员给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弹头没有留在体内，是穿透伤，但失血不少。包森靠在墙上，喝了一碗小米粥，吃了几口硬饼子。石头蹲在旁边，把当天的战果统计出来了。
毙伤日伪军一百余人，俘虏伪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四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二挺、长短枪七百余支、弹药十余箱。我军伤亡三十余人。
包森看了一眼数字，没有说话。他把纸还给石头，靠着墙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叶剑英说我是中国的夏伯阳。夏伯阳是苏联的。我是陕西的。”
石头不知道夏伯阳是谁。但他听见包森的声音里有一丝极淡的笑意。他抬起头，看见包森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然后很快就没有了。
那天夜里，石头没有睡。他坐在土坯房门口，怀里抱着枪，把布包里的纸一张一张拿出来，借着油灯的光看了一遍。潘家峪的纸条在最底下，纸已经软了，边角磨毛了，但字还清楚——“一千二百三十人。三十三户，全家没了。”他把纸条放回去，又把包森的统计纸放进去。纸越来越多，布包越来越厚。他把布包按在胸口，纸和家书贴着他的心脏，热乎乎的。
远处，果河沿的河滩上还有零星的火光在闪烁。那是战士们在烧毁伪军丢弃的文件和辎重。火光映在燕各庄的土墙上，忽明忽暗。
石头把布包按紧，靠在门框上，闭上了眼睛。他睡着了。梦里他站在一个很大的河滩上，河滩上全是枪，他一支一支地数。数到第二十二挺机枪的时候，身后有人喊了一声“石头”。他回头，看见包森站在河对岸，没有负伤，左肩也不歪，站得很直。包森朝他挥了一下手。石头想跑过去，但河水很宽，他跑不动。
他醒了。天亮了。
包森靠坐在土坯房里，卫生员刚给他换了药，换下来的布条上全是血。包森的脸色还是白的，但眼睛亮着。他看着石头，说了一句话：“今天回黄家山。把这一仗的账，整理清楚。然后报上去。”
石头把布包按了按，站起来，去收拾东西。他推开门的时候，看见果河沿的晨雾正在慢慢散去。河滩上的火光已经灭了，只剩下一片灰白色的灰烬，被风一吹，散成细细的粉尘，飘在河面上。
远处，长城在东边的天际线上露出一道浅浅的轮廓。像一条灰白色的线，横在山脊上，看不清是墙，还是雾。
第十七章 野虎山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遵化西北，沙婆峪口外。
雪是傍晚开始下的，不大，细密的雪粒被北风卷着，打在脸上像碎沙。石头跟着包森走在队伍中间，脚踩在冻硬的山路上，咯吱咯吱响。包森的左肋伤口已经收口了，但走路的时候左肩还是微微歪着，这个姿势从果河沿之后就没有改过来。
队伍是黄昏时分从黄家山出发的。包森带着十三团两个营和特务连，往西北方向的沙婆峪口外走。果河沿之后，伪治安军缩回了据点，但长城沿线的日军和伪满队却活跃起来。包森对曾克林说过一句话：“该压压关外的鬼子了。”这句话石头听见了。他知道包森的意思——果河沿打的是伪军，现在该打真鬼子了。
走到半夜的时候，队伍在野虎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子停下来。村子叫石头营，只有十来户人家，房子矮，屋顶压着厚厚的茅草和雪。包森让队伍在村外的树林里宿营，自己带着石头和几个警卫员进了村。他找了一间空着的石头房子，推门进去，里面有一张土炕，炕上铺着干草。包森在炕沿上坐下来，把驳壳枪搁在膝盖上，闭上眼睛。
石头蹲在门口，从怀里摸出布包。布包已经很厚了，纸和纸挤在一起，那封家书夹在中间，硌着他的手指。他没有翻开，只是把布包按了按，贴着胸口。
高大章从外面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水。高大章是蓟县人，十四岁就跟了包森，现在是警卫班年纪最小的战士。他把水递到包森面前，说：“司令，喝口水。”包森睁开眼，接过碗，喝了一口，把碗搁在炕沿上。他看着高大章，说：“你睡吧。明天要走路。”
高大章没有走。他蹲在门口，和石头挤在一起。两个年轻人靠着门框，听着外面的风声。风从北面山里头灌下来，穿过树林，呜呜地响。石头闭上眼睛，但睡不着。他脑子里全是果河沿的河滩，那些灰黄色的俘虏，那些扔了一地的枪。还有包森按着左肋的手，指缝里渗出来的血。
包森在炕上翻了个身。石头听见他的呼吸很浅，不均匀。他知道包森的伤口还在疼，只是不说。
天快亮的时候，雪停了。石头迷迷糊糊打了个盹，醒来的时候，包森已经站在门口了。他背对着屋里，朝北面看。北面是野虎山的北坡，一道灰白色的山脊在晨光里露出来，山脊上有一层薄雪，被风吹得干干净净的地方露出底下的碎石和枯草。山脊那边是长城，再往北就是伪满洲国的地界。
“吃饭。吃完就走。”包森说。
干粮是昨天烙的饼子，硬得硌牙。石头啃了两口，就着雪水咽下去。包森吃得很少，只掰了半块，剩下的揣进兜里。他站在村口，看着队伍从树林里出来，在雪地上排成三路纵队。两个营加特务连，六百多人，灰军装在雪地里显得很暗，像一道长长的影子。
队伍往北走，翻过野虎山南坡，进了门道沟。沟不宽，两边的坡上长满了栗子树和橡树，叶子落光了，枝干光秃秃的，在雪地里投下密密麻麻的影子。沟底的雪被踩出一条路，乌黑乌黑的，蜿蜒着往北延伸。
走到沟的中段时，石头先听见了声音。是从沟口北面传来的，很轻，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铁。他停下来，竖起耳朵听。包森也停了。他站在一块大石头旁边，朝北面看。沟口外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灰蒙蒙的东西在移动。石头眯起眼，辨认了一下，心里沉了下去。
那是人。很多人。灰黄色的军装，在雪地里走得很整齐。伪满队。
包森没有犹豫。他转过身，对身边的传令兵说：“一营占北面山头，三营占东面坡。特务连跟我留下。”
传令兵跑了。包森又对高大章说：“去告诉苏然营长，让他带一营从北面绕，堵住沟口。”
