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玉从尹玉峰《我讨厌饭圈》看体育精神的祛魅与救赎丨世界文学艺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

陈中玉从尹玉峰《我讨厌饭圈》看体育精神的祛魅与救赎丨世界文学艺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精华热点

2026-10-02 08:42:02 5619阅读

关注

现代诗：我讨厌饭圈

尹玉峰（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我讨厌饭圈，他们是球场边

窜出来的红眼野狗见谁咬谁

把欢呼的看台撕扯成

碎碎的纸片；他们是

屏幕后缩着的阴沟老鼠；偷摸扒

隐私，把别人的行程贱卖几文钱

我讨厌饭圈，他们是控评区

排排落坐的复读鹦鹉；翻来

覆去就那几句台词

真话全堵在喉咙眼

他们是榜单上拱肥的贪吃猪

刷空了钱包，把数字当尊严

我讨厌饭圈，他们是围堵机场

的炸毛疯猴；推搡路人、撞翻

行李箱，把公共通道当成

自家的后院，他们是躲在

暗处吐信的长舌蛇；造谣生事

把好好的运动员缠得呼哧带喘

我讨厌饭圈，好好的赛场，被

他们搅成了猴山；好好的热爱

被他们啃得连骨头渣都

不剩半两，成了动物们

撒野狂欢的烂泥潭；好好的看台

成了老鼠打洞的墙。他们是圈地

筑墙里的刺猬；把喜欢

的人裹在刺里，如果谁

多看一眼不同的方向，他们就

就竖起尖刺，扎得人遍体鳞伤

我讨厌饭圈，所有的撕咬全都由

资本助燃；资本从来就不用亲自

下场，只需要造一个“热爱”

的壳儿，往里面塞进榜单

打投、对立，就能够把普通人的

喜欢，自动跑成一条变现流水线

运动场上的汗渍泡进脏水湾

体育最金贵的那股纯粹劲儿

被啃烂，只剩资本躲在暗处数着钱

几代人攒下的看台热血全被糟践光

(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作家诗人）

何时还我纯粹劲，体育精神重放光

从尹玉峰《我讨厌饭圈》看体育精神的祛魅与救赎

作者：陈中玉

饭圈狂吠似疯獒，撕碎看台纸屑飘。

鼠窃隐私鬻市井，蛇吐谣言缠俊豪。

鹦鹉学舌真话堵，肥猪拱榜钱包掏。

刺猬筑墙囚所爱，猴山猴戏几时消？

——陈中玉《读尹玉峰〈我讨厌饭圈〉有感》

资本隐身幕后藏，热爱成壳作嫁裳。

打投流水钱如纸，反黑造谣舌似枪。

看台岂是猴山场，竞技原为人类光。

愿借清风扫浊雾，还我体坛一脉香。

——陈中玉《再读尹玉峰〈我讨厌饭圈〉有感》

玉峰先生的《我讨厌饭圈》以近乎暴烈的愤怒开篇，将饭圈文化比作红眼野狗、阴沟老鼠、复读鹦鹉、贪吃猪、炸毛疯猴、长舌蛇、刺猬——七种动物，七重隐喻，构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饭圈动物园”。然而，这首诗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情绪的宣泄。当诗人写道“好好的赛场，被他们搅成了猴山”“好好的热爱，被他们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半两”，他实际上是在为一个时代把脉：当“热爱”被异化为“献祭”，当“支持”被扭曲为“控制”，当“看台”被撕裂为“战场”，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干净的观赛环境，更是体育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感召力，是人与人之间基于尊重与欣赏而非占有与敌意的连接方式。

本文试图以这首诗为入口，完成一次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再到“救赎路径”的深度探索。文章将依次追问：饭圈文化从何而来？它如何入侵体育场域？资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最重要的是——在“几代人攒下的看台热血全被糟践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建体育精神的“纯粹”？这不仅是关于一首诗的解读，更是关于一个时代文化病症的诊断与疗方。

