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夜雨泣忠魂

   冀  霆

1972年9月4日，秋夜的巴山，乌云沉沉压在峡谷里，雨水断断续续的没完没了的下着。夜里九点多，团部忽然通知，叫我去接紧急电话。“什么事情要现在来电话？”一种不安，隐隐漫上心头。

我拿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急促慌乱的呼喊：“冀哥吗？冀哥吗？我是闫淼！” “是我，慢慢说。什么事？” “出事了！郑宪法被埋在隧洞里了！”电话那头是带哭腔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一沉。 “现在情况怎么样？” “咱连好多同学在冲击把守洞口的哨兵，现在已经冲进去救人了。塌方范围太大，石渣堆有两米多高，大家徒手拼命扒挖，只扒出来他一条腿。军医已经进洞抢救，在他脚踝打了两针强心剂，可没有反应。” “你在哪？” “我就在洞口压缩机房打的电话。” 闫淼的声音混着喘息。

那一刻，我已然预感，凶多吉少。

我是老三届学生，在团部借调从事文艺创作，也参与团民办（铁道兵5847团民兵办公室,分管属下民兵和学生连事务）的工作。比连队里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年长几岁，所以大家遇事愿意和我商量。他们还只是孩子，骤然面对生死灾难，已经乱了方寸。我对着话筒高声交代：“你们尽快救人要紧，我马上赶过去！”

团部驻在沙沟，离公路还有两里山路，出沟口沿汉江向上再走六七里，才是罗家岭隧道。细密的冷雨淅淅沥沥落个不停。一边是奔涌的汉江，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崖壁，脚下是刚刚开山炸出来、坑洼不平的石渣路。崖壁碎石不断滚落，噼啪砸在地面。四下漆黑如墨，既要躲避崖上飞石，又要提防失足跌入江水，只能借着江面微弱反光与石渣泛白的轮廓辨认路径。我深一脚浅一脚，在雨夜的山路上疾行，万千思绪翻涌不息。

郑宪法和我同住西北农学院大院。他家日子过得十分清贫。父亲郑春生是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腿脚残疾，当年正是靠着这种病症不易引起敌人注意，承担着秘密传递情报的重任。母亲患有精神疾患，没有工作，六口之家的生计全部压在父亲肩上。郑伯伯为人忠厚本分，虽没有多少文化且身体孱弱，学院依旧安排他在党委做通信员，负责收发保管文件、料理后勤杂务。那还是风雨动荡的年代，面对造反派的威逼利诱，打骂胁迫，他始终守住本心，从不随意揭发、诋毁任何一位党委同志，经他保管经手的文件，人事变动交往，会议讨论决议内容，半个字也不曾向外泄露。人品风骨，全院上下人人敬重。

郑家四个儿子，郑宪法行三。身形瘦弱，却极有艺术天赋，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连队一期期工地板报，全部出自他手。那只跟随他来到三线工地的小木箱，满满装着画笔、水彩与画册。我和他平日交往不算很多，但同样热爱绘画，同为西农子弟，心底自有一份天然的亲近。

抵达罗家岭隧道，已是夜里十点多。雨水和汗水几乎湿透了衣裤。压缩机房惨白的灯光刺破雨夜，往日昼夜轰鸣的机器，此刻寂然无声。机房外围围满了我们的战友，有人低声啜泣，有人默然叹息。闫淼一眼看见我，双眼通红，嘴唇颤抖反复念叨：“不行了，救不过来了。”