高大章跑了。包森转身往沟西面的坡上走。石头跟在他后面。坡很陡，雪下面全是碎石和树根，踩上去滑得很。包森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他一只手按着左肋，另一只手攥着驳壳枪，枪口朝下。
走到半坡的时候，包森停下来。他靠着一棵栗子树，朝北面看。沟口外面，灰黄色的身影越来越密。石头蹲在他旁边，把枪架在树根上。他能看见那些人的脸了，很小，但能看出是中国人，伪满队。他们走得不快，队形很散，但人很多，沿着沟口外的山坡往南推。
枪声响了。北面山头上，一营的机枪开火了。子弹打在伪满队前面的雪地上，溅起一排排雪粉。伪满队停了一下，然后散开，往两边的坡上爬。东面坡上，三营也开火了。枪声从三个方向响起来，在门道沟里撞来撞去，像有人在敲一面破了的锣。
包森站在栗子树后面，没有开枪。他看着沟口外面的山坡，眉头皱得很紧。石头知道他在看什么——伪满队的人很多，比预想的多。而且他们不跑，他们在往上爬。
“石头。”包森说。
“嗯。”
“去告诉苏然，北面山头顶住。不要反冲。顶住就行。”
石头猫着腰往北面跑。跑到半路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枪响，很脆，很尖，从沟西面的坡上打过来。石头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他听见高大章的声音，从坡上传来，喊的是“司令！”声音很短，很急。
石头转身往回跑。他跑过栗子树林，跑过碎石坡，跑到那棵栗子树旁边的时候，他看见了包森。包森倒在树下，高大章跪在他旁边，一只手按着他的胸口。包森的左手攥着驳壳枪，枪口垂在地上。他的灰军装左胸位置，有一片暗红色的东西正在洇开，在雪地里显得很黑。
石头跪下去。他看见包森的嘴唇在动。他凑过去。包森的声音很轻，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我负伤了……队伍由一营长指挥……”然后他的眼睛闭上了。胸口那片暗红色的东西还在洇，洇得比刚才更快了。
高大章在喊人。石头听见有人在跑，有人在喊“卫生员”。但他没有动。他跪在包森旁边，手伸进怀里，摸到那个布包。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摸布包。也许是因为包森说过“你替我收着”。布包还在。家书还在。纸还在。
卫生员跑过来了。他蹲下来，撕开包森的衣服，看了一眼伤口，没有说话。石头看见他的脸色变了。卫生员抬起头，看了高大章一眼，又看了石头一眼。高大章说：“背。往山下背。”
高大章把包森背起来。石头跟在后面。他们往山下走，走得很慢。高大章的步子很沉，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包森趴在他背上，头歪向一边，灰军装的左胸被血浸透了，血顺着高大章的胳膊往下滴，滴在雪地上，一滴一滴的，像有人在雪地里点了一串暗红色的点。
走到山脚的时候，包森的呼吸停了。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也许是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也许是快到山脚的时候。他只知道，高大章忽然站住了，没有回头。高大章的背在抖。石头走过去，看见包森的眼睛是闭着的。他的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石头伸出手，把包森的眼睛合上了。他的手指碰到包森的眼皮，是凉的。他把手收回来，摸到怀里的布包。布包还是热的，贴着他的胸口。他把布包按紧，纸和家书贴着心脏，跳了一下。
高大章背着包森继续往东走。石头跟在后面。东面是石头营的方向。他们走了很久。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粒落在包森的灰军装上，落在他的脸上，很快就化了，把脸上的土冲出一道一道的水痕。
到石头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队伍还没有撤下来，枪声还在北面的山头上响。石头站在村口，看着高大章把包森放下来，放在一间石头房子的土炕上。包森躺在那里，灰军装上的血已经干了，变成了紫黑色。他的脸很白，像雪。
石头从怀里摸出布包。他把布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那封家书，潘家峪的纸条，果河沿的统计纸，还有那些记满了名字的纸。他把家书单独抽出来，放在包森的手边。家书的纸已经磨得很薄了，边角卷着，“不孝”两个字还在。
石头把布包重新系好，揣回怀里。他站起来，走出石头房子。外面的雪还在下。他站在雪地里，看着北面。北面的枪声还在响。他摸了摸胸口，布包还在，纸还在，家书不在了。但他知道家书在哪里。家书在包森手边，在石头房子的土炕上，在那个不再需要靠意志撑着的身体旁边。
石头把布包按紧，转身往北面走。他要去北面山头。苏然在那里。一营在那里。队伍在那里。仗还没有打完。
第十八章 名字
包森牺牲后的第三天，队伍撤到了遵化南部的鲁家峪。
曾克林和苏然在鲁家峪的窝棚里开了一个短会。会上决定了两件事。第一件：包森牺牲的消息严密封锁，对外只说“包司令负伤休养”。第二件：包森的遗体秘密掩埋在野虎山北麓的一处山坳里，不立碑，不堆坟，只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挖了一个坑，铺了干草，把人放进去，再盖上土和碎石。
石头参与了掩埋。他蹲在坑边上，看着包森的遗体被抬进去。包森穿着那身灰军装，左胸的血迹已经变成了紫黑色。高大章把包森那支驳壳枪放在他手边，枪口朝下。曾克林从挎包里摸出一面叠好的红旗，展开，盖在包森身上。红旗是缴获的，上面有弹孔和硝烟的味道。土一锹一锹地填进去，红旗被盖住了，灰军装被盖住了，包森的脸被盖住了。最后盖上的是碎石和干草，踩平了，和周围的山坡没有区别。
石头站在那个地方看了很久。山坡上有一棵歪脖子松树，树干被风吹得弯向东南。石头记住了这棵树的位置。他转过身，跟着队伍往南走了。
