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那条路，通向一片海

——收到自牧先生赠书与墨宝记

杨春杭

2026年8月12日，暑气未消的午后，快递员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包裹。拆开层层包装，两本书和一卷书法映入眼帘：古农编著的《疏影集——众说自牧》厚达八百余页，五十四万字，书脊挺括，封面素雅；《日记杂志》2022第74期开本适中，淡绿色的封底上印着几行隽永的小字；展开那幅墨宝，“海纳百川”四个字古朴拙雅，遒丽天成，落款处“自牧”二字钤印端然。书的扉页上是自牧先生的双款签名。捧书在手，墨香与纸香交织，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喜悦与暖意。

这份喜悦与暖意，要从四个月前说起。2026年6月6日，我随张期鹏、孟兆印等几位好友前往山东沂源桃花岛采风，在文化艺术乡村龙子峪参观山东大学作家班文学馆。那座文学馆坐落在一排农房中间，石墙斑驳，却别有洞天。它由山东大学作家班师生倡议、企业家董方军助力建设、文化学者张期鹏策划、作家自牧出任馆长，于2022年9月17日正式开馆——那一天恰好是1988年山东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开学典礼34周年的日子。村里的街巷不宽，但有一条新命名的“山大路”，通往这座山乡深处的文学灯塔。参观之后，兴奋之余，我写了一篇题为《小山村有条山大路》的文章，记述龙子峪村的文学气象，也写到了自牧先生作为馆长的默默耕耘、无私付出。未曾想，这篇文章竟成为我与自牧先生交往的起点。此后便有书信往来，知道他每日写日记、编杂志、为文友题字赠书，忙得脚不沾地、不亦乐乎，却始终沉稳坚韧、温厚从容。

如今，这两本书和一幅字摆在面前，仿佛自牧先生其人就坐在对面。翻阅之间，感想纷至沓来。

一部“众说体”评传：为什么是自牧？

自牧，本名邓基平，本职工作曾是山东省委机关医院的副院长，职称是国家一级作家，还是一位由作家转向书法创作的多面手。他集诗人、书法家、编辑家、出版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日记报》助创人、《日记杂志》主编、齐鲁书画家协会主席、垂杨书画院院长、山东大学作家班文学馆馆长于一身。他爱文学、爱艺术、爱书画、爱文物，他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热心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他和我的文友张期鹏一样，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丰富和推动齐鲁文化的“义工”，从我们短暂的交往中，足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人品、气度和人缘。

《疏影集——众说自牧》是一部体量惊人的书。它由深圳青年学者、《日记杂志》执行主编古农主编，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文学评论家宋遂良与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分别作序，文化学者张期鹏作跋，收入全国近三百位作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的三百余篇评论文章，精选插印了四百二十余幅珍贵照片。十六开异型精装本，八百余页厚，五十四万字，二点八斤重。单从体量上看，这已经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巨著；而从编纂体例上看，它更是一部罕见的文化工程——三百人为一个人“立传”，用的是众人之笔，写的是“自牧评传”。

这本书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编纂方法的自觉。传统的评传往往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难免受限于个人视角和材料获取的边界。而《疏影集》采取的是“众说体”的集体书写方式：三百余位作者中，有与自牧相交近半个世纪的文坛前辈峻青、宋遂良，有同窗共读的山东大学作家班同学，有编辑出版界的同行，有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友，也有素昧平生却受其恩惠的文学青年。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写下与自牧交往中的一个片段、一次感动、一点感悟。三百个切片拼合在一起，构成的不是一幅肖像，而是一幅动态的、多维的、具有“全息”效果的人格图谱。这种编纂方法上的自觉，使《疏影集》超出了普通纪念文集的范畴，具有了某种“文化志”的意味。

而这本书的艺术性，在于它拒绝了一切浮泛的溢美之词，让评价从事实中自然生长出来。张炜在序言中写道：“我与自牧相识四十余年了，在济南的众多朋友当中，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稳定、敬业，在几十年里守住独爱的一份事业，不曾改变，不曾易辙，始终如一地埋头工作。”宋遂良的评价则更为简洁有力——本书编者古农在编后记中引用的那句话：“自牧不是一座山，自牧是一片海。”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也让我重新审视手中的那幅“海纳百川”。山有峰，海无涯；山是固定的标高，海是流动的包容。自牧先生半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切，恰恰是“海”的品格：他以编辑者的身份容纳了无数作者的文字，以朋友的身份容纳了无数人的喜怒哀乐，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容纳了日记、散文、书法、编辑、收藏等多个领域。他从不追求在某一个方向上“登顶”，却因此拥有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开阔。

