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布鲁》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第一卷 南洋
第二卷 延安
第三卷 广州
第四卷 狱与劳改
尾声
序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沈阳北郊一声爆炸。
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被炸开一道口子。日本关东军说是中国军队干的，炮轰北大营。三个月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中国北方的地图被撕开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在此后十四年里不断扩大，直到把整个国家吞进去。
消息往南传。过了山海关，过了黄河，过了长江。传到南京，传到上海，传到广州。报纸在印，学生在喊，政府在开会。喊完了，开完了，口子还在。
再往南，过了南海，有一片被英国人统治了近百年的土地——马来亚。
英国人在这里开了几千个橡胶种植园。橡胶是白色的金子。园主住在带凉台的洋房里，工人住在亚答屋里。种胶的人不是英国人，是华工和印度人。华工从福建、广东、海南来，印度人从泰米尔纳德来。他们各有各的苦，但苦的形状不一样。
殖民政府知道怎么管这块地方。
他们的办法是分而治之。马来人种田，华人开矿经商割胶，印度人在种植园和铁路干活。三个族群，三种语言，三套学校，三个居住区。彼此不通婚，不来往，不合作。有矛盾，找各自的头人；有纠纷，上英国人的法庭。英国人站在中间，左手压着马来人的苏丹，右手扶着华人的甲必丹，脚踩着印度人的苦力。
他们还知道怎么对付麻烦。
不用审判，不用起诉。警察抓了人，关一阵子，总督签一纸驱逐令，送上船，永远不许回来。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被驱逐出马来亚的华人政治犯超过三千人。三千人，就是三千个家庭，就是三千根被拔掉的钉子。
但钉子是拔不完的。
有拔掉的，就有新钉进去的。
一九二八年，马来亚共产党在柔佛州的活动还很小。小到殖民政府的政治部在报告里只写了一句话：“华人劳工中有一小撮受共产国际煽动者，活动范围限于柔佛州北部橡胶园及新山码头一带，尚未构成实质威胁。”
“一小撮”这三个字，写报告的人不会想到，四年后会有一个独臂的人从这“一小撮”里走出来，一直走到延安，走到广州，走到毛泽东面前，被毛泽东亲口叫作“福尔摩斯”。
那时候，连布鲁自己都不知道。
第一卷 南洋
第一章 卢茂焕
他叫卢茂焕，一九〇九年生在海南琼海。家里打鱼。父亲有一艘小船，母亲补网。他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出海，天不亮就走，回来时太阳已经偏西。船舱里堆着鱼，腥味洗不掉。父亲说，腥味就是命。
一九二六年，他十七岁，跟着同乡下了南洋。船走了七天七夜。他在底舱吐了三天，第四天开始不吐了，开始看人。
底舱里挤着几十个去南洋的华工，有福建人，有广东人，有海南人。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但眼睛里是同一种东西——怕，和不怕。有人哭，有人骂，有人一声不吭。卢茂焕蹲在角落里，背靠着船板。船身一晃一晃，他的心也跟着晃。
他落在马来亚柔佛州。先在橡胶园割胶。天不亮就起来，摸黑走进胶林，一刀一刀割。白浆流出来，接在碗里，像眼泪。一天割几百棵树，腰弯得直不起来。割完胶，再去收胶，把一碗一碗的白浆倒进桶里，挑去收胶站。
收胶站的人拿秤一称，报个数，记在账上。月底结钱，扣掉伙食、住宿、工具磨损，到手的不多。
收胶站的人说马来话，偶尔说福建话。胶工里福建人最多，广东人次之，海南人最少。工头姓黄，福建人，脸上有一道疤，从左眉划到右颧骨。他挑人不看力气，看眼色。谁老实，谁滑头，谁家里有病人，谁欠了赌债，他都清楚。他挑那些家里有病人的——这些人不敢闹事，怕丢了工。
卢茂焕不抱怨。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收工了也不说话。工友觉得他闷。他不闷。他在看。
他看收胶站的人怎么记账。一本账本，左边写斤两，右边写单价，下面写总数。收胶站的人写字很慢，一边写一边咂嘴。有时候胶工说斤两不对，他就把账本一合，说：“不信你自己称。”胶工不识字，只能认了。
后来他不割胶了。他去了码头。
码头在柔佛州首府新山旁边，叫丹戎帕加。那里有一条很长的栈桥伸进海里，货船停在栈桥边，卸货装货。栈桥上是铁轨，推车在上面走，轰隆轰隆地响。栈桥下面挤满了舢板和小船，渔夫和搬运工混在一起，吵吵嚷嚷。
卢茂焕在码头上扛包。一包橡胶五十公斤，一包锡一百公斤，一包大米八十公斤。扛一包，走一段，放下，再回来扛。一天扛多少包，记在工头的本子上。月底结钱，扣掉伙食费、住宿费、工具磨损费，剩下的寄回老家。
码头上的人比橡胶园复杂。
有工头。工头管着几十个扛包的。谁能上工，谁不能上工，工头说了算。工头面前，扛包的人都要低头。工头姓陈，广东人，四十多岁，嘴里永远叼着一根烟。他收工钱，也收礼——谁想多扛两包，谁想少扣点伙食费，都得给他意思意思。
有警察。殖民政府的警察，棕色皮肤，白色制服，腰间别着左轮。他们不常来，但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安静。警察里有马来人，有印度人，也有几个华人。华人警察专门管华人，马来警察专门管马来人，印度警察专门管印度人。这是英国人的规矩——让本地人管本地人，他们坐在上面看。
有“那些人”。那些人穿着随便，有时候是短袖衬衫，有时候是唐人街做的褂子。他们不扛包，不在栈桥上出现。他们在码头的边缘走动——在茶摊上坐坐，在渔船上看看，在舢板帮里聊聊天。他们很从容，好像什么也不干。
但他们知道所有的事。
谁被抓了。谁躲起来了。谁从外面带了钱进来。谁把钱分给了谁。
卢茂焕刚来码头时，不认识那些人。他扛包，收工，吃饭，睡觉。他不说话，不喝酒，不赌钱。他把自己关得很紧。
但他一直在看。
他看茶摊上坐着的那个人，每天下午都来，喝一杯茶，坐半个时辰，然后走。他看渔船上的那个人，跟渔夫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手在比划，像在说一件不能让别人听见的事。他看舢板帮里的那个人，专门在夜里活动，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像一只猫。
他看了三个月。看明白了：茶摊上的那个人，是负责联络的。渔船上的那个人，是负责接头的。舢板帮里的那个人，是负责护送的。三个人各管一摊，互相不交叉。但他们都听一个人的。
那个人是谁，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个人一定存在。
因为他看过一本油印小册子。他知道写那本小册子的人，不会只有一个。
又过了三个月，他做了一件事。
他没有找那三个人。他找了一个被人忽略的人——一个在码头边上卖炒花生的小贩。小贩姓林，广东人，四十多岁，瘸一条腿。他每天推一辆木轮车，在码头上卖花生。他的炒花生很香，很脆，工人们都爱买。但他不只是一个卖花生的。
卢茂焕第一次去找他，买了一包花生。他把花生倒进兜里，把油纸还给小贩，说了一句：
“花生炒得好。”
小贩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快，但卢茂焕看到了——那双眼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
“下次多买点。”小贩说。
卢茂焕转身走了。
他又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次都买一包花生，每次都只买一包。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
第五次的时候，小贩对他说：
“明天别来了。后天晚上，栈桥最东头，等。”
卢茂焕点了点头。他买了一包花生，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着。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可能是陷阱。可能是试探。可能什么也不是。但他去了。
后天晚上，栈桥最东头。海风很大，吹得他衣角翻飞。他等了半个时辰。然后一个人从暗处走出来。很瘦，很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
那人看着他，说：
“你叫什么。”
“卢茂焕。”
“哪里人。”
“海南。”
“来多久了。”
“一年多。”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你知道花生炒得好是什么意思吗。”
卢茂焕摇头。
那人笑了。笑得很轻，几乎没有声音。
“意思是，花生太干了，要加点水。”
卢茂焕明白了。
他没有接话。他只是站在那里，等。
那人又说：
“明天晚上，麻坡三巷七号。来了就别走。”
说完，那人转身走了。海风把他衣角吹起来，很快他就消失在暗处。
卢茂焕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也走了。
一九二八年冬天，卢茂焕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那年他十九岁。
入党仪式很简单。在一间亚答屋里，一盏煤油灯，一本油印小册子，一面用红布剪出来的旗。他举起右手，跟着念誓词。誓词很短，念完了就完了。
仪式结束，老陈握了他的手。老陈就是那天晚上在栈桥最东头见他的人。他是柔佛州工委的负责人，四十多岁，潮州人，瘦，高，说话慢。
老陈说：“你现在是同志了。”
卢茂焕点头。
老陈又说：“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条规矩。”
“什么规矩？”
“不叫真名。你叫什么？”
“卢茂焕。”
“以后不叫了。起一个。”
卢茂焕想了想。他说：“布鲁。”
“什么意思？”
“马来话，铆钉。”
老陈看了他一眼。
“铆钉？”
“钉进去就拔不出来。”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好。就叫布鲁。”
那天晚上，卢茂焕走出亚答屋，站在胶林边上。月亮很大，把胶林照得一片灰白。他把右手举起来，看了看。五根手指，每一根都在。左手还在。左眼还看得见。
他把手放下，转身走了。
他没有想到，四年后，他的左手会消失在一间亚答屋里。他更没有想到，那个叫“布鲁”的名字，会跟着他走完一生，从南洋到延安，从延安到广州，从广州到湖北沙洋，直到死。
那时候，他只觉得铆钉是个好名字。
钉进去就拔不出来。
第二章 任务
布鲁的支部里有一个人，叫阿福。
阿福是橡胶园割胶工，福建南安人，三十一岁。他十六岁来南洋，在橡胶园干了十五年。他的手掌像树皮，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胶渍。他说话带浓重的南安口音，笑起来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是跟人打架打掉的，对方也被他打掉了一颗。
阿福的老婆叫阿秀，在胶园帮工煮饭。大的是女儿，八岁，叫阿妹。小的是儿子，五岁，叫阿弟。阿妹会帮阿秀洗菜，阿弟会在胶林边上捡掉在地上的胶碗。一家人住在工棚最里面的一间，门口挂着一块旧布帘，布帘上打了三个补丁。
阿福不识字，但他会算账。割了多少棵树，收了多少斤胶，能卖多少钱，扣掉伙食和工具磨损还剩多少，他心算得比收胶站的账房还快。布鲁看上他的就是这个——脑子清楚，胆子大。
布鲁发展阿福，用了半年。
先是观察了三个月。布鲁每天收工后，都从阿福的工棚门口走过。他不进去，不打招呼，只是走。他看阿福怎么跟工友说话，怎么对待阿秀，怎么管教孩子。他看阿福在收胶站跟账房争论斤两时，声音不大不小，不卑不亢，账房最后让了步。他看阿福在雨天不出工的时候，蹲在工棚门口修胶刀，一修就是一下午，不急不躁。
三个月后，布鲁开始接近他。方式很简单：一起抽烟。南洋的胶工抽的是土烟，用报纸卷的，味道冲。布鲁不常抽，但他去买了一包，收工后坐在胶林边上，慢慢地卷。阿福路过，看一眼，布鲁递过去一根。阿福接了。两个人坐在胶林边上，抽烟，不说话。
抽了七八次烟之后，布鲁开始问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问阿福老家在哪，家里还有谁，来南洋几年了，割胶割了多少棵树。阿福一一回答，答得很平。他不问布鲁是谁，也不问布鲁为什么找他。他只是抽着烟，答着话。
又过了两个月，布鲁开始问那些真正的问题。
“你觉得胶价为什么跌？”
阿福说：“英国人定的。”
“为什么英国人能定？”
“因为他们有枪。”
“那怎么办？”
阿福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屁股摁在地上，用脚碾了碾。然后他说：“不知道。但总不能一直这样。”
布鲁说：“对。总不能一直这样。”
又过了一个月，布鲁问他：“你想不想干点别的？”
阿福问：“干什么？”
布鲁说：“让更多人知道，总不能一直这样。”
阿福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我干。”
一九三一年春天，阿福宣誓入党。宣誓仪式在一间亚答屋里，煤油灯，红布旗，誓词很短。阿福念誓词的时候，手在抖。念完了，他问布鲁：“以后我干什么？”
布鲁说：“干什么都行。先活着。”
阿福笑了。那是布鲁第一次看见阿福笑。
李锦标也是布鲁支部的。
李锦标是交通员，福建永春人，三十三岁。瘦，话少，走路快，眼睛不看人。他有一辆旧自行车，后座上绑一只木箱，木箱里是油印小册子。他每隔几天骑一趟，从麻坡到峇株巴辖，从峇株巴辖到昔加末。路线是固定的，但时间不固定。这是布鲁教他的：走同一条路，换不同时辰。
李锦标做事利索，但有一个毛病：赌。
他的赌不是大赌。他不去赌场，不上赌桌，不玩牌九。他赌小——跟工友赌今天割多少斤胶，跟码头管事赌明天几点涨潮，跟收胶人赌下个月胶价涨还是跌。赌注不大，几毛钱，最多一两块。
第一次赌，他赢了五毛钱。五毛钱，够买一包烟，够喝三碗茶。他把钱揣进口袋，感觉比干一天活还痛快。第二次，他输了。输了三毛。他想着下一把赢回来。下一次，他赢了八毛。再下一次，他输了一块。再下一次，他赢了两块。
赢的时候觉得自己有本事，输的时候觉得下一把能翻本。李锦标从几毛赌到几块，从几块赌到十几块。十几块，是他三个月的工钱。
他开始借钱。
先跟工友借，再跟同乡借，再跟药材店的伙计借。借了还，还了借，越借越多。到一九三二年夏天，他欠了将近一百块。
一百块，是他两年的工钱。
债主开始找他。先是说话，后是拍桌子，再后来是堵在工棚门口，不让他出门。李锦标怕了。
殖民政府的政治部有一个线人网。线人有各种身份：工头、小贩、茶房、鸦片馆的跑堂。他们的报酬不高，但足够让一个欠了一百块赌债的人动心。
政治部的人找李锦标，不是抓他，是请他喝茶。
喝茶的地方在新山一家英国人开的咖啡馆。李锦标进去的时候，两个穿便衣的华人已经在等他。一个姓吴，一个姓林。姓吴的说话，姓林的记录。
姓吴的说：“李先生，听说你最近手头紧。”
李锦标没有否认。
姓吴的说：“我们有一份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李锦标问：“什么工？”
姓吴的说：“很简单。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钱。”
李锦标沉默。
姓吴的说：“你不用现在回答。回去想想。后天这个时候，还在这里。”
李锦标走了。
他没有想两天。他想了一夜。
那一夜，他坐在工棚外面的石头上，看着满天的星。他想的是那一百块钱。想的是债主堵在门口的脸。想的是如果他还不上钱，会被人打断腿，会被丢进海里。
他也想过拒绝。但他知道，拒绝了，政治部不会放过他。他们知道他的住处，知道他的工作，知道他在组织里的身份。他可以跑，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老婆孩子在永春老家，他跑得了吗？
第二天傍晚，他找到姓吴的，说：“我答应。”
他递出第一张纸条的时候，手心在出汗。纸条上写着一个联络点的地址，只有一行字。他把纸条递过去，手在抖。
姓吴的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笑了笑，放进衣兜里。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桌上。
李锦标看着那沓钱。没有伸手。
姓吴的说：“拿着。”
李锦标拿了。
李锦标供出了三个联络点。九个人被捕。阿福是其中一个。
阿福被关在柔佛州警察局的牢房里。牢房很小，只有一张水泥床，一个铁桶，一扇铁门。门上有巴掌大的透气孔，透进来的光是灰的。
审阿福的人姓陈，华人，三十多岁，会说福建话，也会说马来话。他不打人，至少不亲自动手。他坐在阿福对面，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个名字。
“阿福，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福看了一眼，没说话。
“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
阿福还是没说话。
姓陈的把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几个名字。他一个一个念。念到第三个的时候，阿福的手指动了一下。
姓陈的看到了。他笑了笑，站起来，对旁边的警察说了几句话。
警察把阿福带走了。
后面三天的事，组织后来拼凑出来的说法是：阿福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两个马来警察和一个印度警察轮流审他。他们用胶刀割他的脚底，用湿毛巾抽他的背，用竹签插他的指甲缝。阿福疼昏过去两次，都被凉水泼醒。
