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洪宪元年

人物表

卷一：居仁堂（1915—1916）

· 第一章 假报纸

· 第二章 二十几个人的跪拜

· 第三章 五姨太

· 第四章 订婚

· 第五章 八十三天

卷二：散落（1916—1937）

· 第一章 窝窝头

· 第二章 寒云

· 第三章 鼻烟壶

· 第四章 水泥

· 第五章 两面国旗

卷三：抗战（1938—1945）

· 第一章 宪兵队

· 第二章 拆机器

· 第三章 袁家祉

· 第四章 辛德贝格的报告

· 第五章 汉奸

尾声：大梦（1945—2005）

· 第一章 不去台湾

· 第二章 1956

· 第三章 东方居里夫人

· 第四章 艾美奖

· 第五章 2005

· 第六章 袁家祉

后记

附录

序：洪宪元年

洪宪元年，仅八十三天。

但这场梦，做了一百年。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

这一天，袁世凯决定做皇帝。

消息是上午传出来的。居仁堂内外，文武百官跪了一地。金砖铺地，膝盖磕上去，发出沉闷的响声。袁世凯站在最前面，五十六岁，穿一身特地赶制的龙袍。他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亮。

跪在最前面的是长子袁克定，三十七岁。他抬头看父亲，忽然觉得父亲老了。脸上的皱纹，脖子上的皮，都松了。但那双眼里的光，他从来没见父亲有过。

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

居仁堂外，北京的冬天照常冷。前门大街的铺子照常开门，卖豆汁的、卖烧饼的，吆喝声从胡同里传出来。老百姓不知道居仁堂里发生了什么，也管不着。他们只知道，年头不好，混口饭吃不容易。

这时候，六子袁克桓在英国。那年他十七岁。

他后来回忆，那天伦敦下着雨，他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外面湿漉漉的街道，忽然觉得父亲离他很远。不是距离上的远。是一种说不清的远。

他不知道，父亲正在做一场梦。而这场梦，将决定他们十七个兄弟、十五个姐妹，一生的走向。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咸丰九年生，也就是1859年。他出生的那年，英法联军正在中国沿海闹事。他读书不行，科举考了两次，都没中。他一怒之下，把书烧了，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后来他投了淮军，跟着吴长庆去了朝鲜。在朝鲜，他崭露头角，二十三岁就当了道员。甲午战争后，他在天津小站练兵，练出了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本钱。

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谭嗣同，向荣禄告密。慈禧从此信任他。他从山东巡抚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倾一时。

1911年，武昌起义。

这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叫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第二天成立湖北军政府。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慌了。

清廷手里没有兵。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的，将领都是他的人。朝廷只能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去镇压革命。

袁世凯没有急着打。他一边派兵南下，一边暗中跟革命党议和。他知道，清廷和革命党，谁都需要他。

这时候，孙中山在哪？

孙中山在海外。他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了十六年。他在日本、美国、英国、东南亚到处跑，筹款、组织、宣传。他组织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起义，一次又一次失败。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在一家餐馆里打工。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没有立即回国。他先去了英国、法国，想争取列强的支持。列强没有答应。

1911年12月，孙中山回到上海。这时，十七个省已经宣布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

但南京政府没有钱，没有兵。北方的清廷还在，袁世凯还握着北洋军。孙中山知道，他斗不过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让位，不是心甘情愿。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后来在《建国方略》里写：“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他说的是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但这句话，放在1912年，也是成立的。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孙中山去修铁路了。他计划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他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袁世凯给他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头衔，拨了钱，但没给实权。

1913年，宋教仁被刺。舆论指向袁世凯政府。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发动二次革命。失败。他再次流亡日本。

1914年，他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必须按指模、宣誓“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黄兴不赞成，两人分歧加深。但孙中山坚持：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1915年12月，袁世凯下令称帝。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他号召“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同一片天空下，一个在东京写讨袁檄文，一个在北京穿龙袍。

袁世凯想当皇帝，一步一步走。1913年，宋教仁被刺，舆论指向袁世凯政府。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1915年5月，接受日本最后通牒。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极。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梁启超在天津写了一篇文章，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听说了，派人送二十万元，让梁启超不要发表。梁启超不收。袁世凯又派人威胁，问他是否愿意再过流亡生活。梁启超回答：“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文章发表后，全国各报转载。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在天津密会梁启超，商量发难。然后潜回云南。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

袁世凯派曹锟率军入川镇压。1916年3月，曹锟在叙州、泸州间受创败退。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从称帝到取消，八十三天。

6月6日，袁世凯病死，五十七岁。

他死前，居仁堂的灯亮了一整夜。

袁世凯一妻九妾。

正室于氏，是河南沈丘人，袁世凯的原配。她给袁世凯生了长子袁克定。她不识字，也不懂什么政治。袁世凯对她很冷淡，但名分上，她是袁府第一夫人。

二姨太吴氏，是朝鲜人。她生了五子袁克权、十子袁克坚、十二子袁克度，还有长女袁伯祯、六女袁箓祯。

三姨太金氏，也是朝鲜人。她生了次子袁克文、三子袁克良，还有三女袁叔祯、十女袁思祯。

四姨太闵氏，也是朝鲜人。她生了四子袁克端，还有次女袁仲祯、七女袁复祯。

五姨太杨氏，天津宜兴府人，种花卖花出身。她最得袁世凯信任，管着袁府内部事务。她生了六子袁克桓、八子袁克轸、九子袁克玖、十一子袁克安，还有五女袁季祯。

六姨太叶氏，生了十四子袁克捷。

八姨太郭氏，生了十三子袁克相，还有十三女袁仪祯、十四女袁怙祯。

九姨太，生了十七子袁克友。袁克友是遗腹子，袁世凯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

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

袁世凯死后，现金被分为十七股，每个儿子一股，计十二万银元。十五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八千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

这个庞大的家族，从此散落四方。

居仁堂的灯灭了。

北京的冬天还在继续。前门大街的铺子照样开门，卖豆汁的照样吆喝。老百姓不知道，也不关心，居仁堂里那场梦，会怎样落在袁世凯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的头上。

他们只知道，换了个总统，日子还得过。

而在英国，十七岁的袁克桓站在窗前，看着伦敦的雨。他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他只知道，他不想回中国。

不想回那个父亲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地方。

卷一：居仁堂（1915—1916）

第一章 假报纸

民国四年，北京。

中南海的秋天来得早。居仁堂前的梧桐叶子黄了，落了一地。仆人们每天扫，每天落。

袁世凯住在居仁堂。自从当了总统，他就搬进了中南海。这里原是清帝的西苑，慈禧住过，光绪住过。现在轮到他了。

他每天早起。五点钟起床，喝一碗粥，看一份报纸。

报纸叫《顺天时报》。日本人办的，在北京发行，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袁世凯看它，是想知道日本人怎么看中国，怎么看他的政府。

但这份报纸，有好几个版本。

袁世凯每天看的这一份，是袁克定专门印的。外面买不到。上面的消息，全是支持帝制的。什么“各省公民代表请求改行帝制”“日本朝野支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民心所向，天命所归”。一份报纸，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反对的字。

袁克定是长子，三十七岁。他长得像父亲，方脸，浓眉，只是左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那是早年坠马摔的。

他每天派人把这份特制的报纸送进居仁堂。父亲看什么，他就印什么。父亲想知道什么，他就写什么。

这事做得机密。居仁堂内外，没有几个人知道。

但有一个女孩，无意中发现了。

三女袁叔祯，那年十六岁。她住在中南海，平时没什么事，看看书，吃吃零食。

那天，她正在吃蚕豆。蚕豆是用旧报纸包着的，她随手翻了翻包蚕豆的报纸，发现上面有一篇文章，论调跟父亲每天看的不一样。

包蚕豆的报纸，是真正的《顺天时报》。上面写着反对帝制的声音，写着各地讨袁的消息。

袁叔祯愣了一下。她把报纸收起来，去找父亲。

袁世凯正在看文件。袁叔祯把报纸递过去，说：“爹，您看看这个。”

袁世凯接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他认得这是《顺天时报》，也认得上面写的字。他更认得，自己每天看的那一份，跟这一份，不是一个东西。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叫人把袁克定找来。

袁克定来了。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看见父亲手里的报纸，腿软了。

袁世凯没有说话。他从墙上取下皮鞭，劈头盖脸地抽下去。

“欺父误国！”

一鞭。又一鞭。

袁克定跪在地上，不敢躲。他嘴里说着什么，袁世凯听不见。他只是一鞭一鞭地抽。抽到后来，他自己也累了，把鞭子扔在地上，坐下来喘气。

袁克定趴在地上，衣服破了，背上渗出血来。

袁叔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

这是民国四年的事。

但袁克定不罢休。

他知道父亲在意什么。他找人算过：袁家做官的男人，没有一个活过五十七岁。

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五十七岁死。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五十三岁死。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四十九岁死。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五十一岁死。

一个比一个短。

袁世凯那年五十六岁。离那个数字，只差一年。

袁克定跟父亲说过这件事。他没说太多，只是把那些死者的名字、岁数，一个一个摆出来。袁世凯听完，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他把段芝贵叫来，问：“你信命吗？”

段芝贵说：“臣不信。”

袁世凯笑了笑，没再问。

但袁克定知道，父亲信了。

称帝，可以破那个咒。做了天子，命就改了。袁家做官的男人活不过五十七岁，这一条，可以不算了。

这话，袁克定没有直说。但他让父亲知道了。

假报纸，加上这个咒，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居仁堂的那张龙椅。

袁叔祯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家里气氛很怪。哥哥们都很兴奋，好像真有什么好事要来了。父亲比以前更忙，每天见很多人，签很多文件。五姨太管着家事，吩咐下人多备茶、多备酒。只有她，心里不踏实。

她说不出为什么。

那年冬天，袁世凯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

消息传出去那天，北京城放了很多炮。居仁堂里，文武百官跪了一地。

袁叔祯没有跪。她站在廊下，远远看着。

她的父亲坐在堂上，穿着一身龙袍。那身龙袍很大，父亲穿上，显得有些臃肿。

她忽然想起包蚕豆的那张报纸。那张报纸上，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蔡锷。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了。

她不知道蔡锷是谁。但她知道，父亲每天看的报纸，是假的。

假报纸挡不住真消息。真消息正在从南边传来。

居仁堂的炮声还在响。袁叔祯站在廊下，觉得那炮声很远。

第二章 二十几个人的跪拜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居仁堂。

这天北京刮风。风从西伯利亚来，穿过蒙古高原，刮进北京城，把中南海的水面吹得发皱。梧桐树光秃秃的，最后几片叶子也掉了。

居仁堂里，炭火烧得很旺。

袁世凯穿一身龙袍，站在堂上。龙袍是赶制的，黄色缎面，绣九条金龙。他五十六岁，身体已经不好了。脸有些浮肿，走路喘。但今天，他站得笔直。

堂下跪着人。

长子袁克定跪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皇子”礼服，膝盖下面是冰凉的金砖。他抬头看父亲，觉得父亲老了，但眼睛比任何时候都亮。他心里想的是：太子。他是太子了。

袁克定身后，是袁世凯的其他儿子。

二子袁克文站在人群中，没有跪。准确地说，他跪了，但没有穿“皇子”礼服。他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灰布长衫，像是来串门的。他站在兄弟们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袁克文那年二十六岁。他是袁世凯所有儿子里最有才气的一个，诗词、书法、昆曲，样样精通。他反对父亲称帝。他写过一首诗：“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骄风暗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最后一句，“莫到琼楼最上层”。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劝父亲不要称帝。

袁世凯看到了这首诗。他把袁克文叫来，问：“你写的？”

袁克文说：“是。”

袁世凯没说话。他看了儿子很久，然后让他走了。

从那天起，袁克文再也没有参与过帝制的事。他不穿“皇子”礼服，不拍“皇子”照片，不参加“皇子”们的活动。他躲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字，唱戏。

但在今天的居仁堂，他还是跪了。跪在人群中，不显眼。

三子袁克良跪在袁克文后面。他是袁克文的同母弟弟，生于朝鲜。性格跟哥哥完全不一样。尚武轻文，桀骜不驯，袁世凯常骂他“土匪”。他管过侦缉队，抓过人，杀过人。今天他跪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四子袁克端跪在袁克良后面。他刻了一方印，叫“皇四子”。他自比雍正。他觉得，自己虽然不是长子，但有朝一日，未必不能像雍正那样，从兄弟中杀出来。他跪着，心里想的，是那个印。

五子袁克权跪在袁克端后面。他是二姨太吴氏所生。性格沉默，好读书，师从方地山、严修。他不想当什么皇子，只想做个文人。今天跪在这里，他心里想的，是刚刚读到的一句诗。

六子袁克桓不在这里。

他在英国。那年他十七岁。他母亲是五姨太杨氏。杨氏早就把他和几个兄弟送出去了。杨氏说：“你们爹这辈子栽在政治上，你们以后谁也不许碰政治。”

袁克桓没有跪。他在伦敦，看着窗外的雨。

七子袁克齐跪在袁克权后面。他与袁克权同母。他后来娶了孙宝琦的女儿。他后来投机俄国卢布，血本无归，精神失常。但今天，他跪着，什么都不知道。

八子袁克轸跪在后面。他是五姨太杨氏所生，与袁克桓同母。他娶了前清两江总督周馥的女儿。他后来没什么事迹，1942年去世。今天他跪着，跟着兄弟们一起磕头。

九子袁克玖跪在后面。他后来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他后来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协助六哥办实业。但今天，他才十一岁。他跪着，膝盖疼，心里想的是快点结束。

十子袁克坚、十一子袁克安、十二子袁克度、十三子袁克相，都在。他们年纪还小，跪在后面，有的打哈欠，有的东张西望。

十四子袁克捷跪在最后面。他后来毕业于南开大学，沉默寡言，极孝顺。他后来随母迁居宁夏，1958年因饥饿和劳累在田间去世。但今天，他还是个孩子，跪在最后面，什么都不知道。

十五子袁克和、十六子袁克藩，都在。十六子早亡，今天还在。

十七子袁克友还没出生。他是遗腹子，袁世凯死的时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界。

除了儿子，还有女儿。

长女袁伯祯，二姨太吴氏所生。她后来嫁给了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张允亮。她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但今天，她跪着，看着父亲。

