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杜鹃啼血
作者：心如大海
（非虚构历史小说）
目录
第一卷：根（1920年—1939年）
第一章 常德·墙报上的诗
第二章 离家·那颗年青的头颅
第三章 延安·抗大毕业证上的名字
第四章 山里的小侉子
第二卷：涿州（1940年—1945年）
第一章 龙安村·那一碗汤
第二章 沈家庵·被晾起来的人
第三章 岐沟村·又给您带来一个儿子
第四章 除奸反特
第五章 搭档·从打量到生死之交
第六章 笔杆子枪杆子
第七章 追悼会·英雄非无泪
第八章 韩村·一挪眼没看住
第三卷：墙洞（1945年—2021年）
第一章 八年
第二章 取稿·1953年
第三章 出版·十月的歌
第四章 归乡·墙洞里的光
后记
附录：陈辉年表
第一卷：根（1920年—1939年）
第一章：常德·墙报上的诗
一九三七年深秋，常德城里的梧桐叶子黄了，落了一地。
沅江边的码头上，扛包的工人赤着脚，踩着碎叶往船上走。江水浑黄，打着旋儿往下游淌。远处的货船上有人喊号子，声音闷闷的，被风一吹就散了。日本人的飞机还没到湖南，但北边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紧。茶楼里有人低声说，北平丢了，天津丢了，上海也快了。有人接话：“上海一丢，南京就悬了。”再没人说话，只剩茶碗磕在桌上的声响。
吴盛辉那年十七岁，在常德县立中学读高中。他个子不高，人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袖子短了一截，手腕露在外面。他走路快，低着头，像是脑子里总在想事。他在班上不算起眼，成绩中等，话不多，但作文写得好，国文老师李仲甫常拿他的文章在课上念。
那天下午，他在学校后墙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一首诗。
黑板是学生自己办的墙报，三块木板拼起来，立在过道边上。上面有校长的训话，有同学写的白话文，还有几篇转载的报纸社论。吴盛辉的诗写在最右边，占了半块板。
题目只有一个字：《问》。
开头几行是——
谁的家乡，
在松花江上？
谁的爹娘，
在卢沟桥旁？
后面还有十几行，越写越急，粉笔字挤在一起，末尾一句是：“我们还能坐在教室里，读几年书？”
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有人念出声来，念到“谁的爹娘，在卢沟桥旁”的时候，人群里安静了一下。一个低年级的女生扭过头，偷偷擦了擦眼睛。
“吴盛辉，你写的？”
一个穿蓝布衫的同学挤过来，是隔壁班的周家骏。他把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拍了一下吴盛辉的肩膀：“写得好！明天贴到街上去！”
“街上不让贴。”吴盛辉说。
“那就贴到码头上去，让扛包的也看看。”
吴盛辉没说话。他把粉笔头收进袖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往教室走。周家骏在后面喊他，他头也没回。
走到教室门口，他停了一下。教室里空荡荡的，黑板上有值日生没擦干净的字，写着“明日考几何”。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变得很轻，很虚，像是随时会被风吹走。
那天放学，他没有直接回家。他沿着沅江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城外的码头边上。码头上停着几条小船，船工在收帆。江面上有一层薄雾，对面的山影影绰绰。
他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子，在泥地上写了几个字。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看不清。他把石子扔进江里，站起来，拍了拍手，往家走。
家在东门里的一条巷子，巷子窄，两边是青砖墙，墙根长着青苔。他推开门，母亲在灶台前热着一碗红薯稀饭。姐姐吴盛芳坐在灯下补衣服，见他进来，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
吴盛辉端起碗，喝了两口。稀饭是稀的，能照见碗底。
“又去学校闹了？”母亲问。她背对着他，手里的锅铲没停。
“没有。”
“隔壁王婶说，你们学校有人在墙上写诗，骂日本人。”
吴盛辉没接话。
母亲把锅铲放下，转过身来，看了他一会儿。她是个沉默的女人，丈夫死得早，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深。她不识字，但她知道儿子在干什么。
“你爹要是还在，”她说，“不会让你去。”
“妈，爹要是还在，他也会去。”吴盛辉放下碗，“国都快没了。”
母亲没再说话。她转过身，继续刷锅。锅底有锅巴，她拿铲子刮了很久，刮得声音很响。吴盛芳放下针线，看了弟弟一眼，想说什么，终究没说。
那天夜里，吴盛辉躺在木板床上，盯着房顶。房顶的椽子上挂着几缕蛛网，风从窗缝里钻进来，蛛网轻轻地晃。窗外是常德城的夜，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他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纸，借着窗外的月光，写了几个字。
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想写。他要写。
他把纸折好，塞回枕头底下，吹灭了灯。
窗外，沅江的水声隐隐约约，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喊。
第二天，他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墙报上的诗被人擦掉了。
粉笔字被湿布抹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块白印。周家骏站在旁边，脸色铁青：“训导主任擦的。他说‘学生不要谈国事’。”
吴盛辉没说话。他走到墙报前，拿起半截粉笔，又写了一行字——
国事就是家事。
周家骏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桶水。他把水泼在黑板上，把之前所有没用的内容全冲掉了，只剩吴盛辉刚写的那一行字。
“走吧，”周家骏说，“校长要来了。”
两人跑出校门，拐进一条小巷。巷子里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正蹲在炉子前翻红薯。吴盛辉买了一块，掰成两半，递给周家骏一半。
“你以后想干什么？”周家骏咬了一口红薯，含含糊糊地问。
吴盛辉想了想，说：“写东西。”
“写什么？”
“写我们这代人怎么活的。”
周家骏笑了：“你这话说得跟大人一样。”
吴盛辉也笑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天，天很蓝，云很淡，像是根本不知道地面上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母亲坐在灯下等他。桌上放着一双新纳的布鞋，针脚很密。
“你爹走得早，”母亲说，“你要走，我不拦你。但你要记住，你是吴家的儿子。”
吴盛辉低下头，看着那双布鞋，没说话。
他知道，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九三七年过去了。常德的冬天很冷，沅江上结了薄冰。吴盛辉没有走，他还在学校里读书，还在墙上写诗。但他在等，等一个消息，等一个出路，等一个能让他真正走出去的机会。
他不知道，那个机会，第二年春天就会来。
（第一章完）
第二章：离家·那颗年青的头颅
一九三八年春天来得早。沅江边的柳树刚抽芽，码头上已经有人穿单衣了。
吴盛辉是在三月的一个傍晚，收到那封信的。
信是周家骏转来的，皱巴巴的，信封上没写寄信人，只写了一行字：“常德县立中学，吴盛辉收。”他拆开，里面只有一张薄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去延安，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人接应。落款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名字。
他把信看了三遍，折好，塞进口袋。周家骏站在旁边，低声问：“什么信？”
“没什么。”
周家骏没再问。他看了吴盛辉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羡慕，又像是担心。
那天晚上，吴盛辉回家比平时还晚。他在沅江边走了很久，一直走到天黑透。江面上有几条夜航船，灯火忽明忽暗。他蹲在码头上，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又摸了摸另一只口袋——那里有一张他白天写的诗，是写给母亲的，但最终没有给她看。
回到家，母亲已经睡下了。姐姐吴盛芳坐在堂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在等他。
“你怎么还不睡？”他问。
“等你。”
吴盛芳比他大三岁，长得像母亲，话少，性子沉。她把灯芯拨亮了一些，看着弟弟的脸，说：“你是不是要走？”
吴盛辉愣了一下。
“这几天你不对劲，”吴盛芳说，“妈也看出来了，她不说。”
吴盛辉在门槛上坐下，低着头。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姐，”他说，“国都快没了，我不能一直在这儿坐着。”
吴盛芳没有接话。她低头缝了两针，又停下，把针线放在桌上。
“什么时候走？”
“后天。”
“跟妈说了吗？”
“没有。”
吴盛芳沉默了很久。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双新布鞋，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是母亲这些天一直在做的。
“妈给你准备的，”吴盛芳说，“她知道你要走。”
吴盛辉接过布包，手指碰到那双布鞋，针脚很密，是母亲一针一针纳的。他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吴盛芳突然开口：“你还记得爹走的时候吗？”
吴盛辉点点头。那年他六岁，父亲病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临终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好好读书”，第二句他记不清了。
“爹说的第二句是什么？”他问。
吴盛芳想了想，说：“爹说，别当亡国奴。”
第二天一早，吴盛辉去了母亲的房间。
母亲已经起来了，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一件缝了一半的衣服。她知道儿子要来，没有抬头。
“妈。”
“嗯。”
“我要走了。”
母亲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缝。
“去哪儿？”
“延安。”
母亲沉默了很长时间。她把衣服叠好，放在床边，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最底层摸出一个旧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她和丈夫年轻时的合影。照片上的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笑得温和。
“你爹走得早，”母亲说，“他要是还在，也会让你去。”
吴盛辉接过照片，看见背面有一行字，是用毛笔写的，墨迹已经淡了。
“写的是什么？”他问。
母亲摇摇头：“你爹写的，我不认得。”
吴盛辉翻过照片，借着油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认。那行字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不说话，把照片翻回来，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
“妈，”他说，“我走了以后，您和姐多保重。”
母亲点点头。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像是要把他记住。
“走吧，”她说，“别回头。”
三月末的一个清晨，吴盛辉离开了常德。
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母亲和姐姐站在门口送他，他没敢回头。走到巷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门口，身子瘦瘦的，像一棵老树。
他转过身，快步往前走，再没回头。
从常德到延安，要先到长沙，再经武汉，再往北走。吴盛辉身上只有几块钱和母亲给的那张照片。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年轻的学生、穿长衫的知识分子、扛着行李的工人。他们都是往北走的，都是去延安的。
在长沙的客栈里，他遇到了一群学生，也是去延安的。其中一个高个子问他：“你是哪个学校的？”
“常德县立中学。”
“叫什么？”
“吴盛辉。”
高个子点点头：“我是长沙一师的，叫陈明。咱们一路走吧。”
吴盛辉同意了。他们一起搭上了北上的火车，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人唱歌，有人念诗，有人沉默地看着窗外。吴盛辉靠在车厢壁上，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忽然想起了那首他写在墙报上的诗。
