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一生

                  杂文/李含辛

     从山东诸城的地主大院走出来时，他还叫张宗可，身上揣着满肚子私塾里背出来的四书五经，案头摆着祖辈传下来的碑帖古籍，谁也想不到这个从小写得一手好字的世家子弟，日后会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上，活成一部写满投机、构陷与阴私的活教材。

       他一辈子换过数不清的名字，赵溶、张溶、鲁赤水，每一次改名都像在给自己换一张新的面具，方便他在不同的权力风向里，随时把过去的自己择得干干净净。

      1925年在上海入党之后，他很快就摸到了权力游戏里最隐蔽的门道。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他带头高喊“谁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靠着狂热的吹捧火速跻身核心圈层；等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受挫失势，他立刻在会议上调转枪口，对着从前的“主子”大批特批，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转头又抱住王明的大腿，跟着王明远赴苏联，在共产国际的圈子里把苏联大清洗的整套手段学了个通透，对着留苏的中国留学生大开杀戒，把大批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凭空打成“托派”，流放的流放，处决的处决，阴狠果决的手段，连当时的苏联克格勃都印象深刻。

      从苏联回到延安，他摇身一变成了“反王明路线的老革命”，借着整风运动的名义一手主导“抢救失足者”运动，把成百上千冲破封锁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凭空安上特务、内奸、红旗党的帽子，制造的冤假错案堆满了整整几间窑洞。多少青年没死在抗日前线的枪林弹雨里，反倒死在了他罗织的罪名之下，直到后来中央出面甄别平反，大批被冤枉的同志重见天日，他也没受到半点实质性的处分，靠着一手“紧跟”的本事，稳稳坐在中央社会部部长的位置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蛰伏了几年，等到“文革”的风暴刮起，立刻像嗅到血腥味的狼一样跳了出来。他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手里攥着记满黑材料的小本子，指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说谁是内奸谁就是内奸。短短十年间，经他直接点名诬陷的干部多达八百余人，八十二位老一辈革命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他一边领着人四处抄家焚书，把大批古籍字画送进造纸厂化浆，一边把最稀罕的宋版书、古砚台、名家字画一车车拉回自己家，书房里堆得满满当当，连故宫的馆藏都敢借着“审查文物”的名义往私宅搬。他对外自称“鲁赤水”，画的兰花、写的草书在圈内颇有名气，甚至敢放言“用脚趾头夹木棍写字都比郭沫若强”，笔墨里的风雅，半分都遮不住骨子里的阴鸷与贪婪。

      1975年冬天，重病缠身的康生躺在病榻上，凭着几十年练出来的政治嗅觉察觉到风向将变，拼着最后一口气口述材料，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所谓历史问题，妄图用这场“反戈一击”的最后表演，把自己从未来的清算里摘干净。

     可机关算尽也换不来历史的宽恕，他死后不过五年，中央正式作出决议，将他永远开除党籍，撤销所有悼词和官方评价，骨灰被移出八宝山，悄悄送回山东诸城的老家，埋在连墓碑都不敢立的荒地里。

      康生的一生，是把“投机”二字刻进骨头里的一生。他一辈子都在换靠山、摘面具、踩别人、往上爬，靠着出卖良知换权力，靠着构陷他人换安全感，自以为能靠着见风使舵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可历史从来不会陪投机者演戏，那些靠鲜血和谎言堆出来的荣耀，终究会被真相的潮水冲得一干二净。他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后世最鲜明的警示：机关算尽的人，最后算到的，从来都是自己的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