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军旅居札记93  

我6月初从广州来，背着几本书，一头扎进贵州的山水里，原是想躲一躲那要命的暑气。不曾想，这黔地的凉风一吹，竟把我吹进了一个更“热”的地方——康养的行当里。这几个月，我像个游方郎中，在贵州的山山水水间行走，看云雾怎样从山头滚到谷底，又看夕阳怎样把一整片山壁染成金红。我遇见了一些人，一些在旁人看来早该含饴弄孙、安享“清福”的人。

他们偏偏不。

有一位从深圳来的老哥，七十好几了，从前在商海里扑腾出过好大一片天地，按理说，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早该在南国椰林里摇着蒲扇听戏了。可他倒好，一头扎进贵州这大山里，硬是要在峭壁上修一条栈道，在溪涧边搭几间木屋，说要让城里人来“洗肺”，来听风。我问他图什么。他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拨弄着刚移栽的兰草，头也不抬地说：“图个响动。”什么响动？他没细说。后来我夜里睡不着，听见山风穿过竹林，窸窸窣窣的，像有人在远处数着什么，忽然就懂了——那是生命还在“生长”的响动。

我身边这样的人不少。还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先生，每日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磨，一本关于古天文历法的书稿，改了又改。我去看他时，他正为某一句引文的出处较真，翻着半屋子影印本，像在沙里淘金。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买最好的墨、最贵的纸，闲来写几张字、画几笔画。可他偏要熬夜，偏要跟几千年前的星图较劲。问他，他只说：“我怕停下来。”

怕停下来。怕什么？怕一停下来，那口“气”就散了。

这“气”是什么？我琢磨了很久。不是意气，不是傲气，甚至不完全是通常说的“精气神”。它更像一种更原始、更本能的驱动，像一棵老树，春日到了，明知自己的年轮已足够多，枝干也足够沧桑，可还是要拼着命，往枝梢上再送出一片新叶。不为给谁看，只为那“生”的惯性。生命一旦停止向外延展，向内就会迅速坍缩。那坍缩，比死亡更令人恐惧。死亡是一瞬间的事，可“退休”后的那种静止，却是一种慢性的、不动声色的“枯萎”。它让日子变薄，让眼光变浅，让你觉得自己的世界，从一片旷野，缩成了一间熟悉的老屋。你坐在老屋里，什么都好，可哪里也去不了了。

所以那些在商海里搏击惯了的人，那些在书斋里沉思惯了的人，他们停不下来。他们不是在“劳动”，他们是在“呼吸”。那个在商海沉浮的老哥，他建的每一间木屋，铺的每一段栈道，都是他向世界伸出的触角。世界回他以鸟鸣、以山风、以游客脸上的一抹惊喜，那就是他的“新鲜空气”。那位著书的老先生，他每考据出一个准确的字，每厘清一段被岁月弄乱的星象，都是在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开一扇新的窗。窗开了，风来了，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而非仅仅是“没死”。

我们总爱把“退休”说成“享福”。可“福”是什么？是吃饱了晒太阳么？若是如此，圈里的猪、栏里的牛，它们大约是最有“福”的。但人终究不是猪牛。人的“福”，或许并不在“退”，而在“不休”。不在“享”，而在“予”。你予世界以你的辛劳、你的智慧、你的不灭的热忱，世界才能予你以“意义”。这意义，不是头衔，不是存款，是你在深夜搁下笔时，心里那一份沉甸甸的、踏实的安宁。

我如今也年过花甲，国家给的俸禄，足够我粗茶淡饭，在广州的茶楼里悠然度日。可我偏要从南国跑到西南，每日在颠簸的山路上，在陌生的方言里，找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康养故事。家人问我图什么。我有时也答不上来。可此刻，我坐在贵州清镇水岸尚城一个租住的房子里，窗外是连绵的黛色山峦，手里是一杯粗茶，茶汤里沉浮着几片老茶叶。我忽然觉得，这大约就是答案。

图的是这一口“气”还在。图的是这世间还有我没看尽的山、没写尽的人、没参透的道理。图的是当晨光照进窗棂时，我心里还涌动着一种“要起身去看看”的冲动。这种冲动，比任何安逸都更真实、更滚烫。它是生命的根，是不管你年岁几何，都隐隐作痒的、要向上生长的渴望。

所以，退而不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对“停止”的恐惧吗？不如说，是对“生机”的眷恋。我们这具肉身，终会老去，会迟钝，会腐朽。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仍可以让自己是“活”的——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心跳与呼吸，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探索与创造。那口“气”，就是这创造的火种。只要它还在，我们就仍是一片正在生长的林子，每一阵风吹过，都还有新的涛声。

老去，是从“心”开始的。只要心还在出发，人就永远在路上。这路，不在地图上，在血脉里。

（2026年10月2日於清镇水岸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