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拒马河畔》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第一卷·南岸
第一章 红烛
第二章 远方与近处
第三章 五区区长
第四章 拒绝南撤
第五章 转折
第六章 堡垒与家
第七章 瓜棚
第二卷·北岸
第一章 挑帘战
第二章 黑网
第三章 铁砧
第四章 横岐血战
第五章 追悼会
第三卷·河两岸
第一章 出狱
第二章 迁葬
第三章 归途
第四章 余生
尾声 拒马河畔
第一卷·南岸
第一章 红烛
1931年的秋天，拒马河的水比往年落得低些。
从涞源山区一路蜿蜒下来的河水，到了涿县地界，水势已经缓了。河床裸露出一段一段灰白的沙洲，水流细细的，却始终没有断。北岸的毛家屯村口，几棵老枣树上的果子已经红透了，几个小孩正拿着竹竿在树下敲打，枣子滚落一地，发出沉闷而清脆的声响。偶尔有赶着牛车的庄稼人从土路上走过，扬起一阵干燥的尘土，在秋日慵懒的阳光里飘散开去。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从北边传来，震动了整个中国。东北沦陷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往关内涌。可涿县的乡村暂时还未被炮火波及。庄稼人种地、收粮、娶亲、送葬，日子在毛家屯依然不紧不慢地过着。
可陈家院子里，今天却比平时多了几分忙碌和喜气。
今天是陈家长子陈之骏成亲的日子。
陈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富户。院墙是青砖垒的，正房五间，偏房三间，牲口棚里拴着一头骡子一头驴。但说是富户，也不过是比一般人家多几亩地、多几口牲口，日子过得殷实些罢了。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窗上贴着红纸剪的喜字，灶房里一大早就飘出热油和蒸馍的香气。
陈之骏今年十八岁，正在通县师范学校读书。
他生得中等个头，眉眼清秀，脸庞还带着少年人的几分腼腆。今天他穿着一件借来的半新蓝布长衫，胸前别着一朵红纸扎的花，站在院子里迎客，手脚显得有些不知道往哪里放。他对这桩婚事并无异议，甚至心里隐隐有些期待。只是他的期待，更多是少年人对成家立业的模糊憧憬。他在学校里读的是新书，听的是新学，同窗之间谈论的是科学、民主、救国，对于“妻子”这两个字，他的认识其实很浅。
他还没有真正明白，在这样一个乱世里，一个妻子意味着什么。
新娘子徐书林，是东城坊镇小马村人。
徐家世代种地，算不上富户，但家风踏实。徐书林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没有读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勉强能记几笔粗账。但她心灵手巧，聪慧伶俐。二十多岁还没出嫁，在当时的乡下，已经算是大姑娘了。不是没人提过亲，只是她心气高，不肯随便将就。媒人来说这门亲事时，她听说是毛家屯陈家的长子，在通县师范读书，是个有学问的人，便点了头。
她进门那天，头发挽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太多羞涩，却有一种沉静而笃定的神色。她迈进陈家门槛的时候，没有像一般新嫁娘那样低着头怯生生地走，而是稍稍抬眼看了看这个自己将要生活一辈子的院子：青砖院墙，五间正房，院角堆着秋收的玉米棒子，灶房里飘出柴火与热油混合的香气。院子里有老有小，进进出出的人看见她都笑了笑，叫一声“新媳妇来了”。
她轻轻放下手里的包袱，对出来迎接的婆婆叫了一声“娘”。
没有多余的废话。
陈之骏站在堂屋门口，隔着人头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意外。他想象中的新娘子，应该是娇怯的、需要他保护的。可眼前这个女人，背脊挺直，手脚利落，站在院子里不卑不亢，像一棵扎了深根的老树，一落脚就把陈家原本有些凌乱的院子，压得稳稳当当。
吉时到了。堂屋里点起红烛，供桌上摆着祖宗牌位。陈之骏和徐书林并排站着，在司仪的吆喝声中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又对拜了一回。徐书林站在他旁边，微微侧过头，看了一眼这个比她小八岁的丈夫。他太年轻了，脸蛋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站在那里略显局促，眼神却坦荡，不躲不闪。
她心想：这人，是个读书人，心眼不会坏。
晚上，宾客散去。
院子里恢复了安静，只有秋虫在墙角一声一声地叫。红烛在窗台上燃着，火苗被夜风吹得微微跳动，映在窗纸上，像一颗不安分的心脏。
陈之骏坐在炕沿上，徐书林坐在对面。两人隔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两碟花生、一壶凉茶，谁也没动。气氛有些局促。陈之骏张了张嘴，想了半天，才问出一句：
“你……你读过书吗？”
徐书林笑了，摇摇头：“没读过。认得自己的名字，勉强能记账。”
陈之骏点点头，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抬起头，认真地说：
“我在通县读书，明年就该毕业了。现在时局不好，日本人占了东北，我们学校里天天都在讲抗日救亡……我可能，不能经常在家。”
徐书林听着，目光在烛火里微微一闪。她没有急着接话。她看着他，看了几息，然后声音很轻，却很清楚地说：
“你读书，读的是正事。我嫁到陈家，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弟弟才十四，妹妹也还小——这些，我来管。你在外头，安心做你的事。”
陈之骏一愣。
他原本以为，年轻的妻子会哭，会抱怨，或者会要求他多待在家里。可他没想到，等来的是一句“安心做你的事”。
他眼睛微微发热。他看了看她那双已经磨出薄茧的手，又看看她平静得近乎理所当然的神情，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
他不知道的是，徐书林看着他那副书生气十足、却又拼命想显得沉稳的样子，心里反倒生出了一种姐姐般的疼惜。她早听人说过，这个陈家的长子，从小就聪明，十一岁就考进了涿县县城的完全小学，后来又考进了通县的师范学校。在这个村子里，这是了不得的学问。她虽然没读过书，但她认得清什么是正路。一个愿意供孩子读书的家庭，一个自己要读书的男人，不会是孬种。
她看着他，又补了一句：“你在外面，不用挂念家里。有我在。”
红烛燃了半截，火苗渐渐稳下来。
陈之骏终于伸手，从桌上拿起一颗花生，剥开，放到她面前。
“吃吧。”
徐书林接过来，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那一夜，窗外的拒马河在月光下无声地流着。它从西北的群山里下来，穿过涿县的土地，向着东南的方向流去。它不知道北岸的毛家屯，有一对年轻夫妻刚刚点亮了洞房的红烛；它也不知道，这个院子里的人，从今往后的命运，将和这条河紧紧系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鸡叫头遍，徐书林就起了身。
她先到灶房，蹲在灶膛前把火引着，添了两把干柴，坐上铁锅，添水，放米。然后去院子里喂猪喂鸡，又去井台边打了一桶水，倒进灶房的水缸。等锅里的粥开始翻花的时候，她端起脸盆，舀了半瓢热水，给公婆屋里送去。
陈之骏从屋里出来时，天刚蒙蒙亮。他站在屋檐下，看见院子里已经干干净净，灶上的玉米粥正冒着热气。徐书林正蹲在灶台前，用拨火棍拨着灶膛里的灰烬。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饭好了。先去洗手。”
几天后，陈之骏背起行囊，准备回通县师范。
徐书林把他送到拒马河北岸的渡口。秋阳斜照，河水泛着碎金般的光泽。渡口边上停着一条小船，船夫正蹲在船头抽烟，等着过河的人。
“到了学校，好好念书。”徐书林替他理了理衣领。她的手指粗糙，碰在他脖子上时，他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温度。
陈之骏点点头，迈步上船。船夫用竹篙一点，小船悠悠向南岸滑去。
他站在船尾，回头看了一眼。徐书林还站在北岸的土坡上，身影被秋日的阳光拉得很长。她朝他挥了挥手。
他转过身，面朝南方。
南岸是通县的方向，是北平的方向，是更大的世界，也是他即将奔赴的漩涡。北岸是他血脉所系的乡土，是他成亲才几天的新房，是一个他刚刚才开始认识的妻子。
他不知道，这条拒马河，从这一刻起，就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坐标。
河的北岸，是他血脉所系的乡土与妻子。
河的南岸，是他必须用生命去守护的山河与家国。
而他，将在这两岸之间，一次次渡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二章 远方与近处
陈之骏回到通县师范的时候，正赶上学校里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通县师范在北平东边，是京东一带颇有名气的学校。能考进来的，多是各县念书拔尖的农家子弟。陈之骏十一岁考入涿县县城完全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进通县师范，在同乡眼里，是“文曲星下凡”般的人物。
但此刻，他无心读书。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学校那天，整个校园都炸了锅。学生们自发聚集在操场上，有人站在台阶上大声疾呼，有人举着拳头喊口号，有人当众咬破手指写下血书。陈之骏站在人群里，攥紧了拳头。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国将不国”。
此后，学生们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贴标语、演活报剧。陈之骏是宣传队的骨干。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会道，常常站在街头，对着围观的市民和农民，一讲就是半个时辰。
可渐渐地，他发现，光是喊口号、发传单，改变不了什么。东北还是丢了，日军还是步步紧逼。学校里几个最激进的同学，已经悄悄去了北平，据说要南下请愿。也有人劝他一起去。
陈之骏犹豫了很久。他想去。但他想到家中那个刚过门的妻子，想到她说的那句“你在外头，安心做你的事，家里我来管”，他又把那份冲动压了下去。他不是一个人了。他身后有一个家，有一个替他扛着一切的女人。
每个月，他回一次毛家屯。
每次推开院门，他都能看见同一幅画面：徐书林蹲在灶前烧火，锅里冒着热气，灶台上干干净净。她听见动静，抬头看他一眼，说一句“回来了”，然后起身给他盛饭。
有一次，陈之骏提前一天回了家，没提前打招呼。
他走进灶房的时候，正赶上徐书林在蒸窝头。灶台上支着两笼屉，上面一笼是白棒子面掺了少许豆面蒸的，黄澄澄的；下面一笼是带糠的粗粮，颜色发黑，硬邦邦的。徐书林正把上面那笼的窝头往盆里捡，准备端到堂屋给他和公婆吃，下面那笼留给自己。
陈之骏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
“上面这笼是给我和爹娘吃的，下面的你自己吃？”
徐书林被他撞见，愣了一下。随即她直起腰，把盆往灶台上一搁，神色坦然地说：“你是读书人，在外头费脑子。爹娘年纪大了，得吃细的。我在地里干活，吃粗的扛饿。”
陈之骏没再说什么。他走进灶房，伸手从下面那笼里拿起一个粗粮窝头，掰开塞进嘴里。粗粮拉嗓子，难以下咽。他嚼了两口，把盆里另一个粗粮窝头也掰了一半，放进徐书林碗里。
“以后分着吃。”
徐书林看着他，嘴角动了动，没说话，低下头把那半个窝头吃了。
1933年的春天来得早。这一年的夏末，徐书林生下了一个女儿。
陈之骏接到消息，连夜从通县赶回来。他推开房门，看见徐书林靠在炕上，脸色苍白，额角还沁着一层薄汗。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里面裹着一张皱巴巴的小脸。
他走过去，在炕沿上坐下来。他伸出手，想碰一碰她的脸，又觉得自己的手太粗，停在半空。
徐书林看着他，轻声说：“是个闺女。”
陈之骏看着那个闭着眼睛、小嘴一张一合的女婴，想了很久。
“叫桂英吧。”
“哪个桂英？”
“穆桂英的桂英。”
徐书林没读过书，但听过评书。她知道穆桂英是杨家将里挂帅出征、保家卫国的女英雄。她低头看了看怀里这个软软的小东西，又抬头看了看丈夫。
她没有反对。她知道，丈夫给孩子取这个名字，是把一份期望放进去了。
“桂英。”她轻轻叫了一声。
怀里的女婴动了一下，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无意识地抓住了徐书林的手指。
陈之骏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他不是一个人了。他是丈夫，是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可他偏偏又是一个必须经常离开家的人。
1935年的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消息很快传到了通县师范。陈之骏和同学们连夜组织起来，联络涿县籍的同学，成立抗日救国宣传小分队，决定回乡开展宣传活动。
他回到毛家屯的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