队伍走的时候，北面的枪声已经停了。伪满队没有追上来。一营和三营顶住了，伤亡不大。石头走在队伍里，回头看了一眼野虎山。山脊在晨雾里灰蒙蒙的，看不清那个山坳，也看不清那棵歪脖子松树。但他知道它们在哪儿。
到了鲁家峪之后，石头把自己关在窝棚里，一整天没有出来。他把布包打开，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拿出来，按顺序排好。家书不在——家书留在了包森手边。剩下的纸有很多。潘家峪的纸条，果河沿的统计，侦察员的情报，包森画的简易地图，还有那些记满了名字的纸。
石头把那些名字一张一张地看。有些名字他记得，有些名字他记不清了。他从怀里摸出一支新铅笔——旧的已经用完了——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开始写。从白草洼开始写。武岛骑兵中队的鬼子不算，他们不值得他记。他只记自己人。白草洼牺牲的二十三个，茅山牺牲的，果河沿牺牲的，还有平时牺牲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写。
他写了整整一天。写到手指发酸，铅笔尖断了两次。写完了，他把那张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字还是歪的，但每一个都认得出。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在所有纸的最上面。然后用布包重新包好，贴身揣着。
写名字的时候，石头想起了很多人。他想起茅山那个姓周的队长，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到下巴的刀疤，是长征留下的。他想起白草洼那个姓孙的班长，山东人，家里有个妹妹在根据地上学。他想起果河沿那天早上，他亲眼看见两个战友倒在蛤蟆石前面的碎石滩上，手榴弹还没扔出去就被打中了。他想起潘家峪那个院子里的灰烬，那些被烧得认不出的人骨。他想起东新庄那个人圈里的男孩，脖子上挂着一块“良民证”的木牌，眼睛很亮，很干净。
他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写下来。写到一个名字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个名字是包森教他写的第一个名字。他自己。石头。包森在黄崖关的敌楼上，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两个字——“石头”。说：“这两个字，是你的名字。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别人才知道你是谁。”
石头把“石头”两个字写在纸的最上面。笔画很重，铅笔尖差点把纸戳破。
第二天，他去找曾克林。曾克林正坐在窝棚里看地图，看见石头进来，抬起头。
石头说：“参谋长，司令的追悼会，什么时候开？”
曾克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现在不能开。消息不能走漏。等过了这一阵，等上面决定。”
石头说：“那我先自己记着。”
曾克林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石头坐在窝棚门口，借着油灯的光，把那张记满名字的纸又看了一遍。高大章蹲在他旁边，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高大章问了一句：“石头哥，司令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没有？”
石头说：“他说‘我负伤了，队伍由一营长指挥’。就这些。”
高大章低下头，过了很久才说：“我应该扑上去的。”
石头说：“扑上去也是死。司令不会让你扑。”
高大章没有再说话。他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在抖。石头伸出手，按了按他的后脑勺，很轻，像包森当年在蘑菇峪那个山洞里按他的后脑勺一样。
过了四十天，消息才正式公布。冀东军分区在鲁家峪开了一个追悼会，李运昌主持，十三团的干部战士和附近的老百姓都来了。会场在村外的山坡上，用松枝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中间放着包森的一张画像——是石头找当地一个教书先生画的，画得很像，左肩微微歪着。
石头站在台下。他没有哭。他把布包按在胸口，纸和名字贴着他的心脏。追悼会上，李运昌讲了话。他讲包森从平西到冀东，从四十个人到一万多人，从活捉赤本到白草洼，从果河沿到野虎山。他讲了很多。石头站在下面听着，把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
追悼会结束之后，石头走到台子后面。台子后面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包森留下的几件遗物——一支钢笔，一个旧怀表，一条皮带。石头看了看，没有拿。他转过身，往山坡下面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从怀里摸出那个布包，打开，把那张记满名字的纸拿出来。
他蹲下来，在松枝台子底下的土里挖了一个浅坑。他把那张纸叠好，放进坑里，用土盖上。然后他站起来，把布包重新系好，揣回怀里。
布包变轻了。但石头知道，那些名字不在纸上了。它们在别的地方。
追悼会那天夜里，石头梦见了包森。梦里的包森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在念那封家书。石头听不清他在念什么，但看见他的嘴在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石头走过去，看见包森手里的信纸是空白的。他问：“司令，信呢？”包森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收着呢。”
