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亦同心：被遮蔽的“二轼之交”

——陈君式与苏轼黄州五月余的生死温光

文‖戴  志

在东坡黄州四年四个月的叙事里，后世目光几乎全数投向徐君猷（徐大受）。遗爱亭、东坡躬耕、诗酒往还，千百年来，徐公早已是“黄州知己”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东坡读者知晓：在苏轼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押解抵黄、至七月陈君式离任，这短短五个多月，有一位名字恰好也叫“轼”的黄州知州，给了刚出乌台狱、惊魂未定的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一份人间暖意。此即临川陈轼，字君式——这一对“二轼”的短暂交谊，是东坡黄州重生链条上，极易被忽略却无可替代的第一环。

陈轼（？—1084），临川人，与王安石同乡，并非《宋史》有长篇专传的名臣，其生平散见于《江西通志》《永乐大典》及苏轼文集所载祭文、题跋当中 。方志评其治术只有八字：驭吏急而治民宽，郡境称治 。他不是苛猛之吏，亦非乡党立场先行的党人；虽为临川士大夫，与王安石有乡谊，却自有独立人格：早年十年躬耕养亲，孝行卓著；亲亡之后，“哀哉为贫”方才复出仕宦，做官只求安民，不追逐新法浪潮里的晋升捷径，是一位不站队、不趋时、守本心的循吏。元丰元年（1078），陈轼知黄州，到元丰三年七月罢任，在黄执政两年有余，已经把黄州治理得吏畏其严、民安其宽，有稳定的治理根基。

而苏轼到来时，是何等境况？乌台诗案惊魂甫定，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名义上是散官，实质上近乎监管流放。当时新旧党争沸反盈天，士大夫人人自危，史载“亲旧摈疏，人皆畏避，惧其累己”，很多昔日友人唯恐与他沾上一丝牵连，避之唯恐不及。苏轼自己也“我亦自憎”，内心满是罪臣的惶恐、自我怀疑与前途未卜的绝望——他不是来黄州游山玩水，是来“窜于江滨”，随时担心再有罗织、再有祸端。听闻知州是王安石同乡，他最初甚至难免心存惴惴，以为自己将面对一个立场先行、有意刁难的地方长官。

可现实恰恰相反。本不相识的二人，初见便“倾盖如故”。陈君式没有以罪臣之礼冷遇他，更没有以政见划界疏远他：先安排苏轼父子暂住定惠院，依僧蔬食，给了他一处可以暂避风浪的安静角落；待到五月下旬苏辙护送苏家二十余口家眷抵达黄州，他破例修葺官驿临皋亭，令全家迁入——按宋代制度，贬谪安置官员本无权居住官方驿馆，这是冒着被言官弹劾风险的优待。不止于此，苏轼《祭陈君式文》明言“君独愿交，日造我门”，陈轼常常主动登门看望，与之闲谈论诗、互出篇章，这正是二人唱和的起点：“示我数诗，萧然绝尘”——陈君式曾把自己所作诗篇出示给苏轼，只是可惜，陈轼诗作后世散佚，今已无完整篇章存世，我们只能从东坡文字里窥见其诗风淡泊高远、不染尘嚣的大概面目 。

苏轼此时“久废作诗”，乌台诗案的阴影让他不敢轻易落笔自创新篇，怕再招文字之祸，却仍以一种特殊方式回应这份诗缘：元丰三年七月，陈君式罢官离黄，苏轼无新作相赠，便手书**李陵《与苏武诗》（“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一卷赠别，并写下著名题跋《跋李陵诗后》：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

这不是普通的礼物。李陵、苏武，一为失路之人，一为患难守节之士，正是苏轼当下心境与对陈君式人格敬重的投射：我是戴罪窜逐的“失路者”，而你是乱世之中肯以真心相待、不惧牵连的守义之人；我不敢自为诗以避祸，便借古人诗句，托付我难言的感激与离情——这正是“二轼之间，最特别的一次唱和”：一以己诗相示，一以古篇相赠，不见于今的陈君式之诗，与流传千古的东坡题跋，共同构成了这场诗文往还的证据链。

