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
作者:心如大海
主播:红嫂
第五卷•最后的火种
第四章·七十三年的路
陈翰章倒下去之后,日军把他的头颅割了下来。刀口很利,一刀就分开了。他们把头颅装进一个木匣子里,带走了,只把遗体留在雪地里。天快黑了,沟里的风开始大起来,吹在遗体上,把棉袄上的血吹干了,硬邦邦的,像一层暗红色的壳。日军把陈翰章的遗体装进了一口铁皮棺材,运回了敦化半截河屯。铁皮棺材是白铁皮打的,薄薄的,边角粗糙,割手。棺材盖没有钉死,只是合上,用铁丝捆了两道。他们要把这具遗体游街示众,让老百姓看看跟日本人作对的下场。棺材从村口推到村尾,从村尾推到村口,街上站满了人,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捂住了嘴,有人偷偷攥紧了拳头。他的父亲陈海站在人群里。他六七十岁了,腰弯了,头发白了。他看着那口白铁皮的棺材从他面前推过去,没有哭,也没有喊。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念叨什么。旁边的人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可他念叨了很久。棺材在街上推了三圈之后被扔在了村口的一块空地上。陈海和乡亲们趁着天黑,把棺材抬走了,在屯前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地方,挖了一个坑,把棺材放了进去。没有墓碑,没有记号,只是堆了一个小小的土包。土包上压了几块石头,怕被野狗刨开。陈海跪在那个土包前面跪了半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回了家。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那个土包的位置。可他自己记得。他以后每年都去那个地方坐一会儿。坐在土包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
那颗头颅被日军带到了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他们把它泡进了一个玻璃缸里,缸里装满了福尔马林药水,用蜡封住了口,贴上了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两个字——"三江好"。那是陈翰章的代号。玻璃缸被送到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课,放在一个隐秘的侧室的橱柜里。陈翰章的头颅旁边,还有另一个玻璃缸——里面泡着的是杨靖宇的头颅。杨靖宇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牺牲的,比陈翰章早了不到十个月。日军把杨靖宇的头颅砍下来之后,同样用福尔马林泡在玻璃缸里,同样贴了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的是"杨靖宇"三个字——他们连代号都懒得取了,因为那个名字本身已经足够让他们害怕。两颗头颅,两个玻璃缸,并排放在橱柜里。一颗来自南满的密营深处,一颗来自镜泊湖的小湾沟。两个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面,隔着一千多里的山路和日军的封锁线。可他们死后,头碰着头,隔着玻璃壁,在药水里面对面地泡着。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药水换了一次又一次,可玻璃缸一直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里。陈翰章的家人在山坡上的土包旁边等着,等了一年又一年,没有等到任何消息。陈海临死前把儿子鄢成叫到跟前,说了一句话:"找到你舅的头,让他身首合一。"鄢成点了点头。陈海闭上了眼睛。他等了一辈子,没有等到。杨靖宇的家人在河南确山也在等。他的妻子郭莲在他离家之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受尽苦难。她死的时候也不知道丈夫的下落。两个孩子后来被组织找到,才知道父亲早已牺牲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被接收了,所有的器械、药品、医学标本,都被国民党长春医学院接收了。医学院因为战事停课了,院子里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骑兵旅。那些玻璃缸被堆在解剖研究室的一个角落里,落了灰,没有人过问。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长春地下工作组接到了一个任务——找到杨靖宇和陈翰章的头颅。派去执行任务的人叫刘亚光,医生出身,地下党员。他打入了国民党军的卫生队,借着医生的身份在医学院里进出。他找了好几个月,翻遍了所有的房间和仓库。有一天他找到了一个隐秘的侧室,里面有一个大橱柜,陈列的玻璃罐里装满了人的内脏标本。他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看到了两个特别的罐子——里面泡着的是头颅。罐子上贴着标签,一张写着"杨靖宇",一张写着"三江好"。刘亚光站在那两个罐子前面站了很久。他看见了杨靖宇——浓眉,方脸,即使泡了多年药水,面容依然能辨认出来。那是他在照片上见过无数次的轮廓。他又看了一眼陈翰章——年轻的、瘦削的、紧闭着双眼的脸。两颗头颅隔着玻璃缸,像是还在互相望着。他退出去,把门关上,去报告了组织。组织做了周密的安排。刘亚光开始接近负责看守器械室的警察曹如超,时不时给他断粮的家里送些粮食。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刘亚光借机配好了器械室的钥匙。一天夜里,他借口给曹如超送高粱米,让他赶紧送回家去。曹如超走了。刘亚光用钥匙打开了侧室的门,把那两个玻璃缸搬出来,装上了一辆雇来的车,以"拉显微镜和医疗器材"为名,运出了医学院。两颗头颅被一起运了出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派了六名战士护送陈翰章的头颅乘专列返回哈尔滨。车厢里只有一个木箱,木箱里是那个玻璃缸。六名战士轮流守着那个木箱,寸步不离。火车到了哈尔滨之后,头颅被交给了松江军区政治部。他们检查了玻璃缸,更换了浸泡的药水。第二天,陈翰章的头颅被安放在了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又被安放在了哈尔滨烈士陵园。而杨靖宇的头颅,被送到了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在馆里陈列了很久。一九五七年,经中央批准,杨靖宇的头颅被迎回吉林通化。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杨靖宇殉国十八周年纪念日,他的头颅与遗骨在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合葬。那一天,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跪在父亲的棺前失声痛哭。他等了十八年,等到了父亲的头颅。头颅泡在药水里已经十八年了,可那个轮廓他认得——那是他小时候在河南确山的老屋里见过的脸。陈翰章的头颅在哈尔滨安放了五十八年。每年的清明节,有人来扫墓,有人献花。可墓碑下面埋着的只是一颗头颅。身体还在敦化那个山坡上的土包里,隔着一千多里地。敦化的人没有忘记他。他的出生地改名叫了翰章乡,当地中学改名叫了翰章中学。市里立了五座他的塑像。可那些塑像下面都没有身体。每一座塑像都只是一个象征。真正的身体还在那个没有墓碑的土包里。

