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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 作家 诗人)
游西安谒秦始皇帝陵
作者:陈中玉
序
岁在乙巳,余自岭南赴关中,以医者之身,谒秦始皇帝陵。同行者或问:“公以岐黄之术济世四十余载,今观帝陵,何所见乎?”余曰:“医者观人,不独观其形骸,亦观其神气;不独察其当下,亦究其本源。帝陵者,一具千年不朽之躯壳也。其体魄之雄浑,犹人之有强筋壮骨;其经络之盘结,犹国之有山河脉络;其膏肓之隐疾,犹史之有痼瘼沉疴。吾以医心观之,以禅心悟之,以诗心证之,或可得其仿佛。”
遂作此篇,以联额碑记佐其博,以词令彰其微,以岐黄之眼、禅门之心,叹此千古一帝之沧桑。
卷一 骊山入望
车行至临潼,远见骊山横亘如黛。时值暮春,山花未尽,而松柏苍然。余下车步行,空气中有黄土与草木混合之气,干燥而厚重,如陈年药囊中翻出的旧艾。
《史记》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此陵之营建,始于秦王政元年,历三十八载,至秦亡而未竟其功。三十八年,在医家眼中,恰是人身气血一周之大数。人生四十而衰,而此陵之成,竟逾一人生之半。以一人之躯壳,营一陵之筋骨,是其自知气数有限,而欲以土木续其年寿也。
骊山者,秦岭之余脉,蓝田之屏障。余观其山势,蜿蜒起伏,如卧龙之脊。而陵在其北麓,封土隆然如覆斗,宋人谓之“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余以医眼观之,此封土之形,颇类人腹之隆起。腹为五脏六腑之宫城,封土之下,地宫之中,亦如人身之有脏腑——有百川江河,有百官宫观,有奇器珍怪,皆若腑脏之藏精者也。
然而,医者视腹隆,未必皆吉。腹胀者,或为水臌,或为气滞。始皇陵之封土,以水银为江河,以膏烛为长明,其“内实”之丰,远逾常人。然其“外候”如何?三十八年之营,七十余万之徒,天下膏血尽吮于此一丘。譬如一人,脏腑虽富,而四肢百骸已枯。此非“虚劳”之候乎?
余尝登封土之巅,四望苍茫。北临渭水如带,南倚骊山如屏。风自函谷来,呜咽如诉。彼时秦之气象,席卷六合,虎视何雄。而今黄土一抔,秋草离离。唐人许浑有句:“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崩”之一字,医家常用,言脉之溃散无根也。秦之脉,始于非子,成于孝公,极于始皇,而溃于二世。其崩之速,如大厦之倾,不逾三年。此岂非“元气暴脱”之象?
以医理论之:秦之统一六国,如人身之“邪去正安”,本可调理以养元气。然始皇不知“病去如抽丝”之理,继以苛法为“峻剂”,以徭役为“耗气”,以巡游为“劳形”,以金石为“杂药”。峻剂伤中,耗气损元,劳形竭精,杂药乱神。四者并至,虽有良工,不能为也。
始皇陵者,正此“峻剂”之极致也。以一陵之营,耗天下之膏血;以一君之欲,夺万民之年寿。医家最忌者,以一人之病,耗众人之药。此陵之营,非“治病”也,乃“致疾”也。致疾于国,致疾于民,终致疾于己。
暗香·骊山怀古
骊山暮色,正封土隆然,如腹之积。水银暗涌,膏烛空燃照幽宅。三十八年痼疾,七十万、枯茎谁惜。望四野、渭水如带,函谷风呜咽。
堪叹。帝力赫。纵席卷六合,终化秋草。医家细诊,元气暴脱脉无迹。莫讶腹隆如鼓,内里是、膏肓深黑。待剖却、千载后,汞犹滴沥。
卷二 兵俑之阵
次日,入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者,广逾万四千平方米,陶俑陶马排列如生,凡八千余件。余俯身细观,陶俑之面,无一雷同。有“国”字面、“申”字面、“甲”字面,神情各别,胡须发髻,皆不相似。考古者言,秦俑之制,“千人千面”,盖以活人为范。余闻之,心中忽有戚戚。
医者望诊,一望即知人之禀赋。面圆者多气,面长者多思,面方者多刚,面削者多郁。此八千之众,八千之面,八千之性也。彼时彼刻,必有八千个“金”与“黑夫”,有八千个兄长在家,有八千个母亲缝衣待归。然而此八千之躯壳,竟尽化为陶土,列阵于地下,以待一帝之令。
此非“俑”也,乃“郁”也。郁者,气之结而不散也。生不得归,死不得安,魂气郁结于骊山之下。是以陶俑之色,出土十五秒而变,四分钟而落。医家视之,此“气散”之征也。气聚为形,气散则形败。陶俑之色,埋地千年而犹存,出土瞬息而即灭。彼郁结之气,一旦得泄于天光之下,反不能自持。此非“元气外越”之象乎?