次女袁仲祯，四姨太闵氏所生。她最有主见。她后来拒婚端方侄子，自主嫁给了薛观澜。但今天，她跪着，不说话。

三女袁叔祯，三姨太金氏所生。她后来改名袁静雪。她后来写了《我的父亲袁世凯》。但今天，她穿着便装，跪在人群中。她看着父亲身上的龙袍，觉得那件衣服很大，父亲穿上，有些臃肿。

四女、五女袁季祯、六女袁箓祯、七女袁复祯、八女、九女、十女袁思祯、十一女、十二女、十三女袁仪祯、十四女袁怙祯、十五女，都在。

居仁堂里，跪了二十几个人。十六个儿子，十三个女儿，加上各房姨太太，站了一屋子。

袁世凯站在堂上，看着下面跪着的人。他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在项城老家，父亲袁保中死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跪着。父亲死的时候五十一岁。他自己现在五十六岁。离那个数字，只差一年。

他想起袁克定跟他说的话。做了天子，命就改了。

他信了。

他开口，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但堂里很静，每个人都听见了。

他说了什么，各人回忆不一样。有的说他说“勉为其难”，有的说他说“顺应天命”，有的说他说“你们好好读书”。

但有一句话，所有人都记得。他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皇子、公主了。”

跪在前面的袁克定，磕了一个头。后面的兄弟们跟着磕。再后面，姐妹们磕。

袁叔祯没有磕。她跪着，低着头，没有磕下去。

袁世凯没有看见。他站在堂上，看着远处。远处是居仁堂的窗，窗外是灰蒙蒙的天。

炮声响了。

北京城放了很多炮。前门大街、大栅栏、东四牌楼，都放了。老百姓站在街上，看热闹。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是总统做了皇帝，有人说是皇帝回来了，有人说什么都没变，只是换了个说法。

居仁堂里，跪着的人起来了。有人笑，有人不说话，有人揉膝盖。

袁克文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没有笑。他看着父亲。父亲还站在堂上，看着窗外。

袁克文忽然想起他写的那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父亲站在最高处。风雨要来了。

他转身，走出居仁堂。

外面刮着风。他裹紧衣服，往自己的住处走。他不想再待在这里。

这一天，是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同一天，在云南，蔡锷正在准备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同一天，在天津，梁启超正在修改《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校样。

同一天，在日本，孙中山正在起草《讨袁宣言》。

居仁堂的炮声，传不到那么远。但居仁堂的梦，传得到处都是。

袁叔祯后来回忆这一天。她说，她记得那件龙袍很大，父亲穿上有些臃肿。她记得那天的炮声很远。她记得哥哥们很兴奋，姐姐们不说话。她记得自己跪着，没有磕头。

她还记得一件事。

那天散了之后，她看见四哥袁克端一个人站在廊下，手里拿着一方印。她走过去，问：“四哥，你拿的什么？”

袁克端把印收起来，说：“没什么。”

但袁叔祯看见了。那方印上刻着三个字：皇四子。

袁克端笑了笑，走了。

袁叔祯站在原地，看着四哥的背影。她忽然觉得，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梦。

父亲做皇帝梦。大哥做太子梦。四哥做雍正梦。二哥不做梦，他醒着。

但她不知道，她自己也在做梦。她梦见一个不一样的家，一个没有龙袍、没有跪拜的家。

这个梦，她做了一辈子。

第三章 五姨太

袁世凯的五姨太姓杨，天津杨柳青人。

杨柳青是天津西边的一个镇子，出年画。杨氏家在那镇上有几亩地，还开着一个货栈，经营瓷器、帽筒、掸瓶、鱼缸、餐具，山东、北京、天津都有分号。不是大富大贵，但也不穷。杨氏从小在铺子里帮忙，算盘打得好，账目清清楚楚，跟人打交道也有眼色。

她十七岁那年进的袁府。袁世凯那年三十七。

关于她怎么进的袁府，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是袁克定的妾马彩云买来献给袁世凯的。一种说她是袁世凯生母刘氏身边的丫鬟，伺候过刘氏，得了刘氏的欢心，才被袁世凯收房。说法不一，但结果是一样的：她进了袁府，而且很快站稳了脚跟。

袁世凯一妻九妾，杨氏长得并不算最漂亮的。袁静雪在回忆录里写：“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

靠什么？靠两样：手巧，心巧。

她做得一手好菜。袁世凯爱吃红烧肉，爱吃韭黄炒肉丝，这两样，杨氏做得最好。袁世凯的饮食起居，从该吃什么、该穿什么、该换什么衣服，全交给她一手经营。她每天早上伺候袁世凯起床，晚上伺候他睡下，日子一长，袁世凯离了她不行。

但真正让她在袁府站稳的，是管家的本事。

袁世凯的姨太太多，儿女多，佣人多。谁来管？大姨太沈氏是老资格，但沈氏管不住了。二姨太吴氏老实，管不了。三姨太金氏脾气大，四姨太闵氏身体不好。袁世凯把目光落在了杨氏身上。

杨氏接过管家权，管的不只是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还有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袁静雪说她“口巧心灵，遇事有决断”。家里上上下下，都怕她。

怕到什么程度？袁克齐后来回忆说：“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

钱在杨氏手里。章在杨氏手里。袁世凯的贵重财物，也是她收藏保管。她不只是袁世凯的姨太太，她是袁府的管家。整个袁家，除了袁世凯本人，说话最算数的，是她。

袁静雪说：“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子氏也不例外。”

连正室于氏都怕她。一个姨太太，做到了这个地步。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口头封过几个“妃”。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五姨太，四个都封了“妃”。杨氏穿了凤袍，成了“贵妃娘娘”。

她还动过一个念头。

袁静雪回忆，五姨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克桓）为‘太子’。”

她希望袁克桓当太子。

袁克桓是她的长子，生于1898年。袁世凯的儿子里，长子袁克定是嫡出，但杨氏觉得袁克定不行，腿瘸，名声也不好，假报纸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袁克桓聪慧，正直，袁世凯也喜欢他。杨氏想争一争。

袁世凯没有答应。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但杨氏的心思，家里人都看在眼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

死前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家里乱成一团。杨氏做了一件事。

她趁乱让仆人把袁世凯房中的保险柜搬到自己居所，连墙上的大挂钟也搬走了。有人骂她，说她是第一个把袁世凯值钱细软席卷一空的人。

但也有人说，她这么做，是为了自保。

袁世凯死后，家产按遗嘱分配。现金分为十七股，每个儿子一股，十五万银元。女儿每人嫁妆费一万银元。每位姨太太分得一幢楼。杨氏有四个儿子，分到的家产本来就最多。她多拿的那些，是给将来留的后路。

分完家，杨氏带着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搬出了中南海。

她在天津买了一幢洋楼，在小白楼大营门。两层，德式，一溜排开。

搬进天津那天，杨氏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

四个儿子：袁克桓，十九岁。袁克轸，十七岁。袁克玖，十二岁。袁克安，十岁。

她看着他们。她说了一句话，后来被这一支的后代记了一辈子。

“你们爹这辈子栽在政治上，你们以后谁也不许碰政治。”

袁克桓后来回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语气也不重。但他知道，母亲是认真的。

杨氏说到做到。

袁世凯活着的时候，给袁克桓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独生女，叫陈徵。袁世凯死后，按规矩要守孝三年，婚期推迟了。两年后，袁克桓和陈徵成婚。杨氏派了一列火车去接新娘，陈徵的陪嫁装满了整整一列火车。

排场很大。但杨氏的心不在排场上。

她把分到的家产攥在手里，没有坐吃山空。她自幼在货栈长大，知道钱要生钱。她把部分家产用于投资，支持儿子们兴办实业。开滦煤矿、启新洋灰、耀华玻璃，都有她的钱。

袁克桓后来做了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开滦矿务局的中方董事长，创办了江南水泥厂、华新水泥厂、琉璃水泥厂。袁家这一支，出了民国最成功的民族实业家。

杨氏管儿子管得很严。家里库房里放着金华火腿，她要等到火腿长了虫子才拿出来吃。袁家后人说，五夫人“勤俭持家，不徇私情，有威严，赏罚分明”。

她也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九姨太刘氏原本是她身边的丫鬟，后来被袁世凯收房，杨氏嫉恨，曾把刘氏打得头破血流。在袁府那些年，她管人管得狠，下手不留情。

但她把这一支带出来了。

袁家后人后来评价：“她培养四个儿子成材成器，远见战胜亲情，教育儿子不做纨绔子弟，兴办实业，对于袁家这一支能够兴旺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1937年，杨氏在天津去世，五十八岁。那一年，南京沦陷。袁克桓在江南水泥厂挂起了丹麦国旗。

她没看到。

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还是那句。

“不要从政。”

袁克桓后来真的没有从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考虑让他做天津市副市长。他拒绝了。他说：“我是做实业的，做不来官。我做实业，比当副市长更合适，更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有人说，他记着母亲的话。

杨氏这一支，后来出了很多人。有民族企业家，有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代表，有建筑师，有神甫，有画家，有诗人。2009年，她的玄孙袁文重拿了艾美奖，最佳平面设计和艺术指导。

天津的老宅还在。五姨太的故事，袁家后人还在讲。

她十七岁进袁府，从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儿，做到袁世凯最信任的管家，做到“贵妃娘娘”，做到四个儿子的母亲，做到一个家族的掌舵人。

袁世凯做了一场皇帝梦，八十三天就碎了。她的梦，做了二十一年。从1916年离开中南海，到1937年去世，她在天津，把一个家撑住了。

她没有做皇帝的女人。她做了自己的主人。

第四章 订婚

民国三年春天，袁世凯请黎元洪一家到中南海做客。

黎元洪是副总统。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是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用枪逼着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后来他当了副总统，又兼参政院院长，月薪三万大洋。但他这个副总统，当得窝囊。袁世凯让他住进中南海瀛台，说是优待，实为监视。

那天，袁世凯把儿子、女儿都叫出来见黎元洪。

黎绍芬后来在《我的父亲黎元洪》中回忆：“一九一四年春，袁世凯请我们一家到他家作客。袁世凯把他的儿子、女儿都叫出来见我父亲，袁说：‘我们两家要做个交换亲，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我也给你一个。’”

黎元洪说：“我先给你一个吧。”并问袁世凯要哪一个。

袁世凯说：“只要是黎家的女儿就行。”

黎元洪看了看儿女，说：“就二女绍芳吧。”

黎绍芳那年八岁。1906年生于武昌，是黎元洪的次女，聪明伶俐。黎元洪的夫人吴敬君爱如掌珠。听到这个决定，她回到家里就埋怨丈夫。黎元洪叹了口气：“唉，没办法呀，这是政治婚姻，不然他不会和我合作的。”

吴敬君和黎元洪自1886年结婚以来，二十八年和和睦睦。这件事之后，夫妻失和，一个月内竟互不理睬。

订婚那天，双方设宴请客。吴敬君作为主妇，本应出来招待亲友，但她不出来，后经众人一再劝解，才勉强出来应付了一下。

袁世凯给黎家送来的聘礼中，吃的东西多，绸缎有几匹，首饰有一些，翡翠、珍珠、钻石都没有。聘礼不重。八岁的黎绍芳，什么也不懂。

袁家要八字合婚，黎元洪向吴氏询问，吴氏闭口不谈，后来还是从婶母口中探听的八字。

这门亲事，黎元洪的夫人从头到尾不情愿。

订婚的对象，是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

袁克玖生于1903年，是五姨太杨氏所生。那年他十一岁。

他不乐意。他后来说：“我是为我的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我自己的。”

但袁世凯的话就是圣旨。

同一年，袁世凯还做了另一件事。

五子袁克权与端方的女儿陶雍订婚。

端方是前清两江总督、北洋大臣，满人，酷爱金石书画。1911年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部下所杀。他生前到彰德拜会已被罢免的袁世凯，两人完成了一件大事：端方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袁世凯的五子袁克权。

端方甚至许诺以绝世国宝“毛公鼎”作为女儿的陪嫁。袁世凯婉言谢绝了。

1914年，袁克权和陶雍成婚。端方已经去世，家中败落。端方家最终送来的陪嫁是：宋百衲本《史记》、仇十洲《腊梅水仙》和陈鹤的画。毛公鼎没给。袁克权极为珍爱那部百衲本《史记》。

这是另一桩政治婚姻。但端方人已经死了，政治意味淡了。

袁家的儿女，就这样一个一个被许了出去。

长女袁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张允亮。次女袁仲祯，嫁薛福成之子薛观澜。三女袁叔祯，袁世凯想把她给溥仪，没成，后来嫁给了杨毓珣。

五女袁季祯，被许给陆宝忠之子陆鼎生。

季祯出嫁前身体就弱。她对这门亲事不满意，嫁到陆家后不久，就与夫君闹别扭，郁郁寡欢。病了不肯吃药，年纪轻轻就死了。

季祯死后，陆家对袁家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袁家把这个身体不好又爱闹情绪的女儿许过来，是搞“假冒伪劣”。

袁世凯为了表明心迹，又把十三女袁仪祯许配给陆家。

袁仪祯嫁过去，和陆鼎生相处和睦，相伴终生。

五女死了，十三女补上。同是女儿，命运不同。

七女袁复祯，嫁清朝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她被称为袁家最貌美的女儿。后来丈夫有外遇，离婚，赴香港拍电影，生活惨淡。

十女袁思祯，嫁汉奸邹文凯，下落不明。

十四女袁怙祯，那年还没出生。她后来嫁给了曹锟的长子曹士岳。1936年，她二十一岁，曹士岳十八岁。结婚才四个月，曹士岳酒后与她争执，从墙上取下步枪，扣动扳机，子弹打中了她的右臂。

她住进医院。曹锟派另一个儿媳送三千元到袁家道歉。袁家要打官司，曹锟又派老部下吴毓麟去疏通。主持家政的袁克定松了口，答应不控告。

但袁怙祯的生母八姨太郭宝仙不同意。她要和曹家对簿公堂，讨个公道。袁克定去劝解，八姨太说：“以往袁家的事都是你做主，今天这个事我一定要做一回主！”

最后是袁怙祯自己站出来。她说，这样的丑事闹到公堂上，对袁、曹两家都不利。在她的劝说下，八姨太收了兵。双方签了离婚协议，曹家赔偿医药费、赡养费等合计六万三千元，另付十二万元“出洋费”。

袁怙祯去了美国。再婚嫁外交官张德禄，定居纽约。2005年在美国去世，九十岁。她是袁世凯三十二个子女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那时，袁克玖和黎绍芳的婚事，还远没有结束。