他什么都没说。
第四天早上，警察发现阿福躺在水泥床上，嘴角有血，眼睛睁着，不动了。法医的报告写的是“心脏衰竭”。牢房里的人传出来的说法是：内出血，没得到治疗，死在水泥地上。
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把胶刀。那是他割胶用的刀，被警察搜走，扔在牢房角落里。他捡起来，握着，握到死。
消息传回麻坡那天，布鲁正在亚答屋里整理一份名单。来报信的人叫小刘，是阿福的邻居，也是支部的预备党员。小刘站在门口，喘着气，说了一句：“阿福没了。”
布鲁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他把名单合上。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出亚答屋，走到橡胶园深处。
他站了很久。
他没有哭。他没有骂。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胶树一排一排往远处延伸，白浆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他想起了阿福笑起来缺了一颗的门牙。想起了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想起了阿福问他“以后我干什么”时的眼睛。
他想了一件事：李锦标不能活着。
不是为了报仇。阿福和他不熟。但李锦标知道的事太多了。他认识每一个地区负责人，认识每一条交通线，认识每一个接头暗号。他多活一天，就有更多人可能死。
那天晚上，组织开了会。
会是在一间亚答屋里开的。煤油灯，几个人围坐。来的人有老陈、老郑、布鲁，还有峇株巴辖区委书记小周。桌上没有纸，没有笔，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话都在脑子里。
老陈说：“阿福死了。”
没有人接话。
老陈又说：“李锦标供出了三个联络点。九个人被捕。阿福死了。剩下八个，关在警察局。英国人现在在查他们的关系网。”
老郑说：“李锦标知道多少？”
布鲁说：“他知道所有交通线，知道三个联络点的地址，知道每个联络点的负责人。他知道麻坡区委有几个人，知道峇株巴辖联络点在哪条街。他知道我。”
小周问：“他知道你住在哪？”
布鲁摇头：“不知道。我从来没告诉过他。”
老陈说：“就算不知道你住在哪，他知道你的长相，知道你的化名，知道你在纠察队的身份。”
布鲁说：“对。”
沉默。
然后老陈说：“李锦标必须死。”
没有人说话。
不是怕。是这件事太难了。李锦标被藏在柔佛州警察局后面的宿舍里，门口有卫兵，日夜看守。他出门有车，进门有锁。靠近他都做不到。
老郑说：“能不能找人把他引出来？”
布鲁说：“引不出来。他知道自己会被杀。他不会出门。”
小周说：“那怎么办？”
布鲁没有说话。
他在想一件事。
李锦标不是天生的叛徒。他曾经是同志。他认识李锦标的习惯——李锦标每周三会去柔佛州警察局旁边的咖啡店买咖啡。不是警察局里的咖啡，是街角那家小店的咖啡。他喝不惯英国人的咖啡，嫌太苦。
这件事，组织里只有三个人知道。布鲁是其中一个。
散会时，布鲁走在最后。老陈拉住他，问：“你有办法？”
“有。”
“什么办法？”
“让他死。”
“怎么死？”
布鲁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炸弹。”
老陈没有追问。他知道追问没用。布鲁决定了的事，谁问都没用。
但老陈说了一句话：“你确定？”
布鲁说：“确定。”
老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复杂。他想说什么，但没说。
最后他说：“注意安全。”
第三章 爆炸
会散了。布鲁没有回住处。
他去了橡胶园深处那间亚答屋。屋里有一张竹床，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只铁皮盒子。
他点起煤油灯，坐下来。
他开始做炸弹。
他没有做过炸弹。没有人教过他。他凭本能做——用铁皮盒子装炸药，用引信连接，用竹片固定。他在脑子里反复推演，每一步都想了无数遍。
炸药是从哪里来的，组织没有记录。可能是从矿上偷的，可能是从船上运来的，可能是从某个懂爆破的人手里要来的。布鲁没有告诉任何人。
亚答屋里很闷。南洋的午后，热得像蒸笼。棕榈叶搭的顶，被太阳晒了一天，散发出一股青涩的气味。布鲁蹲在地上，汗从额头滴下来，滴在手背上。他的左手按住铁皮盒子，右手拧引信。
他想起了一些事。
想起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念完了问他“以后我干什么”。想起阿福笑起来缺了一颗门牙。想起阿秀在工棚门口喊阿妹和阿弟吃饭。想起李锦标替他送信，封口的蜡还是完整的。
然后他不响了。
引信快到底了。
他屏住呼吸。
然后爆炸了。
他没有立刻醒来。
先回来的是声音。一种持续不断的嗡鸣，像一千只蝉同时叫。然后回来的是痛。左眼像被烧红的铁条捅进去，左臂像被人从肩膀处生生拽断。
再然后，是安静。
他睁开右眼。世界是模糊的，一切都被水泡过。他看见头顶的棕榈叶，看见午后的光从缝隙漏下来。他试着动左手。
左手没有回应。
他低头。
左袖管从肘部以下空空荡荡，被血浸透，贴在竹床上。手没了。前臂没了。断口参差不齐，骨头露在外面，白得刺眼。
他盯着断口看了很久。
门外传来脚步声。有人在喊。马来语，福建话，混杂在一起。他听不清。
有人冲进来。是阿叔。阿叔看见他，愣了一瞬，然后发出一声喊，冲过来。阿叔用一条旧布绑住他的断臂，布很快就红了，血顺着布条往下淌，滴在地上。
阿叔喊人。几个胶工跑过来。有人去叫医生，有人去叫警察。
布鲁躺在竹床上，右眼盯着屋顶。血还在流，但他感觉不到痛了。整个身体变得很轻，像泡在水里。
他闭上右眼，又睁开。屋顶还在。天还在。
他想：叛徒呢。
警察来得很快。
殖民政府的警察，棕色皮肤，白色制服，腰间别着左轮。他们围在竹床前，低头看他。其中一个用马来语问了几句话。
布鲁听不懂。或者说，他装作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用生硬的福建话说：“炸弹。哪来的。”
布鲁看着天花板，右眼慢慢转向问话的人。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有人往我房间里扔了炸弹。”
警察愣了一下，转头看同伴。又转回来：“谁。”
“不知道。”
“你看见了吗。”
“没有。我在睡觉。”
“睡觉？”
“睡觉。”
警察沉默。竹床上的血已经淌到地上，积成一小片。断臂上缠着的布条已经被血浸透。
阿叔站在旁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布鲁的右眼看了他一眼。很轻的一眼。阿叔把话咽回去了。
警察又问了几句。布鲁没有再回答。他的右眼慢慢合上，呼吸变浅。
警察互相看了看，最后决定先把他送去医院。一个警察俯身，想把他抱起来。碰到断臂时，布鲁的身体猛地绷紧，发出一声极低的、压在喉咙里的闷哼。
那是他醒来后唯一一次出声。
他被抬上一辆牛车。牛车慢慢往城里走。阿叔跟在车旁边，一手扶着车板，一手擦汗。走了半路，布鲁的右眼睁开一条缝。他看见阿叔的脸。阿叔的嘴唇在动，像在说什么，但布鲁听不见。
他又闭上眼。
后来他才知道，阿叔在他被送走之后，把那间亚答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铁皮盒子，竹片，剩下的炸药，全部烧了。烧完之后，阿叔在灰烬上踩了几脚，然后回工棚，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阿叔后来对布鲁说：“你要是死了，我替你收尸。你要是活着，这些事就当没发生过。”
布鲁没有回答。但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
第四章 医院
他后来被送到柔佛州首府新山的一家英国人开的医院。
医院在城北，一栋白色的两层洋楼，周围种着棕榈树和鸡蛋花。走廊里铺着瓷砖，干干净净，和监狱、亚答屋完全是两个世界。护士穿着白裙，说话轻声轻气。医生是英国人，戴金丝眼镜，说一口慢吞吞的英语，旁边跟着一个华人翻译。
布鲁被推进手术室时，已经昏迷了。左眼的伤最重，眼球破裂，必须摘除。左手的伤在肘部以下，骨头碎了，血管断了，也得截。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醒来时，他的左眼没了，左手没了。头上缠着纱布，左臂缠着纱布，整个人像一具被重新缝过的布偶。
他睁开右眼，看见天花板。白色的。很白。比窑洞的白，比亚答屋的白。
他想动左手。左手没有。他又想动左眼。左眼也没有。
他没有慌。他只是躺着，右眼看着天花板，右手放在身体右侧。右手还在。五根手指，每一根都在。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弯起来，又一根一根伸直。弯起来，伸直。弯起来，伸直。像在数什么。
护士进来了。是个华人姑娘，二十出头，扎着辫子，说话带潮州口音。她看见他醒了，赶紧走过来，问他：“你感觉怎么样？”
布鲁说：“疼。”
护士说：“疼是正常的。你伤得很重。”
布鲁说：“我知道。”
护士给他换药。揭开左臂的纱布时，她动作很轻，但布鲁还是疼得吸了一口气。他没有叫。他只是把右手握紧，握成拳，指甲掐进掌心。
护士换完药，说：“你休息吧。”
布鲁说：“等一下。”
护士回头。
布鲁说：“我的左手呢？”
护士愣了一下。然后她说：“截了。”
布鲁说：“扔哪了？”
护士没有回答。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布鲁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白色的。很白。
他在医院躺了将近两个月。
两个月里，他学会了一件事：用右手做原本两只手做的事。
吃饭。右手拿勺子，左手袖管空着。他第一次用右手舀粥时，勺子抖了一下，粥洒在床单上。护士要帮他，他说不用。他又舀了一勺，这次没洒。
穿衣服。右手先穿，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他第一次自己穿衣服时，花了将近半个时辰。他坐在床边，右手拿着衬衫，一点一点往身上套。套进去，拉平，系扣子。系扣子花了最长时间——一只手系扣子，手指要特别灵活。他系了十几遍，终于系上了。
写字。右手握笔，速度慢了一半，但还能写。他第一次用右手写自己的名字时，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他写了好几遍，直到字迹勉强能看。
洗脸。右手舀水，左手不需要了。他第一次用右手洗脸时，水从指缝里漏出去，泼了一身。他重新舀，重新洗。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
护士以为他麻木了。不是。他在数。
他数自己用右手能做多少事。数哪些事做不了。数哪些事可以换一种方式做。他数得很仔细，像在数一份名单。
数着数着，他想起了一些人。
想起父亲。父亲站在门口挥手的样子，快得像赶苍蝇。父亲的手还在。两只手。
想起母亲。母亲塞给他那块缺角的银元，磨得发亮。母亲的手还在。两只手。
想起阿叔。阿叔教他割胶，左手扶着树干，右手握刀。阿叔的手还在。两只手。
想起阿福。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念完了问他“以后我干什么”。阿福的手没了。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那把胶刀。
想起李锦标。李锦标替他送信，封口的蜡还是完整的。李锦标的手还在。两只手。
布鲁把右手放在膝盖上。他看着那只手。五根手指，每一根都在。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弯起来，又一根一根伸直。
有一天，一个警察来医院问话。
还是那个福建话的生硬口音：“炸弹。到底哪来的。”
布鲁看着天花板。右眼慢慢转向警察。
“我说过了。有人往我房间里扔了炸弹。”
“谁。”
“不知道。”
“你在睡觉？”
“睡觉。”
警察盯着他看了很久。布鲁不回避，也不对视。他只是看着，像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东西。
警察说：“你撒谎。”
布鲁说：“我没有。”
警察说：“炸弹是在你房间里炸的。你手上全是炸药粉。”
布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睡觉前点了一根蜡烛。可能是蜡烛倒了。”
警察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警察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个不认识的人来医院。穿便衣，说福建话，不像警察。他坐在床边，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哪里人，什么时候来南洋，家里还有谁。布鲁一一回答，答得很平。
那人临走时，说了一句：
“李锦标还活着。”
布鲁没有动。他的右眼还是看着天花板。
那人走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窗外有蝉在叫。布鲁慢慢转过头，看着窗外。橡胶树在风里晃，白浆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他什么都没说。
但他记住了。
那天晚上，护士来查房。她看见布鲁还醒着，右眼盯着天花板。
护士问：“睡不着？”
布鲁说：“睡不着。”
护士说：“要不要喝水？”
布鲁说：“不用。”
护士站了一会儿，问：“你在想什么？”
布鲁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想一个人。”
“谁？”
“一个叛徒。”
护士没有再问。她给他掖了掖被子，走了。
布鲁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白色的。很白。
他想：李锦标还活着。
他的右手握紧，又松开。握紧，又松开。握紧，又松开。
像在数什么。
第五章 驱逐
他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院那天，两个警察在病房门口等他。
医生给他开了出院证明，护士把他的旧衣服叠好放在床边。他右手拿起衣服，一件一件穿。衬衫，右手先穿，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裤子，右手提，左手不需要。鞋子，右手系带，系了两遍才系紧。
护士看着他，想说什么，没说。
警察把他押上车。车穿过新山市区，经过那家英国人开的咖啡馆，经过码头，经过栈桥。他没有看窗外。他看自己的右手。五根手指，还在。
他被关进柔佛州监狱。
监狱在新山郊外，一片灰色的水泥建筑，围墙上拉着铁丝网。里面分三区：普通犯人区、政治犯区、待驱逐区。他被关在待驱逐区。
待驱逐区是监狱里最特殊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被判刑，没有被起诉，只是等着总督签一纸命令，然后被送上船。有人等了三个月，有人等了半年，有人等了一年多。等着等着，人就散了——有的人被家人接走，有的人被转到别的监狱，有的人就这么消失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布鲁的牢房在走廊尽头，很小，只有一张水泥床，一个铁桶，一扇铁门。门上有巴掌大的透气孔，透进来的光是灰的。墙上有前一个住客刻的字，用指甲或铁钉划出来的，歪歪扭扭。布鲁凑近看，写的是：“阿海，民国二十年。”
他不认识阿海。阿海大概已经不在了。
牢房里没有窗户，白天黑夜都是一样的灰。他很快学会了判断时间——早饭来的时候是天亮，午饭来的时候是中午，晚饭来的时候是天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他每天做的事只有一样：坐着。
坐在水泥床上，靠着墙，右眼看着铁门上的透气孔。透气孔外面是走廊，走廊里偶尔有脚步声。他数脚步声，数到一百，再从头数。有时候数着数着就忘了，从头再来。
他开始回忆南洋十年的事。
想起十七岁那年从海南上船，底舱里挤满了人，他吐了三天。想起阿叔教他割胶，刀口要直，不能伤树。想起码头上那个卖炒花生的小贩，姓林，瘸一条腿。想起老陈在栈桥上说的那句“花生炒得好”。想起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想起李锦标替他送信，封口的蜡还是完整的。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杀人的念头是什么时候。
不是在南洋。是在更早。在海南。那年他十五岁，看见一个渔霸带人上船收租，父亲交不出，被渔霸的人按在沙滩上打。他站在旁边，手里握着一块石头。他想砸过去。但他没有。他攥着石头，攥到手掌发麻，最后松开了。
后来他到了南洋，入了党，做了纠察总队队长。他处理过叛变，处理过内奸，但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他的方式是让人消失——送走，换身份，换地方。他始终记得那块石头。他不想再攥着它。
但李锦标不一样。李锦标不能消失。李锦标只能死。
他在监狱里待了将近一年。
一年里，他被提审过五次。
提审的地方在监狱另一头，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房间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一盏灯。审他的人每次不一样，但问的问题都一样：炸弹哪来的，谁给的，你的同伙是谁，你在组织里是什么位置。