“人在哪？” “就在压缩机房隔壁的工具房。营长不让旁人靠近。”阎淼无奈地说。

我理解部队首长的顾虑。派兵持枪封锁洞口，是惧怕再次发生塌方，造成更多伤亡；不让大家随意瞻仰遗体，也是担心巨大的悲痛击垮这群少年学兵。

我向在场战友细细问询，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才渐渐清晰。出事时郑宪法担任四排当班安全员。上一班交班的安全员就已经郑重提醒：洞壁裂缝持续扩大，洞顶岩体不时发出异响，千万要小心。郑宪法没有轻视险情，在排长和战友协助下，用撬棍仔细清除洞中的危石。可远处爆破点一声炮响，震动传导过来，隧洞轰然发生第一次大塌方。万幸这一轮垮塌没有伤人，尘埃落定之后，洞顶肉眼可见抬升一两米。险情明明摆在眼前，郑宪法却放心不下，不顾旁人劝阻，执意爬上高高的石渣堆，想要探查隧洞另一侧是否还有隐患。就在这时，二次塌方猝然降临，两块水牛般硕大的巨石，将他死死压埋进乱石堆里。消息飞快传出，呼救、报信、军医驰援、战士封锁洞口，便是电话里闫淼告诉我的全部景象。

闫淼引我走到窗边，透过压缩机房的窗户望向隔壁工具房。窗下木架条案上铺着两张空水泥袋，四处散落着各式工具，看不到人。有人低声提醒：“人就在水泥袋子下面。” 一阵寒意袭上心头。我二十出头，在连队里是大龄了，但也从未直面死亡，更没有处理过遗体。可此刻，我是这群少年心中可以依靠的人，再恐惧，也必须扛下这份责任。

“团里有人来吗？棺木和寿衣有没有联系安排？” “团长营长正在赶来，营部已经联系团加工厂，棺木与寿衣很快运到。”

“去打两桶热水，拿干净毛巾过来。人多施展不开，再来两人就可以了”，闫淼、蒲建中两位战友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我们帮你”！其他所有的人，全部挤在窗口和门外看着我们，不愿离开。

工具房的门被推开。我们三人提着热水桶走入屋内。我轻轻掀开水泥袋。万幸，身体尚且完整，只是为了抢救验伤，卫生员已经脱光了伤者的衣服。皮肤上布满紫红斑驳的淤伤，双眼静静闭合，仿佛沉沉睡去。我们蘸着热水，一点点擦净他满身细碎的石渣和粉尘。当我双手伸到他腰下准备翻动身体时，忽然像被电击中: 这付身板是那样单薄，那样经，那样软。后颅骨已经塌陷，身体背脊没有了任何支撑。他还是一个尚未发育完成的孩子。泪水刹那间模糊双眼。这是来自西农大院的同乡，是与我志趣相投的画友，是奔赴三线建设的少年，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大巴山了。

装殓，在婆娑泪眼中一步步完成，战友担心巴山秋夜寒凉，拿来自己崭新的毛衣，给小伙伴套在寿衣之内。有人找出他视若珍宝的水彩、画笔和画册，要让这些心爱之物伴他远行。加工厂赶制的中山装做工粗糙，机轧的口袋全部缝死，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拆开缝线，才把画具妥帖放进口袋。连队几位从陇县农技校来的大哥哥，似乎有些殡葬知识，自告奋勇地赶制水泥墓碑，受当时规定所限，碑上只能镌刻 “同志” 二字。

夜半时分，棺木运抵工地。冷雨依旧绵绵不绝。沉寂许久的压缩机仍然静默着。我和闫淼就席地坐在棺木两侧，一夜无眠，万籁俱寂，无言相对。

那夜的雨一直没有停歇，似乎老天也在为花季少年的凋谢哭泣！

天色蒙蒙亮，前来参加告别的战友陆续赶来，二十连不少女学兵，更是从十里开外的磨子沟驻地徒步赶来。棺木缓缓开启，围拢的人群猛地向后退开一步，压抑不住的惊呼响起，随即便是一片嘤嘤的哭泣。我永生难忘那一幕：寿衣显得骤然收缩，少年的脸庞肿胀发亮，泛着暗褐的紫，耳鼻口不断渗出血水，浸透了枕头里的锯末。营部卫生员见状厉声斥责：“是谁处理的？！这是严重内伤！内出血！为什么不把耳鼻孔填塞住？！” 他发问时眼睛死死地瞪着我，语气满是责备。随即迅速拿出药棉蘸上酒精清理血污，一团团药棉仔细堵死七窍。我木然立在原地，无从辩驳，愧疚、自责、茫然，千般情绪沉沉压在心底。

