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102期
渡口的野孩子
(小说)
作者:小满 - 杭州

第二章
外婆是第三天走的。
走之前她拉着母亲的手说:“我去找你阿哥,让他想想办法。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野猪窝里。”母亲说:“姆妈,别去求人我已经更麻烦娘家人了。”外婆说:“求人不丢人,丢人的是让两个孩子跟着你受罪。”母亲没再拦。外婆走的时候,陈小满站在茅棚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外婆的脚一瘸一拐的,走几步就停下来捶捶腰,江风把她的灰白头发吹得乱糟糟的。陈小满想喊一声外婆,嘴张了张,没喊出来,那是外婆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
外婆走了二十里路,到高桥村时天又黑了。大舅在村口的代销点门口蹲着抽烟,看见外婆从田埂上挪过来,脚上的鞋还是破的,手里拄着根竹棍,脸晒得黑红。大舅站起来,把烟蒂往地上一扔,踩灭了,迎上去说:“姆妈,你这么才回来?”外婆没回答,扶着代销点的墙喘了一阵气,才说:“回家说。”
大舅家在高桥村东头,三间二层木头房带一个灶披间,家里有三男一女,院子里养着一批鸡和一群鹅,基本上家务活由外婆一人完成,墙角堆着柴火。舅妈在灶上热了一锅稀饭,看见外婆进来,赶紧盛了一碗端过来。外婆坐在灶前的矮凳上,就着咸菜喝了两口粥,然后把碗放下,看着舅舅。舅舅被看得低下头去,拿火钳拨了拨灶膛里的灰。
外婆说:“你妹子的事,你管不管?”
舅舅说:“管……咋管?”
外婆说:“你明天去江丰村,找他们村支书老王。阿珠不能一直住在那野猪窝里,两个孩子跟着遭罪。”
舅舅没吭声,低头用火钳在地上画圈。舅舅在旁边心疼的当场就要去找娘仨:“姆妈,明天我也跟着一起去”,外婆点点头了。外婆接着又说:“你是她阿哥,你一定要去,我六十多的人了,我还能跑几趟?”
舅舅说:“姆妈,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声音不高,像是怕被隔壁邻居听见似的。
舅舅其实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些窝囊。他是高桥村的上门女婿,入赘到沈家。他在生产队里干活肯出力,从不偷奸耍滑,但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来事,见了干部绕着走,开会缩在墙角不吭声。有一回队里分粮,记工员给他少记了两分,他蹲在田埂上抽了半天的闷烟,抽完了站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干活,回家一个字没提。是舅妈后来听别人说了,骂他窝囊,他也不还嘴,只是闷头吃饭。
家里家外,大事小事,全是外婆拿主意。外婆说一,他不敢说二。外婆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这倒不是怕,是习惯了他入赘那年才二十出头,什么都不懂,是外婆一点一点教他做农活、做人情、过日子。教了三十年,他学会了干活,没学会主事。外婆站在灶台前安排一天的活计,他就蹲在院子里磨镰刀;外婆去邻村走人情,他就跟在后面提东西;外婆跟人起了争执,他就退到一边,等外婆吵完了再默默跟回家。村里人都说沈家这个上门女婿,人是好人,就是没主见。
但外婆交代的事,他从来不误。
第二天一早,外婆从柜子里翻出两条烟、一壶酒、一包红糖,拿一块蓝布包了,塞到大舅怀里。大舅说:“娘,这东西哪来的?”外婆说:“我攒的。你甭管。”舅舅把包袱夹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那辆嘎吱嘎吱响的旧车,往江丰村去。外婆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说话硬气点!别跟个受气包似的!”舅舅没回头,蹬着车走远了。外婆扶着门框站了一阵,叹了口气,转身回屋。
舅舅骑车骑了十几里路,过了两座桥,拐了七八个弯,才到江丰村。他在村口下了车,推着走。他不认得老王家,一路问过去。先问了一个挑水的妇女,妇女朝东边努了努嘴,说“老王家在村东头老槐树底下”。他推着车走了一段,又碰见一个放牛的老头,老头指了路,末了问他一句:“你找老王干啥?”舅舅说:“有点事。”老头打量了他两眼,没再问。问了三个人,才摸到村东头。
老王家的院子敞着门,门口种着两棵冬青,院子里的老槐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伸过院墙。舅舅在门口站了半天,手抬起来又放下,敲了三回门。头两回声音太小,里头没人应。第三回他使了点劲,喊了声“王书记”,院子里老王的老伴探出头来,说:“找谁?”舅舅说:“找王书记,我是高桥村来的。”老伴朝屋里喊了一声:“老王,有人找。”
老王从屋里出来,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的藤椅上,眯着眼打量大舅。大舅把蓝布包袱放在石桌上,手有点抖,说:“王书记,我是高桥村的老袁,沈秀珠的阿哥。阿珠的事,您知道。”
老王抽着旱烟,眼皮抬了抬:“知道。陈老四的媳妇嘛,在渡口那边搭了个棚子。怎么了?”