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把母亲给的那张照片从口袋里摸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向后退去。吴盛辉闭上眼，他知道，常德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他终于要去了。
三月底，他到了延安。
（第二章完）
第三章：延安·抗大毕业证上的名字
一九三八年四月，吴盛辉到了延安。
从西安往北走，走了整整七天。一路是黄土，沟沟坎坎，风一吹，沙子往嘴里灌。同行的学生有的走不动了，蹲在路边喘气；有的却越走越精神，扯着嗓子唱《松花江上》。吴盛辉走在队伍中间，不唱歌，也不掉队。他背着母亲缝的布鞋，口袋里揣着父亲的照片，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到了延安，就能打仗了。
延安城不大，延河从城边流过，水是浑的，两岸是窑洞。城里的街上，到处都是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有的扛着枪，有的背着行李，有的三五成群地坐在路边讨论什么。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像是整个中国不甘心的人都挤到了这个小城里。
吴盛辉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的校址在城外的一座山坡上，窑洞一排一排的，上课就在窑洞前的空地上。黑板是木板做的，粉笔是石灰捏的，没有课桌，学员自己找块石头坐着。教员有从苏联回来的，有走过长征的，有在北平做过教授的。他们讲游击战，讲持久战，讲怎么发动群众，讲怎么建立根据地。
吴盛辉听得认真，记得也认真。他随身带一个本子，教员讲一句，他记一句。本子正面记笔记，背面写诗。
有一次，教员在课上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说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吴盛辉在本子背面写了一首诗，只有四行——
我不怕长长的黑夜，
因为我知道，
天亮的时候，
太阳会从东边出来。
他写完，看了看，觉得太软，又划掉了。但他没有撕那页纸，而是把它留在了本子上。
抗大的生活很苦，小米饭，南瓜汤，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单衣。但吴盛辉不觉得苦。他觉得这里比常德好——在常德，他只能站在墙报前写诗；在延安，他能拿着枪，能上课，能真正做点什么。
有一次，抗大组织学员去山上开荒。吴盛辉分到一把锄头，锄了两下，手掌就磨出了血泡。旁边的学员是个陕北汉子，叫刘志强，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笑着说：“你这学生伢子，没干过活？”
“没有。”吴盛辉实话实说。
刘志强接过锄头，给他示范：“你得顺着劲儿来，不能死用力。”他锄了几下，又递回给吴盛辉，“试试。”
吴盛辉照着做，果然轻松了一些。他锄了一会儿，停下来，看着自己磨破的手掌，笑了。
“笑啥？”刘志强问。
“我在想，我以前写的诗，太轻了。”
“那你现在写啥？”
吴盛辉想了想，说：“写你们。”
刘志强哈哈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学生伢子，有点意思。”
一九三九年春天，吴盛辉从抗大毕业了。
毕业证书是一张油印的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吴盛辉。他看着那几个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吴盛辉是他的本名，但从今天起，他要用这个名字，去做一件大事。
他把毕业证书折好，塞进怀里，和父亲的照片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坐在窑洞门口，看着延河边的灯火，写了一首长诗。诗的题目叫《送别》，开头几句是——
我走了，
带着延河的水，
带着窑洞的土，
带着一颗年青的心。
他没有把这首诗投出去。他把它折好，夹在本子里，打算以后有机会再改。
但后来，他再也没能改它。
一九三九年五月，吴盛辉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他收拾好行李——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母亲缝的布鞋、父亲的照片、抗大毕业证书，还有几本写满诗的本子。
他离开延安的那天，天气很好。延河的水在阳光下闪着光，宝塔山静静地立在那里。
他站在城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大步向前走。
他要去平西了。那里有山，有河，有战斗，有他要找的东西。
他不知道，这一走，他再也没能回到延安。
（第三章完）
第四章：山里的小侉子
一九三九年九月，吴盛辉随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经太行山，辗转到了平西。
平西是山区，山不高，但沟深，路窄，弯弯绕绕。村子散在山坳里，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铺着石板。一到秋天，满山的柿子红了，没人摘，落在地上烂掉。老百姓穷，但老百姓好，见了八路军就笑，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塞进战士口袋里。
吴盛辉被分配到房山斋堂、十度一带。这里是平西根据地的腹地，相对安全，机关、报社、被服厂、医院都藏在山沟里。他被安排在晋察冀通讯社平西分社，主要工作是写报道、做宣传。
分社在一座破庙里，只有三个人。社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山西人，说话慢，脾气好。另一个是刻蜡板的，姓李，年轻，不爱说话，整天低着头刻钢板。吴盛辉负责写稿，写好交给李同志刻印，油印出来分发到各部队和村庄。
他写得很快，一天能写好几篇。写战斗故事，写支前模范，写军民鱼水情。但他最想写的，是诗。
他有一个小本子，随身带着，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山，写水，写老乡，写战友。有一次，他跟着一个连队去村里做群众工作，看见一个老太太给战士缝衣服，缝着缝着就哭了，说“我儿子也在八路军，不知道在哪儿”。吴盛辉站在旁边，看着老太太的手，一针一针地缝，他掏出本子，写了一首诗——
她的手，
是树皮做的，
缝进去的，
是娘的心。
写完，他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听不懂普通话，旁边的村干部翻译了一遍，老太太抹了抹眼睛，说：“写得不好，我儿子还没回来呢。”
吴盛辉把本子合上，心里觉得堵得慌。
他在山区待了两年多，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前线。他找社长说过好几次，社长说：“你急什么？你写的稿子，比枪子儿还管用。”他不信，他觉得只有拿枪才算打仗。
一次反扫荡，他跟着机关转移。山里的夜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排成一队，前面的人拉着后面的人的衣服，一个跟着一个走。走到半路，忽然听见前面响了一枪。
所有人都停下来，蹲在地上。吴盛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咚咚地跳。他听见有人在低声传话：“前面有情况，就地隐蔽。”
他们蹲在山沟里，蹲了整整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才接到命令继续前进。吴盛辉站起来，腿麻了，差点摔倒。旁边的同志扶了他一把，笑他：“你这学生伢子，还没打过仗吧？”
吴盛辉没说话。他第一次意识到，打仗不是写诗，不是喊口号。打仗是蹲在山沟里，蹲一整夜，腿麻了还不能动，可能下一秒就会有一颗子弹打过来。
那天晚上之后，他找社长，又提了一次去前线。
社长看了他一会儿，说：“你真想去？”
“真想去。”
“那就写一份申请。”
吴盛辉写了。申请交上去，过了几天，批复下来了——同意他调往房涞涿联合县。
消息传开，分社的同志都来送他。社长握着他的手说：“去了那边，注意安全。别光顾着写诗，也得顾着命。”
吴盛辉笑了：“写诗和打仗，不冲突。”
“你去了就知道。”社长说。
临走那天，他收拾行李，还是那个布包，里面几件衣服，母亲缝的布鞋，父亲的照片，抗大毕业证书，还有那几本写满诗的本子。他把本子又翻了一遍，翻到那首在延安写的《送别》，看了很久。
他忽然觉得，那首诗写得不对。他不知道哪儿不对，但他知道，等他到了房涞涿，他会写出新的诗。
他背着布包，走出破庙。山里的风很凉，把柿子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他回头看了一眼破庙，然后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山外走。
山的外面，是平原。平原上，有敌人。
一九三九年，吴盛辉二十一岁。他要去房涞涿了。
（第四章完）
第二卷：涿州（1940年—1945年）
第一章：龙安村·那一碗汤
一九四〇年十月，吴盛辉到了房涞涿。
从平西山区往东走，山越来越矮，沟越来越浅，到最后，山没了，眼前一下子铺开一片大平原。平原上，远处的村子冒着烟，近处的庄稼已经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田垄。天上飞过几只乌鸦，叫了两声，落在田埂上。
护送他的交通员是个本地人，姓赵，二十多岁，话多，一路上跟他讲房涞涿的情况。说这边是敌占区，日伪据点一个接一个，炮楼不算多，据点可不少。说松林店有伪警察署，横歧有伪大乡队，孙庄有伪军一个小队。说到最后，老赵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口音，到了这边得少说话。”
吴盛辉点点头。他知道自己的口音是什么样——在延安的时候，大家五湖四海，没人觉得他特别；到了平西山区，老乡们听不太懂他说话，但也没什么；现在要到敌占区了，他的湖南口音就成了一个招牌，往哪儿一站，人家都知道他不是本地人。
“那怎么办？”他问。
“少开口，多听，”老赵说，“实在要说，小声说。”
他们走了两天，到了涞涿边界的龙安村。
龙安村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土坯的，墙不高，院墙外边种着枣树。村口有一口井，井台上坐着几个老太太，一边择菜一边说话。看见他们走过来，老太太们抬起头，看了看，又低下头继续择菜。
老赵把他带到一户人家门口，敲了敲门。
门开了，出来一个年轻人。
这人二十出头，中等身材，脸黑，穿一件半旧的灰布褂子，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他看了吴盛辉一眼，又看了老赵一眼，点了点头。
“郑君同志，”老赵说，“这就是吴盛辉同志，从平西分社调来的。”
郑君上下打量了吴盛辉一遍。他的目光很直接，不躲闪，也不客套。他看见吴盛辉瘦，个子不高，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像是刚从学校里出来的。他什么也没说，侧身让开门。
“进来吧。”
吴盛辉跟着他进了院子。院子不大，靠墙搭着一个棚子，棚子底下堆着柴火。正屋是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当灶房。院子里有一只鸡，在土里刨食，看见人进来，扑棱着翅膀跑开了。
郑君没急着跟他说话。他先进灶房，抱了一捆干柴，蹲在灶台前点火。火苗蹿起来，他把锅放上去，添了水。过了一会儿，水开了，他舀了一瓢倒进木盆里，端到院子里。
“先洗个脚。”他说。
吴盛辉愣了一下。从平西走到这里，两天没洗过脚，脚上全是泥。他把布包放下，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脱了鞋，把脚放进热水里。一股热气从脚底蹿上来，烫得他缩了一下，又慢慢把脚放回去。他低头看着盆里的水，水很快变浑了。
郑君站在旁边，看着他洗脚，一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灶房里飘出了饭香。郑君进去，端出来一碗贴饼子，一碗馏红薯，一碗蒸茄泥，还有一碗汤。汤是白菜汤，上面飘着几点油星。
“吃吧。”郑君把碗放在他面前。
吴盛辉看着眼前的饭菜，愣了一下。他在平西山区待了两年多，吃的是小米饭、南瓜汤，有时候连这些都吃不上。眼前这一顿饭，有饼子，有红薯，有茄子，还有汤，他觉得太丰盛了。
“这……太麻烦了。”他说。
“麻烦什么，”郑君说，“吃。”
吴盛辉不再客气，端起碗就吃。贴饼子是玉米面做的，硬，但他吃得很快。红薯是甜的，蒸茄泥放了点盐，白菜汤是热的。他吃得满头是汗，最后把汤也喝干净了。
郑君一直坐在旁边看着他，没动筷子。等吴盛辉吃完了，他才开口。
“你从哪儿来的？”
“湖南常德。”
“到延安几年？”
“三年多。”
“抗大的？”
“嗯。”
郑君点点头，没再问了。
天黑了。院里的油灯点起来了，光很小，照得墙上的影子一晃一晃的。郑君把碗收进灶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件半旧的棉袄。
“夜里冷，披着。”
吴盛辉接过来，披在身上。棉袄有点大，但暖和。
就在这时，院门响了。
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旧军装的人走了进来。他大约三十出头，脸方正，眉毛很浓，说话声音洪亮。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吴盛辉，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这就是新来的？”