石头醒了。天还没亮。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布包。布包里纸还在，家书不在了。他想起那封家书，想起“不孝”两个字，想起“给你们老人家拜年了”。他把布包按紧，胸口跳了一下。
天亮之后，石头去找曾克林。他说：“参谋长，司令的家书，我想去还给他的家里人。”
曾克林看着石头，看了很久。然后他说：“等仗打完。现在你是军人，不能走。”
石头说：“我知道。我等。”
他把布包按了按，转身走了。外面的风从北面灌下来，带着野虎山方向的风沙味。石头站在窝棚门口，朝北面看了一眼。北面是野虎山，是那道灰白色的山脊，是那棵歪脖子松树。他转过身，往南走了。
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往北走。等仗打完。等他把布包里的名字都记全了。等他能把那封家书当面还给包森的爹娘。他等着。
第十九章 蒲城
一九四九年五月，石头随部队南下，路过陕西。
部队是从北平出发的，沿着平汉铁路往南走，过了石家庄，过了郑州，在西安东面的渭南停下来休整。石头站在渭南城外的土坡上，往北看。北面是关中平原，麦子快熟了，一片一片的金黄色，风吹过来，麦浪一层一层地翻。远处的天边有一条灰蓝色的线，那是北山，是蒲城的方向。
石头去找了团长。他说：“团长，我想请三天假。”
团长问：“干什么去？”
石头说：“去蒲城。看一个人。”
团长知道包森的事。他看了石头一眼，没有多问，批了假条。
石头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他从渭南往北走，过了渭河，过了富平，走了两天的土路，第三天晌午到了蒲城县三合镇。义龙赵家村在镇子北面，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石头在村口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个老汉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他走过去问：“大爷，赵宝森家在哪？”
老汉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你是？”
石头说：“我是他战友。”
老汉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他往村东头指了指：“走到头，往左拐，门口有一棵枣树的那家就是。”
石头找到了那户人家。土墙，灰瓦，门半掩着。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树干很粗，枝叶繁茂，树荫遮了半个院子。一个老太太坐在枣树下面，手里攥着一把干菜叶子，在择菜。她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睛眯着，像是在打盹。石头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去。
老太太听见脚步声，抬起头。她的眼睛不太行了，眯着看了半天，问：“谁呀？”
石头蹲下来，蹲在老太太面前。他说：“大娘，我是赵宝森的战友。”
老太太的手停住了。她手里的干菜叶子搁在膝盖上，眼睛眯得更紧了，凑过来看了石头一会儿。然后她问：“我家宝森呢？”
石头没有说话。
老太太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她只是把干菜叶子从膝盖上拿起来，搁在旁边的竹篮里，然后慢慢地站起来。石头扶着她。老太太走到堂屋门口，朝里面喊了一声：“他爹。”
堂屋里走出来一个老汉，头发也全白了，背驼着，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他看见石头，站住了。石头说：“大爷，我是赵宝森的战友。”
老汉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他点了点头，在门槛上坐下来，把旱烟杆搁在膝盖上。他说：“坐。”
石头在老汉对面坐下来。院子里很安静，只有枣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老汉抽了一口烟，没有说话。老太太站在他旁边，手扶着门框，也没有说话。
石头从怀里摸出那个布包。他把布包打开，里面的纸已经很多了。他把那些纸一张一张地翻过去，最后翻到了那张家书。家书不在里面——家书留在了包森身边。但石头从布包里摸出另一张纸。那是一张新纸，是他昨天夜里在渭南的宿营地里写的。
他把那张纸展开，递给老汉。老汉接过纸，看了一眼。他不认字。老太太也不认字。石头说：“大爷，大娘，我给你们念。”
石头开始念。念的是包森当年写在信里的话。那句话石头已经背了七年，一个字都没有忘。
“父母亲：入冬以来身体安好吗？全家人都安宁吗？自出狱后这多日以来东奔西跑，漂泊无定，以至于不曾给家中写信，使你们老人家替我牵心了，这是我的不孝处，望你们老人家饶恕这次。”
石头念到这里的时候，老太太的手攥紧了门框。她没有哭。她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两个字。石头没有听清，但他看见老汉的旱烟杆在抖。
石头继续念。念到“我对我的志愿情愿拿性命来护卫它”的时候，老汉的烟杆不抖了。他把烟杆搁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院子里的枣树。他的眼睛很亮，石头看见里面有东西在转，但没有掉下来。
念到最后，石头说：“给你们老人家拜年了。”
他说完这句话，院子里安静了很久。枣树叶子还在沙沙响，风从北面吹过来，带着麦田的味道。老汉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旱烟杆，看了一会儿。然后他问：“我家宝森，走的时候，疼不疼？”