舅舅站在石桌边上,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摸摸后脑勺,一会儿扯扯衣角。他本来想好了一套话,是外婆教他的,可这会儿全忘了。憋了半天,才说:“王书记,我阿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这冬天要是再冻出个好歹来……”
老王吐了口烟,没吭声。
舅舅又说:“村里那间柴房,78年之后就没用了,让她住进去,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老王把烟锅在石桌上磕了磕,说:“那柴房是村里的公产,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得开个会。”
舅舅说:“行,您开会。我等着。”
老王看了他一眼:“你是高桥村的,掺和江丰村的事,不合规矩。”
舅舅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他站在那儿,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他想起外婆的话“说话硬气点”可他硬气不起来。他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没跟干部打过交道,站在这院子里,觉得自己像个讨饭的。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布鞋是大前年做的,鞋头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旧棉花。他忽然想起妹妹在娘家的辛苦每一天,每天帮忙带几个侄子,劈柴,喂猪,挑水.....瞬间觉得他自己是个哥哥,现在他站在这里,连句话都说不利索。
他抬起头,声音还是不高,但稳了一点:“王书记,我阿妹嫁到江丰村这几年,没干过一件亏心事。陈老四赌钱欠债,是他一个人的事。族里把人赶出来,我没二话。但我阿妹带着两个孩子,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这要是冻出个好歹来……江丰村脸上也不好看。”
他把外婆教的话,磕磕巴巴说完了。说完之后,额头上全是汗。
老王没说话,端着烟锅抽了一阵,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的。院子里静得很,只有鸡在墙根刨食的扑棱声。舅舅站着,不敢动,也不敢坐。老王的老伴端了杯茶出来,放在 石桌上,看了大舅一眼,转身回屋了。大舅没敢喝那杯茶。
老王抽完了一锅烟,又在烟锅上装了一锅,点着了,才开口:“你先回去。三天后给你信。”
舅舅说:“好,好。麻烦王书记了。”
他推着车往回走,走出江丰村,上了田埂,才敢大喘一口气。他回头看了一眼江丰村,村子不大,几十间瓦房挤在一起,炊烟从屋顶冒出来,散在江风里。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个阿哥当得窝囊。他蹲在田埂上,从兜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烟,点了一根,抽完了才起身回家。
回到高桥村,外婆在门口等着。看见他回来,问:“咋样?”舅舅说:“让等三天。”外婆说:“那就等三天。”舅舅把车支在墙边,进了屋,坐在灶前的小凳上,低着头不说话。舅妈端了饭来,他闷头吃完,倒头就睡。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半宿没睡着。