必须厘清时间线：陈君式是“初到黄州”的守护者，徐君猷是“黄州中期”的知己。五个多月，不算长，却恰好卡在苏轼最脆弱的阶段：定惠院的孤坐、《迁居临皋亭》里“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的喟叹、对生存与安全的最深焦虑，全都发生在陈君式任内。等到七月陈君式罢官离去，徐君猷方才接任；后来马正卿为苏轼请得东坡废地、自号东坡居士、遗爱亭之设，皆为徐君猷任上事。正是陈君式先给了苏轼“此地有人肯善待我”的安全感，才有了他慢慢打开心胸、接纳黄州、走向旷达的可能——这是“重生”的前置底色，却长期被徐君猷耀眼的光芒所遮蔽。

还要看见陈轼作为知州的格局：他善待苏轼，不是私人恩惠那么简单。他在黄州本就秉持“急吏缓民”的施政逻辑，严管属吏、宽待百姓，不因朝堂党争风向而改变地方治理节奏；不因苏轼是“罪臣”，便落井下石迎合舆论，也不因爱惜名声，便明哲保身视而不见。他是把苏轼首先当作一个人、一个有才德的士大夫看待，而非“新党敌人”或者“待避的祸源”。王安石是他同乡，苏轼是王安石政见之争的对手，可在陈君式这里，乡谊不等于党籍，政见不等于人品——这种“不以成败论人、不以立场废公心”的品格，在熙丰、元祐党争日渐白热化的时代，尤为难得。

陈君式离黄之后，二人仍有往来；元丰七年（1084），陈轼辞世，噩耗传到黄州，苏轼写下情真意切的《祭陈君式文》，既是对一生盖棺论定，也是对当年诗文之交的最终回望：

“我以重罪，窜于江滨。亲旧摈疏，我亦自憎。君独愿交，日造我门。我不自爱，恐子垢纷。君笑绝缨，陋哉斯言。忧患之至，期与子均。示我数诗，萧然绝尘。去黄而归，即安丘圆。澹然无求，抱洁没身。”

“示我数诗，萧然绝尘”一句，遥应当年定惠、临皋之间诗酒晤对的光景；而“忧患之至，期与子均”，更是把五个多月相知相惜，凝为一句跨越生死的证言。后世苏学叙事，偏爱“长期陪伴”的传奇，容易记住四年之交，却容易遗忘五个多月的、近乎“抢救般”的温暖；记住大名鼎鼎的徐君猷，却常常不知道，有一位同样名“轼”的知州，曾在东坡最害怕、最孤立的时刻，以诗相示、以诚相交，伸手托住了他即将崩塌的心境。

所谓“二轼之交”，不是同名的巧合，而是人格的共振：一个是将要完成精神蜕变的文豪，一个是不愿随波逐流的循吏；一个经历大狱而走向旷达，一个身处党争而守住本心。他们的唱和，是中国文人史上很特殊的一例——一方之诗湮没于岁月，另一方不敢轻易自铸新辞，却借古人之诗、以题跋、以祭文，把这份知己之谊牢牢保存下来。五个多月时光很短，不足以成就许多名篇，却足够告诉苏轼：人间尚有不被立场裹挟的善意，世间尚有不以罪名为标签的尊重。

这，就是陈君式留给黄州、留给东坡，也留给后世读者，最沉默、也最珍贵的“遗爱”。

附.资料来源：

1、［宋］苏轼《祭陈君式文》，《东坡全集》卷九十一，明万历茅维编本

2、［宋］苏轼《跋李陵诗后》，《东坡题跋》卷四（亦见《苏东坡全集·题跋》）

3、［清］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十·人物志，陈轼小传：“驭吏急而治民宽，郡境称治”

4、《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五，引《临川志》陈轼条目（陈轼仕履、知黄州、与苏轼交游记载）

5、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黄州三位“君太守”：成就东坡的千年遗爱》《陈君式：倾盖如故，日造苏门》

6、陈轼本人诗作无单行传世，文中“示我数诗，萧然绝尘”，直接引自苏轼《祭陈君式文》，为现存唯一可证二人诗文唱和的原始记录；时间线参考学界通行考订：元丰三年二月苏轼抵黄，七月陈君式离任。

瑞泰文苑‖黄州教育文化博物馆.研学讲义文稿（23）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