石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想起野虎山那棵歪脖子松树，想起高大章背着包森往山下走的背影，想起包森的眼睛合上的那一瞬。他想了想，说：“司令走的时候，看着东边。长城的方向。”
老太太站在那里，过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很平。
“那他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就好。”
石头把那张念过的纸叠好，放在老汉的手边。他站起来，把布包系好，揣回怀里。他走到枣树下面，站了一会儿。枣树的叶子很密，日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投成一片碎金。他转过身，朝老汉和老太太鞠了一躬。
老汉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他伸出手，在石头的肩膀上按了一下。他的手很粗，很重，掌心全是老茧。按了一下，就松开了。
石头往村口走。走到老槐树下面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还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老汉坐在门槛上，旱烟杆又拿起来了。枣树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很安静。
石头转过身，继续走。他往南走，走到渭南，回到部队。第二天，部队继续南下。石头走在队伍里，把布包按在胸口。纸还在，名字还在。家书不在了。但家书的话，他留在了蒲城。留在了那棵枣树下面。
第二十章 归葬
一九五七年，野虎山。
石头是坐着县委的吉普车来的。车在山脚下停了，剩下的路得自己走。他穿着一件半新的灰布中山装，左边胸口别着一枚纪念章，手里拎着一个旧帆布包。他站在山脚下，朝北面看。野虎山不算高，但坡陡，山脊上一道灰白色的岩线露出来，被秋日的日头照得发亮。
跟他一起来的是县委民政科的一个年轻干部，姓韩，二十来岁，戴着眼镜，手里攥着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小韩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山，说：“赵同志，您确定是这儿？”
石头说：“确定。”
他往山上走。小韩跟在后面，气喘吁吁。石头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他走一路，看一路，在心里数着那些熟悉的东西——山脊的走向，坡上的栗子树，沟底的碎石。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停下来，朝东面看。东面是长城，蜿蜒在山脊上，灰蒙蒙的，和十五年前一样。他又往南看。南面是遵化平原，田地被道路和河渠切成棋盘，很远的地方有几缕炊烟。
石头转过身，继续往上走。他走到一处山坳，停下来。山坳里有一棵歪脖子松树，树干被风吹得弯向东南。松树下面有一块大石头，石头周围的土和碎石塌下去一层，像被什么东西压过。石头蹲下来，用手拨开石头旁边的碎石。碎石下面有一层干草，干草下面是一层薄土。薄土下面，露出一角灰白色的布。
布已经烂了，颜色褪成了灰白，上面有暗褐色的斑点。石头的手指碰到那块布，停了一下。他没有再往下挖。他站起来，对小韩说：“就是这儿。”
小韩蹲下去看了一眼，也看见了那块布。他的脸色变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石头从帆布包里摸出三炷香，用火柴点着，插在石头前面的土里。他站在松树下面，看着那三炷香，看了很久。烟从香头上冒起来，细细的，在风里飘散。他没有说话。小韩站在三步外，也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石头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跟松树说话。
“司令，我来接你回家。”
当天下午，县民政科组织了几个民兵，带着铁锹和一口新棺材上了山。他们挖开那个浅坑，把包森的遗骸收殓出来。遗骸已经不全了，骨头是黄的，混着土和碎石子。石头蹲在旁边，把骨头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放进棺材里。他的手很稳，每一块都放得很仔细。高大章也来了，他现在在县武装部工作，三十来岁，脸黑了不少。他蹲在石头旁边，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捡。
收殓完了之后，石头把棺材盖上，从帆布包里摸出那面红旗——那是从鲁家峪追悼会上留下来的，已经洗得发白，但还能看出红色。他把红旗折好，放在棺材上面。
民兵们把棺材抬下山。石头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松树。松树还在，树干还是弯向东南。他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走。
包森的遗骸被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在石家庄市区西面，很大，松柏成行，墓碑一排一排地立着。包森的墓在陵园的东区，墓碑上刻着“包森烈士之墓”，下面一行小字——“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
安葬那天，来了不少人。有十三团的老战士，有冀东的老百姓，有当地驻军的代表。李运昌也来了。他站在墓碑前面，没有讲话。他站了很久，然后鞠了一躬。石头站在人群里，看着墓碑上“包森”两个字，看了很久。他把手里的帆布包按了按，包里是那封家书——他后来把家书从包森遗体旁边取回来了，交给了组织，组织又交给了他保管。家书还在，纸已经更黄了，边角更脆了，但“不孝”两个字还清清楚楚。