余尝遇一患者,郁证十年,药之罔效。后遇一禅者,与之对坐三日,不发一语。第四日,患者忽大哭失声,泪如雨下,十年之郁,一朝而解。禅者曰:“郁之不解,以无泄处也。今泄之,病去矣。”秦俑之“郁”,泄于出土之日,而彼八千之魂,或可借此一缕天光,归其故里乎?
然余观一号坑中,有一俑头戴长冠,腰间束带,作袖手而立之态。考古者名之曰“袖手俑”。袖手者,束手也。以医眼观之,此“痿证”之象。四肢不仁,缓纵不收,神气虽存,而动作不能。八千之众,皆“袖手”矣。秦法严苛,动则得咎,不若袖手。此非一人之痿,乃一国之痿也。
秦之民,自商鞅变法始,皆“袖手”之人。令行禁止,莫敢或违。耕战之外,无别业;法条之外,无别思。此如医家之“制其神”,以药石镇其魂魄,使其不妄动。镇之久矣,神气俱馁。一旦药力过猛,如始皇之暴政,则“神散”矣。陈涉一呼,天下响应,此“神散”之证也。
《汉书》载: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余思之:水银者,重坠之质也,其性善降,其毒善腐。以水银为江河,是“重坠”其魂也。天文在上,地理在下,是“上下隔绝”之象也。医家言“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则病矣。始皇之宫,上具天文而不得天气,下具地理而不得地气,中人鱼膏为烛而不得火气。三气俱绝,独余水银之“重坠”以固其尸。此非“死证”而何?
铜车马者,出土于封土之西,按真车二分之一而制,金银饰重十四公斤。余观其制,四马系驾,服马在辕,骖马在旁,有“胁驱”以制骖马之内靠,有缰绳以防骖马之外逸。此“节制”之极也。医家用药,亦贵“节制”。君臣佐使,各安其位,不容僭越。然药之用于人身,所以治病也。铜车马之用于地宫,所以载帝魂也。以如此“节制”之术,载一“纵欲”之魂,其不相得也明矣。譬如用寒药以治热证,药与证反,必有暝眩之危。秦之骤亡,其“暝眩”之反应也。
疏影·兵马俑
八千面列,各具生人气,谁辨吴越。圆者多刚,长者多思,削者郁结难说。袖手非关筋骨痿,是法条、束身如铁。细认取、十五秒钟,颜色瞬间消灭。
遥想当年匠手,塑成万古恨,泥下埋没。气聚为形,气散为尘,此理医家能说。郁证十年犹可解,对坐处、禅心澄澈。待天光、泄尽幽魂,归向故园明月。
卷三 地宫之秘
秦陵地宫,至今未启。文献所载,有“穿三泉”之深,有“下铜致椁”之固,有“机弩矢”之防,有“人鱼膏”之烛。考古者以地质勘探之法,测得封土之下有汞异常,其分布之状,竟与《史记》所载“百川江河大海”隐隐相合。又遥感探测知地宫之上有“阻排水渠”,其工之巧,虽今人亦叹。余闻之,初以为奇,继而以为悲。
医者以探针入体,知脏腑之虚实;以影像透骨,见经络之通塞。今考古者以科学之“探针”窥地宫,虽未入其门,已见其“证”。水银为江河,是“汞毒”之盛也。汞之性,入血则乱神,入骨则蚀髓。始皇以水银为江河,欲其“不腐”。然水银虽能防腐,亦能毒魂。彼帝之魂,居于水银江河之间,如人服毒以求驻颜。颜虽驻,而神已亡矣。
此犹如医家之“以毒攻毒”。病之深者,非毒药不能达。然毒药之用,贵在“以毒攻毒,毒去而身安”。若毒留身中,攻毒而不能去,则毒自为病。始皇之用水银,但知“攻”而不知“去”,水银之毒留于地宫,亦留于帝魂。此非“药之过”,乃“用药者之过”也。
又载“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人鱼膏者,或谓鲸脂。医家视脂膏,为“精血”所化。以生灵之膏脂,燃之以照一尸,是“夺生以养死”也。此医家之大忌。良医用药,不夺人之生以养一人之死;良君治国,不夺民之膏以奉一君之欲。始皇陵之烛,夺多少生灵之膏?史虽不载,以理推之,必非少数。
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此“天人相应”之象也。医家最重“天人相应”。《内经》云:“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然此“相应”,贵在“通”。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泰,而生万物。地宫之天文地理,以水银为江河,以铜椁为地,以膏烛为日。然而天不能降其雨露,地不能升其蒸气,中人不能通其呼吸。此“相应”而不“相通”也。譬如人身,脏腑虽各安其位,而气血不行,经络不通,则“死证”矣。
近世物探又知,地宫之内有“九层之台”,其制如塔。塔者,浮屠也。以浮屠之制藏一帝之尸,是欲以佛力镇其魂也。然始皇生前焚书坑儒,不礼佛、不敬儒,独以法为教。今乃欲借浮屠之力以安其魂,譬如以寒药治寒证,药与证反,其不相得也明矣。
又闻地宫之中有“百官宫观”,如生前之朝。医家视之,此“幻视”之象也。病者垂危,往往见已故之人、已往之事,医家谓之“神散”。始皇之魂,居于地宫,犹病者之见百官,是神已散而形未灭也。悲夫!