一、诗歌的“动物寓言”：七重隐喻与一个诊断体系

在进入文化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诗歌文本本身，审视尹玉峰如何以“动物寓言”的方式完成对饭圈文化的诗性诊断。这一诊断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随意的比喻堆砌，而是一个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的“病症图谱”。七种动物，构成了四个递进层次，每一层都是上一层逻辑的深化，每一层都揭示了饭圈文化的一个新面向。

第一层：暴力的显性化——“红眼野狗”与“炸毛疯猴”。诗的开篇即以“红眼野狗”定调：“他们是球场边／窜出来的红眼野狗见谁咬谁／把欢呼的看台撕扯成／碎碎的纸片”。这一意象的核心是“暴力”——“红眼”暗示非理性的亢奋，“野狗”暗示未被规训的攻击性，“见谁咬谁”暗示暴力的无差别性。而“炸毛疯猴”则进一步将暴力从“语言”推向“行动”：“围堵机场”“推搡路人”“撞翻行李箱”“把公共通道当成自家的后院”。从“野狗”到“疯猴”，暴力从“撕扯纸片”的象征性暴力升级为“推搡路人”的实体性暴力，从“球场边”蔓延到“机场”“公共通道”等更广泛的公共空间。这一层次的隐喻揭示了饭圈文化的第一个特征：对外施暴。

第二层：阴险的隐蔽化——“阴沟老鼠”与“长舌蛇”。如果说“野狗”和“疯猴”代表了饭圈暴力的“明面”，那么“阴沟老鼠”和“长舌蛇”则代表了其“暗面”。“阴沟老鼠”的行为是“偷摸扒隐私，把别人的行程贱卖几文钱”——这是暗处的、鬼祟的、以牟利为目的的侵犯。“长舌蛇”的行为是“躲在暗处吐信”“造谣生事，把好好的运动员缠得呼哧带喘”——这是阴险的、致命的、以毁灭为目的的攻击。从“老鼠”到“蛇”，饭圈暴力从“物质层面的侵犯”升级为“精神层面的绞杀”，从“谋财”升级为“害命”。这一层次的隐喻揭示了饭圈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暗中作恶。

第三层：机械的重复化——“复读鹦鹉”与“贪吃猪”。 “复读鹦鹉”的特征是“排排落坐”“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台词”“真话全堵在喉咙眼”——这是语言能力的退化，是思考能力的丧失，是主体性的空洞化。“贪吃猪”的特征是“榜单上拱肥”“刷空了钱包，把数字当尊严”——这是欲望的异化，是价值的颠倒，是将“数字”误认为“尊严”的认知错乱。从“鹦鹉”到“猪”，饭圈从“语言的机械重复”走向“欲望的无限膨胀”，从“不会说话”走向“不会思考”。这一层次的隐喻揭示了饭圈文化的第三个特征：自我异化。

第四层：封闭的刺猬化——“圈地筑墙里的刺猬”。诗的最后一层隐喻是“刺猬”：“把喜欢的人裹在刺里，如果谁／多看一眼不同的方向，他们就／竖起尖刺，扎得人遍体鳞伤”。这是饭圈文化的终极形态——“圈地筑墙”，将“喜欢的人”包裹在一个由“刺”构成的封闭空间中。“刺”既是“保护”，也是“囚禁”；既是“防御”，也是“攻击”。当“喜欢”变成“占有”，当“支持”变成“控制”，当“热爱”变成“囚禁”，饭圈就完成了从“情感共同体”到“情感集中营”的蜕变。这一层次的隐喻揭示了饭圈文化的第四个特征：囚禁所爱。

