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文/艾祖德 

【编者按】：这是一篇用泪水与思念写就的悼文，更是一座镌刻在岁月深处的母爱丰碑。作者以质朴而深情的笔触，回溯了一位旧时代女性短暂而苦难的一生——从殷实家道的中落，到丈夫远游的无依；从集体劳作的重压，到儿女夭折的剜心；从茅屋漏雨的寒夜，到翻山背煤的险途……母亲以羸弱之躯，扛起了一个家全部的命运。她心灵手巧，却将针线缝给了邻里的红白喜事；她自身难饱，却把半碗包谷面分给了乞讨者。她把“勤以持家，俭以养德”的古训，化作了儿子一生做人的底色。三十九载春秋，如流星划过苦难的长夜，留给人间一个永恒的背影。文章最动人处，在于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每逢中秋月圆，别人举家欢庆，作者却只能仰望苍穹，遥寄哀思。那份未能报答的三春晖光，化作了文字间绵长的叹息，也让我们在和平富足的今天，得以窥见一个母亲如何用生命诠释了平凡中的伟大。读此文，如听秋雨敲窗，淅淅沥沥，皆是人间至情。

每当耳畔传来颂扬母爱的旋律，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生我养我而历尽苦难、却不幸英年早逝的母亲。

我的母亲于1936年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出生在一个殷实的乡间小康家庭，在这个家庭的六个子女中占长，幼时曾入读私塾未及半年，却因感染支气管哮喘顽疾而辍学，其时外公对外婆说：“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只要勤劳贤淑即可，未必非要读书。”于是痊愈后再未复学。此后，母亲在外婆聪惠贤淑的言传身教中，不仅熟悉所有家务活，而且学会普通女性未能掌握的女红针黹技能，因而随着年龄渐长，便成为外婆操持家务的唯一得力助手。

早在1950年末，正值国家改朝换代、彻底推翻旧政权的日子，外婆在上街赶集时听到宣传，新政府要全面实行“打富济贫”和“土地改革”政策，组织“农民协会”无条件没收富人家所有土地和财产，将其分配给贫民百姓享有。其时，外婆为此后全家的生计所虑，就趁夜深人静时，将家中少量的粮食装袋后，带着年仅14岁的长女背负到偏僻无人的山王庙中隐蔽起来，以备日后缺食之需；同时将上好值钱的首饰、器皿、烟土、细软等什物，一起打成包裹，母女俩于深夜悄悄把这些东西送到邻村的亲戚家中托其保管，等待日后取回变钱维持家用。讵料人心不古，就连外婆的亲姊妹也见财起意，随后就翻脸不认账，甚至恶语威胁道：“若要再提及这些事，就立即向新政府报告……”面对世态恁般炎凉，人心如此贪婪的现实，外婆及家人只得“打落牙齿连血吞”，不敢再去讨要。在那些“穷人翻身、富人倒霉”的时日，谁还敢引火自烧身？因此，外公在地方“农会”组织的暴力威逼下，无法缴出全部资产，却又不敢据实交代，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只得躲到山王庙中上吊自尽。这给外婆及年轻的母亲及其姊妹们造成难以言状的悲痛……

母亲的婚姻是解放前凭“媒妁之言”约定的娃娃亲。解放后，父亲的家庭同样因划为“地主阶级”而被没收全部土地财产，一家人被撵到就近的“武庙”中安身，生活境况十分窘迫，幸得外婆以亲情为重而无私接济，才得以勉强度日。母亲出嫁后，迫于大家庭人口众多，不久就分家另立户头，但因父亲自幼养成纨绔子弟习性，终日好逸恶劳，很快就将母亲出嫁时极其有限的陪奁财物挥霍殆尽，家里的基本用度还得仰仗外婆继续予以资助。面对父亲不事勤俭、得过且过、甚至不听规劝的不良习气，令母亲十分怄气和无奈。就在我初记事时，父亲已然抛家别子，浪荡异乡，不念妻儿，母亲因此成了小家庭唯一的顶梁柱。在那些日子里，母亲常用“勤以持家，俭以养德”“有时须将无时记，莫把无时当有时”的古训教导我，并用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谨记并践行这些至理名言，对于家庭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并时常谆谆告诫我从小就应养成勤劳俭朴、好学上进的良好品行，将来才不会留下人生遗憾。尽管母亲不幸过早离开人世，然而她一生勤俭质朴、任劳任怨、善良贤淑的品行，尤其给我以平凡而伟大的母爱，始终令我终生难忘。