又闻地宫“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工匠者,营造之人也。良工造屋,尚不忍弃其工具;良医制药,尚不忍弃其药渣。始皇之弃工匠,如弃药渣。然药渣之中,犹有未尽之性;工匠之中,犹有未尽之技。弃之如泥沙,是其不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也。医家最惜者,人与药也。一药之性,必求尽用;一人之才,必求尽展。弃八千之匠于地宫,是弃八千之“药”也。
满江红·地宫
穿泉三叠,下铜椁、水银为海。机弩暗、千载犹张,膏烛空在。上具天文星斗寒,下陈地理山河改。叹九层、浮屠镇幽魂,终难解。
汞毒重,魂已馁。工匠闭,无人睬。纵百官宫观,幻视何在。良医惜药兼惜人,始皇弃匠如弃渣。待何时、地宫启天光,偿冤债。
卷四 焚书之痛
秦之焚书,医家视之,犹“焚药方”也。典籍者,先圣先贤之智慧所聚,如医家之《本草》,如岐黄之《灵枢》。焚之,是绝后人“知药”之路也。
《史记》载李斯之奏:“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余以医眼观之,此“去性取用”之极也。法家之术,如“猛药”,能起沉疴,亦能伤正。秦以法家治天下,如以大黄、芒硝治实证。然实去而正亦伤,乃不知“中病即止”之理。一意峻攻,是“诛伐无过”也。
更可悲者,所焚之书,非独儒经。百家语中,有农家之书,有医家之书,有天文历法之书,有算学工程之书。彼时焚之,是绝天下百工之“药方”也。譬如医者,独存一“峻剂”之方,而尽焚温补、和解、清养之剂。遇虚证则无药可用,遇杂证则无方可循。秦之速亡,非独亡于苛政,亦亡于“无药可用”。陈涉一呼,天下响应,而秦无“和解”之方以和之,惟以“峻剂”攻之。攻之不克,则“元气”尽矣。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凡七家二百一十六卷。至汉时,仅存《黄帝内经》十八卷,余皆亡佚。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至汉时仅存六家。此皆秦火之劫也。使秦不焚书,则后世医家得见扁鹊、白氏之全璧,何至于汉时已叹“方书之散佚”乎?医家视焚书,如病家焚其药方,病未去而方已亡,虽有良医,无所施其技矣。
医家有言:“用药如用兵。”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药者,毒物也,良医不得已而用之。秦之用法,以兵为常,以药为食。此非“用兵”也,乃“黩武”也。黩武则伤民,伤民则国病。
余游西安碑林,见汉唐碑版,字迹斑驳,而神气犹存。碑者,立石以志也。医家有“碑”字者,如“碑记”,记药性之温凉;如“碑额”,标方剂之名目。秦之焚书,是毁其“碑记”也;汉之尊儒,是立其“碑额”也。一毁一立,秦之瘳也速,汉之寿也长。
始皇东巡,立石刻辞,自颂功德。琅琊、之罘、碣石,碑皆具在。余观其辞,铺张扬厉,如医家之“自夸方效”。良医不自夸,夸则不信。良君不自颂,颂则不成。秦之刻石,字字如铁,而其国祚,薄如蝉翼。此非“大言而虚”之证乎?
水调歌头·焚书坑
百家语何在,一炬尽成灰。独留峻剂方在,温补尽相违。欲治苍生虚证,无复和解清养,元气日渐微。陈涉一呼起,秦室遂崩摧。
碑林在,汉唐字,尚依稀。医家碑记,犹记药性温凉时。扁鹊内经何在,白氏外经谁识,二百卷成灰。寄语后来者,莫使药方稀。
卷五 求仙之妄
始皇求仙,遣徐福入海,童男女三千。此医家所谓“求长生”者也。然医之长生,在“摄生”,不在“求仙”。摄生者,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求仙者,弃其本而逐其末,如弃药石而祷鬼神。
《史记》载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医家有言:“死生有命。”良医不讳言死,故能尽力于生。讳言死者,必不能尽生之道。始皇之“恶言死”,是“讳疾忌医”之极也。讳疾则疾深,忌医则无医。及至沙丘之崩,载鲍鱼以乱其臭,其状之惨,与“恶言死”之君,判若两人矣。
骊山之陵,费三十八年之功,役七十余万之人。此非“求仙”之费,乃“求死”之费也。以天下之膏血,营一己之坟茔。比之良医,以一人之智慧,济万人之疾苦。二者之相去,岂可以道里计?