“王巍同志，”郑君站起来，“这是吴盛辉同志，从平西分社调来的。”
王巍点点头，在吴盛辉对面坐下来。他盯着吴盛辉看了一会儿，看得吴盛辉有些不自在。
“哪的人？”
“湖南常德。”
“在延安待了几年？”
“三年多。”
“抗大毕业的？”
“是。”
王巍没再问。他扭头对郑君说：“明天带他到沈家庵，找李光武，安排到青救会。”
郑君点了点头。
王巍站起来，拍了拍吴盛辉的肩膀：“小吴同志，到了这边，别急着打仗。先熟悉熟悉情况，把群众工作做起来。”
吴盛辉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王巍已经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很重，踩在院子里，发出咚咚的声响。院门关上，脚步声渐渐远了。
郑君把油灯放在桌上，对吴盛辉说：“今晚住这儿，明天我送你去沈家庵。”
吴盛辉点点头。他坐在板凳上，看着灶房里那点微弱的灯光。他听见郑君在灶房里收拾东西的声音，听见院子里那只鸡在咕咕叫。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家。
他想起母亲在灶台前热稀饭的样子。
他没有说出来。
夜深了。郑君给他铺了一张床，是炕，上面铺着干草和一条薄被。吴盛辉躺下来，盯着房顶。房顶的椽子上挂着几根玉米，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玉米轻轻晃了一下。
他翻了个身，从布包里摸出父亲的照片，借着窗外的月光看了一眼。照片上的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笑得温和。
他把照片放回去，闭上了眼。
这一夜，他睡着了。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郑君站在院子里，正在收拾东西。他看见吴盛辉出来，说了一句：“洗把脸，吃了饭就走。”
吴盛辉洗了脸，吃了饭——还是贴饼子和白菜汤。吃完，他背上布包，跟着郑君走出了院子。
走到村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龙安村在晨光里静悄悄的，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飘到半空就散了。那口井边上，那几个老太太又坐在那里择菜了。
郑君在前面走得快，没有回头。
吴盛辉转过身，跟了上去。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待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要在这片平原上，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第二卷第一章完）
第二章：沈家庵·被晾起来的人
沈家庵是涞涿县青救会的办公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青救会占了村东头一座破庙，庙不大，正殿供着一尊泥塑的佛像，佛像缺了一只胳膊，脸上落满了灰。殿前的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枝丫伸到墙外去。
郑君把吴盛辉带到庙门口，指了指里面：“李光武在里面，你进去找他。”
吴盛辉背着布包走进去。正殿里摆着几张桌子，上面堆着油印的传单和文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桌子后面，正低头写着什么。他穿着灰布军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乱蓬蓬的，看起来像个乡村教师。
“李光武同志？”
年轻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站起来：“你是吴盛辉？”
“是。”
“欢迎欢迎。”李光武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郑君跟我说了，你是从平西分社调来的，抗大毕业，会写文章。好，我们这儿正缺写东西的人。”
他搬了一把椅子让吴盛辉坐下，又倒了一碗水。
“咱们青救会现在有十几个人，分几个组，有的负责宣传，有的负责组织儿童团，有的负责跑交通。你先跟着我做宣传，写传单，写标语，给《挺进报》投稿。你的文章我读过，写得不错。”
吴盛辉接过水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但解渴。他看了看庙里的陈设，破桌子，破椅子，墙上贴着几张写了一半的标语，地上散落着几张油印小报。一切都简陋得很，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生气。
“有什么任务，你尽管分配。”吴盛辉说。
李光武笑了笑：“不急。你先熟悉熟悉情况，过两天我带你到村里转转，认识认识人。”
吴盛辉点了点头。
但吴盛辉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头几天，李光武带他到附近几个村子走了走，见了几个村干部，介绍了他的身份。村干部们对他客客气气，但也就客客气气而已。他们说话，他大半听不懂——涞涿方言跟湖南话差得太远，语速又快，他得连猜带蒙，才能明白个大概。他说的话，对方也得琢磨半天。
有一次，他到一户老乡家里做宣传，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聊了半天，讲抗日形势，讲持久战。老汉听完，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你说啥？”
吴盛辉愣了一下，又说了一遍。老汉还是没听懂。旁边的村干部只好用方言翻译了一遍。老汉这才哦了一声，说：“知道了。”
吴盛辉从老汉家出来，脸上有些发热。他在延安的时候，给学员讲《论持久战》，讲得头头是道，从来没觉得有什么障碍。到了这儿，连最基本的沟通都成了问题。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发现自己被晾起来了。
青救会的工作不多，写传单、写标语、给《挺进报》投稿，这些事他两三天就能干完。剩下的时间，他只能坐在庙里看书、写诗，或者到院子里看那棵老槐树发呆。他看见别的同志忙忙碌碌，有的下乡，有的跑交通，有的组织儿童团，只有他坐在庙里，像个多余的人。
他去找李光武，想多要点任务。
“李光武同志，我想到前线去。”
李光武放下手里的笔，看了他一眼：“前线？你说的是哪儿？”
“四区、五区，敌占区。”
李光武想了想，摇了摇头：“那边情况复杂，日伪据点一个接一个，你一个外乡人，去了容易暴露。你先在这儿干着，等熟悉了再说。”
吴盛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过了几天，他又去找李光武。
“李光武同志，我真想到前线去。我来涞涿，就是想打仗的，不想天天坐在庙里写标语。”
李光武这次没有直接拒绝。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去找郑君试试吧。他在县里说得上话，要是他同意，我就放人。”
吴盛辉心里一喜。他知道郑君是县政府秘书，又是本地人，说话有分量。他跟郑君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那碗汤、那双布鞋、那件棉袄，让他觉得这个人可靠。
他去找郑君。
郑君当时正在七区处理一件事，吴盛辉走了大半天的路，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他。郑君正在院子里跟几个人说话，看见吴盛辉来了，点了点头，示意他等一会儿。
等那几个人走了，吴盛辉走上前去。
“郑君同志，我想去前线。”
郑君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来涞涿快一个月了，整天坐在庙里写标语，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过。我想去四区、五区，跟武工队一起行动。”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开口了：“四区、五区是敌占区，日伪军随时可能出动。你一个外乡人，又是南方口音，一开口就暴露了。”
“我可以少说话。”
“少说话也不行。你到了那边，总要跟人打交道，总要住老乡家，总要问路。你的口音，一听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吴盛辉低下头，不说话。
“你先在这儿待着，”郑君说，“等时机到了，我再让你去。”
吴盛辉抬起头，看着郑君的脸。他想说什么，但看见郑君的眼神很平静，也很坚定，他知道，再说也没用。
他转过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停住了，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朋友也不肯帮忙。”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回到了沈家庵，继续写传单，写标语，写文章。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这股劲没处使，他就把它写进诗里。
他写——
平原上，
望不到山。
我在平原上，
看不见路。
但我相信，
路在脚下，
总有一天，
我会踩出一条路来。
他写完后，看了几遍，觉得不够好，但也没撕。他把纸折好，夹在本子里。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过去了。一九四一年来了，又走了。一九四二年也来了。
这两年多里，涞涿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日伪扫荡一次比一次频繁，据点一个接一个地修，封锁沟挖得又宽又深。抗日根据地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机关不断转移，人员不断精简。涞涿县和房良县合并成了房涞涿县，领导班子换了又换。
吴盛辉还是坐在沈家庵的破庙里，写传单，写标语，写文章。但他的诗越写越少，越写越短。他不再写“路在脚下”，他写——
他们说我不能去，
因为我的口音。
可我的口音，
能变吗？
不能。
那我怎么去？
这首诗，他没给任何人看。他把它写在本子的最后一页，然后合上本子，放到布包里最底层。
一九四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坐在老槐树下，看着夕阳把庙墙染成橘红色。李光武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到他跟前。
“吴盛辉，郑君让你明天去找他。”
吴盛辉抬起头：“什么事？”
“不知道，”李光武说，“但听说是好事。”
吴盛辉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他走到庙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尊缺了胳膊的佛像，然后转过身，大步往外走。
他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他等了两年多的那个机会，终于要来了。
（第二卷第二章完）
第三章：岐沟村·又给您带来一个儿子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吴盛辉终于等来了那个消息。
那天傍晚，他正坐在沈家庵那棵老槐树下，翻着一本已经翻烂了的《铁流》。李光武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到他跟前。
“吴盛辉，郑君让你明天去找他。”
吴盛辉抬起头：“什么事？”
“不知道，”李光武说，“但听说是好事。”
吴盛辉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他走到庙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尊缺了胳膊的佛像，然后转过身，大步往外走。
第二天一早，他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走了大半天的路，到了岐沟村。
岐沟村比龙安村大，也比沈家庵大。村口有一座古旧的城墙，只剩了半截，墙根长满了野草。村里有百十户人家，街道不宽，但人来人往，比前两个村子热闹。郑君的家在村子中间，一座不大的院子，院墙是青砖砌的，门是黑漆木门，门环上挂着锈。
吴盛辉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郑君。他看见吴盛辉，点了点头，侧身让开路。
“进来吧。”
吴盛辉跟着他进了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靠墙种着一棵石榴树，叶子已经黄了，枝头还挂着几个裂了口子的石榴。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西厢房门口摆着一张石桌，上面晒着几本发黄的书。
郑君把他带到正屋。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字，是郑君自己写的。吴盛辉看了一眼，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坐吧。”郑君说。