安葬仪式结束后，石头走到李运昌面前。李运昌比包森大几岁，四十多岁，鬓角已经花白了。他看着石头，说：“你是石头？”
石头说：“是。”
李运昌说：“包森跟我提过你。他说你记得住名字。”
石头没有接话。
李运昌看着远处的陵园，看了一会儿，说：“包森在冀东打了四年。从四十个人打到一万多人。他要是活到现在，该是什么样？”
石头说：“他会回陕西种地。”
李运昌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石头离开陵园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站在陵园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松柏在暮色里沉默着，墓碑一排一排的，灰白色的，像一些沉默的人站在那儿。他转过身，往车站走。他要去蒲城。那封家书还在帆布包里，他该把它交出去了。
第二十一章 家书
一九五八年春天，石头第二次去蒲城。
上一次是九年前，一九四九年的五月，部队南下路过陕西，他请了三天假，从渭南走到蒲城，见了包森的爹娘。那一次，他把家书留下了。老太太把家书贴在胸口，老汉蹲在门槛上，旱烟杆搁在膝盖上，一句话没说。走的时候，石头把家书放在老汉的手边，老汉没有推辞，也没有说谢。他只是把家书拿起来，折好，揣进了贴身的衣兜里。那个动作，和他儿子当年把家书揣进怀里的时候，一模一样。
九年过去了。石头一直记着那个动作。他把家书留在蒲城，心里踏实。家书到了它该到的地方。包森的爹娘不认字，但他们用手摸着纸上的字，摸了一遍又一遍。纸上的“不孝”两个字，被手指摸得最狠，墨迹已经有点模糊了。
但石头没想到，那封家书还会回到他手里。
一九五八年春天，石头接到一封信，是蒲城县民政科转来的。信是包森的侄子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意思很清楚：他爹前年走了，他娘去年冬天也没了。走之前，他爹把那封家书交给他们，说：“这信该给收信的人。你们不认识字，留着没用。去找宝森的那个战友，把信还给他。他认得字，他能念。”
石头接到信，请了假，坐了三天火车，又走了两天路，到了蒲城。这一次，义龙赵家村比九年前更冷清了些。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但树下的老汉们少了好几个。石头走到那户人家门口，土墙灰瓦，门半掩着，院子里的枣树还在，枝叶繁茂，但树下没有人。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堂屋里出来，方脸，背有点驼。石头说：“我是赵宝森的战友。”男人点了点头，说：“进来坐。”
石头走进院子，在枣树下面站了一会儿。男人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包，布包已经旧了，布面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男人把布包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纸已经黄透了，折痕处快要断开，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认。
男人把纸递给石头，说：“我爹走之前说，这信该给你。他和我娘不认字，留着没用。你认得字，你替他收着。”
石头接过纸，低头看了一眼。纸上的“不孝”两个字，已经被手指摸得快要看不清了。边角卷着，折痕处裂开了一道口子。石头把纸小心地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纸还是那张纸。他把家书折好，放回布包里，贴身揣着。
男人从屋里端出一碗水，递给石头。石头接过来喝了。水是凉的，带着井水的甜味。他把碗还给男人，说了一声谢。然后他走到枣树下面，伸手摘了一颗枣。枣是半红的，咬了一口，很甜。他把剩下的半个枣搁在树根旁边，没有扔。
石头往村口走。走到老槐树下面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枣树还在，枝叶在风里轻轻晃着。男人站在门口，看着他。石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他往南走，走到渭南，坐火车回石家庄。火车上人很多，他挤在硬座车厢里，把布包按在胸口。窗外的田野飞快地往后退，麦子已经收了，地里是光秃秃的茬子。他把布包打开，把家书又看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纸还是那张纸。他把家书折好，放回去。他把布包按紧，闭上了眼睛。
他做了个梦。梦里包森坐在黄崖关的敌楼上，月光很亮，照着他的脸。他手里拿着那封家书，在念。石头凑过去看，信纸是空白的。他问：“司令，信呢？”包森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收着呢。”
石头醒了。火车还在往前开。窗外是华北平原，麦田连成一片，远处的天际线上有一条灰蓝色的线。石头把布包按了按。家书还在。他把它贴在心口上，纸和心脏，隔着两层布，一起跳着。
回到石家庄之后，石头把家书锁在抽屉里，每年清明拿出来看一遍。他没有再去过蒲城。后来他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问他抽屉里那张黄纸是什么，他说：“是一个人的信。这个人，你该记住。”
他把家书的故事讲给孩子听。讲完之后，他把家书放回抽屉，锁好。家书在抽屉里躺着，一年又一年。纸越来越黄，边角越来越脆，但“不孝”两个字还在，虽然淡了，但还认得出。
有一年清明，石头把家书拿出来，铺在桌上。他的儿子站在旁边，看着那张黄纸。石头用手指点着纸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不孝处”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儿子问：“爸，你怎么了？”石头说：“没事。这两个字，是你爸的司令写的。他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比你爸还年轻。”儿子没有再问。石头把家书折好，放回抽屉，锁上。