余尝治一老者,年逾八旬,精神矍铄。问其养生之道,曰:“不过食,不过劳,不过喜,不过怒。”余叹曰:“此真得摄生三昧者也。”以之观秦,始皇之病,正在“过”字。过求,过欲,过作,过为。四“过”并集,虽欲不死,其可得乎?
又闻始皇遣徐福之后,复遣卢生、韩终之属,入海求仙。海者,阴寒之渊也。以垂老之躯,数入阴寒之地,是“以阴伐阳”也。医家忌之。又令方士炼金石之药,金石者,重坠之质也,入胃则伤中,入血则乱神。彼所求者“长生”,而所行皆“促死”之道。此如病家欲补,而日服攻伐之剂,虽扁鹊复生,不能为也。
沁园春·求仙
童男三千,楼船入海,方士求仙。叹恶死偏逢,沙丘崩早;求仙翻作,鲍鱼腥传。金石炼成,肠胃先裂,海风归来鬓已斑。医家笑,这摄生妙诀,只在三餐。
不过食不过劳,更不过喜怒与悲欢。看八旬老叟,精神矍铄;四“过”并集,始皇凋残。以阴伐阳,以攻为补,扁鹊重生也枉然。千年后,问长生何处,且看人间。
卷六 禅心观史
游罢秦陵,归途遇一老僧于道旁茶舍。僧年七十余,面容枯槁而目光炯炯。与之语,颇通医理。余问:“和尚观秦陵,何所见?”僧曰:“老僧无所见。一丘黄土而已。”余曰:“然则帝之雄图,陵之壮丽,皆虚妄乎?”僧曰:“公以医心观之,则陵为病躯;以诗心观之,则陵为史册;以禅心观之,则陵为幻影。病躯可治,史册可读,幻影可破。然公之病、之读、之破,亦幻影也。”
余闻之,默然良久。忽忆《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秦之统一,有为法也;秦之陵墓,有为法也;秦之焚书,有为法也。既为有为法,则如露如电,倏忽而逝。然露电之中,有真实者在。真实者何?生民之痛也。秦俑之八千面,面面皆真;焚书之百家语,字字皆真;求仙之童男女,人人皆真。此真实者,即禅家所谓“佛性”,即医家所谓“正气”,即诗家所谓“性情”。秦以法灭之,而终不可灭。故八千之面,千年之后,犹在人间;百家之语,虽焚犹存;童男女之魂,虽没于海,犹在天地之间。
禅者言:“放下。”医者言:“扶正。”二者其理一也。秦不能放下,故不能扶正。扶正者,复其本然。本然者,生民之乐也。秦以法为枷,以役为药,以刑为针,以焚为灸。四者并施,如以“峻剂”攻“虚证”,未有不败者。
余问僧:“和尚以禅眼观之,秦陵之病可治否?”僧曰:“已治矣。”余曰:“何谓也?”僧曰:“公以医心观之,是治之也;以诗心证之,是治之也;以禅心叹之,是治之也。治之者,非治秦也,治公之心也。公之心治,则秦陵之病亦治矣。”余闻之,豁然开朗。
临江仙·禅悟
骊山一土秦汉事,兴亡梦幻之中。俑面千载犹活,书灰百家通。医心未了三生劫,禅眼方知万象同。且坐茶棚吃一碗,春风。
老僧无语只吃茶,万法归空。病读破三境,皆是幻影,何须问西东。扶正放下理一也,秦不能放故终穷。待回首、前朝旧事,都付笑谈中。
卷七 联额碑记
余既归,取所见所感,撰联额碑记数则,以志此游。
其一:陵门联
上联:六合尽收归一穴
下联:三泉深锁已千年
横额:帝力何有
跋: 六合虽大,终归一穴;三泉虽深,不过千年。医者观之,六合者,一身之表也;三泉者,五脏之里也。表里俱收,而中无生气,虽大虽深,何益之有?
其二:兵俑馆联
上联:八千面各具生人气
下联:二千载犹闻战鼓声
横额:以俑为郁
跋: 俑者,郁也。八千之面,八千之郁。气聚为形,气散为败。出土十五秒而色变,非色变也,气散也。医家望色,知气之存亡。观俑之色,可以悟矣。
其三:铜车马馆联
上联:服马骖马制其内外
下联:地宫天宫隔以阴阳
横额:载魄而行
跋: 铜车马之制,节制之极也。服马在辕,骖马在旁,胁驱制内,缰绳防外。以如此节制之术,载一纵欲之魂。譬若以寒药治热证,其不相得也必矣。秦之骤亡,其“暝眩”之验乎?