这七重隐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病症图谱”：从“对外施暴”到“暗中作恶”，从“自我异化”到“囚禁所爱”。尹玉峰以诗人的敏锐，完成了对饭圈文化的一次“诗性诊断”。而这种诊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是静态地罗列“饭圈有多坏”，而是动态地展示“饭圈如何一步步变坏”——从“咬人”到“偷窃”，从“造谣”到“复读”，从“贪吃”到“筑墙”，每一步都是前一步的深化，每一层都是上一层的升级。这一“递进式诊断”的文学功能在于：它让读者在阅读中经历了一次“从愤怒到窒息”的情感旅程——先是愤怒于“野狗咬人”，继而恶心于“老鼠偷窃”，再而悲哀于“鹦鹉复读”，最终窒息于“刺猬筑墙”。诗歌的力量，正来自这种“层层收紧”的情感节奏。

二、从“迷”到“圈”：饭圈文化的历史生成与三重异化

要理解尹玉峰诗中所描绘的饭圈乱象，我们必须回到饭圈文化的历史生成过程。“饭圈”并非凭空出现，它是“粉丝文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化形态。这一演变过程，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一次深刻的异化。

第一阶段：从“追星族”到“粉丝”——审美距离的消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追星族”尚处于相对朴素的状态——买磁带、看演唱会、收集海报，崇拜的对象是遥远的、被媒介中介化的偶像。这种崇拜虽然有时也显得狂热，但总体上仍保持着一种审美距离。粉丝与偶像之间，存在着一种基于作品或成就的“想象性关系”。正如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言，大众文化中的粉丝是“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他们从文化产品中生产出自己的意义与快感，而非被动地接受。然而，这种“主动性”在数字时代发生了质变——当“想象性关系”被“数据化关系”取代，粉丝对偶像的“欣赏”就变成了对“数据”的“生产”。这种“生产”不再是自由的、自发的、愉悦的，而是被平台逻辑所规训、被算法机制所引导的。费斯克所赞美的“主动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被“数据提取”的逻辑所收编——粉丝的“参与”不再是对文化产品的“创造性使用”，而是对平台流量的“免费性生产”。

第二阶段：从“粉丝”到“数据劳工”——情感的工具化。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饭圈”不再仅仅是“粉丝的圈子”，而是一套高度组织化、纪律化、数据化的运作体系。它有自己的话语规则（控评、打投、反黑、做数据）、有自己的组织架构（后援会、数据组、反黑组、文案组）、有自己的经济模式（集资、应援、周边）。在这个体系中，粉丝不再是单纯的欣赏者，而成为“数据劳工”——他们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为偶像创造流量、制造热度、争夺资源。而偶像，则从“被崇拜的对象”转变为“被运营的项目”。这一转变的核心，是“情感”被彻底工具化了：你不打投，你就不配说爱；你不控评，你就是在“白嫖”；你不反黑，你就是“对家派来的卧底”。情感不再是自由的、自发的、愉悦的，而是被迫的、焦虑的、充满敌意的。正如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所揭示的，当情感成为“商品”，当“感受”被“规则”所取代，“真诚”便成了最稀缺的资源。霍克希尔德所分析的“情感劳动”，原本指向的是服务行业中被要求“管理情感”的雇员——空乘人员必须“微笑”，护士必须“温柔”，心理咨询师必须“共情”。而在饭圈中，“情感劳动”被推向了一个更极端的形态：粉丝不仅被要求“管理情感”，更被要求“生产情感”——他们必须“热爱”偶像，必须“忠诚”于偶像，必须“愤怒”于“对家”。情感从“自发的”变成了“被要求的”，从“内在的”变成了“表演性的”，从“愉悦的”变成了“强迫的”。