他每次的回答也一样：有人往我房间里扔了炸弹，我不知道是谁，我没有同伙，我不是组织的人。
第一次提审时，审他的是个英国人，说英语，旁边有个华人翻译。英国人问一句，翻译翻一句。布鲁听不懂英语，等翻译翻完，他才答。
英国人问：“你在马共担任什么职务？”
翻译：“你在马共担任什么职务？”
布鲁说：“我不是马共。”
英国人皱眉。
翻译看了他一眼，还是照翻了。
第二次提审，换了个华人警官。姓黄，福建人，三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不问案子，先聊天。问布鲁哪里人，什么时候来南洋，家里还有谁，割了几年胶，扛了几年包。
布鲁一一回答。答得很平。
黄警官说：“我知道你。你在码头很出名。”
布鲁说：“我就是个扛包的。”
黄警官笑了：“扛包的不会在亚答屋里做炸弹。”
布鲁不说话。
黄警官又说：“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在纠察总队当队长，你手下有几十个人，你在麻坡区管着几个支部。”
布鲁看着桌面。
黄警官说：“你只要签个字，承认你是马共。我们可以不起诉你。只是驱逐出境。”
布鲁说：“我要是不签呢？”
黄警官说：“不签，就继续关。关到什么时候，我说了不算。”
布鲁没有签。
第三次提审，黄警官没来。来的是两个马来警察，不说话，把布鲁带到一个空房间，让他靠墙站着。站了四个小时。没打他，没骂他，只是站。
站到第三个小时，布鲁的腿开始抖。右腿没事，左腿断肢处疼。他咬着牙，不吭声。他想起了阿福。阿福被拷打了三天，什么都没说。他站四个小时，算什么。
站完四个小时，他被带回牢房。
第四次提审，又是黄警官。
黄警官说：“你想清楚了吗？”
布鲁说：“想清楚了。”
黄警官说：“签不签？”
布鲁说：“不签。”
黄警官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别人到了这里，要么怕，要么求。你不怕，也不求。”
布鲁说：“我怕。也求。但没用。”
黄警官说：“你怎么知道没用？”
布鲁说：“你要是能放我，第一次就放了。不用等到第四次。”
黄警官沉默。然后他站起来，收拾桌上的文件。临走时他说了一句：“你这个人，要是跟了我们，会很有用。”
布鲁没有接话。
黄警官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东西，布鲁在很多人眼里见过。不是恨，不是轻蔑，是好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好奇。
第五次提审，黄警官没来。来的是一个书记官，拿着一张纸，让布鲁签字。纸上是驱逐令，写着他的名字、籍贯、事由、期限。事由一栏写的是：“涉嫌参与马来亚共产党活动，危害殖民政府治安。”
布鲁看了那张纸，很久。他没有读，只是看。他看着自己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
然后他拿起笔，右手握笔，签了。
书记官收了文件，走了。
布鲁坐在椅子上，没动。
一九三三年秋天，驱逐令正式生效。
离开那天，两个警察押着他去码头。他穿着一件旧衬衫，左边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路过街角那家咖啡店时，他停了一下。那是李锦标每周三买咖啡的地方。
警察推他：“走。”
他走了。
码头上人很多。货船停在栈桥边，烟囱冒着黑烟。舢板在栈桥下面挤来挤去，渔夫在喊，搬运工在跑。布鲁穿过人群，走上栈桥。他的脚步不快，但也不慢。右手插在裤兜里，左袖管在风里晃。
他看见一个卖炒花生的小贩。瘸一条腿，推一辆木轮车。小贩正在给客人装花生，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
布鲁走过去。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小贩手上。
小贩低头看硬币，又抬头看他。
布鲁说：“花生炒得好。”
小贩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布鲁转身走了。
他走上船，站在甲板上。两个警察站在他身后，等着船开。船慢慢离开码头。布鲁扶着栏杆，右手抓着铁栏杆，抓得很紧。左袖管在风里空荡荡地晃。
他没有回头。
南洋十年。他十七岁来，二十四岁走。来的时候两只手，走的时候一只。来的时候左眼看得见，走的时候看不见了。来的时候带着一块缺角的银元，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但他心里记着一件事。
李锦标还活着。
他没能杀掉那个叛徒。炸掉的是自己的左手。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很多年都没有拔出来。
船走了七天七夜。他在底舱找了个角落，靠着船板坐着。有人吐，有人哭，有人骂。他什么都没做。他闭着右眼，左手袖管空着，右手放在膝盖上。
他想起了一些事。
想起父亲站在门口挥手的样子，快得像赶苍蝇。想起母亲塞给他那块缺角的银元，磨得发亮。想起阿叔教他割胶，刀口要直，不能伤树。想起老陈在栈桥上说的那句“花生炒得好”。想起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念完了问他“以后我干什么”。想起李锦标替他送信，封口的蜡还是完整的。
他想了很多。但没有想以后。
船到香港时，他下了船。没有钱，没有证件，没有组织关系。他只有一个名字——布鲁——和一个空袖管。
他往北走。
第六章 厦门与上海
船到香港时，布鲁下了船。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和马来亚一样，有码头，有警察，有华人帮会，有殖民地政府。但香港比新山大多了，楼高，街窄，人多。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找到一家旅店，用身上仅剩的钱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去了码头。
码头上有去厦门的船。他买了一张最便宜的底舱票。
船走了两天。到厦门时，是傍晚。夕阳从鼓浪屿后面落下去，把海面染成一片金红。厦门比新山干净，比香港安静。街道两旁种着凤凰木，花开得像一团一团的火。
布鲁在厦门待了不到两个月。
他在码头找了一份临时工，扛包，卸货。工钱不多，但够吃饭。他住的是一间小客栈，四个人挤一间，床板硬得像石头。他不抱怨。他在南洋扛过包，在橡胶园割过胶，这些苦不算什么。
他在厦门做的主要事情，是找组织。
他按照老陈给他的最后一个联络方式，去了一家药材店。药材店在厦门老城区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旧招牌。他走进去，对柜台后面的伙计说：“我要买当归。”伙计看了他一眼，说：“当归卖完了。”布鲁说：“什么时候有？”伙计说：“不知道。”
这是暗号。对上了，说明联络点还在。但伙计没有请他进去，也没有给他新的指示。布鲁在店里站了一会儿，伙计只是低头打算盘。他转身走了。
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伙计还是那句话：“当归卖完了。”
第三天，他再去时，药材店关了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东主有事，暂停营业”。
布鲁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是联络点被破坏了，可能是交通员被捕了，可能是组织转移了。他只知道一件事：他找不到组织了。
一九三二年初夏，布鲁离开厦门，去了上海。
上海比厦门大，比香港大，比他去过的所有地方都大。
黄浦江从市中心穿过，江面上停着各国军舰和货轮。外滩的洋楼一栋接一栋，高的有十几层，门口站着印度巡捕和华人警察。南京路上电车叮叮当当响，行人挤得像蚂蚁。弄堂里晾着衣服，马桶摆在门口，小孩在巷子里追来追去。空气里有煤烟味、黄浦江的腥味、和弄堂里做饭的油烟味。
布鲁站在外滩，看着黄浦江。他想起了南洋的码头，想起了丹戎帕加的栈桥，想起了老陈。他想：这里比南洋大，比南洋复杂。但找人的方式应该差不多。
他开始找组织。
他用的是在南洋的老办法——看人。
他每天早上出门，走不同的路，去不同的地方。他去码头，去工厂区，去工人聚居的弄堂。他看谁在发传单，谁在贴标语，谁在茶馆里低声说话，谁在弄堂口望风。他看了很多天，看到了不少人，但他不敢贸然接触。白色恐怖比南洋更厉害。在南洋，警察抓人还要找个理由。在上海，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抓人，不需要理由。
他试着去过几个可能的地方。闸北的工厂区，他去了三次。浦东的码头，他去了两次。法租界的工人夜校，他去了四次。每一次，他都只是站在远处看。他看到过有人在工人夜校门口转悠，穿着便衣，但眼神不对。他转身走了。
他在上海找了将近一年，没有找到组织。
钱花完了。他开始当东西。先是那件从南洋带出来的旧衬衫，然后是母亲给的那块缺角银元。银元他当的时候犹豫了很久。那是母亲塞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他站在当铺门口，手里攥着那块银元，攥到手掌发烫。然后他走进去，把银元放在柜台上。
当铺伙计拿起来看了看，报了个价。布鲁点头。
他拿着钱出了当铺，没有回头。
后来当票也丢了。他没有去赎。
一九三三年冬天，布鲁开始冒充伤兵。
这是他想到的办法。他有一件旧军装，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他穿上军装，把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头上缠一条旧布条——权当是伤兵的绷带。他坐在南京路或者霞飞路的街角，面前放一只破碗。
他不用说话。他只要坐在那里，左袖管空着，头上缠着布条，就有人往碗里扔钱。有的人扔一个铜板，有的人扔两个。有的人什么都不扔，但会停下来看他一眼。他不看他们。他只是坐着，右眼看着地面。
他在街角坐了一个冬天。冬天的上海很冷，风从黄浦江上吹过来，吹得人骨头疼。他穿着那件薄军装，坐在冰冷的石阶上，从早上坐到天黑。有时候冻得手指发僵，他就把右手揣进怀里暖一暖，然后继续伸出来。
有一天，一个穿长衫的人在他面前站了很久。那人看了他一会儿，蹲下来，问：“你哪个部队的？”
布鲁说：“十九路军。”
那人点点头。十九路军刚打过淞沪抗战，伤亡惨重，不少伤兵流落在上海街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铜板，放在碗里，走了。
布鲁看着那人的背影。他知道那人不信。但他不在乎。
春天来了。街角的生意越来越差。天气暖和了，伤兵不那么让人同情了。
布鲁开始卖画。
他从小喜欢画画。在海南读私塾的时候，他描过《芥子园画谱》。在南洋割胶的时候，他偶尔用炭条在胶树上画几笔。在上海的街角坐了一个冬天之后，他发现自己除了会看人之外，还会画。
他用乞讨来的钱买了毛笔和纸。纸是便宜的毛边纸，笔是旧笔。他开始画。画什么？画人。他画街上的人——拉黄包车的，卖馄饨的，弄堂口晒太阳的老太太，穿旗袍的女人，戴礼帽的男人。他画得不算好，但画像了。
他把画铺在地上，旁边放一个牌子，写着：“画像，一角。”没有人买。画像这件事，当时的人不稀罕，照相馆到处都是。但他还是画。他坐在街角，右手握笔，一笔一笔画。画完了，就放在旁边。有人看，他就说：“一角。”没有人看，他就继续画下一张。
有一天，一个外国人路过。那人穿着西装，戴着礼帽，像是个商人。他在布鲁的画摊前停下来，拿起一张画看了看。画的是一个拉黄包车的老人，弯着腰，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外国人看了一会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多少钱？”
布鲁说：“一角。”
外国人掏出两角，放在他面前，拿走了那张画。
布鲁拿起那两角钱。那是他卖出的第一张画。
后来他卖画的生意慢慢好起来。外国人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画的是上海的底层，是那些在南京路上看不见的人。他画黄包车夫，画码头工人，画弄堂里的小孩，画坐在门口补衣服的老太太。他的画不精致，但有一种东西——他画的人，是真的。
他在上海卖了一年多的画。白天在街角卖画，晚上住在一间亭子间里。亭子间很小，只能放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房租便宜，但房东是个刻薄的女人，每个月都要催租。他不在意。他习惯了。
亭子间里有一扇窗，朝北，看不到太阳。他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会坐在桌前，把当天的画整理一遍。有时候他会画一幅不是为了卖的画——画南洋的橡胶园，画丹戎帕加的栈桥，画那个卖炒花生的小贩。画完了，他会盯着看一会儿，然后收起来。
一九三六年春天，布鲁在卖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
那天他在霞飞路的一个街角摆摊。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人走过来，站在他面前，看他的画。布鲁没有抬头。他在画一个坐在石阶上啃馒头的老人。
那人看了一会儿，说：“你画得不错。”
布鲁说：“混口饭吃。”
那人说：“你是哪里人？”
布鲁说：“海南。”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布鲁抬起头。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瘦，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他的眼神很平，但布鲁看出来了——那眼神里有东西。不张扬，不躲闪，但有一种很深的安静。
布鲁说：“我不认识你。”
那人说：“你认识老陈吗？”
布鲁的右手停住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那个人，看了很久。然后他说：“哪个老陈？”
那人说：“柔佛州的。”
布鲁把笔放下。
他站起来。他比那人矮半个头，但站得很直。他说：“老陈怎么样了？”
那人说：“活着。”
布鲁没有动。他只是站在那里，右手垂在身侧。左袖管在风里晃了一下。
那人说：“你跟我来。”
布鲁把画摊收了。他把毛笔和纸塞进一个旧布袋里，拎在右手上，跟着那人走了。他没有回头。画摊上的那张没画完的画还铺在地上，画的是一个坐在石阶上啃馒头的老人。
他走了两条街，进了一间茶馆。那人要了一壶茶，两碟点心。他们坐在角落里，说话声音很低。
那人说：“组织在找你。”
布鲁说：“我也在找组织。”
那人说：“你在上海多久了？”
布鲁说：“四年。”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这四年，你一个人？”
布鲁说：“一个人。”
那人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受苦了。”
布鲁没有说话。
他端起茶杯，右手握着，茶是热的。他喝了一口。这是他四年来第一次喝到有人替他倒的茶。
一九三六年夏，布鲁恢复了组织关系。
组织安排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后来任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党的书记、上海海员工会党的书记。他的工作方式和在南洋差不多——在码头和工会里建立联络点，发展工人党员，收集情报，发现内奸。
他在码头上盯过一个人。那人姓赵，在码头当记账员，表面上是工人，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布鲁盯了他半个月，发现他每隔几天就去一趟法租界的一家旅馆，每次待一个时辰。布鲁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组织。组织查证后，确认那家旅馆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接头点。
布鲁没有打草惊蛇。他继续盯。盯了一个月，摸清了赵某的全部活动规律。然后组织在一个晚上动手，把赵某和他接头的人一并抓获。
这件事让组织对布鲁刮目相看。一个独臂的人，在上海码头这样复杂的地方，能盯住一个特务一个月不被发现，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但布鲁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做了他能做的。他只有一个右手，一个右眼，一个脑子。他把这三样东西用到极致。
一九三六年秋，组织安排他去西安。
走之前，他去了一趟霞飞路。他找到了那个街角，站了一会儿。四年前，他在这里坐下，冒充伤兵，乞讨为生。后来他在这里卖画，一角钱一张。现在他要走了。
他站在街角，右眼看着来往的行人。然后他转身走了。
一九三六年夏，布鲁到西安，在共产党领导的“红中社”（新华社前身）办事处工作。同年秋，他被安排进入延安红军大学四大队学习。
一九三七年夏，布鲁从红军大学毕业，被挑选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第一卷完。
第二卷 延安
第一章 进延安
一九三七年，组织让他去延安。
布鲁是从西安走的。从上海到西安，走了一个多月。他在“红中社”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然后被安排进红军大学四大队学习。红军大学在延安，他得去。
走的那天是夏天。从西安往北，过洛川，过甘泉，一路走，一路搭车，一路等。到延安时，还是夏天。