吴盛辉坐下。他把布包放在脚边，正想开口问什么，里屋的门帘一掀，出来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个子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她的脸瘦，皱纹深，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很直接。
郑君站起来，走到老太太身边，对吴盛辉说：“这是我妈。”
吴盛辉赶紧站起来，叫了一声：“大娘。”
郑刘氏打量着他。她看得很仔细，从头看到脚，最后停在他脸上。她看了很久，看得吴盛辉有些不自在。
“瘦。”她说。
就一个字。
郑君在旁边说：“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从平西分社调来的吴盛辉同志。以后他就在咱们家住。”
郑刘氏没接话。她走到吴盛辉面前，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胳膊。她的手指粗糙，是常年干农活的手。
“瘦得跟个学生伢子似的。”她说。
吴盛辉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站在那里，像个被相看的新女婿，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郑刘氏转过身，进了灶房。过了一会儿，她端出来一碗水，递给吴盛辉。
“先喝口水。”
吴盛辉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一丝甜。
郑君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忽然说了一句：“妈，又给您带来一个儿子。”
郑刘氏愣了一下。她看了看郑君，又看了看吴盛辉。然后她笑了。
那笑容很短，一闪就过去了，但吴盛辉看见了。
“好，”郑刘氏说，“好。”
她转过身，又进了灶房。这次她没再出来，但灶房里传来一阵响动，是她在生火做饭。
郑君对吴盛辉说：“我妈就这样，话少。但她答应了，就是答应了。”
吴盛辉点了点头。他低头看着手里那碗水，水面上映出他自己的脸。瘦，确实瘦。他忽然想起母亲。母亲也是这样的，话少，但什么都做。他在常德的家，母亲在灶台前热稀饭的样子，和眼前这个老太太的背影，有那么一瞬间重合了。
那天晚上，郑刘氏做了一顿饭。贴饼子，馏红薯，蒸茄泥，还有一碗汤。跟他在龙安村吃的那顿一模一样。
吴盛辉坐在桌边，郑君坐在对面，郑刘氏站在灶台前，一边收拾一边看着他们吃。
“吃，”郑刘氏说，“多吃点。”
吴盛辉夹了一块红薯，咬了一口。红薯是甜的，软软的，咽下去的时候，胃里暖洋洋的。
郑君没怎么说话。他吃饭很快，三两口就吃完了，放下碗，对吴盛辉说：“明天我带你去四区看看。那边情况复杂，你先熟悉熟悉。”
吴盛辉点头。
吃完饭，郑刘氏把他领到西厢房。屋里有一张炕，炕上铺着干草和一条薄被。墙角放着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摆着几本书，还有一叠纸和一支毛笔。
“你就住这儿。”郑刘氏说。
她走到桌子前，摸了摸那叠纸，又摸了摸那支笔。
“你爱写？”她问。
吴盛辉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郑君说的。”她说，“他说你是个写诗的。”
吴盛辉不知道该说什么。
郑刘氏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
“咱家有得是笔纸，”她说，“够你用的。饿了喊我一声就行了。”
她说完就出去了，门轻轻掩上。
吴盛辉站在屋里，看着那叠纸和那支笔。他走过去，拿起笔，在手里掂了掂。笔杆是竹的，很轻，笔尖是新换的，还没蘸过墨。
他坐下来，把纸铺开，想了想，写下了一行字——
平原上，我有了一个家。
写完，他看了很久。字是歪的，因为手在抖。他把纸折好，夹进本子里，吹灭了桌上的油灯。
窗外，月光透过石榴树的枝丫，洒在院子里。吴盛辉躺在炕上，听着灶房里郑刘氏收拾碗筷的声响，听着院子里那只鸡在咕咕叫。
他想起母亲。想起常德的家。想起沅江的水声。
他没有哭。
他只是把父亲的照片从布包里摸出来，放在枕头边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这一夜，他睡着了。没有做梦。
第二天一早，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院子里有扫地的声音。他推开西厢房的门，看见郑刘氏正弯着腰，用一把竹扫帚扫院子里的落叶。她的动作很慢，但很稳，一下一下，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吴盛辉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郑刘氏抬起头，看见他，说了一句：“醒了？吃饭。”
就三个字。但吴盛辉觉得，这三个字里，有一种他很久没听过的东西。
他洗了脸，吃了饭——还是贴饼子和白菜汤。吃完，他背上布包，跟着郑君走出了院子。
走到村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岐沟村在晨光里静悄悄的，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飘到半空就散了。那座半截的古城墙立在村口，像个沉默的老人。
郑君在前面走得快，没有回头。
吴盛辉转过身，跟了上去。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待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但他知道，从今天起，岐沟村就是他的家了。
（第二卷第三章完）
第四章：除奸反特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武工队出山了。
陈辉随这支二十余人的队伍，踩着冷冽的月色，迎着呼啸的北风，秘密穿过敌人的“包围线”和“封锁壕”，来到涞涿平原拒马河畔的马踏营、古邱一带。任务很明确：打破敌人封锁，到“敌后之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陈辉走在队伍中间。他背着一个布包，里面是纸笔、几本诗稿、父亲的照片。他穿着便衣，腰间别着一把枪，是陈琳临出发前塞给他的。
“到了那边，别光顾着写诗。”陈琳说。
“知道。”陈辉答。
出了山，平原一下子铺开在眼前。风从远处刮来，带着一股焦土味。陈辉深吸了一口气，跟在队伍后面，一脚一脚踩在冻硬的土路上。
到了马踏营，队伍分成几组，分散住进堡垒户家里。陈辉住在村东头的老乡家。第二天一早，他刚端起碗喝粥，就听见外面有人吵嚷。
他放下碗，走出去。
院子里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四十来岁，脸黑，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里系着一根草绳。他正拉着一个武工队员的胳膊，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说的是涞涿方言，语速快，陈辉听得不太明白，但听清了几个词——“保长”“要粮”“逼死了人”。
那汉子看见陈辉出来，愣了一下，问他：“你是——？”
旁边的队员介绍：“这是陈辉同志，武工队的。”
汉子上下打量着陈辉，眼神里带着一丝怀疑。他看陈辉瘦，个子不高，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不像是个能打仗的人。
“你是当官的？”汉子问。
“不是当官的，”陈辉说，“是给老百姓办事的。”
汉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陈辉吓了一跳，赶紧去扶：“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说话！”
汉子不肯起来，只是说：“你们要是真给老百姓办事，就把泽畔那个萧玉恒给除了！他给鬼子当保长，天天逼粮逼款，前天把我爹逼得上了吊……”
陈辉把他扶起来，说：“你放心，这事我们管。”
当天下午，陈辉和武工队几个同志开了个会。队长肖秉林把情况说了一遍。萧玉恒是泽畔村的伪保长，铁杆汉奸，为鬼子征粮派款，手上有人命。官立庄的维持会长罗三瞎子，也是同样的货色，民愤极大。
“怎么弄？”肖秉林问。
“摸清楚他们的住处、活动规律，找机会动手。”陈辉说。
他找了几个本地的堡垒户，做了几天调查，把萧玉恒和罗三瞎子的行踪摸清了。
一天夜里，武工队分两路行动。陈辉带几个人去泽畔村，肖秉林带人去官立庄。
陈辉带着人摸到萧玉恒家门外。院门关着，院墙不高。一个队员翻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陈辉带着人进去。萧玉恒正在屋里抽大烟，听见动静，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按住了。
“你叫什么？”陈辉问。
萧玉恒抬起头，看见面前站着几个便衣，手里拿着枪，吓得脸都白了。
“萧——萧玉恒。”
“知道我们是谁吗？”
萧玉恒哆嗦着点了点头。
“泽畔村死了多少人，你心里有数。”陈辉说，“今天找你，不为别的，就为那些被你逼死的人。”
萧玉恒想喊，嘴刚张开，就被一个队员捂住了。
枪声响了。一声。很短。
第二天，泽畔村和官立庄的村头，贴出了武工队的布告。布告上写着萧玉恒和罗三瞎子的罪状，落款是“房涞涿县武工队”。
老百姓围着看，有人低声叫好。
过了几天，陈辉又盯上了一个人——范耀辉。
范耀辉原是房涞涿县的干部，被捕后叛变，给敌人带路，指认抗日家属，手上沾了同志的血。日军对他很看重，让他当了特务队的小头目。
陈辉决定除掉他。
他摸清了范耀辉的活动规律，发现这人经常回老家。有一次，范耀辉回家过夜，陈辉带着人摸进村子，把他堵在屋里。
范耀辉看见陈辉，先是一愣，然后笑了：“你是陈辉？”
“你认得我？”
“听过。”范耀辉说，“都说你是‘神八路’，会写诗，会打枪。今天我算是见着了。”
陈辉没接话。他盯着范耀辉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很可悲。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陈辉问。
范耀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我活不了。但你要知道，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叛变的。是他们逼的——”
“谁逼你？”
“他们抓了我妈。”
陈辉没说话。他想起郑刘氏。如果郑刘氏被抓了，郑君会怎么做？他会投降吗？不会。他会想办法救，但不会投降。
“你妈还在吗？”陈辉问。
范耀辉低下头，没说话。
“你不说，我也知道。”陈辉说，“你投了敌，你妈活不成。”
枪响了。
陈辉连夜写了篇文章，题目叫 《范耀辉低下了他可耻的头颅》 。文章写好后，他誊抄了几份，一份送往《晋察冀日报》，其余的抄写在纸上，贴在拒马河畔各村的街头。
第二天，几个据点的伪军看了文章，脸色都变了。
但最让陈辉震动的，是接下来的事。
几天后，一个堡垒户找到他，递给他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叛徒杨世荣带鬼子抓人烧房，不除他，各村不宁。”
陈辉拿着纸条，去找肖秉林。
“杨世荣，西庄头村人。”肖秉林说，“原是我们四区的干部，大扫荡时投了敌，带着鬼子抓我们的人，烧老百姓的房子。他弟弟杨世贵，是好同志，一直坚持抗战。”
陈辉想了想，说：“我想用杨世贵。”
“怎么用？”
“大义灭亲。”
肖秉林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我去找他。”
杨世贵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瘦高个，话不多。肖秉林跟他谈了一夜，最后他点了头。
“我哥做了错事，”杨世贵说，“我来收拾。”
行动那天晚上，杨世贵带着武工队几个人，去了西庄头村。陈辉跟在后面。
杨世荣正在家里喝酒，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他看见弟弟带着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站起来：“世贵，你怎么——”
话没说完，他看见了弟弟身后的陈辉，脸色一下子变了。
“哥，”杨世贵说，“我来送你。”
杨世荣想跑，没跑成。枪响了。
第二天，西庄头村头贴出了布告：“叛徒杨世荣，已于昨日处决。陈辉。武工队。”
消息传开，涞涿平原上的伪军老实了许多。有些人开始托人给武工队捎话，说“我们也是被逼的”“以后有事好商量”。
陈辉没有理这些人。但他知道，局势正在起变化。
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地道里写诗，晚上出去行动。他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他学会了听涿州话，也学会了说几句。他不再那么瘦了，脸被风吹得黑红。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油灯下写诗，写到了深夜。他写下了这样几句——
平原上，
望不到山。
我在平原上，
踩出了一条路。
他把纸折好，夹进本子里。
他忽然想起了在沈家庵破庙里写的那首诗。那时候他写的是“路在脚下，总有一天，我会踩出一条路来”。现在，路，真的踩出来了。
（第二卷第四章完）
第五章：搭档·从打量到生死之交
一九四三年开春，陈辉正式成为四区区委书记。
他的办公室，就是郑君家的西厢房。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涿县地图，桌上堆着油印的文件和报纸，炕头放着几本翻烂了的书。郑刘氏每天给他送饭，把贴饼子和白菜汤放在门口，敲两下门，就走了。有时候她会在门口站一会儿，听他念诗。
