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忆苦思甜，就是不好意思提采访费及其他

 

作者：金弢

 

 

　　1985年盛夏，那年我进中国作家协会，随即陪同以王蒙为团长的庞大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回国后不日，我接到一项翻译任务：德国外交部一名“外交记者”正到访北京，由《中国记协》接待，要采访一位中国作家。作协决定此任务由张贤亮完成。那次张在京只是个过客，他平时不住北京。前一天，他来作协机关看望老朋友，他的突访让众人出乎意料。正好唐达成和王蒙在作协书记处。他们先是一愣，随即伸展双手乐呵呵地从办公室迎出门外。是时，唐为作协党组书记，王为作协副主席。他们对张如此亲切友好，让我感到他的人缘不错；加上作协最高领导对他这番热情接待，让人想到他身为作家的分量。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尽管我看过电影《牧马人》，听说过小说《灵与肉》，但始终没有跟张贤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其实那天上午王蒙和唐达成来机关，其中一项工作是商定第二天由哪个作家出面接受德国记者的访谈。因德语翻译是我的职责范围，于是我也来到办公室。张贤亮的出现，加之他第二天上午碰巧没有安排，唐、王两领导遂抓了他的差，由他接受采访。张欣然同意。

 

　　我们商定好第二天作协派车送我们去西交民巷，那里是中国记协所在地，那回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张贤亮。后来读到他某部作品，小说里有这么一个场景：一名“女囚犯”，或是劳改农场的，得以难得机会在河里正“翻肠倒肚”地洗澡，欲把身上八辈子的污垢都洗掉。作为第一人称的作者，躲在灌木丛后窥视，情节给人留下至深印象。不难想见，这是作者一段亲身经历。

 

　　我打听好他下榻的旅馆，约好第二天用车去接他。到了中国记协，机关的车该怎么处理，是否要等到采访结束？张言，采访要多久无法预估，车白白等着也是资源浪费。“我们提前放了司机吧，让他早点回单位，之后我们可以溜达溜达。”张贤亮建议。这正中司机下怀。我当时觉得这位长辈作家人很实在。其实他之前已有打算，采访结束要请我吃饭，这是后来吃饭时向我透露的。

 

　　那次采访，外交记者提的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个问话涉及张贤亮的私生活和个人经历，不像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张洁，问话重点是她的生活与工作。

 

　　首先的大话题是彼时正轰轰烈烈兴起的“改开”热潮。张似乎不爱说“大话、官话”，除了肯定这场运动是正确、及时的，他没有高谈阔论。当记者问及他对改革的期许和建言时，他没谈及政治改革，但提到了“政治透明、新闻自由和百姓的性解放”，他称，这是健康社会的保障，也是开明社会的前提。张贤亮的畅所欲言，让记者颇受震惊，充分体会到了中国改开的氛围。他非常感慨，毫不掩饰地说，这样的发言是他以往的采访中所从未有过的！

 

　　张贤亮还谈到了写作自由，提出写小说不同于搞政治，小说可以虚构，文责自负。政策管控太严了势必影响文学的质量与发展。他说，经历过“WG”，作家们心里都有一杆秤，以往的政治运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谈到他的作品，张言，写的主要是回忆、反思，也不乏对人性的讴歌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一辈子吃了数不完、道不尽的苦，这激发了那位记者长篇叙述二战后德国的“废墟时代”，德国人吃的苦不亚于中国人，他这么认为，当时他们连性命都得不到保障。对答间，两人瞬间成了一次颇为契合的“忆苦思甜”！

 

　　张贤亮提到了写作的个性和文学的独立：作家人人是个独立王国。他的创作跟什么主义无关，就是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他该怎么写还是会怎么写！他奉行的是“我要写”，不是“要我写”，他是不吐不快！

 

　　优秀的作家，不需要头衔标榜；上秤的文字，没必要虚名饰装；文学的温度，作品的蓄量，不受钱财或权力的踩踏！……

 

　　“你当了半天翻译也没提起给你翻译费！我也没个采访费，”张贤亮事后说，“不是吗，‘不好意思提钱！’可不害死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西方人的道德观念不同于我们，只要你“不叫饿”，面包不会主动飞过来！但是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谈钱，更不敢主动要钱了。当初的国情，中国人最忌讳犯的两大错误，除了生活作风，就是经济上的，知识分子则就更是耻于开口要钱，刘彬宴（音）也是一样。

 

　　几个月前，在刘彬宴出事前不久的一次见面，两奥地利记者对他家访。采访快结束时，我提醒刘关于采访费的事，他不加思索地说：“算了算了！万一传去作协，影响有多不好！”他那时还是我们作协的副主席呢！就在那次采访后一个星期，刘彬宴和方、王出事儿了。那晚，我刚在北外交完研究生论文回家，尽管我已被分去了中国作协。骑车才到首都体育馆南门，广播喇叭突然响起，发出强有力的播音声，我预感有重大新闻，于是在体馆对面小树林下站住车聆听。果不其然，三位名人被开除出党。

 