袁世凯死后，很多人以为这门亲事就算了。但黎元洪不这么认为。

黎绍芳长大了。她在南开大学读了预科，一年就退学了。她不满意这门婚事。她曾找父亲商量退婚，黎元洪断然拒绝。

黎元洪说：既经订婚，不能反悔。

黎绍芳的姐姐黎绍芬在美国留学，写信劝她去美国散心，她也不去。

她只是求姐姐说通父亲，退掉这门婚事。

黎元洪不答应。

绍芳终日闷闷不乐，精神抑郁。渐渐地，精神开始失常。

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请原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去袁家讲明：绍芳精神已不正常，是否还准备迎娶？

袁家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说：“我们两代交情，父辈做的事反悔也不好，有病可以治疗，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

1928年，黎元洪去世。1930年，黎夫人吴敬君病故。

袁家来催娶了。

黎绍芳的弟弟黎重光再请刘钟秀去袁家，讲明绍芳精神确实不正常。袁家答复还是两个字：要娶。

准备结婚时，袁克桓请刘钟秀对黎重光说：“我嫁个妹妹花了二十万，你可别小气啊！”

1934年，黎绍芳二十八岁，与袁克玖完婚。

旧俗正式迎娶前一日，先过嫁妆。据陪嫁的女佣人说，袁母当日夜间，把陪嫁箱笼全部打开过目，认为嫁妆不丰，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婚后仅一年余，袁克玖纳了妾。

黎绍芳被送进了北京疯人院。

她在疯人院里，一直住到1945年。那年4月15日，她病逝。三十九岁。没有生育子女。

袁克玖后来对人说：“我是为我的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我自己的。”

黎绍芳呢？她八岁被许配，二十八岁出嫁，三十九岁死在疯人院。

她没有选择过任何一件事。

同一时期，十子袁克坚的婚事也出了变故。

袁世凯活着时，和徐世昌约定做儿女亲家。徐世昌的女儿徐绪明生于1905年，恰巧袁世凯的十子袁克坚同月出生。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这是天作之合。

袁克坚后来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据传，他半夜跳墙企图强奸校长的女儿，未遂，被开除学籍。徐世昌耳闻了这件事。

1925年，袁克坚回国。他的母亲吴氏托孙宝琦去见徐世昌，商议定期举行婚礼。

徐世昌踌躇再三，以小女“呆傻”不便高攀为借口，说当年之议只好作罢。

徐世昌悔婚了。

孙宝琦回来对吴氏说：“黄陂本不是咱们北洋系，尚且守信。徐氏多年弟兄，竟不念旧好，太不像话。”

吴氏听了，说徐世昌是“人在人情在”。

但徐世昌的亲友，并不以他悔婚为不当。因为他们知道黎绍芳的事。徐世昌是“深以为戒”。

黎元洪是“外人”，尚且守信，把精神不正常的女儿嫁了过去。徐世昌是袁世凯多年的北洋兄弟，反而反悔了。

徐绪明后来嫁给了冯汝骥的第三子冯迪。冯迪鸦片烟瘾很大，1929年病死。徐绪明不久也病逝，二十六岁。夫妇前后一年，都死了。

黎绍芳死在疯人院。徐绪明死在鸦片丈夫之后。

谁比谁好呢。

袁世凯的儿女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许出去。政治联姻的网，从这一家连到那一家，从总统连到总督，从北洋连到清室。

网里的人是男是女，是死是活，没有人问。

八岁的黎绍芳，什么也不懂。她看着袁世凯的家，很大，很暗，很多门。

她不知道，其中一扇门，关了她一辈子。

第五章 八十三天

洪宪元年，正月初一。

袁世凯没有登基。

他原本打算在元旦这天正式坐上龙椅。但云南独立了，贵州独立了，广西也在动。他不敢。他只是在中南海里，接受了一次百官朝贺。场面不大，不到登基的规格。他穿着龙袍站在居仁堂，看着下面跪着的人，心里想的不是江山，是南方的战报。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部入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进军两广。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坐镇云南。三路兵马，打的是“讨袁”的旗号。

袁世凯派曹锟率军入川。北洋军三路进攻，兵力十万以上。张敬尧从四川攻云南，马继增从湖南入贵州，龙觐光从广东侧击广西。

打了一个多月。北洋军在四川遭到蔡锷顽强抵抗。3月初，北军夺回叙州、麻阳等地，但泸州前线僵住了。曹锟在叙州、泸州间受创败退。

前线在打，后方在闹。

元宵节那天，全家围在一起吃元宵。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妃”“嫔”的名分吵了起来。声音很大，当着袁世凯的面吵。袁世凯坐在那里，听着她们吵。他放下筷子，叹了一口气。

“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他说完，起身走了。

从那天起，他的饭量开始减少。慢慢就病了。

居仁堂的灯，还是每天亮着。但堂里的人少了。以前每天来请安的、来汇报的、来送礼的，一个一个在减少。袁克定还在。袁克文不在。袁克文早就搬出去了，住在他的书房里，读书，写字，唱戏，不问政事。

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到1916年3月22日取消，一共八十三天。

取消帝制的消息是晚上传出来的。居仁堂里，文武官员来了一批。袁世凯站在堂上，穿着一身普通的大总统礼服，不是龙袍。他看着下面的人，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这话是说给南方听的。他给蔡锷、梁启超、陆荣廷、唐继尧都发了电报，说帝制已经取消了，大家的目的达到了，不要再打了。

南方回了话。

陆荣廷、唐继尧在4月中旬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袁世凯退位后，免其一死，驱逐国外。

不是取消帝制就完了。他们要他下台。

袁世凯不走。他给冯国璋发电报，让冯国璋出面，联络那些没有独立的省份，发一份拥护他继续做大总统的通电。

冯国璋没有发。

冯国璋回了一份电报。电文里说的是：请袁世凯退位。

袁世凯看着那份电报，没有说话。冯国璋是他最亲近的人之一。冯国璋的妻子是袁世凯的家庭老师，还是袁世凯保的媒。现在第一个公开反对他的北洋人物，就是冯国璋。

段祺瑞也在打自己的算盘。4月中旬，袁世凯同意改行内阁制，任命段祺瑞为政事堂国务卿，兼任陆军总长。段祺瑞要袁世凯把政事堂改为国务院，袁世凯同意了，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扩大陆军的权力，袁世凯不给。

当年宋教仁和国民党要做的，就是限制总统权力，改行内阁制。袁世凯拒不接受，还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现在世易时移，他得跟自己人仔细算计分权给内阁的分寸。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致命的打击来自5月。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四川都督陈宦，宣布独立。湖南都督汤芗铭，宣布独立。

陈宦是袁世凯很信任的人。很会拍马屁，被派到四川前线督军。结果不但打了败仗，还通电要和袁世凯断绝个人关系。

汤芗铭也是袁世凯的人。当年他替袁世凯杀过革命党，手上沾着血。现在他也独立了。

袁世凯听到汤芗铭独立的消息，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说话。

居仁堂的灯，亮得越来越晚。

5月底，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了。他躺在床上，脸和手都肿了。医生说是膀胱结石，尿毒感染全身。其实从二十五六岁起，他就天天吃补品，人参、鹿茸一把一把地嚼着吃，还雇了两个奶妈每天挤奶给他喝。这些补品没有让他长寿，反而掏空了他的身体。

法国医生贝希叶来看了。建议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袁世凯不去。他这辈子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这次也不肯。

贝希叶只好在卧室里给他导尿。导出来的全是血尿。

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

6月6日凌晨，他醒过来了。徐世昌守在旁边。袁世凯看着他，低声说了一句话。

“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也有人说，他说的是：“是他害了我！”

凌晨6点，袁世凯死了。五十七岁。

袁家做官的男人，没有一个活过五十七岁。他到底没有破掉那个咒。

居仁堂的灯，灭了。

袁世凯死后，全家搬出了中南海。

各房姨太太带着自己的儿女，各奔东西。五姨太杨氏搬去了天津。二姨太吴氏带着袁克权、袁克坚、袁克度去了天津。三姨太金氏跟着袁克文。四姨太闵氏带着袁克端。六姨太叶氏带着袁克捷。八姨太郭氏带着袁克相、袁仪祯、袁怙祯。九姨太怀着遗腹子袁克友，那是袁世凯死后的孩子。

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一个家，散成了十几摊。

袁克定分到了最多。他是嫡长子，现金分十七股，他一股，十二万银元。但没过几年，他就花完了。后来靠表弟张伯驹接济，吃窝窝头，用西洋刀叉把窝窝头切成片。

袁克文分到了一份。他不在乎钱。他在上海、天津来回跑，写字、唱戏、交朋友。1931年病逝，四十二岁。

袁克桓分到了一份。他母亲杨氏替他把钱攥着，投资实业。后来他做了开滦矿务局中方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创办了江南水泥厂。1937年南京沦陷时，他在水泥厂挂起了丹麦国旗。

袁克玖分到了一份。他后来娶了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芳。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他在婚后一年多纳了妾，把黎绍芳送进了疯人院。

袁克坚分到了一份。他后来去了美国哈佛。徐世昌的女儿没有嫁给他。徐世昌悔婚了。

袁克相分到了一份。他后来在天津写篆书。“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袁克捷分到了一份。他后来随母亲迁居宁夏。1958年在田间饿死了。

袁克和分到了一份。他后来在河北曲周县中学教了一年书。1964年病逝天津。

袁克藩分到了一份。他早亡。

袁克友是遗腹子。他出生在袁世凯死后。他分到了一份。1953年病逝天津。

袁叔祯分到了八千银元嫁妆费。她后来嫁给了杨毓珣。杨毓珣做了伪山东省省长。日本战败后，杨毓珣被枪毙。袁叔祯守寡，写下《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怙祯分到了八千银元嫁妆费。她后来嫁给了曹锟的儿子曹士岳。被枪击，离婚，赴美，嫁外交官。2005年在美国去世，九十岁。最后一个谢世的子女。

八十三天。一场梦。

袁世凯死前，居仁堂的灯亮了一整夜。灯灭的时候，天快亮了。

北京的夏天来了。前门大街的铺子照样开门，卖豆汁的照样吆喝。老百姓不知道，也不关心，居仁堂里那场梦，怎样落在袁世凯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的头上。

他们只知道，换了个总统。日子还得过。

六子袁克桓在英国。那年他十八岁。伦敦的雨还在下。他收到了父亲去世的电报。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湿漉漉的街道。

他想起母亲的话。

“不要从政。”

他回了中国。

卷二：散落（1916—1937）

第一章 窝窝头

袁克定搬到天津那年，是1916年冬天。

父亲死了。中南海不能住了。各房姨太太带着自己的儿女，各奔东西。他是嫡长子，分得最多。现金十七股，他一股，十二万银元。加上袁世凯生前给他置办的房产、地皮，加上他多年经手公款里那些说不清去向的部分，他手里是宽裕的。

他在天津买了一幢洋楼。在德租界，两层，带花园。仆人有六七个，厨子、车夫、门房、丫鬟，各司其职。他出门有汽车，进门有使唤人。他腿瘸，走路一拐一拐，但排场不减。

他抽大烟。烟榻上铺着虎皮褥子，烟灯是景泰蓝的，烟枪是象牙嘴的。他玩古董，收字画，买金石。袁世凯留下的东西，他挑最好的往自己屋里搬。宋版的书，明代的画，清宫的瓷器，一件一件摆在他的书房里。

他交朋友。北洋旧人、前清遗老、天津租界里的寓公，来来往往。他请客吃饭，一桌席面几十块大洋。他说话还是那个腔调，不急不慢，带着河南口音。别人叫他“袁大公子”，他听着受用。

但钱花得快。

最先卖的是古董。宋版书卖了，明代画卖了，清宫瓷器卖了。买主是天津的收藏家、上海的富商、北平的古董铺子。一件一件往外搬，他没有心疼。

然后是地皮。袁世凯生前在北京、天津给他置的地，一块一块卖了。然后是房子。先是北京那几处卖了，后来天津那幢洋楼也卖了。

卖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个老仆人。

老仆人姓什么，后来没人记得。只知道他是袁世凯在朝鲜时就跟着的老人，伺候过袁世凯，又伺候袁克定。他跟着袁克定从居仁堂搬到德租界，从德租界搬到英租界，从英租界搬到一间小公寓。

小公寓在天津老城区，一间半房。外面是嘈杂的街，卖菜的、拉车的、走街串巷的，一天到晚不断。袁克定住在里间，老仆人住外间。厨房在走廊里，跟别人合用。

他的钱花完了。

张伯驹把他接走了。

张伯驹是袁克定的表弟。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也是袁世凯手下的要员，做过河南都督、盐业银行董事长。张伯驹本人后来成了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跟袁克定的关系比一般亲戚近。他跟袁克文也近。袁克文死的时候，是张伯驹和方地山一起整理他的词稿。

张伯驹收留了袁克定。

袁克定住在张伯驹家。张伯驹不许家人接受袁克定的日用之资，说：“他是我表哥，住在我这里，我管。”

袁克定没有钱。张伯驹给他吃，给他住，给他请医生。他吃什么，袁克定吃什么。张家的日子不差，但也不是大富大贵。张伯驹后来为了收藏《平复帖》《游春图》，把房子都卖了。

袁克定住在张家，没有什么事做。他身体不好，腿瘸，加上多年的烟瘾，整个人瘦得脱了形。他每天起来，吃早饭，然后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或者到大门楼子里纳凉。

最穷的时候，老仆人到街上捡白菜帮子。

那是抗战时期。天津沦陷，物资紧张，白菜是老百姓的当家菜。好的白菜心被人买走了，外面几层帮子，有的烂了，有的干了，被扔在街边。老仆人捡回来，洗干净，剁碎了，掺上棒子面，蒸窝窝头。

窝窝头端上桌的时候，袁克定坐在桌边。

他穿着一件旧长衫，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领子扣得整整齐齐，袖口没有磨破。他面前摆着一副刀叉。西洋的。银的，或许曾经是银的，现在褪了色，露出了底下的黄铜。

他把窝窝头放在盘子里，用刀切成片，用叉子叉起来，送进嘴里。

咸菜放在旁边的小碟里。白菜帮子腌的，咸，脆。

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

张伯驹有时候在旁边看着。他不说话。袁克定也不说话。

吃完饭，袁克定会到院子里走一走。他腿瘸，走不快，一步一步地挪。夏天，他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大门楼子里纳凉，“像一尊过时的雕像”。