其四:地宫碑记
骊山之阴,有土隆然。下穿三泉,上覆九原。水银为海,膏烛为暾。天文地理,昼夜自昏。匠闭中羡,不复出奔。千载之后,汞气犹存。医者过此,诊其脉曰:阳脱而阴独,非吉征也。彼帝之魂,果安在哉?碑以志之,使后世之医知:以一人之欲,耗万人之膏者,虽强必亡。
其五:焚书坑碑记
书者,心之药也。焚书者,焚心之药也。焚药者,病必深。坑儒者,坑医者也。坑医者,死必速。秦之焚坑,自绝于药,自绝于医。二世而亡,宜矣。悲夫!百家语中,有农家之耒耜,有医家之本草,有天文之历算,有工程之规矩。始皇焚之,是焚天下之“药方”也。使后世遇虚证而无补剂,遇杂证而无和剂。秦之速亡,非独亡于苛政,亦亡于无药可用。陈涉一呼,天下响应,而秦无和解之方以和之,惟以峻剂攻之。攻之不克,元气尽矣。碑以志之,使后之治国者知:药不可偏,法不可独。
其六:自撰医心观陵额
额曰:以病观史
跋: 史者,一国之病案也。兴者,正气之复也;亡者,元气之脱也。良医读史,如读脉案。知盛衰之由,察生死之机。秦之脉,洪大而数,浮取有力,沉取无根。此“壮火食气”之象。壮火者,苛政也。食气者,耗民也。民气尽,则火无所附,脉绝而亡。读史者,不可不知脉。然脉有真假,证有虚实。秦之脉,外似洪大,内实虚脱。此“大实有羸状”也。医家遇此,当急扶其正,不可再攻。而始皇不知,益以峻剂,是“虚虚”之祸也。悲哉!
其七:骊山茶舍联
上联:一盏清茶消客倦
下联:千年黄土掩人豪
横额:且坐吃茶
跋: 老僧煮茶,余问秦事。僧曰:“吃茶。”余问医事。僧曰:“吃茶。”余问禅事。僧曰:“吃茶。”余遂吃茶。茶罢,僧曰:“公以医心观秦陵,是吃茶也;以诗心证医道,是吃茶也;以禅心叹沧桑,是吃茶也。然则公之医、之诗、之禅,皆在一碗茶中。”余笑而颔之。
其八:秦陵总碑
骊山苍苍,渭水泱泱。秦陵之风,山高水长。帝之雄图,化为土丘;帝之威仪,化为俑偶。惟此一碑,立于天地之间。碑者,悲也。悲秦之亡,非亡于天,亡于人;非亡于敌,亡于己。医者观之,知“过”之为病;禅者观之,知“执”之为妄;诗者观之,知“情”之为真。三心合一,而后可以观史矣。
卷八 尾声
归岭南后,数月不出诊。以秦陵所见,与友生论之。有问者曰:“公以医心观史,得无失之穿凿乎?”余曰:“子不闻‘上医医国’之说乎?医之为道,大矣。不独气血脏腑,可诊可疗;即国之气运,史之盛衰,亦可以医眼观之。吾观秦陵,非观其土木之丽,观其‘病’也。其病在‘过’,其病在‘独’,其病在‘不知止’。此三病者,非独秦有之,后世亦有之。医者观此,所以自警也。”
问者曰:“然则公之医心、诗心、禅心,三者何者为重?”余曰:“医心者,仁也;诗心者,情也;禅心者,空也。三者缺一不可。无仁则不见病,无情则不见美,无空则不见真。见病而后能治,见美而后能传,见真而后能悟。治之、传之、悟之,而后可以言医,可以言诗,可以言禅矣。”
问者曰:“秦陵之病,今日可治乎?”余曰:“秦陵之病,已治于千年之前。今日之观秦陵者,非治秦也,治己也。己之心治,则天下之心亦治。此即‘上医医国’之义也。”
问者曰:“然则医心、诗心、禅心,三者终归何处?”余曰:“归于一‘仁’字。医心之仁,在济人;诗心之仁,在感物;禅心之仁,在觉世。三者一也,皆所以‘生’也。秦以法灭生,故亡;医以仁养生,故寿。此千古不易之理也。”
问者曰:“子之游秦陵,与子之行医,果有异乎?”余曰:“无异也。余行医四十余载,每遇一病,必先观其禀赋,察其气血,辨其脏腑,通其经络。今观秦陵,亦犹是耳。秦陵之封土,犹人之腹也;地宫之百川,犹人之脏腑也;兵马俑之列阵,犹人之四肢百骸也;焚书之坑,犹人之膏肓之疾也;求仙之妄,犹人之讳疾忌医也。余以医眼观之,如诊一垂危之病者,虽欲救之,而病入膏肓,不可为矣。”
问者曰:“然则子之此文,果为秦陵而作乎?抑为医道而作乎?”余曰:“皆为秦陵,皆为医道,皆为禅心,皆为诗情。然究其根本,则为‘生’之一字。秦以法灭生,故亡;医以仁养生,故寿;禅以空悟生,故觉;诗以情感生,故传。四者一也,皆所以‘生’也。此文之作,非为秦陵,乃为‘生’也。愿后之读此文者,知‘生’之可贵,知‘仁’之可久,知‘过’之可戒,知‘执’之可破。此余之志也。”
遂记之,以为《游西安谒秦始皇帝陵》云。
跋
此文既成,友人读之,问曰:“子以医心观秦陵,以禅心叹沧桑,以词令证医道,可谓奇矣。然秦陵之游,子之所得者,果止于此乎?”