陕北的夏天和南洋不一样。南洋的夏天是闷的，胶林里一丝风都没有，汗黏在身上，擦不掉。陕北的夏天是干的，太阳晒在黄土上，热得干脆，风一吹就凉。他站在延安城外，抬头看天。天很高，蓝得发白，像被水洗过。
他走进城门。街上有人，有骡马，有挑担的，有赶集的。没有人多看他一眼。他把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右手拎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本油印小册子——从南洋带出来的，纸已经发黄，边角卷起来。
红军大学在城北。他在那里学习了几个月，结业后被挑选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先后担任侦察科长、情报科长、保卫部长。
边区保安处设在城里一处旧院子里。院子不大，几间窑洞，一张木桌，几条板凳。门口有个哨兵，看了他一眼，问他找谁。
他说：“找组织。”
哨兵问：“哪个组织？”
“保安处。”
哨兵上下打量他。先看脸，再看空袖管，再看他的右手。然后说：“等着。”
他等了半个时辰。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从窑洞里出来。三十多岁，瘦，戴眼镜，说话慢。他看了布鲁一眼，问：“你从哪来？”
“南洋。”
“叫什么？”
“布鲁。”
那人愣了一下。“布鲁？”
“马来话，铆钉。”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进来吧。”
窑洞里很暗，只有一张桌子，桌上点着煤油灯。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画着红蓝铅笔的线。那人让布鲁坐下，倒了一碗水。水是温的，碗边有缺口。
那人说：“我叫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
布鲁点头。
周兴说：“你的材料我看过。马来亚共产党，纠察总队队长，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左手和左眼在爆炸中受伤。对不对？”
布鲁说：“对。”
周兴问：“你来延安想干什么？”
布鲁说：“干我能干的。”
周兴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问：“你左手没了，能干什么？”
布鲁说：“左手没了，脑子还在。”
周兴没有笑。他只是看着布鲁，像在看一件需要掂量的东西。然后他说：“侦察科缺人。你先去那里。”
布鲁说：“好。”
他站起来，右手拎起包袱。走到门口时，周兴叫住他：“布鲁。”
他回头。
周兴说：“延安不比南洋。这里的人，嘴杂。你那个名字，以后少提。”
布鲁说：“知道了。”
他走出窑洞。陕北的夏天很干，风里带着土腥味。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天还是很高，蓝得发白。
他想：延安。到了。
第二章 铆钉
布鲁被分到边区保安处侦察科。
侦察科在院子最里面的一间窑洞里，比周兴的办公室大一些，但更暗。窑洞里摆着三张桌子，桌上堆着卷宗、报纸、油印材料。墙上挂着一张更大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画着各种标记。角落里有一部电台，报务员戴着耳机，手指在电键上敲。
侦察科有三个人：科长陈斌，侦察员老赵和小刘。加上布鲁，四个人。
陈斌三十出头，江西人，参加过长征，左腿受过伤，走路有点跛。他话不多，但眼睛很毒。布鲁来的第一天，陈斌没问他过去的事，只问了一句：“你会看人吗？”
布鲁说：“会。”
陈斌说：“怎么看？”
布鲁说：“看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哪里，看他站着的时候脚怎么放，看他听人说话的时候手指在做什么。”
陈斌看了他一眼。然后他说：“明天开始，你跟老赵去市场。”
布鲁问：“去市场干什么？”
陈斌说：“看人。”
延安城南门外有一个集市，逢五逢十开市。赶集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农民、商人、学生、骡马贩子、算命先生、卖艺的、要饭的。人挤人，声压声。老赵带布鲁去赶集，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就在人群里走。走一圈，走两圈，走三圈。
老赵是陕北人，三十多岁，脸黑，手粗，说话带浓重的陕北口音。他教布鲁认人：穿羊皮袄的是陕北农民，穿长衫的是教书先生或账房，穿灰布军装的是机关干部或抗大学生，穿黑棉袄的是从山西过来的生意人。他教布鲁认口音：绥德、米脂、吴堡、清涧，各有各的腔调。他教布鲁认脚：赶脚的脚上有茧，教书的脚上有墨，当兵的脚上有泥。
布鲁跟着老赵赶了十几次集。他不说话，只看。他看人的眼睛，看人的手，看人走路时左脚和右脚哪个重。他记下了几十张脸，几十个名字，几十种走路的姿势。
有一天，老赵问他：“你看出了什么？”
布鲁说：“有三个人，每个集都来，但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
老赵问：“哪三个？”
布鲁指给他看。一个是卖针线的老太太，摊子摆在南门左边，但她从来不吆喝，有人问价她才答。一个是算命先生，坐在南门右边，面前摆一张八卦图，但找他算命的人很少。一个是挑担子的货郎，从北门进来，从南门出去，担子里是针头线脑、胭脂水粉，但货色总是那几样，不换。
老赵说：“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布鲁说：“不知道。但他们在看人，不是在做买卖。”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比我想的会看。”
后来老赵告诉陈斌，陈斌又观察了布鲁半个月。半个月后，陈斌把布鲁叫到窑洞里，说：“你以后专门负责盯人。”
布鲁问：“盯谁？”
陈斌说：“该盯的人。”
布鲁问：“什么叫该盯的人？”
陈斌说：“你看着像特务的，就盯。”
布鲁说：“我看着像特务的人很多。”
陈斌说：“那就一个一个盯。”
布鲁没有再问。他开始盯人。
他盯过从西安来的商人，盯过从山西来的学生，盯过在延安城里开茶馆的老板，盯过在抗大教书的先生。他盯人的方式很特别——不跟，不问，不露面。他坐在茶馆里喝茶，坐在市场里看人，坐在延河边上看书。他用右眼，用右手，用右耳。他把自己藏得很深。
有人问他：“你叫什么？”
他说：“布鲁。”
“什么意思？”
“马来话，铆钉。”
“铆钉？”
“钉进去就拔不出来。”
问的人笑了。他也笑了。然后他继续盯人。
一九三八年，布鲁创办了延安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他把在南洋和上海的经验整理成教材，教那些年轻的侦察员怎么盯人、怎么记人、怎么从最平常的对话中听出不对劲的地方。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具体的——讲他在码头看“那些人”怎么看，讲他在上海盯那个姓赵的特务怎么盯。
特训班办了三个月。结业时，陈斌对他说：“你教的东西，比我们从苏联学来的管用。”
布鲁说：“不是管用，是接地气。”
第三章 放陈兴林
一九四二年春，庆阳。
庆阳在延安西南，是陇东分区所在地。那里有一个军统的特训班，专门培训特务，然后派往延安。特训班办了两年，派出去的人不少。边区保安处一直在抓，但抓不干净。
这一年春天，保安处在庆阳抓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陈兴林，三十多岁，江苏人，军统汉中特训班教官。他负责培训特务，教他们怎么伪装，怎么发报，怎么接头，怎么暗杀。他教过的学生，有几十个已经潜入延安，有的进了机关，有的进了学校，有的进了部队。
陈兴林是在庆阳城外一个客栈里被抓的。保安处的人盯了他三天，等他和一个下线接头时，一并拿下。
抓到陈兴林后，保安处连夜审。审了两天，陈兴林开口了。
他说他愿意投诚。
审他的人不信。军统特训班的教官，说投诚就投诚？
陈兴林说：“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但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延安城里的特务名单。”
审的人沉默了。
陈兴林说：“我可以帮你们指认。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回家一趟。看我母亲。她七十多了，身体不好。我看完就回来。”
审的人说：“不行。”
陈兴林说：“那就算了。你们枪毙我吧。”
审的人把这件事报给了边区保安处。周兴看了报告，叫来了布鲁。
周兴说：“庆阳抓了一个军统教官。他说愿意投诚，但要回家看母亲。你怎么看？”
布鲁说：“我去见他。”
布鲁去了庆阳。
他在庆阳保安处的牢房里见到了陈兴林。陈兴林坐在草垫上，戴着镣铐，但神色平静。他看见布鲁，第一眼看的不是脸，是空袖管。他看了很久。
布鲁坐下来。他问：“你叫什么？”
“陈兴林。”
“哪里人？”
“江苏。”
“在军统干了几年？”
“五年。”
“教过多少人？”
“几十个。”
“现在延安城里有几个？”
陈兴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们放我回家，我回来告诉你们。”
布鲁说：“你跑了怎么办？”
陈兴林说：“我跑了，你们可以杀我母亲。我知道你们做得到。”
布鲁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问：“你母亲在哪？”
“江苏。镇江。”
“你回去几天？”
“三天。来回三天。”
布鲁说：“我给你三天。第三天傍晚，你在庆阳南门等我。你不来，我就当你跑了。”
陈兴林愣了一下。他说：“你放我走？”
布鲁说：“我放你走。”
陈兴林说：“你不怕我跑了？”
布鲁说：“你跑了，我负责。”
陈兴林盯着他看，像在看一个疯子。
布鲁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回头说：“三天。南门。傍晚。”
他走了。
庆阳保安处的人听说布鲁放了陈兴林，炸了锅。处长连夜给周兴打电话：“这个布鲁，他怎么敢？一个军统教官，他说放就放？跑了怎么办？延安城里的特务谁指认？”
周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布鲁放的，布鲁负责。”
电话挂了。
布鲁在庆阳等了三天。
第一天，他坐在庆阳南门外的茶摊上，喝了一天的茶。茶是苦的，水是浑的，碗是缺的。他喝了一碗又一碗，喝到嘴里没味了，还在喝。
第二天，他去了庆阳城外的山梁上，坐在那里看路。路是土路，弯弯曲曲，往南延伸，一直伸到看不见的地方。他看了一下午。太阳落山时，路上没有人。
第三天，他回到南门。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傍晚。太阳快落山了，天边一片红。路上还是没有人。
他坐在茶摊上，右手端着碗。碗里的茶已经凉了。
茶摊老板问他：“等人？”
他说：“等人。”
“还来吗？”
“不知道。”
老板没再问。
天黑了。布鲁站起来。他把碗放下，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然后他转身，往城里走。
走了几步，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不紧不慢，一步一步。
他回头。
陈兴林站在南门口。穿着从江苏穿回来的旧棉袄，手里拎着一个包袱。他走了三天，脸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
布鲁看着他。
陈兴林也看着他。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然后布鲁说了一句：“进来。”
陈兴林跟着他走进庆阳城。
后来陈兴林供出了延安城里的特务名单。保安处按照名单抓人，一共抓获已潜入边区的汉训班特务五十一人，逃跑六人，暴露出特务线索一百五十余条。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说了一句话：“当为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听到这句话时，正在窑洞里整理卷宗。他把卷宗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陕北的山，光秃秃的，黄褐色的。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桌前，继续整理卷宗。
他没有笑。
第四章 三夜
后来有人问布鲁，放陈兴林回家那三天，他到底怎么想的。
布鲁说：“没怎么想。”
问的人不信。
布鲁说：“真的没怎么想。就是想赌一把。”
问的人说：“你拿什么赌？”
布鲁说：“拿命赌。”
陈兴林走后的第一夜，布鲁没有睡。
他坐在庆阳保安处的院子里，靠着一棵老槐树。陕北的春天，夜里冷，风从山梁上刮下来，刮得人骨头疼。他穿着灰布棉袄，右手里握着一根烟。烟是延安自产的，味道冲，呛嗓子。他不常抽，但这天晚上他抽了一根，又一根。
他想起了一些事。
想起南洋的橡胶园，想起阿叔教他割胶，刀口要直，不能伤树。想起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念完了问他“以后我干什么”。想起李锦标替他送信，封口的蜡还是完整的。想起爆炸，想起断手，想起警察问话，想起监狱，想起码头，想起船离港时左袖管在风里晃。
他想：如果陈兴林跑了，怎么办？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陈兴林说“我跑了，你们可以杀我母亲”时，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怕，不是恨，不是算计。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他见过这种眼神。在南洋，在那些被逼到绝路但还没有放弃的人身上，他见过这种眼神。
第二夜，布鲁在窑洞里翻陈兴林的口供。
口供记了十几页，字是保安处书记员写的，工整，清楚。陈兴林交代了特训班的组织结构、培训内容、派遣方式、联络暗号。他交代了已经派出去的特务人数、大致方向、可能的潜伏地点。
布鲁一行一行看。他看到一半，停下来。
他想起陈兴林说“我母亲七十多了”时的语气。不重，不轻，不煽情。就是陈述。像在说一个事实。一个他必须回去看一眼的事实。
布鲁把口供合上。他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外面是黑的，只有远处山梁上有一星灯火。他站了很久。
第三夜，布鲁坐在庆阳南门的茶摊上，从早上等到傍晚。
太阳落山时，天边一片红。路上没有人。
他放下碗。他站起来。
然后他听见了脚步声。
陈兴林站在南门口。穿着旧棉袄，拎着包袱，脸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他走了三天，来回三百多里。他回来了。
布鲁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进来。”
陈兴林跟着他走进庆阳城。
后来布鲁说，那三天，他想明白了一件事：信任这个东西，不是靠嘴说的。你信一个人，就要把命交给他。他接住了，你就赢了。他没接住，你就输了。
他赌赢了。
第五章 五四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延安。
南关大操场，人山人海。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机关、学校、部队、群众，来了几千人。操场上搭了台子，台子上挂着横幅，台子下挤满了人。锣鼓声、口号声、歌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疼。
布鲁站在操场入口的彩门旁边。他穿着灰布军装，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他的右手插在裤兜里，右眼盯着人群。
他身边站着一个人。陈兴林。
陈兴林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一顶旧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他的脸瘦，颧骨高，眼睛在帽檐下扫来扫去。他在认人。
彩门是木头搭的，缠着红布和松枝。人群从彩门下涌进来，一个接一个。陈兴林站在彩门左侧，布鲁站在彩门右侧。两个人隔着人流，相隔十几步。
陈兴林低声说：“那个。”
布鲁顺着他目光的方向看过去。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走路有点外八字。
布鲁用右手碰了碰身边一个便衣。便衣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点了点头，跟上了那个年轻人。
陈兴林又说：“那个。”
一个穿黑棉袄的中年人，提着一个布包，走得很快。
又一个便衣跟上去。
陈兴林又说：“那个。”
一个穿学生装的女孩，扎着两条辫子，跟同伴说说笑笑。
便衣跟上去。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布鲁的右手一直在动。他不用说话，不用回头。他的右手就是信号。碰一下，是跟上。握拳，是拿下。松开，是放走。
陈兴林认了三十六个。
这三十六个人，散在几千人的人群里，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台后，有的在中间，有的在边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认，不知道自己在被指，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划上了红圈。