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也不跟人说话。

偶尔有人来张家做客，看见袁克定，会多看两眼。他们知道这是袁世凯的大儿子，曾经差一点当了太子的人。但他们不会说什么。袁克定也不看他们。

他坐在那里，看着远处。远处是天津的街，人来人往，跟他没有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

有人来找袁克定。

土肥原贤二，日本特务机关的头子，在华北四处拉人。他想拉袁克定进伪政权。袁克定的身份摆在那里，袁世凯的长子，北洋旧人的号召力还在。如果袁克定出来，对日本人有用。

土肥原派人来请，袁克定不见。

来人留了话，说请袁先生考虑考虑。袁克定说：我身体不好，不问世事。

后来日本人又来了几次。袁克定干脆登报声明：有病，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他说的“有病”，是真的有病。他身体一直不好。但他说的“有病”，也是借口。他不想跟日本人沾边。

日本人还打过袁家老宅的主意。彰德养寿园，袁世凯被罢免后隐居的地方，在河南安阳。日本人想买。袁克定说：这是祖宗发祥之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

他穷，但他没有弯腰。

张伯驹后来回忆，袁克定跟他说过一句话：“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

这话张伯驹记了很久。

袁克定这辈子做过很多糊涂事。他印假报纸骗父亲，他推动帝制，他梦想当太子。但到了最后，他没有当汉奸。

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中去世。八十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人。他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是跪在居仁堂最前面的那个冬天。那之后，他活了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里，他做过太子梦，做过皇帝梦，做过有钱人，做过穷人。

最后他做成了一个吃窝窝头的老人。

他把窝窝头切成片，佐咸菜。这是他最后的体面。

他死后，张伯驹写了一副挽联：

“病榻低吟，一卷残书消永夜；

荒斋老死，半生遗恨在迷途。”

迷途。他这辈子，走的是一条迷途。

从居仁堂到窝窝头，从太子梦到咸菜碟。他走了一辈子，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副刀叉，一个窝窝头。

第二章 寒云

袁克文不住在天津。

他住在上海。

袁世凯死后，袁克文分到了一份家产。不多，也不少。但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自由。

他在上海加入了青帮。

青帮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帮会之一，势力遍布码头、戏院、烟馆、赌场。袁克文辈分很高。他拜的是青帮“大”字辈的师傅，他自己成了“通”字辈。在上海的青帮里，这个辈分不小。

但他加入青帮，不是为了争地盘。他是为了好玩。

他喜欢交朋友。三教九流，他都交。文人、商人、戏子、妓女、帮会中人，在他那里都是一样的。他请客吃饭，从不看对方的身份。谁来了，他都高兴。

他喜欢唱戏。昆曲、京剧，他都能唱。他唱旦角，扮相好，嗓子好。他登台唱过，台下的人叫好。他不是票友的水平，他是真能唱的。

他喜欢写字。他的字好，求字的人多。他卖字，也送字。有时候穷了，就写一批字，卖了换钱。钱到手了，又请客吃饭，又花光了。

他抽大烟。抽得很凶。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31年，他病了。

病在上海。具体什么病，说法不一。有说是猩红热，有说是别的。他病了没多久，就死了。

四十二岁。

死的时候，他身边没有多少钱。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天津，他一个人在上海。他的朋友方地山、张伯驹后来帮他料理后事。

送葬那天，人很多。

有青帮的弟子，有他认识的朋友，有他请过客的人，有他帮过的人。还有妓女。

上海的妓女来了很多。她们穿一身白衣，在送葬的队伍里，很显眼。没有人赶她们走。袁克文生前对她们好，她们来送他。

队伍很长。从上海的殡仪馆出发，沿着街道走。路边有人看，有人议论。

有人说：“袁世凯的儿子死了。”

有人说：“就是那个民国四公子。”

有人说：“他写得一手好字。”

送葬的人里，有一个人叫于佩文。她是袁克文的女人，没有正式的名分。她站在队伍里，没有哭。

袁克文生前写过一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他劝父亲不要做皇帝。父亲没听。他自己呢？他也没有站在高处。他站在上海的街头，站在青帮的堂口里，站在戏台的灯光下。

他这辈子，没有做过官，没有掌过权，没有争过什么。他只是活着，写字，唱戏，交朋友，抽大烟。

四十二岁。不长，也不短。

他死后，方地山写了一副挽联：

“性格不羁，才气纵横，一代风流成绝响；

文章憎命，江湖落拓，千秋遗恨在寒云。”

寒云是他的号。

袁克文的儿子叫袁家骝。袁家骝后来去了美国，成了物理学家。他的妻子叫吴健雄，被称为“东方居里夫人”。

袁家骝从小立志不当官。他说，他对爷爷袁世凯的印象几乎没有，只记得爷爷抱过他，喂他喝过鸡汤。

袁克文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钱。但他给儿子留下了一条路：不走父亲的路。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全国送来挽联无数。其中一副，落款是袁克文。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孙中山是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这副挽联，本身就构成一个历史事实。他写的是：

“埏遂近明帝故陵，自有江南供俎豆；

史迁作霸王本纪，不教成败论英雄。”

上联说，孙中山的陵墓与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相距不远（中山陵与明孝陵确实仅隔约1.6公里），江南百姓自会祭祀他。下联借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的典故，说不拿成败论英雄。

袁克文为什么送这副挽联？有记载说，他对孙中山“充满了崇敬”。也有记载说，他曾保护过一个叫唐继星的革命党人，有人问他为什么救反对父亲的人，他回答：“政治是公事，友谊是私情。”

政治是公事。友谊是私情。这句话放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放在袁克文身上，恰好是那个时代最复杂的一笔。

袁克文送这副挽联的时候，孙中山已经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九年。父亲和孙中山争了一辈子，谁也没有赢。父亲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孙中山在南京只做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两个人都没有站住。

但袁克文站住了。他站在父亲和孙中山之间，说了一句话：不教成败论英雄。

这句话，他写给了孙中山。也写给了他自己。

第三章 鼻烟壶

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想把三女袁叔祯嫁给溥仪。

那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了，住在紫禁城里，保留着皇帝的尊号。袁世凯觉得，把女儿嫁给溥仪，是一门好亲事。虽然是退了位的皇帝，但毕竟是皇帝。袁家跟皇室联姻，面子上好看。

他跟袁叔祯说了。

袁叔祯那年十几岁。她听完，没有犹豫，一口回绝。

她说：“我又不是父亲的鼻烟壶，想送谁就送谁。”

袁世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说：“这丫头有个性，理智高，斗志强。若是个男儿，一定有大出息。”

这话袁叔祯记了一辈子。她也一辈子没有嫁给溥仪。

后来她嫁给了杨毓珣。

杨毓珣是安徽泗州人，杨士琦的儿子。杨士琦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做过政事堂左丞。杨毓珣本人是军事将领，后来在汪精卫政权里做了山东省省长。

袁叔祯嫁过去的时候，不知道丈夫将来会做汉奸。

杨毓珣做伪山东省长的时候，袁叔祯跟着他去了济南。她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她后来在回忆录里没有多写。她只是写了父亲，写了袁家，写了她小时候的事。

日本战败后，杨毓珣被枪毙。

袁叔祯守了寡。

她没有再嫁。她住在天津，靠着分家时拿到的八千银元嫁妆费，加上后来变卖一些东西，过日子。她的生活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像大哥那样吃窝窝头。

她开始写东西。

她写的是《我的父亲袁世凯》。

她写得很细。写袁世凯的起居，写袁家的规矩，写姨太太们的事，写她小时候在中南海的见闻。她写父亲假报纸的事，写父亲称帝前后的样子，写父亲死时的居仁堂。

她写这些的时候，不评判。她只是写。写她看见的，写她记得的。

她活了很久。她比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活得久。

她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在那个下午，拿着包蚕豆的报纸，走到父亲面前，说：“爹，您看看这个。”

那张报纸，戳穿了袁克定的假报纸。虽然没能阻止父亲称帝，但她做了她能做的。

袁世凯说她是“男儿一定有大出息”。她不是男儿。但她做了很多男儿做不到的事。

第四章 水泥

袁克桓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十八岁。

父亲死了。母亲杨氏带着他们搬到了天津。母亲说了那句话：“你们爹这辈子栽在政治上，你们以后谁也不许碰政治。”

袁克桓记住了。

他没有去做官。他去做了实业。

他先是在开滦矿务局做事。开滦是中英合办的企业，英方有一个董事长，中方有一个董事长。袁克桓后来做到了中方董事长。

然后他去了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水泥企业之一，创办于1889年，厂在唐山。袁克桓从参与管理开始，后来做了总经理。

他又创办了江南水泥厂。

江南水泥厂在南京。1937年建成，设备是从丹麦买来的，款还没有付清。所以工厂的产权，名义上有一部分属于丹麦外商。

这个细节，后来救了很多人的命。

袁克桓还办了华新水泥厂、琉璃水泥厂。他成了民国最成功的民族实业家之一。

他的办公地点，在天津。开滦矿务局的办公楼，后来成了中共天津市委的办公大楼。

他母亲杨氏在1937年去世。那一年，南京沦陷。

杨氏没有看到儿子在江南水泥厂做的事。

第五章 两面国旗

1937年12月，南京。

袁克桓站在江南水泥厂的办公楼二楼，看着窗外。

栖霞山的方向传来闷响，闷响连着闷响，分不清是炮还是雷。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承认淞沪会战溃败。战火从上海烧过来，烧到南京外围，烧到栖霞山脚下。

江南水泥厂是两年前动工的。2400亩厂区，栖霞山东麓，南临铁路，北依长江。设备从丹麦史密斯公司买来，电气从德国禅臣洋行采购，中国最现代化的水泥厂之一。11月4日，所有土建和设备安装完毕，试车成功。就等着投产了。

然后日军来了。

启新董事会发来电报：“近以时局紧张，拟暂不开工。同人迁往石埭或汉口，留乙、丙级职员在厂看守。”

袁克桓没有走。

他是江南水泥厂的常务董事，也是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母亲杨氏的话他记了二十年：“不要从政。”他这辈子只做实业。现在日本人来了，他的厂子怎么办。

厂里还欠丹麦史密斯公司两成设备款。产权，法律上仍有一部分属于丹麦外商。德国禅臣洋行的电气款已经结清，但德国和日本是轴心国同盟。丹麦是中立国。

袁克桓做了决定。

他聘请两个外国人：丹麦人辛德贝格，二十六岁，史密斯公司派来的；德国人卡尔·京特，三十四岁，在中国唐山出生、长大，会说唐山方言，受聘于启新，假借禅臣洋行代表的名义。

他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

“如果你们帮我们保护这座尚未投产的工厂，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得到巨额回报。”

辛德贝格答应了。他在上海签了“生死状”：

“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假使我死亡，这钱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

12月2日，辛德贝格和京特从上海出发。沪宁交通断绝，他们绕道江北，经南通、如皋、泰州、扬州，渡江到镇江，再驱车到栖霞。走了三天。

12月5日，他们到了厂里。

袁克桓让人连夜缝制国旗。丹麦国旗，红底白十字。德国国旗，黑红金三色。京特让人在工厂北门的木桥附近，用石灰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卐”字，纳粹德国的标志。王裁缝连夜赶制了德国和丹麦的国旗，在工厂附近的交通道口插上“工厂保护区”的牌子，牌子上画着两国国旗。

辛德贝格在厂里升起了丹麦国旗。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中国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此外，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

厂门口挂上了“德丹合营江南水泥厂”的牌子。德国和日本是盟国。丹麦是中立国。日本人看到两国国旗，通常就走了。

12月9日，战事迫近栖霞。日军飞机扔下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那天栖霞陷落。

难民开始涌入。

从汤山、花园、龙潭、北圩、樟桥、华墅和句容鲍亭来的，从上海、苏州方向来的，沿着京沪线涌来的。一家老小，卷着铺盖，牵着耕牛毛驴。有人头缠绷带，有人手裹纱布。有溃散的中国军人，有紫金山和下关大屠杀的幸存者。

先是工棚。然后是工人宿舍。再后来，多数人自己动手搭棚子。芦席棚，草坡子，“滚地龙”——那种低矮的人字形草棚。铁路上，山上，都住着人。后到的难民妇女只得抱着孩子坐在铺盖卷上。

袁克桓在办公楼二层，手里捏着半截没有点燃的烟，看着下面的人群。他没有下楼。这个时候露面未必有用，反而可能让场面更乱。

他把精力放在安置上。厨房每天烧粥，铁锅从早到晚冒着热气。仓库不够，就腾办公室。地面太冷，就铺稻草。账房先生几次拿着账本来找他，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粮食、药品、日用品都在飞快消耗。

袁克桓只说：“买。不够就去兑。”

留守组的徐莘农和沈济华，在战事紧张时把厂里准备投产的资金装进布袋，缠在腰上，躲到长江北岸的荒山野岭。得知京特和辛德贝格到了，他们冒险徒步回厂，把这笔钱交给京特。这笔钱，成了难民营的救命钱。

有天夜里下着小雨，袁克桓打着手电巡厂。在锅炉房后面，几个难民蹲在屋檐下分一个窝头。老人认出他后，赶紧起身鞠躬。他连忙摆手，把手电关掉，只说：“地上潮，去仓库角上挤挤，那儿干些。”

身后的难民小声说起“袁六爷”。他没有回头。

难民营的人越来越多。

从12月10日开始，江南水泥厂形成了开放式的、自发的、流动性的难民营。收容人数，有记载说一万多，有记载说近两万，有记载说数万。陈范有之子陈克俭推算，高峰期最多一天两万多人。辛德贝格和京特在厂南门和北门外面盖了芦席棚子，在入口处挂上一米见方的木板，涂着白漆，画着德国和丹麦国旗。

栖霞寺也成了难民营。主持寂然法师仿效江南水泥厂的做法，挂出难民所的横幅。栖霞寺人满为患，连千佛洞的佛龛内外都躺着难民。

京特和辛德贝格在厂里建了简易医院。辛德贝格到鼓楼医院请了两名护士，带上药品、绷带，回到厂里。后来还请了附近的中医到厂里为难民看病。

日本人来了。

他们几次来厂门口查看，甚至带枪围堵，想进厂搜捕难民。京特和辛德贝格出来，挥舞旗帜。日军看到德国国旗，看到“德丹合营”的牌子，通常就走了。有时日本人一天来几次，京特和辛德贝格一直跟他们周旋。

颜景和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京特和辛德贝格面对这群每日都来“参观”的日本士兵，“殷殷招待，相与周旋”。