他推开院门，看见灶房里有火光。徐书林正蹲在灶前烧火，桂英坐在她脚边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一根玉米棒子，正啃得起劲。听见门响，桂英抬起头，看着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
她两岁了，却并不认识他。
徐书林抬头看了一眼，站起身，把桂英从凳子上抱起来，走到陈之骏面前。她蹲下身，让桂英的脸正对着父亲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桂英，这是爸爸。叫爸爸。”
桂英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她往母亲怀里缩了缩，没有开口。
陈之骏蹲下身，从怀里掏出一块在路上买的芝麻糖，递过去。
“桂英，吃糖。”
桂英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母亲。徐书林点点头。她才伸出小手，把糖接过去，塞进嘴里。糖很甜，她眼睛亮了一下，但对眼前这个男人，还是带着怯意。
陈之骏站起身，看着徐书林。
“我要出去几天。”他说。
徐书林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问：“去哪儿？”
“县城，还有附近的村子。宣传抗日。”
她没有抬头，只是用拨火棍轻轻捅了捅灶膛里的灰烬，让火着得更旺些。灶膛里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你在外为国尽忠，我在家尽心尽力孝敬长辈、抚养子女。”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了陈之骏的心里。
他蹲下身，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光。他想说些什么，可那些话到了嘴边，又觉得太轻了。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握住了徐书林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满是茧子。这双手比他大，比他硬，比他有力。
徐书林没有抽回手。她低头看了看两只交握在一起的手，然后轻声说：“去吧。桂英我看着。”
第二天清早，陈之骏走了。
徐书林抱着桂英，送到渡口。冬天的拒马河结了薄冰，河面泛着青灰色的冷光。渡船在冰水里缓慢地移动，船桨划开薄冰，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船渐渐远去。桂英趴在母亲肩头，看着那条小船越来越小，忽然转过头，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
“爸爸——”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叫爸爸。
陈之骏站在船尾，听见了这声喊。他转过身，朝北岸挥了挥手。
北岸的土坡上，徐书林抱着孩子，也朝他挥了挥手。
冷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刮在脸上像小刀割一样。陈之骏放下手，面朝南方。他知道，这一次回乡宣传，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
第三章 五区区长
1936年的春天来得迟。
这一年，华北的局势已经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日本人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增兵、演习、策动“自治”，一步步把刀子往南逼。北平城里的学生和市民一次又一次上街游行，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南京政府的回应总是含糊其辞。
涿县离北平太近了。近到能听见北边传来的每一阵风声。
这年夏天，经人举荐，陈之骏被任命为国民党涿县第五区区长。
消息传到毛家屯的时候，徐书林正在院子里晾衣裳。陈之骏从县城回来，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说了一句：“我当区长了。”
徐书林把最后一件褂子搭上晾绳，回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哪个区的？”
“五区。管宋家营、横岐、马踏营那一片。”
徐书林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了擦，想了想，说：“那一片地方不小。你忙得过来？”
陈之骏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他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在院子的泥地上画了几道线。横着画一道，当作拒马河；河北边点几个点，是毛家屯；河南边画几个圈，是宋家营、横岐、马踏营。
“五区就在河两岸。”他用树枝指了指河南边的那些圈，“马踏营是区公所的驻地。”
徐书林走过去，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图。她指着河南岸那几个圈，问：“那你以后是不是要常住在河南边？”
陈之骏点头：“大部分时间在那边。区公所有宿舍，但……”他顿了顿，“我会经常回来。”
徐书林没再追问。她蹲下身，用手掌把那几道泥线抹平了。地面恢复了平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后她站起来，转身走进灶房，丢下一句：“吃饭。”
那天晚上，两个孩子都睡了之后，陈之骏坐在堂屋的油灯下，对着一份区公所的公文发呆。徐书林端了一碗热水放在他手边，在对面坐下来。
“这个区长，”她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你是为了当官，还是为了别的事？”
陈之骏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油灯的光在两个人之间晃动着，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大，很稳。
他没有隐瞒。
“这个区长，不是为了当官。日本人迟早要打过来。涿县离北平太近，躲不过去。”他把公文推到一边，双手交叉搁在桌上，“五区挨着拒马河，河两岸的村子我都熟。我想利用这个区长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把各村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自卫团，训练武装。等日本人来了，我们不至于手无寸铁。”
徐书林静静地听完。
“行。”她说，“你干你的。家里的事，还是我来管。”
她没有说支持，也没有说反对。但她说了“行”。这个字，和后来1938年陈之骏对郑君说的那个“行”，是一样的分量。
五区区公所设在马踏营村的一处旧庙里。
庙不大，前后两进，前殿改成了办公室和会议室，后殿做了宿舍。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
陈之骏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走村串户。
他带着区公所的两个文书，从宋家营走到横岐，从横岐走到马踏营，一个村一个村地转。每到一个村，他先去拜访村里的保长、甲长，再去找那些有威望的老人和能干的后生。他不摆区长的架子，进了门就坐炕头，端起粗瓷碗喝水，跟人家拉家常。
他问得很细。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多少青壮年，多少地，多少牲口，几眼井，几条路。哪条路通往县城，哪条路通往山里，哪条路能过大车，哪条路只能走人。他拿一个小本子，一条一条记下来。
有老乡问他：“区长，你问这些干啥？”
陈之骏把本子合上，说：“日本人要是打过来，咱们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哪条路能撤，哪条路能打，心里得有数。”
老乡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入秋之后，陈之骏开始着手组建自卫团。
他以区公所的名义，向各村摊派名额，每村出三到五个青壮年，自带干粮，轮流到马踏营集中训练。训练的内容很简单：队列、跑步、基本的枪械操作。枪不够，就从县里申请了一部分，又从民间收了一部分。
陈之骏亲自带训练。每天天不亮，他就带着自卫团的人在河滩上跑步，喊口号，练瞄准。河滩上风大，冬天的早晨冻得人鼻涕直流，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他的弟弟陈之骥也来了。那年陈之骥十四岁，身量还没长开，瘦得像一根竹竿。他扛着一杆比他还高的土枪，站在队列里，有模有样地跟着练。陈之骏走过去，把他的枪往下按了按，说：“你先把枪放下，去帮文书抄名单。”
陈之骥不乐意，嘴撅得老高：“哥，我也能打鬼子。”
陈之骏看着他，想起自己十四岁的时候，还在涿县县城读小学。他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你先认字。认好了字，比枪管用。”
1936年冬天，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年人来到马踏营区公所，自称是“县里来的”，要见陈区长。陈之骏在办公室见了他。
来人很客气，先是寒暄，夸陈之骏年轻有为，然后话锋一转，说日本人已经在华北站稳了脚跟，南京政府靠不住，涿县迟早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果陈区长愿意“合作”，日本人可以给他更高的位置、更多的权力、更好的待遇。
陈之骏听他说完，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
“你说完了？”
来人点点头。
“那我告诉你，”陈之骏把茶碗放下，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这个区长，是涿县的老百姓让我当的。我拿的是涿县的俸禄，吃的是涿县的粮。我的差事是保这一方平安。日本人来了，我打日本人。谁来了都一样。”
来人的脸色变了。他站起身，拱了拱手，丢下一句“陈区长好自为之”，便走了。
过了几天，又有人来。这次是赤裸裸的威胁。一封信，没有署名，上面写着：“陈之骏，你年轻轻的，别不识抬举。跟皇军作对，没有好下场。”
陈之骏把那封信看了两遍，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看着它在烟灰缸里烧成灰烬。
他没有告诉徐书林。他谁都没告诉。
1937年的春天，拒马河两岸的柳树又绿了。
陈之骏站在马踏营村外的河堤上，看着南岸的田野。麦苗正在返青，一片一片的绿铺展开去。河对岸的毛家屯，炊烟从村里的屋顶上袅袅升起，在微风里慢慢散开。
他蹲在河堤上，把手伸进拒马河的水里。春天的河水还很凉，是从西北山里化下来的雪水。他把手在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来，甩了甩，站起身。
他对自己说：来得及。还有时间。
可时间不等人了。
第四章 拒绝南撤
1937年的夏天，涿县的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焦灼。
麦子刚收完，田野里只剩下齐刷刷的麦茬，在太阳底下泛着白晃晃的光。拒马河的水比往年涨了些，河边的芦苇长到一人多高，风一吹，便沙沙地响成一片。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传到了涿县。
那天夜里，陈之骏正在马踏营的区公所里看一份自卫团的训练计划。一个通讯员从县城方向跑来，满头大汗，推开门就说：“区长，打起来了！日本人在卢沟桥跟咱们的军队交上火了！”
陈之骏放下手里的文件，走到院子里。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摇着枝叶，天上的星星很亮。他站了一会儿，心里反而平静了。该来的，终于来了。
北平告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紧。到了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从北边涌过来，沿路丢盔弃甲，有的士兵把枪往路边一扔，换上老百姓的衣裳就往南跑。
涿县县城乱成了一锅粥。县政府里人心惶惶，官员们忙着收拾文件、打包细软，准备南撤。有人来找陈之骏，劝他一起走。
来的是县政府的一个科长，姓刘。他坐在区公所前殿的板凳上，抹着汗，语气急切：“之骏，赶紧走吧。县政府已经定了，往南撤，先撤到保定，再往南去。”
陈之骏给他倒了一碗水，问：“撤到保定，然后呢？”
“然后？然后看形势再说。反正不能留在这里等死。日本人来了，咱们这点人，这点枪，拿什么跟人家打？”
陈之骏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院门口，看着外面的村道。道上有人赶着驴车往南跑，车上是箱子和被褥，老人和孩子坐在上面，脸上全是茫然。更远的地方，是拒马河的方向。河对岸的毛家屯，炊烟还在升起，看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他想起去年冬天，那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年人坐在这个院子里，说“涿县迟早是日本人的天下”。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打日本人。”