第三阶段：从“数据劳工”到“情感战士”——主体性的献祭。在饭圈文化的最新发展阶段，粉丝不仅被要求“做数据”，还被要求“战斗”。控评、反黑、撕番、屠榜——这些行为将粉丝从“劳动者”进一步转化为“战士”。他们被教导要时刻警惕“对家”的“拉踩”，要随时准备“反黑”，要在“控评”中“碾压”对手。这种“战斗”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粉丝在“守护偶像”的名义下，自愿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判断、道德底线和公共责任。正如诗中所言，那些“复读鹦鹉”们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台词，“真话全堵在喉咙眼”。他们不是不会说真话，而是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因为“真话”在饭圈的逻辑中，就是对“自家”的“背叛”。从“数据劳工”到“情感战士”的转变，是饭圈异化的最高阶段——它不再仅仅剥削粉丝的“劳动”，而是征用粉丝的“人格”。粉丝不再是一个有独立判断力的主体，而成为饭圈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一阶段的“主体性献祭”，正是尹玉峰诗中“刺猬”意象的深层含义——粉丝不仅被“圈地筑墙”所囚禁，更在“战斗”的名义下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他们以为自己在“保护”偶像，实际上在“献祭”自己。

这三重异化的结果，就是尹玉峰诗中那个令人窒息的“饭圈动物园”。那些“红眼野狗”不是天生的，而是被“战斗”逻辑训练出来的；那些“阴沟老鼠”不是天生卑劣，而是被“数据至上”的逻辑逼到了暗处；那些“复读鹦鹉”不是天生愚蠢，而是被“控评”的纪律驯化成了发声机器。饭圈文化的本质，是一套将“人”转化为“工具”的精密装置——它将粉丝的情感转化为数据，将粉丝的忠诚转化为消费，将粉丝的认同转化为战斗。

三、体育场域的入侵：当“饭圈”啃噬“纯粹”

尹玉峰的诗之所以格外令人痛心，是因为它聚焦于体育领域——一个本应与饭圈文化最为绝缘的领域。然而，体育领域恰恰成为饭圈化最严重的灾区之一。这一“反差”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体育的“偶像化”趋势，为饭圈提供了“入口”。传统体育中，运动员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赛场上的表现——他跑得快、跳得高、赢得比赛，他就获得荣誉。然而，随着体育产业的商业化与娱乐化，运动员逐渐从“竞技者”转变为“偶像”。他们的商业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竞技成绩，更取决于“人设”“颜值”“话题度”。这一转变，使得运动员具备了被“饭圈化”的前提条件：他们不再是遥远的、被成就定义的人，而是可被“养成”、可被“投射”、可被“占有”的“偶像”。

社交媒体的“可视化”逻辑，为饭圈提供了“工具”。在传统媒体时代，观众与运动员之间的距离是由媒介中介的——你通过电视、报纸、广播了解运动员，这种了解是有限的、有距离的、有节制的。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运动员的私人生活被彻底“可视化”了——他们的行程被实时追踪，他们的私人照片被肆意传播，他们的情感生活被公开讨论。这种“可视化”消除了运动员与粉丝之间的“安全距离”，使得粉丝产生了一种“我可以接近他/她”的幻觉。而饭圈文化，正是利用这种幻觉，将“接近”变成了“骚扰”，将“关注”变成了“监控”。

体育产业的“娱乐化”转型，为饭圈提供了“动力”。当体育产业将“流量”作为核心资产，将“话题度”作为商业评估标准，它就不可避免地与饭圈逻辑合流。平台需要流量，媒体需要话题，赞助商需要曝光，运动员需要商业价值——这些需求共同构成了一个“饭圈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粉丝的“打投”“控评”“反黑”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理性选择”——因为它们确实能够为运动员带来商业利益，确实能够为平台带来流量，确实能够为资本带来回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尹玉峰诗中的那句“资本从来就不用亲自下场”，才显得如此深刻。

饭圈文化对体育场域的入侵，造成了三重伤害。第一重伤害是对运动员的。那些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运动员，下了赛场却要面对无孔不入的镜头、无穷无尽的骚扰、无中生有的谣言。他们的疲惫，不仅来自训练和比赛，更来自这种“被围观”的窒息感。诗中所言“把好好的运动员缠得呼哧带喘”，绝非夸张。第二重伤害是对观众的。看台本应是共同为精彩欢呼、共同为遗憾叹息的空间，然而饭圈化却将看台“撕扯成碎碎的纸片”，将“欢呼”变成了“控评”，将“共鸣”变成了“对立”。第三重伤害是对体育本身的。当体育最金贵的那股“纯粹劲儿”被啃烂，体育就不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而沦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干净的观赛环境，更是体育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感召力。

