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窝子里的月亮
——写给支边人
文/雁滨
我从未住过地窝子。可当我第一次在文字里“走进”它时，仿佛听见了半个多世纪前，那从地底传来的、压低了的歌声。
那是湖南女兵们的声音。
1952年，新疆和平解放不过三年。二十万解放军官兵就地转业，放下了枪，拿起了坎土曼。他们要在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版图的土地上，扎下根来。
可根怎么扎？
王震将军做了一个决定。他向湖南省委请求：“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参加支援新疆建设。”消息一出，长沙城的街头巷尾都贴满了征兵告示。十六岁的戴庆媛看到告示时，抗美援朝没报上名的遗憾还在心里硌着，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报了名。体检时她太瘦，便在口袋里揣上小石头和铁锁，硬是把体重凑够了。
八千湘女，就这样上了天山。她们中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四五岁。从长沙到西安，火车走了两天；从西安到哈密，军用大篷卡车走了二十多天。为防止土匪偷袭，每辆车都有两名持冲锋枪的战士护送。女兵们把头发盘起来塞进帽子里，把雨伞架在车头伪装成机枪，一路颠簸，一路唱歌，唱累了就靠着行李打瞌睡，你碰我的头，我碰你的头，“想睡个囫囵觉儿真难”。
到了。下车了。带队的干部喊：“湖南的女兵到了！大家快出来欢迎呀！”
茫茫戈壁，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女兵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动。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钻出来几百号人。他们鼓掌，他们笑着，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那是地窝子。在平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架起树干，盖上柴草，糊上泥土，半地下室式的“房子”。这就是家。这就是扎根的地方。
赵秀英也是那时候来的。河南西平县，一个听喇叭里喊着“支援边疆”就报了名的农村姑娘。她记得很清楚，1956年，郑州火车站陆续发出四十六列火车专列，载着五万六千多名河南青年，向西，向西，再向西。
火车到了张掖，换汽车。沙石路上颠簸了十三天，尘土从车窗灌进来，每个人都是一副灰扑扑的模样。终于到了阿克苏，下车时，“脚着地时，发现尘土已埋过脚脖”。
“看四周，一片灰茫茫的，连个房子都没见到，同车的几个女孩忍不住大哭起来。”
可赵秀英没哭。她小时候跟着奶奶躲抓壮丁，晚上睡在麦草垛里，整天担惊受怕。她说：“和以前相比，这不算吃苦。”
她后来在兵团唱了一辈子的豫剧。上下班的路上唱，干着活也唱，《朝阳沟》《卷席筒》《棒打金枝》。“虽然身体累些，但心里爽快。”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酷烈。湖北支边青年李莲芝记得，刚建团的时候，连里派四个人上戈壁滩打柴，凌晨一点多才回来。其中一个人没穿毡筒，脚和棉胶鞋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十个脚趾头全冻坏了，只能用刀子把鞋子割破。
吃的呢？粗粮苞谷面，偶尔吃一次白面馍馍，“一口咬下去，嘴里就有沙子，根本不敢细嚼慢咽，只能掰碎了用水泡着吃，吃完在碗底可以清晰地看见细沙”。
上海知青何百成回忆，冬天发下来的翻毛皮鞋，军用品，好东西。可年轻人拿它做什么用呢？“百分之九十的人，用发下来的翻毛皮鞋跟老乡换苞谷馕吃了。太饿了，饿得白天干活两眼冒金花，晚上睡觉睡不着。”一双皮鞋换五六个馕，吃了算数。
他们把粮食都交上去了。国家统一调配。“我们再吃不饱，全国有很多地方比我们还糟。”
这就是支边人。他们饿着肚子，把打下的粮食装上火车，运往内地。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十七万五千人，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劳武结合，屯垦戍边。
此后十余年，一批又一批青年从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上海、北京、天津涌向这片土地。1959年，安徽五千名支边青年抵达哈密的那一天，接待委员会专门从阿勒泰调运了鱼。支边青年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新疆安下心、扎下根”。
他们确实扎下了根。1961年到1966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九万六千名青年来到兵团。他们中有人成了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有人成了第一代女教师、女护士、女农业技术员。她们在地窝子里结婚，在地窝子里生子，在地窝子里把一生的青春熬成了白发。
戴庆媛说，她们那代人的婚姻，“很多是先结婚，后恋爱”。没有时间谈情说爱，每天早出晚归，还要开生活检讨会。星期天才有空待在一起。
“我当时比较瘦，就在口袋里揣上小石头和铁锁等重物，通过了体检。”——这句话我读了很久。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为了去一个在地图上遥远得近乎传说的地方，往口袋里装石头。这需要怎样的决心？又或者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里装着的东西，比石头重得多。
六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那些哭着从卡车上下来的姑娘，那些用翻毛皮鞋换馕吃的小伙子，那些在戈壁滩上唱豫剧、唱花鼓戏、唱湖南民歌的青年，如今大多已经故去。活着的，也都八九十岁了。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留在了新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把新疆当成了家乡，在父辈创造奇迹的地方继续工作、生活。
当年的地窝子，早已不见了。石河子、阿拉尔、图木舒克，一座座城市在戈壁滩上长了出来。2025年，仅石河子总场一个场镇的生产总值就完成了六十多亿元，智能温室里种着串收番茄，万亩鱼塘里养着澳洲蓝龙虾。兵团的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全国每七粒玉米种子中，就有一粒来自兵团。
如果赵秀英能看到这些，她还会唱那出豫剧吗？
我想她会的。
我常常想，支边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他们不是没有选择。那个年代，留在故乡，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虽然清苦，却不必面对戈壁的风沙和地窝子的潮湿。可他们选择了向西。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苦。戴庆媛在口袋里揣石头的时候，赵秀英在麦草垛里躲壮丁的时候，李莲芝的战友冻掉十个脚趾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苦是什么滋味。可他们还是去了。