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贤惠朴实、乐于助人的乡间女性。早在年轻时她就学会剪纸、绣花、纺织、裁剪、缝衣帽、做鞋袜、翻棉袄等手工针黹，大凡邻里亲戚家操办红白事宜，差不多都要请母亲去为其嫁女娶媳缝制衣装，或给逝者裁缝寿衣、制作鞋帽等。每逢这种时候，母亲都会把我随身带走，便于照顾。于是，我时常亲眼目睹邻里的年轻女性，大多都会前来向母亲讨教针线活技艺，母亲也总是热心地和她们交流，教她们操作，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在平时的集体生产劳动中，邻里年轻女性们常常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之际，不约而同地赶来相帮母亲一把。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农户全靠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当时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分配口粮，我家由于母亲体弱多病而缺乏强劳动力，又没有其它经济收入来源，导致生活相当困难。白天，母亲照例要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靠自己的双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利用早年积攒的极其有限的麻织布料，精心拼搭、缝制童帽、童鞋，拿到集市上赚点钱来维持日常生计。由于她缝制的童帽款式雅致多样，有莲花帽、虎头帽、兔耳帽等等，童鞋做工也比较精致，往往上街就受到赶集人的亲睐，所赚得的微薄收入，勉强作为拮据的家庭买盐、打油、看病支出，乃至作煤本钱和供我交学费等必要开销。

尽管家里是那样的贫困，有时甚至是有上顿无下顿，然而偶尔会有乞讨者上门，即便口袋里仅有半碗包谷面，母亲也会怀着同理之心分一小勺接济他们，看着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乞讨者合十打躬、千恩万谢地离去，母亲的脸上就会显露出一丝欣慰的神情。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农民生活极其困难，滇川边界的叙永、古蔺一带，有不少人家逼迫拖家带口、离乡背井，流浪到毗邻云南山区落户求生。有一户童姓人家老小六口，逃荒到我的家在生产队来申请落户，从而成了我们家的邻居。当时，由于童家初来乍到，又不熟悉乡俗人情，其他人家大都漠视外地陌生人，更兼本地农户也都贫困而自顾无暇，所以，新来晚到的外地人，生活上难免遇到很多临时困难。童家偶遇束手无策之际，总会得到母亲的同情和互助，要么在粮食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临时借给少量的杂粮瓜豆，以解燃眉之急；要么带领童家主妇梅姨上山采摘野菜、野果之类，以佐食充饥……如此一来二往，母亲和她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患难与共的朋友。

母亲是一名饱经风雨、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家庭主妇。当年农业合作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农民全靠参加集体劳动，按劳计酬来维持生计。我家无奈于缺乏强壮劳力，仅靠母亲瘦弱的身板及单薄的体力，承担起繁重的劳动任务。春夏时节，为了多挣点劳动工分，每天早上天未亮明，母亲就要饿着肚子、背起背篼、拿上镰刀上山割草打青，背回来交给生产队积肥，凭重量记工分，作为秋后计酬和分配口粮的标准。直至中午时分，年幼的我才看见母亲脸颊上挂满汗珠，驮着身躯，喘着粗气背起八九十斤重的草垛吃力前行的情景，而自己却不能为母亲减轻些许劳累，总会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到十分无奈与难过。

