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读书触发，围绕“作品底色”与“精神故乡”展开，观点清晰：底色定方向，故乡作容器，二者互促共生。作者结合自身长篇创作与友人写作路径，例证亲切，思考诚恳。文字平实而有温度，对写作者寻找辨识度与根脉颇具启发。

         文学作品底色和作者的精神故乡

文  /  许新栋

      这篇小文，原是我读书后的一点小感触，写了几句发到群和朋友圈里，有朋友说深刻，但意犹未尽。好吧，再多唠叨几句，我结合自己近三年的长篇创作，聊两个话题。

最近三年，我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期间读了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也翻阅了大量文学理论、社会科学、历史、哲学、经济、心理学等方面的资料。近日，因一个创作问题，又翻出2018年我在山东省文学院高研班（乡村振兴）学习时的笔记，其中有徐则臣老师提到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和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两本小说集，于是我便从书架上翻出，阅读，又找了相关资料，辅以学习。

资料中谈到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底色。所谓作品底色，是作家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以母题为核心，融合题材领域、情感基调、价值立场与地域气质的一种稳定的创作倾向。它比单篇主题更大，比风格更具体，是作家辨识度的来源。

在我近些年为数不多的阅读中，发现很多作家的确都有自己的作品底色。

如马尔克斯作品底色是“孤独”，他的长篇《百年孤独》，短篇《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纸做的玫瑰花》《异乡客》等，都贯穿这一母题；阿摩司·奥兹的作品底色是“家庭”，如短篇《亲属》《挖掘》《等待》，长篇《爱与黑暗的故事》等等；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奋斗”；徐则臣《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镜子与刀》的“到世界去”。这些都是以母题为底色的作品。

底色的核心是母题，但在不同作家身上，它可能侧重表现为题材领域，也可能侧重表现为地理坐标。以题材领域为底色的作品，如张楚《云落》中县城小人物的“孤独与温情”，梁鸿《中国在梁庄》则是“乡土变迁”，金宇澄的《繁花》是上海市民的“世情”，陈忠实《白鹿原》中“民族的秘史”，陈彦《装台》《主角》中长安城钟楼下小人物的悲悯与人间烟火气……这类作品，还大多兼顾了悲悯、温情、世情的情感基调。

还有一些以地理坐标为底色的作品，如鲁镇的《孔乙已》，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马孔多的《礼拜二午睡时刻》，特里宜兰的《继承人》等，前面提到的《亲属》既以“家庭”为母题，又以特里宜兰为地理坐标。

作家的作品底色，让作家个人及其作品有了极高的辨识度，也有了创作主方向。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像魏思孝近日在南周书院的直播中讲到的，一个作家创作有他自己的写作领域，有写他熟悉的生活，不可能什么都写，什么都会写。而我认为，作家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中，不停地书写他作品的底色，笃定地朝一个方向行走，锻造出不一样的人格与作品的地域特征，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作家成长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个部分，不仅是作家的标识，更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毕竟作家的学识、认知、思想都受时代影响，他是在时代环境下的思考、创作的，作品自然会带上时代大河的泥沙。上面讲到了当代文学，再向前一些，现代、近代，直至古代文学，无一不是如此。故而，读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就是看一个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社会发展，时代下的人的人生与命运。这既是作家创作的主观意识，也是社会责任。

从另一角度看，这种主题或者说底色，成为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书写。有意识是指作者书写的人与故事，刻意展现时代下的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表现时代大河的流动，写人与时代的关系；而无意识，是指作者身处时代洪流中，会不自觉写出身边的人与事，这些人和事儿能带着时代基因，反映时代特点。当然，一个作家如果想写出世代流传的作品，那必定会走一个过程，即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无意识”，第二个“无意识”是作家将故乡或精神故乡的一切了然于胸后的书写，文字是从乡土、乡亲里生长出来的，自然、质朴，情感真挚流露，这好比“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其实这样的过程正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修为、文学素养、三观高度等诸多方面的成长与变化。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创作，自2012年起，我的文学创作无意识地写到同一个地方，写同一群人，也形成了（如小说集《沙棘花》）主题为“城漂族及梦想”的系列作品。那些年，受一些作家、文友点评的影响，我有点迷茫，不知道写这类主题的作品有没有必要写下去，写了还有没有人看，但现在，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再说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前些年我一直思考的，就是好多作家都在他的作品里营造了一个精神故乡，比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茶峒、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路遥的双水村，贾平凹的商洛，苏童的香椿树街，徐则臣的花街，付秀莹的芳村，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奥兹的特里宜兰村……等等很多很多。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

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要有一个精神故乡。当然，这个精神故乡可以是自己真实的故乡，也可是一个虚拟的地方（非虚构，梁鸿老师讲过，“非虚构”也不等于现实），这两条路径在文学史上都有大量经典实践，核心都是把个人记忆与情感升华为一个承载身份认同的文学空间。他们在一篇或多篇作品中多次提及一个地方，或者作者把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和事都放在里面，把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写进了作品，甚至成为一个系列故事，所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都有了联系，甚至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另一篇小说里是次要人物，或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等等。这既是艺术性的呈现，也让人有了真实可感。在这个精神故乡里，作者揉进了个人情感，彰显了故乡的风土人情，让精神故乡有了依托，让现实故乡获得了文学生命。