余曰:“不然。余之所得,不在秦陵,而在‘观’之一字。医者观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而后能知病之所在。今余观史,亦用四诊:望其形胜,闻其遗响,问其典籍,切其脉理。四诊既备,而后能知秦之病不在外,而在内;不在敌,而在己。此余所得之一也。”
友人曰:“四诊观史,古未有也。然子以‘病’字统摄全篇,得无失之偏乎?”
余曰:“子不闻‘上医医国’之说乎?国犹人也,有禀赋,有气血,有脏腑,有经络。秦之禀赋,刚强而躁急;其气血,峻烈而少和;其脏腑,法家独盛而百家俱废;其经络,驰道四通而民气不通。此非病而何?余以病观史,非贬秦也,乃惜秦也。惜其有统一六合之伟力,而无调养元气之智慧;有营建万世之雄心,而无安顿生民之仁心。此余所得之二也。”
友人曰:“子之医心、诗心、禅心,三心并用,然则三者果有先后乎?”
余曰:“医心在先,见病而后能治;诗心在中,感物而后能传;禅心在后,悟空而后能悟。然及其至也,三心一也。无医心则不见病,无诗心则不见美,无禅心则不见真。见病、见美、见真,而后可以言医,可以言诗,可以言禅矣。此余所得之三也。”
友人曰:“然则子之游秦陵,与子之行医,果有异乎?”
余曰:“无异也。余行医四十余载,每遇一病,必先观其禀赋,察其气血,辨其脏腑,通其经络。今观秦陵,亦犹是耳。秦陵之封土,犹人之腹也;地宫之百川,犹人之脏腑也;兵马俑之列阵,犹人之四肢百骸也;焚书之坑,犹人之膏肓之疾也;求仙之妄,犹人之讳疾忌医也。余以医眼观之,如诊一垂危之病者,虽欲救之,而病入膏肓,不可为矣。此余所得之四也。”
友人曰:“然则子之此文,果为秦陵而作乎?抑为医道而作乎?”
余曰:“皆为秦陵,皆为医道,皆为禅心,皆为诗情。然究其根本,则为‘生’之一字。秦以法灭生,故亡;医以仁养生,故寿;禅以空悟生,故觉;诗以情感生,故传。四者一也,皆所以‘生’也。此文之作,非为秦陵,乃为‘生’也。愿后之读此文者,知‘生’之可贵,知‘仁’之可久,知‘过’之可戒,知‘执’之可破。此余之志也。”
友人闻之,默然良久,曰:“子之言,可以跋矣。”
余乃取前所撰《永遇乐》一阕,录于跋末,以总收全文:
永遇乐·总收
骊山归后,闭门检点,秦陵病案。俑面八千,皆成药石,碑碣百代方书。禅心已作,沾泥之絮,医眼犹看入土疽。寄语后来,观史者莫,峻剂试当初。
老医济世,四旬有余,上医医国心途。秦陵已治,千年之后,治己心即治天下。待春风、重来骊山,吃茶一壶。看人间、生生不息,仁心万古如初。
遂书之,以为跋。
是岁乙巳暮春,岭南医中玉,时年六十有七,书于关中友人客舍听雨轩。窗外芭蕉初绿,药炉初沸,一室药香中,忽闻啼鸟数声,如唤人归去。余搁笔而笑,知此文之成,非余之力,乃秦陵千年郁结之气,借余之笔以泄之耳。
丙午仲秋中义重校于雷州鹏庐书苑

尹玉峰:金砖国家国际艺术品数字产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I0—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国际书画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席、Ⅰ0—WGCA国际书画鉴定评估研究院副院长、Ⅰ0—WGCA国际书画首席鉴定专家、《世界诗人之眼》评论社首席至尊评论家、“国际乡村诗歌理事会” 终身名誉主席、世界文学艺苑总编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长、总编辑、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以医为脉,以禅为钥
——专评陈中玉《游西安谒秦始皇帝陵》的儒医史论范式
尹玉峰
行脚关中,衣捣艾香,来诊秦愿。蓄藏封土千年,脉息洪弦偏乱。骊山望处,早将四十春秋,针锋都换登临面。一掬土成方,把兴亡医遍。
幽馆。水银翻浪,俑面衔悲,尽归吟卷。不是书生,空吊霸图陈怨。茶棚语罢,老僧笑指炉边,芭蕉绿到今番暖。此药眼明时,破乾坤虚幻。
——尹玉峰石州慢·赠陈中玉先生秦陵纪游
四十年来,悬壶腕底,也医山愿。才扫南阳,又临秦塞,来勘嬴秦乱。封分辨证,尚存兵俑,直把《灵枢》翻遍。笑多少、词人说梦,只说霸图兴怨。
先生奇处,以仁为脉,不逐风云奔远。茶舍谈空,药炉留暖,字字关民愿。一编传后,千年如见,提笔别开生面。凭谁道、医家游迹,逊于赋卷。
