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顺庆驻扎了半个月，一边收拢败兵、补充给养，一边派出大量斥候搜集情报。他要搞清楚一件事：李永和和蓝朝鼎，这两支力量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合是分？各自的实力如何？弱点在哪里？

半个月后，答案逐渐清晰了。

三

李永和与蓝朝鼎，虽然同举"顺天军"的大旗，但实际上已经是两支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

李永和的根基在川南——犍为、乐山一带的盐场。他手下有十余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盐工出身的壮丁，吃苦耐劳，但纪律松弛。李永和本人性格沉稳，不善冒险，打仗以守为主，喜欢稳扎稳打。他的战略目标是守住川南的盐场和粮仓，以此为本钱与清廷长期对峙。

蓝朝鼎则完全不同。他是蓝朝柱的弟弟，年轻气盛，骁勇善战，手下虽然人数不及李永和，但精锐程度远在其上。那些从云南昭通带出来的马帮兄弟，构成了他军队的核心战力。蓝朝鼎的战略目标更加激进——他要打下绵州，进而威胁成都，一举拿下四川的省会。

两人之间的关系，说得好听是联盟，说得不好听是貌合神离。他们曾经在一起打过几次漂亮的仗——攻克自贡盐场、横扫川西平原——但在战略方向上始终存在分歧。李永和想守，蓝朝鼎想攻；李永和要稳，蓝朝鼎要快。这种分歧在入川之后越来越大，到1861年夏天，两人实际上已经各打各的了。

骆秉章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们分兵了。"他在军事会议上指着地图说，"李永和在眉州，蓝朝鼎在绵州，中间隔着数百里，互不相救。这是天赐良机。"

帐下将领们面面相觑。他们刚经历了二郎场之败，士气低落，对"天赐良机"四个字实在提不起什么信心。

骆秉章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微微一笑："诸位不必忧虑。二郎场之败，败在轻敌冒进。老夫已经想清楚了——对付这些人，不能追着打，要让他们来打我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下每一张脸："我们要做的，不是进攻，而是——"他伸出一根手指，在地图上重重一点，"围。"

这个"围"字，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在将领们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但骆秉章没有立即展开他的计划。他深知，一个刚刚吃了败仗的统帅，最需要的不是立刻反击，而是冷静。他要让所有人——包括他的敌人——都以为他已经胆怯了、退缩了、不敢再战了。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顺庆移驻潼川。

四

从顺庆到潼川，走水路沿涪江而上，不过两三日路程。但这两三日里，骆秉章的心中已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转身。

选择潼川作为行辕所在地，绝非偶然。

潼川府，治所在今三台县，地处涪江中游，北可呼应绵州，南可联络川南诸州，东接顺庆、重庆，西通成都。它不像成都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不像顺庆那样远离前线——它恰好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上，既能及时掌握战场动态，又不至于被敌军突袭。

更重要的是，潼川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切断蓝朝鼎与李永和之间的联系。涪江从西北流向东南，像一把刀将四川盆地劈成两半。蓝朝鼎在涪江以西、绵州城下；李永和在涪江以南、眉州一带。骆秉章坐镇潼川，就像一颗钉子钉在了两人的结合部上。

移驻潼川的当日，骆秉章没有住进知府衙门——那地方太招摇，容易成为细作的目标。他选择了城北一处不起眼的宅院作为行辕。这处宅院原是一个盐商的私宅，青砖黛瓦，院落深深，外观朴素，内里却颇为宽敞。骆秉章看中的是它的两个优点：一是后院有一间大屋，足以容纳军事会议和地图推演；二是宅院紧邻涪江码头，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登船转移。

行辕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骆秉章便命人挂起了一幅巨大的四川地图。那地图占据了整面墙壁，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骆秉章站在地图前，手持朱笔，时而沉思，时而勾画，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出来。

幕僚们在门外等候，不敢打扰。他们听见里面偶尔传来老帅低沉的自言自语，却听不清说的什么。直到黄昏时分，门才打开，骆秉章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不是焦虑，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猎人发现猎物破绽时的那种冷静的、几乎可以说是愉悦的微笑。

"传令，"他对等候在外的幕僚说，"请蒋玉龙将军明日到行辕议事。"

蒋玉龙，四川提督。此人在四川军中资历颇深，但因为前任总督、提督之间互相倾轧，一直未能施展抱负。骆秉章入川后，第一个拉拢的就是他。蒋玉龙虽然不是什么名将，但胜在听话、踏实，而且对四川的地理人情了如指掌。

"大帅要见他？"幕僚有些意外。蒋玉龙此时驻军在川南，离潼川有数百里之遥。

"不只是见他。"骆秉章的目光重新回到地图上，"我要给他一个任务。"

夜色渐深，潼川城在暑热中沉沉睡去。涪江的水声在暗夜中显得格外清晰，像一首永无止境的安魂曲。行辕的灯火亮到了四更天——那是骆秉章在灯下反复推敲他的战略方案。

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决定四川的命运。

不，不仅仅是四川。

太平天国仍在江南苦战，朝廷的精力已经被消耗殆尽。如果四川也守不住，那大清国的半壁江山就真的要塌了。他骆秉章肩上的担子，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但他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