也是在这时候，陈辉正式和陈琳搭档。
陈琳是五区区长，老资格，比陈辉大七岁。他是涿县城西毛家屯人，家里穷，但脑子好，早年在涿县城内完全小学念书，后来考上了通县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成绩好，人又活跃，是学生里的头。一二·九运动那会儿，他和几个涿县籍的同学组成宣传队，回老家搞抗日宣传，在集市上演讲，在墙上写标语。后来投笔从戎，加入了八路军，从基层干起，打过仗，负过伤，一步步当上了区长。下巴上有一道疤，是跟日本人拼刺刀留下的。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岐沟村的一个堡垒户家里。
陈琳进门，看见陈辉坐在炕上写字，桌子上摊着一堆稿纸。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说话。陈辉抬起头，也看见了他。两个人对视了几秒。
“你就是陈辉？”陈琳问。
“是。”
“听说你是从延安来的。”
“嗯。”
陈琳打量着他，目光里带着一种不掩饰的审视。他看陈辉瘦，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旧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浑身上下没有半点行伍的样子。
“在延安学的什么？”
“抗大。”
“学打仗？”
“也学打仗，也学写文章。”
陈琳点了点头。他没有再多问，转身走出屋子，对站在院子里的肖秉林说了一句：“这学生伢子，还嫩。”
这句话陈辉听见了。他没有生气，只是把笔放下来，看着窗外的陈琳。陈琳正跟肖秉林说话，声音很大，笑得很爽朗。陈辉在心里说：嫩不嫩，你说了不算。
后来的几个月，两人各自忙各自的。陈辉管宣传、管群众工作、管策反；陈琳管军事、管打仗、管队伍训练。开会的时候，陈琳说话多，陈辉说话少。陈琳下命令干脆利落，陈辉提意见不紧不慢。两人配合着，但总隔着一层。
有一次，他们要拔除一个伪军据点。陈琳主张强攻，理由是内线已经摸清了情况，据点里只有二十来个伪军，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陈辉不同意，他说先喊话，先瓦解，能不流血就不流血。
“你懂什么打仗？”陈琳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这是拼命，不是写文章！”
陈辉没有拍桌子。他看着陈琳，说了一句：“拼命的目的是赢。能少死几个人，就少死几个人。”
两人对视着，谁也没有退让。
最后肖秉林拍板：“听陈辉的，先喊话。”
那天夜里，武工队摸到据点外。陈辉拿着铁皮喇叭，对着据点喊了半个钟头。他喊的是涞涿话，虽然口音还不太准，但句句清楚。他讲政策，讲出路，讲中国人的良心。据点里一开始还有人骂，后来骂声渐渐停了。又过了一会儿，据点的大门从里面打开了。
伪军们举着手出来，一个接一个，把枪放在地上。
陈琳站在后面，一句话没说。他走到陈辉身边，看了他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这伢子，有点东西。”
从那以后，陈琳不再叫他“学生伢子”。他叫他“陈辉”，或者“老陈”。
也是从那以后，两人开始真正交心。
有一次，他们打完仗，坐在战壕里。陈琳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自己点上，又递给陈辉一根。
“不会。”陈辉说。
“学嘛。”陈琳把烟塞给他，“男人不会抽烟，不像话。”
陈辉接过烟，学着陈琳的样子叼在嘴里，凑过去点火。火苗一燎，他呛了一口，咳得满脸通红。陈琳在旁边哈哈大笑。
笑完了，陈琳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前我看不上你，觉得你就是个写文章的，来了也是白搭。”
“现在呢？”
“现在？”陈琳吐了一口烟，“现在我觉得，打仗靠枪杆子，也靠笔杆子。你这样的人，有用。”
陈辉没有说话。他看着远处，平原上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在远处的某个村庄里，有老百姓在睡觉，有孩子在做梦。他们打仗，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安安稳稳地做梦。
“陈琳，”陈辉忽然问，“你家里还有人吗？”
陈琳沉默了很久。
“有个老娘，在涿县城西的毛家屯。”他说，“大扫荡的时候，鬼子把村子烧了，我娘下落不明。我找了好几年，没找着。”
陈辉没有说安慰的话。他只是把自己的烟递回去，说：“这玩意儿我抽不来，你留着。”
陈琳接过烟，笑了。
“老陈，”他说，“你以后要是死了，我给你写祭文。”
“你不会写。”
“那你写，我念。”
“行。”
两人都笑了。笑声在夜里传得很远。
从那天起，他们成了生死之交。陈琳打仗的时候，陈辉跟在后面；陈辉写文章的时候，陈琳在旁边抽烟。有时候陈辉写完了，念给陈琳听，陈琳听得懂，会点头，说：“这一段好，那一段可以再改改。”
陈辉觉得奇怪：“你懂诗？”
“师范里学过。”陈琳说，“不过我写不来，我只能打仗。不过，看见你写诗，我也诌了几句，你看看”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尔，羞杀狗汉奸。”
好诗，不亏是师范毕业！”
陈辉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不简单。他读过书，打过仗，负过伤，送走过战友，也亲手杀过敌人。他不是“大老粗”，他是一个把文化压在心里、把枪拿在手里的人。
“陈琳，”陈辉说，“你不是不会写。你是没空写。”
陈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说得对，”他说，“等打完仗，我再写。”
他们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第二卷第五章完）
第六章：笔杆子枪杆子
一九四三年夏，陈辉盯上了一件事。
涿县城里的伪县长王西宠，最近一直在拉拢当地的士绅。他派人给各村有头有脸的人送信，说是要开个会，商量“保境安民”的事。实际上，是想把这些人拉到日本人那边去。
陈辉知道消息后，坐在西厢房里想了很久。
他把陈琳和肖秉林找来，说：“不能让王西宠把人都拉过去。我们也要开会，把士绅拉过来。”
“开什么会？”陈琳问。
“抗日救国绅士会。”陈辉说，“把各村有威望的人请来，把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讲清楚，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也不能替日本人办事。”
“他们会来吗？”
“会。”陈辉说，“只要我们把道理讲明白，他们就会来。”
话虽这么说，但有一件事让陈辉犯了难。各村要请的人，大部分都能通知到，但有两个人联系不上——兴盛屯的冯国栋和涿县中学的校长郝默然。这两个人影响最大，也最顽固。偏偏他们都在县城里，一个是因为表妹被伪警备大队长逼婚，进城去求情；另一个本来就是涿县城内的人。
陈辉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张手绘地图前，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到县城内走一趟。”
陈琳正在喝茶，一口茶差点喷出来：“你疯了？县城是鬼子窝，你进去容易，出来难。”
“斗争需要我去。”陈辉说，“一是绅士会缺不得这两个人，我跟他们熟，能说得上话。二是敌工部的同志给我画的县城街道图，我看了两年，该进去验证一下了。三是远望双塔而不能到眼前，心里像被揪着一样难受。”
陈琳放下茶碗，盯着他看了半天。
“你真要去？”
“真要去。”
陈琳沉默了一会儿，从腰里拔出一把枪，拍在桌上。
“带上这个。”
陈辉把枪别在腰上。
第二天天刚亮，陈辉带着通讯员王厚祥，出发了。王厚祥是涿县国家务村人，二十出头，个子高，走路快，嘴也严。他穿着一件灰布褂子，背上背着一个褡裢，里面装着几封密信。
两人先到了城外一个堡垒户家里。陈辉换上一身日本军装，是武工队缴获的，裤子短了一截，皮鞋有点挤脚，但他还是穿上了。王厚祥换了一身便衣。两人骑上两匹借来的马，往涿县城方向走。
到了城门口，陈辉压低帽檐，骑着马慢慢往里走。守门的伪军看了他一眼，看见他身上的日本军装，没敢拦。陈辉心里明白，伪军大多是被逼来当兵的本地人，怕日本人怕得要死，看见穿日本军装的，连正眼都不敢看。
进了城，陈辉没有急着办事。他先沿着街道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对照脑子里那张地图。他记住了粮店的位置、药铺的位置、伪警察局的位置。他还特意绕到城中心，抬头看了一眼双塔。
双塔很高，灰扑扑的，塔尖上长着几棵草。陈辉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前人写的诗。他默默念了一遍，记在心里。
下午，他找到了冯国栋和郝默然。两人看见他，都吃了一惊。陈辉没有多说什么，只把绅士会的事讲了一遍。两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头。
事情办完，天已经黑了。陈辉不打算在城里过夜，但王厚祥劝他：“城门关了，出不去。明天一早走。”
第二天早上，南城门刚开，陈辉就带着王厚祥出了城。
出了城，他回过头，看了看城墙上贴着的告示。告示上写着“严防共匪混入城内”几个字。陈辉笑了笑，催马往前走。
但他没有直接回去。他找了一家豆腐店，借了纸笔，写了一首诗。写完后，他让王厚祥把诗抄在一张黄裱纸上，找个合适的机会，贴到城门口去。
王厚祥有点犹豫：“这……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贴上去就行，别让人看见你。”陈辉说。
三天后，南城门口多了一张黄裱纸。
纸上的字龙飞凤舞，写的是——
双塔昂首迎我来，浮云漫漫映日开。
千年古色凝如铁，一身诗意铸琼台。
涿郡胜状留人叹，张侯豪志潜胸怀。
今朝仰拜晴烟面，明日红旗荡尘埃。
落款处写着三个字：神八路。
消息很快传遍了涿县城。
伪县长王西宠听到消息，脸都白了。他让人把那张纸撕下来，拿到自己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心惊。他问手下：“这个‘神八路’是谁？”
手下人说：“是八路军的陈辉。听说这个人双手能打枪，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王西宠沉默了很久。
“抓，”他说，“给我抓。”
但他自己也清楚，这个“神八路”，不是想抓就能抓到的。
而此时的陈辉，已经回到了岐沟村。他把县城地图重新画了一遍，在上面标注了新的信息，交给敌工部。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准备绅士会的发言稿。
绅士会定在夏辛店村召开。
那天来了三十多个人。有的是当地的老先生，穿着长衫，拄着拐杖；有的是退了伍的旧军官，腰板挺得笔直；有的是村里有威望的族长，说话声音不大，但一句顶一句。冯国栋和郝默然都来了。两人看见陈辉，点了点头。
会上，陈琳代表区政府致了欢迎词，然后陈辉讲话。他站在众人面前，没有拿稿子，但话讲得条理清楚。他讲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讲“不论什么阶级、什么阶层和哪界人士，只要主张抗日，都团结一致，携手对敌”。
他讲完之后，会场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冯国栋站起来，说：“我提一条。”
“您说。”
“不给鬼子拿差，不为鬼子传信，不替鬼子办公。”
“好。”陈辉说，“就这三条。”
三十多人当场约定，以“三不”为约法，回去之后各自约束村人。
散了会，陈辉和几个同志往回去走。路上，陈琳走在他旁边，说了一句：“你今天讲得不错。”
“是大家给面子。”陈辉说。
“不是面子。”陈琳说，“是你把话说到他们心里去了。”
陈辉没接话。他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云很淡。他想起在延安的时候，他以为打仗就是枪对枪、刀对刀。现在他知道了，打仗还有别的打法——用笔打，用嘴打，用心打。
回到岐沟村，已经很晚了。郑刘氏在灶房里留了饭，放在锅里温着。陈辉吃完，坐回西厢房，点上油灯，写了一首诗。写完，他看了看，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夹进本子里。
那一夜，他没有睡好。他梦见了县城里的双塔，梦见了城墙上的告示，梦见了母亲在常德的灶台前。醒来的时候，窗纸已经发白了。
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把本子拿过来，翻开新的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我的生命是诗，诗是我的生命。
（第二卷第六章完）
第七章：追悼会·英雄非无泪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天还没亮，陈琳就起来了。
他带着区小队和一部分区干部，一共二十九个人，从驻地出发，往南横岐方向走。根据情报，从新城那边出来一股日伪军，大概有两千多人，分五路合围五区。陈琳的任务是掩护群众转移，把敌人引开。
临走前，他找到陈辉。
“老陈，你今天别出去。在家里守着，万一有事，你带着人往西撤。”
“你一个人去？”
“不是一个人，带着区小队。”
“我跟你去。”
“你去干什么？”陈琳皱了皱眉，“你留下来，万一我回不来，四区的事你盯着。”
陈辉还想争，陈琳一摆手：“别争了，服从命令。”
陈辉没有再说话。他看着陈琳带着队伍出了村，消失在晨雾里。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陈琳活着的样子。
