攥着热乎气
——陈冬梅口述
“五万块一套房”把鹤岗送上热搜那年，没人翻开这座城底下的泥泞。黑土里埋着几代矿工的腰和肺，也埋着一个女孩十岁那年被炉盖砸出的血。
后来，那个女孩，如今七十一岁了。她叫陈冬梅，五十年党龄，退休正处级干部，中国诗歌网注册诗人。修过铁路，教过语文，搞过外事，如今每天上午8.30分打拳，7.50分跳舞，写下七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台。日子过得明媚。可明媚不是白来的——底下是硬抗过来的大半个世纪。
她坐下来，跟我讲了七个下午。下面这些话，基本都是她的原话。
一、炉盖砸下来的冬天
一九五五年，我出生在鹤岗。那年，矿务局的井口出煤已经三十八年了。
在矿区，一个“单位”就是一座城，一份工资就是一家人的活路。父亲原是纪检干部，腰杆挺得笔直，像矿上顶坑木用的工字钢；母亲是矿务局职工医院口腔科医生，手指细而有力。日子本该安稳，可命运偏挑最冷的时候下手。
大概十岁那年，父亲被撤了职，调去岭北矿医院做药剂师。那个一辈子挺着腰板的男人，一夜之间像被抽走了脊梁骨。
三九天的鹤岗，风裹着雪粒子往窗缝里钻。那天傍晚，父亲下班回来，不知哪来的火气，把饭兜掼在地上，饭盒和饭盒盖散在地上。母亲红着眼跟他吵。彻底失控的父亲，顺手抄起烧得发烫的炉盖，狠狠掷了过来。
我是扑过去的。眼眶结结实实撞上铁沿，嗡的一声，眼前就黑了。热的东西顺着眼角往下淌。我不知道那是泪，还是血。我咬死了嘴唇，一滴都没让它掉出来。那个家里的规矩我早摸清了：一哭，火只会烧得更旺。
我原名叫陈伟。上小学时，母亲给改成了冬梅。卷了边的旧语文课本里有句诗：“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把那一页折了个角。蹲在灶坑边，我在一块烧得发烫的煤上，一笔一笔写“冬梅”两个字。没跟任何人说。作业本角落写，课本扉页写，一遍又一遍。那些煤，后来都进了炉膛，烧成灰了。可我总觉得那两个字没烧掉——它们进了我的骨头。
那些年，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常挤在墙角，裹着打补丁的薄被，听屋里的打骂声，浑身发抖。弟弟脚趾冻得发紫，我就用手心给他焐，焐着焐着，自己的手也僵成了冰块。
后来弟弟跟人说：“我姐的手，一到冬天就伸不直。可每天早上起来，我鞋垫都是暖的——她夜里搂在怀里焐的。”
怪就怪在这儿：到了今天，父亲的脸，我反倒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总是那只烧红的炉盖。人记人就是这么个记法——他给你的好，你记不住；他给你的怕，你记一辈子。
但最深的一道疤，我很少对人提。
那是个深秋的夜里，母亲哭着牵起我和弟弟，往人工湖走。她说，去了那边，就不用遭罪了。那天冷得刺骨，湖边的芦苇枯了大半。母亲脚上只剩一只黑布鞋，另一只掉在了路上。她光着脚踩在冰碴子上，沾着泥，渗着血，手里还死死攥着半块窝头——那是我们娘仨当天的晚饭。
是邻居的喊声把我们拉回来的。我没看清那个人的脸，可那个穿过风雪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
前年，我跟弟弟对过一次这个画面。他记得母亲脚上穿着袜子，不是光脚。我记得就是光着，我还看见血了。我们谁也没说服谁。后来我想，也许我们都对：那晚的冷，一人记了一半。
我专门去湖边找过。那片地早填了，盖了楼，连对证的地方都没了。妈走了，湖也填了。就剩我们姐弟俩，各记各的。
这些年总有人夸我坚强，我不敢应。一个十岁的孩子，学会看大人脸色，学会把哭声咽回去——那不是长大，那是怕。
二、枕木上的红五月
一九七四年，我十九岁。上山下乡搞了好几年，鹤岗的政策是一户只能留一个孩子。弟弟背起铺盖去了青年点，我留下来，进了矿务局运输处工务段，当修路工人。
工地在青石山，比青年点还偏。每天清早六点赶通勤小火车，老旧的蒸汽机车哐当哐当往山里钻。车厢里全是扛工具的工友，烟味、汗味、铁锈味混成一团。傍晚六点再晃回来，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中午没处歇脚，找个背风的枕木堆坐下，掏出铝饭盒，饭早凉透了，就着山风往下咽。