大会开了一整天。散会时，人潮往外涌。便衣混在人群里，一个接一个地跟上目标。出了操场，到了街上，到了巷子里，到了住处。
三十六个人，全部落网。
后来顺藤摸瓜，又抓了二十多个。前后一共六十多人。
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说了一句话：“当为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听到这句话时，正在窑洞里整理卷宗。他把卷宗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陕北的山，光秃秃的，黄褐色的。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桌前，继续整理卷宗。
他没有笑。
第六章 田守尧
一九四三年六月初，驻守陕北吴旗及富县的边区部队，相继向延安保卫部门报告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卡事件。偷越者最终被击毙，但保卫部门感到蹊跷：这些特务是来干什么的？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布鲁没有等到答案。他开始翻中央领导的接见日程。这是他的习惯。他不只看案子，也看日程。日程上写着谁见谁，什么时候见，在哪里见。他看日程不是为了知道谁见谁，而是为了发现哪些见面不对劲。
这一天，他翻到一条：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
他停下来。
田守尧。这个名字他听说过。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年轻，能打仗。但布鲁觉得不对劲。
他问自己：田守尧从哪里来？
他翻档案。档案里没有田守尧来延安的记录。没有晋西北兵站的经过记录，没有晋绥军区的介绍信，没有华中局的电报。什么都没有。
他问自己：田守尧走了多久？
从华中到延安，要经过好几道封锁线。如果三月出发，五月到，走了两个月，不算慢。但如果三月出发，六月还没到，那就太慢了。
他问自己：田守尧怎么来的？
如果是公开来的，应该有介绍信。如果是秘密来的，应该有电报通知。什么都没有。
布鲁把日程合上。他站起来，走到电台前。他对报务员说：“发报。问晋西北兵站，有没有一个叫田守尧的新四军旅长经过。”
报务员发报。等了半天，回电来了。
回电说：没有。晋西北兵站没有田守尧经过的记录。
布鲁又发报。问晋绥军区，问华中局，问新四军军部。
回电一个一个来。
晋绥军区：没有。
华中局：没有。
新四军军部：田守尧同志已于今年三月赴延安途中，在海上遭遇日军，牺牲。
布鲁拿着回电，坐在桌前。他的手在抖。不是怕，是紧张。
如果田守尧已经死了，那么六月二十二日要见毛泽东的“田守尧”是谁？
他连夜报告周兴。周兴报告中央。中央决定：立即抓捕“田守尧”。
抓捕在六月二十一日夜里进行。“田守尧”住在延安城里一处招待所，单人房间。保安处的人破门而入时，他正在发报。电报稿上写着几个字：明日接见，准备动手。
在他的行李里搜出了一支手枪，一把匕首，和一份详细的地图。地图上标着毛泽东的住处、办公室、出行路线。
他是军统高级特工，假冒田守尧，目的是刺杀毛泽东。
布鲁破了这个案子。
毛泽东听说后，又说了那句话：“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
布鲁听到这句话时，正在窑洞里整理卷宗。他把卷宗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陕北的山，光秃秃的，黄褐色的。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桌前，继续整理卷宗。
他没有笑。
第七章 调离
一九四三年初，布鲁被调离延安保安处保卫部长职务。
调令下来那天，他正在整理田守尧案的卷宗。案卷最后一页是审讯记录，上面写着“田守尧”的签字。字迹潦草，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个人被拖走时在地上留下的痕迹。
布鲁把卷宗一页一页理好，放进档案袋，用细麻绳扎紧，在封面上写了案名、时间、承办人。字是右手写的，工整，清楚。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右手在裤腿上擦了擦。
陈斌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了一眼布鲁桌上的档案袋，又看了一眼布鲁。他没有立刻说话。他跟布鲁共事三年，知道这个人不喜欢废话。
陈斌把文件放在桌上，说：“你都知道了？”
布鲁说：“知道了。”
陈斌说：“为什么调你走，你知道吗？”
布鲁说：“知道。”
陈斌问：“为什么？”
布鲁说：“破案可以，但不能太能。”
陈斌沉默了一会儿。他走到窑洞门口，站了站，又转回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布鲁。布鲁接了。陈斌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坐在窑洞里，抽烟，不说话。
烟抽到一半，陈斌说：“田守尧这个案子，你破得漂亮。毛主席都夸了。但正因为它漂亮，才有人不舒服。”
布鲁说：“我知道。”
陈斌说：“你知道是谁？”
布鲁说：“不知道。也不想问。”
陈斌看了他一眼。然后他说：“你不问是对的。问了，我也答不了。”
布鲁把烟抽完，在鞋底上摁灭。他把烟头扔进墙角的灰盆里，站起来，拎起那个小包袱。包袱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一本油印小册子、一支钢笔。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窑洞。他在这里待了三年。桌上那盏煤油灯还在，灯罩上落了一层薄灰。墙角那张地图还在，上面画着红蓝铅笔的线。那把椅子还在，椅背上搭着一件旧棉袄。
然后他转身，走出窑洞。
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叶子已经开始黄了，稀稀拉拉地挂在枝头，风一吹就往下掉。布鲁站在树下，抬头看了一眼。他想起了刚到延安那天，也是站在这棵树下，抬头看天。那时候是夏天，树叶是绿的，天是蓝的，一切才刚刚开始。
陈斌跟出来，站在他身后。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陈斌说：“你到了绥德，好好干。”
布鲁说：“好。”
陈斌说：“有什么事，写信。”
布鲁说：“好。”
陈斌伸出手。布鲁看着那只手，停了一下。然后他伸出右手，握住了。陈斌的手很粗糙，掌心有茧。他握得很紧，紧到布鲁能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
然后他松开手。
布鲁拎着包袱，走出边区保安处的院子。
门外是一条土路，土路两边是窑洞和店铺。街上有人在走，有骡马在过，有小孩在跑。没有人注意他。他走在人群里，右手的包袱很小，左袖管在风里晃。他的脚步不快，但也不慢。
走到延安城门口时，他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
延安城不大，城墙不高，黄土夯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城里的窑洞一排一排，像蜂巢。炊烟从窑洞里升起来，在天空里散开。远处是宝塔山，山上的宝塔还立着，灰扑扑的，像一根钉子钉在黄土梁上。
他看了几眼。然后他转过头，走出城门。
陕北的秋天很干，风里带着土腥味。他走在土路上，右手拎着包袱，左袖管在风里晃。路两边的山是黄的，土是黄的，草是黄的。偶尔有一棵枣树，叶子落光了，只剩几颗干瘪的枣挂在枝头。
他走了很远。回头看时，延安城已经看不见了。宝塔也看不见了。他面前只有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伸向远处，伸进一片望不到头的黄土山。
他继续走。
走到绥德时，天快黑了。
第八章 绥德
绥德在延安东北，是绥德分区所在地，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无定河从城边流过，河两岸是黄土山，山上种着枣树和谷子。城里有一条主街，两边是店铺、客栈、饭馆，逢集时人挤人。
布鲁在绥德先后担任地区保安处副处长、地委委员、保安处长。
绥德保安处在城东一处旧院子里，几间窑洞，一个天井，一棵枣树。布鲁的办公室在窑洞最里面，桌上堆着卷宗，墙上挂着地图，角落里有一张床。他吃在机关食堂，睡在办公室，除了工作，不跟人来往。
他的职务是保安处副处长，分管侦察。绥德不比延安，案子不多，但杂。有从山西过来的逃兵，有从榆林下来的特务，有本地偷鸡摸狗的惯犯，有边区内部闹矛盾的干部。他什么都管，什么都看。每天翻卷宗，盯人，写报告。日子过得慢，但他不急。
他在绥德待了两年。两年里，他没有破过像延安那样的大案。但他把绥德分区所有有前科的人、所有从白区过来的人、所有来历不明的人，全部理了一遍。他建了一套卡片，每张卡片上记着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社会关系、可疑点。卡片按姓氏笔画排列，装在一个木盒里。有人来查，他打开盒子，抽出一张，看一眼，就能说出这个人的底细。
这套卡片后来被边区保安处推广到各个分区。布鲁没有因此受表扬，也没有因此受批评。他只是做了。
但绥德也不是没有案子。
一九四四年春天，布鲁盯上了一个人。
那人姓马，四十多岁，榆林人，在绥德城里开一家杂货铺。杂货铺不大，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马老板平时不怎么说话，见了人笑一笑，不多问，不多说。他在绥德开了三年杂货铺，跟街坊邻居处得不错，谁家缺个盐少个醋，他都肯赊账。
布鲁注意到他，是因为一个细节。
马老板每个月要去一趟榆林。他说是去进货。他确实进了货——每次回来，杂货铺的货架上都会多几样东西，针线、火柴、煤油。但布鲁算过一笔账：马老板每次去榆林进货，货值差不多，但他在榆林待的时间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待两天，有时候待四天。进货不需要四天。
布鲁开始盯他。
他盯人的方式还是老办法——不跟，不问，不露面。他坐在杂货铺对面的茶馆里喝茶。茶馆的老板姓刘，是个话多的人，布鲁跟他闲聊，聊着聊着就问出了马老板的事：马老板每个月去榆林，有时候坐骡车，有时候走路。他走路的时候会绕路，不走大路，走小路。
布鲁又去了几次。他发现马老板从榆林回来时，偶尔会多带一个包裹，包裹不大，用油纸包着，看不出是什么。他把包裹放在杂货铺后面的屋里，过几天，包裹就不见了。
布鲁没有打草惊蛇。他继续盯。盯了一个月，摸清了马老板的规律：他每个月去榆林，实际上是去榆林城外一个村子，跟一个叫“王先生”的人接头。“王先生”是国民党榆林站的特务，专门负责收集绥德分区的情报。
布鲁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边区保安处。周兴回电：继续盯，暂不动手。
布鲁又盯了两个月。两个月里，马老板从“王先生”那里拿了三次情报，转交给了一个从绥德经过的货郎。货郎把情报带过黄河，送到山西。
布鲁把所有细节都记下来：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交接方式。他画了一张图，图上标着马老板的杂货铺、“王先生”的村子、货郎的路线。
一九四四年夏天，边区保安处下令收网。
抓捕在一天夜里进行。布鲁带着保安处的人，先抓了马老板，然后连夜赶到榆林城外，抓了“王先生”。货郎在黄河渡口被截住，情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审讯时，马老板说了一句话：“我干了三年，你们怎么发现的？”
布鲁说：“你每次去榆林待的时间不一样。进货不需要四天。”
马老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就因为这个？”
布鲁说：“就因为这个。”
这个案子在绥德分区不算大，但边区保安处把它作为典型案例写进了通报。通报里说：“绥德保安处布鲁同志，从细微处发现线索，长期盯守，一网打尽。”
布鲁看到通报时，正在整理卡片。他把通报放在一边，继续整理卡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绥德。城里敲锣打鼓，放鞭炮，学生们上街游行。布鲁站在保安处的院子里，听着外面的锣鼓声。他没有笑。他想的是另一件事：仗打完了，麻烦才刚开始。
果然。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从延安调往东北、华北、华东。布鲁的调令也来了。
第九章 哈尔滨
一九四六年春天，布鲁出关。
从延安到哈尔滨，走了将近两个月。先到张家口，再到承德，再到沈阳，一路走，一路换车，一路等。东北的春天比陕北冷，风大，雪还没化。他到哈尔滨时，穿着灰布棉袄，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右手拎着一个旧包袱。
哈尔滨是东北局所在地，也是中共在东北最大的城市。这里曾是伪满的门户，日本人经营了十几年，街道宽，楼房高，有电灯，有电话，有自来水。苏联红军刚撤走不久，街上还能看见俄文招牌和白俄侨民。国民党在城里留下了大量潜伏特务，加上伪满的残余军警、土匪武装、帮会势力，治安极其复杂。
布鲁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后任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吉林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
松江省的省会就是哈尔滨。他管着全省的公安工作，但重心在哈尔滨。
他在哈尔滨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挑人。
他从旧警察里挑，从留用人员里挑，从街道积极分子里挑。他挑了一个旧警察，姓李，在哈尔滨干了二十年，熟悉每条街、每个赌档、每个妓院、每个帮会头目。
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说，李某在伪满时期当过巡官，历史有问题。布鲁把李某叫到办公室，问了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当巡官的时候，抓过抗日的人没有？”
李某说：“抓过。”
第二个问题：“抓过几个？”
李某说：“三个。都是小偷，不是抗日的人。日本人说他们是抗日分子，我知道不是。但我没办法，我不抓，日本人抓我。”
第三个问题：“你现在愿意跟我干？”
李某说：“愿意。我干了一辈子警察，只会干这个。你们来了，我还能干这个，我就干。”
布鲁说：“你留下。”
李某留下了。后来他成了布鲁在哈尔滨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带着布鲁走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告诉他哪个赌档是谁开的，哪个妓院是谁罩的，哪个帮会的头目叫什么名字，哪个旧警察跟哪个特务有来往。布鲁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记下来，记了整整一本。
他在哈尔滨做的第二件事，是清理潜伏特务。
国民党撤退前，在哈尔滨留下了几批潜伏组，有的藏在机关，有的藏在工厂，有的藏在街道。他们通过电台和长春、沈阳联系，汇报中共在东北的动向。
布鲁用了半年时间，一个组一个组地摸，一个台一个台地查。他不急，慢慢来。先摸清楚，再动手。动手时一网打尽，不留尾巴。
他破获的第一个潜伏组，藏在一家工厂里。组长是工厂的会计，姓周。周会计在工厂干了三年，工作认真，人缘好。没有人怀疑他。布鲁怀疑他，是因为一个细节：周会计每天下班都要去一趟邮局。他说是寄信。但布鲁查过，他每个月寄出去的信只有两三封，收信人都是同一个名字——他“母亲”。他母亲在长春。布鲁让人去长春查，查无此人。
布鲁盯了周会计半个月。半个月后，他带人搜查了周会计的住处，在地板下面搜出了一部电台和一本密码本。周会计当场被捕。
审讯时，周会计说：“你怎么知道我有电台？”
布鲁说：“你每个月寄两三封信，每封信都寄给同一个人。但你母亲根本不存在。”
周会计沉默了。
半年后，哈尔滨的潜伏电台全部被破获。国民党在东北的情报网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他在哈尔滨待了三年。三年里，他熟悉了城市公安工作——交通管理、户籍管理、消防管理、特种行业管理、旧警察改造、帮会势力处理。这些东西，他在延安没学过，在南洋没干过。他一边做一边学，学得很快。
第十章 南下
一九四九年，四野南下。布鲁随军南下，任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
他在江西待了不到半年。江西是新区，土匪多，特务多，会道门多。他还没来得及做太多事，就接到了叶剑英从广州发来的电报：“速来广州，任公安局长。”
他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坐车南下。从江西到广州，走了几天。到广州时，广州已经解放了三天。
从哈尔滨到广州，火车走了七天七夜。
布鲁坐在车厢里，靠着窗户。窗外是东北的黑土地，华北的平原，中原的黄土，江南的水田，岭南的丘陵。景色一段一段变，从黄到绿，从冷到热。他看了一路，没有说话。