那天上午，陈琳率部在南横岐村与日军遭遇。他们边打边撤，退到马踏营河套时，被两千多日伪军包围了。
二十九个人，对两千多敌人。
陈琳带着人打光了子弹，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就用刺刀。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枪托砸断了，就用牙咬。
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区抗联主任张文雅负伤后饮弹牺牲，袁玉德胸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班长张福林头部中弹后全身着火，班长赵玉恩牺牲后手里还紧握着机枪。陈琳在指挥群众隐蔽时，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倒在了河套的枯草丛中。
最后，二十九个人里，十二个人被捕，四个人负重伤被群众救回，十三个人壮烈牺牲。
十一月二十日，宋各庄村。
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四千多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走了几十里路，有的扶着老人，有的抱着孩子。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枯草的声音。
灵堂搭在村口的打谷场上，上面挂着陈琳和其他十二位烈士的遗像。遗像下面摆着花圈，是各村老百姓用纸扎的，白的、黄的，堆得很高。
陈辉站在台下，看着陈琳的遗像。
照片上的陈琳，穿着军装，下巴上那道疤看得很清楚。他表情严肃，眼睛看着前方。陈辉觉得，陈琳好像还在看着他，还在对他说：“老陈，你以后要是死了，我给你写祭文。”
现在，是他站在这里。是他要念祭文。
追悼会开始。县委书记陈洪新致悼词。群众代表讲话。烈士家属代表讲话。
轮到陈辉了。
他走上台，站在陈琳的遗像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那张纸是陈琳留下的。是他牺牲前写的诗。
他展开纸，开始念——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尔，羞杀狗汉奸。”
他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念到“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的时候，台下有人哭了。念到“丈夫一死尔，羞杀狗汉奸”的时候，有人攥紧了拳头。
念完，他把纸折好，塞进怀里。
他没有哭。他知道，陈琳不喜欢别人哭。陈琳喜欢抽烟，喜欢笑，喜欢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伢子，有点东西”。
但现在，他再也听不到这句话了。
追悼会散了之后，陈辉没有马上走。他站在陈琳的遗像前，站了很久。
天开始飘雪花了，细细的，落在他的肩上、头发上。他想起陈琳说过的那句话：“老陈，你以后要是死了，我给你写祭文。”
“陈琳，”他在心里说，“你写的，我替你念了。你没写完的，我来写。”
他转过身，往村里走。雪越下越大，很快就把他身后的脚印盖住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好。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陈琳的样子。陈琳拍桌子骂他“你懂什么打仗”的样子，陈琳递给他烟、看着他呛得满脸通红的样子，陈琳拍着他肩膀说“你这伢子，有点东西”的样子。
他从炕上坐起来，摸黑找出一张纸，借着窗外的雪光，把陈琳那首诗又抄了一遍。抄完，他把纸折好，塞进怀里。
窗外，雪还在下。平原上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陈辉睁着眼睛，看着房顶。
他想，从今天起，他是一个人了。
他不再是那个从延安来的“学生伢子”。他是四区区委书记，是城南武工队政委。陈琳把担子交给了他。他得扛起来。
“陈琳，”他在心里说，“你放心。四区的事，我盯着。”
（第二卷第七章完）
第八章：韩村·一挪眼没看住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新涿县的领导班子垮了一半。
县长兼书记尹景芬，在涿县边界的交渠村被王凤岗伪大队包围，战死了。上级派张馨来代理书记，但局面还没稳住。没有县长，几个区的干部群龙无首，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陈辉被叫去开会。
临走那天早上，他在西厢房里收拾东西，把几份文件、几首新写的诗塞进布包里。郑刘氏端着一碗热粥进来，放在桌上。
“去哪儿？”
“去开会。”陈辉说，“过两天就回来。”
郑刘氏看着他，没说话。她拿起扫帚，一下一下扫着西厢房的地。扫到墙角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弯腰把地上一片碎纸捡起来，看了看，是陈辉写废的诗稿，只有半句：“平原上，我是……”
她把纸片放在桌上，没有扔。
“早点回来。”她说。
“知道了。”陈辉端起粥，喝了一口。粥是热的，烫嘴，他吹了吹，又喝了一口。喝完了，他背上布包，走出了院子。
他走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岐沟村的路上结了一层薄霜，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他走过那半截古城墙，回头看了一眼，郑刘氏站在院门口，朝他挥了挥手。
他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过头，走了。
陈辉去开会的地方，是路西涿县的一个村子。会上，几个区的干部坐在一起，研究下一步工作。会开了一天，没研究出什么结果。最后有人说：“先各自回去，摸清情况再说。”
散会之后，陈辉没有马上回岐沟村。他站在院子里，想了一会儿，对身边的王厚祥说：“我想去铁路东走走。”
王厚祥愣了一下：“去铁路东？”
“嗯。去看看那边的群众基础怎么样。陈琳走了之后，五区那边一直没理顺。我过去摸摸底。”
“可咱们没跟董队长说。”王厚祥说。
“不用说了。”陈辉说，“去了就回来。”
王厚祥没有再问。他是陈辉的通讯员，跟着陈辉跑了大半年，知道这个人一旦决定了，拦也拦不住。
两人往铁路东走。过了铁路，就是涿县（路东）的地界。那边是敌占区，日伪据点密布，伪军、特务活动频繁。陈辉走在前面，步伐很快。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袄，腰间别着一把枪，布包里装着文件、诗稿和几封密信。
他们先到了国家务村。
这是王厚祥的老家，郑君家店铺分店也在这里。分店跑外的叫王厚祥，是个秘密给八路输送物资的人。陈辉此行的目的，一是看看这边的群众基础，二是找王厚祥了解一下附近几个村子的情况。
两人进了村，找到王厚祥家的铺子。铺子不大，门口挂着布帘，里面堆着些杂货。王厚祥把陈辉领到后院，给他倒了一碗水。
“这附近有几个村子，群众基础不错。”王厚祥说，“但最近王凤岗的人活动很凶，每天都在附近转。”
“我知道。”陈辉说，“咱们小心点就行。”
他们在铺子里坐了一会儿，又去村里转了一圈。傍晚的时候，陈辉对王厚祥说：“今晚去韩村住。”
“韩村？”王厚祥皱了皱眉，“那边离松林店据点近，不太安全。”
“没事。”陈辉说，“韩村有堡垒户，我去过。”
两人往韩村走。天黑了，路上没有灯，只有月光照着土路。路两边的庄稼地光秃秃的，一片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到韩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陈辉带着王厚祥，敲开了堡垒户王德成家的门。
王德成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认得陈辉，赶紧把他们让进屋。
“陈政委，怎么这时候来了？”
“路过。”陈辉说，“住一宿，明天就走。”
王德成给他们端了饭，是剩的贴饼子和一碗白菜汤。陈辉和王厚祥吃了。吃完，王厚祥去另一间屋子睡了。陈辉坐在炕上，从布包里摸出本子，借着油灯的光，写了几行字。
他写的是——
这一夜，平原上很静。
我躺在这里，
想着明天要去的地方。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吹灭了灯。
他没有想到，这是他写的最后几行诗。
出事的时候，是后半夜。
陈辉睡得浅，迷迷糊糊中，忽然听见院子里有动静。他猛地坐起来，伸手摸到腰间的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院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不许动！”
十几个伪军冲进院子，枪口对着屋门口。陈辉翻身下炕，一把抓起布包，冲到门口。他看见王德成被一个伪军按在地上，嘴里喊着什么。王厚祥也从另一间屋子冲出来，手里拿着枪，但还没等他开枪，就被两个伪军扑倒了。
陈辉抬手一枪，打中了一个特务的手腕。特务惨叫一声，退了出去。陈辉趁着这个空当，想往外冲。但敌人的机枪已经封锁了院子，子弹打在土墙上，溅起一片片碎土。
他退回了屋里。王厚祥也跟着退了进来。
“陈政委，怎么办？”
“别慌。”陈辉说。他从腰间摸出一颗手榴弹，递给王厚祥，“你往东屋跑，我往西屋。分头走，能跑一个是一个。”
王厚祥不肯走。陈辉推了他一把：“走！”
两人分头冲了出去。陈辉冲进西耳房，王厚祥冲进东耳房。敌人果然分散了兵力，一部分追东屋，一部分追西屋。
西耳房的门被堵住了。陈辉在里面顶了一会儿，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响动。他抬头一看，房顶的瓦片被扒开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伸了进来。他往墙角一滚，子弹打在他刚才站的地方。
接着，一捆燃烧的高粱秆从房顶扔了下来。
浓烟立刻充满了屋子。陈辉呛得喘不过气，衣服和头发都着了火。他滚到门口，一脚踹开门，拖着受伤的腿冲了出去。
院子里全是烟，什么也看不清。他看见一个伪军迎面冲过来，他开枪打倒了对方。接着又冲过来两个，他来不及开枪，只能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他手里只剩半截木棍。
就在这时，一个特务从后面扑上来，一把抱住了他的腰。另一个人扑上来，抱住了他的胳膊。陈辉拼命挣扎，但两个人抱得太紧了。他动不了，手也抬不起来。
他能感觉到腰间的那个东西。
那颗手榴弹。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手探到腰间，摸到了那颗手榴弹的拉环。
他最后想起的，是郑刘氏早上说的那句话。
“早点回来。”
他拉响了手榴弹。
轰的一声，院子里的人都被炸飞了。抱他的两个特务当场死了。陈辉也倒在了血泊中，但他没有马上死。
敌人把他抬起来，往松林店据点方向走。他躺在担架上，浑身是血，意识模糊。他听见有人在说话，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他想睁开眼睛，但眼皮太重了，抬不起来。
他在半路上停止了呼吸。
到了松林店据点，敌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伪警察署的头目恼羞成怒，下令用铡刀铡下他的头颅。
铡刀落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敌人把他的头颅用油炸过，装进木笼，挂到松林店火车站旁边的电线杆上。电线杆旁竖了一块木牌，上面用红油漆写着：双手使枪百发百中神八路陈辉。
三天后，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董一欧、郑君、王文哲、陈世昌，带着十几个武工队员，摸到了松林店据点附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陈辉的头颅。
据点的伪军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据点外的大树上，挂过陈辉头颅的那根绳子还在，在风雪中晃来晃去。
他们把头颅带回了涿县。埋在北马村村北一个叫“香堂”的破庙西墙根下。他们没有立碑，只是堆了一个土堆，做了个记号。
郑君站在土堆前，一句话没说。
他想起几个月前，陈辉还坐在他家西厢房里，写诗，念诗，吃他妈做的贴饼子。现在，那个年轻人躺在了这堆土下面。
郑君转过身，往村里走。雪越下越大，很快就盖住了他们的脚印。
而岐沟村的郑刘氏，那天晚上一宿没睡。
她在灶房里坐着，转来转去，手里拿着扫帚，却不知道要扫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走到西厢房门口，推开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炕上铺着干草和薄被，墙角的桌子上，那叠纸和那支毛笔还摆着，跟往常一样。
她把门关上，回到灶房坐下。
“都赖我没问他去哪儿。”她自言自语地说。
郑君走进来，站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郑君转身往外走。
院门开了，又关上了。
灶房里，只剩郑刘氏一个人。她坐在灶台前，灶里的火已经灭了。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看了很久。
（第二卷第八章完）
第三卷 墙洞（1945年—2021年）
第一章：立碑