那封家书在抽屉里又躺了很多年。直到石头老了，走不动了，他把儿子叫到跟前，把抽屉打开，把家书拿出来。家书已经很脆了，他不敢用力展开，只是隔着布包摸了摸。他把布包交给儿子，说：“这个，你替我收着。以后有机会，捐给纪念馆。让更多人看到。”儿子接过布包，点了点头。
石头闭上眼睛，把手搁在胸口。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但他的手搁在那儿的时候，还是那个动作——按着，像按着一封家书。
第二十二章 一九九一，盘山
一九九一年五月，盘山烈士纪念馆。
纪念馆在盘山脚下，一栋两层的灰色楼房，门前种着松柏，台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松针。五月的盘山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全是松脂和湿土的味道，远处的挂月峰在雾气里灰蒙蒙的，看不清轮廓。
小刘是纪念馆的讲解员，二十二岁，去年刚从旅游学校毕业，分到这儿工作。每天上班的事情不多——早上开门，擦展柜玻璃，整理展板，偶尔有单位组织来参观，她就带着人转一圈，讲一讲盘山根据地的历史。讲得最多的名字是包森。展馆正中间有一张包森的照片，是后来放大的，有点模糊，照片上的人穿着灰军装，左肩微微歪着，眼睛很亮。照片下面的展柜里摆着几件遗物——一支钢笔，一个旧怀表，一条皮带。
那天上午，雨刚停，纪念馆里没有参观的人。小刘正擦展柜玻璃，听见门响，抬头看见一个老人走进来。很瘦，背微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小刘以为是哪个单位的老干部来参观，说了声“您随便看”，继续擦玻璃。
老人没有动。他站在展馆正中间那张照片前面，站了很久。小刘擦完玻璃，回头看了一眼——老人还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截枯树桩。他的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手背上有几道很深的旧疤，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
小刘走过去，轻声说：“大爷，需要讲解吗？”
老人摇了摇头。他没有看小刘，眼睛还盯着那张照片。过了一会儿，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花圈。有吗？我想……租一个。”
小刘说：“花圈不租，只卖。您要的话，我去后面拿。”
老人说：“好。我买。”
小刘去后面拿了一个花圈，纸扎的白菊，中间系着一根素带。老人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把钱，有整有零，数了数，递给小刘。他数钱的时候手在抖，硬币掉在地上，滚到小刘脚边。小刘弯腰捡起来，递还给他，看见他的手——指甲缝里是干的，但手背上的旧疤在日光灯下看得很清楚，一道一道的，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像是很多年前留下的。
小刘把花圈递给他，问：“要不要帮您写挽联？”
老人摇头。他从布包里拿出一支毛笔、一瓶墨汁，把花圈铺在地上，跪下来写。小刘站在旁边，看他写了十六个字。每个字写得很慢，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写完了，他把笔搁在一边，看着那十六个字。
小刘低头看了一眼。字写得不算好，但笔画很重，墨透到了纸的背面。他认出几个字——“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不死之人”“拜谒包森”。他不太懂这些字的意思，但觉得它们很重。
老人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花圈旁边。照片很小，黑白的，已经发黄了，边角卷着。照片上是一队日本骑兵，站在一个村口，背景是华北的山。小刘认不出那是哪儿，但认出了那些人的军装——关东军的灰黄色制服。站在队伍最边上的一个人，脸很模糊，但年轻。
老人跪下去。额头触地。他的手搁在身体两侧，手指张开，按在纪念馆的水磨石地面上。小刘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想上去扶，手伸了一半又缩回来。他站在旁边，看着这个日本老人跪在包森的照片前，跪了很久。纪念馆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空调的嗡嗡声，和窗外松针落地的声音。
最后老人自己站起来了。他把毛笔和墨汁收进布包，把那张照片留在花圈上。他鞠了一躬，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小刘一眼，说了一句日语。小刘没听懂，但老人说得很慢，像是在跟什么东西道别。
老人走了。小刘走到花圈前，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中文，歪歪扭扭的：
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不死之人，拜谒包森。
下面一行小字，更小，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我今年七十三。我等了五十年才来。
小刘把照片翻回正面。照片上的那些骑兵还在那儿站着，站在那个他不认识的中国村口。他把照片放在花圈旁边，退后两步，看着展馆正中间那张包森的照片。包森还在照片上，穿着灰军装，左肩微微歪着，眼睛很亮。