四、资本的隐身术：“热爱”如何被“跑成变现流水线”

尹玉峰诗中最深刻的一笔，是对资本的揭露：“所有的撕咬全都由资本助燃；资本从来就不用亲自下场，只需要造一个‘热爱’的壳儿。”这句话道破了饭圈文化的核心秘密——它不是简单的“粉丝素质低”，而是资本精心设计的“情感收割机”。

首先，资本通过“造壳”来制造“需求”。在传统模式下，一个运动员的成就取决于他的竞技表现。但在饭圈化的逻辑下，一个运动员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为“数据”。这些数据，看似是“粉丝的爱的证明”，实则是资本用来评估“运动员商业价值”的指标。粉丝越努力打投，运动员的数据就越好看，商业价值就越高，资本赚得就越多。而粉丝，则在这个过程中被训练成了“免费的数据工人”。资本不需要强迫你花钱，它只需要制造一个“你不得不花钱”的语境——当打榜成为“爱的证明”，当集资成为“忠诚的测试”，粉丝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热爱者”到“消费者”再到“劳动者”的三重转化。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所揭示的“数据提取”逻辑：平台不直接生产商品，而是通过“提取”用户的数据来创造价值。在饭圈中，粉丝的“打投”行为就是最典型的“数据提取”——粉丝付出了时间、精力、金钱，平台收获了流量、热度、利润。

其次，资本通过“制造对立”来维持“动力”。在饭圈文化中，“对家”“黑子”“批皮”是最常见的词汇。粉丝被教导要时刻警惕“对家”的“拉踩”，要随时准备“反黑”。这种“对立”看似是粉丝之间的“自发性冲突”，实则是资本刻意制造的结果。因为只有在对立中，粉丝才会更加投入、更加焦虑、更加愿意为“自家”花钱。没有对立，就没有打投的动力；没有焦虑，就没有集资的理由；没有敌意，就没有“反黑”的必要。资本不需要亲自下场撕咬，它只需要点燃“对立”的火种，粉丝们自己就会像“红眼野狗”一样互相撕咬——而资本，则在一旁收割着流量与金钱。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是资本最古老也最有效的统治术——它将潜在的“团结”转化为必然的“对立”，将可能的“公共”瓦解为可控的“私斗”。

最后，资本通过“隐身”来逃避“责任”。资本的最高明之处，在于它从不以“资本”的面目出现。它化身为“平台”“榜单”“超话”“应援”——这些看似中立的“工具”，实则是资本逻辑的载体。当粉丝在“打投”时，他们觉得自己在“为爱发电”；当粉丝在“控评”时，他们觉得自己在“守护偶像”；当粉丝在“反黑”时，他们觉得自己在“战斗”。他们不觉得自己在被剥削，反而觉得自己在“奉献”。这种“真诚”与“算计”的错位，正是饭圈文化最令人痛心之处。正如诗中所言，资本“躲在暗处数着钱”，而粉丝却在“明处”流着泪、流着汗、流着钱。资本隐身术的核心，是“责任”的转移——它让粉丝在“自愿”的名义下承担了所有“行动”的责任，却让自己在“中立”的名义下逃避了所有“设计”的责任。

五、救赎的可能：重建体育精神的“纯粹”

在愤怒与批判之后，我们必须追问：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当饭圈文化已经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体育领域，当资本的“变现流水线”已经如此高效地运转，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建体育精神的“纯粹”？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从“结构”而非“道德”入手，从“制度”而非“情感”入手，从“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入手。

