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埂上的骑行

​ 周千山

      ​ 这些年，在城市买菜购物，也包括办其他事情，只要路程不是太远，又不赶时间，我总喜欢骑共享单车。骑在自行车上，又会找到当年的感觉。尽管车水马龙的街道，与山清水秀的乡村有着天壤之别。

​       70年代末，拥有一辆单车，而且骑行技术高超的人，在我和小朋友心目中，那一定是偶像般的存在。记得那时有一位公社干部驻扎在我家里，也就是当年流行的干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名叫刘欢喜，我们都叫他刘法官。刘法官是从部队转业的，经常骑一辆永久牌28大杠。尤其让我羡慕和敬佩的是，从沙石马路到我家有一段70来米长的窄窄的田埂，大家挑担子行走时都小心翼翼，生怕滑倒，而他却能在上面骑单车。

​       刘法官每次从马路上骑单车到我家，只要听见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我一定会跑到外面一直观看；他把单车停放在我家里后，我便会蹲下看好久，偶尔还会用手去转转车轮，摸摸车身。父母亲看见了就会说：“小孩子别多手，弄坏了赔不起。”那时候，一般人确实是买不起单车的，单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找对象流行“三大件”的说法，便是单车、手表、缝纫机。单车是排在第一位的。刘法官却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哪天叔叔有空了也教你骑单车。”我们一家人对刘法官都非常尊敬，只要他过来吃饭，妈妈一定会找家里最好的菜做，比如炒鸡蛋，炒腊猪头皮，蒸麸子肉；家里只有一张雕花牙床，放在最清静的里面房间，父亲便安排他住在那张床上。刘法官也特别喜欢我，有时还叫我过去跟他一起睡，给我讲了不少奇闻趣事；夏天还带我到水库里游泳，他当的是海军，蛙泳、蝶泳、自由泳的概念就是他告诉我的，之前我只知道手脚扑腾的狗刨式。后来，在我家门前的晒谷坪上，他果然教我骑了好多次单车。我坐在单车的坐垫上，双手抓着把手，刘法官抓着单车的货架，推着我往前走，教我如何踩脚踏、转方向。他身材高大，双手抓着车子货架，居然让刚学车的我感到非常平稳。

​       也许是没有单车上手的原因，直到刘法官离开我家，公社又安排了一名姓何的妇女主任住进来，我还是没有学会骑车。后来，隔壁二伯父的女婿每次来都是骑单车的，他总喜欢找我问这问那，我便请他教我骑单车。骑了几回，我便可以不用别人扶了，上下车也不会摔倒。上高中的时候，县城里的同学有很多是骑单车上下学的，关系好的便借给我在学校的大操场上骑，偶尔也会在人少车少的马路上骑行，慢慢地便可以单独上路了。刚刚学会的那阵，车瘾特别大，只要有可能我便会骑车。有一次，我还用单车带着二姐从县城回乡下的家。下坡的时候，姐姐见我的车速快，没有叫我便跳了下去，结果没站稳摔了一跤，好在没有受伤。不过，那时骑的自行车都是找亲戚和同学借的。

​       高考后，我便离开家乡到了外地上学。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生，经济拮据，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很少外出，骑单车的热情也就慢慢降温了。参加工作后，我又有了对单车的迫切需求。乡镇政府的工作，大多是下村入户。我联系的村离镇政府有七八里路，每天都是早上去，下午回。有时晚上开会或者处理问题，也会在村支部书记家里住一晚。碰到镇里有事或者开会，接到电话就要马上赶回镇里。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多，而且人也辛苦，有一部单车就会方便很多。于是，我便开始准备购买一辆单车。

​       那时候市场经济才刚萌芽，单车仍然是凭票供应，而且票还非常紧缺。好在哥哥在市煤炭主管部门工作，也有给煤炭供应批条子的职能，他便给我弄了一张永久牌单车的票。接下来便是准备钱。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只有41元，而一辆永久牌单车需要160元。我是刚刚从农村出来工作的，除了吃饭，还要购置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基本上没有存什么钱。已经参加工作了，又不好向农村的父母伸手，我便找到在农村信用社做代办员的二姐夫，借贷了100元钱。有了钱和票，我便到县百货公司选购了一辆心心念念的永久牌28大杠，这种车牢实而且还能带个人或者载点货，非常适合在乡村使用。当我把车龙头上缠了一个大红花的自行车骑进镇政府院子时，在家的镇干部都过来看热闹，除了啧啧称赞，便是笑我请客。那感觉，真有点像今天的人提了一台崭新的宝马、奔驰一样自豪。