现在日本人真来了。
“刘科长，”他转过身，声音很平静，“我不走。”
刘科长愣住了：“你不走？你不走能干什么？”
陈之骏走到墙边，指着挂在那里的涿县地图。地图上，拒马河从西北向东南流过，把涿县分成两半。他用手在河两岸画了一个圈。
“五区挨着拒马河，河两岸的村子我熟，人也熟。自卫团练了一年多，多少有点底子。我留在这里，把能拿枪的人都组织起来，跟日本人打游击。”
刘科长看着他，像看一个疯子。
“游击？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之骏，这不是逞能的时候。日本人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你拿什么打？”
陈之骏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日本人武器好，可他们人少。涿县这么大，拒马河两岸这么多村子，他们占得过来吗？占了县城，占不了乡村。占了白天，占不了黑夜。我打不了大仗，可我能打小仗——今天端他一个哨所，明天毁他一段路，后天除掉一个汉奸。让他们不得安生，让老百姓知道，涿县还有人在打日本人。”
刘科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陈之骏的肩膀，说：“你好自为之吧。我们走了。”
那天晚上，陈之骏回了毛家屯。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徐书林正在油灯下纳鞋底。桂英已经睡了，小脸贴在枕头上，呼吸均匀。灶台上的锅盖盖着，灶膛里的火已经熄了，但锅还是温的。
她看见他进来，放下手里的针线，起身去灶房把饭端出来。一碟咸菜，两个窝头，一碗稀粥。陈之骏坐下来吃，她坐在对面看着。
吃到一半，陈之骏放下筷子。
“书林，我跟你说件事。”
“嗯。”
“县政府要南撤，来人了，让我跟着走。我没答应。”
徐书林的手搁在桌上，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我不走。我留下来打游击。”
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徐书林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了，声音很平静：“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就留下来。”
陈之骏看着她。他想从她脸上看出些什么——害怕，或者犹豫，或者别的什么。但她的脸被油灯的光映得柔和而平静，像拒马河冬天的水面，结着一层薄冰，底下是沉沉的水流。
“你不怕？”
徐书林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干活，指节粗大，掌心的茧厚得像一层皮革。她把手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抬起头。
“怕。怎么不怕。可你是区长，这一方老百姓都看着你。你要是跑了，他们怎么办？”
她顿了一下，没有再往下说。后半句她咽回去了，咽到肚子里，烂在心里——你要是回不来了，我把桂英养大，把这个家撑住，等你回来。可她不能说。说出来就是咒他，就是不吉利。她只是把手伸过去，把他的手反握住，握得很紧。
陈之骏喉咙里堵了一下。他没有追问她咽回去的是什么。他知道。他也握紧了她的手。
“书林，”他说，“没有国，哪有家。”
徐书林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去吧。”
第二天，陈之骏开始行动。
他把五区警察所的十几条枪全部集中起来，又联络了自卫团里最可靠的几十个青壮年，把人和枪拉到拒马河岸边的宋家营。宋家营在河南岸，离马踏营不远，地势隐蔽，河岸上长满了柳树和芦苇，从北岸望过来，看不见村里的动静。
他把这些人编成几个小队，每队选一个队长。枪不够，就把土枪、猎枪、大刀、红缨枪都算上。子弹更少，每人只能分到几发，打完了就没有了。
那几天，涿县县城失陷的消息传来了。
9月18日，日军在新城县孟良营渡过拒马河，迂回包抄，切断了守军的退路。涿县县城当天沦陷。日军进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县城里的百姓往四乡逃散，沿途到处是逃难的人。
消息传到宋家营的时候，陈之骏正带着人在河滩上训练。一个从县城逃出来的老乡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扑倒在地上，哭着说县城没了，日本人见人就杀。
陈之骏把他扶起来，让他坐下，递了碗水。等老乡缓过气来，他问：“日本人有多少人？”
“看不清楚，反正不少。有汽车，有马，还有炮。”
陈之骏点点头。他让通讯员把几个队长叫过来，在河滩上开了一个短会。
“县城丢了，日本人下一步肯定要占大镇子、修据点。咱们不能等他们站稳脚跟。从今天起，白天分散，晚上集中。各村的自卫团员都动起来，盯着大路上的动静。发现小股鬼子或者伪军，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报信。”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一件事。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叫我区长了。叫我老陈。”
有人问：“那叫什么？叫队长？”
陈之骏想了想：“就叫老陈。”
从那天起，五区警察武装正式改编成了抗日游击队。没有番号，没有军装，没有军饷。武器是五花八门的，衣服是老百姓的衣裳，唯一相同的是胳膊上缠着一条白毛巾——那是夜里认人的记号。
游击队的第一仗，打在一个叫宋家营东边的小据点。
那是日军占领涿县后，在城外设的一个临时哨所，十几个人，一挺机枪，守着通往县城的一条土路。陈之骏带了二十几个人，夜里摸过去，从三面同时开火。日军没想到刚占领的地方就有人敢打，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机枪手被一枪撂倒，剩下的人缩在屋子里不敢出来。游击队冲进去，缴了枪，烧了据点，在天亮之前撤回了拒马河边。
这一仗打得不大，但消息传得飞快。没过几天，河两岸的村子都知道了：五区那个陈区长，真的跟日本人干上了。
那天夜里，他回到毛家屯。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徐书林正在院子里收衣裳。月光很好，照得满院子亮堂堂的。她听见门响，回过头来，看见是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桂英已经睡了。陈之骏走到炕边，低头看了看女儿。她四岁了，脸蛋比小时候圆了些，嘴唇微微翘着，睡得很沉。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脸。
徐书林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仗打得怎么样？”
“第一仗，赢了。”
徐书林点点头。她没有问赢了什么，也没有问死了多少人。她只是走过去，把他脱下来的褂子拿起来，抖了抖，挂在晾绳上。
“明天走？”
“明天走。”
她没再说话。月光洒在院子里，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传来拒马河的水声，哗哗地，不急不缓。
第五章 转折
1938年的春天来得猛。
三月里，拒马河上游的冰雪一齐化了，河水涨了半槽，浑黄的激流裹着碎冰和枯枝，从西北山里奔涌下来。
消息是顺着河传来的。先是有人从涞水那边过来，说山里来了一支八路军，番号叫邓华支队，一路往东打，已经进了房涞涿的地界。接着又有消息说，这支部队跟别的队伍不一样，不抢粮、不抓夫、不打人，借了老百姓的门板还还回去，睡在街上不进屋。
这些消息传进马踏营的时候，陈之骏正坐在院子里擦枪。
那是一支拆开的驳壳枪。枪管、弹簧、弹匣，一件一件摆在面前铺开的粗布上。他手里拿着一块油布，蘸了枪油，反复擦着枪管。自打县城失陷、游击队拉起来之后，这支枪他每天都要擦一遍。
游击队的日子不好过。半年多了，他们一直在拒马河两岸打转，今天打一个哨所，明天毁一段电话线，后天除掉一个给日军送信的汉奸。打是真打，可越打越吃力。子弹越打越少，伤员越来越多，能用的枪就那几条。最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后方。没有医院，没有补给，没有援兵。
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
他手里的枪管擦完了，对着光看了看，又拿起来吹了吹，放回布上。就在这时候，院门响了。
进来的年轻人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料子粗得能看见经纬线，胳膊肘上还打着补丁。衣裳不合体，明显是大了一号，袖口挽了两道。他脸冻得通红，嘴唇起了干皮，鼻尖上有一道晒伤的痕迹。但那双眼睛很亮，又黑又直，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
他走进院子，站在陈之骏面前，站得笔直。
陈之骏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心里估摸着：这还是个半大孩子，最多不过十六七岁。
“你找谁？”
“找陈区长。”
“我就是。”
年轻人微微挺了挺胸：“我叫郑君，岐沟村人。王巍王先生派我来的。”
王巍。这个名字陈之骏是知道的。涿县岐沟村一带，王先生以教师身份活动了好几年，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后来此人去了五台山，参加了八路军。再后来，听说他又回到了平西，在涞涿一带活动。
陈之骏放下手里的油布，抹了把脸：“王先生怎么说？”
郑君开口，声音还没完全脱掉少年的青涩，但语气极其认真：“王先生说，您之前是国民党的区长，但打鬼子是真打，这条河两岸的老百姓都知道。现在八路军四纵到了平西，王先生做了政治工作团的团长，在涞涿一带成立了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他让我来问您——愿不愿意一起干？”
陈之骏没有马上说话。他看着面前这个少年，看着他被冻裂的手背和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十六岁的孩子，已经敢沿着结冰的河面走几十里地，替八路军的工作团传话了。
“怎么干？”他问。
郑君答得干脆：“公开打八路军的旗号。马踏营原来的区公所改成抗日区公所，您还当区长。但是归涞涿动委会领导。”
陈之骏低下头，拿起布上的枪管，对着光又看了看。枪膛里干干净净的，泛着幽蓝的冷光。他把它放回去，然后开始装枪。弹簧、机匣、握把，一件件归位。最后他拿起弹匣，“咔嗒”一声推入枪身。
那一声脆响，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
从今天起，他不再是国民党的人了。他把一条命交出去，也把一家老小的命交出去。
他抬起头，看着郑君。
“行。”
郑君咧嘴笑了，露出一颗不太整齐的门牙，瞬间又变回了那个年纪该有的样子。他伸出冻得像胡萝卜的手，陈之骏握了上去。那只手很小，但很有劲。
几天之后，陈之骏带着游击队的一部分人，过了拒马河，到了涞水山区。
他见到了王巍。
王巍那年三十出头，戴着一副旧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温和而锐利的眼睛。他穿着和郑君一样的灰布军装，但比郑君更旧、更破，袖口磨出了白线。看见陈之骏进来，他站起来，伸出手。
“之骏同志，欢迎你。”
他叫他“同志”。陈之骏心里动了一下。这个称呼，比他当区长时听过的任何称呼都重。
当天夜里，在一间土坯房里，陈之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仪式极简。
屋里没有党旗，墙上贴着一张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像，纸边已经卷了，被烟火熏得发黄。画像下面摆了一张缺了角的木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灯芯烧得短短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满屋子的人影都拉得忽长忽短。
王巍站在桌边，郑君站在他旁边。还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炕沿上。加上陈之骏，屋里一共五个人。
王巍从怀里掏出一张折了两折的纸，展开。纸上用毛笔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是入党誓词。他把纸放在桌上，转向陈之骏。
“之骏同志，今天我和郑君两个人做你的介绍人。他年纪小，但党龄比你长。我问他，你够不够格入党。他说够。那我就信他。”
郑君站在王巍身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陈之骏，微微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的意思很清楚：我替你担了这个保。
王巍开口了。
“之骏同志，你为什么要入党？”
陈之骏站在桌前，想了想。