——尹玉峰永遇乐·题陈中玉医游秦陵卷
等闲踏破骊山雾,来把古陵重愿。艾香绕袖,诗肠贮药,老怀能判。历史经年,营陵旧事,为渠细遍。把水臌气滞,元丹暴脱,都收入,吟边卷。
不羡秦皇雄健,只怜他、万民膏怨。八千俑面,百家灰里,分明悲暖。守静知安,三心归一,善根深远。看灯前药鼎,炉声犹带,渭波春遍。
——尹玉峰水龙吟·陈中玉秦陵纪游读后
以医为脉,以禅为钥——尹玉峰专评陈中玉《游西安谒秦始皇帝陵》的儒医史论范式
岭南陈中玉以行医四十余载的岐黄襟抱,作《游西安谒秦始皇帝陵》长篇纪游,跳出千百年来咏秦诗文“暴秦—苛政”的固化评判框架,以“医眼观史、禅心破执、诗心证情”三重维度,将秦始皇帝陵这一千年遗迹转化为一份可望闻问切的完整“国之病案”。其文融散文、词章、楹联、碑记于一体,以岐黄医理贯通历代史论,以禅门空性消解帝王崇拜,最终落归于“生民为贵”的儒者仁心,在当代怀古文学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儒医赋史”新范式。
一、以诊为史:岐黄语境下的秦代脉案重构
传统咏秦之作,自汉贾生《过秦论》定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基调后,后世诗文多在“暴政亡秦”的框架内往复,许浑《途经秦始皇墓》以“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作兴亡对比,李白《古风·其三》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叹雄图虚妄,皆未脱离道德评判与兴亡感慨的传统路径。而陈中玉此文开篇便立“医者观人不独观形骸,亦观神气;不独察当下,亦究其本源”的核心视角,将整段秦代史事完全纳入中医辨证体系,完成了一次极具独创性的“以医释史”转译。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七,男子八八,气血衰而天癸竭”,作者点出秦陵营建历时三十八年,恰是人身气血运行一周之大数,始皇帝以三十八载人生耗天下之力营一丘封土,本质是“以土木续其年寿”的妄念。他以医家腹诊之法观始皇陵封土,将隆然如覆斗的封土比作人腹之隆起:“腹为五脏六腑之宫城,封土之下,地宫之中,亦如人身之有脏腑——有百川江河,有百官宫观,有奇器珍怪,皆若腑脏之藏精者也。”随即笔锋一转,以《难经》“腹胀者,或为水臌,或为气滞”的辨证逻辑,点破秦陵看似“内实之丰”,实则是“脏腑虽富,而四肢百骸已枯”的虚劳重证。
文中最见医理洞见处,是将秦王朝的骤亡定义为“元气暴脱”之象:“秦之脉,始于非子,成于孝公,极于始皇,而溃于二世。其崩之速,如大厦之倾,不逾三年。此岂非‘元气暴脱’之象?”他进一步以《神农本草经》“峻剂伤中”之理推演秦之施政:“秦之统一六国,如人身之‘邪去正安’,本可调理以养元气。然始皇不知‘病去如抽丝’之理,继以苛法为‘峻剂’,以徭役为‘耗气’,以巡游为‘劳形’,以金石为‘杂药’。峻剂伤中,耗气损元,劳形竭精,杂药乱神。四者并至,虽有良工,不能为也。”这套以完整中医辨证逻辑搭建的史论体系,绝非文人偶一为之的比喻游戏,而是以四十年临证经验为底色,把“上医医国”的古训从一句空泛的成语,落地成了可层层推演、步步印证的完整历史叙事。
二、以郁为俑:陶俑意象的情志美学新解
自来写兵马俑的诗文,多赞其“千人千面”的工艺之精、军阵之雄,罕有从情志维度切入者。陈中玉以医家望诊之法观八千陶俑,提出“俑者,郁也”的全新论断,将埋于地下两千年的陶俑,解读为秦代生民郁结不散的集体情志载体。
《素问·举痛论》云“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作者观俑面“国”字面多刚、“申”字面多思、“甲”字面多削,以医家望色之法辨八千俑各有禀赋,随即点出:“此八千之躯壳,竟尽化为陶土,列阵于地下,以待一帝之令。此非‘俑’也,乃‘郁’也。郁者,气之结而不散也。生不得归,死不得安,魂气郁结于骊山之下。”他援引考古现场“出土十五秒而变色,四分钟而剥落”的细节,将这一考古现象转化为医理意象:“陶俑之色,埋地千年而犹存,出土瞬息而即灭。彼郁结之气,一旦得泄于天光之下,反不能自持。此非‘元气外越’之象乎?”