记得1966年我刚上小学六年级时，由于母亲年轻时罹患的哮喘病陆续复发，家里连买药的钱都凑不上，我也因交不起学费而逼迫辍学。为了帮家里多挣点工分，秋收多分得一点口粮，母亲出于无奈，只得让我过早成了生产队里为数不多的幼年半劳力。初始参加劳动时，生产队每天只给我记3分工（当时全劳力每个工日记10分工）。到了秋末，队上照例要在公房里集中烘炕粮食，一是便于存放保管，二是要向国家上交“公余粮”（农业税）。这时就要将人力运煤的任务指标分配给每家每户。其时母亲病体初愈，为了完成我家承担的运煤任务，大清早就带着我徒步赶往远在15华里外的仓上大队境内的煤厂上去背煤，来回通常要经过六七个小时的艰难跋涉、负重前行，一路上走一程又歇一会，累得汗流浃背，到了下午4点左右，好不容易挨到离家就近的小河边。母亲在前杵着拐杷踩着石礅过河，不料其中一个石礅安放未稳，只见母亲脚下一阵摇晃，就失去重心跌跪在约有一尺来深的河水中。我赶忙撂下肩上的背箩，跳到水里去搀扶母亲，并心疼地慰问母亲伤着没有？母亲在我的搀扶下挣扎着站起来，一边告诉我并无大碍，一边问我吓着了没？看着母亲湿透的裤腿，我的心里虽然难受，但也庆幸没有受伤。直至把煤炭背到公房过称登记后交给生产队里，母子俩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中，草草弄点稀粥充饥。就这样连续艰苦劳累了半个多月，终于完成当年秋冬季节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

在那个“一大二公”同吃“大锅饭”的年代，一年四季农民有干不完的活儿。就为多挣点工分维持生计，哪怕再苦再脏的农活，母亲一样要硬撑着瘦弱之躯去竭力承担，无论是修沟筑堰、运肥下田、插秧锄草、收割背粮，抑或是背石头改台地、挖大窝搞深翻……几乎是所有的重活、累活，母亲都会不屈不挠地参与。每每看见母亲疲惫的身影和汗水湿透的衣衫，无不在我年幼的心灵里留下难以言状的辛酸。

母亲是千千万万历尽苦难、备受摧残的不幸人生的典型。在我童年时期，生产队每年种出的粮食，除必须上缴给国家的“公余粮”外，剩余部分才按劳动工分的多少分给农户，多数人家只够吃半年。为了不至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当时的政府行政部门就采取不尽人意的措施，实行“按月打粮”，即按全年每人月均有粮多少斤，按量逐月称给农户，不足部分一律自行设法解决。为了填饱肚子，母亲利用闲暇上山去采集一种名叫“红籽”的灌木果实，拿回来洗净捣碎，拌合少量玉米面蒸熟，倒入铁锅中舂软捏成“红籽粑粑”，用以当饭充饥。若有充裕的业余时间，母亲就邀约邻居，大清早带上锄头镰刀和背篼，赶到七八里地的荒山中，砍去扎手的荆棘，割掉没膝的蕨草，挖翻一尺多深的荒土，刨出土中纵横交错而黝黑的蕨根，一捆捆绑扎结实，直到午后才挎着一篮装得满满尖尖的蕨根回来，随便对付一碗糠菜饭食后，又把蕨根背到溪边冲洗干净，再将它铺在石板上用木槌捣碎成细渣状，盛入缸中加水搅拌淘洗，然后过滤祛除粗黑的蕨渣，让剩余的粉质慢慢沉淀后，将其倒入布袋里密封放置在柴煤灰中吸去水分，便成为饥荒年代难得的精华食物——蕨巴粉。母亲带着微笑把水烧开，将蕨粉搅成黏稠状再加点糖精调味，就成为家中期盼已久的美食。然而，象这样的东西往往是十天半月也不容易吃上一顿的。多半日子都是用漆树籽面、米粉糠或野菜拌合成“糠菜饭”度过。置身于时过境迁的今天，真难想象那样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