三天后,村委在晒谷场边的小屋里开了个会。舅舅没去,他在高桥村等消息。那三天他在田里干活,锄地的时候心不在焉,把两棵青菜苗锄断了,被舅妈说了一顿,也没吭声。第三天傍晚,王伯托人带了话给他,说事情定了,柴房让阿珠住。村委会决定150元成交买断,必须凑钱去。舅舅听了,蹲在自家门槛上抽了一根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外婆从屋里出来问:“成了?”舅舅点点头:“成了。”外婆说:“我就说你行。”舅舅没接话,把烟屁股摁灭在门槛上,起身去院子里把柴火垛重新码了一遍,码得整整齐齐的。
外婆一家人第二天就到处去凑钱,借钱。几天后舅舅舅妈去江丰村,这次是帮母亲搬家。他们骑了十几里路,车后座上绑着半袋米、一罐咸菜,还有外婆给的一床旧棉被。那床棉被是外婆当年陪嫁的,面子是靛蓝印花布,洗得发了白,里子补了好几块补丁,但絮的棉花是新的,外婆去年冬天特意弹的。到了柴房门口,母亲早早的带着姐弟俩等在门口,正在埋头收拾东西。舅舅把米和棉被搬下来,放在地上,站在门口看了看那间柴房。两间屋,一间堆着柴,一间空着。墙上裂了缝,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地上有老鼠洞。舅舅说:“比棚子强。”母亲说:“阿哥,阿姐我已经很知足了,谢谢你们。”舅舅摆摆手:“我没费啥心,是姆妈的主意和阿姐坚持下来的,这些东西也是姆妈和你阿姐准备的。”
母亲流着眼泪和舅妈说了一会话,舅妈也跟着流起了眼泪。母亲没再说什么,弯腰去搬柴火。舅舅舅妈一起跟过去,把柴火接过来,说:“我来。”他把柴房里的柴火一捆一捆搬出来,在院子里码好。又找了一把扫帚,把屋里屋外扫了一遍。扫到墙根时,看见一块青石条,上面糊着泥,他用脚蹭了蹭,没蹭干净,也没在意。然后他搬了把梯子,爬到屋顶上,把缺的瓦片补上,用几块旧砖压住。又把窗户上的油纸重新糊了一遍,从兜里掏出一卷尼龙绳,把松动的窗框绑紧。他干活利索,话少,母亲问他家里怎么样,他说“还行”;问他外婆身体怎么样,他说“还行”。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沉默。
陈小满站在门口看他。舅舅蹲在地上绑窗框,绳子绕了三圈,使劲一勒,打了个死结,又用牙咬了咬绳头,确定结实了。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回头看见陈小满在看他,愣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摸出一颗糖来,是高桥村代销点卖的那种硬糖,橘子味的,糖纸皱巴巴的。他递给陈小满,说:“拿着。”陈小满回头看母亲。母亲点了点头。陈小满接过来,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橘子味在舌尖上化开,甜得她眯了眯眼。
舅舅蹲回门口,又抽了一根烟。他蹲着的姿势很特别,一只脚蹲着,一只脚跪着,身子微微前倾,像随时要站起来。他抽完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阿珠,我们回去了。”
母亲说:“吃了饭再走。”
舅舅说:“不了,天黑前得赶回去。姆妈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很多活要干。”
母亲没留。舅舅推着车走到门口时,舅妈又停下来,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到母亲手里,说:“给孩子的。”母亲不要,舅妈说:“拿着。”声音还是不高,但比平时硬了一点。母亲收了,揣在怀里。舅舅带上舅妈骑上车走了,车链子嘎吱嘎吱响,越走越远。陈小满追到门口,看见他们骑过晒谷场,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就不见了。糖还在嘴里,橘子味慢慢淡了。
陈小满问母亲:“舅舅舅妈怎么不住一晚?”