车厢里还有别的南下干部。他们年轻，兴奋，说着各地的方言，讨论着新解放的城市、即将开展的工作、未来的生活。布鲁不参与。他坐在角落里，右手放在膝盖上，左袖管空着，右眼看着窗外。
第三天，一个年轻人坐到了他旁边。
年轻人二十出头，戴着一顶新发的军帽，脸上带着笑。他看了布鲁一眼，目光在空袖管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一眼。
布鲁没有回头。他知道年轻人在看什么。
年轻人终于开口了：“同志，你的手……”
布鲁说：“炸的。”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他说：“对不起。”
布鲁说：“没事。”
沉默了一会儿。年轻人又问：“你去过很多地方吧？”
布鲁说：“南洋，上海，延安，哈尔滨。”
年轻人眼睛亮了：“南洋？南洋什么样？”
布鲁想了想。他说：“热。胶林。白浆。”
年轻人说：“白浆是什么？”
布鲁说：“橡胶树割开，流出来的浆。白色的，像牛奶。”
年轻人说：“你割过胶？”
布鲁说：“割过。”
年轻人问：“割胶累不累？”
布鲁说：“累。天不亮就起来，一刀一刀割。腰弯得直不起来。”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辛苦了。”
布鲁没有接话。他转过头，继续看窗外。窗外是江南的水田，白茫茫一片，水面上有鸭子在游。
年轻人又问：“你去广州干什么？”
布鲁说：“公安。”
年轻人说：“你是公安？”
布鲁说：“嗯。”
年轻人说：“广州大不大？”
布鲁说：“大。”
年轻人说：“比哈尔滨大？”
布鲁说：“大。”
年轻人说：“比上海大？”
布鲁说：“差不多。”
年轻人说：“你去过上海？”
布鲁说：“待过四年。”
年轻人说：“上海什么样？”
布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人多。楼高。冬天冷。”
年轻人说：“你去上海干什么？”
布鲁没有回答。他闭上右眼，靠在座位上，像是睡着了。
年轻人没有再问。
火车过了长江，过了湘江，过了珠江。天越来越热，衣服一件一件脱。到广州时，他只穿一件单衣，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他拎着包袱走下火车，站在站台上，抬头看天。天很高，蓝得发白，和延安的天一样。
但空气不一样。潮湿，闷热，带着海腥味和花香。他深吸一口气。然后他走出车站，走进广州。
第二卷完。
第三卷 广州
第一章 广州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
四野的部队从北面进城，沿着中华路一路向南，经过市中心，经过海珠桥，直到珠江边。广州人站在路边看，有的鼓掌，有的挥手，有的只是站着。他们见过太多军队进城了——日本人的，国民党的，现在又是共产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支会不会不一样。
叶剑英比部队早到几天。他是广东人，梅县出身，说一口客家话，在广州有旧关系。中央让他主政华南，他第一个想到的公安局长人选，是布鲁。
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知道布鲁。他知道这个人破过汉中特训班，抓过假冒田守尧的刺客，毛泽东亲口叫过他“福尔摩斯”。广东的治安，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叶剑英几次致电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请他“割爱”。陈正人拗不过，只得放人。
布鲁到广州时，广州已经解放了三天。他站在珠江边，看着江水。江水是浑的，漂着垃圾和菜叶。他没有说话。
广州城比延安大，比绥德大，比他去过的所有地方都大。珠江穿城而过，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半。北岸是旧城区，骑楼、茶楼、赌档、妓院、鸦片馆，挤在一起。南岸是河南，工厂、码头、仓库，灰蒙蒙一片。街上的人说着他听不懂的粤语，声音大，节奏快，像在吵架。
叶剑英在市政府等他。叶剑英比布鲁大十二岁，个子不高，说话慢，但每句话都清楚。他见了布鲁，第一句话是：“广州不比延安。这里什么人都有。”
布鲁说：“我知道。”
叶剑英说：“国民党撤退前，留下了一批人。有的是潜伏的，有的是散兵游勇，有的是土匪。他们跟本地的帮会、黑社会、赌档、妓院，全都有关系。你抓一个，牵出一串。”
布鲁问：“抢劫案多不多？”
叶剑英说：“一天一百多起。”
布鲁说：“我知道了。”
叶剑英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需要什么？”
布鲁说：“人。我自己挑。”
叶剑英说：“好。要多少，给多少。”
布鲁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挑人。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三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布鲁与陈坤，肩上的任务就更重了。
布鲁挑人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挑出身好、成分干净的，他挑会看人、会说话、会办事的。别人挑没有历史问题的，他挑有历史问题但能用的。
他挑了一个旧警察，姓潘，四十多岁，在广州干了二十年。潘警官当过国民党的巡官，也抓过共产党。但他熟悉广州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赌档、每一个妓院、每一个帮会头目。布鲁问他：“你怕不怕共产党？”潘警官说：“怕。但我也怕没钱吃饭。”布鲁说：“你帮我干活，我给你饭吃。”潘警官说：“行。”
他挑了一个码头帮的“白纸扇”，姓何，五十岁，专门替人调解纠纷。何先生不识字，但能记住所有帮会头目的名字、长相、地盘、关系。布鲁问他：“你为什么帮我？”何先生说：“因为你们不抢码头。国民党抢，日本人抢，你们不抢。”布鲁说：“对。我们不抢。”何先生说：“那我帮你。”
他挑了几个旧警察，几个码头的工头，几个茶楼的跑堂，几个街道的妇女主任。他把这些人编成几个小组，有的负责情报，有的负责抓捕，有的负责审讯，有的负责安置。
他给这些小组起了个名字，叫“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都配备了短枪。
便衣队的工作方式很奇怪。他们不穿警服，不带枪，不抓人。他们蹲在茶楼里喝茶，坐在码头上聊天，站在赌档门口看人。他们不抓大案，只抓小案。偷东西的、抢劫的、打架的、调戏妇女的，抓了不打，不骂，不关。只是问：谁叫你干的？你的老大是谁？你们平时在哪活动？
问完了，放。
放出去的人，有的跑了，有的回来了。回来的人，带着更多消息。
布鲁的规矩只有一条：不打人，不骂人，不关人。抓到了，问完了，放走。放走了，下次再抓，再问，再放。抓三次以上的人，他就亲自见。见一次，谈一次。谈完了，有的人变成了线人，有的人变成了便衣，有的人变成了朋友。
陈坤是布鲁最得力的搭档。他原名陈煜坤，东莞莞城人，一九三八年入党，东江纵队出身，在香港做过多年的情报工作。布鲁负责侦察和盯人，陈坤负责审讯和侦讯。两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布鲁不会说粤语。陈坤会说。布鲁看人的方式是从南洋带来的，看眼睛，看手，看脚。陈坤看人的方式是从香港带来的，看关系，看背景，看利益。两个人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合在一起，几乎覆盖了广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三个月后，广州的抢劫案从一天一百多起，下降到一天十几起。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广州市的社会治安迅速稳定下来。
半年后，下降到一天几起。
布鲁没有笑。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第二章 降职
一九五〇年一月，布鲁被降职。
公安部以“加强工作”为名，安排谭政文接替布鲁的公安厅长和公安局长职务，将布鲁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降职令下来那天，布鲁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秘书进来，把文件放在桌上，说：“布鲁同志，这是新的人事令。”
布鲁看了一眼。然后他继续整理案卷。
秘书站了一会儿，问：“你没事吧？”
布鲁说：“没事。”
秘书走了。
布鲁把案卷一页一页理好，放进档案袋，用细麻绳扎紧。字是右手写的，工整，清楚。他把档案袋放进柜子里，锁上，把钥匙放在桌上。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广州的街，骑楼下人来人往，茶楼里热气腾腾，珠江上船来船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桌前，继续整理下一份卷宗。
陈坤来了。
陈坤比布鲁小几岁，个子不高，脸圆，说话带东莞口音。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布鲁整理卷宗。然后他走进来，坐在布鲁对面。
“你知道了？”陈坤问。
布鲁说：“知道了。”
陈坤说：“谭政文来了，你的位置给他了。”
布鲁说：“嗯。”
陈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心里有没有想法？”
布鲁说：“有。但没用。”
陈坤说：“你不问为什么？”
布鲁说：“不问。”
陈坤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在延安也是这样？”
布鲁说：“哪样？”
陈坤说：“破了案，被人调走，不争不辩。”
布鲁说：“争了辩了，还是调走。不如省点力气。”
陈坤不说话了。他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布鲁，说：“你这个人，太闷。”
布鲁说：“闷一点好。闷一点，活得长。”
陈坤摇了摇头，走了。
布鲁继续整理卷宗。他把最后一份案卷放进柜子里，锁上，把钥匙放在桌上。然后他坐下来，翻开一本新的卷宗。
他知道原因不在案件。
他在延安破了大案，在广州肃了匪特。他抓的人太多，得罪的人也太多。有人说他包庇敌特，有人说他重用坏人，有人说他跟旧警察、帮会分子混在一起，阶级立场有问题。
这些话，他听到了。他没有辩解。
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用旧警察，是因为旧警察熟悉广州。他用帮会分子，是因为帮会分子知道地下世界的事。他放人，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这些手段，在延安管用，在广州不一定管用。或者说，在广州管用，但有人不想让它管用。
他没有解释。他不习惯解释。
降职后，布鲁仍然主管政保工作。专案组不再由他挂名，但陈坤还在。陈坤是副局长兼侦讯处处长，很多案子仍然要经过他的手。
布鲁的办公室从二楼搬到了一楼，朝北，不见太阳。窗外是公安局的院子，院子里停着几辆吉普车，车身上落着灰。布鲁的桌上还是那几样东西：卷宗，钢笔，一杯凉茶。还有那个木盒。
木盒是从绥德带过来的。里面装着卡片，每一张卡片上都是一个名字，一个长相，一个习惯，一个线索。布鲁每天晚上在灯下翻卡片，把新得到的线索一张一张接上去。
陈坤有时候会来。他坐在布鲁对面，翻布鲁的卡片，翻了一会儿，问：“你记这些干什么？”
布鲁说：“记着。万一哪天用得上。”
陈坤说：“你已经不是局长了。”
布鲁说：“不是局长，也要抓特务。”
陈坤看着他，摇了摇头。然后他站起来，走了。
布鲁继续翻卡片。窗外是黑的，只有院子里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吉普车上。他翻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马文华，代号041”，旁边用铅笔注了一行小字：“走路外八字，左脚比右脚重。”
他把卡片放回木盒，合上盖子。
第三章 医院
一九五〇年，广州中央医院，接连发生解放军重伤员遇害案。
第一起，死者曾献余。他在嵊泗列岛战役中负伤，盆骨中弹，失血过多，被送到广州中央医院治疗。经过抢救，他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第二天早上，值班护士发现他维持生命的氧气管被拔掉了，氧气面罩扔在一边。他已经死了。
第二起，死者段雨东。他在嵊泗列岛战役中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仍然忍着剧痛作战，直到晕倒。被送到医院后，全院上下共同努力，把他救了下来。然而查房护士发现，昏迷中的段雨东被人用枕头捂死了。
第三起，死者曾鸣涧。侦察班班长，在大陈岛战役中被子弹打穿了四根肋骨。转到广州中央医院做手术抢救，命保住了。和段雨东一样，夜里被人用枕头捂住口鼻，窒息而死。
第四起，死者杨仲明。团参谋长，在战斗中负伤，腿部截肢。他已经快要康复出院了。那天傍晚，他独自摇着轮椅经过三楼转弯处，被人从背后推下去，连人带椅摔下楼梯，当晚抢救无效死亡。
短短几个月里，四名战斗英雄死在了本该救死扶伤的医院里。
案件报告送到叶剑英案头。叶剑英看完，当场震怒。他判断这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蓄意暗杀。他亲笔批示，把案件全权交给布鲁负责。他给布鲁下了死命令：十天之内，必须侦破此案。
布鲁接到任务后，立刻调阅了前三起案件的全部卷宗。他坐在办公室里，右手翻卷宗，翻了一夜。天亮时，他合上最后一页，右眼盯着天花板。
他去了医院的太平间。
他让潘警官把前三名死者的尸体照片全部调来。照片是黑白的，模糊，但布鲁看得很仔细。他看伤口的位置，看伤口的形状，看尸体被发现时的姿势。然后他去看第四名死者杨仲明的尸体。
他站在尸体旁边，看了很久。
杨仲明的后脑有一个伤口，是摔下楼梯时磕在水泥地上形成的。但布鲁注意到，他的右肩也有一块淤青，位置很偏。如果是被人从背后推下去，右肩不应该有那块淤青。除非，推他的人，是从右边伸的手。
布鲁合上卷宗。他问潘警官：“医院里，谁最了解这几个伤员的情况？”
潘警官说：“护士。特别是夜班护士。”
布鲁说：“查。”
便衣队查了医院所有的护士。查了三天，查出一个叫刘桂花的护士。刘桂花三十多岁，在医院干了五年，平时话不多，做事勤快。但便衣队发现，她每个月都会去一趟位于广州东山的“东升百货公司”，每次都在袜子柜台停留很久。
布鲁没有惊动她。他让便衣队继续盯。
盯到第五天，刘桂花下班后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珠江边。她在珠江大桥下站了一会儿，弯腰在桥墩底下摸了一下，然后离开。便衣队等她走远，去桥墩底下摸，摸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个字：“已确认，继续。”
布鲁看着那张纸条。然后他说：“抓。”
刘桂花被带到公安局时，脸色发白，但嘴硬。布鲁没有审她。他让人把杨仲明的尸体照片放在她面前。
刘桂花看了一眼，身体开始抖。
布鲁说：“你推的？”
刘桂花不说话。
布鲁说：“你推了四个人。他们是军人，在战场上没死，死在你的手里。”
刘桂花哭了。她交代了：她是国民党保密局发展的潜伏人员，任务是暗杀在广州住院的解放军重伤员。她的上线是一个叫“马先生”的人，每个月通过东升百货公司的袜子柜台跟她接头。
布鲁问：“马先生是谁？”
刘桂花说：“不知道。我只见过他的背影。”
布鲁说：“他的背影什么样？”
刘桂花说：“中等身材，走路有点外八字。”
布鲁把这句话记下来。
案子破了，前后用了七天。叶剑英给的是十天期限，布鲁提前三天完成。
叶剑英在省委办公会上谈起此役，言简意赅：“陈泊干得利索。”
但布鲁没有停。他知道刘桂花只是个小角色，“马先生”还在外面。他把刘桂花交代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卡片上，放进那个从绥德带过来的木盒里。木盒里已经有了几十张卡片，每一张都是一个还没抓到的名字。
第四章 电波
一九五〇年秋天，广州发现一股不明电波。
经有关部门研判，这股电波很可能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新启用的“独立潜伏电台”，专门用来发送重要情报。让公安部感到不安的是，当这股不明电波突然在广州出现的时候，中央有位领导正计划赴广州视察。
公安部给广州市公安局下了一道死命令：限期一周侦破此案。
布鲁主管此案。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国民党特务可能隐藏，潜伏电台可能保持静默，但他们不可能彻底掐断与外界的联系。只要他们活动，就会留下痕迹。”
专案组成立了。组长彭锦发，成员包启鼎、周承等五名侦查员。布鲁没有亲自去蹲守，他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
消息来得比预想的快。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上午，广州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的两名刑警小林和小夏，身穿便装，在广九街一带执行反扒任务。他们盯上了一个肤色黝黑的老贼，一路跟踪，跟进了一家私立医院。老贼在穿越医院门厅时，趁小林、小夏视线被挡的短暂空隙，接连扒窃了两个钱包。小林、小夏假装放弃跟踪，等老贼再次下手时果断出击，将他抓了个正着。