多年之后，我在《三线学生连》画册前言里写下过这样一段感慨：“因动荡而中断学业的惋惜与不甘；因饥饿犯错受到处分后的愧疚和幽怨；目睹战友鲜血迸溅到崖壁上的惊恐和惨痛；少年埋葬少年时的悲壮与无措。” 这些痛苦的体验，本不该属于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却是时代与建设使命赋予我们的命运。著名作者陈忠实说过：“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劫难的年月，他们选择了建设”。这份选择并非完全出于自由意志，是学业中断之后的去路，也是期盼奉献之后换取一份生计的现实抉择。然而，时至今日，每当想起我们亲手打通的隧道和架起的桥梁，想起由我们亲手托举起一条纵贯祖国东西的钢铁长龙，心中依旧会升腾起深沉的自豪。

而整件往事之中，最撼动我灵魂的，并非悲痛的装殓告别，而是郑宪法父亲的到来。

事故过去一周，郑伯伯辗转来到团部民办。从杨陵抵达陕南山沟，在当年的交通条件下至少要耗费五天。他先去了十五连连部，走进儿子生活过的宿舍，抚摸儿子睡过的床铺。连队出于好意，要给这位老革命安排一场传统教育大会。初衷无可非议，可选题却是忆苦思甜。台上老人诉说过往苦难尚能自持，可轮到讲述 “今日之甜”，他骤然失语，眼圈通红，大颗大颗泪水滚落，呆坐在台上一言不发。会场陷入难堪的寂静，台下的少年没有体会到什么 “甜”，反倒跟着一同落泪。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有的氛围，忆苦思甜是思想教育的固定范式。即便出发点满怀善意，这个当口把丧子的父亲推上讲台讲这些，显得粗暴而别扭。

我因和郑宪法同乡，同连，同时又因职责所在，全程参与对郑伯伯的接待和座谈会。团政治部介绍襄渝铁路的战略意义，回溯郑宪法牺牲经过，感念郑家为国家输送一位优秀青年。会议的关键环节，是征询郑的父亲还有什么诉求。疲惫的郑伯伯骤然挺直身板，神色格外沉静：“我没有任何要求。相反，我感谢部队对孩子的教育培养。儿子牺牲，我痛失骨肉，但我为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我一共有四个儿子，如果国家需要，老大、老二、小儿子，随时都可以送来工地，接续老三未竟的事业。”

话音落下，满座为之动容。失去最疼爱的孩子，他最先想到的却是大局和工程，在民办处理的众多抚恤事件中，这样的胸襟极为罕见。

民办领导将一只信封递到他面前：“这里合计五百元，两百元法定抚恤金，考虑家庭困难，另外补贴三百元。” 在物资匮乏的七十年代，五百元近乎是初入职职工一年的工资，这已是部队尽最大努力给出的抚恤。郑伯伯看见信封，瞬间怔住，泪水再度涌出眼眶：“感谢组织，但这笔钱，我不能收！”郑伯伯的态度十分坚决。

领导万般无奈，把信封交到我手上，嘱托我务必想方设法让老人收下。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陪伴接待郑伯伯。白天陪着他在沙沟周边散步，刻意绕开谈论儿子的话题。团部招待所不过是干打垒土房，厚墙小窗，石板叠压在顶；这已经是山沟里最好的房子了。而我当时的住处，是半山坡上当地生产队腾出来的一间牛棚。

熄灯号吹响，夜深人静。我辗转难眠。老人会上慷慨大义的模样，那五百元沉甸甸的信封，反复在脑海盘旋。老革命的风骨令人敬仰，可一位丧子的父亲，当真没有无处安放的哀痛吗？我起身走向招待所，想和他聊聊，把抚恤金交在他手上。走到窗下，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屋内传出压抑的呜咽，哭声不大，隐忍、凄恻，一点点由低沉转向难以克制的悲恸。

我没有推门进去。那是属于一位老父亲独处的时刻。台上的大义凛然不是伪装，他只是把撕心裂肺的痛，独自吞咽下去，不愿拖累组织，不愿影响战友的心绪，不愿耽误国家的工程。大义是真，悲痛亦是真。