印象最深的是“大战红五月”。一九七五年五月，赶上连阴雨，雨又冷又急，没人退。老师傅们喊号子，嗓子都劈了，雨水顺着安全帽檐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是汗。
工务段老段长姓赵，山东人，一口硬邦邦的胶东话。他后来在一次塌方里没了，才五十二岁。出事前三天，他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五十年：“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十九岁，累到什么份上？家里那只八斤重的大花猫蹲在炕沿打呼噜，我连伸手摸它一把的力气都没有。但我性子倔，专拣最苦最累的活干。起道是险活，四个人一组，拿铁签同时发力，谁手上一滑，旁边的人就可能残。我咬着牙扛，月月拿一等工资。
钱不多，可攥在手里沉，那是我能撑起那个家的底气。母亲心疼我，看着我手上的血泡，没说话，转身进了里屋。第二天递我一张招生简章：“去考老师吧。”纸角都磨圆了，不知道在她手里揣了几天。
三、写在讲台上的名字
最先去的是西山小学。脚踏风琴的声音飘在教室里，跟铁轨上的哐当声，是两个世界。
后来分家，我分到向阳小学，接三年级班主任。教室的玻璃灰蒙蒙的，像蒙了层擦不掉的煤尘。我领着孩子们周日来擦玻璃，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满教室亮晶晶的。学校后头有片荒地，师生一起开成菜地，种芹菜。有个叫小虎的男孩，天天下课去守着，说要看看芹菜做不做梦。
四十年后，小虎在电话里说：“陈老师带我们擦玻璃，自己爬得最高。”其实我恐高。我记着的画面，是我扶着梯子腿，仰头看孩子们擦。可能他记错了，也可能我这几年，把自己记胆小了。我只知道，那天的阳光是真的。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入党了。区委书记常福来问：“小姑娘，为啥入党啊？”我实话实说：“书记，入了党就是正式党员，能转成正式老师，多挣点钱养家。”常福来大笑，说这孩子实在，重重拍了拍我肩膀。他手上有老茧，很暖。
同年，工农兵大学生的保送指标下来了。全区代课老师就我一个党员，都说是我的。结果市里临时改了规矩，名额全划给中学。我躲在家里哭了一整夜，攥着写好的申诉信要去教育局。母亲的老姐妹上门了，拉着母亲的手叹气，想让我把名额让给她孙子。
母亲端着两杯茶从厨房出来，手很稳，茶没洒。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央求，有抱歉，还有一种当年我读不懂的卑微。我看着母亲，把皱巴巴的申诉信慢慢撕了，扔进灶膛。火舌舔着纸片，一会儿就成了灰。还是那口灶。当年，它烧过写着“冬梅”的煤；这回，烧我的信。
夜里我躲在被窝，把“算了”两个字嚼了一宿。
那个顶了名额的孩子，后来在矿上干了一辈子，前几年走了，肺不好。这话，我头一回往外说。
大学没上成，我去了鹤岗师范中专政文班，后来分到十三中教语文。第一堂课，粉笔捏在手里，半晌没敢转身。台下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我转过身，在黑板上一笔一笔写下：陈冬梅。这三个字，我十岁那年蹲在灶坑边就开始写。如今，总算写在了黑板上。
四、脚底下，先稳当
一九八〇年，我调进团市委学校部。后来那些年，政协、侨办、外事办、旅游局，哪个缺人往哪填。三十九岁提正处。
侨办刚组建那年，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有位姓金的朝鲜族老太太，八十多了，儿子在韩国务工，十几年没回来。她不会说汉语，我找翻译陪她去邮局打国际长途。电话接通那一刻，她对着话筒只说了一句朝鲜话。翻译红了眼眶。后来我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儿子，妈还活着。”
那天从邮局出来，我在路边站了很久。“妈还活着”——这句话一直在耳朵里转，转着转着，就转到我妈身上，转到那只光脚踩在冰碴子上的脚上。我站了一会儿，把那股劲咽下去，回去上班了。