更妙的是他以禅家解郁的医案与之互证:“余尝遇一患者,郁证十年,药之罔效。后遇一禅者,与之对坐三日,不发一语。第四日,患者忽大哭失声,泪如雨下,十年之郁,一朝而解。”由此推及秦俑:“秦俑之‘郁’,泄于出土之日,而彼八千之魂,或可借此一缕天光,归其故里乎?”这一解读,彻底打破了兵马俑作为“帝王陪葬品”“古代军阵标本”的固化身份,让每一张独一无二的俑面,都成了秦代被剥夺归乡权利的普通士卒的情志载体,把冰冷的考古遗存,赋予了温度滚烫的人文共情。
文中《疏影·兵马俑》一阕,以“圆者多刚,长者多思,削者郁结难说”承接医理,以“气聚为形,气散为尘,此理医家能说”收束意象,将医家情志辨证完全融入词的声律肌理之中,在两宋咏物词的传统脉络之外,开出了当代咏史词从未有过的全新意境。
三、以毒为鉴:地宫与焚书的文化病理批判
秦陵地宫的水银江河、人鱼膏烛,历来是文人猎奇书写的素材,陈中玉却以医家用药之理,穿透千年迷雾,直抵秦代施政逻辑的核心病灶。他以临床用药的法度审视地宫营建:“水银者,重坠之质也,其性善降,其毒善腐。以水银为江河,是‘重坠’其魂也。”他点破始皇“以水银防腐”的妄念本质是“服毒以求驻颜”:“颜虽驻,而神已亡矣。”
他进一步以中医“以毒攻毒”的用药原则作深度推演:“毒药之用,贵在‘以毒攻毒,毒去而身安’。若毒留身中,攻毒而不能去,则毒自为病。始皇之用水银,但知‘攻’而不知‘去’,水银之毒留于地宫,亦留于帝魂。此非‘药之过’,乃‘用药者之过’也。”这一批判,从物理层面的水银之毒,延伸到了制度层面的秦政之毒:秦以法家峻剂横扫六国,却不知“中病即止”的古训,让毒药留于天下,最终反毒自身。
写焚书坑儒一节,作者更以“焚药方”为喻,直触中华文明的文化痛点:“典籍者,先圣先贤之智慧所聚,如医家之《本草》,如岐黄之《灵枢》。焚之,是绝后人‘知药’之路也。”他引《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二百七十四卷,经秦火之后大半散佚的史实,把焚书的文化浩劫落到了医家最切身的经验之上:“医家视焚书,如病家焚其药方,病未去而方已亡,虽有良医,无所施其技矣。”这一写法,让“焚书”不再是史书上一句抽象的记载,而变成了所有后世医者、所有文化传承者都能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他由此得出史论:“秦之速亡,非独亡于苛政,亦亡于‘无药可用’。陈涉一呼,天下响应,而秦无‘和解’之方以和之,惟以‘峻剂’攻之。攻之不克,则‘元气’尽矣。”这一论断,跳出了传统儒家“德治”与“法治”的二元争论,以医家“君臣佐使、配伍为用”的用药逻辑,指出了“独用峻剂、尽毁诸方”才是秦亡最核心的文化病理。
四、三心归一:儒医禅融合下的史论新境
全文末尾以骊山道旁茶舍的老僧对谈收束,将“医心、诗心、禅心”三者打通,完成了整篇作品的哲理升华。老僧所言“公以医心观之,则陵为病躯;以诗心观之,则陵为史册;以禅心观之,则陵为幻影”,并非导向历史虚无,而是反向锚定了“生民之痛”才是千古不灭的真实:“秦俑之八千面,面面皆真;焚书之百家语,字字皆真;求仙之童男女,人人皆真。此真实者,即禅家所谓‘佛性’,即医家所谓‘正气’,即诗家所谓‘性情’。秦以法灭之,而终不可灭。”
陈中玉以行医四十年的临证体悟,将禅门的“放下”与医家的“扶正”合二为一:“禅者言:‘放下。’医者言:‘扶正。’二者其理一也。秦不能放下,故不能扶正。扶正者,复其本然。本然者,生民之乐也。”最终跳出所有对帝王功业的纠缠,把全文主旨落归于一个“生”字:“秦以法灭生,故亡;医以仁养生,故寿;禅以空悟生,故觉;诗以情感生,故传。四者一也,皆所以‘生’也。”
千百年来咏秦怀古之作,要么落入“兴亡感慨”的陈套,要么陷入“非暴即雄”的二元对立,陈中玉这篇《游西安谒秦始皇帝陵》,以儒者之仁为根,以岐黄之术为脉,以禅门之空为钥,以诗家之词为韵,为当代怀古文学建立起一套“以医释史、以情贯史、以空破史”的全新范式。它不是一篇普通的游记,而是一位行医四十余载的老儒医,写给千年历史的一份脉案诊断,留给后世读者的一份醒世药方——其文以“仁”为归,以“生”为旨,真正把“上医医国”的古老理想,化成了可触摸、可共鸣、可传之久远的文学力量。
2026年10月3日尹玉峰写于沈水之北

尹玉峰制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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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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