      ​ 有了自行车，下村就方便多了。有时清早到村里，处理完事情，还可以赶回镇食堂吃中饭，下午又可以去另外一个村。减轻了村里接待吃饭的负担尚在其次，重要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因为争菜土，两个农妇清早就发生了纠纷，双方抓脸扯头发，都有些皮外伤。回到家里，两个人便分别给在镇上做生意或打工的儿子、外甥等亲人打电话求援，一场更大的冲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接到村支书的电话，我骑上单车便以最快的速度往出事地点赶。在两家的大队人马还没有到家之前，我抢先做好了两位农妇及其丈夫的工作。等到年轻人回来的时候，老人们的火气也已经降温了，我在做调解工作的时候，老人们还开始帮着我说话，气冲冲的年轻人也都谅解了对方，一场更大的冲突便提前化解于无形了。县里把我这种及时调处民事纠纷的方法，总结为“处早，处小，处了”，并推荐到省市专门会议上介绍经验。那时，县政府大院的围墙上有一个县委县政府办的宣传橱窗，有一次展出了我调解民事纠纷的事迹，里面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车把手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小提包。我自己没有看到，在县城工作的姐姐看到后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出差到县城时，专门赶过去看了看，觉得还真与自己有些相似。

​       80年代，乡村的路况大都很差，下村入户经常要走田埂。一般的人在田埂上都会下车，用手推着自行车走。而我却喜欢在田埂上骑行，因为当年的刘法官已经给我做出了榜样。在狭窄的田埂上骑行，眼睛要稍微看得远一点，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尤其是在过联通稻田的过水口子时，一定要提前减速，做好准备。等自行车靠近缺口时，双手迅速用力提起车龙头，惯性让前轮跳过缺口落到路面时，身体随即前倾，全身的重量也通过双手压到了前轮上。紧接着以脚踏为支点，身体迅速上抬，后轮也紧跟着跳了过去。技术熟练后，车子越过任何一个缺口或者障碍物，人都感觉不到颠簸。一套本来紧张惊险的动作，却在全身的协调配合下，变成了一种运动式的享受。每次过完缺口，我都会长长地吁一口气，并不断总结短暂的动作中，有哪些过失和不当。在潺潺的流水声和鸟语花香陪伴下，田埂上的骑行，就像欣赏一副山水画长卷，又像听一曲天籁之音，从未感觉到疲劳和紧张，反而成了一件极具诗情画意的事情。

​        我特别喜欢骑行翻过山脊后的下坡路，速度快还省力。尤其是链条不用带动齿轮而处于静止状态时，轴承和齿轮发出的“丝丝丝丝”声，总是那么悦耳动听。为了让声音更响亮，有时我还会故意踩住脚踏快速反转。上坡路只要不是太陡，我总会使劲骑上去，很少下来推着车子走。记得当时从镇政府门前的小路到县道，有一个一公里多长的陡坡，叫黄土岭，之前镇里只有周副书记可以骑上去。周书记身材高大，有一身的力气。那时正在热播电影《武林志》，里面的俄国大力士达德洛夫，虽然被我国的武林高手东方旭给打败了，但他高大有力的形象，仍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镇里及镇外认识周书记的人，便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达德洛夫。我买了自行车后，便成了第二个可以骑上去的人。而且很多时候我骑行走的都是直线，不像他要走“之”字形路。其实，骑上坡路也不完全是靠蛮力，双手抓着龙头向上用劲，手的力道便通过腰传到双腿，蹬车的劲自然大了一倍，人也不会觉得特别费力。有时从镇里回老家休假，20来公里的路程，包括县道——洪河公路，以及从县城到老家的山路，路窄坡陡弯多，我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来回。可能是因为骑得多，加之上坡用力过大的原因，我的那么结实的品牌自行车，连接脚踏与中轴的不绣钢曲柄，也因弯曲变形而更换过两次。

​       在镇里工作三年多时间，我与那辆永久牌28大杠形影不离，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单车坐垫下，我总放着一块纯棉的干净毛巾，一有空便把车身擦得一尘不染，尤其是钢圈和钢丝，骑行时白光闪闪，总能给人新车的视觉效果。连擦车的毛巾，似乎也比很多人的洗脸洗澡毛巾还要干净。骑行时碰上突然下雨，回到家，我连头和脸都来不及擦，首先便是把单车上的雨水擦掉。