他想起1931年从通县师范回乡的那个秋天，他站在拒马河北岸的渡口，满脑子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想起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回到毛家屯的那个晚上，桂英缩在徐书林怀里不肯叫他爸爸。他想起1937年县城沦陷那天，满街的逃难人群和北边传来的炮声。他想起拒绝南撤时对刘科长说的那句话：“我打日本人。”他想起游击队第一仗缴获的那支驳壳枪。
他想起徐书林在灶前烧火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你叫什么，都是我男人。”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为了打日本人。”
王巍点了点头，又问：“打跑了日本人之后呢？”
陈之骏沉默了一会儿。打跑了日本人之后呢？他想起拒马河两岸那些还没吃饱饭的乡亲，想起堡垒户里那些把最后一把粮食端出来的大爷大娘，想起自己家里那个一个人撑着一大家子的女人。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说。
王巍看着他，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把那张誓词推到陈之骏面前，递给他一支蘸了墨的毛笔。
“跟着我念。”
陈之骏接过笔，笔杆很轻，是竹子的，握在手里却觉得沉。他看着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念下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不怕牺牲，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他的声音在土坯房里回荡，不高，但一字一顿，像是在往地上钉钉子。
念完了，他在纸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没有写“陈之骏”。他写的是“陈琳”。
王巍看着那个签名，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他没有问，只是把那张誓词折好，收进怀里。
“从今天起，”王巍说，“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陈之骏——不，陈琳——点了点头。他站在油灯下，灯光映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那种亮，跟他年轻时候在通县师范操场上喊口号时不一样。那时候的亮是火苗，烧得猛，灭得也快。现在的亮是炭火，烧在心底，不冒烟，不起焰，但能烧得很久。
入党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改名。
王巍对他说：“你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区长，现在入了党，公开活动要用一个新名字。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和过去划清界限。”
陈琳想了很久。他想起自己的名字“之骏”——之字是辈分，骏字是父亲取的，意思是骏马，指望他跑得远、走得正。他不想丢掉这个念想，可他也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
他在另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陈琳。
琳，美玉也。玉者，温润而有骨。他希望自己能做一块抗日的硬玉，磨不碎，砸不烂。
那天晚上，他铺开纸，在灯下写了一行字：
“陈之骏，民国二十七年，绝。”
他把那张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从明天起，世上再无国民党区长陈之骏，只有八路军战士陈琳。
他走出屋子，站在山坡上。山里的夜风很硬，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山坡下面是拒马河的上游，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碎银子一样的光，一路往东南流去。
他对着河水，轻声说了一句话，声音被风吹散了。
“陈琳，从今往后，你是替四万万中国人活的。”
几天之后，他回到马踏营，把游击队拉到了八路军邓华支队的序列里，编为平西涞涿办事处游击队。他还是区长——涞涿五区区长。但这一次，这个区长是共产党任命的。
他把消息告诉了徐书林。
那是他改名之后第一次回家。推开院门的时候，徐书林正在灶房里烧火。他走进去，站在灶台边，等她把锅盖揭开，看了看灶膛里的火，才开口。
“书林，我跟你说件事。”
“嗯。”
“我入了共产党。改了个名字。”
徐书林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他。
“叫什么？”
“陈琳。”
徐书林念了一遍：“陈琳。”
她把锅盖盖回去，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她比他矮了一个头，要仰着脸才能看清他。她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你叫什么，都是我男人。”
陈琳看着她的眼睛，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伸手把她抱住了。她的身子僵了一下，随即慢慢松下来，靠在他胸前。她的肩膀很瘦，隔着粗布褂子能摸到骨头。但她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棵扎了深根的老树。
灶膛里的火还在烧，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桂英从堂屋里跑出来，站在灶房门口，看着抱在一起的爹娘，愣愣地问：“娘，咋了？”
徐书林从陈琳怀里退出来，转过身，弯腰把桂英抱起来。她走到陈琳面前，对女儿说：
“桂英，叫爸爸。”
桂英看了看陈琳。她已经五岁了，还是不太认得这个男人。但这一次，她没有往后缩。她盯着陈琳的脸看了一会儿，小声叫了一句：
“爸爸。”
陈琳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他的手掌很大，粗糙，但动作很轻。
“哎。”他应了一声。
从那天起，他叫陈琳。在北岸的家里，他是徐书林的男人。在南岸的战场上，他是八路军涞涿五区区长。
第六章 堡垒与家
1938年的夏天，陈琳在涞涿五区扎下了根。
马踏营的旧庙还是那个旧庙，前殿做办公室，后殿做宿舍，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绿得发黑。但来来往往的人变了。以前来的是各村的保长、甲长，现在来的是武工队员、交通员、堡垒户的当家人。
陈琳把五区的地盘重新理了一遍。哪些村子靠得住，哪些村子有汉奸，哪条路白天能走，哪条路夜里能走，哪家的院子能开会，哪家的地窖能藏人——他在心里画了一张图。
他管这张图上每一个节点叫“关系人”。
关系人不一定是党员。有的是伪军里的伙夫，每天把剩饭倒给据点外面的野狗，野狗跑到村口，一个小孩把狗赶走，捡起饭团里的纸条。有的是集市上的小贩，一边卖烧饼一边数着据点里进出多少敌人。有的是学堂里的先生，白天教日伪指定的课本，晚上教孩子们认“中国”两个字。
比关系人更牢靠的，是堡垒户。
堡垒户是那些可以把命交出去的人家。武工队来了，他们腾屋子、烧热水、做饭；伤员来了，他们把人藏进地窖、山洞、夹墙里；敌人来搜查了，他们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吐。
马踏营村东头有一户姓赵的老汉，家里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半截。赵老汉六十多岁，一辈子种地，老伴儿早年没了，一个人过。陈琳第一次去他家，赵老汉正蹲在灶前烧水，见他进来，上下打量了一眼，问：“区长？”
陈琳点头。
赵老汉把水舀进碗里，递过来：“喝。”
陈琳接过来喝了。喝完，他把碗放下，说：“大爷，我以后可能会常来。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夜里。有时候是我一个人，有时候还带人。行不行？”
赵老汉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没什么表情。他蹲回灶前，往灶膛里添了根柴，过了一会儿说：“你打鬼子，我管你饭。就这么简单。”
后来赵老汉家成了四区最牢靠的堡垒户。陈琳在他家的地窖里藏过伤员、藏过枪、藏过从据点里弄出来的情报。
1940年初春，涞涿县的局面有了大变化。
王巍从王各庄捎来口信，说冀热察区党委决定，把涞涿办事处改建为涞涿联合县办事处，王巍任主任。同时，从涿县本地提拔了一位干部，名叫董一欧，担任县委领导。
董一欧是涿县本地人，早年是何灿联庄会里的文书，外号“董小个子”。何灿是高碑店人，联庄会在岐沟村办公，后来为保百姓被日伪缴了械。董一欧从何灿那里出来，上了王巍的整训班，入了党，成了涞涿县委的领导。
陈琳第一次见到董一欧，是在涞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董一欧那年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笑起来很和气。但他的眼睛很利，看人的时候像是在读你。
会后，董一欧把陈琳留下来，单独谈了一会儿。
“你是陈琳？五区那个陈琳？”
陈琳点头。
董一欧说：“我听说过你。你在五区搞的关系人、堡垒户，王巍跟我说过。好。”
他顿了顿，又说：“何灿你认识吗？”
陈琳说：“听说过。没见过。”
董一欧说：“何灿是高碑店人，联庄会在岐沟村办公。他好几个儿子，有一个死在日伪手里。他的心是红的，就是被那一方水土绊住了脚。我在他手下当过两年文书，后来上了整训班，跟了八路军。何灿没赶上这条路。”
陈琳听着，没说话。他想起自己当国民党区长的时候，也是只想保五区那一方平安。
董一欧看着他说：“老陈，咱俩是一路人。”
陈琳点了点头。
1940年6月，涞涿建立“三三制”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陈琳调入县政府任教育科长。他兼任着教育科科长的头衔，但主力精力还是放在五区。教育科的事，他抓大方向——学校怎么布局、教员怎么调配、课本怎么编，具体的事由干事去办。
他管教育，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把涞涿的地盘划成几块：根据地腹地，办正规的抗日小学；游击区，办“两面学校”，白天应付日伪检查，晚上教自己人；敌占区边缘，不办学校，但派教员下去串村，在堡垒户家里开“炕头课堂”。
他管这叫“三套课本”：一套给日本人看，一套给维持会看，一套给自己人看。
有一次，教育科的黄干事拿来一本日伪编的“新民课本”，问陈琳怎么处理。陈琳翻了翻，指着其中一页说：“这一页讲‘中日亲善’，你把它裁下来，背面写上‘中国不会亡’，发给孩子们。正面应付检查，背面他们自己认。”
黄干事愣了愣，然后笑了：“区长，你这套办法，日本人八辈子也想不出来。”
陈琳说：“对付日本人，不能光靠枪。笔也是枪。”
也是在这一年，陈辉调到了涿县四区。
陈辉是湖南常德人，1920年出生，17岁入党，18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当记者。1940年秋调到平西涞涿县，先后担任青救会主任、武工队政委、县委执行委员兼任四区区委书记。他比陈琳小几岁，个子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他不像是个打仗的人，更像是个教书先生。可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个诗人。
陈辉到四区报到的那天，陈琳在赵老汉家的地窖里见了他。
“你就是陈琳？”陈辉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他。
“你就是陈辉？”
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然后都笑了。
陈辉说：“我听说过你。涿县的魂，永远抓不到的人。”
陈琳摆摆手：“别听那些瞎传。我就是个区长，带着几个人打游击。”
陈辉说：“打仗的事我不懂。我来四区，是来做群众工作的。你打你的仗，我做我的工作。咱们分工。”
陈琳说：“分工可以。但你得跟我睡一个地窖。”
陈辉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行。睡地窖就睡地窖。”
陈辉能文能武。他不但会写诗，还会打枪。他跟着武工队转移、突围、打阻击，从来不往后缩。他写的传单，落款永远只有三个字：“神八路”。老百姓看了，就知道武工队来过。日伪看了，就头疼。
1942年初，陈琳被任命为涞涿四区区长。
四区紧挨着敌占区，日伪据点密布，几乎每天都有干部被杀、被抓，好几个村子被烧过不止一次。不少人劝他不要接这个差事。董一欧找他谈话的时候，也问了一句：“你想好了？四区是最难的地方。”
陈琳说：“越是难的地方，越得有人去。”
董一欧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没有再劝。
也是在这一年，肖炳林成了涞涿县大队的大队长。肖炳林1907年出生在涿州市北泽畔村，1931年开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成为一名八路军。他三十多岁，身材魁梧，脸上有一道疤，是早年在军阀部队里留下的。他不爱说话，但打起仗来又狠又准。