二零一一年,敦化市决定重建陈翰章将军陵园,恭请将军头颅回乡安葬。全市党政军民各界踊跃捐款,几个月就募捐了一百多万元。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准了《关于恭请陈翰章将军头颅回家乡遗体合葬的请示》。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敦化市派出四十六人的迎请队伍前往哈尔滨。陈翰章的外甥鄢成也在队伍里。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陈翰章年轻时的样子,穿着军装,抿着嘴,眼睛很亮。他在车上一直没有说话。旁边的人问他紧不紧张,他说:"等了七十三年了。"四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哈尔滨烈士陵园。陈翰章将军的墓前站了四百五十多人。横幅上写着"抗日英雄永垂不朽,民族精神铭传百世"。哈尔滨市的领导讲了话,敦化市的领导也讲了话。讲话的时候风很大,把横幅吹得哗哗响。八时五十分,哈尔滨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将一个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颅骨郑重地移交给了敦化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颅骨很小,包在党旗里,双手捧着。鄢成站在旁边,他没有哭。他的嘴唇在抖,可他一直抿着,抿得紧紧的。交接完毕之后,颅骨被送上了灵车。灵车缓缓驶出哈尔滨烈士陵园,驶上了回家的路。警车开道,护卫车队跟在后面。灵车路过尚志的时候,路过海林的时候,路过宁安的时候——那些都是陈翰章打过仗的地方。路两边有人站着,有人鞠躬,有人举着白花。当天下午十四时四十五分,灵车驶进了敦化市雁鸣湖畔。那是敦化与黑龙江交界的地方。湖畔站满了人——三百多人,胸戴白花。有人在哭,有人在喊"将军回来了",有人只是站着,看着灵车缓缓驶过。灵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卧龙山公墓。头颅暂时安放在那里,等待陵园竣工。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陈翰章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陈翰章烈士陵园竣工了,投资两千万元,占地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平方米。陵园里有碑林、有纪念塔、有烈士墓区、有绿化区。那天举行了身首合葬仪式。覆盖着党旗的颅骨被从卧龙山公墓取出,送到了陵园的墓穴前。墓穴已经挖好了,石棺是密封的。颅骨放进了石棺里,石棺合上了。山坡上的那个土包被打开了,白铁皮的棺材已经锈烂了,里面的遗骨被移了出来,放进了同一口石棺里。身与首,隔了七十三年,终于合在了一起。石棺封口的时候,鄢成站在旁边。他父亲临死前交代他的那句话——"找到你舅的头,让他身首合一"——他做到了。他站在那里,这一次他没有抿嘴唇。他哭了。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直往下淌。陵园里种了松树和柏树,绿油油的。风从山坡上吹下来,穿过树枝,发出细碎的声响。陵园入口处立着一块碑,碑上刻着一行字——"陈翰章将军永垂不朽"。碑是花岗岩的,很重,很稳,风吹不动,雨打不动。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到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整整七十三年。七十三年里,那颗头颅泡在福尔马林里,存放在玻璃缸里,放在橱柜里,放在纪念馆里,放在烈士陵园里。它走过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可它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而在通化的杨靖宇烈士陵园里,另一颗头颅早在五十五年前就已经合葬了。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杨靖宇的头颅与遗骨合葬的那一天,通化万人空巷。他等了十八年。陈翰章等了七十三年。两颗头颅在长春医学院的那个橱柜里并排放了几年,后来又分开了,各自走上了回家的路。一条路通到通化,一条路通到敦化。两条路的方向不一样,可终点是一样的——回家。两颗头颅,两个名字,两条归途。一个等了十八年,一个等了七十三年。可他们都回来了。风从长白山吹过来,吹过通化的陵园,吹过敦化的陵园。松树在风里摇着。那些名字刻在石碑上,风在石碑上面吹着,呜呜地响,像是什么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它回来了。敦化的山上,松树在风里摇着。山坡上那个小小的土包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大的陵园。陵园里每天有人来,有人献花,有人鞠躬,有人站在那里看着墓碑上的字沉默不语。墓碑上写着陈翰章的名字,写着他的生卒年月——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到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八日。他活了二十七年。可他走了七十三年才回到家。那七十三年里,有人在等他。现在不用等了。通化那边,也有人在等。杨靖宇等了十八年,也等到了。两颗头颅都回来了。他们的身体在各自的陵园里,安安静静地躺着。山上风大,吹着松树哗哗响。可他们的身子底下是中国的土。他们躺在中国的地里,再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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