母亲说:“他们要回去干活。你外婆一个人在家。”
后来陈小满慢慢知道了舅舅的事。舅舅是入赘的,在高桥村没根基,沈家本家的叔伯兄弟瞧不上他,村里人背后叫他“那个上门的”,他听见了也当没听见。他在生产队干活从不挑肥拣瘦,记工员给他少记两分他也不吵,蹲在田埂上抽闷烟,抽完了接着干。但外婆交代的事,他从来不误。外婆让他去江丰村找老王,他心里发怵,脚底下还是去了。外婆让他带东西给母亲,他一样不落带到了。
陈小满后来听外婆说过一件事。有一年舅舅在生产队挑谷子,挑了一整天,肩膀磨得血肉模糊,晚上回家外婆看见了,心疼得掉眼泪。舅舅说:“姆妈,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挑着担子出了工。外婆说:“你舅舅就是这种人。他不会说好听的,不会争不会抢,受了委屈往肚子里咽。但你要他办什么事,他一定给你办到。他没本事,但他有信用。”
住进柴房之后,日子稍微稳了一点。母亲还是去周浦卖菜,早出晚归,还是再赶最后一班渡船了。从村里走到周浦街上,要渡船四十分钟,渡船慢,还要挑着担子走2小时左右。母亲每天天不亮出门,挑着一担菜,扁担两头绑着竹筐,筐里码着从地里收的菜,她在渡口边开了一小块荒地,种了点青菜萝卜。
但白眼还在。江丰村的人表面上接受了“陈老四的媳妇住进了柴房”这件事,但骨子里还是瞧不上。晒谷场上那些小孩,还是躲着陈小满。有一回陈小满在江边打水,几个妇女也在打水,看见她来,其中一个把水桶一收,扁担一横,说:“让开点,别把江水搅浑了。”陈小满没吭声,退到一边,等她们打完水才上前。她够不着,踩在一块石头上,把绳子放下去,手一抖一抖地提上来半桶水。那几个妇女走远了,其中一个回头看了她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陈小满提着水往回走,桶里的水晃出来,打湿了裤脚。她走得慢,一步一步踩稳了,不让水再洒。
那天晚上,陈小满躺在床铺上,听母亲翻身的动静。母亲忽然开口:“小满,你睡着了没?”
陈小满说:“没有。”
母亲说:“明天跟我去地里。开春了,要种东西。”
陈小满说:“种什么?”
母亲说:“种点豆子,种点芋头。地里出了什么,咱们吃什么。”
陈小满说:“好。”
母亲翻了个身,背对着她。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了一句:“你舅舅,舅妈不容易。以后你长大了,别忘了他们的好。”
陈小满嗯了一声。她睁着眼,看着屋顶瓦片缝里漏下来的月光,心里想了一件事:这个地方是她们的了。有墙,有门,有屋顶,有窗户。虽然墙上有缝,门关不严,屋顶漏光,窗户上糊的是油纸。但这是她们自己的地方。不用再看周伯的灯,不用听渡口的风,不用闻江水的腥气。
她翻了个身,把弟弟蹬开的被子拉上来盖好,然后闭上眼睛。明天要种地了。种豆子,种芋头。地里出了什么,她们吃什么。
这是她在江丰村住下的第一夜。
住进柴房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母亲在地里种了半亩豆子,半亩芋头,田埂上点了几行玉米,地角种了两排向日葵。陈小满跟着母亲翻地、下种、浇水、拔草。她的手小,拔草的时候常常把豆苗也拔了,母亲看见了,没骂她,把豆苗捡起来,重新栽回去,说:“看清楚了,豆苗的叶子圆,草的叶子尖。”陈小满蹲在旁边看,看明白了,后来就不拔错了。
弟弟陈小安在地头玩泥巴,把泥巴捏成小人,捏成一排,说是“一家人”。母亲看见了,问:“哪个是娘?”陈小安指着最高的那个:“这个是娘。”又指旁边矮的:“这个是姐姐。”最后指着最小的那个:“这个是我。”母亲笑了一下,没说话,弯腰继续锄地。
陈小满看着那排泥人,忽然想起渡口茅棚里的那盏油灯。那盏灯是用墨水瓶做的,瓶盖上钻了个洞,穿一根棉线,泡在煤油里。每天晚上母亲点着那盏灯,灯芯一跳一跳的,把三个人的影子拉长,投在芦苇席子上。那时候她趴在席子下面看那三团影子,觉得自己和母亲、弟弟像三棵草,被风吹得挤在一起。
现在好了。现在有墙了。影子投在墙上,比投在席子上稳。
种下去的豆子半个月就出了苗,嫩绿的,两片叶子像张开的手。母亲每天早上出门前先去地里看一眼,傍晚回来再去一眼。她蹲在地头,用手拨开叶子看看有没有虫,看看土干不干。她看那些豆苗的眼神,像在看孩子。陈小满有一回问她:“姆妈,你为什么老看它们?”母亲说:“看它们活不活。活了,秋天就有收成。死了,就得补种。补种赶不上节气,收成就少了。”她顿了顿,又说:“活一株算一株。”