他和陈琳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伏击战之后。陈琳的武工队配合县大队打了一个据点，战后两个人蹲在战壕里啃干粮。
肖炳林说：“你那个武工队，打得不错。”
陈琳说：“你县大队的机枪手，瞄得准。”
肖炳林看了他一眼：“以后一起干。”
陈琳点头：“一起干。”
而郑君，已经长成了二十岁的小伙子。他个子高过了陈琳，肩膀也宽了，下巴上的胡茬硬了起来。可那双眼睛还是跟当年一样，又黑又直，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他成了四区武工队的队长，带着十几号人，在拒马河两岸神出鬼没。但很少有人知道，1941年初，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到平西调查处理“汤各庄事变”时，秘密发展了郑君为情报人员，任平西情报组组长，直接受许建国单线领导。他的公开身份还是武工队的人，但实际工作已经转向了情报。
陈琳回四区的那天，是个大风天。老槐树的枝丫被风吹得呜呜响，院子里的尘土打着旋儿。郑君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他了。
“老陈。”郑君叫他。
陈琳看着他，想起四年前那个沿着结冰的河面走来的少年，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伸出手，两个人握了握。郑君的手很大，很硬，掌心全是枪茧。
“四区的地形，你还记得多少？”陈琳问。
郑君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展开。纸上画着一张手绘地图，标着四区所有的村子、道路、据点、河沟。笔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子，都画得清清楚楚。
“这几年，我一直在跑。”郑君说。
陈琳看着那张图，点了点头。
从那一天起，四区武工队在陈琳、郑君和陈辉的带领下，开始了最艰苦也最活跃的一段战斗。
而在毛家屯，徐书林依然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喂猪喂鸡，送桂英去学堂，抱着桂珍在院子里晒太阳。
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她只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只要那条拒马河还在流。
第七章 瓜棚
1943年的秋天来得早。
拒马河两岸的庄稼还没收完，高粱穗子刚红透，玉米棒子还青着，风就从西北山里灌下来了。河滩上的芦苇提前白了头，风一吹，漫天飞絮。
那段时间，日伪军的“扫荡”一波接着一波。四区的据点增了兵，巡逻队白天黑夜地在各村子之间转。武工队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有时候一夜要换三个地方。
陈琳带着武工队，在拒马河两岸跟敌人兜圈子。
他和陈辉已经搭档了三年。三年来，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陈辉是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管群众工作、管组织建设、管宣传；陈琳是区长，管武装、管情报、管打仗。一个拿笔，一个拿枪，配合得像一个人的左右手。
8月底，陈琳和陈辉在马踏营村开完一个会。散会的时候，陈琳说了一句：“今夜不能留在马踏营。敌人这两天盯得紧，咱们得换个地方。”
他们决定去韩村。
一行六个人趁着夜色出发。陈琳走在最前面，陈辉跟在中间，后面是四个武工队员。
他们刚进韩村不到两个时辰，天还没亮，村口就响起了枪声。
叛徒告密。日伪军摸黑包围了村子。陈琳一个翻身从炕上跳下来，抓起枪就往外冲。六个人从院子里冲出来，迎面撞上了伪军的巡逻队。
“打！”
陈琳抬手一枪，撂倒了最前面那个伪军。其他人跟着开火，火力压住了巷口。陈辉跑得踉踉跄跄，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他手里的小本子掉在了地上，被陈琳一把拽住后领拖起来。
“不要了！”
“不行！那是会记录！”
“命要紧！”
陈琳拖着他跑。六个人从村北冲出来，顺着一条干涸的河沟往南跑。敌人的枪声在身后追了一阵，渐渐远了。
跑了有大半个时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他们穿过一片高粱地，又过了一道土坡，来到大马村西边。陈琳忽然停住了脚步。
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瓜棚。
那是用几根木棍搭起来的简易棚子，上面盖着秫秸和麦草，四周敞着口。棚子旁边是一片瓜地，瓜秧已经蔫了。
陈琳看着那个瓜棚，脚步慢了下来。他认出了这个地方。这片瓜地是大马村的，他岳父徐老栓就在大马村住。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带着人走了过去。
刚到瓜棚边上，土坯小屋的门开了。一个老人走出来，披着件破棉袄，揉着眼睛。他看见瓜棚边上站着几个人，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陈琳。
“之骏？”
陈琳的岳父徐老栓，一辈子在地里刨食，不关心外面改朝换代的事。他只知道，女婿叫陈之骏，以前是区长，后来改了名字，在外头打鬼子。但在他嘴里，永远是“之骏”。
陈琳叫了一声：“爹。”
徐老栓看了看他身后的人，又看了看陈辉脸上的灰和满身的土，什么都明白了。他没有多问，只是压低声音说：“你们先在瓜地里隐蔽起来，别动。我去找人。”
他转身往大马村方向快步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了一句：“趴低点，别出声。”
六个人在瓜地里趴了下来。陈琳趴在田垄间，闻着泥土和干枯瓜秧的气味，听着自己的心跳。
过了一会儿，徐老栓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陈琳抬起头，看见徐书林从田埂上快步走过来。她穿着一件灰布褂子，头发随意挽在脑后，袖子挽到了胳膊肘。她走得很急，脚下的泥土被踩得沙沙响。
她走到瓜棚边上，站住了。
陈琳从瓜地里站起来。他身上的衣裳沾着泥土和草屑，脸上有几道擦伤，右手还攥着枪。他就那样站在瓜棚的阴影里，看着她。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谁也没有动。
徐书林先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颤。
“你抛下家中的老小干革命，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
陈琳看着她。晨光从东边的地平线上漫过来，照在她脸上。他看见她的眼眶红了，眼角的纹路比上次见面又深了些。他看见她的手攥着衣角，攥得指节发白。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只剩下一句：
“没有国，哪有家呀！”
他的声音不高，但在清晨的田野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她面前。
“革命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是不能回家的。”
徐书林看着他。她看着他的眼睛，看着那双眼睛里烧了十几年的火。从通县师范操场上喊口号的那个少年，到拒马河岸边擦枪的区长，到站在瓜棚下的八路军战士——这双眼睛里的火，从来没有灭过。
她看了他很久。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涌到眼眶里的东西逼了回去。她点了点头，声音稳了下来。
“你说得对。你就踏实打鬼子吧，家里不用你担心。”
陈琳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粗糙，满是茧子，跟十几年前一样。可今天这双手在他手心里，微微地抖着。
“书林，”他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
她点了点头。她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松开了。
“走吧。”她说，“天亮了，路上有人了。”
陈琳松开手。他转过身，对着瓜地里趴着的几个人挥了一下手。五个人从田垄间站起来，跟着他往南走。陈辉走过徐书林身边的时候，点了点头，轻轻叫了一声“嫂子”。
六个人穿过那片蔫了的瓜地，穿过高粱地，走上了一条田埂，然后拐了个弯，消失在晨雾里。
徐书林站在原地，站了很久。风从拒马河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河水的凉意和芦苇的气息。她把手揣进衣兜里，转身往大马村的方向走。她没有哭。从头到尾，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她一路走回大马村，进了娘家的院子。桂英已经醒了，正蹲在院子里喂鸡。看见她进来，抬起头问：“娘，你去哪儿了？”
徐书林蹲下身，把女儿搂进怀里。
“没去哪儿。”她说，“走，回家。”
几天之后，消息传到了大马村。有人说，陈琳带着武工队又在横岐那边打了一仗，打得很凶。也有人说，日本人贴了告示，悬赏捉拿陈琳，赏金又涨了。
徐书林没有去找人打听。她只是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喂猪喂鸡，送桂英去学堂，抱着桂珍在院子里晒太阳。
只有每天晚上，她坐在灶前烧火的时候，会多往灶膛里添一根柴。火会烧得旺一些，亮一些。
她看着那团火，不出声。
拒马河的水在院墙外哗哗地流着。从西北的山里下来，经过毛家屯，经过马踏营，经过横岐，一直往东南流去。
她不知道，这条河还要流多久。她只知道，她等的那个人，还在河对岸。
第二卷·北岸
第一章 挑帘战
1943年深秋，瓜棚一别之后，陈琳带着武工队回到了马踏营。
他没有时间难过。韩村被围，叛徒还没查出来；四区的据点越修越密，日伪的“扫荡”一波接着一波。他知道，日伪之所以这么疯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威胁。四区的武工队像一根钉子，钉在拒马河南岸，让他们不得安生。
他要让这根钉子扎得更深。
回到马踏营的第三天夜里，陈琳把郑君叫到赵老汉家的地窖里，摊开那张手绘的四区地图。
“韩村被围，是因为有人告密。告密的人，一定在韩村附近。查。”
郑君点头。
“还有，”陈琳的手指往南移，停在宁村的位置上，“宁村的伪军最近活动频繁。伪警备大队长曾宪章，天天带着人在那一带转。这个人，得除掉。”
郑君看着地图，说：“曾宪章有一百多人，武器好，硬打不行。”
陈琳说：“谁说要硬打？等他出来，打他的七寸。”
几天之后，情报来了。曾宪章要带一百多伪军到宁村一带“清乡”。陈琳当即决定：在宁村打他一下。
他带着武工队长阎占江和六名队员，一共八个人，连夜摸到宁村。他们没有主动出击的兵力，只能在村里设伏，等曾宪章进村之后，找机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天刚亮，伪军就来了。曾宪章骑着一匹黑马，走在队伍中间，前后左右都是护兵。一百多号人浩浩荡荡地进了宁村。
陈琳和阎占江带着六个人，藏在村东头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院子的正屋有三间，东边一间是灶房，西边一间是卧室，中间是堂屋。陈琳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守在堂屋门后，一组守在后窗。
伪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陈琳趴在门缝边往外看。曾宪章带着几个护兵，正从巷口往这边走。他走得很慢，手里还攥着一根马鞭。陈琳回头看了一眼阎占江。阎占江蹲在堂屋门后，手里攥着一把短刀，刀锋朝上。他冲陈琳点了一下头。
曾宪章走到院子门口了。他站在门口，往院子里看了一眼。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鸡在墙角刨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迈步走了进来。
他走到堂屋门口，伸手掀开了门帘。
门帘是蓝布做的，边上镶着黑布条，很旧，但很厚实。曾宪章的手掀开门帘的那一瞬间，堂屋里很暗，他什么都看不清。他眯着眼，往里迈了一步。
就在这一步之间，阎占江从门后扑了出来。
刀是从下往上捅的，扎进了曾宪章的肋下，直没至柄。曾宪章连哼都没哼一声，身子一软，倒在了门槛上。他身后的两个护兵还没反应过来，陈琳的枪已经响了。一枪一个，两个护兵倒在了院子里。
“撤！”
陈琳喊了一声，带着人从后窗翻出去。院墙后面是一片菜地，菜地连着一条干涸的水沟。八个人顺着水沟往南跑，跑出了村子，钻进了高粱地。
身后的枪声追了一阵，渐渐远了。伪军没了大队长，乱成一团。
八个人在高粱地里跑了半个时辰，停下来喘气。阎占江靠在田埂上，把短刀在裤腿上蹭了蹭，刀上的血还没干。他看了看刀，又看了看陈琳，咧嘴笑了。
“老陈，这一刀值了。”
陈琳看着他，点了点头。他没有笑。他知道，曾宪章死了，日伪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找所有跟陈琳有关的人。