周总理1965年在石河子接见上海支边青年时说了一句话：“家庭出身是个人不能选择的，但前途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这句话，放在支边人身上，有一种格外沉重的分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并不“好”。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去边疆，去最艰苦的地方，是他们证明自己、实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可当他们真的到了那里，出身便不再重要了。戈壁滩不看出身，风沙不看出身，饥饿也不看出身。在那片土地上，人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能不能干活，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让脚下的土地长出庄稼。
他们能。
我曾在某个深夜，看着一张老照片发呆。
照片上是几个湘女，穿着军装，站在一片刚开垦出来的条田边上。她们都很年轻，二十岁上下，脸上带着笑。背后是天山，是戈壁，是看不到尽头的荒凉。可她们的笑是真实的。
那不是强颜欢笑。那是劳动之后的踏实，是劳作之后看着土地被翻开的满足。
赵秀英说，她上下班路上唱豫剧，“感觉有使不完的劲”。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从河南到新疆，走了三千七百多公里，坐了火车坐汽车，颠簸了个把月，住进了地窝子，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她说她有使不完的劲。
这劲从哪里来？
我想，大概来自一种朴素得近乎天真的信念：我在做一件有用的事。我在开荒，我在种粮，我在修渠，我在让这片荒了几千年的土地长出庄稼来。
这信念，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支边人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像另一个世界的传说。
我们很难想象，一群人会在口袋揣着石头去体检，只为了能去一个更艰苦的地方。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用发下来的棉鞋去换几个馕，然后又光着脚在雪地里干活。我们很难体会，在地窝子里过第一个冬天是什么滋味。
可他们就这样过来了。
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边疆，把终身献给了边疆，把子孙也献给了边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成为英雄，没有登上报纸，没有留下传记。他们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地窝子里，在一个又一个团场里，在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然后，戈壁变成了绿洲，荒原变成了城市。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
2006年，一块重约一百二十吨的花岗岩，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的天山峡谷中采出，运抵湖南长沙，历时九天，行程四千多公里。它被安放在湘江之滨，命名为“湘女石”，用以纪念半个世纪前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壮举。
石头从新疆来，立在湖南。
这个意象让我想了很久。一块石头，从西到东，从戈壁到湘江，像极了那些湘女的一生。她们从湖南去新疆，把一生留在了那里。而这块石头从新疆回湖南，带着她们的故事，带着那片土地的重量。
石头是沉默的。可它记得一切。
它记得地窝子里的哭声和歌声，记得戈壁滩上的烈日和风沙，记得那些年轻的面孔如何一天天变老，记得那些荒芜的土地如何一天天变绿。
支边人终究会成为一个渐渐远去的名字。当最后一位地窝子里的老人闭上眼睛，那个时代就真的结束了。
可有些东西不会结束。
不会结束的是那一种选择：在安逸和艰苦之间，选择艰苦。在故乡和远方之间，选择远方。在个人的舒适和国家的需要之间，选择国家的需要。
这种选择，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去做。只是每个时代的形式不同罢了。
六十多年前，它叫支边。今天，它叫援疆、援藏、支教、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名字变了，方向没变。还是有人要去那些偏远的地方，还是有人要去做那些艰苦的事，还是有人要把自己的青春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只是今天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保障，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退路。这是时代的进步。可进步归进步，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悬在每个人面前：
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不去？
支边人已经用他们的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闭上眼睛，试着想象地窝子里的夜晚。
低矮的顶棚，泥土的气息，一盏煤油灯。外面是戈壁的风，呼啸着，像要把这个世界吞掉。可地窝子里是暖的。几个女兵挤在一起，说着家乡话，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然后她们睡着了。梦里是湘江的水，是稻田的绿，是妈妈的呼唤。
第二天天不亮，哨子响了。她们爬起来，走出地窝子，迎着风沙，走向那片等着她们开垦的土地。
月亮还在天上挂着。
那是照过故乡的月亮。也是照过戈壁的月亮。是照过地窝子的月亮。也是照过八千年湘女、五万河南青年、九万上海知青的月亮。
它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老去，看着他们把荒原变成家园。
它不说话。
它只是亮着。
作者简介：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荣誉博士学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高级指导师，心理咨询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等。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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