记得当年我家住的是一间茅草屋，由于父亲长期浪迹异乡，不曾归家且无讯息，家里缺乏得力人，屋顶因长年未曾翻盖维护，于是每逢雨天，屋里就四处漏雨，母亲只得领着我用锅或盆之类的容器去接装雨水，甚至用簸箕吊在火炉顶上防雨……如果碰到晚上长时间下雨，母亲就会彻夜不眠，一直默默地祈告老天早点雨住，免使穷人倍受熬煎。为了早些改变这种“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的困境，母亲决心筹划翻盖房顶，而草房翻顶需要准备木条、竹片、茅草或稻草及藤条之类的原材料，可是在那个年代，一草一木都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农户不能随便采伐动用。尤其令人无奈的是，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没有荒山森林。母亲只得请来二舅相帮，趁着晴天月夜，带着我拿上刀具，穿着打满补丁的破衲头，连夜潜入远处的“沟老林”中，在月光下摸索着采伐木条和毛竹，然后用葛藤捆扎结实，从半山老林中送到沟底，再扛回家来，经过连续两三个夜晚的辛苦劳作，竹木和藤条基本够用；接着，母亲又趁月夜领着我带上镰刀和背架，远赴数里之外的老荒山上去偷割茅草，直到午夜时分，母亲又教我将收割整齐的茅草一个个拦腰捆起，扎实地绑在背架上，背回家中备用。就这样连续劳累了四五个晚上，需用的茅草基本备足。随后，母亲又请来二舅和邻居上房，我们母子权作帮手，从早到晚费了一整天的力，总算把破旧的房顶翻盖完工，终于告别了每逢下雨就令人揪心的日子。

母亲曾生育五个子女，中间的三个都因贫困与疾病夭折，这对母亲的打击不言而喻。由于备受艰辛，常年劳累，导致体弱多病，每因气温下降就会受凉感冒并诱发早年患上的顽疾。然而囿于极其困难的处境，却从不敢奢望到远处的医院治疗，偶尔碰到浪迹乡间的郎中抓些中草药煎服，但效果总不明显。通常是在当时的大队“赤脚医生”（即现在的村医）那里买些廉价的镇咳止喘之类的药物救急。如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别无选择的药物依赖，加之病体衰弱，且长期缺乏营养，抵抗力逐歩衰退，渐渐地卧床不起，最终因呼吸系统功能严重衰竭，于1975年农历腊月十四日那个痛心疾首的日子，历尽苦难的慈母带着对子女的无限眷念离开了人世，年仅39岁。当时，母亲的英年早逝，让我顿觉天塌地陷一般的无奈，深感人子无力拯救生母而悲痛欲绝、遗恨无穷。虽然在众多亲邻的帮助下，草草安埋了母亲，但我却因母亲的骤然离去而久久哀伤，心神不宁，一时难以振作……

自从母亲谢世以后，每逢年度“中秋”佳节，我和他人的心境总是大不一样。即使是民安物阜的当今，每当千千万万家庭欢庆中秋团圆、惬意赏月的时候，独我深深地陷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与无奈之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今非昔比、国泰民安的时代，每每念及慈母养育弘恩而难予报答之际，我只能仰望苍穹，遥寄怀念，默默地祈愿慈母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2006年9月

【作者简介】：艾祖德，号采芹园主，云南镇雄人，《天水郡·芝兰堂·镇雄支·艾氏宗谱》主编。早年由教育转入政界，曾任镇雄县坡头乡、堰塘乡领导职务，后任职于县人大机关。参与《镇雄县志》《镇雄县地名志》等第二轮方志修编工作。系云南省诗词学会会员、昭通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曾任镇雄县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芹园撷萃甲稿》《芹园撷萃乙稿》及《采芹文集》等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