第一，重新确立体育的“本体价值”，抵抗“数据至上”的逻辑。体育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流量，不是数据，不是商业价值，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它展现了人类身体的极限之美、意志的顽强之美、竞争的公平之美。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挥拍，都是对人类潜能的探索；观众在赛场上的每一次欢呼、每一次鼓掌、每一次落泪，都是对这种探索的共鸣。这种共鸣，不需要通过“打投”来证明，不需要通过“控评”来维护，不需要通过“反黑”来捍卫。要确立这种“本体价值”，就需要体育机构、媒体、教育系统共同努力，将“竞技表现”而非“数据流量”作为评价运动员的核心标准，将“观赛体验”而非“商业变现”作为组织赛事的核心目标。具体而言，体育机构应当建立以“竞技成绩”“体育精神”“社会贡献”为核心的运动员评价体系，而非以“微博转发量”“超话排名”“热搜次数”为指标；媒体应当将报道重心从“运动员私生活”转向“运动员竞技表现”，从“饭圈八卦”转向“体育精神”；教育系统应当将“体育观赛礼仪”纳入公民教育，培养“欣赏对手”“尊重裁判”“接受失败”的公共品格。

第二，重建“健康粉丝文化”的边界，划清“热爱”与“越界”的界限。热爱运动员，不等于占有运动员；支持运动员，不等于控制运动员。粉丝有权利欣赏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有权利表达对运动员的喜爱，但无权干涉运动员的私人生活，无权替运动员“选择”对手，无权以“爱”的名义实施暴力。要重建这种边界，就需要平台、媒体、体育机构共同制定规则、维护秩序。例如，平台应当禁止以“打投”“榜单”等方式诱导粉丝非理性消费；体育机构应当规范商业开发，拒绝以“数据”为唯一标准的商业评估；媒体应当承担公共责任，引导公众关注运动员的竞技表现而非“饭圈八卦”。更重要的是，粉丝群体自身也需要进行“自治”——建立健康的粉丝文化规范，抵制“控评”“反黑”“撕番”等饭圈恶习，让“热爱”回归“欣赏”的本源。这种“自治”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引导”的——体育机构、媒体、教育系统应当为粉丝提供“健康追星”的范式，让粉丝明白：真正的支持，是“尊重”而非“占有”；真正的热爱，是“欣赏”而非“控制”。

第三，打破资本的“隐身术”，让“变现流水线”暴露在阳光之下。资本躲在“热爱”的壳儿后面，享受着“自动跑起来”的变现红利。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让资本“现形”。这需要从三个层面入手：在技术层面，平台应当公开算法逻辑，接受社会监督，禁止利用算法诱导粉丝非理性消费；在制度层面，监管部门应当出台规范，明确平台、经纪公司、体育机构在粉丝文化中的责任边界，对“诱导打投”“制造对立”“侵犯隐私”等行为进行处罚；在文化层面，媒体和学术界应当加强对饭圈文化的批判性研究，揭示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异化机制，帮助公众建立理性的认知框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隐身术的核心是“责任转移”——它将“设计”的责任留给自己，将“行动”的责任推给粉丝。要打破这种隐身术，就必须“追溯责任”——当“打投”机制导致粉丝非理性消费时，平台应当承担“设计责任”；当“控评”机制导致网络暴力时，平台应当承担“管理责任”；当“反黑”机制导致造谣诽谤时，平台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只有当资本不再能够“隐身”，饭圈的“变现流水线”才会失去它的动力源。