      ​ 调到市里工作时，我用旧布包扎好后又把它带到了市里。那时自行车还可以载人，爱人在货架上坐过，女儿也在前面的大梁上坐过。印象最深的是，妻子坐在后面货架上，总喜欢用双手抱着我的腰。上坡时，妻子把身体往前贴紧，似乎在为我加油。我也顿时感到有了力量。平时一个人骑都吃力，这时往往能轻轻松松的骑上去。最有趣的是，三四岁的女儿坐在前面，最喜欢读街道上的标语。有一次把施工围挡上的“文明施工”读成了“文明肥工”，我们一直笑了好久。从此，她对不认识的字再也不随便读了。

​       因为自行车珍贵，那些年在市里丢车的人也多。为了防止被盗，我除了在公安部门打了钢印外，还请工匠用錾子在车架中间的钢梁上凿刻了自己的名字。除了购车时就在坐垫下安装了一把车锁外，我还和很多人一样购买了一条链子锁，停车时就把车轮锁在铁栏杆或其他固定物上。估计是惦记的人多，不到一年时间终究还是丢了。刚丢车的那十来天，我就像丢了魂一样，吃不好，睡不安。晚上梦到单车又找到了的时候，人就会笑醒来。醒来才知道不过是一场梦，便又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因为工作环境不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辆26寸的轻便型凤凰牌自行车，结果时间不长又丢了。再后来，我干脆只买二手自行车。记忆中，从参加工作开始，前十多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单车。而且，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单车也是全国人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城市道路两旁的非机动车道，自行车密密麻麻，就像从不断流的小溪；在乡村，有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自行车的铃声。从单车的数量上看，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交通工具的升级换代，似乎成了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标志。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是电动单车时髦了一阵子。紧接着，摩托车便越来越普及了。经济条件好的年轻人，都以拥有一辆本田、雅马哈、铃木牌摩托车为荣；条件差一点的，也一定会购一辆嘉陵或南方牌摩托车。到90年代末，小汽车便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刚开始，通过走私渠道，一大批右舵车在国内悄然出现。之后才是北京吉普、上海、桑塔纳等国产车，还有丰田、本田、三菱、伏尔加、标志等五花八门的进口车。我因为两口子都有工作，自然也赶上了换车的潮流，先后购买过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但最难忘的，始终还是那辆高大笨重的永久牌自行车。

​       始终忘不了一辆自行车的，一定不是我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记忆。只不过，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记忆重点。喜欢阅读的人，经常可以在报刊或者平台上，读到上了年纪的人对自行车的回忆。有人写的是丢了多少台自行车，有人写的是购车的不易，也有人写借自行车去女朋友家上门，还有人写年轻时骑自行车比赛的刺激经历等等。很多文章，读起来都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现在看来，一辆自行车已经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了，但在当时，它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容小觑的。记得那时候，县里为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万元户的奖励，便是一辆扎着大红花的自行车。小小的自行车，用它独特的语言告诉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一种新工具的发明，只要是给人类进步带来过实实在在好处的，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都会在历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便是已经被更新的技术、更先进的工具取代很久了，又或是享受过那种利好的人已经不在了，但文字的记录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依然会让它历久弥新。

​       上了年纪后，我基本上不再骑摩托车、电动车了，连小车也很少开。不仅仅是因为怕骑摩托车不安全，开小车难找地方停车，更重要的是城市里到处是共享单车，用车、停车都很方便，而且按使用时间收费，费用还极为便宜。掏出手机用微信扫一扫，车子便自动开锁；骑完后在停车点停车后点一下还车，借车用车还车过程就完成了，用不着把车子推进家里，尤其是扛着上楼。

​       尽管共享单车的职能与过去的自行车已经大不相同了，出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小，锻炼身体的功能反而越来越突出。看到尤其是骑上它，我往往会想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很多的知名企业都开始主导运营共享单车。大街小巷上，以黄、绿为主色调的共享单车，一月月、一年年在增加；扫码骑车的人，甚至还有些办了年卡月卡，在非机动车道上与他们一同前行，心里居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应该说，与劳动异曲同工的骑车运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内在需求。可以预见，这种符合人性的本质要求，也契合环保节能发展方向的简单的交通工具，前景一定会一片光明。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还能省钱的因素。

作者，周千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诗刊》《芙蓉》《长江文艺》《鸭绿江》《奔流》《读者》和《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湖南日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600余篇（首）。

原载《中原文学》2026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