郑宪法最初安葬在沙沟口汉江之畔一处高坡上，山势陡峭，葛藤丛生。那天是十几位战友冒着雨水和地上的泥泞，抬着棺木，攀爬二十多分钟才抵达墓地。路途湿滑陡峭，老人终究没能去看一看儿子的坟茔。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是人间至痛，但不能亲自送别自己疼爱的儿子，成为老人，也成为我们所有人心底永久的遗憾。多年以后，我数次重返安康，专程前去扫墓，第二次回去，用石块填补了坍塌的坟冢。后来旬阳市整合散落在各处的烈士墓葬，沙沟陵园里学兵、民兵的遗骸统一迁入旬阳烈士陵园。青山安忠魂，总算是给所有老战友一份慰藉。

郑伯伯离开团部那天，坐的是工程翻斗车。他坐在驾驶室副座。我踩住汽车踏板，手里紧紧攥住那只信封：“郑伯伯，您的人品，西农大院里的人人敬重。你最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党性原则，这不是赔偿，生命本就无价。这笔钱代表组织的一份关怀与心意。” 他目光直视前方，沉默不语。我趁势把信封迅速塞进他中山装的上衣口袋。汽车缓缓开动，他没有把钱扔出来，他理解了那个信封的意义。团部众人挥手送别，我长吁出一口气。

悲剧之后，还流传过一件令人唏嘘的往事。有战友出差顺路前往杨凌郑家。郑伯伯再三叮嘱，万万不可提起郑宪法，郑妈妈精神有病，承受不住噩耗。直至她离世，全家人与邻里都统一口径，没有告诉她真像，只说：孩子分配到遥远的外地工作去了。那天战友登门，母亲神志清醒，满心欢喜追问儿子近况，不等对方回答，说起自己的梦：梦见儿子站在家门外的雨地里，唤他进来，他不肯入屋，转身径直往西卜村方向走去，那片窑洞顶上的台原，正是西农的公墓。母亲紧紧追赶，一进窑洞，孩子便无影无踪了。

故事飞快在连队传开。母子连心，是冥冥之中的感应吗？真相早已无从考证，却长久压在每一个学兵的心上。

一九九七年，我们筹备编撰大型画册《三线学生连》，努力搜集百余名牺牲学兵战友的肖像。多数人找到了照片，少数没有遗存的，便以画像替代。唯独郑宪法，遍寻不到一张相片。他在连里时给很多战友画过速写，但没有人能为他画一张。据说家里所有带他影像的照片，都被处理销毁，怕母亲看见触景伤情。我专程回到杨凌登门寻访，郑伯伯打开相册，全家福还在，合影还在，可是但凡有郑宪法，脸部都已经用刮刀刮除。走出郑家大门，我满心失落沉痛，这场牺牲给一个家庭留下何等难以弥合的创伤。

就在这篇文稿将近落笔之时，战友发来新近编成的十五连连史资料，里面一张集体照上抠剪下来的小小人像，模糊斑驳，正是少年郑宪法。我借助 AI 修复还原了它。拿着照片，轻轻抚摸着，默默地看着，看不出他有任何幽怨、哀伤。他平静地注视着我一眼不眨。我轻轻地道一声：“小伙计：我们又见面了！”

那些埋进大巴山的青春，没有随风消散。隧洞早已贯通，列车穿山越水呼啸而过。石渣依旧沉默，而少年手里的画笔，永远留在了那段难忘的岁月里。

作者冀霆

       冀霆，原铁道兵5847部队宣传队创作员兼演员(三线学兵)。退场后挑选为干部，先后在公社团委和县团委工作。

       恢复高考后，考入西北大学激光物理专业学习，理学学士。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高教局（现省教育厅)任信息中心主任，直至退休。

       退休后业余爱好书法、摄影、绘画并积极参与朗诵学习和演出活动。曾获得陕西省夏青杯丝路朗诵大赛二等奖、丝路朗诵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西安市老年大舞台朗诵大赛一等奖、西安市“声动碑林"朗诵大赛最高奖...。秦韵杯书法大赛一等奖、神韵杯书画大赛特等奖。现为陕西省朗诵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