一个作家，站在繁华的城市街道，或他乡的土地上，流浪的灵魂却无时无刻地受到故乡的滋养，又反哺作家的创作。福克纳说过“邮票般大小的故乡值得写一辈子”，正是这个道理。所以，许多作家以故乡为蓝本，在广袤的故乡土地上汲取创作营养，在纸上行走出一个村庄，写出一个个鲜活而富有特点的人物，他们的百态人生与作者频频交集，他们滋养了作家的创作，作家丰富了他们的生命。

精神故乡的书写，是写作者的一次长途跋涉，就像他在故乡出生、长大，再到离开故乡，认识故乡，最后怀念故乡一样漫长。正是在这悠长的时光中，站在他乡看故乡，他对故乡的认识更加深刻，体会更加深切。于是，故乡从现实走到纸上，又从纸上走进心里，将故乡和乡亲们的生命走进了作家的生命里。

多年前，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发现了自己小说创作中有了这个现象之后，比如《歧途》《陈向阳》《连根拔起》《“美女”是条狗》《迷途》等作品（上述作品均收录在我的小说集《沙棘花》里）的故事发生地，几乎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最初是无意识的，在后来的创作中，就刻意将这些人和事集中到那个地方，渐渐地，纸上的精神故乡便营造出来了。在最近三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枝间有花（暂命名）》、短篇小说《乡村少年和收音机电路板》、小小说《啊嘟，啊嘟》中，这个精神故乡更加清晰，有意识地进行了修改、定位，它是现实中一个乡村的影射，更是我书中那些人物的故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那个小乡村跟着时代的车轮踉踉跄跄地往前跑，时代的发展也没有忘那个偏僻的小乡村……我爱那个小乡村，爱乡村里的人们。那是我的精神故乡啊！

好了，聊完这两个话题，再说说二者的关系。

一个有宏大创作目标的作家不应该啥都写（这个问题前些年我跟一些作家朋友探讨过，我们要懂各种文学体裁，但最好专一种创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也不能小资情调地只写些风花雪月，囿于自我小情绪里，或哀哀戚戚，或自我满足。而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作品底色，这个底色可以宏大，也可以幽微，但要有稳定方向，要贴近生活和现实，放在时代背景下。

除此，还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坐标。在这个坐标上写关于一些人的故事，写那片土地上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生死死；写那片土地上升起的明月，落下的秋叶，刮的风，下的雨，飘的雪；写那里的河流静静地流过秋冬，流过春夏……而这一个个故事应该都是作者精神世界、三观、人性的主观与客观的反应、重塑，这种反应和重塑集中而有力，厚重而悠长，更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既具真实性又有艺术性的地方。

我一个作家朋友，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后来进城工作、生活。他写了一辈子故乡，有了大量独特的感受和积累，我建议他将这些年的文章、再创作一些新作品整理成一个集子，作品底色是“乡村的风物与人情”。那个小乡村自然是他的精神故乡，此事若成，既呈现他这些年文学创作的脉络，对自己的文学生命也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同时为故乡的历史发展做了一个大河式的素描。最近听说，他已开始着手整理，我们期待这部作品的问世。

还一位作家朋友，他所在的行业比较特殊——地质勘测，我曾跟他聊过，可以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完成一部作品底色为“大地”的集子，至于精神故乡就是广袤而富饶的山川大地，这样也不失为个人文学创作的方向，毕竟行业特殊且具有重要意义，外人不了解，更写不了。他若能为“大地”书写，实在让人欣喜。

文学创作的作品底色和作者的精神故乡，两者是紧密相关的，相互推进的，对多数以经验为根基、以地域为出发点的作家而言，底色与精神故乡往往互为表里，精神故乡是容器，作品底色是方向。两者结合，你的文学创作才会像烟花一样，集中一点绽放，绚丽而精彩，让人们记住。如果什么地方都写，什么人都写，零零散散，如一篇文章没有主题一样。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说不能写太多的人与事、地方，而是要抓重点，集中体现某一类相似的地方和此地某些人的生命状态，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与事就生动而精彩了，作品的生命力也就活泛起来了。

说到底，作家应在时代背景下找到自己的主作品底色，并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精神故乡中反复书写，使二者相互推进，最终形成集中而强有力的文学生命。

                 2026年9月12日于西山月书院

作者简介：

 许新栋山东临沂人，鲁迅文学院普及部1997年函授班学员，山东省文学院第20届作家高研班学员。著长篇小说《这爷俩》《枝间有花》，出版小说集《沙棘花》，主编《青藤文集》《青藤文丛》《青味文丛》。小说获齐鲁文学年展奖、沂蒙文艺奖、洗砚池文学奖、羲之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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