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伦理视域下秦商典型的文学建构

——郗崇民先生《一个秦儒商的精神史诗》述评

        文/王博（陕西西安）

       近代秦商题材叙事，是当代陕西乡土文学里分量不轻的一支。这么多年下来，不少相关文本写来写去，总绕不开两个老问题：人物形象往符号化里走，伦理表达又常常飘在半空，落不到关中的土地上。郗崇民先生刊发在《晚窗笺语》上的文章《一个秦儒商的精神史诗——论〈古道西风〉中赫祝轩的形象塑造》，拿赫广利八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古道西风》当分析底本，没跟着普通读后感的路子泛泛谈感受，反倒扎进关中地域文化的根里，从原型生成、精神内核、身份复合、情感结构、审美价值五个层面一层层往深里抠，实实在在给民国秦商文学形象的深度解读，趟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子。

      这篇评论最亮眼的学术贡献，是把赫祝轩这个人物的生成逻辑拆解得明明白白，跳出了同类研究里“原型—虚构”简单二元对立的老框子。作者顺着赫广利的创作轨迹往回捋，把人物背后三层扎扎实实的支撑基底摆到了台面上。第一层是家族记忆：这个人物的原型，就取自赫氏家族先辈实打实的创业往事，前后十年里，作者走乡串户找老人访谈，踩着尘土重走关中古商道，翻遍了地方上存下来的史志资料，所有细节都有田野调查的扎实底子托着，不是凭空编出来的。第二层是文化传承：人物身上藏着赫连勃勃后裔的族群文化记忆，这层底色往他的商业行为里一嵌，就给这个秦商形象打上了独一份的地域身份烙印，和别处的商帮人物彻底区分开了。第三层是思想根脉：赫祝轩是清末关学大儒牛兆濂的门生，从一开始就接住了关学“学为好人”的思想谱系，不是个只懂算账的生意人。三层底色往一处融，赫祝轩就彻底跳出了市面上商战小说里主角的套路化写法，成了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文化厚重感的立体人物。

       评论的核心分析部分，最见作者的文本细读功夫，把关中地域里传了几百年的商业伦理，通过小说情节拆解得清清楚楚。作者没拿空泛的大道理讲道德，反倒把赫祝轩“一信、二义、三利”的行事准则，完完整整放回民国初年社会秩序乱成一团的具体历史场景里去论证。赫祝轩一手搭起来的中药材流通网络，东到河南怀庆，西抵陇上宁夏，北连陕北高原，整套商业体系的运行逻辑，和近代资本只顾逐利的扩张模式完全不一样，从根上就是靠信义两个字撑着的。评论把小说里济困、退财、拾金不昧、仗义赎产这些散在各章节的情节串起来分析，点出文本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写法，本质上是对关中乡土社会传了千百年“义先于利”伦理秩序的文学还原——这既完全贴合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运行逻辑，也给秦商伦理的当代研究，掏出了一个能摸得着、读得到的具象文学样本。

       这篇评论最有理论新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商人—儒者—义士”三重身份有机统一的人物分析框架，把过去传统叙事里几个身份特质互相割裂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了。作为实打实的经营者，赫祝轩拎出“常识、学识、见识、胆识”四条用人标准，搭起了跨区域的商业治理体系，把近代商业运营的成熟劲儿写得活灵活现，半点不悬浮。作为泡在关学里长大的儒者，他走商路途中和友人诗词唱和、在古原上凭吊先祖的段落，把秦地儒商刻在骨头里的文化品格，完完全全落到了具体的文字细节里。作为身处近代社会变革浪潮里的义士，他在秦岭山里遇匪时舍身救人，革命风潮里悄悄往前线送物资，顺理成章地把个人层面的商业信义，延伸成了面向公众的社会责任。三重身份在赫祝轩身上拧成了一股绳，逻辑自洽得没有半点生硬感，最后攒出这么一个在当代陕西文学人物序列里，辨识度极高、独一份的秦商典型。

      整体来看，这篇评论脚踩陕西本土的文学现场，所有结论都从扎扎实实的文本细读里长出来，死死锚定着关中在地的文化根脉，既把《古道西风》人物塑造的核心成就点得透亮，也给秦商题材文学作品的学术评论，立起了一套既有在地烟火气、又有专业严谨度的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