后来一些日本兵见了辛德贝格，敬个礼就往回走了。

1937年一个冬夜，日军纵火焚烧摄山镇，架起机枪，不准百姓抢救。京特闻讯，带领工厂留守人员和译员，扛着德国旗帜前往。他告诉日军，这是工厂的附属地区，负责工厂食品供应，你们不能侵扰。日军无奈，悻悻离去。全镇房屋免遭一炬。

辛德贝格曾为挽救一个被日军炸伤的儿童，开摩托车送其进城医治。在中山门被日军阻拦。他绕道太平门，冒险通过岗哨，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

栖霞寺难民营的寂然法师，写了两次万言书，控诉日军暴行。由辛德贝格转送给南京安全区主席拉贝。

1938年1月25日，栖霞山难民代表二十人签署了一份题为《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报告。京特把它译成德文，辛德贝格送到南京城内，交给拉贝。

拉贝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上述由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辛德贝格先生递交的报告，证明不仅南京饱受日本兵痞之苦，而且，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有关日本士兵烧杀奸淫的消息。我们不禁这样想，这些身穿军服的士兵全都是日本的刑事犯罪分子。”

辛德贝格还用相机拍下了日军屠杀后的惨状。江南水泥厂的员工和难民回忆，他“胆子大，开车在外面跑，看到什么就拍”。

1938年2月3日，辛德贝格向拉贝和秘书斯迈思递交了他亲自记录的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为证据。

1938年3月，在日军压力下，辛德贝格被母公司解除职务，送回欧洲。

临走前，难民代表绣了一面条幅送给他。白色丝绸，四个大字：

“见义勇为”。

辛德贝格走了。京特留下。他继续维持难民营，直到1938年6月，南京交通恢复常态，难民安全回籍。

颜景和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记载：“自十一日起至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

难民营的幸存者王利民，八十六岁时回忆：“当时，江南水泥厂就是大家的救命所，我现在还记得邻村的一个村民因为差几步没有逃进厂子里，被残忍杀害。”

苏国宝，八十五岁：“国际友人到难民家登记，我们家领到2块洋钱和36斤大米，当时1块洋钱可以买100多斤大米，这解决了燃眉之急，对先生怎能不感激。”

他们说，当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他“先生”。

江南水泥厂，没有给日本人生产过一吨水泥。

日军盯上了这家工厂。他们想让它为日军生产。袁克桓拒绝。日军“军管”工厂，他把关键零件拆下来藏进山里和地窖。1944年9月，日军进驻江南水泥厂，将生产水泥的设备洗劫一空。但工厂最终还是被保住了。

袁克桓的长子袁家宸，被日军抓进宪兵队，严刑拷打。袁克桓没有低头。

后来袁克桓的儿子回忆父亲：“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来保护住我的厂，这么艰难危险的条件下我都没有走。”

袁克桓没有走。

他站在江南水泥厂的办公楼里，看着窗外。窗外是栖霞山，是长江，是成百上千的难民。他的厂，他的水泥，他母亲说的“不要从政”。

他没有从政。他做了比从政更难的事。

辛德贝格回到欧洲后，去了美国，成为一名海员。二战期间，他驾驶美国商船执行了很多次航行任务，每次都化险为夷。1983年，他在美国病逝，终身未婚。

京特一直维持着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直到战争结束。1950年，他和家人回到德国。1987年，他在德国去世。

袁克桓留在了中国。1956年，他病逝于天津。

难民代表送给辛德贝格的那面条幅，“见义勇为”，辗转南京、上海、丹麦、美国等地。2006年，由辛德贝格的后人带回南京，成为历史的见证。

江南水泥厂难民营，1937年12月到1938年6月。一百多天。收容了数万难民。没有一例死亡。

两面国旗，一面丹麦的，一面德国的。在南京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栖霞山下，在长江边上，在一个中国实业家的厂房里，它们升起来了。

父亲做了一场皇帝梦，八十三天就碎了。儿子没有做梦。他挂起了两面国旗，保住了他的厂，救了一群人。

这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卷三：抗战（1938—1945）

第一章 宪兵队

1938年到1942年，袁克桓在天津和南京之间来回跑。

难民营解散了。京特还在厂里守着。辛德贝格回了欧洲。江南水泥厂的设备还在，但生产没有恢复。日本人盯着这家厂，想让它为日军生产水泥。袁克桓不松口。他找各种理由拖着：设备没调试好、原料不够、资金不足、工人没到位。

日本人催了几次，他敷衍了几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天津的英租界、法租界都挂了白旗。开滦矿务局是英中合办，日本人开始施压，要求“合作”。袁克桓作为中方董事长，被叫去谈话。谈了几次，没有结果。

他回到天津家里，继续看账本，签字，开会。

1943年，江南水泥厂那边传来消息：日军要“借用”设备，拆迁到山东张店。袁克桓召集股东谈话会，开始了将近一年的周旋。

同一年，他的长子袁家宸被日本宪兵队抓了。

1943年，天津。

袁克桓正在核对粮食账单。

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已经解散五年了。1938年6月，南京交通恢复常态，难民安全回籍。辛德贝格回了欧洲，京特留在中国，继续维持工厂的日常。袁克桓回到天津，继续做他的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开滦矿务局中方董事长。

日子不好过。日本人来了以后，华北的实业一家一家被“军管”，被“合作”，被吞并。启新洋灰公司还在他手里，但日本人一直在施压。江南水泥厂那边，日军几次要求“合作生产”，董事会一致反对，日本人暂时没动硬的。

他每天看账本，签字，开会。日子过得很紧，但他没有弯腰。

那天下午，有人送来一封信。

信是南京那边转来的。袁克桓拆开，看完，把信折好，压在账本下面。

信上说：袁家宸被日本宪兵队抓了。

袁家宸是他的长子，那年二十四岁。1944年，袁家宸即将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他参加过抗日活动，协助地下党组织护送过爱国人士柳亚子父女。日本人盯上了他。

袁克桓继续拨算盘。

他拨错了一个数字。停了一会儿，把算盘全部归位，重新算了一遍。

那天晚上，日军传话过来：只要袁克桓同意与日军合作，让江南水泥厂为日军生产水泥，第二天就放人。

袁克桓正在吃晚饭。面前只有一碗白粥和一碟酱菜。他把酱菜拌进粥里，慢慢吃完，才说了一句话。

“厂是丹麦人的，我做不了主。”

传话的人走了。

消息在厂里传开了。留守组的老人后来回忆，那几天袁克桓照常上班，照常看账本，照常签字。没有人看见他慌过。

但他不是不慌。

袁家宸在宪兵队里，遭到了严刑拷打。鞭抽棍打，灌凉水，压杠子，上老虎凳。日军想从他嘴里撬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也想通过他逼袁克桓低头。

袁克桓没有低头。

后来他给天津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袁家宸，只有一句话：“吾儿受难，父心同煎。然国事为大，家事为小。倘有不测，汝弟妹皆以汝为荣。”

这封信没有寄出去。它留在了袁家的档案里。

袁家宸在宪兵队关了多久，后来的人记不清了。有说几个月，有说更久。他最终被放了出来，没有被折磨死。有人说是袁克桓通过关系疏通，有人说是日军查不到证据。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在袁家宸被关押期间，袁克桓没有跟日本人做过任何交易。

他没有用儿子的命，换自己的安全。

也没有用厂子的命，换儿子的命。

江南水泥厂始终没有给日本人生产过一吨水泥。

袁家宸后来回忆父亲那段日子，没有多说。他说他从小崇拜岳飞、文天祥，“恨透了像秦桧之流一样的奸臣、卖国贼”。他说家庭出身会给人带来影响，但不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

他说，父亲教给他的，就是这句话。

1944年，袁家宸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他没有留在天津，也没有去父亲的厂里。他去了美国，在纽约大学读经济管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袁家宸拒绝了亲友的挽留，回到中国。

他的母亲陈徵在美国，屡屡召他赴美。他的妹妹们在美国为他置办好了房产、家具。天津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学院、天津科技大学都来请他，高薪聘他任教。

他一一谢绝了。

他去了天津市实验中学，教英语。

一所中学。一个英语老师。从1949年，一直到退休。

他说，要建设强大的中国，必须发展科技。科技要进步，教育是基础。中小学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了三十多年书。

他的父亲袁克桓，1956年病逝于天津。他没有看到儿子后来教书的模样。

他只知道，那个在宪兵队里挨过打的儿子，后来成了一个中学老师。

一个教英语的中学老师。

袁家宸没有做过官，没有办过厂，没有像父亲那样在两面国旗下庇护过数万人。他只是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英文单词。

但袁克桓如果活到那一天，大概会点头。

他母亲杨氏说过：不要从政。

他的儿子没有从政。他教了一辈子书。

袁家宸退休后，住在天津。他把家里收藏的袁世凯外交文物捐给了天津市文化局，把北京香山的200棵马尾松捐给了人民大会堂的绿化。1953年，他和家族一起，把天津的九亩私宅捐出来，建了天津市第十二中学。

他这辈子捐了很多东西。

但他最珍贵的，大概是在宪兵队里没有弯下去的那根脊梁。

他父亲教他的。

第二章 拆机器

1943年9月，天津。

袁克桓走进会议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江南水泥公司的股东谈话会，这是他召集的。北平日本大使馆的那份函件，摆在每个人面前。

函件是9月14日到的。上海使馆全权公使田尻爱义代表日方，致函颜惠庆董事长，在原来的六条要求上增加了一条：“移搬及设立工作全部以军事需要看待”，并说9月之内着手拆迁。

拆迁什么？江南水泥厂的旋窑、磨机、电气设备。全部。运到山东张店。日本人在那里建了一个制铝厂，需要水泥厂的设备来生产飞机原料。

“借用”，函件上写的是这两个字。

袁克桓把函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常年在实业圈里跟日本人打交道，知道“借用”是什么意思。日本人说“借用”，就是拿走。说“协商”，就是命令。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

“日方‘驻北平使馆’本赞助大东亚战争之宗旨，以情感协商，要求协力，并无强制之意。”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这是他当天谈话会上的原话。后来有人把它记了下来。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

“本人实感无此才力，至万不得已，只好辞职，另请贤能。”

辞职。他把这两个字放在桌面上。

股东们看着他。袁克桓是袁世凯的儿子。他母亲杨氏的话，他记了二十七年：“不要从政。”他不从政。但他手里有厂，有矿，有几十年的实业根基。日本人要动他的厂，他拿出来的不是枪，不是兵，是两个字。

辞职。

第二天，天津股东临时谈话会继续开。386位股东到场，代表股权347298股。投票。

赞成拆迁的：65000票。占18.71%。

反对的：绝大多数。

袁克桓看着投票结果，没有说话。十八个点的赞成票，说明有人怕了。日本人还没拆机器，有人已经想低头了。他把投票结果收好。

然后，江南水泥公司做了一件事。

9月15日，全体董监事联名致函汪伪政府。信里说，伪实业部一直在催江南公司开工制造水泥，现在日本人又要来拆机器，请汪伪政府出面，拒绝日本“借用”江南厂机器。

汪伪政府没有回复。

9月23日，颜惠庆出面，跟日本使馆的翻译官中田会谈。颜惠庆是老外交家，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他话说得很客气：此事属于更动厂产，恐难得股东同意，董事无权应允。主张“尊重日本，尊重中国，尊重江南，持平立论，以谋两全之策”。

中田听完，没有表态。

9月25日，日方换了一个渠道。日本使馆全权公使堀内干城，直接给汪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写了316号函。函件的内容很简单：日方要拆迁江南厂机器至华北制铝。立场已定。

10月12日，江南公司请出三位元老：颜惠庆、龚心湛、曹汝霖，给日本外务省重光外相写信。

信写得很长。信里说：“近因秩序稍定，正竭力筹备开机之时，而驻北京贵国大使馆有人动议，拟将该厂全部机器卸运至华北为炼铝之用，此种办法使该厂受重大打击。该厂股东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群情盼望开工已久，骤闻此讯，咸深惶惑。”又说，机器拆运华北“又须改造，时间、经济两不相宜”。华中方面所需水泥甚多，“际此军事、建设并重之时，所关非浅”。

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在贵国实行对华新政策之时，此举似宜加考虑。”敬求鼎力斡旋，取消原议。

这封信寄出去了。

没有回音。

10月22日，汪伪实业部发出通知。业工字第0002号。通知上说：“查此案最高国防会议意见，以事关协助大东亚战争，应予协助。”“对于栖霞山工场机件，日方既急须拆迁，时间迫切，应速洽商办理。”

“最高国防会议”。日本人把这件事拿到了最高层级。

通知下达的同时，日方派兵到了江南厂。带着员工，带着清单，准备动手拆卸。厂里的主管人员挡在设备前面，说：未奉总公司命令，不能动手。

日方没有硬来。他们暂时退了。

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1943年12月13日，汪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下达“业工字第301号训令”。训令的内容很直接：饬江南水泥厂速将指定制铝所必须之机器设备等交出。

12月17日，又下“工字第25号通知”，附来了应拆卸的机器设备清单。两份清单。上面列着：旋窑两部、磨四台，以及其他重要设备。

1943年12月26日，日军进驻江南水泥厂。

日本“轻金属公司”组织的大批技工进了厂区。他们拿着清单，一台一台地拆。旋窑、磨机、电气设备。袁克桓不在南京。他在天津。但他知道那边在发生什么。

厂里的工人看着那些机器被卸下来，一件一件装上卡车。那些机器，是1937年从丹麦史密斯公司买来的。设备款还有两成没有付清。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水泥生产线。试车成功的那一天，厂里的人放了鞭炮。现在，日本人用焊枪和扳手，把它们变成了一堆零件。

拆卸持续了将近四个月。

1944年4月中旬，六大主要设备拆迁殆尽。旋窑没了。磨机没了。电气设备没了。工厂成了一具空壳。

然后，日方又来了。

他们说，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附属机件要拆。江南厂厂方回复：你们需要的附属机件，上海的机器厂都可以代制，不需要从江南水泥厂拆迁。

日方拒绝了。

1944年7月3日，汪伪实业部下达“工字第921号训令”，继续拆迁附属机件。至8月17日，第二、三批机件全部拆走。

至此，日方分三批，把二台窑、五台磨及其附件和电气设备全部拆除，运往山东张店。工厂被洗劫一空。

1944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敌“没收”沦陷区工厂》。文章报道了江南水泥厂的遭遇：“栖霞山（南京东）之江南水泥公司原为中国一大水泥厂……敌因要求该厂与敌合作经营，遭该厂拒绝……敌近以前线缺乏水泥，企图没收……乃用‘借用’名义向该厂接洽并声称如不应允，即由‘国家’没收，以供军用。”