陈小满记住了这句话。“活一株算一株。”
她那时还小,不懂母亲说的是豆子还是别的什么。但她记住了。后来她长大以后,每当遇到难事,脑子里就会响起母亲说这句话的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芦苇荡。活一株算一株。先活下来,再说别的。
那年的豆子收成不好。夏天旱了一阵,豆荚瘪的多,饱满的少。母亲把豆荚收回来,晒在院子里,用棍子敲,豆粒蹦出来,滚了一地。陈小满和弟弟蹲在地上捡,一粒一粒,捡了半天,装了小半袋。母亲说:“够吃几顿豆腐的。”她拿了一部分豆子去周浦换了盐和酱油,剩下的磨了一锅豆腐,放了一小撮葱花,滴了两滴酱油。那是陈小满记忆里最香的一顿饭。三个人围在灶台边,一人一碗豆腐,弟弟吃得满脸都是,母亲拿手巾给他擦,擦完了又给他盛了一碗。
那天夜里,陈小满躺在铺上,听见母亲在灶台那边悉悉索索地翻东西。她眯着眼看,母亲蹲在灶前,借着一根火柴的光在找什么。火柴灭了,母亲又划了一根,嘴里低低说了一句:“在哪儿呢……”陈小满没出声,看了一阵,翻了个身,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看见灶台上摆着一只咸鸭蛋。蛋壳上裹着黄泥和稻草灰,是外婆托人带来的。母亲把鸭蛋煮了,切成两半,一半给了弟弟,一半给了陈小满。陈小满把自己的那一半又分了一半给母亲,母亲说:“我不吃,你吃。”陈小满说:“你吃一口。”母亲推不过,咬了一小口,把剩下的又塞回陈小满碗里。
陈小满端着碗,站在柴房门口吃那半个咸鸭蛋。蛋黄的油顺着蛋壳流下来,她拿手指抹了,放进嘴里嘬。外面太阳刚出来,晒谷场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金光。远处江面上,渡船正往对岸去,船尾拖着一道水痕,慢慢平了,又拖出一道。
她吃完鸭蛋,把蛋壳扣在手指上,像戴了一顶帽子,跑去井边打水。井沿上结了薄薄的苔藓,她踩着那块石头,把绳子放下去,听着桶撞到水面的闷响,一下,两下。她提上来半桶水,往家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江面。渡船已经靠了岸,有人下船,有人上船。船又开了,突突突的,像一个人在喘气。
她提着水进了屋。母亲在灶前烧火,弟弟在地上玩泥巴。她走过去,把水倒进缸里,回头看了母亲一眼。灶火映着母亲的脸,还是那样,没有悲苦,只有硬邦邦的、石头一样的东西。
但陈小满看见了。那石头上,有了一道光。是灶火的光,也是别的什么。她说不清。但她看见了。
她想起舅舅,舅妈走的时候,骑着那辆嘎吱嘎吱响的旧车,拐过村口老槐树就不见了。她想起舅舅蹲在门口抽烟的背影,瘦瘦的,矮矮的,像一根没烧透的柴。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你舅舅,舅妈不容易。”她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不容易”,但她记住了舅妈塞钱给母亲时那只粗糙的手,指缝里全是泥,指甲盖是黑的。她也记住了舅舅递给她糖时那只手,抖了一下,又稳住了。
她想,等豆子收了,让母亲给外婆家送一袋去。
哪怕收成不好,哪怕只收了一小袋。
活一株算一株。舅舅也是一株。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王华琴,女,杭州人,笔名小满。2024-2-26 中国茶叶博物馆绿叶子团队志愿者,2024-2026 多个社区茶艺主理人,2024-2026 茶疗文化(读书会)主理人,
热爱中华文化与茶文化,传播中华文化责无旁贷,喜欢文艺写作,在潮新闻等媒体,发表过现代诗歌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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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