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巷是安丘城最有名的巷子，巷西住的是张家，只有最北头住有几户姓李姓王的。张门是望族，民主人士张公制先生堂叔兄弟七人分家以前都住在这里，虽是同族近支，但功名家产差别很大。

张氏府宅大门在张家巷中部偏南，向东开门。城里南北大街上还有一座向西开的大门，门里一对大石狮子，人称“狮子大门”。张公制先生亲兄弟三人，先生排行老三。张老先生是“介”字辈，“公制”是字。他的大哥二哥都是前清进士，公制先生很年轻就中了举人，看来中进士是稳拿把掐的，不料到了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一些有眼光的大臣，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

清廷诏准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以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兴办新式学堂。科举废止了，公制先生的进士没考成。本来大门匾额已经规划好了的，题字“一门三进士”，因为公制先生是举人，差一个等级，匾额上就只能写“兄弟联芳”了，有点遗憾。这块匾额，红漆金字，立雕镶边，字迹凸于板面，红漆有些发黑，不知是年代久远红漆褪色还是规格要求如此。匾额大约八十厘米高，两米长，七八厘米厚，整体硬质实木，悬挂在门楣以上，略微向前倾斜，用四个造型别致的包金箔大铁钉，两托两挂，显得威严稳重，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前后还有。这么结实的“兄弟联芳”，后来的命运还是没有逃脱劈开当柴烧。

公制老先生的母亲太老夫人是属龙的，又是二月初二生日， “二月二龙抬头”，这样的生辰八字，注定了是大富大贵之命，但是太老夫人为人谦和，处事低调。

张氏叔伯七兄弟分家以后，公制先生依旧走东门，他的叔伯四兄弟只分了一套厅房和南北大街上的“狮子大门”。这位四爷脑子有点慢，街坊们背地里叫他“四嘲巴”，四爷虽然迟钝，但是人丁兴旺，五个儿子，个个有出息。

这个“狮子大门”还得多说几句。门前一对蹲着的大石狮子，一边一只，样子不太一样，都很威武但不可怕。迎面看过去，右边的一只，脚下踩了一个绣球，左边的一只，脚上趴了一只顽皮的小狮子。大狮子的脚下，是高高的方形基座，上面还刻了一块像是毯子一样的东西，四个角垂下来。狮子半张着嘴，嘴里含着一颗光溜溜的石头圆球，圆球能在嘴里来回滚，但是拿不出来，看来是整体雕刻的，那时候安丘城区有狮子的大门很多，唯独这家狮子大门特别，别人家的狮子都是摆在门外一边一个，这家狮子大门的一对狮子却放在里面，后腚紧贴着大木门两边的青砖门垛，看着怪怪的。

说明白这件事有点话长。

安丘城乡住户大门，一般有两种形式，小户人家垒一个“门楼子”（安丘土话，“门”读重音），为的是给木门遮雨，这种简易的门楼子现在农村偶尔可见。一般殷实人家盖一座“过道”（“过”读重音），现在时兴叫临街房，靠街的一面没有墙，往里一米左右安门，整个临街房被分成外小里大两部分，既能挡雨，又能在里面吃个饭乘个凉什么的，很实用。一般大一点的过道，人字形屋顶是由五根檩条支撑的，最上面的一根叫脊檩，前后坡面上的叫二檩，最下面的叫沿檩，平常

人家的大门门框是对着前坡二檩安设的，唯独狮子大门的门框，是对正脊檩安设的，官方说法叫“顶脊安门”，大门把过道分成了里外相等的两部分，里面的半间面积小了些，但是这种人家吃饭有饭厅，休息在书房，并不在意这一点点建筑面积的浪费。大石狮子就放在过道内、大门外。您可别小瞧这个看似别扭的设计，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没有相当级别的功名前程是万不可贸然使用的，否则便有犯上之嫌，要治罪的。这套“顶脊安门”的狮子大门宅子，原先是安丘辛侍郎家

的，“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级副部长，退休后，皇帝又送给他一个兵部尚书的头衔，他家有资格“顶脊安门”，后来辛家败落，这套房子卖给了张家，张家自觉级别不够，尽管是买的别人家的，也怕招惹麻烦，于是在石狮子外面又垒了一道墙，加了一个稍小的门，把石狮子遮挡在里面，对外声称叫“屋大门”。民国以后，前清的等级观念淡化了，这道墙又拆除了。

一九四九年、五〇年，新成立的安丘县政府，在狮子大门的四爷大院，建了一家发袋厂。这是安丘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比南关头的火柴厂还要早。里面有二三十名工人，多是年轻的家庭妇女，用简单机械，梳理长短头发，再用编织机织成袋子，不知道装什么用。一九五一年，发袋厂撤销，适逢大“镇反”，安丘监狱爆满，狮子大门里面的住户被撵出来，偏房厅房做了临时监狱，门口当兵的持枪把守，那时候监狱不管饭，犯人家属要按时送饭，门口守卫仔细检查后，把火柴等物品剔除，才给送进去，家属恳请说亲人要抽烟，警卫回说，监房里有不熄的香头，可以点烟的，可见那时监狱是不禁烟的。