“借用”。日本人的“借用”。

从1943年9月到1944年8月，将近一年。袁克桓和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用了所有能用的办法：请汪伪政府出面、请日本外务省斡旋、请股东投票、请元老写信。他们拖延，他们周旋，他们拒绝签字，他们不交出清单。

机器最终还是被拆了。

但有一件事，日本人没有做到。

从1937年到1945年，江南水泥厂没有给日本人生产过一吨水泥。

这是袁克桓的底线。机器你可以拆走，厂你可以毁掉，但你不能用它来打中国人。一吨都不行。

日本人拆走了设备。袁克桓开始跟日本人谈赔偿。

他要求日方按照江南公司原送的估价单所列数额赔偿。日方答应了。但他不满足。他说，要用储备券支付，但其中四分之三或者二分之一，必须用黄金支付。

日方不同意。

袁克桓跟他们磨。他跟他们讲道理，讲法律，讲程序。日方最终让步：总赔款额中的三分之一，以黄金支付。

袁克桓还不放心。他要求日本大使馆为这批黄金的保管出具证明。白纸黑字，盖上官印。

他要把每一条路都堵死。

日本人拆了他的厂，他拿回了三分之一黄金。不多。但他在那间谈判室里，没有弯过腰。他用的是合同、清单、估价单、法律条文。他用的是一个实业家能用的全部武器。

1945年5月8日，日本投降前三个月。日本大使馆的川上课长给袁克桓发了一封信。信上说，邀请袁克桓前往谈话。

袁克桓知道这不是邀请。

日本人要在启新设置一个“推进机关”。名义上是“工厂本身防卫增进生产”，实际上是要进驻并控制启新。

他去了。谈了什么，没有详细记录。但他在5月30日的董事会上，留下了一段文字：

“本公司唐山工厂组织萧规曹随，历有年所，未便轻事更张，更不愿筑室道谋，惟环境所限，能否完全拒绝，而不至演成以顾问为工厂最高统辖者制度，则不可知。……事关重要，应如何应付之处，理合理请董事监察诸公核议办理。”

这是他在启新董事会上留下的最后一批文字之一。三个月后，日本投降。

江南水泥厂的机器，在山东张店，被拆得七零八落。日本投降后，厂方去接收那些设备，发现“早已残缺不全，无法继续投入生产”。

那些从丹麦买来的、中国最先进的旋窑和磨机，成了一堆废铁。

江南水泥厂不得不重新筹钱，重新委托丹麦史密斯公司，从欧洲再订一套设备。

袁克桓没有等到工厂重新投产的那一天。1956年，他病逝于天津。

但江南水泥厂的厂志里，记着一句话：日占期间，工厂没有生产过一吨水泥。

一吨都没有。

第三章 袁家祉

1931年，天津。

袁克文出殡那天，袁家祉十六岁。

她站在送葬的队伍里，穿一身白布孝服。队伍很长。前面是青帮的弟子，黑压压一片；中间是袁克文的灵柩；后面跟着的，是一群穿白衣的女人。妓女。她们自发来的，没有人叫她们，她们自己来了。袁克文生前对她们好，她们来送他。

袁家祉看着那些女人，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父亲死了。钱花光了。出殡的钱，是父亲青帮的徒弟们凑的。

袁克文的钱，一辈子没有攒下来过。他在上海卖字，钱到手就请客；在天津唱戏，票钱全散了朋友。他抽大烟，抽得很凶，一盒烟膏多少钱，他从来不问。他分到的那份家产，袁世凯死后给他的那份，早就没了。他没留下房子，没留下地，没留下存款。

他只留下了一群儿女，和一个名声。

袁家祉的母亲，叫小桃红。

小桃红是八大胡同的头牌。袁克文在京城的时候，常去八大胡同，认识了小桃红。她年轻，漂亮，会唱曲。袁克文把她纳进门，在袁府住了三年，生下了袁家祉。

然后她走了。

她受不了袁府的规矩。袁克文的正室刘梅真管着家，袁克文的姨太太们一个比一个有心计，袁府的佣人丫头们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小桃红是个唱曲的出身，在袁府里，她什么都不算。她住不下去了。

袁家祉不到一岁的时候，小桃红走了。她改名叫秀英，又名莺莺，去了天津，重张艳帜。

她走的时候，没有带走袁家祉。

袁家祉从小跟着父亲。袁克文对她不算差，但他这个人，对谁都不算差，对谁也不算特别好。他忙着写字、唱戏、交朋友、抽大烟。女儿的事，他顾不上。

袁家祉长大的过程，袁静雪在回忆录里没有多写。她不是袁克文的正室所出，不是袁府里最受宠的女儿。她像一个影子，在袁家的大宅子里，安安静静地长大。

十六岁，父亲死了。她彻底没了依靠。

后来她嫁了人。

嫁的是段昭延，段芝贵的儿子。

段芝贵是北洋系的老人，做过陆军总长、京畿卫戍总司令。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段芝贵是袁家的亲信之一。这门婚事，算是门当户对。军阀的儿子娶袁世凯的孙女，在那个年代，是正常的。

刚结婚那几年，日子还过得去。袁家虽然败了，段家还有底子。袁家祉出入有佣人，有司机。她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以为日子会这么过下去。

但世道变得太快。

连年的战争，加上后来的一切变动，两家的底子一点一点空了。段昭延的身体不好，病病殃殃的，扛不起养家的担子。袁家祉一个女人，拖着四个孩子，日子越来越紧。

到了五十年代，家里已经没什么可卖的了。

1961年，段昭延病逝。

袁家祉四十六岁。寡妇。四个孩子。

她开始找工作。

一个从袁府出来的女人，四十多岁，没有正式工作经历，没有文凭，没有技能。她能做什么？

她去了街道的劳动调配站。每天早上，她去排队，等着分配临时工的活儿。什么活儿都行。

拉板车。挖树坑。扛大包。掏大粪。糊火柴盒。

她都干过。

拉板车的时候，她跟男人们一起拉。板车上装着砖、装着煤、装着粮食。她弯着腰，绳子勒在肩膀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夏天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滴。她没有喊过累。

扛大包的时候，一包粮食一百多斤。她扛不动，就拖着走。别人扛两趟，她扛一趟。工头骂她，她低着头听着，不还嘴。

掏大粪的时候，她挑着粪桶，挨家挨户收。粪桶很重，扁担压在肩上，走几步就要换肩。路上的人捂鼻子，她不管。她只想着，这趟干完了，能拿多少钱。

糊火柴盒的时候，她坐在家里，把纸片一张一张糊起来。糊一百个，挣几分钱。她的手指头磨出了茧子，眼睛花了，晚上点着灯还在糊。

她的那间房子，在天津老城区。一间半，低矮，潮湿。外面是嘈杂的街，卖菜的、拉车的、走街串巷的，一天到晚不断。下雨的时候，屋顶漏水，她拿盆接着。冬天的时候，窗户漏风，她拿报纸糊上。

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住在这里。

最苦的还不是这些。

她是袁世凯的孙女。

这个身份，在那些年里，是一个烙印。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来抄家。一次又一次。他们翻她的东西，砸她的家具，问她袁世凯的财产藏在哪里。她说没有。他们说她不老实。她低着头，不说话。

她的房子，破烂不堪，但红卫兵们还是来。他们说是“袁世凯的后代”，要“清算”。周围的人也对她指指点点，有人骂她，有人往她门口扔东西。她不敢出门，出门就低着头，快步走。

她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全身发抖。有人大声对她说话，她也发抖。不是冷，是怕。那种怕，刻进骨头里了。

她的女儿后来回忆，母亲那些年，几乎没有笑过。她每天起来，去劳动调配站排队，干活，回来，做饭，糊火柴盒，睡觉。第二天，再来一遍。她的生活里，没有别的东西。

她不是袁家祉了。她是“袁世凯的孙女”，一个标签，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1945年，抗战胜利。

袁家祉以为日子会好起来。没有。内战打了四年。解放了。她嫁给段昭延，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段昭延病了，死了。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越来越紧。她以为最苦不过如此。

她不知道，更苦的还在后面。

第四章 辛德贝格的报告

1938年2月3日，南京。

辛德贝格开着一辆旧福特，从栖霞山往城里走。车上放着一沓纸。纸上是英文和德文，是他这几十天里记下来的东西。日军杀人、强奸、放火、抢劫。时间，地点，目击者，死者姓名。有的地方他亲眼看见，有的地方是难民告诉他的，他一条一条记下来。

路不好走。出了栖霞山，往太平门方向，路上到处是弹坑。路边的村子烧过了，黑色的房梁横在地上。偶尔有野狗从废墟里窜出来，嘴里叼着什么东西。辛德贝格不停车。他开得很稳，不快不慢。他知道日本岗哨在哪里。他在南京和栖霞之间跑过很多趟了，每一条路都摸熟了。

到了城门口，日本兵拦车。辛德贝格拿出证件，丹麦国籍，江南水泥厂。日本兵翻了翻，又看了看车上的纸。辛德贝格用德语说，这是给德国大使馆的文件。日本兵挥了挥手，放行。

他进了城。南京城里的样子，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街上有尸体，有烧毁的房子，有被砸开的店铺。日本兵在街上走，有的在笑，有的在喝酒。他没有多看。他直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拉贝在。斯迈思也在。辛德贝格把那沓纸递过去。拉贝接过来，一页一页翻。他翻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辛德贝格。他没有说话。他只是把纸放在桌上，拿起笔，在日记里写了一行字。

那天晚上，拉贝在日记里写道：

“上述由栖霞山江南水泥厂（京特博士）的辛德贝格先生递交的报告，证明不仅南京饱受日本兵痞之苦，而且，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有关日本士兵烧杀奸淫的消息。我们不禁这样想，这些身穿军服的士兵全都是日本的刑事犯罪分子。”

辛德贝格带进城的不只是自己的记录。他还带了一封栖霞寺难民的信。信是写给“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寂然法师写的，难民们签了名。信里说，栖霞寺难民营收容了一万多人，粮食快吃完了，伤病越来越多，日军还在不断骚扰。请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转告日本大使馆，发发慈悲。

拉贝看了那封信。后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把信转给了日本大使馆。

辛德贝格在城里待了一两天。他去了鼓楼医院，联系药品和护士。他在金陵大学医院见到了美国大夫威尔逊。威尔逊后来在日记里写：“辛德贝格今天回到城里，他说，在城外，中国人为了阻挡日本坦克前进而挖掘的战壕里，堆满了尸体，甚至还有一些伤兵。日本兵为了能使坦克通过战壕，竟然残杀了附近的无辜平民，用他们的尸体将战壕填平，辛德贝格借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以证实其言非虚。”

辛德贝格确实带着照相机。他到处跑，到处拍。江南水泥厂的员工和难民后来回忆，他“胆子大，开车在外面跑，看到什么就拍”。他拍下来的照片，后来有一部分辗转到了美国，存在了档案馆里。照片里有被杀害的平民，有被烧毁的村庄，有躺在路边的尸体。他给其中一张照片配了文字：“这个小孩被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

1938年2月16日，辛德贝格又出了一趟城。这一次，跟他一起的是约翰·马吉。马吉是美国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他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他一直在拍南京大屠杀的影像，是当时唯一留下动态影像记录的人。

那天，马吉跟着辛德贝格的车，去了栖霞山。他们在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之间来回跑，拍了难民营，拍了医院，拍了被日军残害的农民。马吉后来写了一份《栖霞山之行报告》，里面写着：“偕同辛德贝格先生驱车郊外。”“我与辛德贝格先生驱车到乡下，在栖霞山和南京之间的途中。”

他们拍下来的那些镜头，后来被编进了马吉的影片《南京暴行纪实》。其中有一段，拍的是江南水泥厂急诊室和万人难民营的景况。镜头里，难民们挤在芦席棚下，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抱着孩子。厂房的墙上画着巨大的丹麦国旗。那是辛德贝格让人刷上去的。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中国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此外，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

1938年2月底，辛德贝格最后一次进城。他把栖霞寺难民的请愿书交给了拉贝。请愿书上有二十多个人签名，标题是《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信里详述了日军在栖霞山一带的暴行，要求日本大使馆制止。拉贝把信转交出去。日本大使馆没有回复。

1938年3月，日方开始施压。

日本人对江南水泥厂的态度变了。以前他们看到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通常就走了。但时间一长，他们发现这个厂是中国人办的，京特和辛德贝格只是“雇来的”。日本人开始找辛德贝格谈话。谈了几次，意思越来越明确：你该走了。

丹麦史密斯公司也收到了压力。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通知辛德贝格：解除他在江南水泥厂的职务，返回上海。

3月20日，辛德贝格离开南京。

走之前，难民们知道了消息。他们凑在一起，商量送他什么。没有钱，没有东西。最后，他们做了一面条幅。白色的丝绸，上面用黑线绣了四个大字。

“见义勇为”。

难民代表把条幅交给他。辛德贝格收下了。他没有说什么。他把条幅折好，放进行李。

他走了。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丹麦。临走前，他把自己的记录交给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那些记录，后来成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辛德贝格回到丹麦后，没有回家。他去了日内瓦。

1938年6月，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学范在那里。辛德贝格找到了他。朱学范听说过这个丹麦人，在南京救了很多人。辛德贝格说，他有一部影片，是从南京带出来的，记录了日军的暴行。他想放。

6月3日晚上，放映在日内瓦的一间会场里举行。来的有各国代表、记者，一百多人。辛德贝格站在前面，用了好几个小时解释这部影片。他讲南京城里发生了什么，讲栖霞山脚下发生了什么，讲那些他亲眼看见的事。放映过程中，“现场许多人焦虑并哭泣”。

影片放完，朱学范做了一件事。他拿过辛德贝格的护照，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中国之友”。

朱学范后来请求在场的媒体，不要报道辛德贝格的名字。他说：从中国的角度，当然希望真相传播得越远越好，但为了辛德贝格的安全，也为了许多坚守在南京的外国友人的安全。

辛德贝格没有留在欧洲。1939年，他去了美国，加入了美国商船队。他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跑了几年，给美军运物资。因为表现好，还得到过杜鲁门总统的嘉奖。

战争结束以后，他做了一名普通的海员。他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终身未婚，没有孩子。他很少跟人提起南京的事。他的外甥女玛丽安后来说：“他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他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