跟俄方谈第一条跨境游线路，语言不通。对方负责人娜塔莉亚，跟我蹲在地上拿树枝画图。我画一艘船，她画一座房子，旁边标个问号——那是在问“码头建哪儿”。最后签的协议是中俄双语的。可真正管用的，是那些蹲在泥地上画的图。
一九八六年初，组织部考察，拟提我任团市委副书记。我承认，满心期待。结果公示出来，没我。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很晚，窗外下着雪。路灯照着雪地，从办公楼门口到院门，只有一行脚印，雪快把它填平了。我忽然想起赵段长那句话：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我关了灯，锁了门，一脚踩进雪里。新的脚印从旧的上面盖过去，踩得很实。第二天一早，照常上班。
这城市欠过我家东西——我爸的腰杆，我妈那只鞋。可它也养活了修铁路的我、教书的我。算不清。算不清，就别算了。
五、给灯续油的那十年
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二年，是我最灰暗的十年。那十年，鹤岗地底下的煤眼见薄，城也跟着薄了。每天来上访的，有下岗矿工，有内退教师，有工伤致残的家属。市里财政捉襟见肘，好多政策落不了地。群众来找我们，我们除了陪着掉眼泪，啥也办不了。
有个下岗矿工的妻子，姓阎，来找我七回。材料我都看熟了，卡在钱上。第八回她来，我恰好去省里开会。她在传达室坐了一下午，走了，再没来过。过了两年，听说她男人没挺过去。我托人打听过她家的地址，想去看一眼，终究没去。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欠她一个解释。我怕勾起人家的伤心，也怕面对自己的没用。
那段时间，我两次陷进重度抑郁。头一回是二〇〇四年冬天，连续失眠三个月，体重掉得只剩八十斤。第二回更重，门都出不去，在屋里拉上了所有窗帘。老伴后来对儿子说：“你妈那时候，像一盏快灭的灯。我每天就做一件事——给灯续油。”
那年冬天，我还叫开水烫了，缝了五十多针。老伴把日子一件一件捡起来。每天黄昏牵我出去散步，夕阳把五号水库的水面照得金红。他不讲大道理，就是陪着走。
头一回重新出门那天，我站在单元门口，阳光刺得睁不开眼。楼下小孩在跳皮筋，我看了很久，慢慢走过去，说：“让阿姨跳一个。”跳了三个，就喘不上气了。可那天回家，我把窗帘拉开了。
抑郁这东西，我不敢说好利索了。就像沉陷区的地，填平了，栽上树了，底下的采空区还在。你得知道它在那儿。
六、家是一块一块补起来的
总有人问，你们家咋经营的？哪有什么经营之道。几十年摔摔打打，攒下几条笨规矩。
结婚第五年，有天我加班到十点，推门看见他坐在客厅抽烟，饭菜凉透了，儿子烧得缩在沙发角。那天吵到半夜，我哭着说不行就分开过。他沉默好久，起身倒了杯热水放在我手边：“咱们再试试。”就这一句。后来我们定了头一条规矩：吵架可以，不许摔门走，东西也不许摔——我小时候，摔的东西看够了。
有一年他评教授赶材料，我赶上年终考核，俩人一周没说上几句话。可每天早上，门把手上都挂着一张便签。他写：今天降温，围巾在第二格。我写：厨房有粥，记得热。
还有一条：别盯孩子的成绩，盯紧自己的样子。儿子刚上小学那年，我应酬多，答应带他去公园，一连爽约三回。他站在玄关仰着脸问：“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那天我推掉所有应酬，带他玩了一整天。回来路上，他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手里攥着给我买的棉花糖。糖化了，黏糊糊沾了我一裤子。我坐在车上，没舍得动。
儿子在矿区大院长大。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参观煤矿，他回来写了篇作文，《地底下的叔叔》。有句话我记到今天：“煤矿的叔叔脸上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他们笑的时候，像天上有星星。”这孩子后来考上大学，离开鹤岗，在南方当了老师，教的也是语文。前年回来一趟，陪我在欣虹湖走了走。走到木栈道上，他忽然停下来，指着湖面问：“妈，这以前不是人工湖吗？”
我说是。
他没再说话，站了很久。我也没说。有些话，得当妈的走了以后，他才能从纸上知道。