他想起了毛家屯。想起了徐书林。
当天夜里，消息传到了县城。日伪军头子拍了桌子，悬赏捉拿陈琳的赏金翻了倍。伪军里私下传着一句话：“宁挨三枪，不碰陈琳。”
也是从这一天起，日伪军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陈琳的家人。
第二章 黑网
1944年初春的一个夜里，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天晚上，风很大，刮得院墙上的枯草呜呜响。徐书林把桂英和桂珍哄睡了，自己坐在灶前纳鞋底。婆婆在里屋躺着，风湿病犯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公公去后院喂牲口了。
忽然，村东头响起了狗叫声。紧接着，村西头的狗也叫了。整个村子的狗都叫起来了，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徐书林手里的针停了下来。她站起来，快步走进里屋，把桂英从被窝里拽起来。
“别出声。穿上衣裳。快。”
桂英吓醒了，手忙脚乱地套上棉袄。徐书林又去抱桂珍。桂珍才五岁，睡得沉。徐书林轻轻拍着她的背，把她裹进一件旧棉袄里。
这时候，院门被砸响了。
“开门！开门！”
徐书林把桂英和桂珍推进里屋，对桂英说：“带着妹妹，钻到炕洞里去。”
炕洞是北方农村冬天烧炕用的，在炕沿下面，不大，但能藏两个孩子。桂英抱着桂珍钻进去，徐书林把炕洞口的柴草重新码好。
然后她走到院子里，去开院门。
门一开，几个伪军冲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穿黑制服的翻译官。翻译官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份名单，看了看徐书林，问：“你是陈琳的老婆，徐书林？”
“是。”
“陈琳在哪？”
“不知道。他好久没回来了。”
翻译官一挥手，伪军冲进屋里搜。他们翻箱倒柜，把被褥掀到地上，把锅碗瓢盆砸了一地。里屋的婆婆被吓得坐起来，伪军一把把她推倒在炕上。
徐书林站在院子里，听着屋里的动静，攥紧了拳头。她没有动。她知道，如果她现在冲进去，炕洞里的两个孩子就可能被发现。
伪军搜了一圈，没找到陈琳，把徐书林、婆婆和桂珍从炕洞里拽出来，押上了车。桂英跑得快，翻墙跑了。陈琳的父亲在后院听见动静，从后墙翻出去，跑了。
敌人押着徐书林、婆婆和桂珍往村外走。走到村口的时候，婆婆走不动了，坐在地上喘气。伪军嫌她碍事，一脚把她踹倒在路边，扔下了。桂珍也被扔下了，和奶奶一起。伪军只押着徐书林一个人走了。
徐书林回头看了一眼。桂珍坐在路边的土坎上，张着嘴哭，但被风吹得听不见声音。她扭过头，继续往前走。
她被押到了涿县宪兵队的监狱。
牢房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马桶。墙是青砖砌的，上面渗着水渍。窗户只有巴掌大，钉着铁栏杆，透进来的光灰蒙蒙的。
审讯是家常便饭。
敌人问她陈琳在哪里，问她武工队有多少人，问她堡垒户都是谁。她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他好久没回家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敌人不信。他们打她，用皮鞭抽，用烙铁烫，把她吊在房梁上，一吊就是大半天。她昏过去几次，又被冷水泼醒。醒过来之后，她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有一次，审讯她的是一个翻译官，穿着黑制服，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不打她，也不骂她，只是坐在对面，跟她讲道理。
“徐书林，你是个明白人。你丈夫是区长，你是区长太太。你只要说出他的下落，皇军可以放你出去，还给你一笔钱。你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徐书林看着他，没有说话。
翻译官又说：“你想想你的孩子。你不想她们吗？”
徐书林的眼睛动了一下。她想起桂英，想起桂珍。想起桂英翻墙时磕破的膝盖。想起桂珍被扔在路边时张着嘴哭的样子。她的手指在衣袖里攥紧了。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翻译官，说了一句话：
“你们把我也杀了吧。”
翻译官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走了。
从那以后，敌人不再审她了。他们把她关在牢房里，不给水，不给饭，想让她自己垮掉。可她没垮。她每天坐在木板床上，背靠着墙，看着那扇巴掌大的窗户。
她在墙上用指甲划道。一道，两道，三道。每过一天，划一道。后来指甲断了，她就用石头划。石头磨秃了，她就用碗片划。
牢房里关着好几个人。有一个年轻女人，才二十出头，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抓进来了。她受不住刑，哭了一夜，第二天就疯了。徐书林把她搂在怀里，像搂着自己的孩子。她不会唱歌，但她会念。她把陈琳教过她的那几句诗念给她听：“丈夫非无泪，不洒敌人前……”那个女人听着听着，不哭了。
消息传到马踏营那天，陈琳正在赵老汉家的地窖里擦枪。
郑君从外面进来，站在他面前，说完了那句话，就再也没开口。
地窖里很静，只有油灯的火苗在跳。
陈琳没有站起来。他也没有喊，没有骂。他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块油布，一下一下地擦着枪管。他擦了很久。
赵老汉蹲在地窖口的柴堆后面，透过缝隙往外看。他回头看了一眼地窖里的陈琳，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过了很久，陈琳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桂英呢？”
“翻墙跑了。爷爷带着她，躲进了苇子地。”
“桂珍呢？”
“被扔在路边了。跟奶奶一起。”
陈琳点了点头。他把枪管装回去，“咔嗒”一声，弹匣合上了。他把枪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郑君。
“韩村的叛徒，查到了吗？”
郑君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陈琳在这个时候还会问这件事。
“查到了。是韩村的一个保长，姓周。日伪给了他五十块大洋。”
“人呢？”
“跑了。躲进县城了。”
陈琳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把枪别在腰里，走出地窖。外面的风很硬，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他站在院子里，面朝北边。北边是毛家屯的方向。他知道，那个院子里现在空了。灶台凉了，炕上没人了，院门锁了。
他站了很久。
赵老汉从屋里出来，端了一碗热水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把碗还给赵老汉，说了一句话：“大爷，明天我去四区。这边的事，你盯着。”
赵老汉点头。
陈琳转身走进屋里。他坐在炕沿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他随身带的，上面记着四区所有堡垒户的名单。他一页一页翻过去，在几个名字上画了圈。画完，他把本子合上，揣回怀里。
第二天一早，他过了拒马河，往四区去了。
他没有回毛家屯。他不能回。他还有仗要打。
但在心里，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书林，你等着。等打跑了鬼子，我去接你。
第三章 铁砧
徐书林被捕之后，陈琳把全部精力都压在了战斗上。
他比以前更狠，更准，更不留余地。以前打仗还想着保存实力、减少伤亡，现在他只想着一件事：打疼敌人。日伪抓了他的妻子，他就要让日伪付出血的代价。
可他不是一个人。
郑君在他身边。陈辉在他身边。肖炳林的县大队，是他的后盾。董一欧在后方，替他守着根。
陈辉是四区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陈琳打仗，陈辉必在。两个人蹲在地窖里、瓜棚里、高粱地里，商量仗怎么打，人怎么派，子弹怎么分。陈琳说“打”，陈辉说“怎么打”。一个管冲，一个管算。配合了三年，两个人的默契已经到了不用多说的地步。
有一次，陈琳说：“我想打常村。”
陈辉问：“怎么打？”
陈琳说：“硬打。”
陈辉摇头：“硬打不行。常村据点二十多人，一挺机枪，占着一个地主院子，围墙很高。咱们冲进去，得死一半人。”
陈琳说：“那你说怎么打。”
陈辉推了推眼镜，想了一会儿：“假信计。”
“什么假信计？”
“伪造一封信，盖县城伪军头子的章，调常村据点的伪军进城。他们信了，就出据点。出了据点，咱们在半路伏击。”
陈琳看着他，笑了：“你这个笔杆子，比我还会打仗。”
陈辉说：“我只是算得比你远一点。”
第二天，陈辉用萝卜刻了一枚假印章，又找来一张旧信纸，模仿日伪的公文格式写了一封信。信上写着：“调常村据点的伪军即刻进城，有紧急任务。”落款盖着那枚假印章，红彤彤的，跟真的一样。
陈琳把信交给郑君，让他派人送到常村据点。伪军小队长看了信，信以为真，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队伍往县城方向去了。走到半路，正好钻进陈琳和肖炳林预设的伏击圈。二十多个人，一个没跑掉。
陈琳带着人回身冲进常村据点，留守的几个伪军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缴了械。他们一把火烧了据点的房子，把粮食和弹药全部搬走，然后在墙上贴了一张传单，落款是三个字：神八路。
打孙庄据点的时候，陈辉说：“郑君那边有人。一个叫田继勇的，在警备队里蹲了两年了。管吊桥的排长崔景瑞，已经被他争取过来了。到时候里应外合，据点好打。”
陈琳点了点头。他没有问田继勇是谁，也没有问怎么联系。他知道，那是郑君那条线上的事，他不该问。
打完孙庄据点，陈琳和陈辉蹲在村外的枣林里歇脚。陈琳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粮，掰了一半递给陈辉。陈辉接过来，咬了一口，说：“老陈，你说咱们这么打，什么时候是个头？”
陈琳嚼着干粮，看着南边。南边是拒马河，再往南是横岐，再往南是涿县县城。他看了一会儿，说：“打到鬼子滚蛋那天。”
陈辉说：“鬼子滚蛋了，你干什么？”
陈琳想了想，说：“回家种地。我媳妇还在牢里等着我呢。”
陈辉没有再问。两个人蹲在枣林里，把半块干粮分着吃完了。
那段时间，四区武工队和县大队的配合越来越默契。陈琳出情报，肖炳林出火力；陈琳打前站，肖炳林断后。董一欧在后方调配粮食、弹药、情报。四条线拧成一股绳，把日伪军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陈琳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开始咳嗽，夜里咳得睡不着。陈辉逼着他去堡垒户家里歇两天，他不肯。他说：“我一歇，鬼子就喘过气来了。”
有一次，他带着武工队连续跑了三个村子，打完一仗，转移，再打一仗。到第三个村子的时候，他从墙上跳下来，腿一软，跪在了地上。郑君赶紧把他扶起来。他摆摆手，说：“没事。歇一下就好。”
他坐在墙根底下，喘了一会儿气。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走。
陈辉后来回忆，那段时间陈琳瘦得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出来。但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说过一句“我不行了”。他只是在打，不停地打。
到1944年春天，四区的伪军据点被拔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几个也龟缩在据点里，白天不敢出来，晚上不敢睡觉。
日伪军恨透了陈琳。他们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他，赏金涨到了五千块大洋。可告示贴出去几天，就被人撕了，上面用炭条写了一行字：
“陈琳在此，有本事来拿。”
那行字是陈辉的笔迹，落款还是那三个字：神八路。
1944年的夏天，四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伪军被迫收缩防线，放弃了几个外围据点。四区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从拒马河南岸一直延伸到北岸的毛家屯附近。
但陈琳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日伪不会甘心。他们一定会报复。而且这一次，他们会倾巢出动。
他在等。等那一天。
第四章 横岐血战
1944年11月，四区的局势骤然紧张。
日伪军调集了涿县、房山、涞水、新城等地的日伪军和土匪武装，一共两千多人，对四区发动了入冬以来最大规模的“扫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陈琳。
敌人分五路合围，把四区的几个主要村子——马踏营、横岐、宋家营、大马村——围了个水泄不通。
11月13日夜里，陈琳带着区干部和武工队员二三十人，在横岐、马踏营一带开展工作，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包围。