只有一次，他喝了酒，跟同父异母的弟弟奥莱说起了那些事。他说日军杀人，强奸，很惨烈。奥莱听着，觉得“离奇”，“我甚至觉得他有点胡天海地。他不断地说，当时我觉得很累，要睡觉。”后来奥莱看到了辛德贝格拍的那些照片，“才觉得他说的很真实。我很后悔，后悔当时没有把我哥哥的这段经历记下来。”

辛德贝格保留着那些照片。一共394张，后来捐给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塞姆中心。照片里有很多是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他还保留着那条白色丝绸的条幅。

“见义勇为”。

1983年，辛德贝格在加利福尼亚去世。骨灰撒进了大海。

他带走了那条条幅，和那些照片。条幅后来辗转南京、上海、丹麦、美国，最后在2006年由他的后人带回南京。现在，它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厅里。白丝绸已经发黄了，但上面的字还在。

“见义勇为”。

京特没有走。他留在了江南水泥厂。他继续维持难民营，直到1938年6月，南京交通恢复常态，难民安全回籍。之后他还在厂里守了很多年。1950年，他和家人回到德国。1987年，他在德国去世。

辛德贝格走了以后，江南水泥厂门口的两面国旗还在。丹麦国旗和德国国旗。京特还在。难民们还在。一直到1938年6月，难民营才正式解散。

那面巨大的丹麦国旗，画在厂房屋顶上的，1350平方米的，后来被风雨洗掉了。但辛德贝格拍过它。照片里，白色的十字在灰色的屋顶上，很大，很远就能看见。

他离开南京的那天，是1938年3月20日。春天快要来了。栖霞山脚下的难民们，有的人开始往回走了。有的人没有家可以回了。

辛德贝格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他后来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但那条“见义勇为”的条幅，他留了一辈子。

第五章 汉奸

1945年2月，杨毓珣出任伪山东省省长。

消息传到天津的时候，袁叔祯正在家里。她没有说话。她早就知道丈夫在跟汪伪政权的人来往。她劝过，没用。杨毓珣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官场上混。北洋政府的时候他做参谋本部次长、军政署署长。东北军的时候他做张作霖的副官长。日本人来了，他又跟汪精卫搭上了线。

他留学过德国，留学过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写过一本关于中国书法的法文著作。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他这辈子最擅长的事，是在各种势力之间找位置。

汪精卫给了他一个省长的位子，他就去了。济南，伪山东省政府。他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年。1945年4月，他又兼任了驻济南绥靖主任公署主任。日本人给他的，他都接着。

袁叔祯带着孩子住在天津。

她没有跟丈夫去济南。她去过几次，看了看，就回来了。她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她父亲袁世凯做过皇帝，八十三天。她丈夫现在做的这个“省长”，是日本人给的。她心里清楚。

但她没有离婚。那个时候的女人，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守着孩子，守着天津的家，等着。等什么，她不知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消息传来的那天，天津街头放炮。袁叔祯坐在屋里，听着外面的炮声，心里想的不是高兴，是别的。杨毓珣完了。她知道。

果然，没过多久，杨毓珣被逮捕了。

戴笠出手的。军统在北平、天津大规模抓汉奸，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齐燮元、邹文凯，一百七十多人，一起被抓，解往南京。杨毓珣的名字在名单上。伪山东省省长，这个头衔，够枪毙几回了。

杨毓珣被关在南京陆军监狱。

袁叔祯开始奔走。她找关系，托人，求告政府上层。有记载说她通过帮会内部的关系，找到了郑介民。郑介民是军统的头目之一，戴笠死后，他接了军统的摊子。袁叔祯找他，求他保杨毓珣一条命。

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恨他吗？也许恨。但他是她丈夫，是她孩子的父亲。她这辈子嫁了这个人，没有别的选择。

郑介民帮了忙。或者说，没有把事情做绝。

杨毓珣没有像其他汉奸那样被迅速处决。他在狱里待着。一年，两年。身体越来越差。他本来就有病，监狱里的条件不好，药也不够。

1947年，杨毓珣死在狱中。五十三岁。

有的记载说他被枪毙了。有的记载说他病死狱中。袁叔祯自己后来的回忆里，说的是病死。出狱后，在朋友为他接风的宴会上，饮酒过量，脑溢血死了。这些说法不一样，但结果是一样的：杨毓珣，1947年，死了。

袁叔祯成了寡妇。

她没有再嫁。她带着孩子，住在天津。分家时拿到的八千银元嫁妆费，加上后来变卖一些东西，日子过得紧，但不至于像袁克定那样吃窝窝头。

她做了一件事。她开始写东西。

1960年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回忆录。袁叔祯写了一篇，题目叫《我的父亲袁世凯》，五万字左右，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

她写得很细。写袁世凯的起居，写袁家的规矩，写姨太太们的事，写她小时候在中南海的见闻。写假报纸的事，写父亲称帝前后的样子，写父亲死时的居仁堂。写她拿着包蚕豆的报纸，走到父亲面前，说：“爹，您看看这个。”

她写这些的时候，不评判。她只是写。写她看见的，写她记得的。

她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在那个下午，戳穿了袁克定的假报纸。虽然没能阻止父亲称帝，但她做了她能做的。

袁世凯说她是“男儿一定有大出息”。她不是男儿。但她做了很多男儿做不到的事。

她守寡守了一辈子。从1947年，到去世。多少年？没有人算过。她活得比大多数兄弟姐妹都久。她看着袁世凯的子女们一个一个走了，袁克定吃窝窝头死了，袁克文早就死了，袁克桓也死了。她还在。

她写下了那本书。那本书，成了今天研究袁世凯和袁家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她写父亲的时候，不替父亲辩护，也不骂父亲。她只是把事实摆出来。就像她当年把真报纸摆到父亲面前一样。

她晚年住在天津。有人说她靠政府的补给生活。她的孩子们都大了，有自己的日子。她一个人，安静地活着。

杨毓珣这个名字，在她的回忆录里，几乎没有出现过。

她写的是父亲。不是丈夫。

十女袁思祯，也嫁了汉奸。

袁思祯是三姨太金氏所生，跟袁叔祯同母。她的丈夫叫邹文凯，日伪北京宪兵司令。

邹文凯比杨毓珣更直接。杨毓珣好歹还有北洋政府的老底子，邹文凯是纯粹的日伪人员。宪兵司令，管的是抓人、杀人。在那个位置上，手上沾的血，洗不干净。

1945年12月，戴笠在北平、天津大规模逮捕汉奸。邹文凯在名单上。一百七十多人，包括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齐燮元、周作人，邹文凯也在其中。他们被解往南京，等着审判。

邹文凯后来怎么样了？记载很少。有说被处决了，有说病死在狱中。袁思祯呢？下落不明。

三姨太金氏，生了三个女儿。袁叔祯，袁思祯，还有一个早夭的。两个嫁了汉奸，两个都守了寡，或者更惨。

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娶了她。她跟着袁世凯从朝鲜到中国，从天津到北京，从中南海到居仁堂。她生了袁克文，生了袁克良，生了袁叔祯，生了袁思祯。她的儿子袁克文是民国四公子，风流才子，四十二岁死了。她的女儿袁叔祯嫁了汉奸，守寡一辈子。她的女儿袁思祯嫁了汉奸，下落不明。

三姨太是最命苦的一个。有文章这么写。

她死在什么时候，葬在哪里，没有人记得。

尾声：大梦（1945—2005）

第一章 不去台湾

1949年，天津。

解放军进城那天，袁克桓在家里。

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街上人很多，学生、工人、市民，举着旗子，喊着口号。解放军从街上走过，队伍整齐，不扰民。他们坐在街边休息，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喝的是凉水。袁克桓看了很久。

他没有走。

1948年底开始，天津的有钱人就开始动了。有人去了上海，有人去了香港，有人去了台湾。开滦矿务局的一些股东，已经走了。启新洋灰公司的一些老同事，也在收拾行李。

有人来劝他。

“六爷，走吧。台湾那边，有咱们的人。”

袁克桓说：“我不走。”

“共产党来了，要没收你的厂。”

袁克桓说：“厂在天津，我就在天津。”

来人走了。

袁克桓不是不担心。他见过太多的改朝换代。袁世凯死了，北洋散了，国民政府来了，日本人来了，又走了。每一次变动，都是一次洗牌。他不知道共产党来了以后，他的厂子会怎么样。

但他记得母亲的话。

“不要从政。”

他没有从政。他是一个实业家。他的厂在天津，他的工人在这里，他的设备在这里。他走了，厂怎么办？

天津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天津。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都涉及外资，都涉及民族资本，情况复杂。军管会没有直接没收，而是派人来谈。

袁克桓跟军管会的人见了面。

谈什么？谈厂子的未来。谈怎么复工，怎么恢复生产，怎么处理外资股份，怎么安置工人。袁克桓这些年在实业圈里练出来的本事，现在派上了用场。他懂企业管理，懂技术，懂财务。军管会需要他这样的内行。

1949年下半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来找他。

他们想让他做天津市副市长。

袁克桓拒绝了。

不是他看不起这个职位。是他记着母亲的话。他母亲杨氏，1916年从居仁堂搬出来的时候，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说：“你们爹这辈子栽在政治上，你们以后谁也不许碰政治。”

袁克桓那时十九岁。他记了三十三年。

他后来跟人说：“我是做实业的，做不来官。我做实业，比当副市长更合适，更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他留在了天津。继续做他的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开滦矿务局中方董事长。他把江南水泥厂重新建起来，把被日本人拆走的设备一件一件补回来。他参与组建了中国建材工业的早期体系。

他没有做官。他做了一辈子实业。

母亲的话，他守住了。

第二章 1956

1956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袁克桓病逝于天津。

那年他五十八岁。

他的身体早就不好了。常年的劳累，加上战时在江南水泥厂的奔波，加上后来重建工厂的压力，一点一点掏空了他。他有心脏病，有高血压，但他不太在意。他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签文件。

中秋那天，他还坐在桌边，跟家人一起吃饭。吃完饭，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倒下了。

他没有留下遗言。

他这辈子留下的话不多，做的事很多。他做过开滦矿务局中方董事长，做过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创办过江南水泥厂、华新水泥厂、琉璃水泥厂。他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挂起两面国旗，庇护了数万难民。他在日军拆迁时周旋了一年，没让工厂给日本人生产一吨水泥。

他母亲说“不要从政”，他没有从政。

他儿子袁家宸从美国回来了，在天津一所中学教英语。他女儿们有的在天津，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外地。他这辈子养大了九个子女，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钱。他留下的，是那些厂，那些水泥，那些他亲手办起来的事业。

他死的那天，是中秋节。

从此，袁家这一支，不过中秋节。

每年八月十五，别人家吃月饼、赏月、团圆。袁家这一支，吃的是冷饭。没有人说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

袁克桓死后，葬在天津。

他的墓碑上，没有写“袁世凯之子”，没有写“开滦矿务局董事长”，没有写“江南水泥厂创始人”。只写了名字，和生卒年月。

袁克桓。1898—1956。

第三章 东方居里夫人

1940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袁家骝在物理系的实验室里，第一次见到吴健雄。

他带她参观。她刚来，从上海坐船到旧金山，再坐火车到柏克莱。她穿着一件旗袍，外面套着大衣，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她刚从密歇根大学转到柏克莱，因为密歇根大学不允许女生进正门，她觉得那是歧视。

袁家骝带她看了实验室，看了回旋加速器，看了物理系的书。他没有多说话。他自己也是一个安静的人。

他们后来常常一起做实验，一起讨论物理，一起吃饭。袁家骝后来回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女生后来会成为“东方居里夫人”。他只是觉得，她做实验很认真，很聪明。

1942年，他们结婚。

婚礼很简单。在加州理工学院，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家里。密立根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吴健雄的导师劳伦斯也在。两个物理学家，看着两个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结婚，很高兴。

婚后，吴健雄继续做研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袁家骝在普林斯顿。两个人分隔两地，周末见面。

1944年，吴健雄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任务是改进盖革计数器的性能，解决核反应堆中氙气中毒的问题。她的工作，对原子弹的研制起了关键作用。

1945年，原子弹爆炸。日本投降。

吴健雄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她只是做了一个物理学家该做的事。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了一个理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在此之前，物理学界公认宇称守恒。宇称守恒的意思是，一个物理过程，和它的镜像过程，遵循相同的规律。这是基本对称性，没有人怀疑过。

但李政道和杨振宁怀疑了。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从来没有被实验验证过。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

他们需要一个实验来验证。

他们找到了吴健雄。

吴健雄当时已经计划好和丈夫去欧洲开会。她取消了行程。她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做实验。

实验的核心是观察钴-60的衰变。如果宇称守恒，钴-60衰变时发射的电子应该向各个方向均匀分布。如果宇称不守恒，电子会偏向某一个方向。

实验很难。钴-60需要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需要极强的磁场，需要精确的测量。吴健雄和她的团队花了几个月。

1957年1月，实验结果出来了。

电子果然偏向某一个方向。宇称不守恒。

消息传出，物理学界震动了。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健雄没有得奖。

很多人为她抱不平。她是实验的完成者，没有她的实验，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只是纸上的假设。但诺贝尔奖只给了理论提出者。

吴健雄没有公开抱怨过。她只是继续做实验，继续教书，继续做研究。她后来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做了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做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她得了很多奖，唯独没有诺贝尔奖。

1973年，袁家骝和吴健雄回国。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吴健雄说：“你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吴健雄没有说话。她只是笑了笑。

那年，她见到了袁家祉。袁家骝的妹妹。她看到袁家祉手上的茧子，看到她的白头发，看到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她知道袁家祉这些年吃了多少苦。

她没有说什么。她只是握着袁家祉的手。

后来，袁家骝和吴健雄多次回国。他们给国内的物理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捐钱，捐设备，建实验室。他们培养了一批中国物理学家。

1997年，吴健雄去世。

袁家骝在书房里摆满了鲜花。写字台上放着夫人的大幅遗照。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他后来跟人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是遇到了吴健雄。

2003年，袁家骝在北京去世。

他说，他对爷爷袁世凯的印象几乎没有。只记得爷爷抱过他，喂他喝过鸡汤。那是他两三岁的时候。袁世凯死的时候，他还不到三岁。

他这辈子，没有沾过爷爷的光，也没有背过爷爷的包袱。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他和吴健雄，合葬在太仓。吴健雄的老家。