在派出所搜身时，一共搜出三个钱包。其中一个女款钱包里，有一个万金油小盒，盒内放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书页，上面印着的内容像是武侠小说。
书页被送到了布鲁的桌上。
布鲁把书页展开。经市局技术人员用特殊方式处理，这张书页天头空白处慢慢地显现出一行文字：中央要员将于近日由北平赴穗视察，姓名、时间待查。
布鲁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问彭锦发：“钱包是谁的？”
彭锦发说：“还在查。”
布鲁说：“查到了告诉我。”
钱包的主人很快查到了。是一个叫姚婕的女人，三十岁左右，住在广九街附近。便衣队传讯了她。姚婕没有撑多久，很快交代了：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上校军官，一九四九年初随部队撤往台湾。几个月后，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一名中校特工持她丈夫的亲笔信函登门，将她发展为潜伏特务，身份是地下交通员。
姚婕交代：上线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长相文雅，广州本地口音，自称姓马，她唤作“马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九月二十九日傍晚，在百朋坊“如意酒家”。马先生用暗语约她见面，对上暗号后，说奉命跟她谈话。第二次，也就是十月十四日上午，在东升百货公司。姚婕依约在袜子柜台选购袜子，马先生踱步过来，看了一眼，迅速把那只万金油盒塞进她的坤包，招呼也不打，匆匆离去。
布鲁听完汇报，问了一句：“马先生走路，是不是有点外八字？”
彭锦发愣了一下，说：“姚婕没提到这个。”
布鲁说：“让她再想想。”
姚婕想了很久，说：“好像是。他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重。”
布鲁把这句话记下来。他翻开木盒，抽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刘桂花交代的那句话：“中等身材，走路有点外八字。”两张卡片放在一起，布鲁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们并排放好。
珠江大桥下的蹲守没有收获。马先生没有来取那份假情报。
但布鲁没有放弃。他让彭锦发重新检查那张书页。彭锦发把书页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终于发现书页背面有一行极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字是用铅笔写的，写着一个地址：东升百货公司，三楼，文具柜台。
布鲁说：“查这个柜台。”
便衣队查了东升百货公司三楼文具柜台的售货员。售货员姓陈，四十多岁，在广州住了十几年。他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后，都要去东升百货公司后面的巷子里抽一根烟。便衣队盯了他两天。第二天傍晚，他抽完烟，没有回家，而是走进了一条更深的巷子。巷子尽头有一扇门，他敲了三下，门开了。
便衣队没有进去。他们回去报告了布鲁。
布鲁说：“抓。”
抓捕在第三天夜里进行。便衣队破门而入时，陈售货员正在发报。电台很小，藏在一只饼干盒里。在他的枕头底下，搜出了一本密码本和一张手绘的广州地图，地图上标着几个点：省政府、军管会、叶剑英的住处。
陈售货员就是“马先生”。他的真名叫马文华，国民党保密局广州潜伏组组长，代号“041”。
布鲁没有审他。他让彭锦发去审。彭锦发审了一夜，马文华交代了：他的任务是收集中央领导赴广州视察的情报，并策划暗杀。暗杀目标包括叶剑英。
案子破了，前后用了五天。公安部限期一周，布鲁提前两天完成。
第五章 被捕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广州。
那天早上，布鲁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他穿着灰布棉袄，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右手拎着一个旧公文包。包里装着几份案卷，一份是前两天刚破的抢劫案，一份是正在跟的潜伏特务案。
他走进华南分局会议室，刚坐定，门口冷不丁闯进数名军法处人员。“陈厅长，请配合调查。”他愣了几秒，随即站起，“你们搞错了，我愿意接受组织审查，但先让我把材料交代清楚。”回应只有手铐的脆响。
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两陈案”。
消息传到省委，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的表现一直很好，怎么会出问题？”疑惑写在脸上，却难撼动已经启动的清查程序。
布鲁被押到北京。关在一处不对外开放的看守所里。陈坤也被押到北京，关在同一个看守所。
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审讯者问了很多问题，大部分关于他在广州的工作——为什么用旧警察，为什么用帮会分子，为什么放人，为什么跟敌特来往。
布鲁一一回答。答得很平。
审讯者问：“你为什么放陈兴林回家？”
布鲁说：“因为信任。”
审讯者说：“你信任一个特务？”
布鲁沉默。
这个问题，他在延安回答过一次，现在回答不了了。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
布鲁不知道这些。他在看守所里，每天坐在水泥床上，右眼看着铁门上的透气孔。他数脚步声，数到一百，再从头数。有时候数着数着就忘了，从头再来。
他想起了一些事。
想起南洋的橡胶园，想起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想起延安的窑洞，想起陈兴林站在庆阳南门口的样子。想起广州的珠江，想起陈坤坐在他对面说“你这个人，太闷”。
审讯持续了将近两年。专案组对两陈任用的情报人员逐一审查，结果没有一人有特务问题。但布鲁和陈坤仍然被收押在监。
一九五二年夏天，陈坤在狱中含冤病逝。他死的时候，四十岁。
布鲁不知道陈坤死了。他被关在另一间牢房里，每天数脚步声。有时候他会想起陈坤，想起陈坤在公安局的走廊里走过来，坐在他对面，翻他的卡片。陈坤说：“你已经不是局长了。”他说：“不是局长，也要抓特务。”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军管会军法处作出判决：布鲁以“包庇重用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决书所列“特务”，实为中共秘密党员。
陈坤在死后仍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布鲁没有上诉。
他被押送到监狱，开始了他的十年刑期。
庭审结束，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看，又合上。“这本子得还给组织。”那一刻，他的背影显得比庭墙还要沉重。
第三卷完。
第四卷 狱与劳改
第一章 审讯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布鲁在广州被捕。
三天后，他和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被押上火车，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了北京，一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陈坤一家五口也在同一列火车上。两家人关在同一个地方，但彼此见不到。
关押的地方是一排平房，窗户上有铁栏杆，门外有哨兵。布鲁住一间，吕璜带着孩子住另一间。白天可以放风，在院子里走一圈。院子不大，四周是灰墙，墙头有铁丝网。布鲁放风时走过吕璜的窗户下面，两个人的目光隔着铁栏杆碰一下，谁也没说话。
吕璜比他小十几岁。她是广东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在延安保卫部做过后勤工作。布鲁在延安时认识她，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她没有问过他的过去，他也没有讲过。两个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过日子，他在外面盯人，她在机关里管文件。日子过得安静。
现在这种安静被打破了。
审讯从第二天开始。
审讯室在一楼，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灯。灯是吊在桌子正上方的，光线全打在布鲁脸上。审他的是两个人，一个记录，一个问话。问话的人姓周，四十多岁，穿军装，说话不急不慢。
“姓名。”
“陈泊。”
“曾用名。”
“布鲁。”
“为什么叫布鲁？”
“马来话，铆钉。”
周同志没有追问。他翻开一份文件，念了几行字。文件上写的是华南分局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安部长的报告内容——指控两陈系“暗藏的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念完了，周同志抬起头，看着布鲁。
“你听见了？”
布鲁说：“听见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
布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不是特务。”
“你放陈兴林回家，为什么？”
“因为他愿意投诚。他回来指认了六十多个特务。”
“他回来之前呢？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还放他走？”
“我赌他回来。”
周同志把这句话记下来。然后他问：“你用旧警察，用帮会分子，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广州的活地图。他们知道谁是谁，谁在哪里，谁跟谁有关系。”
“他们是敌人。”
“有些是。有些不是。”
“你怎么分？”
“看人。”
周同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换了一个问题：“你跟梁侠什么关系？”
梁侠。布鲁记得这个名字。那是一个旧警察，曾经在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干过，后来被布鲁的便衣队留用。他在“两陈案”中被认定为“特务集团”的头目之一。
布鲁说：“他是留用人员。他熟悉广州街道，我让他带路。”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周同志没有再问梁侠。他翻了一页文件，问了一个让布鲁沉默很久的问题。
“你放陈兴林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跑了，我负责’。你负谁的责？”
布鲁没有回答。
“你负的是组织的责，还是你自己的责？”
布鲁还是没有回答。
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问的问题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为什么用旧警察，为什么用帮会分子，为什么放人，为什么跟敌特来往。布鲁的回答也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因为需要，因为管用，因为能抓到更多特务。
审讯者不信。或者说，审讯者不需要信。他们需要的是材料，是证据，是让这个人低头的理由。
但布鲁不低头。
他不低头，不是因为倔。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没做错。他用旧警察，是因为旧警察熟悉广州。他用帮会分子，是因为帮会分子知道地下世界的事。他放人，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这些手段，在延安管用，在广州管用。他抓了三百多起案子，抓了一千五百多人，缴了十三部电台。这些数字是真的。他以为这些数字能替他说话。
但没有人看数字。
审讯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周同志问了一句不一样的话。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布鲁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这一辈子，只信过一个人。那个人回来了。”
周同志没有追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把它记下来，合上本子，走了。
审讯结束后，布鲁被带回牢房。他坐在水泥床上，右眼看着铁门上的透气孔。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有人走过，又有人走过。他数着，数到一百，再从头数。
他想起了吕璜。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另一间平房里。他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他不知道孩子们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他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天放风时，他走过吕璜的窗户下面。窗户开着一条缝，里面传来孩子的声音。那是他小儿子在哭。他停了一下。哨兵推他：“走。”他走了。
他没有回头。
第二章 判决
一九五二年夏天，陈坤死在狱中。
布鲁不知道这件事。他被关在另一间牢房里，每天放风时经过陈坤的窗户，窗户是空的，铁栏杆后面没有人。他以为陈坤被转到别处去了。
后来他才知道，陈坤是病死的。四十岁。死的时候，他的罪名还没有判。
布鲁听到这个消息时，坐在水泥床上，右眼看着铁门上的透气孔。他坐了很久。他想起陈坤坐在他对面，翻他的卡片，说“你这个人，太闷”。他想起陈坤说“你已经不是局长了”。他想起陈坤摇了摇头，走了。
他坐了整整一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军管会军法处开庭。布鲁被带上法庭，站在被告席上。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着几个人，布鲁不认识。审判长念了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布鲁听得很仔细。他听到“包庇重用特务”几个字，听到“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听到“判决书所列‘特务’，实为中共秘密党员”。
他没有上诉。
庭审结束后，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看了一下，又合上。他对法警说：“这个本子，得还给组织。”
法警接过本子，翻了翻。本子上记的是案卷编号、嫌疑人姓名、线索备注。字是右手写的，工整，清楚。法警合上本子，放进档案袋。
布鲁被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法庭。法庭不大，墙上挂着一枚国徽，国徽下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判决书。他看了几眼。然后他转过头，走了。
陈坤在死后仍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布鲁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牢房里。他坐在水泥床上，右眼看着铁门上的透气孔。他坐了很久。
第三章 十年
监狱在河北，一座旧军营改的。围墙很高，墙头拉着电网。里面分几个区，布鲁被关在政治犯区。牢房不大，一张水泥床，一个铁桶，一扇铁门。门上有巴掌大的透气孔，透进来的光是灰的。墙上有前一个住客刻的字，用指甲或铁钉划出来的，歪歪扭扭。布鲁凑近看，写的是：“活着。”
他不认识写字的人。但这两个字他记住了。
监狱里的日子是有规律的。天不亮起床，点名，吃早饭。早饭是一碗稀粥，几粒米，漂着几片菜叶。吃完出工，去监狱的工厂里干活。布鲁被分配到缝纫组，踩缝纫机。他只有右手，踩踏板只能右脚踩，左手袖管空着。踩一天，右腿酸得抬不起来。他不吭声。
下午收工，吃午饭。午饭是窝头加咸菜，有时有白菜汤。吃完放风，在围墙里走一圈。然后回牢房，等晚饭，等天黑，等第二天。
他在监狱里待了八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
八年里，他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学会了用一只手踩缝纫机。缝纫机是脚踏的，要两只脚交替踩。他只有右脚，踩不快。他琢磨了很久，发现可以用右手拉皮带。皮带一拉，轮子转，缝纫机走。他拉一下，走一针。拉一下，走一针。速度慢，但能走。他缝的是麻袋，一天缝几十条。缝完了，交上去，再领一批。他不说话，只拉皮带。拉了一天，右手也酸。但他习惯了。