陈琳站在村口的土墙上，借着月光往外看。敌人的火把在东、南、西三个方向晃动着，只有北边靠着拒马河的方向没有动静。
“北边是河，他们觉得咱们不敢蹚。”陈琳说，“今晚就走北边。”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陈辉在，阎占江也在。二三十个人，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
“陈辉，你跟着我，走中间。阎占江，你带一组，断后。”
两个人同时点头。
他们往北撤。走到村北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从两侧的土坡上扫过来，子弹打在河滩上，噗噗地冒烟。
“乡亲们快进枣林！”陈琳大喊了一声。
村里还有来不及撤走的老人和孩子，他们听见喊声，纷纷往枣林的方向跑。枣林在横岐村南边，树密、沟深，是躲避子弹的好地方。
陈琳带着武工队员，在河滩上阻击敌人，掩护乡亲们撤退。阎占江带着一组人，在左翼顶住敌人的火力；另一组由武工队员老赵带领，在右翼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陈辉手里攥着一支驳壳枪，跟着陈琳，一边打一边喊：“乡亲们快进枣林！”
他们打光了子弹，就用刺刀拼，用石头砸。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敌手，他们把打坏的枪砸毁，把零件扔进河里。
十二名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第一个倒下的是老赵。他在右翼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第三次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他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枪。
第二个倒下的是小刘。他才十八岁，是武工队里最年轻的。他跟着陈琳跑了三年，从一个小鬼长成了一个战士。他中弹的时候，喊了一声“老陈”，然后就没了声音。
第三个倒下的是阎占江身边的通讯员。他才十六岁，刚参军不到半年。他倒下的时候，阎占江把他抱在怀里，叫他的名字，他没有答应。
……
陈琳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他没有喊，没有哭。他只是打。一枪，一枪，又一枪。子弹打光了，他就捡起地上牺牲战友的枪，继续打。
敌人越来越多，从三面压过来。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泼在河滩上。
陈琳中弹了。
第一枪打中了肩膀，他踉跄了一下，没有倒。第二枪打中了胸口，他倒在了河滩上。
陈辉扑过去，抱住他，用手捂住他胸口的伤口。血从他指缝里往外涌，热得烫手。
陈琳看着他，嘴唇动了动，说了最后一句话：
“陈辉……带我……回家……”
陈辉抱着他，眼泪落在他的脸上。他没有哭出声。他只是抱着他，一直抱着，直到阎占江把他拉开。
那天夜里，陈辉一个人坐在枣林里，从天黑坐到天亮。他没有写诗。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从枣林里走出来。他的眼镜碎了，脸上全是灰，衣服上全是血——陈琳的血。他走到河滩上，站在那里，看着那一片被血染红的土地。
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颗子弹壳。那是陈琳最后一枪打出去的子弹壳。他把那颗子弹壳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北走了。
那年陈琳三十一岁。同时殉国的，还有十二名战友。阎占江、陈辉，从枪林弹雨里冲了出来，活了下来。
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一天。
第五章 追悼会
几天之后，涞涿县在某个村子里，为陈琳和牺牲的十二名战友举行了追悼大会。
四千多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武工队员，有堡垒户，有各村的百姓。陈琳的父亲来了，弟弟陈之骥来了，还有十一岁的陈桂英。她穿着白布孝衣，跟在爷爷身后，走进会场。
台上摆着陈琳的遗像，还有十二名战友的遗像。陈辉站在台上，推了推眼镜——他的眼镜碎了，换了一副旧的，镜片上有划痕。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他写给陈琳的祭诗：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他的声音在寒风里传开，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哑了。
念完诗，他站在台上，停了很久。台下的人都看着他，没有人说话。然后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话：
“陈琳同志没有走完的路，我们替他走。”
台下响起了哭声，也响起了掌声。
阎占江站在台下，手里攥着那把砍卷了刃的短刀，刀上还留着曾宪章的血。他低着头，没有说话。
追悼会结束之后，陈桂英走到县委书记面前。她满脸泪痕，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叔叔，我爸爸牺牲了，我要继承爸爸的遗志，打小日本、锄汉奸！”
县委书记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头，说：“好孩子，你爸爸给你取名桂英，就是想让你长大了成为像穆桂英那样的女英雄，保家卫国，不输男子汉！”
桂英又说：“我的妈妈被日伪军抓走了……”
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哽咽起来。县委书记安慰她说：“你的爸爸牺牲在了抗日战场，是了不起的英雄。你的妈妈多年来默默地支持他，做了大量工作，是抗战干部家属中的模范。平西抗日民主政府正在通过多种途径组织营救你的妈妈。”
桂英点了点头，擦了擦眼泪。
那天之后，她被爷爷带回了毛家屯。她继续上学，继续烧火做饭，继续喂鸡喂猪。她从来不哭。但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走到院门口，朝拒马河的方向看一眼。
河水还在流。北岸的毛家屯，只剩下她一个人望着河对岸了。
第三卷·河两岸
第一章 出狱
1945年春天，徐书林出狱了。
她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牢房里没有日历，她只能在墙上划道。划到后来，连她自己都数不清了。她只知道，有一天早上，看守打开牢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你走吧。”
她愣了一下，没有动。看守又说了一遍：“走啊。有人来接你。”
她扶着墙站起来。腿是软的，站了一会儿才站稳。她走出牢房，走过那条她走过无数遍的走廊，走过那扇她只在审讯时进出的铁门。铁门外面，停着一辆骡车，车上坐着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穿着一身灰布便衣。
男人跳下车，迎上来，叫了一声：“嫂子。”
她不认识他。但这一声“嫂子”，让她鼻子一酸。她点了点头，坐上了骡车。
骡车走了大半天，到了一个她不知道名字的村子。有人把她领进一户人家的院子，给她端了一碗热粥。她端着碗，手在抖。她喝了一口，烫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走过来，坐在她对面，轻声问她：“你是徐书林？”
她点头。
“陈琳同志的事……你知道了吗？”
徐书林手里的碗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那个女人。她没有说话，但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那个女人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陈琳同志在去年11月，牺牲了。他在马踏营河套牺牲的，就地安葬了。”
碗从徐书林手里滑落，掉在地上，碎了。粥洒了一地，冒着热气。她没有去捡，也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地上的碎碗片，很久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扶着门框，看着外面。
外面是1945年的春天。院子里的树已经抽了芽，阳光照在地上，暖洋洋的。她靠着门框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对那个女人说：
“他在哪儿？”
“马踏营河套。牺牲之后，就地安葬了。”
徐书林点了点头。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我要让他回家。”
那个女人愣了一下。
“他是涿县毛家屯人。他得埋在自家的地里。”徐书林说，“我要把他迁回毛家屯。”
女人看着她，点了点头。
几天之后，徐书林回到了毛家屯。组织上安排她回去处理迁葬的事。她推开院门的时候，院子里已经长满了草。灶房的烟囱是冷的，灶台上落了一层灰。她走到灶台前，伸手摸了摸那口铁锅的锅沿。铁锅凉透了，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锈。
她站在灶台前，站了很久。
邻居王婶从外面进来，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就红了。王婶走过来，拉住她的手，想说点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
徐书林问她：“桂英呢？”
“在学堂。她爷爷带着她。”
徐书林点了点头。她把灶台上的铁锅端下来，用干布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然后她蹲在灶前，从灶膛里掏出一把干草，引着火，添了几根柴。火慢慢烧起来，灶膛里亮了起来。她把锅放回去，添了一瓢水，等着水开。
王婶站在旁边，看着她做这些事，眼泪掉了下来。
徐书林没有哭。她只是烧火，烧水，擦灶台，收拾院子。她像一个离开家很久的人，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把每一件东西放回原处。
第二章 迁葬
几天之后，她去了一趟马踏营。
村北的河套地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土坟。坟上长满了荒草，坟前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三个字：陈琳墓。
她站在坟前，站了很久。风从拒马河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水的凉意。她没有哭。她蹲下身，把坟上的荒草一根一根拔掉。拔完了，她把手伸进土里，抓了一把土。土是凉的，粗糙的，带着一股潮湿的气味。
她把那把土攥在手里，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对着坟说了一句话：
“之骏，我来接你回家。”
她去找了马踏营村的几个壮汉。
“我要迁坟。”她说。
壮汉们看着她，没有人说话。
“我男人，陈琳。埋在你们村北的河套地里。我要把他迁回毛家屯。”
几个壮汉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年纪大的说：“嫂子，迁坟是大事。你一个女人家……”
“我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徐书林说，“我是来请你们帮忙的。他活着的时候，你们跟着他打过鬼子。他死了，你们总得帮他这一回。”
那个年纪大的壮汉看了她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
“行。明天一早，我们去。”
迁葬那天，是个阴天。
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风从拒马河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凉意。徐书林早早起了床，把桂英和桂珍托付给邻居王婶，自己跟着壮汉们去了马踏营。
壮汉们开始挖坟。铁锹插进土里，一下一下，发出沉闷的声响。徐书林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挖。土是湿的，粘在铁锹上，要用力才能甩掉。挖了半个多时辰，铁锹碰到了木头。棺材露出来了。
棺材比想象的要沉。几个壮汉用绳子捆住棺材，一起使劲，才把它从坑里抬了出来。棺材是薄木的，埋了将近一年，有些地方已经朽了，但整体还结实。
徐书林走过去，伸手摸了摸棺材盖。木头冰凉，粗糙，上面沾着泥土。她的手指在棺材盖上停了一会儿。
然后她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床旧棉被展开，铺在牛车上。又铺了一层干草。她让壮汉们把棺材抬上车，然后把棉被盖在棺材上，仔细掖好被角。
“走吧。”她说。
从马踏营到毛家屯，要过拒马河。牛车走到渡口的时候，天开始飘雨。雨不大，细细的，落在河面上，漾起一圈一圈的波纹。