小刘没有去扶那个老人。他站在展柜旁边，想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那十六个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为什么跪在包森的照片前。但他知道一件事——这个人等了五十年才来。他的膝盖在发抖，但他跪下去了。
下午，纪念馆快关门的时候，又来了一位访客。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的。他走到服务台前，问小刘：“同志，你们这儿收不收文物？”
小刘说：“收。什么东西？”
中年人把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纸已经发黄了，边角磨圆了，折痕处快要断开。小刘接过来，小心地展开。纸上是毛笔字，竖排的，从右往左写。字迹不算工整，但每一笔都很用力。小刘认出了几行——“父母亲”“不孝处”“望你们老人家饶恕这次”“拿性命来护卫它”。
小刘抬起头，问：“这是……”
中年人说：“这是包森写给父母的信。我父亲保存了一辈子，走之前交代我，捐给你们。”
小刘问：“您父亲是……”
中年人说：“我父亲是包司令的兵。跟了他四年。”
小刘把那张纸放在展柜里，和冢月正南留下的那张照片放在同一个展区。中间隔了三个展柜。一封家书，一张照片。一个中国人写给父母的信，一个日本兵写给自己的交代。中间隔着三个展柜，隔着五十年，隔着一场战争。
小刘退后两步，看了看。展柜里的灯还亮着，照着那封信和那张照片。信上的字，照片上的脸，都很安静。
小刘关了纪念馆的灯。展柜里的灯还亮着。他站在黑暗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门在身后关上，外面的天已经暗了，盘山在暮色里灰蒙蒙的，远处的挂月峰隐入了云层。松针还在落，落在台阶上，落在他的肩膀上。
他往山下走。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忘了问那个中年人的名字。也忘了问那个日本老人叫什么。他只知道一个等了五十年才来，一个保存了五十年的信。两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小刘继续往山下走。暮色越来越浓，盘山的石头在暗处沉默着，一块一块的，像一群蹲伏着的野兽。他走到山脚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纪念馆的轮廓在暮色里变得模糊了，只有展柜那一点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细细的，照在门前的松柏上。
他转过身，往家走。明天还要开门。展柜里的家书和照片，明天还会在那儿。
尾声
二零二一年夏天，一个年轻人走进盘山烈士纪念馆。
他二十出头，戴眼镜，背着一个双肩包，是来盘山旅游的，路过纪念馆就进来了。他在展馆里转了一圈，看了照片，看了遗物，最后停在展柜前面。
他先看了家书。纸已经黄透了，边角用胶带固定着，字迹还算清楚。说明文字写的是：包森写给父母的家书，由其警卫员保存，后由其后人捐献。年轻人读了“不孝处”三个字，停了一下。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他往旁边走了三个展柜，看见了那张日本骑兵的照片。照片旁边是冢月正南的挽联复制品，原件已经收起来了。说明文字写的是：白草洼战斗幸存日军老兵冢月正南，一九九一年五月来盘山拜谒包森时所留。年轻人看着那十六个字，看了很久。
他站在展柜前，来回看了两遍。家书，照片。一个中国人写给父母的信，一个日本兵写给自己的交代。他忽然觉得，这两件东西之间隔着的东西，比三个展柜多得多。
他走出纪念馆，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盘山在午后日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远处的挂月峰隐在云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松脂和湿土的味道。
年轻人掏出手机，翻到刚才拍的那张家书的照片。他看着“不孝处”三个字，又看了看那封完整的信。他忽然想做一件事。他回到纪念馆，找到服务台的工作人员，问：“请问，这封家书有没有完整的释文？”
工作人员从柜台下面抽出一张打印纸，递给他。纸上印着家书的全文。年轻人接过来，站在纪念馆门口，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
读完最后一句“给你们老人家拜年了”的时候，他抬起头，看着远处的长城。长城在东边的山脊上，灰白色的，蜿蜒着消失在雾气里。他想起一件事——这封信写完之后，写信的人没有回家。他继续往东走了，走到长城东边，打了四年仗，然后死在遵化的一个山坡上。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
年轻人把打印纸折好，揣进兜里。他转过身，往山下走。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纪念馆。灰色的楼房在松柏之间沉默着，展柜里的灯还亮着，照着那封信和那张照片。
他继续往山下走。风从长城那边吹过来，带着干冷干冷的土腥味。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了那张打印纸。纸上的字他记不全了，但“不孝处”和“拜年了”这两句，他记住了。
他下了山，往车站走。路两边的松树很高，把日头遮住了大半。他走了一段路，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忘了问那个工作人员，包森是谁。
但他没有回去问。他觉得，有些事，知道一半比全知道更好。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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