        一本杂志，一种活着的文献

如果说《疏影集》是众人从外部为自牧画像，那么《日记杂志》则是自牧先生从内部为时代留影。这份杂志的前身是《日记报》，后来因报纸不易保存而改为杂志。自牧从二十岁开始日记写作，主编这本杂志近三十年，使其从一个不起眼的民间刊物，成长为日记文学领域的重要阵地。张炜对此的评价是：“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写日记，还主编了《日记杂志》，这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翻开这期杂志，最打动我的不是某篇具体的文章，而是它所呈现的那种“活着的文献”的气质。自牧的日记观非常朴素，也极其坚定。他说：“日记首先要真实，其次才讲文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可自欺欺人。”在他看来，虚假是日记写作之大忌，修饰润改过往的日记，便等于篡改过去的历史。这种对“真”的近乎苛刻的坚持，赋予了《日记杂志》一种独特的文献价值。它不同于正史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回忆录的事后建构，而是每一天的即时记录，带着体温、带着呼吸、带着彼时彼刻的困惑与欣喜。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日记杂志》的意义在于它保存了一大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微观记录。这些记录看似琐碎，却蕴含着巨大的历史信息量。某次聚会的座上宾是谁，某封信里讨论了什么话题，某本书出版前后经历了怎样的波折——这些细节在正式的历史叙述中往往被省略，却恰恰是理解一个时代文化生态最鲜活的材料。自牧以一己之力，通过一本杂志，将私人日记转化为公共记忆，这种“从私密到公共”的转化，在当代中国的民间出版史上是极为独特的现象。

“海纳百川”：一幅字里的自牧

再来看那幅墨宝。仔细端详“海纳百川”四字，字体古朴拙雅，遒丽天成。有论者这样评价自牧的书法：“用笔丰腴而不乏清秀，结体方正又不失灵动，笔意简洁也不避繁复，看似有锋又锋芒不露，突出的印象就是‘圆融’。”这种“圆融”，不是圆滑，而是一种经过了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笔墨之间，能看出一个人对功名利禄的淡泊，对文事友情的珍重。

“海纳百川”这四个字的选择，也颇有深意。自牧在解释自己笔名出处时，曾引用《周易》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和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前者讲的是“自牧”——以谦卑之心修养自身；后者讲的是“下百川”——以江海之量容纳万物。而“海纳百川”四字，恰好将这两层含义凝为一体：谦卑不是退缩，而是以低姿态容纳更多；宽容不是无原则，而是以更大的格局消化分歧。自牧先生赠我这幅字，或许正是希望我理解这种“自牧而后能纳百川”的人生境界。

从一条路到一片海

回过头来看，从龙子峪村的那条“山大路”到自牧先生寄来的“海纳百川”，这中间有一条隐约的线索在贯穿。那条路通向一座建在石头村里的文学馆，这座文学馆又通向一个以日记为毕生事业的人，而这个人赠我的一幅字，又指向一种包容万象的精神格局。路是具体的，海是隐喻的；路是起点，海是归宿。

在这个一切都在加速、一切都在被算法重塑的时代，自牧先生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几乎“反潮流”的答案：坚持用手写日记，坚持用通信联系朋友，坚持编印纸质杂志，坚持为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编书作序。这些选择看起来都很“慢”，都很“拙”，但它们构成了一种真实而有力的文化积累。正如张炜在序言中所言，自牧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不为时潮所动的那样一种定力”。在一个喧哗的时代，这种定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也是一份无声的馈赠。

自牧先生的平易近人，深深感染了我。收到这两本书和这幅字，我如获至宝。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长者的厚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温度。那条小山村里的“山大路”还在延伸，而路的尽头，是一片用半个世纪的坚持汇聚而成的海。

作者简介：杨春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发表各类文稿500余篇，并多次获奖。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尚金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