第四，重建“看台文化”，让体育回归“公共性”。看台，本应是体育精神最集中的展示空间。在看台上，我们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年龄，共同为一次精彩的进攻欢呼，共同为一次遗憾的失误叹息。这种“共在”的体验，是体育最珍贵的礼物。然而，饭圈文化却将看台“撕扯成碎碎的纸片”。要重建看台文化，就需要我们重新学习“如何当一个观众”——学会欣赏对手，学会尊重裁判，学会接受失败，学会在“不同”中寻找“共同”。这不仅是观赛礼仪的问题，更是公民素养的问题。体育看台，应当成为培养公共精神、培育社会信任、训练理性对话的“微型公共空间”。当我们能够在看台上与“陌生人”一起为“对手”的精彩表现鼓掌时，我们就在实践一种超越饭圈逻辑的“共同体精神”。这种“共同体精神”，恰恰是饭圈文化最缺乏的——饭圈文化将“我们”与“他们”对立起来，将“支持”与“敌意”捆绑起来，将“热爱”与“仇恨”混淆起来。而看台文化则告诉我们：真正的“我们”，不是“同一阵营”的“我们”，而是“同一人类”的“我们”；真正的“支持”，不是“碾压对手”的“支持”，而是“欣赏卓越”的“支持”；真正的“热爱”，不是“占有偶像”的“热爱”，而是“尊重他者”的“热爱”。

结语：当“讨厌”成为一种“守护”

尹玉峰的《我讨厌饭圈》，以“讨厌”为情感基调，却处处透露出“守护”的深层渴望。他“讨厌”红眼野狗，是因为他“守护”纯粹的欢呼；他“讨厌”阴沟老鼠，是因为他“守护”运动员的隐私；他“讨厌”复读鹦鹉，是因为他“守护”真话的权利；他“讨厌”贪吃猪，是因为他“守护”热爱的本真；他“讨厌”炸毛疯猴，是因为他“守护”公共的秩序；他“讨厌”长舌蛇，是因为他“守护”清白的声誉；他“讨厌”刺猬，是因为他“守护”开放的心灵；他“讨厌”资本的“变现流水线”，是因为他“守护”体育的“纯粹”。

这种“讨厌”，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否定性”的守护。它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珍贵的，有些底线是不可逾越的，有些价值是必须捍卫的。当“热爱”被异化为“献祭”，当“支持”被扭曲为“控制”，当“看台”被撕裂为“战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说一声“我讨厌”。因为只有当我们敢于“讨厌”那些侵蚀体育精神的东西，我们才能真正“守护”那些值得珍视的东西。

体育，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它关乎人的身体，关乎人的意志，关乎人的尊严。当饭圈文化将运动员简化为“数据”，将观众简化为“流量”，将比赛简化为“战场”，它就是在否定“人”的丰富性、否定“体育”的多样性、否定“热爱”的纯粹性。尹玉峰的诗，是一声警钟，也是一声呐喊。它提醒我们：在资本的喧嚣中，在饭圈的撕咬中，在数据的洪流中，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讨厌”——讨厌那些异化的力量，讨厌那些功利的算计，讨厌那些暴力的“爱”。而这种“讨厌”，恰恰是我们“守护”体育精神的开始。

当看台上的欢呼再次响起，我希望那欢呼是纯粹的、自由的、充满敬意的。我希望那欢呼不是“控评”的口号，不是“打投”的呐喊，不是“反黑”的嘶吼，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人类潜能与意志之美而响起的掌声。那掌声，不需要“数据”来证明，不需要“榜单”来排名，不需要“资本”来变现。它只属于体育，属于运动员，属于每一个在看台上真诚欢呼的人。而这，或许就是尹玉峰诗中那个被“啃烂”的“纯粹劲儿”，在废墟中重新生长的可能。

因为真正的热爱，从来不需要“献祭”；真正的支持，从来不需要“控制”；真正的看台，从来不需要“战场”。而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来不需要“饭圈”来证明它的价值——它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看台上，在屏幕前，在生活中，以“人”的方式，去欣赏“人”的伟大。

2026年9月28日中玉写于雷州鹏庐书苑

尹玉峰：金砖国家国际艺术品数字产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I0—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国际书画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席、Ⅰ0—WGCA国际书画鉴定评估研究院副院长、Ⅰ0—WGCA国际书画首席鉴定专家、《世界诗人之眼》评论社首席至尊评论家、“国际乡村诗歌理事会” 终身名誉主席、世界文学艺苑总编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长、总编辑、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