第四章 艾美奖

2009年，美国，纽约。

袁文重站在领奖台上。

他手里拿着艾美奖的奖杯。最佳平面设计和艺术指导。获奖团队一共五个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那年他二十六岁。

他是袁世凯的第五代玄孙。袁克桓的长子袁家宸的孙子。

他的父亲叫袁弘哲。袁弘哲说过一句话：“袁家后代多从事科学、教育、艺术，唯独自己是俗人一个。”

袁文重在美国长大。他学的是平面设计，做的是电视节目的视觉设计。他拿了艾美奖。他是这个家族里第一个拿艾美奖的人。

袁世凯的子孙，后来散落在世界各地。有物理学家，有钢琴家，有指挥家，有建筑师，有神甫，有画家，有诗人，有教师。有在天津的，有在北京的，有在上海的，有在香港的，有在台湾的，有在美国的，有在德国的。

他们不再提“我是袁世凯的第几代孙”。他们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像所有普通人一样，上班，下班，养孩子，过日子。

袁世凯这个名字，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淡。但那场梦的影子，还在。偶尔有人问起，他们才说一句：“我爷爷的爷爷，是袁世凯。”

说完，就过去了。

第五章 2005

2005年，美国。

袁怙祯去世。

她是袁世凯的十四女，八姨太郭氏所生。她活了九十岁。她是袁世凯三十二个子女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她的一生，跟她的兄弟姐妹都不一样。

她十几岁的时候，被许配给曹锟的长子曹士岳。曹锟是直系军阀，做过大总统。曹士岳是曹锟的儿子，纨绔子弟，不学无术。

1936年，袁怙祯二十一岁，曹士岳十八岁。他们结婚了。

结婚才四个月，曹士岳酒后跟袁怙祯吵架，从墙上取下步枪，扣动扳机，子弹打中了她的右臂。

她住进了医院。

曹锟派另一个儿媳送三千元到袁家道歉。袁家要打官司。曹锟又派老部下吴毓麟去疏通。主持家政的袁克定松了口，答应不控告。

但袁怙祯的生母八姨太郭宝仙不同意。她要和曹家对簿公堂，讨个公道。袁克定去劝解，八姨太说：“以往袁家的事都是你做主，今天这个事我一定要做一回主！”

最后是袁怙祯自己站出来。她说，这样的丑事闹到公堂上，对袁、曹两家都不利。在她的劝说下，八姨太收了兵。

双方签了离婚协议。曹家赔偿医药费、赡养费等合计六万三千元，另付十二万元“出洋费”。

袁怙祯去了美国。

她再婚，嫁给了外交官张德禄。张德禄是湖南人，做过驻外使节。他们定居纽约。

她这辈子，没有再回中国。

她经历过袁世凯的皇帝梦，经历过曹锟的总统梦，经历过民国的乱世，经历过抗战，经历过内战，经历过新中国的成立，经历过改革开放。她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2005年，她在美国去世。九十岁。

袁世凯称帝是1916年。她死的时候，距那场八十三天的梦，八十九年。

她死的时候，身边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孩子。她走得很安静。

袁世凯的最后一个子女，走了。

袁世凯的三十二个子女，到这里，全部谢世。

长子袁克定，1958年去世，八十岁。

次子袁克文，1931年去世，四十二岁。

三子袁克良，1948年去世。

四子袁克端，1951年去世。

五子袁克权，1941年去世。

六子袁克桓，1956年去世，五十八岁。

七子袁克齐，后精神失常。

八子袁克轸，1942年去世。

九子袁克玖，1973年去世。

十子袁克坚，1960年去世。

十一子袁克安，1952年去世于香港。

十二子袁克度，1976年去世。

十三子袁克相，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十四子袁克捷，1958年去世于宁夏。

十五子袁克和，1964年去世。

十六子袁克藩，早亡。

十七子袁克友，1953年去世。

长女袁伯祯，1956年去世。

次女袁仲祯，后迁居香港。

三女袁叔祯（袁静雪），后撰写回忆录。

四女早夭。

五女袁季祯，早逝。

六女袁箓祯。

七女袁复祯，后赴香港。

八女早夭。

九女早夭。

十女袁思祯，下落不明。

十一女早夭。

十二女。

十三女袁仪祯。

十四女袁怙祯，2005年去世，九十岁。

十五女。

三十二个人，三十二种命运。

有的活了八十岁，有的活了四十二岁。有的死在天津，有的死在宁夏。有的死在疯人院，有的死在文革。有的当了汉奸，有的教了书，有的办了实业，有的做了科学家。

居仁堂的灯，灭了八十九年。

中山陵的灯，也灭了。

那场梦，醒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前，居仁堂的灯亮了一整夜。灯灭的时候，天快亮了。

八十九年后，最后一个子女走了。

梦醒了，人散了。

第六章 袁家祉

1966年，文革开始。

袁家祉五十岁。

红卫兵第一次来抄家，是夏天。他们戴着红袖章，拿着语录本，踹开门，一拥而入。她的那间半房子，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他们翻箱倒柜，把她的被褥扔在地上，把她的锅碗砸了。他们问她：“袁世凯的财产藏在哪里？”

她说：“没有。”

他们说她不老实。一个人上来，扇了她一耳光。

她低着头，不说话。

后来他们又来了几次。每次都是翻一遍，砸一遍，问一遍。她每次都说“没有”。他们每次都说她不老实。她的房子越来越破。窗户纸被撕了，门被踹坏了，床板被掀了。她没有钱修。她用报纸糊窗户，用木板挡门。

她的四个孩子，有的插队了，有的留城。留城的孩子跟她一起住，一起挨斗。他们也不敢出门。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骂“袁世凯的孝子贤孙”。

袁家祉不敢出门。她每天早上起来，把门关紧，坐在屋里糊火柴盒。糊一百个，挣几分钱。她的手在抖。不是冷，是怕。一听见外面有口号声，她就全身发抖。一有人大声说话，她也发抖。那种怕，刻进骨头里了。

她的女儿后来说，母亲那些年，几乎没有笑过。

1973年，一封电报来了。

电报是从北京转来的。上面说：袁家骝要回国探亲。

袁家骝是她的三哥。袁克文的儿子，吴健雄的丈夫。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

电报是给袁家祉的。她要见哥哥。

消息传开后，街道的干部上门了。他们给她规定了几条纪律：

第一，要穿新衣服。第二，见面的时候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第三，不准议论时事政治。第四，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房子。

袁家祉连连点头。

她赶紧找人借钱，去布店扯了几尺布，给孩子们做了新衣服。她自己没有新衣服，就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那是她最好的一件。

她带着孩子们去了北京。

见面安排在饭店。袁家骝和吴健雄坐在那里，旁边还有政府的人。袁家祉带着孩子们走进去，叫了一声“三哥”。袁家骝看着她，看了很久。

她没有哭。她笑着。

说了几句家常，政府的人走了。房间里只剩下她和袁家骝。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扑到袁家骝身上，哽咽着说：“哥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出来。

袁家骝抱着她，没有说话。他知道。他看着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看着她手上那些茧子，看着她头上早白的头发。他什么都知道了。

那天晚上，他们说了很多话。袁家祉把这些年的事，一件一件讲给他听。拉板车，掏大粪，糊火柴盒。抄家，口号声，发抖。四个孩子，一间破房子。袁家骝听着，没有打断她。

他们一直说到深夜。

1973年，袁家骝回国这件事，改变了袁家祉的命运。

周恩来总理批示，落实袁世凯第三代后人的政策。袁家祉的政治问题被一笔勾销。她有了一个正式工作。那一年，她五十八岁。

她终于不用再去劳动调配站排队了。不用再拉板车了。不用再掏大粪了。不用再糊火柴盒了。

她的四个孩子，后来都成了家。她的儿子段虁，后来是天津某企业的负责人。她的女儿段洁，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钢琴家。段洁的儿子，是乐队指挥，2009年国庆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排练。

袁家祉晚年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她活了很久，活到八十八岁。

她这辈子，从袁府的大小姐，到拉板车的临时工，到掏大粪的寡妇，到糊火柴盒的母亲，到最后有了正式工作的老人。

她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父亲袁克文，一辈子风流，一辈子潇洒，一辈子没攒下钱，四十二岁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出殡的钱是徒弟们凑的。他留下了一个女儿，在天津的老城区里，拉板车，掏大粪，糊火柴盒，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袁克文如果活着，看到这些，他会说什么？

没有人知道。他死在1931年。他死的时候，袁家祉十六岁。他大概想不到，他那个安安静静的女儿，后来会吃这么多苦。

但袁家祉没有倒下。

她活下来了。她把四个孩子养大了。她活到了八十八岁。她看到了哥哥成为世界级科学家，看到了侄子侄女成为钢琴家和指挥家，看到了自己终于不用再发抖了。

袁克文写过一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家祉没有站在高处。她站在最低的地方，拉板车，掏大粪，糊火柴盒。但她站住了。

后记

2005年，袁世凯的十四女袁怙祯在美国去世。九十岁。她是袁世凯三十二个子女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从1916年袁世凯死，到2005年袁怙祯死，八十九年。三十二个子女，全部谢世。

袁世凯死的时候，十七个儿子里，最大的袁克定三十八岁，最小的袁克友还没出生。十五个女儿里，最大的袁伯祯已经嫁人，最小的袁怙祯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生。

袁克定做了太子梦，最后在张伯驹家吃窝窝头，用西洋刀叉把窝窝头切成片，佐咸菜。1958年去世，八十岁。

袁克文做了名士梦，加入青帮，唱昆曲，写书法，交朋友，抽大烟。1931年病逝，四十二岁。送葬的队伍里有青帮弟子，有文人墨客，有穿白衣的妓女。

袁克桓做了实业梦。留学英国，回国办厂，开滦矿务局中方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江南水泥厂创始人。1937年南京沦陷，他在厂门口挂起丹麦国旗，在厂内挂起德国国旗，庇护了数万难民。日军要拆他的机器，他周旋了一年，没让工厂给日本人生产过一吨水泥。1949年，很多人劝他去台湾，他留下。政府请他做天津市副市长，他拒绝了，记着母亲的话：“不要从政。”1956年中秋，他病逝于天津。五十八岁。

从此，袁家这一支，不过中秋节。

袁叔祯做了叛逆梦。十六岁那年，她拿着包蚕豆的报纸走到父亲面前，戳穿了袁克定的假报纸。袁世凯想把她嫁给溥仪，她说：“我又不是父亲的鼻烟壶，想送谁就送谁。”后来她嫁给了杨毓珣。杨毓珣做了伪山东省省长。日本战败后，杨毓珣死在狱中。袁叔祯守寡，写下《我的父亲袁世凯》。五万字。那本书，成了今天研究袁家最重要的史料。

她写父亲的时候，不替父亲辩护，也不骂父亲。她只是把事实摆出来。就像当年把真报纸摆到父亲面前一样。

袁家祉做了生存梦。她是袁克文的女儿，母亲是八大胡同的头牌小桃红。父亲死后，她嫁给段芝贵的儿子。丈夫病逝后，她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拉板车，挖树坑，扛大包，掏大粪，糊火柴盒。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她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全身发抖。1973年，哥哥袁家骝回国，周恩来总理批示落实政策。她有了正式工作。那一年，她五十八岁。她活了八十八岁。

袁家骝做了科学梦。他是袁克文的儿子，从小立志不当官。1936年赴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给一个刚来的中国女生带路参观实验室。那个女生叫吴健雄。他们后来结婚了。吴健雄参与曼哈顿计划，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用实验验证了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使两人获诺贝尔奖。她没有得奖。1997年，吴健雄去世。袁家骝在书房里摆满鲜花，写字台上放着夫人的大幅遗照。2003年，袁家骝在北京去世。他说，他对爷爷袁世凯的印象几乎没有，只记得爷爷抱过他，喂他喝过鸡汤。

袁世凯抱过这个孙子。喂过他鸡汤。那是袁世凯死前的一两年。袁家骝还不到三岁。他什么都不记得。他只记得那个画面：一个老人抱着他，喂他喝汤。

那个老人，做过八十三天的皇帝梦。

袁怙祯做了幸存梦。她嫁给了曹锟的儿子曹士岳，被枪击，离婚，赴美，嫁外交官。她活到九十岁，活到了二十一世纪。她死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已经过去八十九年。

三十二个人，三十二种命运。

袁世凯死前，居仁堂的灯亮了一整夜。他死的时候，五十七岁。他这辈子，从一个科举失意的书生，做到朝鲜道员，做到北洋大臣，做到直隶总督，做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后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他做了很多事，错的比对的多。但他留给子女的，不是皇位，不是江山，是一张散落的网。

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有的死在天津，有的死在宁夏。有的死在疯人院，有的死在文革。有的当了汉奸，有的教了书，有的办了实业，有的做了科学家。

他们每个人，都在父亲那场八十三天的梦里，被甩了出去。然后，他们各自做自己的梦。有的醒了，有的没有。

袁克文写过一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父亲站在最高处。八十三天。然后摔下来。

袁克桓没有站在高处。他站在江南水泥厂的厂房里，挂起两面国旗，庇护难民。他站在开滦矿务局的办公楼里，拒绝日本人的合作。他站在天津的家里，拒绝做副市长。他站得很稳。

母亲的话，他记了一辈子：“不要从政。”

他做了。他的子女，后来有教书的，有做艺术的，有搞科学的。没有从政的。袁家后人后来散布于海内外，普遍远离政治。直系后人中住在天津的最多，有二三十人。

2009年，袁文重获得电视艾美奖最佳平面设计和艺术指导奖。他是获奖团队五人中最年轻的，二十六岁。他是袁世凯的第五代玄孙，袁克桓的长子袁家宸之孙。他的父亲袁弘哲说：“袁家后代多从事科学、教育、艺术，唯独自己是俗人一个。”

袁家后人不再提“我是袁世凯的第几代孙”。他们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日子。袁世凯这个名字，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淡。

但那场梦的影子，还在。

偶尔有人问起，他们才说一句：“我爷爷的爷爷，是袁世凯。”

说完，就过去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前，居仁堂的灯亮了一整夜。灯灭的时候，天快亮了。

2005年，最后一个子女走了。

八十九年。三十二个人。

居仁堂已经不在了。中山陵还在。前门大街的铺子还开着，卖豆汁的还在吆喝。老百姓不知道，也不关心，居仁堂里那场梦，怎样落在袁世凯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的头上。

他们只知道，换了个总统。日子还得过。

洪宪元年，仅八十三天。

但这场梦，做了一百年。

梦醒了，人散了。

（全书完）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