陈辉牺牲的消息，是三天后传到岐沟村的。
那天下午，郑君从外面回来，脸色很沉。他走进院子，看见郑刘氏正坐在石榴树下择菜。他站在她面前，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妈。”
郑刘氏抬起头，看见他的脸色，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
“出事了？”
“嗯。”
“谁？”
郑君没有马上回答。他蹲下来，和母亲面对面。
“陈辉。”
郑刘氏没有哭，也没有喊。她只是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地面。过了很久，她才说了一句话。
“我就知道。那天他走的时候，我就知道。”
郑君没有说话。他知道，母亲说的是“早点回来”那句话。那句话她说出口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一种说不清的预感。
那天晚上，郑刘氏没有吃饭。她一个人坐在灶房里，灶里的火没有生。郑君进去看她，看见她手里拿着一双没做完的布鞋，那是给陈辉做的，针脚停在鞋底中间。
“妈，睡吧。”
“你先睡。”她说。
郑君没有再劝。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是上级发来的，让他去新涿县三区任区长、区委书记。他看了很久，最后把文件折好，收进抽屉里。
第二天，他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了一遍。他走进西厢房，看见陈辉的遗物：那个布包，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写满诗的本子，还有那张父亲的照片。他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用一块油布包好，扎紧。
他捧着油布包，走进正屋。郑刘氏坐在桌边，手里还拿着那双没做完的布鞋。
“妈，”郑君说，“这是陈辉的东西。”
郑刘氏抬起头，看着那个油布包。她没有马上接，只是看着。过了一会儿，她伸出手，把油布包接过来，捧在怀里。她摸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屋角，搬开一只旧柜子。柜子后面是一面土墙，墙上有一块松动的砖头。她把砖头抠出来，露出一个洞。她把油布包塞进去，和家里的房地契放在一起。然后她把砖头塞回去，把柜子搬回原位。
“这个洞，”她说，“只有我知道。”
郑君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郑刘氏把家里仅有的两担玉米拉到集上卖了。她换了钱，找人刻了一块碑。碑不大，上面只有两个字：陈辉。
她把碑立在村外，没敢立太高。她知道，日伪还在，立高了会被发现。
可还是被发现了。几天后，碑被砸了，断成两截，扔在沟里。郑刘氏把断碑捡回来，藏在院子角落里。她没有再立。她知道，现在立不住。但她留着了。
后来，郑君走了。他去新涿县三区上任，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郑友琴。岐沟村的老宅，只剩下郑刘氏一个人。
她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她每天扫院子，喂鸡，做饭，种菜。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看起来和从前没什么两样。但她的眼神变了，变得比以前更静。
她偶尔会站在墙洞前，站一会儿。她从没动过那个洞，也从没跟任何人提过。
有一次，下了一场大雨，她担心屋子漏雨，把屋里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墙洞那里，她用手摸了摸，油布包还在，里面的东西也好好的。她把手收回来，站在屋里，看了墙洞很久。
她不知道陈辉的诗到底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将来能不能被人看到。但她知道，这是陈辉留下的，她要替他守着。
（第三卷第一章完）
第二章：取稿·1953年
一九五三年秋天，董一欧到了涿县。
他从广西来，坐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到了涿县，先去找了刘德明。刘德明是涿县宣传部长，当年四区的老战友。两人见了面，没有多寒暄，董一欧只说了一句：“我想去岐沟村，看看郑刘氏。”
刘德明点了点头：“我跟你一起去。”
第二天，两人坐着一辆驴车，往岐沟村走。郑君正好也回来了，三个人在村口碰了头，一起进了院子。
那天，郑刘氏正在院子里晒被子。她听见院门响了，回过头，看见三个人一起走了进来。
走在前面的是儿子郑君。他身后跟着两个男人。一个矮个子，穿着一身旧军装，脸色黑黑的，手上全是老茧。另一个高一些，穿一身灰布干部服，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机关里的人。
郑刘氏放下手里的被子，看着他们。她的目光从矮个子男人脸上扫过，停了一下。
董一欧站在院子里，看着郑刘氏。他没有马上提陈辉的事，而是笑了笑，往前走了一步。
“大娘，是我呀。董一欧。”
郑刘氏抬起头，仔细看了看他的脸。她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点了点头。
“董队长。”她说。
“哎。”董一欧应了一声，“这么多年啦，您还记得？”
“记得。”郑刘氏说，“陈辉常提你。说你是队长，带着他打仗。”
董一欧没接话。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四周。院子还是老样子，石榴树还在，石桌还在，墙角的柴火堆也还在。只是院子里安静了，没有当年武工队来来往往的人，也没有陈辉坐在西厢房写诗的身影。
“大娘，这些年，您一个人过？”
“习惯了。”郑刘氏说，“郑君在外面工作，有空就回来看看。”
董一欧点了点头。他站在那里，看着郑刘氏。她比他记忆里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眼睛还是亮的。他记得当年在岐沟村，郑刘氏给他们做饭，给陈辉做鞋，忙前忙后。那时候她还年轻，手脚利索。现在她老了，动作慢了，但坐姿还是那么稳。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董一欧才开口。
“大娘，陈辉当年在您这儿住了好几年，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郑刘氏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把手里的针线放下，站起来。
“你们等着。”
她转过身，进了屋。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院子里，三个人站着，谁也没有说话。郑君站在石榴树下，看着屋门。董一欧站在院子中间，看着自己的手。刘德明站在院门口，看着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
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是搬动家具的声音，很短，然后就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声轻响，像是砖头被抠出来的声音。
然后，是更长的安静。
院子里很静，能听见远处谁家的鸡在叫。董一欧抬起头，看了一眼屋门，又低下头。郑君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
过了很久，门开了。
郑刘氏走出来，手里捧着一个油布包。油布包已经褪色了，边角磨破了，但里面包得很仔细。她走到董一欧面前，把油布包递过去。
“他没留别的东西。”她说，“就这些。”
董一欧接过油布包，感觉手里沉甸甸的。他一层一层地打开油布，里面是一摞纸。纸已经泛黄，但字迹清楚。最上面是一本旧笔记本，封面上写着“陈辉诗稿”。
他翻开笔记本，看见第一页上写了一行字：“我活在世上，是为了写诗。”字是陈辉的笔迹，瘦瘦的，但有力。他接着往后翻，翻到了《为祖国而歌》《献诗——为伊甸园而歌》《双塔诗》《正气词》……
董一欧的手开始发抖。他合上笔记本，把油布包抱在怀里。
刘德明站在旁边，看着那本笔记本。他认得陈辉的字，也认得那些诗。他想起当年在四区，陈辉坐在炕上念诗，他听不懂，但觉得好听。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董一欧怀里的油布包。
郑君站在石榴树下，看着母亲。她的脸很平静，看不出什么。但他知道，那个油布包，她藏了八年。八年里，她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守着这个洞，守着他不知道的东西。
董一欧抬起头，看着郑刘氏，说：“大娘，您辛苦了。”
郑刘氏没有说话。她转过身，走到石榴树下，坐下来，拿起那件旧衣裳，继续缝。
董一欧站在院子里，抱着那包诗稿，看着她。他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抱着那包诗稿，站了很久。
刘德明走过去，轻声说：“老董，走吧。”
董一欧点了点头。他把油布包放进旧皮箱里，盖上盖，提起来，往院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郑刘氏还在缝衣服。她的动作很慢，一针一针的。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说再见。
董一欧转过身，走出了院门。
刘德明跟在后面。走到院门口，他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了郑刘氏一眼。他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转过身，追上了董一欧。
郑君是最后走的。他站在院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她还在缝衣服，一针一针的。他想说点什么，但也没说。他转过身，跟上了前面两个人。
三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岐沟村的土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第三卷第二章完）
第三章：出版·十月的歌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里，堆着一摞厚厚的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泛黄，有些地方还带着水渍。那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一个叫陈辉的年轻人在涿州平原的地道里、在堡垒户的炕上、在油灯下写出来的诗。纸是郑君家店铺里出来的纸，笔也是郑君家店铺里的笔。
田间坐在桌前，一页一页地翻。
他是河北人，写诗，也编诗。几年前，他收到了这批稿子。送来的人说，这是烈士的遗作，希望他能看看能不能出。田间翻了几页，就放不下了。他读到了《为祖国而歌》，读到了《双塔诗》，读到了《正气词》。他读到了《诗》：“诗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诗。”读到了《目的》：“要为世界、祖国、劳动人民和党，写首最高的‘赞美词’。”
他把稿子整理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好，一篇一篇地读，一篇一篇地改。有些字迹模糊了，他就对着原稿一个字一个字地辨。有些诗不完整，他就把几个版本拼在一起。最后，他从这批稿子里选出了四十多首诗，十七万三千字。
他为这本诗集取了一个名字——《十月的歌》。
他在序言里写道：“他的手上，拿着枪，手榴弹和诗歌。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诗。”
诗集付印那天，田间把校样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看着那些诗行，觉得那些字像是活的，带着涿州平原上的土腥味，带着拒马河边的水汽，带着一个二十四岁青年的呼吸。
书印出来了。封面很朴素，白底黑字，上面是陈辉的名字。田间拿起一本，翻了翻，又放下。他知道，这本书，不止是诗。
它是一份承诺。一个年轻人对另一群年轻人的承诺，一个诗人对土地和人民的承诺。
也是郑刘氏的承诺。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替一个外乡人守了九年的承诺。
田间把书寄了几本给涿州的郑君，又寄了一本给广西的董一欧。郑君收到书后，回到岐沟村，把书放在郑刘氏面前。
郑刘氏不识几个字，但“陈辉”两个字她还是认得的。她拿起书，摸了摸封面，又翻开看了看。书里的字她大半认不得，但她摸着那些纸，像是在摸一件很久没见的东西。
“这是陈辉的？”她问。
“是。”郑君说，“出书了。”
郑刘氏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用手掌压了压，压平了封面上的折痕。
“好。”她说，“好。”
她没有再说别的。她把书递给郑君，站起来，往灶房走。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本书。
“他写的东西，有用。”她说。
然后她走进了灶房。灶房里，锅铲的声音响了起来。
而远在湖南常德，另一个院子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坐在门口纳鞋底。