　　两记者事后搭我的车回作协，直至抵达文化部大门口，是时作协机关还在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到这时记者才问起我的翻译费。我怕私下收翻译费，一旦传到作协，那是一个年轻干部事关前程、“生死攸关”的大事，于是我说，翻译费就算了，采访费可以考虑，他是我们作协的领导。记者问给多少合适。我建议：给两百吧！我想到的是一个月的工资，当年王蒙上任部长工资也不过在150元上下。正巧第二天，有刘彬宴《人民日报》记者部的一名记者来作协，我就让他把钱带去了《人民日报》。我丝毫不认得那位记者，甚至不知姓甚名谁，就直接把钱给了他，也没写个收据。那时我刚毕业，研究生工资才62元。200元也算得上可观。想来国人曾经有多淳朴！紧接着刘就出事儿了。真希望他已收到了钱。三年后，刘彬宴旅居海外，在慕尼黑大学给中国留学生作报告谈改革开放，是年我已求学到了德国。报告会后，学联成员把刘围得水泄不通，我终于还是放弃了挤进人群去问他是否最后收到了采访费。

 

　　第二天，奥地利记者家访刘索拉，青年作家陈建功正好也来看望刘索拉。事后记者就不再提采访费一事；因我前一天放弃了翻译费，记者也没了这一话题。

 

　　1985年秋，我在作协外联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需要找一位中国女作家，配合拍摄纪录片《中国作家的一天》。说话口音听得出是外国记者，他是当时影视界新秀沈丹萍的丈夫吴伟（Uwe Krauter）。沈丹萍因出演《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主角而一举走红大江南北，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吴伟称，这部系列电影要拿去德国公映，我才知道吴伟原来是德国人，接下去的交流改用德语就顺畅多了。

 

　　吴伟点了张抗抗的名，大概是我们跟他妻子沈丹萍同属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龄段吧。那天傍晚我陪抗抗去友谊宾馆见的吴伟，还见到了沈丹萍和她的几个小姐妹，三四个女孩子正出浴从卫生间出来。跟吴伟的谈话，我们对拍摄构想已谈得很细很深。取景放在长城，张抗抗需手拿一本文学杂志，卷起握在手中，在长城上迎面缓步走来……

 

　　就是因为吴伟没有提及拍摄报酬的事，我们且又耻于主动提拍摄费。毕竟拍摄程序不是一蹴而就，要花去多长时间事先更无法估计，而且取景又在离开北京较远的长城，当时的交通跟现在无法相比。此合作项目最终不了了之。现在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主动问一句呢？是啊，时代已是今非昔比，社会变了模样，羞耻感与日异化。然而，是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难以启齿谈钱，更何况还是主动要钱！

 

　　几年的作家团出访，有个别团涉及到采访费、版权费：1985年王蒙带去西柏林的那个团，白纸黑字地跟德方签了合同，每人到手一千西德马克，买断了我们在西柏林十天的音响、影像、文字等媒体版权。介绍时，这钱名义上说的是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的活动有用餐招待，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各自用餐就得自理，害得大家慑于下餐馆。那可是硬通货！按议价，一顿饭要吃掉150元人民币。那时，大学毕业生在京月薪56元，研究生加6元。为了彩电大家都很省。

 

　　康濯、航鹰、柳萌加我的访奥团，零花钱给得比较好，但事先明说了其中已包括版权费。我们主动向德方交涉版权费只有一次，那是作家团诗人公刘、少儿出版社社长王一地、上海作家赵长天、陕西评论家王愚和安徽刘祖慈加我，是访西德下萨克森州团，每人给了300马克零花钱。因有了以往出访经验，给钱时我问了一句：这钱已包括了媒体版权？州文化科技部部长说没有，任何音、像采访需要我们自己跟媒体谈。结果德方除电台采访，电视台还要录制节目。团长建议我向媒体问清版权事宜。记者当着我的面电话请示，后每人追加200马克零花钱。那可是一大笔钱，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两年的工资，更何况还是外汇！

 

　　采访结束刚出中国记协，张贤亮似真非真一句自言自语：采访后也真好意思不提采访费！

 

　　我们来到前门饭店，他非要请我吃饭，说：“你替我翻译了一个上午，也得犒劳你一下！”我们两人三菜一汤，吃了十几块钱。想想那时工人定级月薪不过40元上下，国家“独生子女费”才给5元，而且单位不发奖金。想来还是名人、大作家啊，怎么也要摆个谱！买单时张轻声喃喃道：我为作协出力，作协也不管饭！我在文章里写过，当初中国作家写作风格各异，但一个“穷”字是谁都一样的，包括部长，人到国外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外汇硬通货嘛！其实餐毕我已想到，餐费作协可否报销？但又一想自己刚进单位，怕给机关出难题，何况领导事先也没关照我。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终究没敢去试试。

 

　　采访一个月后，我几经去电话向中国记协索取采访录的发表，终未能遂愿。加之自己频繁的出访，结果不了了之。

 

　　后来更多地了解了张贤亮，知道了他曾经的贫困，他怎能不心痛那十多好几元的“冤枉钱”呢？！若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如此破费。他是不想当着晚辈有失面子啊！没去报销是我工作的疏漏，如许留下了这份遗憾，留下了这篇文字！

 

　　——作协再无张贤亮，世间不再牧马人！

 

2026年09月08日  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外高中毕业，插队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高中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年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陪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收入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六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五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百余万字。

　　近年文字发表：《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天津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时代文学》《三峡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2022年04月获“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2022年10月获《文心奖》，“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斯特林堡和他的〈狂人辩词〉》，2023年01月获“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