张家巷的北头出口在城里东西大街，出巷口向西，隔两家住户，就是张家祠堂，门前竖了四根高大的旗杆，城里人便把这里叫“四根旗杆”。有的老人说是十根旗杆，当是把南北大街上的“进士第”、“十三宅”的旗杆都算上了。所谓旗杆，其实并不挂旗，只是一根又高又直的木杆，漆成黑红色，顶端镶一个锡制或木制的葫芦宝顶，宝顶下面是一个木制的、朝上开口的“升”的造型，“升”是旧时代量粮食的器具，取其“高升”之意。

张家巷南端出口在炭市街。炭市街东西走向，东段也有好多张姓人家，最有名的是安丘“小大门”，邻居乡里把“小大门”三字读成“小大门儿”，重音在“门”上，也和公制家同宗但不同支。这家的祖上曾显赫一时，康熙年间做过江南盐都御史，晒盐卖盐、官营私贩都归他管。这盐、铁二物，关乎国计民生，管盐的官儿历来都是肥缺，安丘人把这盐都御史之家尊为“盐院”。

旧官场无官不贪，这盐院大人也不能免俗，只是场面上自我标榜清廉，背地里索贿受贿就要另想高招。盐院大人用黄铜皮包裹了一块青砖，时人称为“金砖”，隔三差五在衙门影壁墙前竖立起来，公私盐商心领神会，哪个敢不把银钱送上来？安丘人也就有了一句俗语：“金砖一竖，银钱无数”。岂料有一次一时大意，金砖连续竖了半月，忘记了放倒，这下子苦了盐商，以为盐院要有大动作，只好咬牙上贡。此举惹恼了同僚，一本参下来，盐都御史落了个查办抄家，自此一蹶不振，此所谓“富不过三代”。熬到日伪时期，已是家徒四壁，炊烟难继，只落得沿街乞讨。后来侥幸得了同族过继财产，又成了财主，孰料好景不长，没几年成了被专政对象。穷富无常，命中注定，强求不得。

张家巷以西这一大片张家大院，一九五一年以后成了安丘中学的校舍，院内偏南有一座尖顶两层楼房，下层做了中学的储藏室，上层是学生宿舍。这座楼还真有些说头。安丘有个家喻户晓的典故，说“张家的钱淌出南门去了”，就是因这座楼房而起。据说，楼房竣工之时是五间，号称五凤楼，这在当时是犯上的。朝廷有人告发，皇老儿震怒，派钦差查办。张家京城密友飞马通报，张氏临阵不慌，组织人力连夜拆除两间。张家把铜钱源源运往南门口，路两旁一边一溜大笸箩，

满满全是铜钱。通告全城，凡搬运砖瓦渣土出城者，不拘仨砖页瓦，自己尽力抓铜钱一把，手大的占便宜，一趟一抓。于是乎，安丘城区居民倾巢而出，飞奔来往，天色微明，连拆带修加清理，收拾的清清爽爽。一晚上散去的铜钱如流水，真正的是淌出南门去了。天明钦差赶到，张家矢口否认，看看找不出破绽，又接了张家好处，于是顺轿回京复命。

此乃传说，真假莫考。话说这一栋楼房，盖得也真算气派。单说这房梁，大梁上面有立柱，立柱上面横二梁，具都是六七十厘米粗细的方木，刨磨粉漆，精雕细刻，人物花鸟，栩栩如生。看屋顶，方木椽条，薄砖敷面，不见一根苇箔秫秸，室内并无天棚，学生们躺在床板上看得清清楚楚。看外屋面，筒瓦起脊，宝顶神兽，十分气派。唯石砌楼梯附着于楼房西山墙以外，估计是仓促之间不得已而为。话说这神兽仙人，原本有两种材质，一琉璃，一土陶，琉璃神兽是皇室官家的专用品，官员住宅或土财主即便钱再多也只能用土陶神兽，否则要犯上坐牢。后来这里做过临时露天电影院，银幕就挂在楼后墙上，以后楼房大院先后做文化馆和新华书店，再后来一马路沿街扩建被拆除。

张家大院还有几座尖顶的双层楼房，木头楼板，走起来颤悠悠、咚咚响，后来安丘中学建立，底楼做了老师的办公室，上层做了女生宿舍。一九五五年，一位老师从他的床底铺地砖下挖出了三百块银元，一时轰动全校。

南北大街上狮子大门对面偏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胡同里的张姓人家与公制老先生族系更近一些，靠街的一家，出了两名进士，是亲弟兄两个，老大叫张堂，道光乙未年（1835年）中进士，做过四川岳池县知县，弟弟张堃，道光甲辰年（1844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为了侍候多病的母亲，辞官回籍。旧时习惯，往往以做过的官职作为这个人的代名词，因此这家人家就叫“岳池县”，这条胡同便被尊为“岳池县胡同”了。

知县家的北邻，也是张姓人家的房子，一九四八年前后做过国民党的什么机关，记得好像是警察局，经常有拖了红黑两色警棍的警察出出进进。大门内影壁墙上画了一个青天白日旗，院子里有一棵好大的杏树。新中国成立以后，青天白日旗改画成了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画像，做了新政权的什么机关，时间不长就搬家了。一九五一年，安丘中学建立，这里连同他的北邻直到人民路一片，成了安丘中学的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