她的名字叫钟梅卿，是陈辉的母亲。一九五四年，常德县人民政府的同志来到她家，告诉她，她的儿子吴盛辉，也就是陈辉，已经在九年前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壮烈牺牲了。
她当时没有哭，只是坐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针线，半天没动。
九年了。她等了九年。她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她只是等，每天坐在门口，看着村口的路，希望能看到那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年轻人，背着布包，从路那头走过来。
现在她知道了。他不会回来了。
她把针线放下，站起来，走进屋里，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旧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她和丈夫年轻时的合影。照片上的男人瘦瘦的，戴着眼镜，笑得温和。
她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照片放回布包里，扎好，放回柜子里。
她没有哭。她只是觉得，家里空了一块。
一九五八年，她收到了一本书。书是涿州寄来的，寄书的人她不认得，但书上的名字她认得：陈辉。
她拿起书，翻开。她不怎么识字，但《为祖国而歌》那首诗，她认得几个字。她摸了摸那些字，觉得儿子的手好像还在。她想起儿子离家那天，站在船头，没回头。她想起儿子说的那句话：“为了民族的独立……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甚至这颗年青的头颅。”
他做到了。
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用手掌压了压。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树。树上的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
“辉伢子，”她轻轻地说，“你写的东西，妈收到了。”
（第三卷第三章完）
第四章：归乡·墙洞里的光
二〇二一年，湖南常德。
陈辉公园落成了。公园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入口处立着一座雕像，是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手里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笔。他瘦，戴着一副旧眼镜，目光平静，看着远方。
雕像下面刻着两行字：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落成那天，来了很多人。有市里的领导，有学校的学生，有附近的居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被人搀着，走到雕像前，站了很久。她是陈辉的外甥女，陈辉姐姐吴盛芳的女儿。她手里捧着一束花，放在雕像下面。
“舅舅，”她说，“你回家了。”
同一年秋天，河北涿州。
郑桂元站在涿州烈士陵园里。陵园不大，松柏环绕，很安静。他走到一座墓碑前，停下来。墓碑上刻着“陈辉烈士之墓”，下面有一行小字，写着生卒年月和籍贯。
他蹲下来，把一束菊花放在碑前。
他想起父亲郑君。父亲晚年的时候，经常跟他讲陈辉的事。讲陈辉刚到涿州时瘦得像学生伢子，讲陈辉在自家炕上写诗，讲陈辉牺牲后奶奶守着墙洞里的诗稿。父亲说，陈辉的诗，大部分是在他家写的，纸和笔是他家的，陈辉把命留在了涿州。
他想起奶奶郑刘氏。奶奶晚年的时候，话更少了。她每天还是扫院子，喂鸡，做饭。她不说想念谁，只是偶尔坐在石榴树下，看着西厢房的方向，看很久。她去世的时候，郑桂元收拾她的遗物，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翻旧了的《十月的歌》，封面已经磨破了，里面夹着一片干了的石榴叶。
他站起来，看着墓碑。秋风吹过，松柏沙沙作响。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跟他讲的一句话：“陈辉是涿州大地哺育的英雄，是涿州人民永远铭记的好区委书记、好政委。”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陵园门口走。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墓碑。
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年轻人，守着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
而在这片土地的另一头，岐沟村。
岐沟村的老宅还在，只是院子里的石榴树长得更高了。西厢房的门关着，墙角的桌子和椅子还在，但已经落了灰。郑君的后人偶尔回来看看，打扫一下院子，给石榴树浇浇水。
有一年春天，一个年轻人路过岐沟村，在村口那半截古城墙前停下来。他问村里的人：“这里以前是不是住过一个叫陈辉的人？”
一个老人点了点头，指了指村中间的那座院子。
年轻人走过去，站在院门口。他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外，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看了一会儿。
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他不知道，在那个院子西厢房的墙洞里，曾经藏着一包诗稿。那包诗稿，在地下埋了九年，后来被取出来，印成了书，传到了很多人手里。
他也不知道，那个写诗的年轻人，曾经坐在这间屋子里的桌前，就着一盏油灯，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的生命是诗，诗是我的生命。
风从拒马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石榴树的枝头，开出了几朵红花。
那是平原上的春天。
（全书完）
后记
这本书，酝酿了很久。
从常德到延安，从延安到平西，从平西到涿州，从涿州到韩村。我跟着陈辉，走完了他二十四年的路。
一开始，我想写一个英雄。写着写着，英雄退到了后面，人走了出来。他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说话带湖南口音的年轻人。他会写诗，想家，念母。他不太会打仗，一开始连枪都不敢开。他在青救会被晾了两年，写过“朋友也不肯帮忙”。他后来成了武工队政委，成了“神八路”，化装进县城，贴《双塔诗》，喊话瓦解伪军，在追悼会上念陈琳留下的诗。
他也有缺点，有矛盾，有藏不住的口音，有管不住的脾气。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涿州平原上认了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做干妈，在郑家炕上写了一万多行诗，然后在二十四岁那年，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
这本书里，有陈辉，有郑君，有郑刘氏，有陈琳，有董一欧，有王厚祥，有太多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共同做了一件事——把一包诗稿，从1945年守到了1958年。
书名取自陈琳的诗句“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陈琳写下了它，陈辉用生命实践了它。两个人都死在了这四句诗里。
杜鹃啼血，既是陈琳的血，也是陈辉的血。
附录：陈辉年表
1920年
9月，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原名吴盛辉。父亲吴昌铨，母亲钟梅卿。父亲在他不满三岁时因病去世。
1925年—1935年
在常德读小学、初中。1935年，升入湖南省立常德中学（当时叫湖南省立第三中学）。在校期间，因作文写得好，被赞为“小作家”。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
在校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墙报上写诗，在街头演讲。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
2月，正式入党。
5月，被党组织派往延安学习。
离开常德前，对母亲说：“为了民族的独立……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甚至这颗年青的头颅。”
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署名仍为“吴盛辉”。
1939年
春，从抗大毕业。
5月，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
9月，随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经太行山，辗转到达平西。
被分配到房山斋堂、十度一带，在晋察冀通讯社平西分社做宣传、写报道。在此期间写下大量想家、念母、渴望战斗的诗。
1940年
秋，主动要求到平西抗日最前线——房涞涿联合县。
10月，到达涞涿边界的龙安村。郑君（郑福顺）作为涞涿县政府秘书兼七区区委书记，第一个接待了他。当晚，王巍县长安排他到青年抗日救国会工作。
到沈家庵青救会办公地报到，任青救会宣传员。
1941年
6月，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为房涞涿县。
11月，郑君带陈辉进四区，住进岐沟村郑君家，认郑刘氏为干妈。陈辉正式在郑家安顿下来，开始他的敌后武工队生涯。
1942年
6月，主动要求深入敌后，领导不批准。他找郑君帮忙求情，仍被拒。他说“朋友也不肯帮忙”。
11月，房涞涿县武工队成立。陈辉随二十余人的队伍出山，穿过敌人封锁线，来到涞涿平原拒马河畔，开辟敌后根据地。
同月，开展除奸反特。处决泽畔伪保长萧玉恒、官立庄维持会长罗三瞎子。连夜写《范耀辉低下了他可耻的头颅》，在《晋察冀日报》发表。智除叛徒杨世荣。
1943年
7月，接任贾凤林，任四区区委书记（至1944年3月）。
夏，化装进涿县城，找到冯国栋和郝默然，贴《双塔诗》，下款“神八路”。
同月，在夏辛店村主持召开“抗日救国绅士会”，三十余人参加，制订“不给鬼子拿差，不为鬼子传信，不替鬼子办公”的“三不”约法。
同年，与五区区长陈琳搭档，从打量到生死之交。
同年，参与前铺伏击战、孙庄伏击战，拔除北义安、横岐、孙庄、常村等据点。
1944年
3月，不再担任四区区委书记，任城南武工队政委，与董一欧搭档，专门开辟新区。
11月14日，陈琳率部在南横岐村与日军遭遇，退至马踏营河套时被两千多日伪军包围，激战三个多小时，壮烈牺牲，年仅31岁。同役，29名抗日将士中13人牺牲，12人被捕。
11月20日，宋各庄村举行追悼大会，四千多群众参加。陈辉在追悼会上朗读陈琳留下的诗：“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一死尔，羞杀狗汉奸。”
1945年
1月底，新涿县县长兼书记尹景芬在交渠村被王凤岗伪大队包围，战死。上级派张馨代理书记，局面未稳。
2月8日，陈辉被叫去开会。会后，他没有和队长董一欧打招呼，单独行动，去国家务村叫上王厚祥，一起到韩村。在堡垒户王德成家被叛徒周永旺出卖，遭两百多日伪军包围。
突围中，陈辉拉响腰间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没有当场牺牲，被抬往松林店据点途中停止呼吸。敌人用铡刀铡下他的头颅，挂在松林店火车站旁的电网杆上示众，旁竖木牌，红油漆写：“双手使枪百发百中神八路陈辉”。
三天后，董一欧、郑君、王文哲、陈世昌带人冒死取回陈辉头颅，秘密埋葬在北马村“香堂”破庙西墙根下。
1945年—1953年
陈辉牺牲后，郑刘氏卖掉家中仅有的两担玉米，为他刻了一块碑，碑上只有“陈辉”两个字。碑被日伪砸断，郑刘氏将断碑藏于院中。
郑君将陈辉的遗物（布包、几件衣服、一个写满诗的本子、父亲的照片）收进油布包，藏在西厢房屋顶的墙洞里。郑刘氏独自守着这座老宅和墙洞里的诗稿，守了八年。
1953年
董一欧从广西回涿州，找宣传部长刘德明，一起去岐沟村郑君家。董一欧问郑刘氏“陈辉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郑刘氏从墙洞里取出油布包，交给董一欧。诗稿后由戈枫、田间、德明、郑君等人整理，交河北文联。
1954年
常德县人民政府通知陈辉家属：陈辉已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壮烈牺牲。母亲钟梅卿和姐姐吴盛芳得知消息。
1958年
《十月的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田间作序。收诗四十多首，十七万三千字。
1989年
宋俊然著《陈辉传记》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1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辉诗选》，依据手迹编辑。
湖南常德陈辉公园落成，英雄雕像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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