第二件事，是记住了牢房里每一个人的脸。他数过，政治犯区一共关着四十多个人。有原来的地下党，有被冤枉的干部，有说不清问题的知识分子。他看他们放风时的走路姿势，看他们吃饭时拿筷子的手，看他们听到某个名字时眼睛里的变化。他记着。记着有什么用，他不知道。但他记着。
第三件事，是想事情。
他想南洋。想橡胶园里的白浆，想阿叔教他割胶，想阿福念誓词时手在抖，想李锦标递出第一张纸条时的样子。他想延安。想庆阳南门的茶摊，想陈兴林站在南门口，想毛泽东说“福尔摩斯”时的语气。他想广州。想珠江上的船，想骑楼下的茶楼，想陈坤坐在他对面翻卡片。
他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是“信任”。
他信陈兴林，陈兴林回来了。他信陈坤，陈坤死在狱中。他信组织，组织判了他十年。他不恨组织。他只是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他用命换来的信任，最后变成了罪。
他不问。他只是想。
一九六一年，刑满释放。
第四章 出狱
一九六一年，布鲁刑满释放。
出狱那天，监狱的管教员把他叫到办公室，让他签字。他签了。字是右手写的，比八年前抖了一些，但还看得清。管教员把一张释放证明递给他，说：“你可以走了。”
布鲁接过证明。他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他的名字：陈泊。下面写着释放日期：一九六一年。
他把证明折好，放进上衣口袋。然后他走出监狱大门。
门外是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庄稼地，玉米长得很高，叶子绿得发黑。天很蓝，太阳很大。他站在门口，眯着右眼看了一会儿。他已经八年没有看过这么宽的天地了。
他往北走。北京的方向。
他走了几天，搭了几趟车，到了北京。他在北京没有家。他的妻子吕璜和孩子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吕璜在妇联工作，但具体在哪里，他找不到。
他在北京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然后开始找老战友。他找的第一个人是他在延安保安处的老同事。那人见了面，愣了一下，然后握住他的手，说：“你出来了。”
布鲁说：“出来了。”
那人请他吃饭。饭桌上，那人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但你别再找了。找多了，对你不好。”
布鲁说：“我只想问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没做错什么。但有些事，不是对错能说清的。”
布鲁没有追问。
他又找了两个人。一个没见着，一个见了，但没说几句话就借故走了。布鲁明白了。他不再找了。
出狱后的第五天，他回到旅馆。旅馆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车旁站着两个人，穿军装，戴军帽。其中一个人看见他，走过来，说：“陈泊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布鲁问：“去哪？”
“湖北。”
“什么事？”
“不知道。上级命令。”
布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让我拿一下东西。”
他上楼，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包袱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一张释放证明、一本旧笔记本。他拎着包袱下楼，上了吉普车。
车开了。他透过车窗看着北京的街。街上有电车，有自行车，有行人。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闭上右眼。
他没有回头。
第五章 农场
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在江汉平原上，一片望不到头的农田。田里种着棉花和水稻，沟渠纵横，把田分成一格一格。农场有几千个犯人，分在各个分场。布鲁被分在第八分场，住集体宿舍，睡上下铺。他睡下铺，因为上铺他爬不上去——只有一只手，爬梯子不方便。
农场的生活比监狱宽松一些。白天出工，去田里干活。布鲁被分配到棉花组，负责摘棉花。他只有右手，摘不快。别人一天摘五十斤，他摘二十斤。他不争。摘多少算多少。
晚上收工，回宿舍。宿舍里十几个人，有原来的干部，有右派，有刑事犯。布鲁不跟他们说话。他坐在床上，右手翻那本旧笔记本。笔记本上记的是案卷编号、嫌疑人姓名、线索备注。字是右手写的，工整，清楚。他翻着翻着，就合上本子，看着窗外。
窗外是黑的。偶尔有灯光，是别的宿舍的。
他在农场待了十一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二年。
十一年里，他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学会了在棉花地里用一只手干活。摘棉花要两只手，一只手抓住棉桃，另一只手把棉花拽出来。他只有一只手，拽不快。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嘴咬住棉桃，右手拽棉花。拽完了，吐掉棉桃，再咬下一个。这个办法很笨，也很脏。但他能干活了。
第二件事，是记住了农场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他数过，第八分场一共关着一百多个人。他看他们走路，看他们干活，看他们吃饭时蹲的位置。他记着。有人问他为什么记，他说：“记着。万一哪天用得上。”没有人问他用得上什么。
第三件事，是想事情。
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信任”。
他信陈兴林，陈兴林回来了。他信陈坤，陈坤死在狱中。他信组织，组织判了他十年，又把他送到这里。他信了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没剩下。
但他不恨。他只是想。想了一千遍，一万遍。想到后来，不想了。
他学会了不信任。
不是不信任人。是不信任“信任”这件事本身。信任是有代价的。他付了代价。他认了。
一九六七年，文革开始。农场里来了红卫兵，要揪“走资派”和“特务”。有人指着布鲁说：“他是大特务！”红卫兵把他揪出来，让他跪在台上，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大特务陈泊”。布鲁跪在台上，右眼盯着地面。他没有辩解。他知道辩解没用。
后来，红卫兵把他和另外几个人押到北京，说是要“上访”。到了北京，红卫兵不管他们了。布鲁在北京街头流浪了几天，又被农场的人接回去。接他的人说：“你老实待着，别乱跑。”布鲁说：“好。”
他回到农场，继续摘棉花。用嘴咬住棉桃，右手拽棉花。一天摘二十斤。
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年轻犯人坐到他旁边。年轻人二十多岁，戴眼镜，看起来像个学生。他看了布鲁一眼，目光在空袖管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问：“你的手……”
布鲁说：“炸的。”
年轻人说：“怎么炸的？”
布鲁说：“做炸弹。”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他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布鲁说：“公安。”
年轻人说：“公安？”
布鲁说：“嗯。”
年轻人说：“那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布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因为信任。”
年轻人没有听懂。他等了等，见布鲁不再说话，便低下头，继续摘棉花。
布鲁也低下头，用嘴咬住棉桃，右手拽棉花。
第六章 死
一九七一年冬天，布鲁开始胃疼。
起初他没在意。农场里胃疼的人很多，吃的是粗粮，喝的是生水，胃疼是常事。他忍着。后来疼得厉害了，吃不下饭，人也瘦了。同宿舍的人劝他去看医生，他去了农场的医务室。医生给他开了几片止痛药，说：“老胃病，养养。”
他养了几个月，没有好转。
一九七二年一月，他疼得站不起来了。同宿舍的人把他抬到农场医院。医院在总场，一间平房，几张病床，设备简陋。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胃癌。晚期。”
布鲁躺在床上，右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有裂缝，裂缝里有灰。他看了很久。
他没有说话。
他的妻子吕璜接到通知后，从北京赶来。她坐了几天火车，到了沙洋，又搭了一辆拖拉机，到了医院。她走进病房时，布鲁正躺着，右眼看着天花板。她走到床边，叫了一声：“陈泊。”
布鲁转过头。他看着吕璜。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来了。”
吕璜说：“来了。”
布鲁说：“坐。”
吕璜坐在床边。两个人没有说话。窗外是棉花地，白茫茫一片，已经摘过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棉秆。
过了一会儿，布鲁说：“孩子们呢？”
吕璜说：“在北京。挺好的。”
布鲁说：“好。”
他没有再问。
吕璜在农场待了几天。她每天坐在布鲁床边，给他喂水，给他擦脸。布鲁不说话，她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坐着。
有一天，布鲁对吕璜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着我，受苦了。”
吕璜没有说话。她握住他的右手，握得很紧。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布鲁在沙洋农场医院去世。胃癌晚期。享年六十三岁。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没有人记录。
吕璜把他葬在农场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坟前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陈泊。
她带着孩子回了北京。临走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小山坡。山坡上光秃秃的，只有几棵枯草在风里晃。
她转过头，走了。
第四卷完。
尾声
一九八〇年，北京。
一纸公文从公安部发出，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公文不长，几行字：经复查，原判认定陈泊“包庇重用特务”一案，主要根据不是事实，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公文到农场时，布鲁已经死了八年。
农场的人翻出档案，找到布鲁的名字。名字下面写着：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病故。他们把公文和档案放在一起，装进一个牛皮纸袋，存进了档案室。档案室的架子上堆满了这样的牛皮纸袋，有的厚，有的薄，有的已经落了灰。布鲁的袋子放在中间一层，不显眼。
没有人通知吕璜。
她后来是从一个老战友那里听到消息的。老战友打电话给她，说：“平反了。”吕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知道了。”
她挂了电话。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北京的街，车来车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去厨房做饭。
她没有哭。
那天晚上，她翻出一个旧箱子。箱子里是布鲁的东西：一件灰布棉袄，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一本旧笔记本，字是右手写的，工整，清楚；一张照片，黑白的，有些泛黄，照片上是一个独臂的男人，站在延安的窑洞前，右眼看着镜头，没有笑。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墨水已经洇了，但还能看清：
“他信任过一个人，那个人回来了。”
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照片放回箱子里，合上盖子。
一九八二年五月，北京。
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为布鲁平反昭雪。参加追悼会的有公安部领导，有广东省公安厅的代表，有布鲁生前的老战友、老同事。叶剑英送了花圈。
悼词是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念的。悼词里说：陈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杰出战士。他在延安时期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广州解放初期为稳定社会治安、肃清敌特作出了突出成绩。一九五一年被错误逮捕，一九五三年被错误判决，一九八〇年经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
悼词念完了，全场默哀。然后人们一个接一个走到遗像前，鞠躬，献花。
遗像上的布鲁穿着灰布军装，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他的脸很瘦，颧骨高，右眼看着镜头。他没有笑。
悼词用哪个名字，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人说用“陈泊”，有人说用“布鲁”。最后决定用“布鲁”——他在党内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字。许多老战友只知布鲁，不知陈泊。
追悼会结束后，吕璜站在门口，跟每一个来的人握手。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有人对她说：“你要保重。”她说：“谢谢。”有人说：“布鲁同志是好样的。”她说：“谢谢。”她说了很多次谢谢。
她没有哭。
但有一个老人哭了。那人是布鲁在延安保安处的老同事，姓陈，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他站在遗像前，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对吕璜说了一句话：“那年他走的时候，我没敢送。”
吕璜看着他。她说：“他知道。”
老人点了点头。然后他走了。
追悼会结束后，吕璜回到家里。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北京的街，车来车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去厨房做饭。
她没有哭。
那天晚上，她把那个旧箱子又翻出来。她拿出那件灰布棉袄，摊在床上。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布已经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她用手摸了摸那个空袖管，摸了一会儿。然后她把棉袄叠好，放回箱子里。
她又拿出那本旧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掉了，里面的纸页发黄，边角卷起来。她一页一页翻。上面记的是案卷编号、嫌疑人姓名、线索备注。字是右手写的，工整，清楚。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不是案卷内容：
“铆钉。钉进去就拔不出来。”
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箱子里。
她盖上箱子，坐在床边。窗外是黑的。她坐了很久。然后她躺下，闭上眼睛。
她没有哭。
某个档案馆。
一个人翻开布鲁的案卷。案卷很厚，里面装着审讯记录、判决书、平反文件。他翻到最后，看见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有些泛黄。照片上是一个独臂的男人，站在延安的窑洞前。他穿着灰布军装，左袖管折好别在腰带里。他的脸很瘦，颧骨高，右眼看着镜头。他没有笑。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不知道是谁写的，墨水已经有些洇了。字很小，但还能看清：
“他信任过一个人，那个人回来了。”
那个人合上案卷。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把案卷放回架子上。
他走出档案馆。外面是北京的街，车来车往。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走了。
他没有回头。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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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