渡船一次装不下牛车，要把棺材卸下来，分两趟运。徐书林站在南岸的渡口上，看着他们把棺材从牛车上抬下来，抬上渡船。
渡船很小，船身晃了一下，棺材跟着晃。她站在岸上，心跟着提了起来。她盯着那条船，看着船夫用竹篙一点一点地把船撑离岸边，往北岸划去。
河水是浑黄的，水流不急，但很深。船在水面上慢慢地走，划出一道浅浅的波纹。
她看着那条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陈之骏第一次从北岸渡河去南岸的那个秋夜。那天晚上，他也是坐一条船过的河。她站在北岸的渡口上，看着他上船。船夫用竹篙一点，小船悠悠地往南岸滑去。他站在船尾，回头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她记了十几年。
现在这条船上装的，是他的棺材。
她站在南岸，看着船到了北岸。几个壮汉在岸边等着，把棺材抬下船，放在地上。然后船又划回来，接第二趟。她上了第二趟船，过了河，跟在牛车后面，一步一步走回毛家屯。
到了毛家屯，天已经擦黑了。祖坟地在村北的一片土坡上，地势高，能看到拒马河。墓穴是白天就挖好的，在陈琳父母的坟旁边，留了一个位置。
徐书林站在墓穴边上，往下看了一眼。坑很深，四壁是潮湿的黄土，散发着一股泥土的气味。她蹲下身，把手伸进坑里，抓了一把土。土是凉的，粗糙的。她把那把土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几个壮汉把棺材从牛车上抬下来，用绳子兜着，慢慢放进墓穴里。棺材落底的时候，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徐书林站在上面，看着棺材稳稳地落在坑底。然后她蹲下身，往坑里撒了第一把土。
土落在棺材盖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填土吧。”她说。
壮汉们开始填土。一锹一锹的黄土盖上去，棺材渐渐看不见了。土堆慢慢隆起，越来越高。
徐书林站在旁边，看着那座新坟一点一点地成形。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双手交叠在身前，静静地看着。她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棵扎了深根的老树。
天彻底黑了。最后几锹土填完，坟堆成了。有人点了一盏马灯，挂在坟旁边的树枝上。昏黄的灯光照着新翻的黄土，照着一圈一圈的土印。
徐书林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是她事先准备好的。木牌上写着字，字是请隔壁村的先生写的，工工整整：
陈琳之墓
一九一三—一九四四
她把木牌插在坟前，用力按了按，让它站稳。然后她站起来，退后两步，看着那座坟。
风从拒马河上吹过来，把马灯的火苗吹得晃了晃。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帮忙的人说：“辛苦各位了。都回去歇着吧。”
壮汉们陆续散了。两个通讯员也走了。坟地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座坟。然后她蹲下身，把碑前的一小块土用手抚平。她做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针线活。
“之骏，”她说，“你到家了。”
她的声音很轻，被风吹散了。
她回到毛家屯的院子里，坐在灶前。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又添了一根。火光照亮了整个灶房。
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那是陈辉在追悼会上念的祭诗，后来被人抄下来，给了她。她不认字，但她认得那首诗。她把它折好，放进灶台旁边的墙洞里——那是陈琳以前藏东西的地方。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看着北边。北边是拒马河。河水还在流，哗哗地响着。
她站了很久。然后她转身回屋，把灶台上的锅端起来，用布又擦了一遍。
锅底干干净净的，能照见人影。她把它放回去，盖上锅盖。灶膛里的火还烧着，红红的火光映在灶台上，暖洋洋的。
她坐下来，靠在灶台边，闭上了眼睛。
拒马河的水声一直在响，不急不缓。她听着那水声，慢慢睡着了。
在梦里，她回到了1931年的秋天。那一年她二十六岁，嫁到毛家屯。陈之骏穿着半新蓝布长衫，站在院子里迎客，一脸腼腆。她迈进门槛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时候拒马河的水也是这么响着。
从西北的山里下来，经过毛家屯，经过马踏营，一直往东南流去。
河水不知道岸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岸上的人会经历什么。它只是流着。
第三章 归途
迁葬之后不久，组织上安排徐书林带着孩子去平西根据地的深山解放区。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把毛家屯的院子锁上，带着桂英和桂珍，离开了拒马河畔。
临走那天，她去祖坟地又看了一眼。她在陈琳的坟前放了一碗水。那是她从灶台上端来的，温的。她把碗放在碑前，说：“我走了。等安顿好了，再回来看你。”
她转过身，带着两个孩子，往南走了。
她没有回头。
到了根据地，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后勤。她烧火、做饭、缝补、照顾伤员，和以前在毛家屯做的事差不多，但这一次，她不是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她身边有同志、有组织、有安排。
她话不多。别人聊天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听着，手里不停地干活。有人问她以前在哪儿工作，她就说：“涿县。跟我男人一起打游击。”别人再问，她就不说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根据地。
那天，所有人都跑到山坡上欢呼。有人唱歌，有人喊口号，有人抱在一起哭。徐书林站在人群里，没有喊，没有唱，也没有哭。她只是站在山坡上，看着南边的方向。南边是涿县，是毛家屯，是拒马河，是陈琳的坟。
她站了很久。然后她转身下山，回到窑洞里，继续烧火做饭。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安排徐书林带着孩子回毛家屯。她走之前，后勤组的同志来送她。有人塞给她一包红糖，有人给了她一双新做的布鞋，有人抱着她哭了。她没有哭。她跟大家一一道别，说：“有机会再来。”然后她带着桂英和桂珍，坐上一辆牛车，往北走了。
牛车走了好几天，过了拒马河，到了毛家屯。她推开院门，院子里又长了一层新草。她蹲下身，开始拔草。桂英和桂珍在旁边帮忙。母女三个人拔了一下午，把院子收拾干净了。
那天晚上，她坐在灶前，烧火，做饭。灶膛里的火又亮了起来。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又添了一根。火光映在她脸上，她的表情是平静的。
她奉养公婆，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人。
长女陈桂英，1933年出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在军工企业工作，定居西安。次女陈桂珍，1939年出生，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在军工企业工作，定居合肥。
第四章 余生
1961年，徐书林离开毛家屯，搬到合肥，和次女陈桂珍一起生活。
她走的那天，把毛家屯的院子又打扫了一遍。灶台擦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她把陈琳留下的东西——那支驳壳枪的枪套、几页手写的笔记、一块旧怀表——用布包好，带在身边。其他的，都留在原处，锁上门，钥匙交给邻居，说：“帮我看着点。万一哪天有人回来，好有个地方落脚。”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回过毛家屯。
她在合肥住了四十多年。每天早起，烧水，做饭，扫院子。她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只喜欢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女儿们上班去了，她一个人在家，就翻那本旧相册。相册里有陈琳唯一的一张照片，是1938年入党时拍的，人年轻，眼神坚定。还有一张是徐书林自己晚年的照片，戴着一顶黑色线帽，头发全白了，面容平和。
她从不主动跟人提起陈琳。女儿们问起父亲，她就说几句，不多。她告诉她们：“你们父亲是个好人。他打鬼子，是为了让咱们过好日子。你们要记住他，但不要拿他当招牌。”
陈桂英后来回忆，母亲一生话少，但有一句话她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她问母亲：“娘，你恨不恨日本人？”
徐书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恨。但恨不能当日子过。你爹不在了，我得把你们养大。恨完了，日子还得往前走。”
晚年的徐书林，身体一直很好。她活到了九十多岁，还能自己做饭、洗衣、下楼散步。邻居们只知道她是个从河北来的老太太，不知道她年轻时经历过什么。她也不说。
2005年12月，徐书林在合肥病逝，享年一百岁。
她走的那天，合肥下着小雪。病房的窗外，雪花静静地落着。女儿陈桂英和陈桂珍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她的嘴唇微微翕动。陈桂英俯下身去听。
她听见母亲用极微弱的声音说：
“桂英……带你爸爸……回家……”
窗外的雪落下来，落在窗台上，无声无息。
尾声 拒马河畔
拒马河的水，从来没有停过。
它从涞源的山里下来，穿过涿县的土地，流过毛家屯，流过马踏营，流过横岐，一直往东南流去。它见过1931年的秋天，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背着行囊，站在北岸的渡口，回头看了一眼送他的新媳妇。它见过1938年的春天，那个少年变成了八路军战士，站在南岸的山坡上，对着河水说“替四万万中国人活”。它见过1943年的秋夜，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瓜棚下握着妻子的手，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
它见过1944年11月14日，横岐的河滩上，一个三十一岁的人倒在血泊里，再也没有起来。
它见过1945年的春天，一个女人站在北岸的土坡上，对着南岸的坟头说“我来接你回家”。
它见过2005年的冬天，那个女人的女儿站在合肥的病房里，握着母亲的手，听她说“带你爸爸回家”。
河水从南岸流到北岸，从北岸流到南岸。它不分南北，不分生死。它只是流着，从不回头。
就像那些在拒马河两岸打过仗、扛过枪、流过血、活过、爱过、死过的人。他们有的留下了名字，有的连名字都没有。但他们都在这条河的两岸，站过、跑过、拼过、守过。
拒马河的水，还在流。
（全书完）
附录
一、陈琳烈士年表
年份 事件
1913 出生，原名陈之骏，涿县毛家屯人
1924 11岁，考入涿县县城完全小学
1931 18岁，与徐书林结婚；九一八事变
1933 长女陈桂英出生
1935 一二·九运动，回乡宣传抗日
1936 任国民党涿县五区区长
1937 七七事变，涿县沦陷；拒绝南撤，拉起游击队
1938 投奔八路军，入党，改名陈琳；次女陈桂珍出生
1940 调入县政府任教育科长；王巍任涞涿县长；陈辉调来
1942 任涞涿四区区长；肖炳林任县大队大队长
1943 宁村挑帘战，击毙伪警备大队长曾宪章；瓜棚诀别
1944 徐书林被捕；横岐血战，壮烈牺牲，年31岁
二、徐书林生平年表
年份 事件
1905 出生，涿州市东城坊镇小马村人
1931 与陈之骏结婚
1933 长女陈桂英出生
1939 次女陈桂珍出生
1944 被日伪逮捕，狱中誓将牢底坐穿
1945 出狱，迁葬陈琳，去平西根据地
1945后 搬回毛家屯，奉养公婆，抚养女儿
1961 与女儿共同生活
2005 在合肥病逝，享年100岁
三、陈辉祭诗全文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四、主要人物
· 陈琳：原名陈之骏，涿县毛家屯人，1913—1944
· 徐书林：陈琳之妻，1905—2005
· 陈辉：湖南常德人，1920—1945，四区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神八路”
· 郑君：岐沟村人，1923年生，平西情报组组长
· 肖炳林：涿县北泽畔村人，1907—1981，县大队大队长
· 董一欧：涿县本地人，何灿联庄会文书，外号“董小个子”
· 王巍：涞涿动委会负责人，首任县长
· 阎占江：区武工队长
· 田继勇：涿县本地人，在松林店警察署做地下工作，后随日伪警备队开赴孙庄据点，争取了管吊桥的排长崔景瑞，为智取孙庄据点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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