七、落在纸上，就说出去了
退休以后，我拿起笔，写那些旧事。
起初只是发朋友圈，后来投给《都市头条》，第一篇散文就收到用稿通知。那天我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看了又看，比当年拿提拔通知还开心。有人问，一把年纪了，写这些图啥？不图啥。写东西还有一桩好处：有些当面说不出口的话，落在纸上，就说出去了。
我写过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母亲在世时，我们娘俩一辈子没谈过湖边那晚。她走的前一年冬天，我陪她在楼下晒太阳，她忽然说：“那年在湖边，拉咱们回来的那个人，我一直没找着。”我说：“妈，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她说：“我记着呢。”然后就聊别的了，说楼下的猫，说白菜涨价了。
我回去想了一宿，也没想明白，她惦记了五十年的，到底是啥。是想当面磕个头，还是只想再看一眼，那年雪地里到底是谁喊了一嗓子。也可能，她惦记的根本不是那个人，是那一嗓子本身——这世上，到底是有人，不肯让我们娘仨死的。
六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学中医。不是要开方子，是忽然想弄明白：这副身体被使唤了六十多年，它自己到底需要啥。我们煤城的人，最懂啥叫透支。
八、烧完的煤，底下还有热乎气
二〇一九年冬天，“五万块买套房”的消息把鹤岗推到了全国跟前。前楼住着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网上买的房，搬来两年了。有天在早市碰见，他问我：“大娘，鹤岗以前真遍地是煤啊？”我说是。他又问：“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遍地是人。”
我小时候晾在窗台的白布衫，一晚上能落一层黑点；现在晒一个礼拜，还是白的。从前的采煤沉陷区，建起了健身中心，我孙女在那儿学游泳。从前的人工湖，清了淤，修了木栈道，改名叫欣虹湖。这些年，我绕着它走过很多回，一直没在当年那个位置停过。不是不敢，就是没停过。
二〇二六年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平安塔。塔建在沉陷区改造的公园里，底下埋着当年最深的采空区。碑文还在：“一九九八年，此处采煤沉陷区开始综合治理。”二十八年了，字迹叫风雨磨浅了。那个“治”字是后来补刻的，比别的字新一些。我伸出手，在那上头摸了一下。
石头晒了一晌午，是温的。
到这个岁数，日子就剩这点实在：兴安岭的达子香开得早不早，早市的豆角新不新鲜，老伴的降压药还够吃几天。
平安塔底下，埋着好多人家的命。要说埋——埋的是我爸的腰杆，我妈那只鞋，赵段长，阎家男人，还有我大半辈子。我儿子活得好好的，在南方教语文，孙女在学游泳。儿子没埋，他爬出来了。爬出来是好事。根留在这儿就行，人不一定非得留在根上。
一块煤烧完，灰是凉的。你把手插进灰里，底下还有点热乎气儿。
我就是攥着这点热乎气，活到今天的。
不说了，回家。锅里的豆角，该焖软了。
【整理者记】全文据七个下午的录音整理，十一万字，删成这一篇。删稿时我犹豫，她说：“删吧。煤烧完了，剩下的都是好炭。”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1955年生，黑龙江鹤岗人，中共党员，党龄五十年。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共青团系统及市政府外事部门任职多年。现为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春雨》网刊、《文学月报》等，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散文组一等奖。著有七律组诗《十五五弦歌》、长篇小说《白桦树的眼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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